茶道
中国茶道
中国茶文化的主体是人，茶是作为人的客体而存在的，茶是为人而存在的。
中国茶文化被称为美的哲学，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中国茶文化美学的根可溯源到先秦和魏晋南北朝。奠定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基础的宗师是大哲学家。 其二、其理论基础源于一些哲学命题。 其三、中国茶文化美学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佛，道，儒三教的哲学理论，并得益于大批思想家哲学家的推动。 其四、中国茶文化美学强调的是天人合一，从小茶壶中探求宇宙玄机，从淡淡茶汤中品悟人生百味。 其五、中国茶文化美学从哲学的高度，广泛深刻的影响着茶人，特别是从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艺术想象力及人格的形成。
总之，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美学理念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的滋润着中国茶文化这朵奇葩。在中国茶文化中既有佛教圆通空灵之美，又有道教幽玄旷达之美以及儒家文雅含蓄之美。
廉、美、和、敬 和韩国的茶礼一样，中国的茶道精神也有不同的提法。中国虽然自古就有道，但宗教色彩不浓，而是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溶在一起，给人们留下了选择和发挥的余地，各层面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爱好选择不同的茶艺形式和思想内容，不断加以发挥创造，因而也就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和清规戒律。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茶文化热潮的兴起，许多人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茶道精神加以总结，归纳出几条便于茶人们记忆、操作的“茶德”。
已故的浙江农业大学茶学专家庄晚芳教授在一九九○年二期《文化交流》杂志上发表的《茶文化浅议》一文中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他提出中国的茶德应是“廉、美、和、敬”，并加以解释：廉俭有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
具体内容为： “廉”——推行清廉、勤俭有德。以茶敬客，以茶代酒，减少“洋饮”，节约外汇。 “美”——名品为主，共尝美味，共闻清香，共叙友情，康起长寿。 “和”——德重茶礼，和诚相处，搞好人际关系。 “敬”——敬人爱民，助人为乐，器净水甘。
大约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程启坤和研究员姚国坤在一九九○年六期《中国茶叶》杂志上发表的《从传统饮茶风俗谈中国茶德》一文中，则主张中国茶德可用“理、敬、清、融”四字来表述：
“理”——“理”者，品茶论理，理智和气之意。两人对饮，以茶引言，促进相互理解；和谈商事，以茶待客，以礼相处，理智和气，造成和谈气氛；解决矛盾纠纷，面对一杯茶，以理服人，明理消气，促进和解；写文章、搞创作，以茶理想，益智醒脑，思路敏捷。
“敬”——“敬”者，客来敬茶，以茶示礼之意。无论是过去的以茶祭祖，公平是今日的客来敬茶，都充分表明了上茶的敬意。久逢知己，敬茶洗尘，品茶叙旧，增进情谊；客人来访，初次见面，敬茶以示礼貌，以茶媒介，边喝茶边交谈，增进相互了解；朋友相聚，以茶传情，互爱同乐，既文明又敬重，是文明敬爱之举；长辈上级来临，更以敬茶为尊重之意，祝寿贺喜，以精美的包装茶作礼品，是现代生活的高尚表现。
“清”——“清”者，廉洁清白，清心健身之意。清茶一杯，以茶代酒，是古代清官司的廉政之举，也是现代提倡精神文明的高尚表现。一九八二年，首都春节团拜会上，每人面前清茶一杯，显示既高尚又文明，“座上清茶依旧，国家景象常新”，表明了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天强调廉政建设，提倡廉洁奉公，“清茶一杯”的精神文明更值得发扬。“清”字的另一层含义是清心健身之意，提倡饮茶保健是有科学根据的，已故的朱德委员长曾有诗云：“庐山云雾茶，示浓性泼辣。若得长年饮，延年益寿法。”体会之深，令人敬佩。
“融”——“融”者，祥和融洽、和睦友谊之意。举行茶话会，往往是大家欢聚一堂，手捧香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朋友，亲人见面，清茶一杯，交流情感，气氛融洽，有水乳交融之感。团体商谈，协商议事，在融洽的气氛中，往往更能促进互谅互让，有益于联合与协作，使交流交往活动更有成效。由此可见，茶在联谊中的桥梁组带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两位专家还认为：中国的茶，能用来养性、联谊、示礼、传情、育德，直到陶冶情操，美化生活。茶之所以能适应各种阶层，众多场合，是因为茶的情操、茶的本性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平凡实在、和诚相处、重情好客、勤俭育德、尊老爱幼的民族精神。所以，继承与发扬茶文化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国茶德，对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在此之前，台湾的范增平先生于一九八五年提出中国“茶艺的根本精神，乃在于和、俭、静、洁。”范先生的茶艺根本精神，就是茶道的精神，也就是上述的茶德。虽未加以详细解释，但其含义仍不难理解，与前述几位专家的意见相去不远。更早一点，在一九八二年，台湾的国学大师林荆南教授将茶道精神概括为“美、健、性、伦”四字，即“美律、健康、养性、明伦”，称之为“茶道四义”。
其具体解释如下：
“美”——是茶的事物，律是茶的秩序。事由人为，治茶事，必先洁其身，而正其心，必敬必诚，才能建茶功立茶德。洁身的要求及于衣履，正心的要求见诸仪容气度。所谓物，是茶之所属，诸如品茶的环境，的器具，都必须美观，而且要调和。从洁身、正心，至于环境、器具，务必须知品茗有层次，从层次而见其升华，否则茶功败矣，遑信茶德。
“健”——健康是治茶的大本。茶叶必精选，劣茶不宜用，变质不可饮；不洁的水不可用，水温要讲究，冲和注均须把握时间。治茶当事人，本身必健康，轻如风邪感冒，亦不可泡茶待客，权宜之法，只好由第三者代劳。茶为健康饮料，其有益于人身健康是毫无疑问的。推广饮茶，应该从家庭式开始，拜茶之赐，一家大小健康，家家健康，一国健康，见到全体人类健康；茶，就有“修、齐、治、平”的同等奥义。
“性”——养性是茶的妙用！人之性与茶之性相近，却因为人类受生活环境所污染，于是性天积垢与日俱加，而失去其本善；好在茶树生于灵山，得雨露日月光华的灌养，清和之气代代相传，誉为尘外仙芽；所以茶人必须顺茶性，从清趣中培养灵尖，涤除积垢，还其本来性善，发挥茶功，葆命延所，持之有恒，可以参悟禅理，得天地清和之气为已用，释氏所称彼岸，可求于明窗净几之一壶中。
“伦”——明伦是儒家至宝，系中国五千年文化于不坠。茶之功用，是敦睦耸关系的津梁：古有贡茶以事君，君有赐茶以敬臣；居家，子媳奉茶汤以事父母；夫唱妇随，时为伉俪饮；兄以茶友弟，弟以茶恭兄；朋友往来，以茶联欢。今举茶为饮，合乎五伦十义（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友信、朋谊、君敬、臣忠），则茶有全天下义的功用，不是任何事物可以替代的。
此外，台湾的周渝先生近年来也提出“正、静、清、圆”四字作为中国茶道精神的代表。
以上各家对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茶德）的归纳，虽然不尽相同，但其主要精神还是接近的，特别是清、静、和、美等是符合中国茶道的精神和茶艺的特点，和日本茶道和韩国茶礼的基本精神也是相通的。
据陈香白教授研究，他认为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就是“和”。
“和”意味着天和、地和、人和。它意味着宇宙万物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并因此产生实现天人合一之后的和谐之美。
“和”的内涵非常丰富，作为中国文化意识集中体现的“和”，主要包括着：和敬、和清、和寂、和廉、和静、和俭、和美、和爱、和气、中和、和谐、宽和、和顺、和勉、和合（和睦同心、调和、顺利）、和光（才华内蕴、不露锋芒），和衷（恭敬、和善）、和平、和易、和乐（和睦安乐、协和乐音）、和缓、和谨、和煦、和霁、和售（公开买卖）、和羹（水火相反而成羹，可否相成而为和）、和戎（古代谓汉族与少数民族结盟友好）、交和（两军相对）、和胜（病愈）、和成（饮食适中）等意义。
一个“和”字，不但囊括了所有“敬”、“清”、“寂”、“廉”、“俭”、“美”、“乐”、“静”等意义，而且涉及天时、地利、人和诸层面。请相信：在所有汉字中，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和”更能突出“中国茶道”内核、涵盖中国茶文化精神的字眼了。香港的叶惠民先生也同意此说，认为“和睦清心”是茶文化的本质，也就是茶道的核心。
日本茶道
日本“茶道四规”——“和”、“敬”、“清”、“寂”。
从唐代开始，中国的饮茶习俗就传入日本被日本的饮茶习俗吸收，到了宋代，日本开始种植茶树，制造茶叶。到明代，真正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其中集大成者是千利休（一五二二——一五九二年）。他明确提出“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要求人们通过茶室中的饮茶进行自我思想反省，彼此思想沟通，于清寂之中去掉自己内心的尘垢和彼此的芥蒂，以达到和敬的目的。
“和、敬、清、寂”被称之为日本“茶道四规”：
“和”、“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通过饮茶做到和睦相处、互相，以调节人际关系。
“清”、“寂”是指环境气氛，要以幽雅清静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造成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熏陶。
但日本茶道的宗教（特别是禅宗）色彩很浓，并形成严密的组织形式。它是通过非常严格、复杂甚至到了繁琐程度的表演程式来实现“茶道四规”的，较为缺乏一个宽松、自由的氛围。平安时代初期，是日本栽培茶树的开始，到了镰仓时代，神僧荣西创造了茶的加工方法，还制造出优质茶种到日本传播，他于公元一二一一年写成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
中国的茶文化来自平民大众的日常习俗，而日本则恰恰相反，饮茶文化走的是自上而下的道路，就如同明治年间的资本主义改革。自镰仓时代开始，在思想上受到《吃茶养生记》的影响，将茶尊奉为灵丹妙药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而茶叶种植的高速发展也为茶走入平民家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段时间，饮茶活动以寺院为中心开始逐渐普及到民间。
与中国发酵茶叶的方法不同，日本茶将蒸过的茶叶自然干燥，研成粉末，这样的茶叶就称为“抹茶”。到室町时代，畿内的茶农为了对茶叶评级而举行品茶会，由这种茶集会发展成为许多人品尝茶叶的娱乐活动，并发展了最初的茶道礼仪。这一时期，“斗茶”成为茶文化的主流，游艺性为其主要特点。后来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对斗茶进行了提炼，为向宗教性质的“书茶院”过渡做了铺垫。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在他隐居的京都东山建造了“同仁斋”，地面用榻榻米铺满，一共用了四张半。这种铺满榻榻米的室内设计为后世所借鉴，由此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茶室”。此前的斗茶会都在较大的空间举行，显得喧闹而不注重礼仪；而“同仁斋”将开放式的，不固定的空间进行了缩小和封闭，这就给茶道的形成创造了稳定的室内空间。这种房间称为书院式建筑，在其中进行的茶会就称为“书院茶”。“书院茶”要求茶室绝对肃静，主客问答简明扼要，从而一扫斗茶的杂乱之风。书院茶完成了将外来的文化如大唐文化被日本文化吸收的任务，并且基本确立了现代日本茶道的点茶程序。总之，到了室町时代末期，茶道的诞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茶会通常在一间简朴幽雅的茶室中进行，茶室的门通常是一扇活动的小矮门，赴会客人须躬身而入以示谦逊，主人跪坐在门前迎接以示尊敬。茶室内悬挂有禅意的字画、桌上摆有插花供客人欣赏，整体给人以亲切、高雅的感觉。室内设有烧水用的陶制炭炉和茶壶、茶碗及各种饮茶用具。
日本茶道，强调的是以下三个观点：
一、“和敬清寂”
“和敬清寂”被称为茶道的四谛、四规、四则。是日本茶道思想上最重要的理念。一提这四个字，人们马上就会和茶道联系起来。茶道思想的主旨为：主体的“元”即主体的绝对否定。而这个茶道的主旨是无形的。作为“无”的化身而出现的有形的理念便是和、敬、清、寂。它们是“无”泊出生的四种现象。由这四个抽象的事物又分别产生了日本茶道艺术成千上万种诸形式。
二、“一期一会”
“一期”指“一期一命”“一生”“一辈子”的意思。一期一会是说一生只见一次，再不会有第二次的相会，这是日本茶人们在举行茶事时所应抱的心态。这种观点来自佛教的无常观。佛教的无常观督促茶人们尊重一分一秒，认真对待一时一事。当举行茶事时，要抱有“一生一世只一次”的信念。时至今日，日本茶人仍忠实地遵守着一期一会的信念，十分珍惜每一次茶事，从每一次紧张的茶事中获得生命的充实感。
三、“独坐观念”
“独坐观念”一语也出自井伊直弼的《茶汤一会集》。“独坐”指客人走后，独自坐在茶室里，“观念”是“熟思”、“静思”的意思。面对茶釜一只，独坐茶室，回味此日茶事，静思此日不会重演。茶人的心里泛起一阵茫然之情，又涌起一股充实感。茶人此时的心境可称作“主体的无”。
由此可见，在日本茶道中，刻意地淡化了人的存在，而一味地强求对茶的突出。这正是两国茶文化上最大的差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国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别。
综上所述，有人得出如下结论：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是自下而上的，故而起发展的特点是在广度上，以求博大，所谓之：茶文化，并与儒家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讲，把中国茶文化从儒家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研究是不现实的，也正是这一点，因为中国文人的洒脱不羁，中国茶文化，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但由于水准所限，中国对于茶，只是笼统的称之为“茶文化”或“茶艺”，而不敢奢谈“茶道”。反观日本，从一开始，茶的传播就是自上而下的，上层社会将茶上升为一中莫名其妙的宗教，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某种需求，将茶套入一个神圣的光环中，务精务细，不能不说拘泥于表象而沦落为形式了。在茶道中，人已经沦为茶的奴仆，似乎是有本末倒置的嫌疑。这样，有人得出结论：自近代以来，中国的茶文化趋向于没落，远远不及日本；但从深层次上看来，这是由两国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底蕴所决定的：在中国，茶只是一门艺术，是从属于人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日本，则是神圣、严肃的大“道”。
朝鲜茶道
清、敬、和、乐
朝鲜与中国土相连，自古关系密切，中国儒家的礼制思想对朝鲜影响很大。儒家的中庸思想被引入朝鲜茶礼之中，形成“中正”精神。
创建“中正”精神的是草衣禅师张意恂（公元一七八六——一八六六年），他在《东茶颂》里提倡“中正”的茶礼精神，指的是茶人在凡事上不可过度也不可不及的意思。也就是劝要有自知之明，不可过度虚荣，知识浅薄却到处炫耀自己，什么也没有却假装拥有很多。人的性情暴躁或偏激也不合中正精神。
所以，“中正”精神应在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中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从而使消极的生活方式变成积极的生活方式，使悲观的生活态度变成乐观的生活态度。这种人才能称得上是茶人，中正精神也应成为人效中的生活准则（尹炳相：《韩国的茶文化与新价值观的创造》，载于《农业考古》一九九七年二期）。
后来韩国的茶礼归结为“清、敬、和、乐”或“和、敬、俭、真”四个字，也折射了朝鲜民族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由此亦可见，朝鲜的茶礼精神就是茶道精神。
“茶禅一味”考源
一、圆悟手书“茶禅一味”之说查无实据
我国茶文化研究者中有人认为“茶禅一味”最早的资料是宋代禅门巨匠圆悟克勤的手书真迹。如丁文在其论文《论“茶禅一味”》中说：“‘茶禅一味’，其说源于宋代，系禅僧圆悟克勤手书赠送参学的日本弟子的四字真诀。(1)”再如江静、吴玲编著的《茶道》也说：“‘茶禅一味’的说法最早是由我国宋代著名禅师圆悟克勤(1063-1135)提出的。据说，克勤曾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真诀，赠予高徒虎丘绍隆。(2)”杭州作家王旭峰也说：“宋代有个叫圆悟克勤的禅师，手写‘茶禅一味’于日本弟子，回国时翻船，装在竹筒中的字幅儿辗转到了一休大师手中，据说一休以此得道。这四个字便成了镇寺之宝，至今仍收藏在日本京都大德寺里。(3)”三者都断定圆悟克勤曾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真诀，不同的是有的说这四字真诀是赠给日本弟子的，有的说是赠与中国弟子虎丘绍隆(1077-1136)的。
显然，赠送给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圆悟克勤究竟是否手书过“茶禅一味”的四字真诀?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们至今未能出示圆悟克勤手书过这四字真诀的史料证据。不仅如此，我们在圆悟克勤的《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以及圆悟弟子虎丘紹隆编录的《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佛果克勤禅师心要》等史料中也没有发现圆悟克勤的有关茶禅关系的言辞。圆悟克勤禅师是中国禅林的一代宗师(图1)，著有“宗门第一书”《碧岩录》，在佛教界有着崇高的地位，但要断定“茶禅一味”出自圆悟之手，是必须具备可靠的相关史料的，不能仅仅凭他的禅学建树和地方饮茶习惯进行主观臆测。
其实，在汉语里，“茶禅”或“禅茶”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才被作为一个固定词语而广泛使用。据学者研究，我国古代将“茶”和“禅”二字组合起来，构成“茶禅”或“禅茶”一词的文献资料，最早出现于清代。有人通过《四库全书》和佛教典籍的电子检索，发现中国古代并不存在“茶禅”或“禅茶”这样的概念，至少不是一个重要概念(4)。
不仅是古代，即使在1990年代之前，“茶禅”或“禅茶”也是几乎无人使用的词语。1990年，葛兆光在《读书》杂志发表《茶禅闲话》一文时说：“古人以禅意入诗入画，尝有‘禅诗’、‘禅画’之称，似无‘茶禅’之名，”于是便自己杜撰了“茶禅”一词用于文章的题目(5)。翌年，葛先生又在《读书》发表《茶禅续语》，说“自家不识金镶玉，大言不惭以为‘茶禅’是可以抢个专利证的杜撰，谁料无意中读一书，云克勤禅师赠日本僧珠光语中便有‘茶禅一味’，今尚藏于日本奈良寺中，不觉脸皮无光，只得连叫‘苦也苦也’。(6)”葛先生给自己的文章起了个名叫《茶禅闲话》，以为自己杜撰“茶禅”一词，有首创之功，可以拿个“专利”，没想到某书写着“茶禅一味”语出圆悟克勤之事，顿觉脸上无光，叫苦不迭。
我们无意考究葛先生是从哪本书上得知“茶禅一味”语出圆悟克勤的，我们想说的是，博识如葛公尚且不知有“茶禅”一词，可见至迟到1900年代初，该词在现代汉语中尚未成为一个习用的词语，更不用说“茶禅一味”了。大概由于这样的原因，1992年5月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陈宗懋主编的茶文化词典《中国茶经》中没有“茶禅”、“禅茶”和“茶禅一味”之类的词条。不仅如此，2002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朱世英等主编《中国茶文化大辞典》也没有“茶禅一味”的词条。
国内学者早已有人对圆悟手书“茶禅一味”的说法提出过质疑。例如，在2007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茶事通义》中，陈香白指出：“笔者查阅了《大藏经》等相关资料，尤其是《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并翻遍《中日高僧书法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7月版)均找不到‘茶禅一味’出自圆悟克勤之证据。(7)”可惜的是，这样学术态度严谨的质疑没有被很多人接受，认为“茶禅一味”出自圆悟克勤之手的臆说至今依然在我国茶文化领域十分流行。
二、海上漂流的圆悟印可状
江静、吴玲的《茶道》还说：“这四字真迹后来被来华的日本僧人携带回国，临抵海岸之际，风急浪高，船体粉碎，所幸四字真迹已经漆制装裱，未被海浪吞没，漂至岸边，为人拾起，最终辗转传至一休宗纯手中，成为日本代代相传的国宝。(8)”靳飞《茶禅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一书也说：一休“他能把自己老师华叟宗昙的印可状烧掉，但却精心保存着圆悟的一幅墨迹，可见其对圆悟的尊敬。后来一休把这幅墨迹传给茶道开山祖村田珠光。由珠光下传，此墨迹遂成茶道重宝。可惜的是，在流传中有半幅被人截走后神秘失踪了，余下的半幅今藏于东京的国立博物馆，更被列作国宝。(9)”这不符合事实。
遭遇风浪漂流海中的圆悟墨迹，既不是“茶禅一味”的四字真诀，也和一休宗纯没有任何关系。根据相关资料我们知道，经历过海上漂流最后被定为国宝的圆悟墨迹是宋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圆悟写给其弟子虎丘紹隆的印可状，日本茶道界称之为“流れ圜悟”，意思是“经过漂流的圆悟墨迹”。因为是圆悟给紹隆的印可状，我们不妨称之为“圆悟印可状”。据传，一名叫尧甫的僧人在萨摩(现鹿儿岛县)的坊之津海边捡到了装在桐木筒里的这幅印可状，后献给大德寺大仙院的古岳宗亘(1465-1548)，成为大仙院的“什物”。所谓“什物”，是指“个人不能随意处理的寺院所有之物”，也就是说这“流れ圜悟”成了大仙院的庙产，物权不归私人所有。后来，大概由于享德2年(1543)的火灾和应仁之乱(1467-1477)给大德寺造成了巨大损失，需要复兴的资金，天正8年(1580)前后，大仙院将其卖给了堺市富商·茶人谷宗临(1532-1601)。宗临的儿子宗卓又把这印可状裁剪为两半，把后半幅卖给了仙台藩主伊达政宗(1567-1636)。剩下的前半幅后归祥云寺所有。位于堺市的祥云寺是谷氏家族的“菩提寺”，即供奉谷氏族祖先的寺院，应该说是檀越对祖庙的捐赠吧。文化元年(1804)，这半幅墨迹又转而为大名茶人松平不昧(1751-1818)收藏，成为松平家祖传的宝物。1938年，松平家族将其捐赠给帝室博物馆，而原先卖给伊达政宗的后半幅至今下落不明。
帝室博物馆即现在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因此，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圆悟克勤墨迹，即“流れ圜悟”，只有前半幅19行字。纸本墨书，尺寸为43.9×51.4厘米，因为是现存最古的圆悟克勤墨迹，昭和26年(1951)被定为国宝(图2)。虽然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对这半幅“流れ圜悟”的真伪提出过质疑(10)，但至今依然没有动摇其“国宝”的地位(11)。
(图注：圆悟印可状(选自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人和茶》)
圆悟克勤的这幅印可状，原文见于《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四和《佛果克勤禅师心要》卷上，全文约900字，只有“赵州吃茶去”一句中有个“茶”字，此外没有一个“禅”字，更不用说“茶禅一味”了。可见，所谓“茶禅一味”四字真诀经海上漂流或被裁剪为两半最后被定为国宝的说法，不能不说是某些人根据一鳞半爪的信息而主观杜撰的动人故事。
三、一休授予珠光的圆悟法语
再说一休宗纯授予村田珠光的圆悟墨迹。在日本茶道界，通常把一休授予珠光的圆悟墨迹特称为“圜悟の墨跡”，以区别于上文所述之“流れ圜悟”。“圜悟の墨跡”是宋建炎二年(1128)二月，圆悟克勤写给虎丘绍隆的法语，为行文方便，我们暂且把称作“圆悟法语”。
现存的“圆悟法语”，纸本墨书，长61.2厘米，宽29.7厘米。现藏畠山纪念馆，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图3)。原文收录于《佛果克勤禅师心要》卷上《示开圣隆长老》，全文347字，内容是回忆师徒之谊，赞赏紹隆才干，勉励禅途精进之类，与禅茶无涉。
(图注：圆悟法语(选自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人和茶》)
关于这幅“圆悟法语”，千利休的弟子山上宗二《山上宗二记》有所记载，文中说：“又有用禅宗之墨迹于茶汤者，是珠光得圆悟之墨迹于(一)休和尚，以是为一种(饰物)而乐。(12)”又云“圆悟墨迹一幅，……是昔珠光得赐于一休和尚之墨迹也。(13)”另《宗湛日记》也说：“所谓圆悟墨迹，乃珠光得之于一休而装裱者也。(14)”据此，日本茶道史家一般都认为，村田珠光曾从一休宗纯获得过圆悟克勤的墨迹这一历史事实是基本可信的。
被称为日本茶道开祖的村田珠光(1422-1503)11岁出家入奈良称名寺为僧，因怠慢寺役而被逐出寺院，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19岁时进入位于现京都府田边市酬恩庵成为一休宗纯的弟子。酬恩庵即现在的一休庵，是大德寺的“末寺”，属临济宗。珠光师从一休修禅，悟出“佛法就在茶汤里”的真谛，一休以圆悟墨迹作为印可状授予村田珠光。珠光将其挂在茶室。《山上宗二记·墨迹》认为此举为“挂墨迹之初也。”，说明开茶室挂禅僧墨迹之先河者为村田珠光。之后，随着日本茶人和禅宗寺院关系的日益密切，茶式挂禅僧墨迹的做法逐渐成为惯例，成为茶会的点睛之物。
挂于壁龛的字画在日本被称为“挂物”，而把茶室里挂的字画特称为“茶挂”。茶室里挂字画，并非单纯为了装饰点缀，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字画表现茶会主题，统合主客心境，被视为“一座建立”、“一期一会”的“本尊”，是茶会最要紧的物件。日本茶道圣典《南坊录》云：“无若挂物之第一道具者，乃客、亭主共茶汤三昧，一心得道之物也，以墨迹为第一。敬其文句之心，赏玩笔者之道人、祖师之德也。(15)”说明茶会以“挂物”为第一，“挂物”以“墨迹”为第一。而日本茶道界所称的“墨迹”，主要是指禅僧，尤其是临济宗禅僧的墨宝。从这个意义上说，圆悟墨迹在日本茶道史上是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的。
堀江知彦《茶挂之书》提出了作为“茶挂”的四个条件：一、能表现“侘び”“寂び”境界;二、能让人明显地感觉到季节感;三、具有禅意;四、传承路径明确(16)。从传承途径来说，这幅圆悟墨迹也是传承有序，曾辗转于名流大亨之间。珠光去世之后，珠光的养子村田宗珠继承了这幅墨迹，后经武野绍鸥、千利休、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之手，无一不是声名显赫之人，因此，这幅圆悟墨迹自古以来被视为日本茶道的顶级“茶挂”。
四、“茶禅一味”在日本的确立
我们有必要简述一下“茶禅一味”在日本的确立过程。日本在早在16世纪就有反映茶禅一味思想的资料，但“茶禅一味”作为一个语词的确立却是上个世纪的事。
临济宗禅僧大休宗休(1468-1549)语录《见桃录》引松源和尚诗句“茶兼禅味可”(17)，被认为是“茶禅一味”的萌芽。堺市南宗寺开山大林宗套(1480-1568)在武野绍鸥的肖像上所题诗中亦有“料知茶味同禅味”的句子，表达了茶禅同味的认识。记录千利休孙子千宗旦(1578-1658)茶语的《禅茶录》曾被改为《宗旦遗书茶禅同一味》、《茶禅同一味》等书名流布坊间，茶禅一味的概念进一步明确。1905年，大日本茶道学会创始人田中仙樵出版了《茶禅一味》一书，被认为是“茶禅一味”始见于文字的首例，标志着“茶禅一味”概念的确立。
但是，“茶禅一味”并没有很快成为一个社会习用词语(日语称为“熟語”)，笔者查阅手头的辞典发现，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在日本出版的相当于我国的《辞海》规模的大型国语辞典，例如小学馆的《新版·言林》(1963年)、岩波书店的《广辞苑》第二版补定版(1975年)、小学馆的《国语大词典》(1981年)中均未出现“茶禅一味”，而只有“茶禅一致”一词。说明那个时代在日本社会习用的是“茶禅一致”，而非“茶禅一味”。
1988年三省堂出版了松村明编《大辞林》，其中的词条仍为“茶禅一致”，但在词义解释之后列出了同义语“茶禅一味”。三省堂的《辞林21》(1993年)也是如此。可见，大约在1980年代中后期，“茶禅一味”一词才开始成为日本社会习用的四字格习语(日语称为“四字熟语”)。在此之前，也许主要在茶界或禅界使用。例如， 1956年日本出版的桑田忠亲编《茶道辞典》(东京堂出版)、1975年出版的井口海仙等主编的彩色版《原色茶道大辞典》(淡交社)，均有“茶禅一味”词条，而没有“茶禅一致”。后来，作为茶界和禅界用语的“茶禅一味”，随着日本经济增长，习茶修禅人口不断增加而逐渐渗透到社会民众之间，最后定格成为一般民众熟知的四字格习语。
五、“茶禅一味”传入中国
“茶禅一味”作为四字格习语传入中国应该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1937年，日本大东出版社出版了医学博士诸冈存的《茶とその文化》一书，书中有一节专门讨论了茶和佛教，尤其是和禅宗的关系，并用“茶禅一味”和“茶佛一味”来说明茶和禅宗以及佛教的密切关系。1939年12月，诸冈存的《茶とその文化》的中文编译本由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茶叶出版部作为《茶叶丛刊第一种》出版发行，题为《茶与文化》，编译者吕叔达。原书共有两处“茶禅一味”，中文编译版删除了一处。但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知道的最早出现“茶禅一味”的中文资料吧。
大概是由于吕叔达编译的《茶与文化》是浙江省茶叶行业的出版物的缘故吧，该书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多大的影响。“茶禅一味”第二次传入中国便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事了。
众所周知，我国的茶文化热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百废俱兴，经济热独占鳌头，文化热不甘落后，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当时文化发展的抓手，时代潮流滚滚，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就茶文化角度而言，1977年，台湾民俗学会理事长娄子匡等人提倡弘扬茶文化，在“茶道”和“茶艺”的用语选择上引起了争论。为了避免和日本茶道的混淆，人们选择了“茶艺”作为代表中国茶文化的概念，形成了中国茶艺、韩国茶礼和日本茶道等反映东亚三国不同茶文化特质的三个概念，为大陆的茶文化热增添了助力。与此同时，我国茶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对邻国日本、韩国的茶文化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各种译介邻国茶文化的专著和文章不断问世，“茶禅一味”亦随之见诸各种书刊，成为人们谈茶说禅时津津乐道的一个概念。
但浮躁的时代难免因浮躁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当时我国茶文化研究者对日本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因此，在1980年代，有人会把“南浦绍明”当作南浦和绍明，认为是两个人;也有人把“堺”翻译成“边境”，不知道“堺”是日本的一个地名。关于中日茶文化交流历史的知识，当时也大多是通过日文资料获得的，但由于资料欠缺、读解能力、治学态度等诸多原因，造成了这样那样的知识性错误。圆悟克勤手书“茶禅一味”的臆说，以及混淆“圆悟印可状”和“圆悟法语”的错误应该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正如我国经济经过迅猛发展其以后，现在已经步入了稳步发展的新常态那样，我国的茶文化研究也应该由快速发展而转为扎实、严谨的阶段，逐渐纠正茶文化领域的一些广为流传、以讹传讹的错误观念和错误知识，已是茶文化研究者的当务之急。愿和全国茶文化研究者共同努力。
【摘自2017年《吃茶去》杂志(总第67期);作者：曹建南(上海)，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专家)】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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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松源和尚，有人认为是宋代禅僧松源崇岳(1132-1202)，但查《松源崇岳禅师语录》无此句，待考。
中国茶道发展史纲要
茶道是以修行悟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茶道包括茶艺、茶礼、茶境、修道四大要素。所谓茶艺是指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的一套技艺;所谓茶礼，是指茶事活动中的礼仪、法则;所谓茶境，是指茶事活动的场所、环境、所谓修道，是指通过茶事活动来怡情修性、悟道体道。
茶道图 [元] 作者不详彩绘壁画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沙子山2号墓壁画
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一般指宇宙法则、终极真理、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万物的本质或本源。道，有儒家之道、道家之道，有佛教之道、各家之道不尽一致。中国文化主流是“儒道互补”，隋唐以降又趋于“三教合一”。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往往兼修懦道佛，即使道士、佛徙，也往往是旁通儒佛、儒道。流传最广，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一派，便吸收了老庄孔孟的一些思想，而宋元明清佛教的一大特点便是融通儒道，调合三教。宋明新儒学兼收道、佛思想，有所谓“朱子道，陆子禅”之说。金元道教全真派祖师王重阳，竭力提倡“三教合一”，其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
茶道中所修何道?可为儒家之道，可为道家、道教之家，也可为禅宗及佛教之道，因人而异。一般来说，茶道中所修之道为综合各家之道。修道的理想追求概括起来就是养生、怡情、修性、证道。证道是修道的理想结果，是茶道的终极追求，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证道则天人合一、即心即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极高明而道中庸，无为而无不为。
调琴啜茗图卷 (听琴图) [唐] 周昉
考察中国的饮茶历史，饮茶法有煮、煎、点、泡四类，形成茶艺的有煎茶法、点茶法、泡茶法。依茶艺而言，中国茶道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三种形式。
茶艺是茶道的基础，茶道的形成必然是在饮茶普及，茶艺完善之后。唐代以前虽有饮茶，但不普遍。西晋虽有茶艺的雏型(见杜育《荈赋》)，还远未完善。晋、宋以迄盛唐，是中国茶道的酝酿期。
宫乐图(会茗图) [唐] 作者不详
中唐以后，中国饮茶“殆成风俗”，形成“比屋之饮”，“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唐朝肃宗、代宗、德宗时期，陆羽著《茶经》，奠定了中国茶道的基础。又经皎然、常伯熊等人的实践、润色和完善，形成了“煎茶道”;北宋时期，蔡襄著《茶录》，徽宗赵佶著《大观茶论》，从而形成了“点茶道”，明代后期，张源著《茶录》，许次纾著《茶疏》，标志着“泡茶道”的诞生。
中国古代没有茶道专著，有关茶道的内容散见于各种茶书及茶诗文绘画中。下面是从古代茶书及茶诗文的东鳞西爪中，笔者所披寻出的中国茶道形成与发展的脉络。
一、唐宋时期──煎茶道
煎茶法萌芽于晋，至唐陆羽《茶经》始有详细记载。《茶经》初稿成于唐肃宗、代宗朝时期，又经修订，于唐德宗朝时期定稿。《茶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茶道的诞生。其时其后，皎然、卢仝作茶歌，斐汶撰《茶述》，张又新撰《煎茶水记》，温庭筠撰《采茶录》，推波助澜，使中国煎茶道日益成熟。
(一)煎茶道茶艺
煎茶道茶艺有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经》"四之器"章列茶器二十四事，即风炉(含灰承)、筥、炭挝、火夹、鍑、交床、夹、纸囊、碾(含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夹、鹾簋(含揭)、熟盂、碗、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另有的统贮茶器的都篮。
2.选水
《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据说陆羽晚年撰《水品》(一说《泉品》)一书。张又新于公元825元年前后撰《煎茶水记》，书中引刘伯刍评判天下之水七等，陆羽评判天下之水二十等。讲究水品，是中国茶道的特点。
3.取火
《茶经》“五之煮”云："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炙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温庭筠撰于公元860年前后的《采茶录》“辨”条载：“李约，[氵开]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尝日：‘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庶可养茶。”
4.候汤
《茶经》“五之煮”云：“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候汤是煎茶的关键。
5.习茶
习茶包括藏茶、炙茶、碾茶、罗茶、煎茶、酌茶、品茶等。
撰于八世纪末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饮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常伯熊，生平事迹不详，约为陆羽同时人。他对《茶经》进行了润色，娴熟茶艺，是煎茶道的开拓者之一。
陆羽、常伯熊而外，皎然、张又新、刘禹锡、白居易、李约、卢仝、钱起、杜牧、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齐己等人对煎茶道茶艺均有贡献。
(二)茶礼
《茶经》“五之煮”云：“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一次煎茶少则三碗，多不过五碗。客人五位，则行三碗茶，客人七位，则行五碗茶，缺两碗，则以最先舀出的“隽永”来补。若客四人，行三碗，客六人，行五碗，所缺一碗以“隽永”补。若八人以上则两炉、三炉同时煮，再以人数多少来确定酌分碗数。
(三)茶境
《茶经》“九之略”章有“若松间石上可坐”，“若瞰泉临涧”，“若援蘲跻岩，引[纟亘]入洞”，则饮茶活动可在松间石上，泉边涧侧，甚至山洞中。“十之图”章又载：“用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室内饮茶，则在四壁陈挂写有《茶经》内容的挂轴，开后世悬挂书画条幅的先河。
吕温《三月三日茶宴》序云：“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爰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莺飞花拂，清风丽日，环境清幽。
钱起《与赵莒茶宴》诗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翠竹摇曳，树影横斜，环境清雅。
唐代茶道，对环境的选择重在自然，多选在林间石上、泉边溪畔、竹树之下清静、幽雅的自然环境中。或在道观僧寮、书院会馆、厅堂书斋，四壁常悬挂条幅。
(四)修道
《茶经》“一之源”载：“茶之为物，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饮茶利于“精行俭德”，使人强身健体。
《茶经》“四之器”，其风炉的设计就应用了儒家《易经》的“八卦”和阴阳家的“五行”思想。风炉上铸有“坎上巽下离于中”，“体均五行去百疾”的字样。鍑的设计为：“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正令、务远、守中，反映了儒家的“中正”的思想。
《茶经》不仅阐发饮茶的养生功用，已将饮茶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旨在培养俭德，正令、务远、守中。
诗僧皎然，年长陆羽，与陆羽结成忘年交。皎然精于茶道，作茶诗二十多首。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有：“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首标“茶道”，在茶文化史上功并陆羽。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
玉川子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问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文字五千卷”，是指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三碗茶，唯存道德，此与皎然“三饮便得道”义同。四碗茶，是非恩怨烟消云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羽化登仙。“七碗茶”流传千古，卢仝也因此与陆羽齐名。
钱起《与赵莒茶宴》诗写主客相对饮茶，言忘而道存，洗尽尘心，远胜炼丹服药。
裴汶《茶述》记：“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茶，性清味淡，涤烦致和，和而不同，品格独高。
中唐以降，已经认识到茶的清、淡的品性和涤烦、致和、全真的功用。饮茶能使人养生、怡情、修性、得道，甚至能羽化登仙。陆羽《茶经》，裴汶《茶述》，皎然“三饮”，卢仝“七碗”，高扬茶道精神，把饮茶从目常物质生活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
明 文徵明 陸羽烹茶圖
综上所述，八世纪下半叶，值中唐时期，煎茶茶艺完备，以茶修道思想确立，注重对饮茶环境的选择，具备初步的饮茶礼仪，这标志着中国茶道的正式形成。陆羽不仅是煎茶道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茶道的奠基人。煎茶道是中国最先形成的茶道形式，鼎盛于中、晚唐，经五代、北宋，至南宋而亡，历时约五百年。
二、宋明时期──点茶道
点茶法约始于唐末，从五代到北宋，越来越盛行。十一世纪中叶，蔡襄著《茶录》二篇，上篇论茶，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下篇论茶器、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蔡襄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同时又是文学家、茶叶专家、荔枝专家，其《茶录》奠定了点茶茶艺的基础。
宋辽点茶
见于河北宣化下八里村1号墓辽代壁画《点茶图》。壁画描绘了两人正在配合注汤点茶的情景。
十二世纪初，宋徽宗赵佶著《大观茶论》二十篇：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外焙。赵佶是杰出的艺术家，书画、诗文皆佳，且精于茶道。点茶道酝酿于唐末五代，至北宋后期而成熟。
十五世纪中叶，朱权著《茶谱》，对点茶道崇新改易。
(一)点茶道茶艺
点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录》、《茶论》、《茶谱》等书对点茶用器都有记录。宋元之际的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对点茶道主要的十二件茶器列出名、字、号，并附图及赞。归纳起来点茶道的主要茶器有：茶炉、汤瓶、砧椎、茶钤、茶碾、茶磨、茶罗、茶匙、茶筅、茶盏等。
2.选水
宋人选水承继唐人观点，以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但《大观茶论》“水”篇却认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古人品水，虽曰中泠、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常汲者为可用。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腥、泥泞之汙，虽轻甘无取。”宋徽宗主张水以清轻甘洁为好，以山水、井水为用，反对用江河水。
3.取火
宋人取火基本同于唐人
宋辽茶具
见于辽代张文藻墓壁画《童嬉图》。壁画右有四个人物，四人中间放茶碾一只，船形碾槽中有一碾轴。旁边有一个黑皮朱里圆形漆盘，盘内放有曲柄锯子、毛刷和绿色茶碾。盘的上方有茶炉，炉上坐一执壶。画中间的桌子上放着些茶碗、贮茶瓶等物。
4.候汤
蔡襄《茶录》“候汤”条载：“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汤最难。”蔡襄认为蟹眼汤已是过熟，且煮水用汤瓶，气泡难辨，故候汤最难。赵佶《大观茶论》“水”条记：“凡用汤以鱼目蟹眼连绎迸跃为度，过老则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顷刻而后用。”赵佶认为水烧至鱼目蟹眼连绎迸跃为度。蔡襄认为蟹眼已过熟，而赵佶认为鱼目蟹眼连绎迸跃为度。汤的老嫩视茶而论，茶嫩则以蔡说为是，茶老则以赵说为是。
5.习茶
点茶道习茶程序主要有：藏茶、洗茶、炙茶、碾茶、磨茶、罗茶、燲盏、点茶(调膏、击拂)、品茶等。
宋辽点茶
见于河北宣化下八里村6号墓辽代壁画。壁画中共有6人，一人碾茶，一人煮水，一人点茶，反映了当时的煮茶情景。
蔡襄、赵佶、朱权而外，释文了、释福全、丁谓、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释道谦、显上人、陆游、宋安老人等人对点茶艺都有所贡献。苏轼的《叶嘉传》，明写人，暗写茶，文中暗含点茶法。
(二)茶礼
朱权《茶谱》载：“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日：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日：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朱权点茶道注重主、客间的端、接、饮、叙礼仪，且礼陈再三，颇为严肃。
(三)茶境
点茶道对饮茶环境的选择与煎茶道相同，大致要求自然、幽静、清静。王令诗有“果肯同尝竹林下”，苏轼诗有“一瓯林下记相逢”，陆游诗有“自挈风炉竹下来”，“旋置风炉清樾下”。朱权《茶谱》则记：“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
(四)修道
《大观茶论》载：“至若茶之有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百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之。”“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茶，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士庶率以薰陶德化。
宋代市井斗茶
见于南宋刘松年《茗园赌市图》。图中的茶贩有注水点茶的，有提壶的，有举杯品茶的，这是宋代街头茶市的真实写照。
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列“茶具十二先生姓名字号”，附图及赞语。以朝廷职官命名茶具，赋予了茶具的文化内涵，而赞语更反映出儒、道两家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之理。木待制(砧椎)赞有“上应列宿，万民以济，禀性刚直。”金法槽(茶碾)赞有“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圆机运用，一皆有法。”石转运(茶磨)赞有“抱坚质，怀直心。啖嚅英华，周行不怠。”胡员外(茶瓢)赞有“周旋中规而不逾其间，动静有常而性苦其卓。”罗枢密(罗合)赞有“凡事不密则害成，今高者抑之，下者扬之。”宗从事(茶帚)赞有“孔门子弟，当洒扫应对。”陶宝文(茶盏)赞有“虚已待物，不饰外貌。”汤提点(汤瓶)赞有“养浩然之气，发沸腾之声，以执中之能，辅成汤之德。”竺副帅(茶筅)赞有“子之清节，独以身试，非临难不顾者畴见多。”
朱权《茶谱》序曰：“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又曰：“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山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淡而万象惊寒。……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卢仝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活火烹清泉，以副内炼之功。助诗兴，倍清淡。探虚玄大道，参天地造化，清心出尘，一瓯通仙。
赵佶、朱权贵为帝、王，亲撰茶书，倡导茶道。宋明茶人进一步完善了唐代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赋予了茶以清、和、淡、洁、韵、静的品性。
综上所述，点茶道酝酿于唐末五代，至十一世纪中叶的北宋时期发展成熟。点茶道鼎盛于北宋后期至明代前期，亡于明代后期，历时约六百年。
建窑兔毫纹盏宋
建窑鹧鸪斑星盏宋由于斗茶需要比较水痕，颜色较深的建窑瓷成为了宋代流行的茶具。
三、明清时期──泡茶道
泡茶法大约始于中唐，南宋末至明代初年，泡茶多用末茶。明中叶以后，泡茶用叶茶，流风至今。
十六世纪末的明代后期，张源著《茶录》，其书有藏茶、火候、汤辨、泡法、投茶、饮茶、品泉、贮水、茶具、茶道等篇;许次纾著《茶疏》，其书有择水、贮水、舀水、煮水器、火候、烹点、汤候、瓯注、荡涤、饮啜、论客、茶所、洗茶、饮时、宜辍、不宜用、不宜近、良友、出游、权宜、宜节等篇。《茶录》和《茶疏》，共同奠定了泡茶道的基础。十七世纪初，程用宾撰《茶录》，罗廪撰《茶解》，黄龙德撰《茶说》，冯可宾撰《岕茶笺》。十七世纪后期，清代冒襄撰《岕茶汇钞》。这些茶书进一步补充、发展、完善了泡茶道。
(一)泡茶道茶艺
泡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泡茶道茶艺的主要器具有茶炉、汤壶(茶铫)、茶壶、茶盏(杯)等。
2.选水
明清茶人对水的讲究比唐宋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田艺衡撰《煮泉小品》，徐献忠撰《水品》，龙膺撰《蒙史》，专书论水。明清茶书中，也多有择水、贮水、品泉、养水的内容。
3.取火
张源《茶录》“火候”条载：“烹茶要旨，火候为先。炉火通红，茶瓢始上。扇起要轻疾，待有声稍稍重疾，斯文武之候也。”
4.候汤
《茶录》“汤辨”条载：“汤有三大辨十五小辨。一曰形辨，二曰声辨，三曰气辨。形为内辨，声为外辨，气为捷辨。如虾眼、蟹眼、鱼眼、连珠皆为萌汤，直至涌沸如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方是纯熟;如初声、转声、振声、骤声皆为萌汤，直至无声，方是纯熟;如气浮一缕、二缕、三四缕，及缕乱不分，氤氲乱绕，皆是萌汤，直至气直冲贯，方是纯熟。”又“汤用老嫩”条称：“今时制茶，不假罗磨，全具元体，此汤须纯熟，元神始发。”
5.习茶
(1)壶泡法
据《茶录》、《茶疏》、《茶解》等书，壶泡法的一般程序有：藏茶、洗茶、浴壶、泡茶(投茶、注汤)、涤盏、酾茶、品茶。
(2)撮泡法
陈师撰于十六世纪末的《茶考》记：“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撮泡法简便，主要有涤盏、投茶、注汤、品茶。
(3)工夫茶
工夫茶形成于清代，流行于广东、福建和台湾地区，是用小茶壶泡青茶(乌龙茶)，主要程序有治壶、投茶、刮沫、淋壶、烫杯、酾茶、品茶等。
对泡茶道茶艺有贡献的，除张源、许次纾、程用宾、罗廪、黄龙德、冯可宾、冒襄外，还有田艺衡、陆树声、屠隆、陈继儒、张谦德、徐渭、张大复、熊明遇、屠本畯、闻龙、周高起、张岱、袁枚等人。
(二)茶礼
中国茶道注重自然，不拘礼法，故茶书对此多有省略。
(三)茶境
十六世纪后期，陆树声撰《茶寮记》，其“煎茶七类”篇“茶候”条有“凉台静室、曲几明窗、僧寮道院、松风竹月”等。徐渭也撰有《煎茶七类》，内容与陆树声所撰相同。《徐文长秘集》又有“品茶宜精舍、宜云林、宜寒宵兀坐、宜松风下、宜花鸟间、宜清流白云、宜绿鲜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装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瓢烟。"
许次纾《茶疏》“饮时”条有“明窗净几、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责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清幽寺院、名泉怪石”等二十四宜。又“茶所”条记：“小斋之外，别置茶寮。高燥明爽，勿令闭寒。壁边列置两炉，炉以小雪洞覆之，止开一面，用省灰尘脱散。寮前置一几，以顿茶注、茶盂，为临时供具。别置一几，以顿他器。旁列一架，巾[巾兑]悬之。……”
屠隆《茶说》“茶寮”条记：“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张谦德《茶经》中也有“茶寮中当别贮净炭听用”、“茶炉用铜铸，如古鼎形，……置茶寮中乃不俗。”
明清茶人对品茗修道环境尤其讲究，设计了专门供茶道用的茶室──茶寮，使茶事活动有了固定的场所。茶寮的发明、设计，是明清茶人对茶道的一大贡献。
(四)修道
明清茶人继承了唐宋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创新不多。
综上所述，泡茶道蕴酿于元代至明代前期，正式形成于明代中期，鼎盛于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绵延至今。
四、总说
中国茶道成于唐，继于宋，盛于明，衰于清。
中国茶道形成于八世纪中后期的中唐时期，陆羽为中国茶道的奠基人和煎茶道的创始人。煎茶道的代表人物有陆羽、常伯熊、皎然、卢仝、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齐已等。唐代茶人对茶道的主要贡献在于完善了煎茶茶艺，确立了饮茶修道的思想。煎茶道鼎盛于中晚唐，历五代、北宋、南宋末而亡，为时约五百年。
点茶道形成于十一世纪中叶的北宋中期，代表人物是蔡襄、赵佶、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审安老人、朱权等。宋代茶人承先启后，创立了点茶茶艺，发展了饮茶修道的思想。点茶道鼎盛于北宋后期至明代初期，至明代后期而亡，为时约六百年。
泡茶道形成于十六世纪中叶的明代中期，代表人物有田艺衡、张源、许次纾、罗廪、冯可宾、陈继儒、徐渭、徐献忠、张大复、黄龙德、张岱、冒襄、袁枚等人。明清茶人对茶道的贡献其一在于创立了泡茶茶艺，且有撮泡、壶泡和工夫茶三种形式;其二在于为茶道设计了专用的茶室──茶寮。泡茶道鼎盛于明朝后期至清代前期，衰于近代，复兴于二十世纪后期。
中国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然而煎茶道、点茶道在中国本土早已消亡，唯有泡茶道存一线生机。唐宋元明清，中国的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先后传入日本，经日本茶人的崇新改易，发扬光大，形成了日本的“抹茶道”、“煎茶道”。茶道发源于中国，光大于日本。
文/丁以寿。本文原刊《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P20-25。来源：福茶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