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转自温伯陵公众号
清朝是如何收复新疆的
1
清朝的历史，必须和世界历史进程联系起来看。
自从大航海以后，欧洲列国就开始在全世界跑马圈地，他们通过漫无边际的海洋，在各大陆板块边缘的岛屿和半岛上建立殖民地，掠夺香料、黄金等贵重资源。
菲律宾、印尼、中国台湾、北美的新泽西和佛罗里达、印度次大陆的斯里兰卡等率先沦陷地区，无一例外都是这种性质的岛屿和半岛。
而历史规律决定了，“得寸进尺”才是人与人、国与国交往的主旋律。
于是从17世纪后期开始，欧洲列国便不再满足于大陆边缘的殖民地，不约而同地深入各大陆板块腹地，积极在内陆开拓殖民地。
英国和法国进入北美深处，和印第安人展开激烈交锋，并且进入印度腹地，准备挺进中亚地区。俄国在欧洲没有出海口，便翻越乌拉尔山一路向东，掠夺欧亚大陆腹地的皮毛。
在这样的背景下，雄踞东亚的大清和欧洲列国迎头相撞，便是必然结果。
只不过大清遭遇英法的海上挑战，要到19世纪，标志性事件是鸦片战争，而大清遭遇俄国的陆上挑战，时间要早得多，标志性事件是新疆的准噶尔部崛起。
如此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身处其中的大清并不了解，但是没关系，世界的巨变，逼迫大清必须做出选择。
2
1644年入关的大清，最初并没有雄心壮志。
这个政权原本是满洲贵族、漠南蒙古贵族、辽东汉人军阀通过“八旗”整合起来的利益共同体，所以大清具有异族政权和阶级压迫的双重属性。
入关以后，大清做为东亚最成熟的统治集团，和缺乏武力的大明文官士大夫集团联合，并把大明的卫所军人改编成绿营，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逐步完成征服中国的事业。
以小族凌大国，趁大明虚弱的时机鲸吞天下，可想而知，大清的核心统治集团其实是没有安全感的，他们的潜意识里就认为——
“能守住到手的领土就不错了，怎么可能称霸东亚呢？”
虽然蒙古高原的喀尔喀蒙古、新疆的卫拉特蒙古、青海的和硕特蒙古、西藏的僧侣都臣服于大清，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大清的羁縻属国，和大清没有实质上的隶属关系。
这种政权之间的关系，和大明时期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这也算领土扩张的话，那大明的西部边界应该在葱岭，而不是嘉峪关。
所以准噶尔部在新疆崛起的时候，康熙皇帝根本不在意，也不觉得准噶尔对大清有什么威胁，在很长一段时间，康熙和噶尔丹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1671年，噶尔丹继承准噶尔部的台吉之位，立即向大清理藩院汇报情况，并给康熙送上进贡物品，康熙也承认了噶尔丹的台吉地位，给与丰厚的赏赐。
这次互动是康熙和噶尔丹交往的起点，此后十八年，他们两人保持了密切的书信往来。
噶尔丹吹捧康熙是“执掌力轮大可汗，以经纶治理天下，深谋奇功传遍八方”，康熙则表扬噶尔丹是西陲英雄。原本藩属国进京朝贡有人数限制，但康熙对准噶尔部不做具体要求，以至于噶尔丹每次都派数千人进京朝贡，然后领取数千份丰厚的赏赐。
噶尔丹是黄教弟子，于是在1678年，五世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封噶尔丹为“博硕克图汗。”
藩属政权的首领称汗，对大清来说，属于严重的僭越行为，但康熙可能是不在乎，也可能是鞭长莫及，便承认了噶尔丹的地位，从此在来往书信中不再称“噶尔丹台吉”，改为“噶尔丹博硕克图汗。”
总的来说，大清和准噶尔、康熙和噶尔丹有过一段非常亲密的关系，如果这段关系保持下去，康熙基本不会对西部用兵，大清也不会有实控疆藏的野心。
但问题是，噶尔丹是有野心的，俄国也是有野心的。
准噶尔部曾追随成吉思汗征战，虽然不是黄金家族的直系成员，却世代和黄金家族联姻，是黄金家族非常倚重的军事力量。蒙元退出中原以后，准噶尔部也一度控制蒙古高原，出过太师也先等豪杰人物，在土木堡俘虏了明英宗朱祁镇。
这些祖先的往事，成为噶尔丹记忆深处的辉煌历史，所以自从继位以后，噶尔丹便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以准噶尔部为基本盘统一新疆，再出兵青海、西藏、蒙古高原，以成吉思汗为榜样，以黄教为意识形态，重造大蒙古帝国。
噶尔丹要重造大蒙古帝国，面对的最强大敌人是俄国和大清，次一级敌人是青海、西藏和蒙古高原的可汗，再次一级敌人是新疆的哈密、吐鲁番等城邦政权。
敌人有强弱，那么征服也有先后顺序。
大清是必征之敌，属于心腹大患，俄国的重心在欧洲，属于疥癣之疾，于是噶尔丹决定“远交近攻”，具体分为四步走：
第一步先向大清示好稳住康熙，同时结交俄国获取援助，赢得准噶尔部崛起的时间。第二步征服新疆的哈密、吐鲁番等地，巩固基本盘，第三步夺取青海、西藏和蒙古高原，第四步是以“俄蒙联盟”组织起来的大半个欧亚大陆，兵临北京和康熙决战，重演也先在土木堡的故事。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蒙古复兴蓝图，噶尔丹也可称为一代枭雄。
那俄国为什么要支持噶尔丹呢？
一方面是俄国向欧亚大陆扩张，必然要和大清交锋，那么扶持新疆的噶尔丹，便能打一场付出小收益大的代理人战争。
另一方面，俄国征服欧亚大陆的经济目的是收集皮毛，卖到欧洲赚钱，而以游牧为生的蒙古部族，正好做收集皮毛的经济代理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准噶尔和俄国的关系迅速升温。
噶尔丹继位的十年内，除了和康熙频繁写信，还向莫斯科派出六批外交使团，“友好的获得了俄国当局的友谊”，俄国还允许准噶尔牧民到南西伯利亚放牧，答应不收留逃亡俄国的蒙古王公。
而迷惑了康熙、结交了俄国之后，噶尔丹开始在新疆持续用兵，到1679年便攻克哈密和吐鲁番，基本统一新疆北部地区，兵锋直逼嘉峪关和青海一线。
关于这一点，甘肃提督张勇在奏报里说的很清楚：“噶尔丹侵吐鲁番，渐次内移，住居西套，前哨已至哈密，去肃州仅十余日。传闻虽未可信，然其情匿测，谨以奏闻。”
至此，噶尔丹和准噶尔部成为大清的西陲边患。
那康熙决定收复新疆了吗？
还是没有。
当时康熙正在和三藩打仗，在新疆开辟第二战场几乎不可能，只能下诏抚慰噶尔丹，继续保持友好合作关系。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1683年施琅收复台湾，此时大清在东部已经没有敌人，但康熙依然没有下定决定和噶尔丹开战。
这背后的逻辑就是，新疆地区脱离中国已九百年，还不是大明朝的故土，只要噶尔丹不侵犯大清的利益，康熙就能容忍。
然而，噶尔丹不懂康熙的态度，抱着恢复大蒙古帝国的雄心壮志，还是碰到了康熙的逆鳞。
1688年5月，噶尔丹以喀尔喀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不尊重达赖喇嘛为借口，举兵3万东征喀尔喀蒙古，走出复兴大蒙古帝国的第二步。
6月，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部遭遇噶尔丹的骑兵，两军鏖战三日，土谢图汗大败而逃，噶尔丹又击败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基本扫荡了喀尔喀蒙古的有生力量，占领蒙古高原。
喀尔喀蒙古诸部丧失了牧场和牛羊，实在活不下去了，便纷纷南下投奔大清，当时出访俄国的大清官员见到这样的场面，在日记里写道：
“喀尔喀国人男妇追随，驼马络绎而南，不下万数，奔忙倥偬。”
漠南蒙古是大清的铁杆盟友，而喀尔喀蒙古是漠南蒙古的远房亲戚，他们投奔大清，大清就不能不管，于是康熙把他们安置在科尔沁牧场，并调拨张家口、独石城、喜峰口的粮食赈济他们。
东征进展的如此顺利，大出噶尔丹的意料，噶尔丹觉得不能沽名学霸王，便决定趁胜追击，和喀尔喀蒙古、康熙会猎于北京城下。
其实在东征前，噶尔丹就向俄国派出使者，希望和俄国结成战略同盟，获得实质性援助。
按照以往的交情来看，噶尔丹对结盟的事充满信心。
但是很不巧，那年俄国正在雅克萨和大清打仗，等噶尔丹的使者抵达俄国的时候，俄国已经战败，并和大清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不方便光明正大的支持噶尔丹，便派出使者悄悄送给噶尔丹一批枪支大炮。
噶尔丹在东征途中接收了这批装备，实力更加暴涨，一路追到乌兰布通地区，距离北京仅仅700里。
当年明英宗朱祁镇遇到瓦剌南下，决定亲征，结果做了瓦剌留学生。现在瓦剌的后裔又兵临城下了，背后还有俄国的支持，康熙也做出了亲征的决定。
不同的是，康熙面对更加复杂的局面，竟然打赢了。
康熙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兵出古北口，命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率兵出喜峰口，自己则亲率主力，和两路清军在乌兰布通会师。
为了抵御康熙，噶尔丹命令部下，把一万多头骆驼的腿捆在一起，这样骆驼就卧在地上，而噶尔丹的士兵藏在骆驼后面，向清军射击。
两军交战一整天，打的非常艰苦，而就在战事胶着的时候，一路清军从侧面冲进噶尔丹的大营，骑着战马一顿砍杀，噶尔丹大败，连夜撤退，并向康熙保证：“不敢复侵中华皇帝之喀尔喀。”
这场战争，不仅激化了大清和准噶尔、俄国的关系，也彻底撕下喀尔喀蒙古的遮羞布。
以前喀尔喀蒙古可以说，我们可以做大清的藩属，但大清不能干涉我们的部族事务。但经过噶尔丹的一顿折腾，喀尔喀蒙古完全靠大清的保护才活下来，有什么资格要求独立自主？
再者说，喀尔喀蒙古都打不过噶尔丹，又怎能打过大清？噶尔丹可能再次东征，难道大清就不能北伐？
思来想去，喀尔喀蒙古的王公们决定，跪下投降吧，以后风里来雨里去，就跟着大清走了。
康熙非常高兴的和他们订立盟约、划分牧场、设立旗盟，每年还调拨45万两银子和大量粮食，来供养喀尔喀蒙古的王公和牧民。
从此以后，喀尔喀蒙古便成为大清实控的外蒙古，可以说，这块地方是噶尔丹送给大清的。
3
噶尔丹东征，除了给大清送来外蒙古以外，也对康熙的地缘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既然噶尔丹能扫荡外蒙古，兵临北京城下，说明准噶尔部的实力非常雄厚，俄国的支持非常给力。这次击退了噶尔丹，那下次呢，下下次呢？
大清能保证，每次都能取得胜利吗？
而且蒙古是大清的盟友，如果噶尔丹经常东征骚扰外蒙古，那么外蒙古对大清的忠诚就要大打折扣，紧接着，漠南的内蒙古也会怀疑大清的实力，他们会不会脱离大清的掌控，倒向噶尔丹甚至俄国，谁能说得清呢？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大清便是自断羽翼，到时候以满八旗的薄弱实力，如何驾驭偌大的中国？
这一连串的疑问出现在康熙的脑海里，迫使他做出一个决定——西征，消灭噶尔丹。
只有如此，才能保护蒙古，进而保卫大清。
1695年，俄国援助噶尔丹一千鸟枪手和车载大炮，送到外蒙古和东北交界处的克鲁伦河，让噶尔丹自己去取。
俄国这么做，目的就是诱导噶尔丹和大清作战。
而听说俄国援助装备，噶尔丹也觉得大有可为，便起兵三万，沿克鲁伦河而下，接收了俄国装备，直抵内蒙古和黑龙江交界处的巴颜乌兰山。
次年正月，康熙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东路统帅，指挥黑龙江、宁古塔、盛京八旗和科尔沁部蒙古兵，沿克鲁伦河西进。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为西路统帅，指挥陕甘的八旗和绿营出宁夏，截断噶尔丹的退路。康熙亲自做中路军统帅，指挥满蒙汉主力部队出独石城，迎战噶尔丹。
这场仗其实打的挺轻松。
1696年5月，康熙到达克鲁伦河时，噶尔丹还没有从乌兰通布之战的阴影里走出来，不敢和康熙正面作战，便撤离克鲁伦河。
探子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康熙时，康熙都笑了：
“克鲁伦河是天然屏障，要是噶尔丹和大清隔河相拒，还挺麻烦的，现在噶尔丹竟然撤退了，我无忧也。”
于是康熙命清军追击噶尔丹，噶尔丹大败，“降而来者甚多”，噶尔丹一路向西跑，又在土剌河昭莫多地区，被费扬古的西路军击败，噶尔丹“引数骑逃出。”
康熙第二次亲征大胜。
1697年春，康熙认为“此贼一日不灭，边陲一日不宁”，于是亲赴宁夏，发动第三次亲征。
经过昭莫多大战的失败，噶尔丹经营二十余年的势力已经土崩瓦解，而且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趁其东征的时候起兵响应大清，转战科布多和天山南北，导致噶尔丹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麾下只有几百骑兵，沦落到“捕兽为食”，基本没有战斗力了。
这次面对康熙的第三次亲征，噶尔丹觉得没有翻盘机会，便在三月份喝下毒药，了此一生。
噶尔丹死后，康熙册封策妄阿拉布坦为准噶尔汗，统领准噶尔的故地。
康熙觉得，野心勃勃的噶尔丹死了，策妄是朕亲自册封的，嘉峪关以西肯定安宁了吧？
但这只是康熙的一厢情愿，嘉峪关以西非但没有安宁，反而比以前更乱了，因为策妄的野心不比噶尔丹小，而且比噶尔丹走的更远。
受封准噶尔汗不久，策妄便出兵哈萨克、转战新疆各地，没几年就控制了天山南北，恢复了噶尔丹全盛时的疆域。
而且策妄在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有想法，他觉得蒙古诸部都是信奉黄教的，而黄教领袖在西藏拉萨，那么要征服蒙古诸部就必须征服西藏，把黄教领袖掌握在手里，挟黄教以令蒙古诸部。
在18世纪就用意识形态配合军事征服，策妄的理念还是很超前的。
于是在1716年11月，也就是大清消灭噶尔丹的20年后，策妄派出6000精兵，穿过青藏高原的无人区，经过8个月的艰苦行军进入西藏，随即攻克拉萨，成立了一个傀儡政权。
准噶尔进入西藏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拉萨已经陷落，康熙也不知道策妄的真实用意，但康熙很清楚一件事：
西藏是云南和四川的后背，一旦准噶尔控制了西藏，就能出兵云南四川，直接威胁大清腹地，到时候西北和西南两路作战，对大清不利。
于是，65岁的康熙决定出兵西藏。
1718年3月，康熙命西安将军额伦特、侍卫色楞从青海出兵，分兵两路进军西藏，两路清军在西藏那曲的喀拉乌苏河会师，和准噶尔军打了一个多月，就被准噶尔军截断粮道，两路清军全军覆没。
战败的消息传回北京，满朝震惊。
很多大臣都说“藏地险远”，我们不要再去西藏打仗了，准噶尔要就给他呗。但康熙还是那句话，西藏是云南和四川的屏藩，绝对不能给准噶尔。
同年10月，康熙命将军傅尔丹、富宁安统兵出阿尔泰山，为北路军，牵制准噶尔部。命平逆将军延信统兵出青海，为中路军，直奔喀喇乌苏。定西将军噶尔弼、副将岳钟琪出四川，为南路军，沿川藏险路进入西藏。
而为了协调三路清军，康熙又封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统一指挥进藏清军。
事实证明，中国王朝只要铁了心做一件事，就没有做不成的，包括进军西藏，历朝历代都没有派重兵进去过，但康熙说进，就一定能进去。
1720年8月，噶尔弼和岳钟琪的南路军就攻入拉萨，延信的中路军也抵达喀喇乌苏，准噶尔的五百残军，从藏北草原逃回新疆。
为了防止准噶尔卷土重来，康熙命岳钟琪和延信先后留守拉萨，并拥戴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至此大清实控西藏，版图上又多出一块巨大的土地。
原本进军西藏的时候，康熙命青海的亲王罗卜藏丹津一起行动，承诺攻克西藏以后，封他为实权的西藏汗。
但西藏的一系列事情尘埃落定时，已是1722年，也就是康熙六十一年，当年康熙就驾崩了，真正论功行赏要到1723年（雍正元年）了。
雍正表示：“先帝的承诺，我不知道”，结果罗卜藏丹津不仅没有成为实权西藏汗，赏赐也只是“加俸银二百两”，雍正还封察罕丹津为亲王，和罗卜藏丹津互相制衡。
其实雍正的用意不难理解。
青海是进藏的跳板，也是黄教盛行的地方，如果青海和西藏连成一体，就很容易演变成政教合一的强大地方势力，只有把青海和西藏分开，才能起到分而治之的效果。
所以罗卜藏丹津知道封赏结果后，大怒，当年就联络了20多万旧部和喇嘛起兵造反。雍正也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苏丹、岳钟琪、常寿为副将，统领满蒙八旗和绿营兵马，开往青海平叛。
年羹尧和岳钟琪们用速战速决的战术，仅仅用七八个月时间，便平定了青海的叛乱。
1724年，雍正设立青海办事大臣，并在青海设立扎萨克，用控制蒙古的方式治理青海，1728年，雍正设立西藏办事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领导五位噶伦处理西藏事务，并常年驻兵两千。
就这样，通过和准噶尔的战争，大清实际控制了青海和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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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清实际控制外蒙古、青海、西藏，基本达到剪除准噶尔羽翼的战略目的，只等最后一击，就能彻底铲除准噶尔，实际控制新疆，消除俄国扶持代理人乃至直接干涉中国的隐患。
1731年雍正派使节出使俄国，就明确告诉沙皇安娜一世：
“彼准噶尔所居之地，虽与内地相距遥远，今我朝廷将使其地为耕地，变其属下人众为朝廷直接统治之民。”
这份外交辞令，可以看作是雍正给俄国的战书，也是大清实控新疆的宣言。
但是吧，雍正数次出兵准噶尔，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发，反而损兵折将。
例如1731年7月，清军傅尔丹部被准噶尔包围在和通泊，常禄、马尔萨、巴塞、海兰、定寿、马尔奇等将领战死，万余人的清军只剩下两千人，非常惨烈。
经过这些失败，雍正已经打消了铲除准噶尔的心思，和准噶尔约定以杭爱山为界，杭爱山以东属大清，以西属准噶尔。乾隆继位后，也遵守了这份合约，还和准噶尔开展贸易，一片停战和平的景象。
而那段时间俄国和准噶尔的关系，也维持着“合作+斗争”的状态。
一方面来说，准噶尔在争夺外蒙古和西藏失败后，被困在新疆一隅之地，在战略上很难有大发展，所以准噶尔的外交态度就是“联俄抗清”，希望借俄国的支持援助，保住新疆的地盘。
另一方面，准噶尔屡次战败，导致俄国开始怀疑准噶尔的实力，便在合作的名义之下，对准噶尔提出更多的领土、经济要求。
例如1716年，俄国听说准噶尔的叶尔羌有金矿，便派出两个团步兵、七百骑兵、七十名工匠的小型军队，跑到新疆争夺叶尔羌，最后被策妄阿剌布坦击退。
1728年前后，准噶尔向俄国输出的商品价值1.2万卢布，俄国向准噶尔输出的商品价值1.8万卢布，俄国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
总的来说，大清和准噶尔依然是在天下体系里交往，俄国想把准噶尔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准噶尔谋求在大清和俄国的夹缝里生存。
如果就这样下去，俄国会继续向新疆渗透，逐步完成殖民或半殖民的目标，乾隆在天下体系的指导下，可能不愿意主动出兵新疆，损失八旗有限的兵丁。
那么再过几十年，俄国就会逼近嘉峪关，进而图谋内外蒙古和西藏。
但是运气这个东西很奇妙，一旦赶上了，挡都挡不住。
1745年，策妄阿拉布坦的继承人噶尔丹策零死了，其次子“以母贵、嗣汗位”，但这个新大汗才13岁，又生性残暴，勉强做了几年大汗，便被准噶尔实力派给推翻了，拥立噶尔丹策零的长子继位。
此人是噶尔丹策零的私生子，没有自己的嫡系军政力量，1752年又被准噶尔实力派达瓦齐、阿睦尔撒纳推翻。而阿睦尔撒纳是俄国支持的，也准备挟洋自重，和达瓦齐争夺准噶尔汗位，结果两年后被达瓦齐击败。
阿睦尔撒纳觉得俄国靠不住，一咬牙一跺脚，爷投清了......随即带着两万部众投奔大清，本人还亲自到热河朝拜乾隆。
阿睦尔撒纳向乾隆汇报：
“准噶尔已经乱了十年，各部族兵力孱弱，牛马死亡不计其数，正是大清西征的绝佳时机，如果皇上出兵的话，我带路。”
听到这番话，乾隆敏锐的发现，消灭准噶尔的机会到了，便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并发出上谕：“朕意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
也就是说，乾隆得到了带路党，了解了准噶尔的详细情报，准备一举消灭准噶尔，终结大清和准噶尔的战争。
1755年2月，乾隆命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副将先锋，永常为定西将军，萨拉尔为副将先锋，统领5万兵马、15万匹战马，分兵两路西征准噶尔。
历史经验早已证明，有没有带路党，战争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康熙、雍正年间，准噶尔的实力强劲，几乎没有实力派投降大清，所以大清和准噶尔作战几十年，都没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准噶尔衰落了，有实力派做大清的带路党，结果就是新疆几乎传檄而定。
史书记载：“台吉、宰桑或数百户、或数千户，携酮酪，献牛羊，绎络道左，师行数千里无一人敢抗颜者。”
到了5月份，清军就攻入伊犁，达瓦齐带两千余人逃往南疆，很快又被父老乡亲们搜出来送给清军。
雄踞西陲百余年的准噶尔，至此覆灭，大清初步实控新疆。
为什么说初步呢？
因为雍正曾想把准噶尔的人口变为“朝廷直接统治之民”，但乾隆背离了雍正的治疆路线，消灭准噶尔后，分封了四个大汗共治新疆，大清留守军队只有五百。
乾隆是把外蒙古、西藏的治理模式，完全复制到新疆去了。
阿睦尔撒纳投降大清的目的，是借大清的力量消灭准噶尔，自己取代准噶尔独掌新疆。乾隆封阿睦尔撒纳为四汗之一，显然不能满足他的野心。
于是在清军主力撤离以后，阿睦尔撒纳便扯旗造反，驻守伊犁的定北将军班第兵败自杀，俄国听闻新疆地区重燃战火，也给阿睦尔撒纳写信，对他的造反行动，表达了最大限度的口头支持。
事已至此，乾隆便出兵再次西征。
正好1757年新疆地区天花盛行，牧民和牛马死亡不计其数，清军趁机长驱直入，7月份阿睦尔撒纳逃往俄国，大清平定北疆。
而就在阿睦尔撒纳造反的时候，大清扶持的伊斯兰教白山派和卓波罗尼都、霍集占也在南疆造反，准备在南疆建立伊斯兰教的国家。
所以在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后，乾隆在1758年命兆惠为定边将军，统领清军接连攻克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喀什等地，击败大小和卓，彻底平定南疆。
就这样，大清和准噶尔征战70年后，正式实控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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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清收复新疆的过程捋一遍，我们可以发现，大清从辽东的弹丸之地起家，直到收复新疆成为雄踞东亚的大国，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计划。
大清走的每一步，都是根据现实情况，做出能够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大明朝衰弱了，努尔哈赤默默积蓄实力，随后果断起兵称霸辽东。李自成灭明，中原群龙无首，多尔衮起倾国之兵入关逐鹿，夺取万里河山。
准噶尔崛起西陲，康熙为了保护蒙古和北京，开始长达七十年的清准战争，这个过程中有过犹豫和反复，但终究是坚持下来了，逐渐实控外蒙古、西藏、青海、新疆，把大清的版图翻了一倍。
能做到这最后一步，和两个条件是分不开的。
在欧洲列国深入内陆的国际大气候下，大清和俄国迎头相撞是必然的，要守护辽东、漠南、华北这三块大清的根基之地，就必须主动出击，把边境线尽力推到最远的地方，御敌于国门之外。
在以小族凌大国的国内小气候下，大清皇帝面对人口众多的汉人，又必须不断和塞外少数民族结成同盟，补足小族人口的短板，以此和数量庞大的汉人相制衡。
这两个现实条件结合起来，便成为大清开疆拓土的动力。
而俄国深入欧亚大陆腹地，事实上切断了游牧部族的退路，导致蒙古诸部不可能和匈奴、突厥一样，战争不利时流窜到欧亚大草原，到伊朗、东欧等地谋生。
这个现实条件，又成为大清实控蒙疆藏的助力。
总而言之，大清的版图远超大明，不仅是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世界历史进程的推波助澜。
从此以后，大清取得了和俄国争夺新疆的主动权，也构建起中国内陆的坚实防御线。
一百多年后的左宗棠收复新疆，本质上是大清和准噶尔战争的延续，而满蒙汉回藏的脆弱平衡，也在太平天国起义、汉人力量崛起的大背景下，变得支离破碎，给辛亥革命埋下伏笔。
隐藏在苍茫大野中的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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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乾隆皇帝命将军兆惠、富德统兵平定大小和卓，实控新疆。
至此，大清三代帝王通过平定准噶尔，得到蒙疆藏地区，国土面积几乎翻了一倍，达到三百年来中国王朝最鼎盛的时期。
在财政方面，顺治时期每年钱粮收入1495.9万两，支出1573.4万两，基本是入不敷出的状态。而到了乾隆年间，大清每年的钱粮收入4359万两，支出3177万两，盈余达到1200万两左右。
也就是说，乾隆朝不缺钱花。
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亚的巴达克山、爱乌罕、浩罕、哈萨克三部（阿富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主动归附大清，成为大清的藩属国，每次朝贡时都要行三跪九叩大礼。
大清也赏赐其首领人物顶戴花翎，并提供宗主国应尽的保护义务。
这是自元朝以后，传统的中国内陆王朝，再一次将国际影响力延申到中亚地区，重演了张骞出西域、班超万里封侯的故事。
如果不考虑大清统治集团的民族属性，乾隆朝绝对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璀璨的时期之一。
但我们都知道，辉煌过后便是灰暗。
乾隆收复新疆以后，不到百年时间，大清便迎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汉人力量崛起等颠覆性事件，大清从巅峰滑落到谷底。
转折如此猛烈，除了陆权俄国和海权英法的侵略以外，其实我们可以梳理大清的内部问题，来发现一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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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是大清的核心问题，一切都要从这里开始说起。
1794年（乾隆59年），大清人口达到3.1亿，到了1850年（道光30年）更是突破4亿，大清成为人口最多的中国王朝。
随着人口暴涨，大清必然要面临人多地少的局面，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增量，或者为了生存下去，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必然要向边疆地区移民。
其中一个移民方向是东北。
东北是大清的龙兴之地，自从入关以来，便不允许汉人进入东北，康熙、雍正、乾隆都一再重申禁令，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
其一是清空东北，做为满洲贵族的自留地，如果在关内混不下去了，他们随时可以卷铺盖跑回东北。
其二是东北有人参、貂皮等奢侈品，不允许汉人进入东北，大清朝廷便可以垄断这些奢侈品，赚取丰厚的利润。
在政治和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大清入关后的一百多年，东北始终是人少地多的蛮荒状态。
但关内汉人的人口暴涨，改变了这样的格局。
华北汉人不断闯关进入东北，紧接着便是开垦土地、建造房屋、重塑社会关系。
到乾隆末年，东北的汉人移民已经达到一百多万，他们和留在东北的满人混居在一起，凭借人口优势，逐渐同化了东北的满人，以至于黑龙江以南，几乎所有满人都能说一些汉语。
而那些头脑精明的汉人，移民东北以后，很快就发现了人参、貂皮中隐藏的商机，于是偷采偷猎蔚然成风，用不了多少年便发家致富，随后又凭借经济实力，和东北满人军官、汉人地主勾结在一起，共同形成新的东北统治阶层。
可以说，大量汉人农民同化了底层满人，汉人地主和商人同化了高层满人，这意味着东北不再是满洲贵族的自留地，他们的退路被切断了。
20世纪初，镶黄旗的张榕响应辛亥革命，摄政王载沣和溥仪没有退居东北，以及张作霖凭借东北问鼎中原，源头都出在这里。
另一个移民方向是蒙古。
乾隆末年，蒙古人口将近350万，其中70万在外蒙古，260万在赤峰、察哈尔、热河等内蒙古地区，而且大清历代皇帝在蒙古推广黄教，原本都是草原的蒙古，竟然建起近两千座寺庙，一半的蒙古男性出家做了喇嘛。
这两个数据结合在一起，就说明黄教寺庙是蒙古的人口高地。
随着汉地人口暴涨，汉人农民开始违反禁令越过长城，到蒙古开荒谋生，他们选择的开荒地点，往往是已经有人口定居的寺庙附近。
为了服务蒙古喇嘛和汉人农民，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很多晋商带着货物进入蒙古，在寺庙附近和喇嘛、农民们做交易。
于是在几十年间，黄教寺庙周围便发展起蒙古喇嘛、汉人农民、汉族商人定居的城镇。
自古以来，汉人王朝难以驯服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根本原因在于，游牧部族的流动性很强，不可能设立流官政府，只能派出大军一遍一遍的扫荡。
但蒙古的城镇发展起来以后，用汉人王朝的方式治理蒙古，便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为民国设立察哈尔省、热河省、绥远省埋下伏笔。
不过由于外蒙古离汉地较远，汉人移民不多，没有重塑外蒙古的社会生态，所以外蒙古的离心力较强，大清的控制力衰弱以后，在俄国的煽动下，便出现了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的诉求。
这是大清中期就埋下的隐患。
而失去东北自留地、蒙古盟友被同化，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果——
大清统治中国的基本盘弱化，只能和新一代汉人精英结盟，维系脆弱的统治。
3
汉人精英崛起，也和乾隆有极其深远的关系。
乾隆晚年精力不济，便提拔和珅做皇权的代理人，军政事务都要通过和珅处理，这样一来，和珅成为乾隆的化身，不仅在朝堂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在各地安插了大量的私人党羽。
就像严嵩能给嘉靖遮风挡雨一样，和珅也能给乾隆遮风挡雨。
但和珅做为皇权的代理人，只能代理垂垂老矣的乾隆的皇权，不能代理春秋鼎盛的嘉庆的皇权，即便嘉庆要找代理人，也是从亲信里选拔。
于是在乾隆驾崩以后，和珅就被嘉庆赐自尽，并抄家灭族，和珅提拔的嫡系官员，也被撤换调任，例如总督级的地方大员，一年内就被撤换了六个。
朝堂的老油条们都能看出来，这是嘉庆在清洗乾隆朝的旧势力，那么下一步，自然是培植嘉庆朝的新势力了。
广东巡抚朱珪做过嘉庆的师傅，乾隆驾崩后，嘉庆立即调朱珪进京，陆续升迁为太子少保、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嘉庆初年的军政事务无不参与。
董诰是浙江杭州人，年轻时高中探花，乾隆晚年就做到军机大臣。虽然位极人臣，但董诰不是和珅党羽，所以乾隆驾崩后，董诰在军机大臣之外，又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师、世袭骑都尉等官爵。
进士出身的江苏人吴熊光，曾被和珅贬斥过，乾隆驾崩和珅自尽后，吴熊光很快被提拔为湖广总督，同样被和珅贬斥的高书麟，也坐火箭似的升为云贵总督。
总之，嘉庆初年的用人原则是以和珅为红线，凡是和珅重用的官员，嘉庆都要排斥，凡是和珅贬斥的官员，嘉庆都要重用。
这些嘉庆重用的大臣们，也会提拔自己的嫡系人马，例如河道总督王秉韬、安徽巡抚荆道乾、浙江巡抚阮元都是朱珪推荐的，日后出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的蒋攸铦是朱珪等大佬推荐、嘉庆亲自任命的。
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这些都是科举出身的汉人文臣，蒋攸铦倒是旗人，不过隶属于汉军镶红旗，在感情上和科举汉人文臣更近一些。
这次大规模的官员调动，意味着以和珅之死为契机，科举汉人文官在嘉庆朝崭露头角，在满蒙贵族统治的大清，拥有了一定的军政话语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登上高位的汉人文臣提拔汉人精英，便成为大清的一项潜规则。
后来蒋攸铦升任体仁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主持会试时选拔了龚自珍和魏源，在宣南诗社结交了林则徐，也提拔了湖南籍的陶澍，陶澍的思想理念和地域观念，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
数十年后，这批人都成为晚清名臣，引导了中国的巨大变革。
而曾国藩亲手打造的湘军，直接造成了近代湖南的崛起，也为湖湘子弟缔造新中国奠定基础。
可以说，中国两百年来的重大变化，都和乾隆、嘉庆换届时的人事调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换届时调整人事，只是科举汉人文臣崛起的起点，要想主导历史的进程，离不开太平天国提供的机遇。
4
太平天国起事，同样是人口暴涨的产物。
乾隆末年，中原汉人除了向东北、蒙古移民以外，还大量向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南疆地区移民。
大量中原汉人移民南疆，必然要和本地土人争夺土地、水源、矿山等资源，于是在广大的南疆地区，土客矛盾越演越烈，尤其是最南端的广西，土人和客人经常发生大规模械斗，死几百人是常事。
这些客家人在械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客家人的共同记忆，并初步锻炼出攻城和野战等军事能力，最终形成半军事化的社会生态。
此时的大清如日中天，为什么不管呢？
答案是管不了。
早在嘉庆赐死和珅以后，朝野便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糟蹋大清的恶人已经死了，以后不必再大动干戈了，大家守静笃，照章办事即可。
从表面来看，这种共识是大清新势力保护既得利益的方式，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其实是大清在历史周期律的作用下，丧失了继续革命的雄心壮志，整个国家都变得暮气沉沉，求稳惧变。
到了道光年间，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的影响力极大，此人奉行“多磕头少说话”，除了勤奋清廉以外，其实没有改革弊政的能力。
曹振镛经常建议道光，对于大臣们提出的问题，轻轻揭过就行，不必深究，但为了显示皇帝励精图治，还必须严惩一些不重要的人和事。
这种理政方式，其实就是混日子。
随着嘉庆、道光两朝的风气日益固化，大清朝廷出现了人浮于事的疲软环境，根本没人有兴趣解决重大问题，只想混过去，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这种风气传导到地方，便是广西的府县官员不愿意惹事上身，面对土客械斗的血腥场面，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任由广西的民间战争肆意发展。
到了道光末年，广西农村已经是半独立地区，几乎脱离了大清地方政府的直接控制。
太平天国，就是这些半独立的广西农村里燃起的野火。
而东南地区的弊政，成为广西野火炽烈燃烧的干柴。
自从宋朝以来，长三角的苏州、松江一带便是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地方，也是出产粮食最多的地方，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做为京杭大运河附近的富庶地区，苏州、松江一带就承担了最多的漕粮份额，运到北京供朝廷分配。
嘉庆、道光年间，每年征收的漕粮数额是520万石，苏州和松江就要承担170万石，常州、镇江、湖州的漕粮份额，加起来也将近百万石。
用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看，这是从富庶地区提取财富，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支付，但也不可否认，200多万石的漕粮确实是很重的负担。
一旦遇到水旱天灾，江苏都要请求朝廷减免漕粮份额，避免激起民变。
但问题是，天灾可避，人祸难逃。
从乾隆末年开始，大清的财政就每况愈下。先是乾隆晚年成了花钱小能手，经常耗费几十万两白银来建行宫、修寺庙、纵情享乐，和珅为了满足乾隆的经济需求，就指派党羽们在各地捞钱。
各地的官员们自然不可能自掏腰包，这笔钱，最终还是落在广大农民的身上。
后来和珅倒了，官员捞钱的习惯却延续下来。
在熵增定律的作用下，大清地方官员从乾隆末年的有序捞钱，逐渐演变成嘉庆、道光年间的无序捞钱。他们不仅在正税之外摊派苛捐杂税，向老百姓要钱，还贪污腐败，向国库伸手要钱。
这样一来，必然造成国库和地方府库亏空，而为了补亏空，地方官员们只能增加苛捐杂税，加码加价的向老百姓要钱。
结果就是，老百姓每年要交的钱，往往是大清法律规定数量的几倍。
苏松一带的人们，原本就有沉重的漕粮负担，再加上无止尽的苛捐杂税，导致民间怨气很重。
1840年代，他们发起过一次抗税运动，虽然意料之中的失败了，但是对现实的不满，必然导致他们欢迎能改变这一切的人和事。
所以当广西土客矛盾激起的太平军转战东南以后，东南相当大一部分的人，立即和太平军合流，成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基石。
5
晚清在国际方面的变化，也能在乾隆末年找到影子。
1793年9月，英国使者马嘎尔尼到承德避暑山庄拜见乾隆，并递交了国书，要求大清和英国签订条约，主要条款有六项：
1. 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宁波、天津等处经营商业。 2. 根据俄国的例子，允许英国在北京设立洋行买卖货物。 3. 在珠山划一个小岛给英国商人使用。 4. 在广州得到同样的权力，并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往来。 5. 凡是澳门运到广州的英国货物，给与免税优惠。 6. 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规定的税率交税，不额外征税。
仔细看看这些条款，除了第六项是正常商业请求以外，其他几项都是宗主国对殖民地提的要求。
例如给英国一个珠山小岛，和《南京条约》割让香港有什么区别？俄国在北京设立洋行，英国就提出同样的要求，这和“利益均沾”有什么区别？允许英国人自由往来，这和国门大开有什么区别？
这样一份条约，乾隆要是签下来，那才是见鬼了。
英国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意味着掠夺全世界两百多年的欧洲海权国家，已经盯上了中国这块“处女地”，廉价劳动力、庞大的市场、落后的武器装备，无不让这些欧洲海权国家垂涎。
再过五十年，英国在承德避暑山庄没得到的东西，通过《南京条约》都得到了，从此以后，中国沦为东亚病夫，欧洲国家眼中的肥肉。
在西北方向，大清收复了新疆，中亚各国成为大清的藩属国，一心想打到印度洋的俄国并不甘心，大清和俄国这两个陆权国家，必然还要再较量一番。
新疆北部地区是蒙古草原的延续，大清的控制力还不错，但新疆南部是伊斯兰教的大本营，感情上和中亚的伊斯兰教国家更亲近，不论实际控制还是意识形态，大清在新疆南部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这就是俄国挑事的基础。
所以在乾隆收复新疆的百年后，俄国和英国共同支持的阿古柏，建立起洪福汗国，基本盘就是喀什、和田、英吉沙、阿克苏等南疆城市。
这段历史背景，给左宗棠收复新疆、建功立业埋下伏笔。
6
中国近代史的标志性事件的鸦片战争，但我们梳理了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就知道在鸦片战争以前，大清已是千疮百孔。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而在鸦片战争以后，这些发迹于乾隆末年的各种问题，最终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晚清乱象。
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是从广东传过去的基督教义，这种意识形态强化了土客械斗培育出来的太平军人，却也将其他潜在盟友排除在外。
所以读儒家经典的东南人士，很难和太平天国真正融为一体，当科举汉人文臣曾国藩、李鸿章包抄南京时，他们又抛弃了太平天国，回归高举儒家大旗的大清怀抱。
太平天国失败了，但这场横扫南中国的战争，彻底扯下大清的遮羞布，证明了满蒙结盟的大清是脆弱的，只有和汉人上层精英结盟，才能延续政权的生命。
于是在平定太平天国以后，曾国藩解散了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成为大清的主要武装力量，这意味着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汉人精英，凭借军功正式成为满洲贵族的政治盟友，在恢复宋明文官地位的路上越走越远。
而欧洲列国的到来，一方面给淮军武装了来复枪和野战炮，让大清的武装力量率先进入半工业化，可以对依然处于小农经济的省份进行降维打击。
另一方面，欧洲给大清送来西式管理体制，例如赫德管理的海关，每年就能上缴1200万两白银，让大清快速度过战后恢复期，年度税收很快达到6000万两。
拿了欧洲的枪炮和白银，大清便从雄踞东亚的霸主，转型成对内镇压人民群众、对外奉承欧洲列国的代理人政权，中国也就成了半殖民地。
这就是晚清纷繁复杂的事件背后，潜藏着的历史脉络。
读历史不能只关注某个人或事，必须不断向上溯源，并以此为基础向下推导，才能对历史的进程构建完整认知。
因为苍茫大野中，隐藏着星星之火。
当这些星星之火汇聚在一起时，便是无人可抵挡的冲天烈焰，它会焚烧旧时代的冗余，灰烬里也会出现新时代的萌芽。
新文化和新生产力，消灭了大清
1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异族建立的政权都是二元制的，即建立政权的民族和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实行分而治之，以此来保证民族的独立性，进而维护政权的独立性。
鲜卑建立的北魏是这样，蒙古建立的大元是这样，满洲建立的大清自然也不例外。
从大清入关到乾隆末年，将近150年的时间，汉人都被封闭在长城以南、嘉峪关以东，不允许迁徙到传统汉地以外的地方。而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传统游牧地区，大清任命的军政官员，几乎都是满人。
例如新疆，自从乾隆收复新疆以后，大清任命过30名伊犁将军，其中3人是蒙古旗人，27人为满洲旗人，至于都统、参赞等高级官员，也基本是满洲旗人。
新疆驻军倒是有不少汉人，但大清在新疆实行民族隔离政策，专门建造城池给满汉人员居住，不允许他们和新疆本地人私下来往。
除此之外，大清在新疆北部实行札萨克制，新疆南部实行伯克制，这些都不是传统中国王朝的官制。乾隆发给札萨克和伯克的官印上写着满文、蒙文、维文，唯独没有汉文。而且札萨克和伯克们进京朝觐时，也不能经过陕甘一带，必须按照规定，在长城以北的蒙古地区行走。
大清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切断汉人和少数民族的关联，迫使少数民族和满洲结盟，利用广袤的土地和内陆骑兵，制衡占人口多数的汉人。
所以在大清的治下，国家政权和主体民族是分离的。
同样因为大清是以小族凌大国的异族政权，入关之后就充满了不安全感，为了提高汉人对大清的忠诚度，历代皇帝便极力提高儒家的地位，希望用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的理念，削弱汉人的反抗心理。
而且康熙、雍正、乾隆等大清皇帝，通过文字狱的血腥手段，从文官士大夫手里夺走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从那以后，大清皇帝便晋升为言出法随的儒家圣人，操纵着汉人的精神思想。
儒家，也从晚明时开放包容的意识形态，彻底异化成扭曲封闭的宗教。
就这样，凭借种族隔离和文化操纵，大清稳坐江山两百年。
实事求是的说，大清确实是中国王朝，但大清的一切成就都和汉人没有关系，汉人本质上是大清的耗材。
如果大清一直强盛下去，那么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就永无出头之日。只有大清政权遭遇挫败，那个笼罩大多数人的囚笼，才有可能破裂，而此消彼长之下，汉人才有可能真正恢复力量。
当占人口多数的汉人被彻底解放出来，这个国家才能进行最大范围的动员，爆发出被大清封印的潜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鸦片战争以后，大清接连不断的挨打，其实不是一件坏事。
事实上，正是在挨打的过程中，大清的种族界限和儒家宗教逐渐崩盘，汉人的力量逐渐恢复，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就让江山变了颜色。
2
19世纪中期，大清接连挨了三次打，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三次挨打的过程中，从嘉庆年间就初步崛起的汉人精英，逐渐掌握了武装力量，有了和大清政权掰腕子、讲道理的资格。
例如曾国藩的湘军，虽然在平定太平天国后已经16个月没有发军饷了，由于维护孔孟名教的起兵宣言，曾国藩也不可能起兵反清，便命令十几万湘军卸甲归田。
但凭借征战换来的军功，曾国藩、唐训方、曾国荃、刘坤一、刘长佑等湘军将领，纷纷出任督抚、尚书等高级官员，并且极力提拔子弟和部属，形成一股盘根错节的湘系势力。
李鸿章的淮军将近5万人，每年领取军费700万两，战争结束后分别部署在直隶、陕西、湖北、江苏、陕西，成为维护大清政权的支柱性武装力量。不过随着天下太平，淮军的军费逐渐削减到300万两。
这又形成一股庞大的淮系势力。
左宗棠没有庞大的嫡系军队，但凭借平定太平天国和收复新疆，左宗棠不仅是湘系势力的骨干，也成为大清经营内陆、抵御俄国的代表人物，同样有一大批文官武将追随。
这样的局面，在大清国力鼎盛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不可想象的。
正因为大清在内外战争中失败了，传统的满蒙贵族遭到削弱，才有了汉人精英做大做强的机会。
而那个笼罩大多数人的囚笼，继续破裂的力量，则来自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们创办工厂、派留学生出国求学。
早在1862年，见识到洋枪洋炮威力的曾国藩，就在日记里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
差不多相同时间，李鸿章的淮军装备了洋枪洋炮，和太平军作战时所向披靡，便给曾国藩写信说：“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垺，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左宗棠也一样，在浙江和法国组成法华联军，在和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被法国的坚船利炮给震惊了，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得到这样的认知，战争结束后，他们便自然而然的成为洋务派，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兰州毛纺厂等近代工业。
而为了学习西方的技术知识，福州船政局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聘用法国教官，招收14岁以下的少年，学习法文、几何、微积分、航海理论、轮船制造等知识，从1877年起，毕业生们陆续到欧洲留学，学成归国以后，他们成为中国第一代船舶工程师。
江南制造局则翻译了54种西方书籍，包括蒸汽轮机、铸造技术、克虏伯炮操作手册、使用化学入门等等。
1872年，在容闳的建议下，曾国藩和李鸿章推动了幼童赴美留学，到1875年留美幼童已经达到120人。
以上这些事，也是大清前两百年不可能出现的。
大清在挨打之后推动了这些事，当然是为了拯救政权的自保之举，但创办近代工业意味着汉人开始掌握新的生产力，学习西方知识意味着汉人开始掌握新的文化。
这对突破大清二元制政权、以儒治国的旧传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因为新的生产力和新文化，完全是另起炉灶的，和大清的旧势力旧传统，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一旦这些新生产力和新文化发展起来，便不可能对大清有绝对忠诚，反而会以此为基础，构建新的上层建筑。
大清以为是在自救，却不知道，它已经点燃了星星之火。
3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崛起的年代，虽说点燃了汉人崛起的星星之火，但大清的旧势力依然有相当强的力量。
在意识形态方面，大学士倭仁做了保守势力的代表。
原本曾国藩和恭亲王准备在翰林院选一批进士，学习天文算法知识，把新文化引入大清的上层建筑，但倭仁说：“立国之道，尚仁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建议“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用复古的方式重新塑造大清政权的上层建筑。
这不是倭仁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大清旧势力的共识。
面对这么强大的一股力量，慈禧太后自然不可能给恭亲王、曾国藩太大的支持，毕竟倭仁代表的旧势力是大清的基本盘，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大清的政治正确。
支持倭仁就是维护大清，支持恭亲王和曾国藩是培育不安定因素，这层逻辑，慈禧太后是很清楚的。
在军事方面，虽然湘军将领和淮军成为大清最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但直到1890年代，大清依然保留着40万绿营兵马，每年消耗军费600万两。
八旗兵丁的战斗力连绿营都不如，但做为大清的嫡系武装，也不能裁撤，必须花费重金养着。
这些旧军队的战斗力不行，却胜在人数众多，和大清荣辱与共，属于可以放心使用的自己人，同时也是制衡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精英的绝佳工具。
在朝政方面，恭亲王、醇亲王陆续秉政，说明大清军政事务的决策权，依然在满洲和宗室的手里。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左宗棠的塞防路线，也是大清经营内陆的旧传统，正所谓“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所以左宗棠的塞防路线，得到慈禧太后和军机大臣文祥的鼎力支持，总共花费5230万两白银，打了收复新疆的战争。
晚清就在这种新与旧、满与汉、海与塞、中与洋的纠葛中度过了三十年，慈禧太后用出众的权谋手段，挑拨各方势力互相斗争，维系着大清的一线生机。
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以及二元制异族政权的原生问题，直接导致大清在搞洋务运动的时候，不敢进行全民动员，大清的近代化成了只有机器没有思想，只有朝廷没有民族的瘸子。
结果就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大清败给民族主义动员起来的日本，不仅彻底彻底撕下李鸿章“裱糊匠”的遮羞布，也打破了“同光中兴”以来，大清各方势力的脆弱平衡。
甲午战败以前，西方列强还对大清抱有一丝敬意，感觉大清雄踞东亚，不是好惹的，结果脱亚入欧三十年的日本，一战击败大清，让西方列强看到大清外强中干的事实，迅速掀起瓜分大清的狂潮。
通过“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德国得到胶州湾99年的租借权，以及在山东境内修铁路的特权。
俄国大踏步进入东北，并以保护大清不被德国侵略为借口，得到旅顺和大连。
英国瓜分了威海卫和香港新界，逼大清表态，不将长江流域割让给其他国家。
法国得到广州湾，可以光明正大的在广东、广西、云南建立势力范围。
.........
短短两三年时间，西方列强得到的利益，比此前三十年的利益都要多。
那些读圣贤书的文官士大夫们，原本以为大清只是器械落后，文明程度还是远超西方蛮夷的，然而脱亚入欧的日本击败大清，让他们想明白一个问题：
“大清不仅是器械落后，文化和制度都落后了。”
于是最保守的文人士大夫们，逐渐抛弃了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开始拥抱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这点是没有疑义的，争论的地方无非是君宪、共和、革命，到底哪一种西方文化和制度适合中国，以及怎样和中国相结合。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李鸿章的淮军在朝鲜一触即溃，证明单纯购买器械武装军队的效果并不好，1900年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华，要求大清连本带息赔款9.82亿两白银，更加深了“大清武德衰落”的事实。
回头再看倭仁的“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感觉就是个笑话，淮军、绿营、八旗等武装力量，更是狗肉上不了大席，不值一提。
大清走到这一步，就面临一次不亚于入关的重大抉择——守旧还是改革？
这看似一道选择题，其实大清根本没得选。
1644年不入关，大清还能做辽东的地域性强权，1900年前后的大清做为全国性政权，东北又被汉人占了，那么除了改革弊政延长政权寿命以外，大清已经没有退路了。
关于这一点，慈禧太后都不否认。
汉人督抚和地方士大夫们也支持改革，因为他们都是依附于大清政权生存的，如果大清政权消失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也会化为乌有，对他们来说，保大清就是保自己。
所以经过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打击，大清的二元制政权和以儒治国的路线，已经彻底破产，那个笼罩四万万汉人的囚笼，被日本和西方列强打的稀巴烂。
在一片废墟之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那一代精英培育起来的新生产力和新文化，终于可以脱离旧制度、旧传统、旧势力的束缚肆意生长。
而大清的改革需求，和新生产力、新文化结合起来，就是汉人崛起重造中国的绝佳机会。
4
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以后，开启的晚清新政改革力度很大，除了改革官制、创办邮政、修建铁路等传统改革项目以外，对大清政权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三项改革内容。
其一是废科举。
自从唐朝以来，科举就是朝廷和地方文人之间的联系纽带，不管哪个王朝统一中国，只要开科取士，并维护地主文人的利益，就能迅速建立稳固的统治。也正因为有了科举，地主文人才有上升通道，快速建立起对王朝的忠诚。
1905年，大清决定废除科举，用新式学堂来培养人才。
当年大清就有4222所新式学堂，92169名学生，到了1909年，新式学堂总数达到52348所，学生156万人。
看起来大清的新式人才指数级增加，但问题是，新式学堂是扩招的，毕业生不一定能得到官职，也没有稳定的仕途晋升通道，而曾经取得功名的文人，所拥有的特权也消失了。
既然大清给不了地主文人利益，那地主文人对大清的忠诚度，必然直线下降，在新式学堂读书的学生们，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必然对大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感兴趣。
这就意味着，大清和地主文人的纽带切断了，大清政权在地方的影响力快速流失。
此外，家资富裕的年轻学生们，很多都选择到日本留学，到1906年底，留日学生便暴涨到将近2万人。
这些人受到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的刺激，内心非常敏感，偏偏日本人认为大清是战败国，整天嘲笑留日学生是“清国佬”、“支那猪”，导致留日学生们感觉非常屈辱。
这样一来，留日学生们便开始探讨国事，但是在日本留学，他们又不可能大张旗鼓的骂日本侵华，所以讨论话题便集中在国内，说来说去，得出一个共识：
国势沦落，都是大清朝廷无能，要想振兴中华，必先推翻大清。
邹容在《革命军》里就写到：
“诛绝五百万有奇批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
总的来说，留日学生和新式学堂的学生们，接受了大清提供的教育，却在新文化的熏陶下走向大清的对立面。
其二是创办新式陆军。
早在甲午战败后，大清就知道淮军、绿营、八旗不行了，命袁世凯在直隶创办“新建陆军”，张之洞在湖北创办“自强军”，这是大清创办新式陆军的起点。
1901年，大清正式决定改革，便命令各省巡抚创办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并取消30%的绿营兵员。1904年，大清重新规划军事改革，决定训练36镇新式陆军，并公派学生到日本留学。
一个政权要控制一支军队，无非是两种方式。
要么是政权起家时从零开始组建，军队和政权一起成长，并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产生了血肉相连的感情。要么是政权改革利益结构，在庞大的受益群体中招兵买马，完成政权和军队的利益捆绑。
但大清创办的新式陆军，既没有和政权之间的血肉联系，兵员和将领也不是大清改革的受益群体。
这样的新式陆军，对大清自然没有认同感，无非是当兵吃粮罢了。
而且大清创办的武备学堂，要教学生们新文化，派到日本的留学生，也会受到日本民族主义的熏陶，必然要和反满的留日学生们合流。
到头来，大清新式陆军的军官来源，也是一群和旧势力毫无关联、在新文化熏陶下坚定反满的青年学生。
其三是设立咨议局。
1908年8月，大清宣布实行宪政，准备先成立咨议局，8年后颁布宪法，9年后召开国会，正式成为宪政国家。
按照大清公布的咨议局成员选举章程，有关“投票资格”是这样说的：
• 在省内从事教育或其他公职时间满三年。 • 中学堂毕业或国内外高等学校毕业。 • 具有生员以上功名。 • 担任过七品以上的文官或五品以上的武官。 • 在省内拥有价值五千元以上的资产。
满足任一条件的人，都能参加投票，这意味着，选举出来的咨议局成员，也必然是拥有以上条件的人。
那拥有这些条件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在那个年代能到新式学堂读书、中过生员功名、做过七品文官或五品武官、拥有五千元以上的资产，毫无疑问都是地主、士绅、豪商，他们都是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
而地方势力的诉求，往往是侵吞朝廷的权利，壮大地方势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顺理成章的壮大自己的利益。
也就是说，这些地方势力代表的是新生产力，积极参加咨议局的选举，最想要的是地方自治。
但地方自治和大清中央集权是相悖的。
大清到底给不给地方让渡权和利？不让，咨议局里的地方势力代表就要争权利，让了，那大清还是大清吗？
不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死局。
所以，不管大清改革如何眼花缭乱，以上三项改革的核心内容，基本就把大清的命给革掉了。
慈禧太后在的时候，还能凭借主政数十年的积威，把反抗的声音暂时压下去，一旦慈禧太后死了，早已被汉人渗透成空架子的大清，也就进入倒计时了。
5
1908年11月，慈禧太后去世，1909年各省咨议局举行第一次选举，结果毫无悬念，当选者都是40岁左右的地方势力代表人物。
原本这些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准备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老一辈一样，从大清手里夺走地方权利以后，与大清和谐相处一段时间的。
但就在咨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很多省份的咨议局就和督抚爆发了冲突。
因为在大清看来，咨议局就是个装饰品，从来没想过把地方权利让给地方势力，所以各省的实际权力依然在督抚的手里，对于咨议局的决定，督抚有否决权。
这就惹怒了咨议局的成员们——“我们要的是地方实际权利，不是做政治花瓶，必须尽快召开国会，把地方权利交给我们。”
在这样的背景下，1910年，大清爆发四次进京请愿活动，要求立即成立责任内阁、召开国会，为了表达不满，很多省份甚至出现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事。
这是明摆着向大清要权。
摄政王载沣面对民意汹汹，被迫宣布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并于1911年5月提前成立责任内阁，从总理大臣到各部大臣共13人，只有徐世昌、梁敦彦、唐景崇、盛宣怀是汉人，另外9个都是满人，其中6人是皇族宗室。
消息一出，群情汹涌。
各省咨议局的成员们，想的是召开国会后，由各省咨议局出人来组建内阁，从而由代表新生产力的地方势力代表人物，掌握大清政权。
但摄政王载沣想的是，要把祖宗传下来的家业，牢牢掌握在手里，千万不能把政权交出去，那样大清就亡了。
冲突和矛盾，至此不可调和。
经过“皇族内阁”的闹剧，各省地方势力也想明白了，大清指望不上了，要想得到想要的一切，只能推翻这个异族的政权。
于是各省咨议局成员，迅速转向革命党一边。
而自从1905年起，代表新文化的留日学生和留日军官们，就在日本东京逐渐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开始光明正大的宣扬革命，回国工作以后，他们又把革命的思想传播开来，并和江湖会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所以到了1911年，代表新文化的青年学生、代表武装力量的新式陆军、代表新生产力的地方势力，以“排满反清”为最大共识，结成了汉人大联盟。
大清走到这一步，曾经睥睨东亚的二元制政权，已经成了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
也就是在“皇族内阁”成立不久，大清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为了收购这两条铁路的股权，大清准备向外国借贷一笔巨款。
铁路是高投资项目，例如粤汉铁路，当初募股的时候要4两银子才能购买1股，而当时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开销，也只要2两银子，所以粤汉铁路的每股单价，相当于现在的6—8千元。
单价这么高，投资人的目的就是获得高回报，现在大清上下嘴皮一碰，就要收归国有，这就在剥夺地方势力的政治权利之后，还要剥夺他们的经济利益。
而且大清向外国借款，谁知道是真的收购铁路，还是武装军队镇压地方？
如果真的收购铁路也就罢了，可要是武装军队的话，那汉人不仅要做回康乾时代的农奴，还要缴纳赋税替大清还款。
怎么着，我杀我自己？
于是西南地区立即爆发了保路运动，大清把湖北新军调到四川平叛，这就导致湖北省府武昌的军事力量虚弱下来。
正巧，10月9日，湖北新军的孙武等人配置炸弹时，炸弹不小心爆炸了，军警开始搜捕革命党。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临时决定，10月10日夜晚发动起义，凌晨便攻破湖广总督府衙门，第二天下午，湖北军政府成立。
湖北脱离大清以后，南方各省立即响应，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大清便失去半壁江山。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整个过程枯燥且没有悬念。
那孙中山没有直接领导起义，为什么选他做临时大总统呢？
主要是因为孙中山出道早。
早在1895年，孙中山就在广州发动起义，成为反清革命的先行者，而那时大清刚经历甲午战败，社会风气正开始向反清革命转变，于是已经发动过起义的孙中山，便成为反清革命的代表人物。
此后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拟定“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给反清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最重要的是，孙中山常年游走国外，和海外华侨、外国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属于反清革命阵营里，唯一能沟通中外的人物，这在列强环伺的晚清，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
所以在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是革命阵营里，各省、各山头都能接受的人物，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非他莫属。
就这样，统治中国267年的大清王朝，在新文化、新势力、新生产力的冲击下灭亡了。
但在反清革命成功的背后，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晚清的新文化、新势力、新生产力的起源，都是来自西方列强，而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基本都在中国沿海城市，最多再经过大江大河，传到内陆省份的省会城市。
这就意味着，反清革命的成员们，思想更倾向于西方，活动范围局限在城市，他们和中国广袤的农村几乎没有关联。
这点和古代地主士绅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武昌起义只是发生在城市的军事暴动，根本没有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更没有把新政权的触角伸入农村，这样一来，辛亥革命也就成了不彻底的革命。
真正改变这种革命趋势的，是由大学教授和城市精英发起，随即扎根农村发展壮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而发现农村蕴藏的磅礴伟力，打土豪分田地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并动员农民参军作战保家卫国的，是五千年来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些推翻大清的汉人们，将根据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地域，不断的分化组合，最终涓涓细流归入大海，共同缔造了一个崛起奋进的新中国。
历史就此翻开新的一页。
袁世凯是怎么想的
1
清朝写了三篇，再接着写一篇袁世凯称帝吧，这件事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延续，甚至是清末新政的延续。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大清失去半壁江山。在失去东北退路以后，面对汹涌澎湃的反清浪潮，大清走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十字路口。
宣统皇帝退位交出江山，还是和革命党殊死一搏？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统治中国276年的政权来说，轻易放弃江山是不可能的，而大清麾下最强的武装力量，便是北洋六镇。于是在排挤袁世凯收回军权、重用满人成立皇族内阁的基础上，摄政王载沣派镶黄旗人、陆军大臣荫昌督师南下，准备一举扑灭革命党，再造大清江山。
结果荫昌对军事一窍不通，也毫无统兵实战的能力，彻底辜负了摄政王载沣的期望。
皇族内阁的总理是庆亲王奕劻，副总理是那桐和徐世昌，这三个人都是袁世凯的政治盟友，而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统领北洋十余年，是北洋六镇官兵都服气的老领导。
他们便劝摄政王载沣：“非袁世凯不能收拾局面。”
载沣遭遇巨大的军事政治失败，又见群臣的意见一致，便在10月14日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到湖北后又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命他全权镇压起义。
随后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11月底便焚烧汉口、攻克汉阳，将革命军逼到武昌城里。同月袁世凯任命张广建为山东布政使，让他奔赴济南收取山东。
12月，袁世凯派北洋军第三镇兵临娘子关，挫败阎锡山和吴禄贞的晋燕联军。命河南布政使倪嗣冲统兵进入安徽，北洋军第二镇统制王占元统兵逼近潼关。
这一系列战事，意味着袁世凯巩固了大清北方局势，随时可以提兵南下，和革命党会猎于江南。
所以在1911年底，袁世凯是大清唯一能用的人，袁世凯的一举一动，决定了大清的命运，乃至中国的走向。
此时的袁世凯是金戈铁马，只手弄乾坤。
南方的起义军虽然人多势众，拥有的兵力总数也占绝对优势，但问题是，起义队伍里的实力派如新军统领、咨议局成员、豪商士绅等等，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扩大地方权力，对战争并没有太大的热情。
只要大清皇帝退位，中国改朝换代，他们就满足了。
而革命党扎根于城市，论战于报纸，根本没有左右局势的实力，能掀起这么大的革命运动，无非是在汉人对大清不满的历史进程中，革命党“排满反清”的口号，成为最大公约数，团结了大多数地方实力派而已。
革命党想打仗，但没有实力发起战争。
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起义阵营的目的不同，并没有统一的领导，不能有效调动人力物力。
一盘散沙的阵营，只能被袁世凯压着打。
所以在北洋军的几次打击后，起义军便提出议和的要求，说只要袁世凯能调转枪口，逼大清皇帝退位，就拥戴袁世凯做大总统。
而经过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英法德日美俄等国，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他们特别害怕南方的反清革命燃起熊熊烈火，扫荡了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这些国家也在积极调停南北战争，希望中国保持和平状态，保证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
如果南北战争实在停不下来，这些国家就准备出兵，直接干涉中国内政了。
外国对南北战争的立场，导致辛亥革命后独立的省份，特别担心外国出兵干涉，重演一次八国联军侵华。真到了那个时候，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必然受到损害，自己的利益也不一定能保得住。
于是外国的立场，更坚定了南方起义阵营的议和立场。
既然外国希望和平，起义阵营希望和平，大清唯一能用的人是袁世凯，那么议和这件事，便是南方、外国和袁世凯的三方谈判。
这个时候，袁世凯该如何选择？
继续在满人帐下做奴才，随时被王公们替换掉，还是顺势而起，做开朝立国的大总统，这个选择其实并不难做。
1912年1月1日，南方各省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说就任总统是因为南方各省缺乏统一机关，不利于和大清朝廷对等谈判，暂时就任而已。
1月12日，庆亲王奕劻在朝堂提出，民国政府有待清室的条件。 1月16日，袁世凯亲自逼宫，说大清皇帝退位后仍保持尊号，享受岁费。 1月26日，袁世凯授意段祺瑞等北洋将领发出通电，请求大清皇帝退位。 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清室条件》，带着溥仪退位。 2月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提交辞呈。 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中国历史上流血最少的一次改朝换代，就这样轻松完成了。
原本辛亥革命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等人发现，如果和大清一刀两断，就失去了满蒙疆藏等地的法理依据，中华民国的合法领土，就只有汉地十八省。
为了继承大清的政治遗产，他们便出台了《优待清室条件》，允许大清皇帝继续使用尊号，中华民国以外国君主之礼对待，每年拨给费用四百万两，大清王公的世袭爵位称号不变，满蒙回藏的王公世袭爵位不变。
通过这些条款，中华民国保证了满蒙疆藏王公的既得利益，换取他们对中华民国的支持，以及大清和中华民国的合法过渡。
总的来说，中华民国就是没有爱新觉罗家的大清，但因为政体改变，中华民国没有自古以来的神圣皇权加持，权威远远不如大清。
袁世凯则风云际会，凭借北洋将领的支持，外国、革命党、大清的互相妥协，摇身一变成为这个新政权的大总统。
2
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共同把袁世凯推到大总统的宝座上，看起来袁世凯得到天大的便宜，实际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是个烫手山芋。
在政治方面，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依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实行的是总统制，大总统不仅是国家元首，还是政府首脑、海陆军最高统帅。
这个大总统是实权职位。
但孙中山辞任临时大总统以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
这样一来，袁世凯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便成为虚职，实权属于可以竞选的责任内阁。
孙中山等人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就是希望让出大总统宝座以后，还能通过选举组阁，重掌中华民国的军政大权。
事实上，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同盟会也改组为国民党，双方始终在扯皮斗争，导致一年的时间，内阁总理就换了三个。
这样的混乱政局，非常不利于民国的中央政府统一意志，推行建设国家的政策。
在经济方面，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更虚弱。
大清的最后几年，不论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还是贬黜袁世凯、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大清在向地方实力派收权，重建中央集权制度。
辛亥革命，本质上是地方实力派对中央集权的反扑。
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后，各省的督军、市长、议长等实力派，很快就利用改朝换代的机会，得到职权范围内的财政权和人事权。
这意味着晚清的中央集权功亏一篑，原本属于中央的权力下移到地方。
既然地方得到财政权和人事权，便会提出地方自治的政治纲领，并截留税收留在地方使用。这样一来，袁世凯的中华民国，能从地方提取到的财政收入就非常有限。
据留下来的历史档案显示，民国初年各省的农业税，大部分被地方截留，中央政府真正的财政收入只有海关关税和盐税。
大清时2.9亿两的年度财政收入，民国初年连一半都得不到。
但袁世凯要花钱的地方却很多。
民国继承了大清的政治遗产，做为代价，必然要继承大清的债务，所以袁世凯刚做大总统，就接手了大清留下的5.26亿美元的债务，此外还有全部公职人员的工资、全国50万军队的军费、政府和军队的日常开销。
以虚弱的财政应付如此庞大的开销，民国政府显然力不从心。
所以说，做了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其实是接了一个烫手山芋。
3
袁世凯是在大清朝堂搏杀数十年的政治强人，麾下有全国最精锐的八万北洋军，面对纷繁复杂的民国政局，政令不行的弱势政权，他会怎么做呢？
当然是肃清政敌，整顿吏治，重建强悍的中央集权制度。
他在大清时期就是知名的改革派人物，不论是编练新军、创建警察制度，还是设立新式学堂、开办矿务总局、协助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主导这些改革事务的人物之一。
这样的人，绝对不是满脑肥肠的昏庸官僚。
而且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贬黜回家，正是因为大清皇族要搞中央集权，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很难说袁世凯没有深度思考过。那么民国的乱象从何而来，因何而起，袁世凯也不可能不清楚。
所以袁世凯要重建中央集权制度，本质上是和革命党合流推翻大清之后，以汉人的身份接续大清中央集权的路，反过来对付夺权的革命党。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就必须死。
因为1913年2月，民国首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多数席位，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理事长宋教仁即将出任内阁总理，组建国民党的责任内阁，并继续在法律层面削弱大总统的权限。
一旦宋教仁组阁成功，便意味着国民党重新取得民国的政权，那袁世凯准备重建中央集权的野望就要破灭，宣统年间出兵打仗、和革命党谈判、回京逼宫也都成了给国民党做嫁衣裳。
这不是被人耍了吗，对于袁世凯这种政治强人来说，这能忍？
所以宋教仁刚赢得选举，就在上海被人刺杀。
归根到底的说，宋教仁不是死于袁世凯的野心，而是死于国民党和北洋的权力斗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斗争，政治强人袁世凯和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斗争。
他只是夹在其中的牺牲品。
宋教仁死后不久，孙中山就到上海和黄兴见面，提出要武力讨袁，同时报纸上发表《大总统之叛逆》之类的文章，在舆论上批判袁世凯。
民国政局走到这一步，袁世凯也知道，政治分歧最终要用军事来解决，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于是在4月份以盐税为抵押，签订了“善后大借款”的协议，向英法德日俄借款2500万英镑。
有了钱，北洋政府就有了底气，北洋军就有了士气。
紧接着在5月份，袁世凯命段祺瑞为代理国务总理，并和黎元洪结盟，派一万精锐军队开进湖北，占据了长江上游的有利位置，从而在北、西两面战略包围东南地区。
这样一来，袁世凯在财政和地缘方面，就占了先机。
1913年7月“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安徽、广东、福建、上海等地纷纷宣布独立，但短短三个月后，冯国璋便攻占南京，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失败。
国民党失败的这么迅速，除了没有直属军队、实力不强以外，根本原因在于，袁世凯能用盐税抵押借到2500万英镑，孙中山却没有抵押物，向外国借不到钱。
孙中山曾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持，但日本给袁世凯借了钱，当然希望袁世凯打赢战争，然后获取丰厚的回报，对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并不热心。
而这次战争的胜利，最大战果是袁世凯的北洋军占领了云南、贵州、广西、浙江、福建、四川、疆藏之外的大部分省份，在全国各派势力中，拥有绝对压倒性力量。
至此，袁世凯的地位彻底夯实，他终于可以推行中央集权了。
于是在1913年底，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非法组织，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并下令解散各级议会，这样就没人能对袁世凯指手画脚了。随后袁世凯发布政令，废除各省的自治权，并任命了省巡按使到县知事的各级行政官员，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军政体系。
但在袁世凯的计划里，这远远不是终点。
袁世凯是1859年生人，在出任民国大总统之前，始终在大清朝堂做官，不是追随李鸿章和荣禄做事，就是和庆亲王等满洲王公结盟，要么就是给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摄政王载沣跪下磕头。
在新生的民国政权，袁世凯这代人是老派人物，身上有浓厚的旧时代习气，在他们的认知里，君臣纲常是深深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那么要重建中央集权，身处民国的袁世凯，就没有任何现代经验可以借鉴，他唯一可以借鉴的经验是被时代抛弃的大清。
所以在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权以后，袁世凯认为还缺一个东西——皇帝。
民国大总统虽然也是国家元首和军队统帅，但和自古相传的皇帝相比，皇帝有“君权天授”的神性，以及两千年历史的强大惯性，在世人的心目中，皇帝的权威远远超过大总统。
如果能重立皇帝，用皇帝的权威重建中央集权，是不是比大总统更好一些？
或许，袁世凯是这么想的。
当然这个想法的背后，肯定有袁世凯的个人私欲。
就这样，在公私两方面因素的驱使下，1915年12月，袁世凯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称帝，成立中华帝国。
洪是洪武的洪，宪是宪法的宪。
但是袁世凯没有想到，他走到这一步，反噬也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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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这件事，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对于四万万老百姓来说，其实是无所谓的态度，只要能驱除外侮守护太平，让老百姓能平平安安的活下去，不论民国大总统还是洪宪皇帝，其实都一样。
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对于袁世凯来说，称帝是重建中央集权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因为称帝意味着重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法统，追随袁世凯的，主要是杨度等君宪理论的拥护者。
那为什么和袁世凯共事的大清遗老们，不积极拥护袁世凯呢？
他们当然拥护君宪制，但宣统皇帝还在紫禁城呢，人家爱新觉罗家276年的江山，论法统论权威，都比袁世凯强太多，如果是拥护君宪，他们宁愿拥护宣统皇帝，也不拥护袁世凯。
所以袁世凯称帝，君宪制的大多数拥护者成了看戏的一群人。
真正对袁世凯称帝不满的，还是地方实力派。
那些督军、议员、官员、地主豪商们，已经在辛亥革命后摆脱大清的束缚，在民国初年的纷乱政局中尝到甜头，不仅保住了经济利益，还扩大了政治权利。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重建中央集权，让他们非常不满意。
而且袁世凯派到各地任职的北洋军政官员，在拥有地方权力之后，也和当地的士绅名流、地主豪商合流，成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
例如在南京任职的冯国璋，保护东南地方的利益，其实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世凯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称洪宪皇帝，就完全破坏了自己施政的合法性，地方新旧实力派们便有了充分的条件，向民国初年的中央集权倾向反扑。
具体的做法很简单，他们假意赞成袁世凯称帝，等改元诏书发布以后，更改国体便成为事实，地方实力派们迅速起兵，以讨袁的名义重建地方权力体系。
虽然没有全国性的串联，但很巧合，这是全国地方实力派的共识。
1915年12月“改元诏书”发布，同月，梁启超和蔡锷就组织起“护国讨袁”运动，武力捍卫共和国体，袁世凯命四川巡按使、成武将军陈宦征讨护国军，结果陈宦和护国军达成和解。
而坐镇南京的冯国璋，既不支持袁世凯称帝，也不支持护国军，领导东南地区和云南、北京鼎足而立。
众叛亲离之下，袁世凯深感政治生命已经终结，谋划数年的中央集权也走不通了，1916年6月因尿毒症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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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当然是历史的倒退，这篇文章绝不是给袁世凯洗白，我想说的是——
袁世凯称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清末新政的延续，是袁世凯这个老派人物唯一能想到的重建中央集权的手段。
袁世凯称帝失败，也和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一脉相承，都是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下移到地方以后，对中央集权的抵制。
民国初年的几件大事，总结起来，其实就这么两句话。
袁世凯失败之后，各省的实力派再无约束，联省自治一度成为主流政治理念。
打着联省自治旗号的北洋军阀们，动不动就脱离中央政府的管理，主张联省自治的广东军阀陈炯明，最终也坑了孙中山。
众人寄予厚望的中华民国，正式进入群雄纷争的乱世。
既然乱世是地方实力派争权夺利开启的，那么终结乱世的，便只能是自下而上闹革命，从基层农村开始重建地方权力结构，铲除地方实力派存在的土壤，进而重建中央集权的农民革命运动。
从这个角度来看，重建中央集权是发轫于晚清，收功于新中国。
袁世凯称帝，不过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试错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