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左
《笑忘书》 作者：梁左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8月
【随笔 部分】
一、 就这几位大腕儿
我进入相声界算来已有十来年了，其间接触的奇闻逸事真是不少，早就想写出来给大家看个新鲜，但一是工作忙顾不上；二是如《红楼梦》所谓“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三是当事人都健在，写好写不好的备不住人家不乐意，何苦积德不成反招怨，所以几年来竟没有动手。
后来我友蒋力供职的《中国文化报》要出周末版了，蒋力主其事，让我无论如何写点儿可读性强的文字供读者周末消遣。
对这位老朋友我历来是言听计从的，而我所能写的可读性最强的文字也只有这种相声界的奇闻逸事了，于是决定不管别的，先写了再说。
首批先写了下面几位“大腕儿”，蒙蒋力不弃，竟在《中国文化报》破例用一个整版发了出来，据说还颇受读者欢迎，并有全国各地多家报刊转载。
后来因为忙，就没有再写下去，害得蒋力每次见了我都要问：“梁左先生，这《笑星百态》……”
再后来，蒋力自己也调离了《中国文化报》，见了我也就不再问“梁左先生这《笑星百态》……”了，我当然也就更懒得再往下写了，也就只有下面这几位“大腕儿”了。
就这几位大腕儿——马三立的“文哏儿”
如果在中国相声界论资排辈的话，马三立无疑是健在者中辈分最大的了。侯宝林该叫他师叔，马季该喊他师爷，至于姜昆冯巩等辈，都该尊他为师祖了——当然新社会不讲究这个，我们一般只称他“马老师”“马先生”或“马老”等等。
马先生是相声前辈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他念过私立高中，在今天恐怕要相当于大专了。因而他的相声别具一格，按行话说就是“文哏”用得特别多，也就是说很有现代意义上的幽默色彩，有些包袱简直难为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写，我写小说!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过托尔斯泰，不让巴尔扎克，外国有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马三立!高尔基写《母亲》，我写《二姨》!短篇，中篇，长篇，稿费，源源不断，邮局汇款：‘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有了钱，怎么办?我先买一棉帽子戴……”
我看这段描写真是了不起的意识流!一个人由写小说想到挣稿费并不新鲜，难得的是他居然仿佛听到邮递员喊他领稿费的声音!尤其马先生在表演时把那句“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喊得此起彼伏，让观众乐不可支；而最后这位未来伟大作家的理想不过是用稿费买一顶棉帽子戴，这种强烈的反差简直令人绝倒!
马先生平时说话也极其幽默，甚至你根本弄不清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有一次相声界在大连开会，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做了精彩发言：
“……我就说一条儿，咱们到了海边儿可不准背着领导下海游泳，回头有个大事小情的可没人捞你去。咱们得让领导放心，让领导高兴，领导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事后我和姜昆越琢磨越可乐：“领导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那他们当领导的可太省心啦!仔细一想，这不也是中国某些现象的真实写照吗?就连马三立先生本人，在1957年，不也是因为领导一不高兴，就被打成右派了吗?后来有一阵和领导接触时我们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儿，弄得领导哭笑不得：“部台领导对这段相声提出的修改意见你们同意不同意呀?”
“同意同意。”
“是不是有点儿勉强，有点儿不高兴?”
“没有没有，我们是怕您不高兴，您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就是在大连会议期间，赶上马三立先生有一天高兴，专门为我说了一段《黄鹤楼》。这是一段传统柳活儿(以唱为主的相声)，而马派的表演“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最重要的就是紧紧抓住了人物性格，以人物性格来贯穿包袱。
按马先生的分析，相声中的甲好吹，虽然也会几出戏，但把自己吹得无所不能，所以在台上硬挺着“钻锅”(不会唱蒙着唱)；而乙是一位票友，极想有机会票一出，所以才逼着甲跟自己一起唱——
乙：那要不咱俩唱一出《黄鹤楼》怎么样?
甲：黄……黄什么楼?
乙：《黄鹤楼》呀!
甲：黄……(怀疑地看乙)这戏有你吗?
乙：我当然有啦!您有没有?
甲：我……你就甭管啦!
乙：什么叫甭管啦，您倒是有没有呀?
甲：我，我……
这时观众自然能体会到甲的外强中干，发出会心的笑声。而有些演员不注意把握人物性格热衷于“鲁肃——打卤面”之类的“外插花包袱”(脱离人物、情节而设计的包袱)，这样就容易把整个段子演得轻飘飘的。还有些演员把握不住乙的性格，把乙设计成为“醒攒儿”(即心里明白)而故意戏弄甲，这样也会大大影响这个段子的艺术效果。
马三立先生年龄虽大，辈分虽高，但并不保守。他近年来就根据西方幽默改编了不少新段子，而且非常成功。他对我近年来的相声创作(照一些相声前辈看来我的相声创作是离经叛道的)也非常关心，曾对我表示：“如果你给我写一段《虎口遐想》那样的段子，我也能说!”马三立先生年过七旬，对待艺术仍然这样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不断革新，不断进取，令我非常敬佩。
近日，天津的相声前辈杨少华先生来京演出，行前，马三立先生特意关照，你的相声风格比较旧，到北京可以去看看梁左。通过与杨先生的几次交谈，我体会马先生并非仅仅是让杨先生来我这里增加些新的东西，也是为了让我从杨先生身上学到更多的传统相声手法与技巧，使我的相声创作更上一个台阶。
就这几位大腕儿——敌台里听到侯宝林
我平生读到的第一本相声集，是50年代出版的《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集》。那是一个文化荒漠的时代，一个初中生能得到这样一本书当然是爱不释手了。
这本书我前后读了大约二十遍，直到几乎能把所有的段子都背下来为止。不能说仅仅因为这本书便决定我后来选择了相声创作工作，但直到现在，我仍然能感受到它对我的相声创作的巨大影响。
第一次听到侯宝林的相声是在插队的时候，说来荒唐，竟是从“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对华广播中听到的。那时“四人帮”尚未倒台，国内风云变幻，我们几个知青收工回来关严门窗，围坐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偷听敌台”，本来想听到些政治方面的消息，没想到听到的居然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夜行记》!
这对我们枯燥的业余文化生活来说真是一针强烈的兴奋剂，一连几个月我们都在热烈地议论这段相声，而且每次都能自己把自己逗笑。当然，一位后来的中国相声作家居然是在外国电台中第一次听到自己国家相声大师的作品，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儿不可思议。
第一次见到侯宝林先生是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他被聘为我们系的教授，来系里讲课。这次讲课不是安排在教室，而是在礼堂。结果几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受优待，每人一张票，其他系的学生只能十几个人摊一张票，很多没票的学生挤在门口，可谓盛况空前。
侯先生讲的题目我记得是相声史一类，但这样的题目除了对中文系文学专业而且还得是像我这样的学生才能产生兴趣外，一般学生根本没什么兴趣，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见见侯先生，听他说两段儿。但侯先生此时是我们系聘来讲课的教授，并非请来的演员，于是供需双方就发生了矛盾。好在侯先生具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讲了几句之后即摸清了这是个什么样儿的“场子”，于是在讲演中穿插了大量作品介绍和“现挂包袱”(临时抓哏)，于是皆大欢喜。
——现在我有时也被高校请去讲相声创作之类，我吸取侯先生的经验，不管主办单位怎样要求，我始终坚持以介绍作品为主，把史、论之类都减少到最低限度——有几个大学生会像当年的我一样对相声史和相声论感兴趣呢?
我步入相声界之后，被侯先生所在的中国广播说唱团聘为特约创作员。其时侯先生早已退休，不大来团里，我在团里仅见过他一次，匆匆地聊过几句。侯家二公子耀华、三公子耀文和我都是极熟的朋友，侯府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但与子女的交往通常以不打扰长辈为宜，所以我与侯先生竟从未深谈过什么。
1991年在相声界的一次聚会上，侯先生做了一个发言，其中谈到相声目前不景气的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待遇不公：“人家费那么大劲儿写个段子，你给加俩馊包袱就算你的了?名也是你的，利也是你的，那人家谁还写相声啊?”
会后聚餐时相声作家廉春明与我相约给侯先生敬酒，侯先生笑问：“怎么样，我今天讲的对你们写相声的还算公道吧?”
我们忙说：“公道公道，就为这个敬您一杯!”
“公道就好。”侯先生高兴地站了起来，与我们碰杯。我们知道他身体不好，劝他不要多喝，但他还是一饮而尽。
我想起我少年时读的那本书，为什么叫《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集》呢?加这“表演”二字，实际上是侯先生有意强调他仅仅是作为相声表演艺术家在表演作品——虽然收入集子中的许多作品，特别是许多传统作品，都经过了他的加工和净化，而这种加工和净化现在看来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其艰巨程度也并不比创作一段新作品轻松——但侯先生仍然认为这仅仅属于“二度创作”，是一个表演艺术家的分内之事。
后来，侯先生身体欠安，先在医院治疗后回家中养病，我曾去电话问候，是侯伯母接的：“梁左呀，昨儿我还念叨您哪!昨儿有人送来一只甲鱼给侯老补身体，我一下就想起您来啦，您要在这儿就好啦!”侯伯母记忆力真好，数年前有一次在侯府用饭，耀文说做一只甲鱼招待我，我说这我拿手呀，于是自己下厨房做了一道清蒸甲鱼，侯伯母尝过之后直夸味道好。听她在电话中提起此事，我忙问：“要不我现在到您府上给您露一手儿去?”就听耀文在电话旁边埋怨他妈：“人家都挺忙的，您提这事儿干吗呀!”然后他接过电话：“梁左呀，我们老爷子好多了，多谢你惦记着……你甭听我妈瞎说，那甲鱼我昨儿都给做得了，比你做的还强哪!”也不知是真是假。
当我写这篇文章时，侯先生还健在；当我编辑这本小书时，他已经离我们而去。
他临终留下话，说他一辈子感谢观众，说观众是他的衣食父母……
就这几位大腕儿——马季说，我要买我是孙子
马季是中国新相声的主要奠基人，尤其是他在五六十年代创作的一批“歌颂型”相声，如《登山英雄赞》《英雄小八路》《找舅舅》《友谊颂》等，虽然今天看来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但在当时的确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马季师承于侯宝林先生，同时也从郭启儒、刘宝瑞、郭全保等相声名家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他对传统相声手法和技巧的烂熟于胸，以及在创作中的运用自如，令相声界的许多同行叹为观止。
我近来的相声创作与姜昆合作，马季是姜昆的老师，且师生关系相当密切，照理我也应当常有机会向他请教的。可因为他近年来身体不好，医嘱闭门静养，所以我从未登过他家的门。平时在公共场合见了面，也不便深谈，只能客套寒暄两句：“马老师最近身体怎么样啊?”“还可以啊，最近写什么新段子啦?”如此而已。
直到去年五月，我和马季、姜昆等一起到香港访问，这才有了与马老师深谈的机会。我们虽然各住各的房间，但客厅是公用的，马老师的作息习惯是晚睡晚起，我也惯于熬夜，所以每晚看完电视之后，都要在客厅里聊上一两个小时，有几次聊得高兴，竟一直聊到了第二天凌晨——还是我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催促他去休息的。
马老师与我谈话的内容很广泛，他的从艺经历，他对相声艺术的见解，以及相声界、曲艺界的一些奇闻逸事、历史掌故之类，的确使我获益匪浅。这些内容事后我都做了笔记，以后有机会当另为文叙述，这里只讲讲我们在香港的几件琐事。
在香港朝夕相处的一个月中，马老师好几次把我们逗乐了——并不是那种捧腹大笑，而是越琢磨越可乐。因为细想起来，他的“包袱”手法并不新奇，甚至都是传统相声中最常用的，但他用得好，用得巧，用得适宜，因而效果不同凡响——须知干相声这行的整天同“包袱”打交道，真想把我们逗乐也不容易呢!
这里且举两例——
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逛商店。马老师这两年有点儿发福，又打扮得西服革履，完全是大老板的派头。加上香港一般不看大陆电视，所以像马老师这样的著名笑星也不大有人认得，于是他一进门就被导购小姐认定了是位大款，忙前忙后一个劲儿向他推销。马老师刚向一套西装看了两眼，小姐就为他拿了过来：
“先生好眼光，这套西服是最新式的啦!”
“唔，好，好。”
“做工很考究，颜色也很适宜先生穿的啦!”
“嗯，不错，不错。”
“很便宜的啦，打八折，两千九百元一套。”
“您快收好吧——我要买它我是孙子!”
最后这句话是马老师回头小声对我们说的，把我们都逗乐了。后来在香港但凡遇到这类超出大陆人消费水准的商品，我们常说这句话。
还有一次一位香港朋友再三再四地要请我们吃饭，我们因为应酬多，没有答应。正好有一天在吃饭时间路过他开的一家商店，我提议进去看看，若他死留我们就把这顿饭吃了算了，省得拂了他的好意。马老师带我们进了商店，那位香港朋友很热情：
“哎哟，是马先生呀，稀客稀客，你们几位吃过饭了吗?”
我想这下麻烦了。若说吃了吧，万一香港人实诚，必要另约时间；若说没吃吧，你吃饭时间上这儿来，这不明摆着让人家请你吗?还是马老师回答得体：
“啊，我们不忙。”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传统相声中常见的“包袱”手法，但马老师用得特别贴切，就是与众不同。直到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时，想起当时的情景，还有点儿忍俊不禁呢!
姜昆也跟我说过类似的例子。他说有一次在马老师家做客，一位年轻客人自告奋勇到厨房为大家烧水，他粗手笨脚地进了厨房以后，就听里面锅碗瓢盆一阵乱响，也不知道碰翻了什么，于是马季在客厅里大声问他：
“嘿，逮着了吗?”
这也属于那种越琢磨越可乐的包袱——烧水怎么弄出逮猫狗的动静来!
就这几位大腕儿——姜昆遇险记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常随中国广播说唱团外出，或体验生活，或创作节目，或听听观众对自己作品的反映，几年来跑了不少地方。
我和姜昆是创作上的伙伴，每逢外出，接待单位通常把我们安排在一个房间，便于讨论节目什么的。说实话，这对我来讲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姜昆是名人，每到一地，必有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来探望、闲聊、合影、索字(姜昆写得一手好字)，加上电话铃声不断，别说写东西，就连正常的休息也很难保证。
比如有一次我们住在一个县招待所，深更半夜闯进一个小伙子，姜昆本来已经躺下，这时也只好起来接待。小伙子大模大样地和姜昆握手：“姜老师到我们县，对我们全县人民鼓舞很大呀!”完全是一副领导的口吻，然后他也不用人让，就坐到床上东拉西扯，“县委张书记，是俺嫂子的亲舅!酒厂张厂长，和俺爹是拜把子兄弟!俺表大爷在北京七机部，张富贵，你们不认识?”
问他有什么事儿吧，也没事；请他早点回去休息吧，也不走，就那么坐着连吹带侃的让你不得安宁。后来姜昆实在烦了，硬把我往第一线上推：“小张啊，这是我们一块儿来的梁老师，你们多聊会儿，我出去办点儿事”——说完就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一直躺在床上看书，这时便装作刚刚从书堆中挑了一本最枯燥无味的《曲艺特征概论》递给了他。小伙子翻了几页，大概实在不得要领，又见我只顾自己埋头看书并不搭理他，这才怏怏地告辞了。
第二天，县委领导亲切接见演员，当介绍到县委张副书记时，姜昆小声问我：“这就是‘俺嫂子的亲舅’吧?”我点点头，想笑又不敢笑。
三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们到外地的一家大工厂去体验生活，厂里很热情，把我们安排在厂招待所最好的房间——据说是赵紫阳前总书记来厂视察时住过的。那房间的格局是一厅两室，厅是供会客用的，很大，可以摆下十几张沙发；厅的一侧通往首长休息室，里面沙发彩电办公桌一应俱全，还备有一张巨大的席梦思软床供首长享用；另一侧是工作人员休息室，里面只有两张小床，但也收拾得干干净净。
唐杰忠老师年纪大，占据了首长的房间。我和姜昆住在小间里，研究个节目什么的也很方便。尤其是有单独的客厅，遇到与我无关的客人我可以躲在房间里不受干扰，这种条件在我们平时外出时是不多见的。所以当厂领导一再表示“条件有限招待不周”时，我们真心实意地把这套房间大大夸奖了一番，说您这儿哪是招待所呀，完全是五星级宾馆的总统套房呀，就冲这房子我们下回还得来!
当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起来，姜昆正在穿鞋，忽然看着窗台愣住了——一只半尺多长的大耗子沿着窗台徐徐走过，胜似闲庭信步。姜昆眼疾手快，“啪”的一声，手里的皮鞋飞了过去，砸在耗子身边，耗子吃了一惊，“蹭”地一下从窗台跳到地上，这时我也抄起一本硬皮书砸了过去，“虽不中亦不远矣”，吓得耗子“吱溜”一声钻进客厅。
唐老师起得早，此时正坐在客厅里悠悠品茶，只等聚齐了我们一道去用早餐。听到里面一阵乱响，正要问出了什么事，见一只大耗子跑了出来，也吓得一愣。他老人家到底是当过解放军，动作敏捷，一个健步冲上去，就把自己住的那间首长屋的门关上了，然后才转过身来，连声喊打。这时耗子在客厅里无处藏身，只能在沙发底下窜来窜去，窜到最后竟无影无踪了。
吃过早饭，想想耗子还在屋里，毕竟不大踏实。唐老师的首长间有一扇小门直通走廊，于是他干脆由小门进出，而把通向客厅的门锁死，省得耗子乘虚而入。我和姜昆无处可逃，只好求助于服务员小姐：您这屋可闹耗子呀，就这条件还接待赵紫阳哪——赶紧想法子吧!小姐有点儿不高兴，说我们这儿是卫生红旗单位，从来没见过耗子是什么样儿，想是你们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看花眼了?我们说一人看花眼倒也罢了，难道三个人都会看花眼吗?小姐想了想又说，这两天检修暖气管道，凿墙挖洞的，说不定是过路的野耗子钻进屋里来了，也只是随便转转，并不打算安家落户，你们只管放心。
我们想想有理，那耗子也确实是在窗台发现的，想必现在已经顺着原路返回了吧!
在以后的几天里，那耗子确实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们越发坚信了小姐的话，唐老师锁上的门也打开了，大家的警惕性也渐渐地松懈下来。后来又忙着体验生活，创作节目，慰问演出，更把耗子的事扔到脑后了。
到了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姜昆下了几盘围棋(他跟陈祖德、聂卫平学过棋，据说已达到业余初段水平，可让我四子)，收拾好行装，就早早入睡了。
入夜，我在蒙眬中猛然听到一声惨叫，条件反射般地开了灯，就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由姜昆的床上跳到我的床上，然后跃上窗台，眨眼就不见了。再看姜昆，光脚站在地上，用手捂着一只耳朵，龇牙咧嘴的。
“耗子，耗子咬了我的耳朵!”
他把手张开让我看，耳朵上果然有几个细小的牙印儿，还慢慢渗出血来。问他疼不疼，他大叫起来：“你这不气我吗?都流血了能不疼吗?把我都疼醒了!不成!明儿我得跟他们找地方说理去!这叫什么招待所，耗子都成精了!我活了三十多岁，也没挨过耗子咬啊!这叫什么事儿啊!”
我忍不住笑了。
姜昆见我还笑，越发恼了，嘟嘟囔囔的：“你怎么还幸灾乐祸的，一点儿阶级感情都没有?按说这耗子由窗台过来，先经你床再到我床，应该咬你才是，我这完全是替你挨咬，你还不关心关心我——你有创可贴没有?给我找一块儿!”
我找了一块创可贴给他，又“关心”地问他挨咬的经过。
姜昆说他正在做梦，梦中干渴异常，买了瓶汽水正要喝，就觉得右耳如针扎一般，于是猛然惊醒……
“等会儿，你刚才说你喝汽水，是对嘴喝还是用吸管儿?”
“好像是用吸管儿……你问这干吗?”
“不是，你想这耗子半尺多长，它那嘴在咬你耳朵，它那尾巴该耷拉在哪儿啊?”
“怎么，你说我嘬的是那……”
“可不，你不嘬它它能咬你吗?”
“胡说，我，我能嘬那玩意儿吗?”
姜昆知道我跟他开玩笑，不过他还是赶快跑到卫生间去狠命漱了漱口，然后跟我商量：这后半宿怎么办哪?谁知道那耗子还来不来呀?你还敢睡吗?
最后我们决定索性不睡了，在客厅里“手谈”了几盘，混到天亮。
早晨，厂里几位领导都来送行，见了姜昆还一个劲儿客气：“姜老师昨天休息得怎么样啊?睡得好吧?”
“好，好，就别提多好啦!”姜昆此时也想开了，反正今天就走，何必得罪人家呢?谁知人家还一个劲儿热情：
“姜老师什么时候再来啊?这房间我们可给你留着啦!”
就这几位大腕儿——侯耀文的“包袱”
侯耀文四十出头，说相声却已有三十年历史了。他告诉我他说的第一个段子是他令尊说过的《醉酒》，虽然模仿得惟妙惟肖，但观众觉得并不可乐，因为没有人相信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会“醉酒”——直到三十年后，侯耀文仍然牢记这一历史教训，说相声必须得让观众觉得可信。
侯耀文出生于相声世家，一般人总以为他说相声得益于他的令尊侯宝林先生。当然，小时候的耳濡目染也是有的，但侯先生一开始并不赞成耀文说相声，耀文十六岁时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也完全是“自做主张”，直到木已成舟才向家里打了声招呼。
直到现在，侯耀文也很少拿自己的作品向老爷子请教，倒不是因为侯大师教子严格，批评的多，表扬的少，若是点头不语，就算了不得的夸奖了——主要是因为忙，他也忙，他父亲也忙，爷俩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但十天半个月不见面也是常有的事。侯耀文曾引用卓别林的话对我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艺术家的生命更为短暂，白天排练，晚上演出，根本就没有别人的八小时工作制，也难得享受常人的天伦之乐……
侯耀文对相声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说、学、逗、唱样样拿得起来，而且活儿路子宽，差不多的传统段子都会说，这在新一代相声演员中并不多见。他的一些“包袱”就脱胎于传统相声，而且用得极“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见义勇为》：
歹徒：“你起开!要不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英雄：“你还别说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今儿你就是一刀给我扎出十二色来，我也不能让你过去!”
在传统相声中有这样的包袱——
甲：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乙：扎出血了!
甲：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乙：扎破胆了!
甲：白刀子进去黄刀子出来!
乙：扎……扎哪儿了?
甲：扎屎包上了!白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乙：这是怎么回事儿?
甲：什么也没扎着!
这里把红、绿、黄、白四种颜色都说到了，后人再组织类似的包袱就很困难；而侯耀文在此基础上说出的“十二色”，则把这个包袱推向了极端，所谓“用绝了”。
《糖醋活鱼》也是侯耀文的代表作，其中写一个外国人学中国话(行话叫“倒口”，耀文倒的其实是唐山口，即用唐山方言模仿外国人)——
甲：咱们打开窗帘说亮话……
乙：不对，那叫打开窗户说亮话。
甲：打开窗户……那窗帘呢?
乙：你就甭管窗帘啦!
甲：好，咱们打开窗……中国怎么没有窗帘呢?
乙：有窗帘，可这句话就得这么说!
甲：行，咱们打开窗户帘……中国话不好说!
这里借用了传统相声中最常见的“三番四抖”的手法，但又有很大的创新。首先它不是到第四番才抖出包袱，而是每一番都能让观众觉得可乐；另外它也不是单纯地卖弄技巧，而是非常符合外国人的思维逻辑——我曾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六年，深知外国人在学汉语(尤其是学这种歇后语、俏皮话)时是如何地转不过弯来。
在相声界，一些年轻同行知道耀文的传统相声功底很深，遇到难题常向他请教，耀文总是热情相助，有问必答，有时甚至热情得让你不好意思，比如有一次我和姜昆在创作一段相声时对一个包袱怎么也不满意，于是双双登门去找耀文讨教，耀文除了极热情地为我们设计好了好几种方案，还非要请我们吃饭不可。
我们说既然到了“饭口”，若在你家随便吃点儿也罢了；若到外边去，还是该我们请你，本来就是我们来麻烦你嘛!耀文说你们来了就是客人，况且创作相声这么辛苦，怎么能让你们饿着肚子回去!只是今天家里没什么准备，就到附近的馆子随便吃点儿，哪儿有让客人做东的道理!最后还是他在附近的吐鲁番餐厅请了我们一顿，我们也没客气，放手点了几个高档的风味菜。
还有一次是在前年筹备春节晚会时，侯耀文石富宽的《买猴新篇》没有通过，领导让他们另外准备个新段子，此时距离晚会只有一个星期，火烧眉毛。
吃晚饭时我们凑在一桌，只见他和石富宽都愁眉苦脸的。这时同桌的黄宏跟我谈起他们的《秧歌情》中的一个包袱——
妻子：“你说，你跟国家主席你们俩人谁大?”
村长：“职务不分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当然从行政上来说他比我大四级，主席、省长、县长、我，中间的都不算……”
黄宏觉得这个包袱在设计上有毛病，但一时想不出毛病在哪儿。我说恐怕要把“中间的都不算”这句话删去，因为这是一句“挡包袱”(妨碍观众大笑)的话。耀文一听也立刻来了精神，他说还应该强调那个“大四级”，最后再加上一句“我们四个人是这么排的”之类的话，这样就更加可乐了。
他还请黄宏晚上一定到他房间来：“我帮你归置归置，咱非把这包袱给砸瓷实了!”
我说：“你自己那活儿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还帮人家归置活儿哪!”
耀文说：“不是，我看他们这包袱就差这么一点儿，我替他们着急呀!”
这时所有的人都说他：“你还是先替你自己着急吧!”
就这几位大腕儿——王朔的活法
一位作家在他生前而不是死后，而他到现在也不过才三十出头，并且还是在中国文坛特别不景气的时候，能在文坛内外引起旷日持久的轰动，能让社会各界芸芸众生各色人等敬之爱之慕之忍之不知高低，这不仅为建国四十年来所未有，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罕见——曹雪芹也是在他死了以后才出的名儿。
作家名叫王朔，他说他是一不留神出的名儿。
于是让我们这些作家都感到万幸，幸亏他不留神，他要再留点儿神用点儿心那还有我们的活路吗?你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呀!
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爱你没商量》中的方波有一句台词，把“王朔的小说梁左的相声”归入到“雅人看了嫌俗俗人看了嫌雅”的三流作品。
剧中人的台词未必代表编剧本人的意见。据我所知，王朔对我的相声历来评价不低，对他自己的小说更是很少这样谦虚，只有在被记者质问时——“听说你一不留神就能写出《红楼梦》来?”他才勉强谦虚说：“我那不是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吗?”
但也的确是“雅人看了嫌俗”，所以就有人说王朔的作品是“痞子文学”，不把年轻人往正道上引。对此，王朔回答得也很坦然：“痞子”云云，从来就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的诬蔑。在小说《一点正经没有》中，主人公还教育女儿扣子说：你要小心这世上的坏人，他们都憋着教你学好，好由着他们自己使坏!
其实，王朔的作品可以分为好几类。
比如，从早期的《空中小姐》到近期的《过把瘾就死》，都是属于纯情挚情的，也是最讨女孩儿们喜欢的。我读了以后只觉得他把爱情写得太博大太严肃太正经太执着，倒让我们这些俗人想爱都不敢爱了——在这里，我们见到的是一个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的王朔。
比如，以“警官单立人系列”为代表的刑侦小说，故事性极强，好看，只是社会意义相对就显得弱一些。在这类小说中我最喜欢《各执一词》，全靠人物自己的语言来刻画人物，推进情节，功力不凡——在这里，王朔又变成了一个很不错的侦探小说作家。
比如，《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还有王朔参与创作的《渴望》《海马歌舞厅》等，都属于商业性比较强的作品，大多是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或者一开头就写的是电视剧，然后再改回小说。这类作品受各方面的限制比较多，有时并不能代表作者的真实思想，像《渴望》中全力歌颂的刘慧芳，就绝不同于王朔笔下的其他女性——在这里，王朔真成了一个“写字儿的”，他自己谦之为“字匠”。
对以上三类作品，虽然间或也有人提出各种意见，但大多还不超出正常文艺批评的范围，只有对最后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即被称为“谐谑”类的王朔小说，才真是“爱的爱死恨的恨死”，许多赞扬连王朔本人一起美化，许多批评也就变为人身攻击。
在这类小说中，王朔为读者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活法”，一种在建国四十多年的文艺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活法”，一种在中国历史上的文艺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活法”，因而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一种强烈的、心灵上的震动。
这是一部写给成年人看的童话，“三T公司”、“三好公司”、“海马”编辑部、“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却又似曾相识，依稀可见。对这些全新的故事全新的人物全新的思想，我们传统的文艺理论、审美观念乃至道德标准似乎一下子都失灵了，我们简直束手无策了。
骂一声“痞子文学”扬长而去这种阿Q式的战法当然是最容易的了，但也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君不见前几年改组之后号称回到了真正的某某主义者手中的某权威文学刊物，发行量一减再减，与王朔小说发行量的直线上升，倒成了很好的对比。不是说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吗?到底谁服务得更好一些呢?
写小说的王朔，在我看来，是继鲁迅之后，向根深蒂固的“国民性”或称“民族劣根性”继续发动进攻的作家群中的一员。继承鲁迅的大有人在，但真能击中要害、打到痛处的并不多，王朔就是这“并不多”中的一位佼佼者。
鲁迅的讽刺是沉痛的，王朔的调侃是轻松的；鲁迅面对的是五千年的沉重历史，王朔面对的是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有时追溯历史也只到本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鲁迅以他的博大精深使广大知识分子成为其作品的知音，王朔以他的幽默洒脱为自己的作品赢得了更多的普通劳动人民读者……
我不敢说我懂鲁迅，但我敢说我懂王朔。
然而，那些骂王朔、贬王朔的朋友们，你们敢说你们懂王朔吗?
请认真读一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我是你爸爸》《你不是一个俗人》这些有代表性的王朔小说，你会感到轻松潇洒的外表背后有一种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我们这个民族太沉重了啊!
王朔并不是真的在“玩”文学，他的创作态度是相当严肃的。
以他的工作成绩来说，几年来发表了上千万字的文学作品，而且在国内国外形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或许将影响到整整一代人——这是随便一“玩”就能“玩”出来的吗?
以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若是工人，他可以做劳动模范；若是女人，他可以做三八红旗手；若是民主人士，他可以做政协委员；然而他偏偏只是个“写字儿的”，不仅无功而且有过……唉!
我们连资产阶级的文艺都容忍了——如今哪个少男少女不崇拜着港台的歌星影星?
我们连封建主义的文艺都容忍了——从唐诗到宋词，从京剧到昆曲，不仅抢救还要振兴。
我们甚至连奴隶社会、原始社会的文艺也都容忍了——偶然发现个什么还要当作宝贝。
我们为什么就单单容不下一个王朔?
二、话说相声——人生无价值，题材有禁区
今年(1992年)的春节晚会不理想，尤其相声，简直溃不成军。
演员都是一流的：姜昆，唐杰忠，侯耀文，石富宽，牛群，冯巩，李金斗，陈涌泉……说句大话，都是往台上一站就能把观众逗乐的主儿。
今年怪了，乐的少，骂的多，看完一撇嘴：什么呀!
就连耀文的二哥耀华(在《编辑部的故事》中饰余德利)也对我说：“兄弟，你们今年那相声不行，我们老三那也不行，那谁他们那个更甭提……也就建华他们那《论捧》，好歹还算整活儿。”敢情我们的相声连个完整的段子都算不上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问题出在哪儿了?
创作。没有一流的节目，再好的演员也白搭。
要说春节晚会不重视创作，那的确是冤枉。我参加过六届春节晚会的创作工作，每次都是过了国庆就进入情况，过了元旦就进入剧组，一直修改到大年三十下午——开播前的最后一刻。在此期间各级领导关怀指导，剧组编导出谋划策，同行互相帮助，演员随排随改，还有热情的观众不时来信来电表达他们的鼓励与期待……就这么折腾三四个月，连个好相声都写不出来?那也实在说不过去了!
这六年来，我和姜昆为春节晚会写了六段相声，自1987年开始依次是：《虎口遐想》《电梯奇遇》《捕风捉影》《学唱歌》《着急》和今年的《美丽畅想曲》。
从观众的反映来看，《虎口遐想》最受欢迎，其次是《学唱歌》(曾被评为当年最受观众喜爱的晚会节目)，《电梯奇遇》和《着急》也还不错，比较有非议的就是《捕风捉影》和《美丽畅想曲》了。
通过近年来在春节晚会上演出的相声作品，包括我和姜昆的作品在内，可以大致看出当前相声创作(特别是为电视台大型文艺晚会而进行的相声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关系到相声今后的发展，关系到这一民族传统艺术能否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彩而不至于断送在我们手中，所以很有探讨的必要。
首先，我们是否对文艺作品赋予太重的责任?可以兴邦，可以安民，可以团结教育，可以打击消灭……我不否认在历史上曾有一些文艺作品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比如《汤姆叔叔小屋》就推动过美国的南北战争，比如《撒旦的诗篇》就曾震动过整个阿拉伯世界，比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比如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那毕竟离不开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环境，毕竟还不能算作普遍的艺术规律，若要求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有偌大的作用，就有些强人所难了。文艺就是文艺，不能被别的东西所代替，也不能代替别的东西。说到曲艺、相声，受其篇幅、形式的限制，其作用比起其他文艺作品来可能还要更小一些。
一位相当级别的负责同志曾指出：“曲艺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化娱乐，人们在劳动之后，喜欢听一些轻松愉快的东西。”假如我们老老实实地尊重相声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老老实实地把群众性、通俗性、娱乐性摆到应有的位置，那么春节晚会上的相声恐怕会比现在更好一些。
如今，虽然没有人要求相声发挥偌大的好作用，但总有人担心相声发挥出偌大的坏作用。说实话，近年来反响最大的相声作品，或许就是我和姜昆创作的那段《特大新闻》(即天安门广场改农贸市场)了。其实这个段子充其量只是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人们的某种社会心态，其中提到的一些社会问题也是当今中国从上到下公认存在的，只是各自都有一套自己认为最理想的解决办法而已。这段在1989年元旦播出的相声和其他任何事情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可是往往有人不这样认为，总担心文艺作品(尤其是讽刺揭露型的，例如相声)会引起什么大的麻烦，杞人忧天，提心吊胆，怎么能出好相声?
这就涉及相声创作的题材问题。“题材无禁区”，这当然是对的，但这是就文艺创作的整体而言，具体到某一艺术门类，往往是有禁区的。比如音乐、舞蹈就很难担负起讽刺批判的重任，这类题材就是它们的禁区。有一首歌叫《跟着感觉走》，人们要批判它只能写文章(包括写相声、写讽刺诗、画漫画)，但绝不能另写一首歌来批判它，如果一定要写，只能写一首像去年春节晚会上播出的《跟着太阳走》，从歌颂入手，从倡导入手，从正面教育入手。这种题材的禁区并非人为划定，而是艺术规律使然。具体到相声创作的题材，禁区也很多，一切悲剧题材，一切正剧题材，都在禁区之内。相声的题材只能是喜剧题材，喜剧是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超出这个范围以外的东西是它所无力承担的——《古兰经》有云：“不要让我们承担我们所无力承担的担子吧!”
在历年的春节晚会上，相声都是最受观众欢迎，也是最难搞的艺术品种。春节是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晚会的基调一般都是团结、奋进、欢快、向上——虽然历年的提法略有出入，但大致如此。这种基调本身无可非议，而且对音乐舞蹈更为适宜，载歌载舞，喜迎新春嘛!相声就难了，虽然也可以沾个“欢快”的边儿，但毕竟是讽刺艺术，讽刺到你头上你还能“欢快”吗?
就以1989年春节晚会为例，我准备了三段相声：姜昆唐杰忠的《特大新闻》，牛群冯巩的《小偷公司》，笑林李国盛的《海岛遇难》。这三段作品经过演员的二度创作和排练试演都达到相当的水平，但最终一个也没有上去。其中《特大新闻》是我和姜昆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在春节晚会上播出的希望十分渺茫而主动给了元旦晚会，后来赶写《捕风捉影》则是仓促之作了。《小偷公司》在彩排时曾被认为是当年晚会上最好的相声，因为主题比较尖锐，几经反复，最后还是被拿下。《海岛遇难》的下马还有其他原因，但也与讽刺揭露有一定关系。
后来牛群冯巩演的是《生日祝辞》，拿老太太开心找乐；笑林李国盛演的是《别挤了》，连说带唱地宣传计划生育。主题倒都是健康向上，但恐怕没给观众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一年后《小偷公司》在《综艺大观》栏目播出，观众的反响十分热烈；同时又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获得了该刊的优秀作品奖——这至少说明它在政治上没什么大问题吧?
如此说来，相声创作还要不要体现“时代的主旋律”了?当然要。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旋律，每个时代的文艺也都有自己的主旋律。不管作家本人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他的作品都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都只能是构成这个时代文艺旋律的音符，无数位作家，无数篇作品加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艺的主旋律——所以，主旋律是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自然形成的，而并非是由什么人登高一呼就立刻出现的。况且，除了主旋律之外还有副旋律，还有次旋律，还有别的五音六律，否则还叫什么音乐?就算文艺的主旋律主要是正面歌颂我们的时代，绝大多数相声作品由于其讽刺揭露的功能而无法划入这主旋律的音符之中，那它们也仍然有自己存在的理由，正如前引那位负责同志所说：“揭露反面的错误的东西，可以起到和正面教育一样的作用。”
在今年的春节晚会上，我和姜昆也准备了好几段相声，其中有一篇《怪圈》是在去年全国相声大赛中经十几位专家无记名投票获得创作一等奖的，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艺术质量也是不错的。但晚会有些同志出于好意提醒我们：你们连续五年的作品都是讽刺揭露型的，今年还一定要上这样的作品吗?应当承认这种提醒是有道理的，这几年社会上对我们的创作也有一些议论，我们又远没有达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那样的超凡境界，几经反复之后，在晚会直播前的一个星期，决定改上《美丽畅想曲》。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这样仓促上阵，节目的质量当然是很难保证的。
有人问我：你们这段相声到底是写什么的?说真的，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了。原来是想说明人在追求完美的同时不能失去真实、失去自我、失去本来面目，现在这层意思倒也还有，只是被大大地冲淡了。追求美总是正当的，应当正面提一提嘛!整容事业在我国刚刚起步，恐怕不能成为讽刺对象吧?假如有些同志整容没有做好，留下了缺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用这段相声去刺激他们是否合适?
——你能说这些提醒是不必要的吗?年初见到美学家王朝闻先生，谈起《编辑部的故事》，他说：有一集写了一个不好的小保姆，还要陪衬一个好的小保姆，可见作者用心良苦啊!他老先生不知道我们写相声的用心比这还要良苦得多，非把一段锋芒毕露的相声磨得八面玲珑不可。
当然，文责自负。我们的相声创作无论成功与否，主要责任都在我们自己，不能推给外界。这里，我还想为中央电视台的同志们说几句话。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领导同志都是文艺的内行，也是作者、演员的好朋友，只是春节晚会的担子太重了，观众的期望值太高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太大了，他们不得不谨慎小心才行。上述使我们困惑的问题，也正是他们所困惑的，这些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在困惑中摸索着一起前进。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从这困惑中挣脱呢?
什么时候，相声才能从这困惑中挣脱呢?
三、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春晚十年
1992年。
农历壬申年。
猴年。
中央电视台举办春节联欢晚会的第十年。
我国习俗，逢十大吉，所谓“十全十美”。
所以，西湖有“十景”，运动员有“十佳”，杰出青年有“十位”，就是犯罪也往往要列举出“十大罪状”，说明其“十恶不赦”，好像坏人做到第九恶时总不肯歇手，非要凑满十恶罪在不赦才肯罢休。
人们的生日也是如此：逢五小庆，逢十大庆，逢百(十的十倍)更要大大地庆祝一番。就连厂庆，校庆，家庆，国庆，也无一例外。
今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迎来了自己的十年大庆。
可是，动静不大，差不多可以说是无声无息。
就算是中央台自己谦虚，不好意思大张旗鼓地开展庆祝活动，以春节晚会这样又有全国影响、又有中国特色、又为世人关心、又为万人注目的事儿，总该有点什么动静，或者有人出来说点儿什么。
况且，出来说话也未必就是赞美恭维，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改进工作也是好的呀!
可怎么就没人说呢?
1992年春节晚会剧组所在地——梅地亚中心。
距离晚会开播还有一个星期。
深夜，中央电视台洪民生副台长来到剧组，按响了506房间的门铃，向我和姜昆郑重传达部、台两级领导今天上午审看相声《美丽畅想曲》以后提出的修改意见。
洪台长对电视文艺十分内行，对作者和演员的苦衷也十分体谅，没费多大争执，双方就对这个段子的修改方案达成了共识。
“陈佩斯、侯耀文住哪个房间?我还要去找他们谈……”洪台长斜靠在沙发上，略带倦容，算来他也是快六十的人了。
姜昆不无同情地说：“洪台长，算上今年，您可是参加了十届春节晚会啦!要说你们做这组织领导工作也真够费心的，深更半夜的还不能休息……”
洪台长叹了口气，没说话。
我提出建议：“您参加过十届春节晚会，今年又赶上十年大庆，听说您又快退休了，是不是抽空写点儿文章?把咱们春节晚会的酸甜苦辣、是非曲直、兴衰利弊都总结总结，怎么着也是笔宝贵财富呀!不但给咱们晚会增加了透明度，也好让我们局内人引以为诫，让他们局外人饱饱眼福——将来出了书准保畅销!”
洪台长感慨万千：“零零散散的文章我也写过一些，全面总结可是不行。不是我不写，有些事情实在也不好写。就像那年腊月二十七日还是二十八日，也是这么深更半夜的，一位领导同志打来电话，说沈小岑唱的《请到天涯海角来》属于通俗歌曲，不适宜在晚会打头，建议我立刻调整节目顺序。这件事情我跟谁都没说过，跟你们也不能说……哎，我怎么给说出来了?算了，你们就不要外传啦!我还要去找陈佩斯朱时茂他们谈节目……”
1992年春节晚会过后。
姜昆照例和我在电话中互相拜年。
我也跟他谈起这个问题：“这么些演员，就你一人连续参加了十届春节晚会，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十个大年三十都是在电视台过的，亲历亲为加上耳闻目睹，奇闻逸事什么的一定少不了，什么时候写写，让我们大伙儿也看个新鲜!”
姜昆答得痛快：“别忙呀，兄弟!这两天手头的事儿太多，再说这些人都在，写谁不写谁的备不住有人不乐意。干脆等我退了休，一百来岁，他们大伙儿也都不在了，我也不干别的，就指写这个吃饭啦——你就在家盼着吧!”
哎，我在家盼着……不对呀，姜昆平时又忙，工作又累，又有胃病，他能把别人都熬过去，自己一人活到一百来岁吗?就算他能，我能吗?就算我们俩都能，而且到了那岁数还耳不聋眼不花手不抖，我能看他能写，那他就一定肯写什么春节晚会给我看吗?
好像是鲁迅说过，女人穿针引线本来是平常的事情，但假如八十岁的老太太还能穿针引线，就可以卖票参观了。那么，假如一百岁的老头儿还能写文章，大约不管写什么，也不管怎么写都会有人看的，他何必非要费力不讨好地写什么春节晚会呢?
俗话说，求人不如求自己，于是我想到了自己。
我参加过六届春节晚会的创作工作，不算很多，也不算很少了。作词作曲的我不了解，在相声小品的作者中，我大概是参加晚会次数最多的一个。再加上和历届晚会的导演都是熟人，和许多晚会的演员都是朋友，看到的和听来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也就与事实真相庶几近之了。虽然比起洪民生、姜昆他们的亲历亲为来还是小巫见大巫——
西方一位戏剧家说，明天有只鸡，不如今天有个蛋。
中国一位思想家兼文学家也说，与其将来喝酒，不如马上喝水；与其二十一世纪大卸八块，不如现在就给他一个嘴巴。
都是要我们马上做的意思。
于是决定马上做，写下这篇《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这篇东西打算分成两部分，前面谈谈春节晚会的一般情况，后面重点谈谈晚会上的相声创作情况，因为涉及到相当多的人和事——并且人多是名人，事多为大事——如有不准确、不周到之处，还望当事人海涵。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晚会的门道
中央电视台的文艺晚会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是节日晚会。
比如：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建国、元宵、元旦、教师节、植树节、老人节、护士节等等。
另外，还有某些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大活动或重大纪念日，比如为纪念《讲话》发表多少周年而举办的文艺晚会，比如为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多少周年而举行的文艺演出，比如“奥林匹克之夜”，比如“风雨同舟”，也可以归入此类。
可别小看这节日晚会，如今电视台的节日晚会已经成为一个节日必不可少的内容——当然节日也分个大小，如果教师节没有一台歌颂教师的晚会，护士节没有一台歌颂护士的晚会，也许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如果五一节没有一台献给劳动人民的晚会，六一节没有一台献给祖国花朵的晚会，那就简直令人无法容忍了。
这类晚会通常是大型的、综合性的，一般由中央电视台文艺部筹办，也有少数——比如“欢庆六一”“众盼奥运”“联合国世界人口日”之类——由青少部、体育部、专题部他们出面来办。因为这种晚会是最能代表电视台水平的，也是最能显示导演功力的，所以不管谁办，都会全力以赴，调动一切他所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包括强有力的创作力量、演出力量和技术力量，以争取最高的收视率和最大的轰动效应。
搞一台这样的晚会也很不容易，一般在节日来临之前的两三个月就要搭起剧组班子，班子搭起来后各路人马还要各显神通——
首先要千方百计地去寻找便宜而舒适的饭店，廉价而美味的伙食，埋头苦干而不计报酬的包车司机，光知道给钱而不提任何要求的赞助单位；然后是知名的撰稿、编剧、作词、作曲，著名的歌星、笑星、舞星、影星，还要能够不花钱或少花钱就借来服装道具，不交租金或少交租金就使用外单位的录音录像设备，还要能够顺利通过各级领导的审查把关，争取在最好的时间和最好的频道中播出……
节日晚会之外还有专题晚会。
比如：农业、商业、能源、交通、外贸、保险、环境、人口、产品质量、品种效益、老人健康、儿童教育等等。
当然，晚会的名字要起得好听。什么“保险晚会”“商业晚会”有谁看呀?因此保险晚会可以叫“吉祥鸟”，商业晚会可以叫“手拉手”，环境晚会可以叫“共有的地球”，交通晚会可以叫“这里通向世界”，诸如此类。
这类晚会通常由中央电视台的各个部门与国家有关部委或者一些大公司、大企业联合举办，宣传工作嘛，责无旁贷。当然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也得分出厚薄亲疏，不然好几十个部委，好几百个部门，还不够一年轮一遍的。
这里也有“后门”，假如说吧，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某领导和广播电视部的某领导是老朋友，老哥俩有事没事一见面人那边就开讲“基本国策”，直说得广电部这位领导“人口意识”越来越强，不仅批准合搞一台计划生育晚会，而且决定配备最为得力的编、导、演力量，并且指示在黄金时间连播三遍，结果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从而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的开展，这种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了。
不过，大多数合作并没有我上述的假设这么尽如人意。因为晚会主要由对方出资，随着资金往往会附带着一大堆条件——
与晚会主题有关的节目要占到什么比例，要请到什么笑星、什么歌星参加，要在什么时间、什么频道播出，本部门有什么首长要讲话，有什么领导要出镜头，有什么大好形势要格外宣传，有什么先进人物要特别表彰，等等。
电视台的编导们呢，则需要苦口婆心地反复说明：文艺晚会不是做报告，再好的宣传也要有人看才有效果，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都有好几个频道，观众不爱看，一换频道，什么宣传都白搭!
经过争论、协商、让步、妥协，最后弄出来的节目总有点儿“四不像”的味道，倒不是导演、作者、演员不卖力，实在是这种“命题作文”难度太大。
比如，有一年要搞一次石油化工晚会，把作词的、作曲的、写相声的、写小品的都弄到一块儿，由石化总公司的领导和专家介绍——他们自己谦虚地说是“汇报”——情况，然后每人发给一大叠材料，你看得懂看不懂人家可就不管了。我开了两天会，总算搞清楚石油跟石化敢情不是一码事儿，一个归能源部，一个归总公司。又回家看了两天材料，这才知道化纤、塑料、人造橡胶都是从石油里来的。于是开始闭门造车写相声，好也是它，坏也是它。相声写出来了，题目就叫《生活与石油》，也谈不上什么“艺术”，不过借了些传统相声的路数往上生搬硬套而已。然后把本子交给总公司领导审查通过，因为主题突出，人家自然不会提什么意见。
然后由电视台找来演员(记得当时找的是侯耀文、石富宽二位)现排现演，然后录像播出，大功告成。
当然，从实际效果看，这种专题晚会也常常能够起到无可替代的宣传作用，也不能完全否定。不过作为作者，除非特殊情况，一般是不愿意接这类晚会的，因为条条框框太多，往往费力不讨好。
可是这类晚会总要有人来写，而且主办单位大都希望比较有名气的人来写，所以总会千方百计、软硬兼施地说服作者。比如我所熟悉的被称为中央台“四大撰稿”之一的阎肃和“四小撰稿”之一的任卫新，就常常被人请去为这类晚会撰稿，两人叫苦不迭却又无法推托，看他们一年四季疲惫不堪的样子，的确令人同情。
时间一长，许多作者也感到整天陷于这类晚会之中实在不是个办法，而且长年累月这样干下去，不仅身体吃不消，节目质量也根本无法保证，最后必将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观众并不知道你有那么多苦衷啊!
于是，大家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推托理由——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我也常被邀请为这类晚会写相声和小品——除了实在不好推托的(比如迎亚运、盼奥运、抗洪救灾等等，比如部里或台里领导点名请你完成的，比如和晚会的导演是“铁磁”的，比如和主办单位的同志很熟悉或主办单位许以作者优厚条件的，比如这台晚会的主题对作者确实有吸引力的——最后这种情况当然非常罕见)，一般总要设法推托，而且要推托得巧妙，通常理由如下——
“我对交通安全(或节约用水、或人民保险、或安全生产、或妇幼保健等等)题材实在不熟悉呀，要是别的题材我肯定帮忙!”
——要是别的题材就再说别的吧!
“手里事儿太多，晚会什么时候开拍?六月?哎呀，要是七月就好了，我七月就能腾出手来，这回实在对不起了!”
——要是七月拍他八月才能腾出手来。
“我给你们推荐一位作者行不行?那谁谁谁就在北京呀，听说这两天正闲着没事儿呢，对对对，闲得直长毛儿，我这儿有他的电话号码……”
——再看那位作者怎么推吧!
“太不凑巧了，这两天我爱人(或我儿子、我妈妈、我三姑、我二舅以及一切三代以内直系旁系血亲均可)病得挺厉害(如系远亲一般则须说成已不幸去世)，实在难以从命，过了这段儿再说吧……”
——时间一长就变成“狼来了”，等“狼”真的来了也没人信了。比如前年三月我外婆去世，去年六月我妻子住院，本来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期间我以此为理由(外婆去世，心情不好；妻子住院，需要照料)推了几台专题晚会，听对方那似信非信的口吻，气得我真想把外婆的死亡证和妻子的住院证拿给他们看。
除了节日晚会和专题晚会，中央电视台的其他文艺晚会一般都是中小型的了。
比如《综艺大观》，隔周一次，赶上节日或纪念日就叫“特别节目”，属于节日晚会，平时就属于这种一般晚会——不过是综合性的。但《综艺大观》最近也有向专题晚会发展的趋势，这期与某某城市合办，下期与某某部门合拍，有些是确实有此必要，有些恐怕也属于经济上的原因——总要有人赞助啊!
再比如像《曲苑杂坛》这类栏目中播出的晚会，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声晚会、戏曲晚会、音乐晚会、舞蹈晚会等等都属此类，总之分门别类的居多，综合性的少而又少。
这类晚会不需要赶任务，也没有“主题先行”，艺术质量是可以保证的。如果你是某一艺术门类的特殊爱好者，我建议你看这类晚会。虽然不如别的晚会那么热闹红火，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类晚会多半能看出些门道来。
1991年有一台相声晚会——“禹王亭杯全国相声征文大赛获奖作品选播”——就属此类，其中有些优秀作品在其他节日晚会或专题晚会上是极难见到的(原因我后面再讲)，令全国相声爱好者大饱眼福。可惜播出的时间非常不理想，一次在晚上十一点，一次在白天，使许多观众错过了机会。
这类晚会虽好，但一是小型，二是分类，只能照顾到一部分观众的口味，没有大型综合性晚会的那种全方位的影响力和多层次的轰动效应，所以往往不被重视。
在1983年以前，春节晚会并没有被列入节日晚会之中。那时的除夕之夜，可能播一部新电影，也可能安排一台晚会——相声晚会、音乐晚会、“拥军爱民”专题晚会等等，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一直到1983年。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没有“三翻”哪来“四抖”？
划时代的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在六百平方米演播室向全国观众现场直播。
晚会是茶座式的，弄十几张圆桌儿，沏上茶，摆点儿饮料，再搁上点儿花生、糖果什么的，跟单位里的联欢会差不多。
晚会由赵忠祥主持，他当时还不到四十岁，穿一身蓝色的中山装，留着小分头，若按今天的标准看，这身打扮可实在够“土”的。
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他们几个帮着“串场”，也都算是主持人。
晚会的节目虽不十分精彩但也透着新鲜、热闹——
索宝利、牟玄甫的黄梅戏《天仙配》；
斯琴高娃、严顺开的小品《逛厂甸》；
王景愚的哑剧《吃鸡》；
袁世海的《坐塞盗马》；
郑绪岚的《太阳岛上》……
这在当时都是极受观众欢迎的。
当时最“红”的歌星李谷一和笑星马季、姜昆几位，说起来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对如今参加春节晚会的演员来说也许已经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了——在那次晚会上，马季、赵炎、姜昆、李文华，爷儿四个竟然说了七段相声!而李谷一呢，一个人就唱了七首歌，还不算她和姜昆一起唱的《刘三姐》!
不堪回首啊!
如今，春节晚会的时间可是越来越金贵了。
唱歌，港台歌星受照顾有时还让唱两首歌，大陆歌星铁定的就是一人一首。
而且能在春节晚会上唱这一首歌的不是“大腕儿”(即著名演员)也是极有希望的新星，一般歌星能让你在“歌曲联唱”中露露脸儿，冷不丁地喊上一两嗓子就算不错了。
跳舞，如今多半是在独唱中给人伴舞，伴来伴去，节目演完了，有时连个正脸儿镜头都没捞着。还有一种开头结尾表现民族团结的舞蹈，十来种民族舞“浓缩”到一块儿，每种也就几秒钟，如流星一闪而过。就连杨丽萍那样著名的舞蹈家，春节晚会也把她的三种舞蹈经过技术处理压缩为三分钟!
相声、小品就更难了。
“有包袱就留，没包袱就去”，这是历届晚会导演常说的一句话。可是“包袱”得经过铺垫呀，没有“三翻”何来“四抖”?于是常听到这样争论：
——“某老师，您的相声给四分半钟啊!”
——“导演，五分钟不行吗?我们这包袱它……”
——“包袱留着，把那没用的都去喽!”
——“是呀，包袱也得有‘抖’的工夫呀!这四分半……”
——“超一秒都不行!超一秒我就把镜头切换到观众席，给你掐喽!”
——“那什么……干脆，我上台鞠仨躬就下来得啦!”
没法子，为了紧凑、火爆，春节晚会在四五个小时内得安排六七十个节目，每个节目可不也就三四分钟吗?
不堪回首啊!
如果说，1983年是春节晚会的一个良好开端，那么，1984年就是春节晚会大获成功的一年了，并从此奠定了春节晚会的崇高地位——成为中央电视台每年筹备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阵容最强、水平最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收视率最高、观众最具期望值的大型综合性现场直播文艺晚会。
1984年晚会的许多节目至今让观众记忆犹新——
马季的《宇宙牌香烟推销员》；
殷秀梅的《幸福在哪里》；
郭颂的《串门》；
沈小岑的《请到天涯海角来》；
陈佩斯朱时茂的《吃面条》；
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
奚秀兰的《阿里山姑娘》；
李谷一的《难忘今宵》；
还有姜昆李文华的相声，游本昌王景愚的哑剧，谭元寿方荣翔的京戏……的确有点儿令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的意思。
晚会播出以后，全国上下一片赞扬。这里且引用一封观众来信——
“除夕之夜，我们全家三代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春节晚会的节目。父亲是部队离休干部，他被演员精彩的表演逗出了眼泪。妹妹和我爱人被歌手们的歌声打动了，直后悔没用录音机把歌曲录下来。就连我刚出生十八天的儿子也有趣地睁着大眼睛，好像他也能听懂什么似的。我们全家，在这美好的时刻里陶醉了。”
观众陶醉了。
那么，举办春节晚会的人们呢，他们也陶醉了吗?
在巨大的成功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如果说，1983年是创业，那么，1984年以后就是守成了。
创业难，守成更难。这么多高质量的节目把观众的胃口一下子就吊上去了，一上去可就再也下不来了。好比粗茶淡饭吃惯了，一旦吃到山珍海味，那滋味可就再也忘不了啦!日后莫说粗茶淡饭难以下咽，就是普通的鸡鸭鱼肉吃着也不那么顺口儿了，甚至就连同样的山珍海味吃起来也觉得不如第一次那么好吃了，难哪!
既然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刚刚办到第二届就攀上了自己的艺术高峰，那么，似乎是命里注定，从此以后，它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居高不下了。
可是，仅仅一年，它偏偏又从顶峰跌入了深渊。
简直太突然，太出人意料，甚至可以说是太戏剧化了!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逢双大吉，逢单不利
难忘的1985年!
对导演，对作者，对演员，对春节晚会剧组，对整个中央电视台，乃至对许多热心的观众来说，几乎都是一场噩梦!
1985年新春刚过，首都各大报刊，全国各大报刊，新闻版，文艺版，专家撰文，读者来信，几乎万炮齐轰，都对准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当时，一个个批评电话，一封封批评信件，如波浪，似雪花，汹涌澎湃，纷纷扬扬，直奔中央电视台而来。
专线电话已经发烫。
批评信件整整装满了三个麻袋。
最后的结果也是史无前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向全国人民深刻反省，许多人至今还记得播音员那沉痛的声音——
……整个晚会拖沓、松散，追求形式，华而不实，某些节目格调不高，某些即席讲话很不得体，晚会广告过多，还发售了赞助纪念券。凡此种种，引起观众不满是理所当然的。为此，我台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1985年的晚会，从导演到演员，从创作人员到工作人员，几乎都是1984年的原班人马。人还是昨天的人，枪还是昨天的枪，昨天打胜仗，今天打败仗，真是见了鬼了!
问题出在哪儿了?
公平地说，1985年的春节晚会，若从单个节目的质量看，并不比1984年低多少，有些节目还是相当出色的，像陈佩斯朱时茂《拍电影》，董文华柳培德的《十五的月亮》，还有汪明荃、奚秀兰、罗文等香港歌星的演唱——当时的开放程度不比现在，港台歌星不仅有吸引力而且有新鲜感，只是1985年用得过多过滥了一些。
若从1985年晚会的整体设计上看，虽然乱了一些，杂了一些，散了一些，拖了一些，比起1984年来是逊色不少，但比起1983年来也差不到哪儿去，有些地方(尤其是技术制作)甚至可以说还是有很大提高的。
而且，我们的电视观众历来十分宽容，中央电视台，各地电视台，每年不知道要搞多少台文艺晚会，其中也不知道有多少台晚会的质量之平庸已经完全达到了观众的忍耐极限——不仅是精神极限，甚至是生理极限——可他们还是坚强地忍住了，怎么这次就一触即发——即如火山爆发?
恐怕是因为他们对春节晚会寄予了太大的希望。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期望值越高，幻灭感越强。
1991年夏，大连国际时装节。
中央电视台在这里搞了一台文艺晚会(属于专题文艺晚会一类)，由黄一鹤任总导演，我应黄导邀请为晚会写相声。
白天都忙，谁也顾不上谁，只有到晚上吃夜宵时才能聚到一块儿，几杯啤酒下肚，大家就无话不谈了。
有一次不知怎么谈到1985年春节晚会的失利，作为当年晚会总导演的黄一鹤连连摇头，他谈到有些看似很小、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后来发挥的作用却大得惊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整个晚会的失控——
……那年不知怎么搞的，真是一处不顺，处处不顺!晚会用的那头牛，彩排了多少次，走得挺好，到直播那天，可能人一多受了惊，死活就是不迈步!
……王景愚演“悠绳”，彩排也就吊起二三米高，好歹是那么个意思就得了呗!到了现场直播，后台俩师傅一想，咱们也卖卖力气吧，“哗——”一家伙升到半空中，景愚那脸儿“刷”就白了!
……女排队员投篮球，主意挺好，游戏规则是谁投不中不准下场。没想到那什么芳还是什么兰哪，越慌越投不中，不准下场啊，时间就越拖越长，我是干着急!
……马三立老先生的相声，国宝，首屈一指，他老人家的表演风格真是松弛自如，在剧场里是怎么听怎么好。拿到体育场一看，敢情咱这晚会经不起这么“松弛”呀!好容易老先生说完一段儿，大伙儿一鼓掌，他一想也得对得起观众呀，得，返场又来一段儿!两段相声半个钟头，把我在转播车上急的呀，寒冬腊月一身汗!
黄一鹤导演讲这番话完全是熟人之间没事儿闲聊，并没有强调客观、推脱责任的意思。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十届春节晚会中，黄一鹤担任了五届总导演，成败功过早有定评。现场直播节目是“遗憾的艺术”，无法补过，不能重来，只好永存遗憾了。
出乎许多观众意料，中央电视台在谴责、自悔声中艰难地熬过了1985年春节之后，1986年的春节晚会仍然决定由黄一鹤担任总导演，整个剧组的班子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中央台领导的决策依据是：黄一鹤执导了三届春节晚会，成绩为主，两胜一负，痛定思痛，哀兵必胜。
1986年的春节晚会果然大获全胜，不仅社会各界一致赞扬，连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也表态说：今年春节晚会是成功的，党中央是满意的。
——从这年起，中央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同志开始过问每年春节晚会的筹备工作。
1986年晚会的成功首先当然要归功于节目的精彩——
刘伟冯巩的相声《虎年谈虎》；
成方圆的独唱《我多想变成一朵白云》；
李婉芬周国治的小品《送礼》；
苏小明的独唱《军港之夜》；
沈伐的谐剧《零点七》；
侯耀文石富宽的相声《戏迷》；
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羊肉串》……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6年晚会的总体设计也很精彩：从体育场拉回到演播室，布景道具都弄得喜气洋洋，开首的歌曲联唱把气氛一下就推了上去，节目短小紧凑，前后衔接自然，主持人适当淡化，晚会在零点钟声以后适时结束，见好就收。
1986年晚会剧组的全体人员卧薪尝胆，忍辱负重，齐心协力，雪耻伸冤。参加过八届春节晚会的喜剧演员陈佩斯，至今仍对这届晚会剧组的气氛十分怀念：人心齐，人帮人，我们的《羊肉串》有多少人帮忙啊!“阿里巴巴”的包袱是姜昆加的，什么什么包袱是谁谁谁加的……最后已经可以说是集体创作了。
1986年晚会的成功还有一个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重要原因：1985年的失利把观众对春节晚会的期望值大大降低了!只要期望值低了一切都好办：正因为1983年质量一般1984年就容易一炮打响，正因为1984年一炮打响1985年就容易出现失利，正因为1985年出现失利1986年就容易彻底翻身……
那么，以后怎么办呢?
难道春节晚会也会像苹果树那样，大年之后必然是小年，小年之后才能有大年吗?
假如真是逢双大吉，逢单不利，那么，1986年虽然成功了，1987年势必还要失利，以后还有1989年，1991年，1993年，1995年……“文化革命”尚且还要隔七八年才能再来一次，春节晚会却注定每隔一年就要大闹一场，长此以往，中央电视台受得了吗?
这样，因为1986年的成功，1987年春节晚会所面临的形势反而更加严峻了。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年年难过年年过
1987年，春节晚会成功了!
1988年，春节晚会又成功了!
1989年，春节晚会同样也成功了!
简而言之，从1987年开始，直到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再也没有出现过像1985年那样的大的失误，可以说是年年成功；不过，也再没有出现过像1984年或者1986年那样的大的轰动，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是年年都不那么成功，仅仅是没有失败而已。
用电视台一位领导的话，叫作——
“年年都及格，能过关，出不了大彩，也塌不了大台。”
若借一副对联来形容，正所谓——
“年年难过年年过，事事无成事事成。”
为什么年年成功?
——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摸清了问题，找到了办法，熟悉了情况，掌握了规律，由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
为什么年年又都不那么成功?
——我觉得，可能因为大家对春节晚会都习以为常了。
观众反正是习以为常了。
每个大年三十都必定有一台热闹、红火的晚会，歌星、笑星济济一堂，不看节目，光看模样就够喜兴的，好歹是个节日气氛呗!电视机就那么开头，喝酒，吃饭，聊天，打牌，该干什么干什么，遇到喜欢的明星、爱看的节目也多少看几眼，两不耽误嘛!
也曾有人在报上撰文建议取消春节晚会，遭到绝大多数观众的反对，倒不是大家对春节晚会有多么偏爱、有多么舍不得，只是因为吃年饭、放鞭炮、看晚会已经成了春节这个传统节日的传统内容，有了它倒不觉得什么，猛不丁地去了它还真有点儿空荡荡的……唉，甭管怎么着，有总比没有强呗!
前几年春节晚会一播出，没有人动员，不用谁号召，大量的观众来信就涌进了中央电视台，不管是表扬、是感谢、是建议、是批评，都体现了观众对晚会的热情关注，这种热情可是千金难买啊!
这几年搞起了“我最喜爱的晚会节目”有奖评选，选票是现成的，在上边打个勾就行，也受不了多大累，而且还有奖——就这样每年收回的选票还越来越少，这反映了观众对晚会的一种冷漠，最可怕的就是冷漠啊!
演员反正是习以为常了。
上过多次晚会的明星们过了国庆就开始准备节目，过了元旦就开始集中排练，他们无须再通过晚会来“出名”，但必须通过晚会来“保名”，他们参加晚会已不再是“新闻”，但如果不参加晚会却会引发出无数“新闻”——陈佩斯有一年因为在外地赶拍电影没有参加春节晚会，竟接到观众的询问信件数百封，有关他的种种传言也不胫而走!
明星们对参加晚会好像失去了往日的激情，演出的节目只要不“伤腕儿”(破坏名声)就谢天谢地了，很少看到过去那种为了一句台词跟导演争得面红耳赤的情景，也很少听说谁再为了一个音符半夜三更地去敲作曲家的门了。
晚会一结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急急忙忙找车回家，争取能跟家人团聚一会儿。孩子多半早睡了，妻子可能还伴着鞭炮声在家苦等，两人亲亲热热地商量着节日期间的日程安排：初一有演出，初二探朋友，初三是先去你妈家还是先去我爸家，初四是先看你二舅还是先看我三姨……只是很少有人再像过去那样一到家就心急火燎地四处挂电话，再三再四地征询别人对自己当晚演出的意见了。
至于那些还没有上过晚会的新星们，仍然在千方百计地争取一次参加晚会的机会，打电话，递条子，求同行介绍，找导演自荐……不过他们的积极性也远没有前几年那么高涨——前几年的晚会的确可以使许多新星一炮打响、一夜走红、一举成名，如今的晚会早已失去那种轰动效应了。
春节晚会的导演和剧组反正是习以为常了。
整个晚会由谁来设计，谁来撰稿，谁来作词，谁来谱曲，谁写相声，谁编小品，大致都心中有数，甚至早已约定俗成：“撰稿找阎肃吧!要不韩伟……开头的歌曲联唱找温中甲，电话号码我这儿有……你让梁左后天来，谈姜昆的相声……石林的小品怎么样了，听说他今年弄的这块活儿还行……回头再给那谁打个电话……”
至于晚会该找哪些歌星，哪些笑星，哪些新星，哪些旧星，哪些中国星，哪些外国星，也都大致摸索出了一定的经验。这还真不能怪他们墨守成规，就以小品为例，假如不找陈佩斯朱时茂，不找黄宏宋丹丹，不找赵丽蓉，不找赵本山……那观众能答应吗?那整个晚会还不是自己找“砸”呢吗?
还有晚会的开头结尾，节目顺序，前后衔接，中间过渡，何处高潮，何处起伏，何处出彩，何处动情，多年来也都摸出了规律，大致是错不了的。
晚会还要照顾到方方面面：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少数民族，少年儿童，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各自应占多大比例，导演早已胸中有数了。
要是说到服装道具，灯光布景，音响摄像，舞美化妆，乃至如何组织，如何管理，衣食住行，送往迎来，晚会工作人员中不乏十年元老，早就烂熟于胸，不在话下了。
甚至就连中央电视台也反正是习以为常了。
春节晚会已经列入日常工作计划，每年一进入夏季就开始物色导演和主创人员，一进入秋季就开始把剧组的班子搭起来，一进入冬季就开始一轮一轮地审看节目，一进入腊月，中央电视台的主管副台长(洪民生同志)和文艺部主任(邹友开同志)就开始一天几次往剧组跑，广播电视部的部长(艾知生同志)和主管副部长(王枫同志)也开始一周几次来剧组听汇报，看演出，讨论节目，处理问题……
时间一长，我估计连领导们也总结出了经验：这审看晚会节目千万急不得恼不得，讲究先松后紧，先宽后严，开头儿节目多多益善，然后才有余地一个个把关筛选，修改提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尤其不能小看晚会直播前的一两个星期，往往有好节目如同一匹黑马专在这时候冒出来，所以这时的领导们也往往对新出现的节目特别注意，从不借口时间紧迫而拒绝审看——哪怕到直播的前一天!
艾知生部长有一句名言：“春节晚会要是砸了锅可比彩电中心着了火都让我着急!”其实他的这种担心也没太大必要，因为如今的春节晚会早已不可能出现大的失败，正如它也不可能出现大的成功一样。
因为一切都习以为常了。
莫非，就不想改革、不想创新、不想突破、不想提高吗?
当然想。观众，演员，导演，电视台，都想。朝思暮想。
可是——难哪!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出门不知行路难。
以我近年来参加春节晚会创作的亲身体验，深感这台晚会的改革之难，创新之难，突破之难，提高之难，难于上青天!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都是小打小闹
自1987年起到现在，历届春节晚会的主创班子，没有一个不想改革创新、突破提高的，方案提出了一套又一套，点子想出了一个又一个，到头来总是雷声大，雨点小——
比如，春节晚会的茶座式、剧场式是不是可以改一改?
1985年把晚会拉到体育场虽然失败了，可并不等于只有在演播室才能成功呀!
况且，体育场的失败只能证明春节晚会不宜放在体育场，放在别的地方行不行呢?
于是，这几年出现了不少设置晚会分会场的方案：游泳馆分会场，中国大剧院分会场，广东分会场，黑龙江分会场……
结果呢，这些方案或被否定，或被淡化，或被采用但效果不佳。
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真是最可怕的势力。
本来春节就讲究个团圆，家里边团团圆圆看电视，电视里团团圆圆开晚会，多少年都这么过来了，如今挺好的晚会要分成东一块儿西一块儿的，这不没事找事吗?
比如，春节晚会一定要中央电视台独家举办吗?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与地方电视台联合举办行不行?
试了试，也不理想。
一是这种方法和设置分会场差不多，容易破坏晚会的整体性，也容易冲淡晚会的热闹气氛，弄不好还容易搞成一锅大杂烩。
二是地方台选送的节目质量参差不齐，而且最受欢迎的相声小品节目一般不会被选送，送上来的大多是些他们认为最有地方特色的歌舞节目，有特色当然好，不过那还能叫“春节晚会”吗?干脆改“地方歌舞”吧!
三是春节是全国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你选谁不选谁呀?若是今年选几个，明年选几个，零零散散的，仍然成不了气候。
比如，把体育明星、英雄模范、热点人物乃至党和国家领导人请到晚会现场，是不是也能多少烘托点儿气氛?
这种方法也是几乎每年都要试一试，各行各业的明星们也几乎都在晚会上露过面儿，或由主持人介绍事迹，或让他们自己随便说几句，顶不济也要给个把镜头，打上字幕，如“勇斗歹徒的某某某”“种粮状元某某某”等等。
春节晚会虽然非常讲究“欢快”，但也十分强调“动情点”，有几届晚会的“动情点”就是从这些热点人物身上找出来的——
聂卫平姐姐一家善待小保姆，配上韦唯演唱的《爱的奉献》；
援藏献身的女大学生，配上天真烂漫的生前相片和悠远的音乐；
保持革命晚节的“活烈士”李玉安；
滞留大陆苦苦思乡的台湾籍老兵……
1989年，还曾大胆设想在零点钟声以后请邓小平同志亲自向全国人民拜年，而且经过再三考虑，只为他设计了一句台词——
“我以一个中国老人的身份，给大家拜年!”
这个场面如果播出来，想必效果一定是不错的，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不过最后还是请到了邓颖超同志，当然是事先录的像。
1990年登峰造极，竟然真把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双双请来晚会现场，由他们讲了几句拜年话，博了个满堂彩。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种场合自然要表扬晚会节目精彩，感谢演员辛勤劳动，无形中也就变成中央领导对这年春节晚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你就是再想批评也有点儿不好意思开口了。
不过，这种方法(行话称为“借腕儿”，即借别人的名气为我所用)也只能偶尔一用，若是没完没了一个劲儿地用也就不新鲜了。
况且，说白了，这种方法就算用得再多再好也与文艺晚会本身关系不大，算不得什么突破和创新。
比如，春节晚会的串联方式能不能变一变?
1989年的元旦晚会是由阎肃撰稿的，他设计了由陈佩斯朱时茂以竞争主持人的方式来串联整个晚会，令人耳目一新。这台晚会在中央电视台历届元旦晚会中属于相当出色的。当然，晚会的节目也十分精彩，有的节目甚至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例如我和姜昆创作的《特大新闻》，例如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侯辅导》——但阎肃独具匠心的串联方式也无疑是晚会成功的重要原因。
1990年的春节晚会指定阎肃参加撰稿，大约也是想在形式上来点儿突破。在晚会的整体设计阶段还找了一群人帮着出谋划策，我也忝列其中。
当时，阎肃提出把晚会分割为歌舞、曲艺、戏剧(含戏曲和小品)三大块儿，在同一个演播室中搭三个台，给人感觉又像一个大型的综合性晚会，又像三个小型的专题性晚会，虚实结合，明暗相间，运用多种方式将其串联为一个整体。
大家听了也都很感兴趣，纷纷献计献策：可以用字幕、主持人、歌星笑星、演员自报，尤其是“戏中戏”的方式来串场：
——不甘心当配角的陈佩斯挥舞着手枪到舞蹈场上去抓八路军……
——姜昆唐杰忠误入歌唱阵地因而有了《学唱歌》……
——相声这边儿正说着《亚运之最》，歌舞那边儿又唱起了《亚洲雄风》……
不过，这种串联方式虽然有新意，但能否成功谁也不敢打包票；而且即使成功也不过是小改小革，倘若失败却极有可能引发像1985年那样的轩然大波!
思来想去，还是稳妥为好。
最后决定有限度地采纳这一方案——
不搞三大块儿而搞成三个演员代表队，每个队还有正副队长什么的；
观众则分为三个啦啦队，分别穿上三色服装；
主持人以裁判的面目出现；
整个晚会以竞赛的形式串联。
若说没改革呢，也多少有点儿创新。
要说有提高吧，也没太大突破。
旧瓶装新酒?我们这瓶子也经过了改装呀!
换汤不换药?我们这药里也算另加了两味嘛!
得啦，白马非马，就这么着吧!
晚会播出以后效果平平，没人说好，也没人说不好。不过，春节晚会办到这个地步，只要没人说不好也就算很不错了。
比如，春节晚会能不能多用些电视手段来扩大容量呢?
1991年的“七一”晚会是由青年导演赵安执导的，他善于运用各种电视手段，其中最主要的是在节目进行中穿插大量画面和镜头，以丰富节目内容。
例如一般晚会的歌曲节目，镜头只是对着歌星，最多再来个剧场全景或观众画面，赵安却能够根据歌曲内容而自由驰骋——相当于当今流行的MTV。
在“七一”晚会的一首歌颂党的歌曲中，随着歌声，赵安在屏幕上先后展现出：
——南湖的船；
——井岗的竹；
——遵义的朝阳；
——陕北的黄土；
——白发苍苍的老战士；
——朝气蓬勃的新党员；
——洪涝灾害中抢救群众的解放军官兵；
——改革年代里冲锋在前的各级干部……
这样，充分调动了观众的听觉和视觉，从而无形中增大了节目的容量。
据说，江泽民总书记在看完这台晚会后，心潮起伏，当夜即打电话给广播电视部艾知生部长，表扬晚会的思想性好，艺术性强，有很好的教育意义，照顾到了方方面面，总之，评价甚高。
1992年的春节晚会决定由赵安出任总导演，独挑大梁，恐怕也是希望他发挥特色，给春节晚会带来新意。
赵安不负众望，果然调动了不少电视手段，但由于晚会现场直播，节目中播不进镜头，只好最大限度地采用了其他方法：
——大陆、香港、台湾歌星同唱一首歌；
——晚会中间穿插大量的场外镜头；
——图文并茂的民俗介绍；
——甚至，个别节目干脆搬到现场实地拍摄：哨兵在雪地上站岗，歌星就在旁边唱着歌颂他的歌曲，唱到兴头上，还伸手帮他拂去身上的雪花……
晚会播出后也有人说好，也有人议论：哨兵站岗你唱歌分他的神还是小事，关键整个晚会被分成六块，其中有两块尽是场外画面，观众情绪接不上呀!
说到底，上面这些改革不过是形式上的改革，是小打小闹、枝枝节节上的创新。
春节晚会的真正突破还必须是内容上的突破，是节目质量上的提高。
谁也不否认这一点。只是——提高节目的质量又谈何容易呢?且不说提高，就是保证每年节目的质量不降低又谈何容易呢?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歌颂型”和“讽刺型”
说到春节晚会的节目，我最熟悉的是相声和小品。
相声和小品是每年春节晚会的重头戏。
这两个品种搞好了，歌舞戏曲总差不到哪儿去，整个晚会就算基本成功了。
反过来说，如果相声、小品砸了锅，就算歌唱得再好，舞跳得再好，节目串联得再好，整体设计得再好，也往往是费力不讨好。
这几年春节晚会的不景气，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相声的不景气关系极大——小品前两年还行，这两年不知怎么也跟着相声一起往下走了。
究其原因，恐怕因为它们都属于“讽刺型”的艺术品种。
说实话，我至今都不明白，许多相声小品的思想深度和反映生活的广度与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相比并不逊色，为什么要简单地分为“歌颂型”和“讽刺型”呢?——这种奇特的分类法是相声小品所独有的，从来没有人把小说、诗歌、戏剧、电影这样分类。
——《红楼梦》是“歌颂型”还是“讽刺型”?
——《红高粱》是“歌颂型”还是“讽刺型”?
——《茶馆》是“歌颂型”还是“讽刺型”?
——《离骚》是“歌颂型”还是“讽刺型”?
从来没人问。
就是有人问也准保没人理——有病呀!
凭什么我们的相声小品就该在这“歌颂型”与“讽刺型”中间绕来绕去，绕了四十多年还没绕出来，而且还准备一直绕下去呢?
也许，因为别的艺术的内容都比较复杂，而相声小品内容都比较简单吧?
那么，一旦当相声小品的内容也变得复杂起来，这种简单的分类法是否就应当自动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呢?
远远没有。
是的，远远没有。
至少，在春节晚会上，这种分类法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盛的。
一段相声如果被确认为是“歌颂型”的，简直可以一路绿灯，一帆风顺。姜昆李文华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姜昆唐杰忠的《照相》(不是《如此照相》，那属于“讽刺型”)，刘伟冯巩的《虎年谈虎》，侯耀文石富宽的《戏迷》，李金斗陈涌泉的《送春联》，还有常宝华等人的《相声联说》，莫不如此。
倘若是“讽刺型”的嘛，当然啦，也不是不让你上春节晚会，还要看你“讽刺”的是什么。讽刺个吹牛皮啦，说大话啦，吃喝风啦，高消费啦，要赞助啦，乱收费啦，赌博耍钱，超生超育，小商小贩，缺斤短两……一句话，小打小闹的，注点意，也还行。若是涉及到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世风日下，党风不正，以权谋私，认人唯亲，社会弊端，热门话题……对不起，要通过审查，可就难上加难了。
春节晚会上许多相声和小品的遭遇都是现成的例子：
《宇宙牌香烟推销员》——“我们国家的香烟现在刚刚有了少量出口，这样一搞，弄不好要影响创汇呀!”
《羊肉串》——“朱时茂作为工商执法人员，怎么能随便吃个体户的羊肉串呢?尽管是被迫的，也是违反纪律，容易让人对工商人员产生误解。”
《虎口遐想》——“小伙子临死以前说要把什么老虎吃人的录像卖给外国人去赚外汇，这好像不大合适吧?当前有些同志对改革开放就是有情绪……”
《主角与配角》——“两个演员一会儿是八路，一会儿是特务，一会儿是汉奸，一会儿是叛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像不大严肃吧?”
我们再以1992年的春节晚会为例：
——侯耀文石富宽的《买猴新篇》是“讽刺型”的，主要讽刺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什么的，在工厂为工人同志们演出很受欢迎。段子的基础相当不错。后来不知怎么，审查来审查去，毛病越挑越多，最终给“毙”了!比如一位领导说：“到长白山买猴?不可能!我在吉林工作多年，长白山根本不出猴嘛!”其实，“买猴”这一事件本身在生活中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夸张、变形、荒诞都是“讽刺”的常用手法，人家讽刺的是公款旅游，明明那儿不出猴你偏要去买猴，这就是公款旅游嘛!《买猴新篇》被枪毙以后，演员和作者又奉命赶写了一段“歌颂型”的《小站迎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回领导审查时还没看到一半儿就连连鼓掌，连连点头，一致通过，一次通过，什么意见都没有了。
——牛群冯巩的《电视批评》是给电视台提意见的“纪实性”相声，属于所谓“小骂大帮忙”一类。这个题材事先征得了晚会剧组和电视台领导的同意，他们和作者还走访了电视台的各个部门，比较深入地了解了观众的各种意见。节目出来后，几位领导可就有点儿吃不准了：你给少儿节目、给体育节目、给动物世界你提什么意见都不要紧，给《新闻联播》怎么提意见?“新闻联播的主要缺点就是太短，半个钟头哪够呀，三个钟头才好呢!”这像话吗?“新闻联播不是接见就是会议……”你说谁呢?“新闻联播年年都有点儿雷同，一月开门红，二月迎新春，三月学雷锋，四月悼先烈，五一颂劳动，六一唱儿童……”你赶紧给我打住吧!趁早儿，别麻烦，换节目!新节目叫《办晚会》，虽然也是“讽刺型”，小打小闹的，问题不大!
——维吾尔族歌唱演员克里木和回族相声演员常佩业合说的《民族乐》，也说不上是个什么“型”的，因为段子本身根本就没什么内容。后来也不知哪位眼尖，发现这个段子敢情是“歌颂”民族团结的，56个民族56朵花儿，回族维吾尔，一段相声占了俩，虽然水平差点儿，得啦，修改提高吧!后来领导审查时也说了类似的话：要按艺术水平说《民族乐》确实不够上春节晚会的，可一段相声涉及两个少数民族，难办哪!——我至今也不明白这有什么难办的，艺术水平不够，你就是涉及八个少数民族管什么呀?该删就删呗!
唉!难哪!
本来嘛，人家春节晚会就讲究个欢快向上，相声小品倒是越多越好，不过这“讽刺型”的嘛，也不能说绝对不要，可大过年的你讽刺谁呢?
就说人家有点官僚主义、有点脱离群众，有点落后现象、有点封建思想，好歹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吧?都讽刺人家一年了，年根儿底下，还不该让人家松快松快?等过了年再接茬讽刺不行吗?
要“讽刺”还有个规矩，对事不对人。工农商学兵，谁也不能提。马季的《宇宙牌香烟推销员》一出来，除了说他可能影响出口创汇，还有质问的：“难道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推销员的形象吗?”不是呀，这是个别的，还有好的。“那你怎么不说那好的呀?”
“讽刺”总得有人物，有人物总得有职业，说别人不行，就说演员自己吧!沈伐的《零点七》(四川谐剧，类似于单口相声)，说的就是演员要高价，这回别人听着倒没意见，演员不干啦!参加晚会的一帮年轻演员一本正经地找到沈老师，“剧组让我们通知您，您的节目被‘枪毙’了，让您赶紧收拾东西回家，一天不准多待!”说是开玩笑，也能见真心。节目播出那天，你看那现场效果，观众个个笑开颜，演员个个板着脸——这两年社会上对咱们演员的议论就不少啦，您还跟这儿添油加醋的，这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在春节晚会上搞“讽刺”，还得照顾到节日习俗，诸多禁忌，百事不宜。什么生啊死啊伤啊亡啊的都少提，大过年的别给人添堵。爱情也少写，人家家里大男小女老少三代团团圆圆坐一块儿看电视，你写这个，当老辈儿的脸上挂不住。外国的事儿说说行吗?跟谁也不挨着……别呀，中国节日你老提外国干吗?
就这么难!
从相声和小品创作的艰难可以看出整个春节晚会创作的艰难。
多年以来，春节晚会就是在这艰难中摸索着前进。
多年以来，我们——春节晚会的创作者们——就是在这艰难中摸索着前进。
我想起年轻时读过的郭沫若的一句诗：
——凤也飞倦了，凰也飞倦了，它们的死期将近了!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我们不干，谁干？
当我写完这篇小文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已经开始筹备第11届春节晚会——鸡年春节晚会了。与往年略有不同的是，今年没有由上面指定导演，而是实行了当前最为流行的民主竞争：每个导演都必须先行提出自己的方案，谁的方案好，谁上。
这个小小的改革，能救活鸡年的春节晚会吗?
结果反映平平。尤其令我伤心的是，我和姜昆全力创作的相声《大船》没有通过审查，也就没能与观众见面。后来拿出的《侯大明白》，实在不能算上乘之作。
后来的第12届春节晚会，仍然反映平平。那一年，是我多年以来第一次没有参加春节晚会的创作工作。
当我编辑这本小书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已经开始筹备第13届春节晚会了。赵安又出任总导演，来电话说：“哥们儿，今年怎么样?再干一次吧!”
我已经歇了一次，现在还有必要重新出山吗?
这一年，我写了一部电视剧：《我爱我家》，感觉很舒服。
这一年，我和姜昆合作了一部相声剧：《明春曲》，感觉很顺利。
这一年，我还准备和王朔合作一部话剧：《北洋军阀》，正在找感觉。
告别春节晚会吧!
不，也许还不到时候。
蒋介石有一句名言：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除了世界性的体育比赛之外，恐怕没有哪一种电视节目像中国的春节晚会拥有这么多的观众了——八亿至九亿。
用一句“文化革命”中的流行用语——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小说 部分】
侦破爱情
【零一】
张知行起初万万没有想到，他和杭州女孩潘娜的相遇，竟然彻底改变了自己以后的生活轨迹。
张知行刚刚步入中年，他的境遇和同龄人相比应当算是相当不错的：三十五岁，大学学历，国家机关的副处级干部，住两室一厅的单元房，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妻子，和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女儿……
不过细细推敲，这些条件都多少打了一些折扣：三十五岁，但外表差不多像四十来岁的人了；大学学历，但这所大学并不怎么著名而且还是分校；国家机关，但严格地说只是这家机关下属的一个单位；副处级干部，离真正的副处长当然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至于那套单元房，地点偏远、朝向不好、厕所漏水、门厅太小；至于妻子，两人从三岁就混在一起混到现在也实在混不出什么新的激情了；还有女儿的学习成绩也不大好，放学回来总喊头晕，张知行怀疑她的心脏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刚刚接到去杭州开会的通知时，张知行甚至还在犹豫到底去不去参加：会议本身并不重要，妻子最近身体又不大好，大量的家务劳动特别是女儿的学习都需要他亲自来照料，特别是他这个级别的干部参加这类一般性的会议通常不能乘飞机，乘火车也只能买硬卧，而他每次在硬卧车箱里都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睡眠——张知行已经是中年人了，他更多地追求舒适和安定。
还是当护士的妻子柯小玲鼓励了他。
柯小玲的理由是充足的，也饱含着对丈夫的关心：你天天在机关里坐得都快长毛了，现在正好是阳春三月，有这么个机会，到江南水乡去转转有什么不好?你老这么不爱动，将来肯定不会长寿!家里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实在不行把我妈接来住两天不得了?我的身体你不用担心，我自己就是大夫……
张知行内心很感激妻子，同时也就决定了这次杭州之行。
临别的晚上，张知行和妻子一起下厨房做了几个他们俩都爱吃的菜，女儿喜欢吃的饮料和水果也早早地准备好了，一家三口团聚着吃了顿饭——张知行照例在吃饭时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并且一直把电视开到了他们每天上床睡觉的时间。
虽然即将远行，但张知行在临别之夜并没有与妻子做爱——自从妻子在三年前的一次例行体检中查出心脏方面的疾病之后，张知行从爱护妻子的身体出发，主动减少了夫妻同房的次数并且每次都小心翼翼，渐渐地这种小心翼翼的做爱使他失去了兴趣，甚至反倒成为一种负担了。
翌日的告别场景一点也不壮烈。张知行的工作性质虽然不常出差，但一年下来也有那么七八次的样子——他是个规范的男人，早就把这一行为纳入了规范：一只空皮箱常年放在床底下，三身换洗衣服可以从衣柜中直接放入皮箱里，进一次卫生间就可以把全部洗漱用品带齐，再就是不要忘记带上平时上班用的公文包，那里面除了各种文件材料之外，还包括他的各种证件、为应付紧急情况而预备的两封空白介绍信、足以使他从祖国任何地方乘坐任何交通工具返回北京的现金(按张知行的计算有一千元就足够了)，以及各种常用药品等等。若干年以前，因原定出差的同事临时生病，张知行在正常上班时被突然派往武汉出差，从此他在任何时候都整装待发，随时做好了出差的准备。——所以，对于这次早有准备的一周左右的短期外出，他和妻子都没有太放在心上，妻子照例嘱咐他在外面要注意身体，他也照例嘱咐妻子在家里不要过于劳累。女儿今天是值日生，兴奋得天不亮就想往学校跑，甚至没有心思与即将远行的父亲好好话别。
一路平安。
有一点出乎张知行预料的是，他乘坐的那次列车竟是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车组，车厢清洁，秩序良好，乘务员个个笑容满面像他的亲姐妹，上车以后送来的开水也是滚热的，打开被褥还透出一股好闻的肥皂味儿。这一切使得张知行心情愉快，竟然一觉睡到天亮。到他起床的时候，已经过了列车上的用水高峰，张知行觉得反正也是闲着，便跑到洗手间里细细地梳洗了一番。等他走下火车时，焕然一新。
阳春三月。江南名城。天气不错心情也不错。
一出站台，他就遇到了前来接站的潘娜。
【零二】
许多天以后，张知行的眼光老是闪耀着潘娜身上的那件红颜色的短呢外套——是50年代流行的那种苏联少女的样式。
张知行觉得自己早已过了那种一见漂亮女孩就心跳的年龄，何况按照现在通行的标准，潘娜也很难归入到漂亮女孩的行列中去，她属于那种比较丰满的类型——但张知行却仍然觉得她有一种古典的美，也不知是50年代、30年代，还是上个世纪的美，也不知是因为她那毛茸茸的眼睛、淡淡的酒窝，还是那似笑不笑的神态，总之在她身上有着某种使张知行怦然心动的东西。
潘娜所在的单位是这次会议的承办单位，当她一大早就奉命举着牌子站到车站的出站口时，心中想必充满幽怨，以至当张知行微笑着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张知行知道自己所在的机关是这次会议的所有参加单位中级别最高的，或者可以说，他的到来将使这次会议无形中提高一个档次——“中央的张处长亲自到会，下面请张处长给我们讲话!”他完全可以想象出会议上的情景，他不慌不忙地掏出了自己的会议通知和介绍信，递给面前的女孩。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潘娜知道张知行的身份后立刻变得热情起来，开始还是那种公事公办的热情，后来就掺杂进一个未婚少女对中年男人的热情——这是潘娜自己后来在信中告诉他的，那时他们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在去宾馆的车里，潘娜告诉张知行她今天不到五点就起来了，她已经接了三拨代表，她现在困得都睁不开眼睛了，而她平时是每天七点半才起床、用二十分钟时间做完早晨的一切事情、然后用十分钟的时间跑步到单位、正好踩着铃声走进办公室……说着说着，潘娜的眼睛轻轻地闭上了，她坐得离张知行很近，张知行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早晨的清新的好闻的味道。
当女孩喃喃地诉说着这些琐碎的、不连贯的事情的时候，张知行就知道她在心里并没有完全把自己当作上级机关派来的代表，而是当作了可以信赖的、兄长般的朋友。这种信赖的产生有时需要久经考验，有时可能突如其来——尤其对于年轻女孩们来说。至于这种信赖的后果……张知行没有再想下去，他只是隐隐地觉得，他和这个女孩之间今后的关系将远远超出普通的工作关系，这种感觉在第二天下午会议组织的游览中就明白无误地得到了证实。
当天上午的会议开幕式很成功，张知行也应邀在主席台上做了十多分钟的“指示”。他知道本机关的领导对这次会议很不重视，而且最近机关里也没有什么新的“精神”，但他的一篇话讲下来，仍使与会代表感到精神振奋，并隐约觉得上级机关最近要有什么大的举措，而这次会议与这项举措之间又有着某些神秘的联系——同时，当然也就对张知行本人刮目相看，甚至认为他的到来负有某种重大的使命——这也正是张知行所要追求的效果。
下午游览西湖，潘娜尽职尽责地陪伴在张知行旁边，充当临时导游。张知行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专业，中国历代文人墨客歌咏西湖的名句装了一肚子，此时却一句也想不起来，倒有两句不相干的诗词不停地在脑中闪现，一句叫作“任是无情也动人”，一句叫作“未曾真个也销魂”，自己把自己弄得神魂颠倒的。
潘娜落落大方地在他身旁指点江山，对他的称呼也由“张处长”渐渐地变成了“老张”，有时走到崎岖的小路上还有意无意地扶他一把，张知行心里觉得十分受用，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那时他在大学里也是女同学们追求的对象，他因为忠实于童年时代的女友(即他后来的妻子柯小玲)，对所有这些追求都忍痛拒绝了，但却并没有拒绝这些女同学们对他所表示出来的种种亲热。
后来再细听潘娜的讲解，原来她对古典文学也有深刻研究。比如当她讲到“直把杭州当汴州”时，张知行问：“小潘啊，你知道当杭州真的成了汴州的时候，又出现了哪些名句吗?”潘娜连想都没想，竟毫不费力地举出了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和汪元量的“国母已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千行”两句。虽然这两句诗跟西湖的关系都不大，但张知行觉得也难为她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能记住这些东西就算是有才的了，何况又有貌，你还要求她怎么样呢?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他们竟手挽手地并肩而行起来。
如果事情到此结束，还称得上是“发乎情止乎礼仪”，可惜张知行居然一反常态地放纵了自己的情感，在当天晚上就给潘娜写下了第一封信。
【零三】
在后来的日子里，张知行不止一次地被迫回忆起这第一封信：开头的称谓到底是“小潘”、“潘娜”还是“小娜”?最后的结尾到底是“敬礼”、“握手”还是“想你”?——当初无关紧要的细节，后来都变得事关重大了。其实，张知行的这封信，只能算是对潘娜当天傍晚在西湖边上谈到的一些关于爱情和人生方面问题的答复，谆谆教诲，循循善诱，不用修改就可以原封不动地拿到任何一家青年杂志上去发表——问题是假如潘娜不是一个年轻女孩呢?中央来的张处长有兴趣与地方上的任何一位男同志一起讨论爱情和人生问题吗?
爱情问题是这样产生的：
在西湖边，张知行按照机关工作中上级与下级相识不久后问话的惯例，问过小潘的年龄、学历、来机关几年了、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家里姐妹几个(如对方是男性通常则问兄弟几个)、父母身体可好之后，又随随便便地问道：怎么样，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个人问题恐怕早就解决了吧?
像这样的问题本来是可答可不答的，若是潘娜含羞一笑把话题引向别处，张处长自然也不好意思再问下去，然而潘娜的回答却是：哦，还没有，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的恋爱观有问题吧……这么一来，就表示她很有兴趣与张处长讨论这个问题，而张知行也不仅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接着往下问——
怎么，有什么问题呢?
潘娜说，她在少女时代曾读过一本书，说男人和女人原本是一个人，这个人神力无比，所向披靡，后来连上帝都觉得实在无法控制他了，便把他劈作两半，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所以每个人从一生下来就开始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企图重新合成一个完整的人。茫茫人海，漫漫人生，潘娜一直按照这个要求从这个高度来寻找自己的终生伴侣，也就难怪她至今一无所获了。
那你以后准备怎么办呢?张知行问。
找下去，找下去，一直找下去……潘娜喃喃着回答。
如果找不到呢?张知行停了一下，接着问。
那——那我就只有不结婚了……我总不能和另一个人的那一半去组成一个新的人吧?你说对吗?
为什么不能呢?杂交优势嘛!——张知行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
潘娜幽怨地看了张知行一眼，不再说话了。
张知行连忙严肃下来，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对这类问题也很有思考，只是如今年事渐高，工作又忙，才把这些没要紧的都扔在了脑后——若是潘娜一定想知道他的看法，他可以好好想想，过一两天以后再告诉她。
不要嘛，不要嘛，你现在就告诉我，现在……潘娜小声嚷嚷起来，那种肆无忌惮的撒娇的神态，使张知行想起了自己九岁的女儿。
这时，有几个一起开会的代表也转到这里，都恭敬地喊“张处长”，张知行也不好过于冷落了他们，只得寒暄一番，最后大家一道转了回来。
晚饭后回到房间，张知行几次想找潘娜继续下午的谈话，又几次强行克制住了自己。他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不比往常，往常在北京他不过是大机关里的小干部，现在在这里他差不多是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万一要闹出点风流韵事闲言碎语什么的，那影响可就太坏了。
可是他又实在无法克制住内心的冲动。他现在的妻子就是他初恋的情人，他们的关系是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他可以说根本就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恋爱，他甚至从未产生过现在这样强烈的冲动……在屋里如困兽般地转了十几圈之后，张知行决定把自己内心的感受记录下来，他这样做的目的起初只是为了自己的宣泄，并不准备真的拿给潘娜看。
张知行在机关搞了十几年文秘工作，文字的严谨在全机关是出了名的——所以尽管他此时心中充满杂念，但落到文字上的竟是一篇关于如何树立正确的恋爱观的文章，充满人生哲理，饱含生活经验。文章做好后，张知行觉得给潘娜看看也未尝不可，就算被其他与会者看到也不怕——我老张百忙之中就不兴关心一下青年人的恋爱婚姻问题啦?中央不是号召全社会都来关心青少年吗?
正在这时，潘娜给张知行的房间打来一个电话。
【零四】
潘娜的这个电话是从宾馆的前台打上来的。
她告诉张知行，她今天晚上一直料理会务，现在刚刚清净下来，就背着屋里的同伴，溜到楼下来打这个电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就想问您好不好，想听您说说话，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您不会笑话我吧?
张知行知道他现在只要邀请潘娜到他房间来坐坐(他自己住着一个单间)，后面的事情就无法收拾了。他几乎是调动了自己的全部理智，对着话筒不动声色地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哦，是小潘啊?……这么晚了还没休息?搞会务工作嘛，总比别人要多辛苦一点，可要注意身体哟……我没什么事，我正在考虑你今天下午谈的问题，我已经把我的看法写下来了……不不不，你不要上来拿，明天再给你看吧……你一定急着要看……那好，我给你送到前台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张知行一直为自己当时的理智而后悔不已：为什么不请她上来呢?为什么要开了两人通信的先例?——而在当时，他确实觉得通信是最好的办法：在众目睽睽之中，两人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鸿雁传书，况且文字表达又是他的强项，何乐而不为?
在十天左右的会议期间，张知行大约和潘娜通了二十多封信，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只能算是“字条”，上面写着各种互相关心的询问。在最后一封信中，潘娜送给张知行一张相片。相片中的潘娜穿着那件红呢子的短外套，站在西湖边上，忧郁地看着远方。相片的后面写着两句诗，一句是“恨不相逢未嫁时”，一句是“花开花落两由之”——张知行明白他们俩的关系就在这里定位了。
张知行是个谨慎的人。临别的时候，他销毁了潘娜给他的所有信件，也叮嘱潘娜照此办理——只有潘娜送他的那张相片，他犹豫再三实在舍不得烧掉，便把它小心地藏到了一本专业书里。
分手的那天，潘娜第一次单独来到张知行的房间，两个人都默默无语。张知行知道面前这个女孩现在已经完全把自己交给他了，但他并不想有进一步的举动——他不想因为生理方面的片刻欢娱而留下心理方面的长久不安，同时他也知道这女孩现在是认真的，而认真的女孩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张知行小心翼翼地拥抱了潘娜，轻轻地吻了吻她的嘴唇，那神态有如慈祥的长辈在爱抚晚辈。潘娜在他怀中嘤嘤地哭着，张知行安慰她说：“别这样，别这样，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连他自己都觉得这样的安慰苍白无力，他没有给这个女孩任何承诺，甚至连今后是不是继续通信都没有说。
在回来的列车上，张知行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的杭州之行。
不错，按照通行的标准，他和潘娜之间几乎什么都没发生，他们之间最过分的举止，不过是临别之夜的简单型的拥抱和象征性的接吻，这在90年代的中国也根本算不得什么。至于那些来往信件，当然有许多暧昧的词句，不过要按照现代意义上的“情书”的标准——老实说，张知行写得还算十分克制，他不是那种随意流露自己内心情感的人。
他找出潘娜的相片。相片上的女孩忧郁地看着他。他知道这件事情对这个女孩今后生活的影响，他也知道自己的做法其实是唤醒了她，振奋了她，同时也就深深地伤害了她……张知行小心翼翼地把女孩的相片放回书中。这是一本包了牛皮纸的专业书，他把相片夹在了包书纸和封皮的当中，这样，即使有人随意翻阅这本书，也不容易发现其中的相片了。
想到最后，张知行还是充分肯定了自己，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高尚的，他没有乘人之危，没有占这女孩的便宜，等于放弃了本来已经到手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至于那些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张知行想起了中国古代流传甚广的一副对联：“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穷人少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这副对联所表达的思想恰与西方哲人罗曼·罗兰的观点暗合：伟人们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们没有卑劣的情感，而在于他们不断地同自己内心深处的卑劣情感进行斗争并且总是取得胜利。
张知行为自己取得的胜利而骄傲，他认为正是由于自己的胜利而使那个女孩避免了一次伤害。得意之余，他翻出《工作日记》，信手抄下了当今一位著名青年诗人的著名诗句——“不是不想爱，不是不愿爱，怕只怕，爱，也是一种伤害!”
火车离北京越来越近，张知行的思绪离潘娜越来越远——他知道自己又将恢复往常那种平淡的、然而却是安定的生活了。
北京到了。
【零五】
在往后的很多天里，张知行一直为自己出了北京火车站后的一念之差而懊恼：否则一切事情都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张知行到达北京的时间刚过中午，他当时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乘地铁直接回家；一是乘出租车先到单位，等到下班后再乘单位的班车回家。
按说他这次出差将近十天，回来后是可以休息一两天再去单位的，但张知行从不把上班视为一种负担，在他心目中单位和家庭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况且这时赶去单位也没有什么工作要做了，无非和同事们打打招呼，看看这些天有什么信件，再去单位澡堂里冲个热水澡，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等着坐班车了——而且，那本藏着潘娜相片的专业书，也还是锁进办公室的抽屉里比较保险。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张知行知道自己出差远行后不直接回家，下了火车直奔单位，也多少能给领导和同事们留下一个勤于职守的好印象……张知行的脚步已经开始向出租汽车站方向迈进了，一个小小的理由又使他停了下来。
按单位规定，张知行这个级别的干部因公外出可以报销从单位到火车站或飞机场的出租车票。这段路程经过核实取中，到火车站往返定为四十元，到飞机场往返定为一百二十元，超过部分自理。张知行家附近有地铁可以直达火车站，所以他来的时候没有乘出租车；如果他仍然乘地铁直接回家，就可以省下往返的出租车费共四十元——只要他交给会计四十元出租车票，这四十元就是他自己的了。张知行这个阶层平时是不大舍得乘出租车的，但有时也难免奢侈一回，尤其是星期天带孩子出去玩儿什么的，所以身上总有个一二百元的出租车票在寻找报销的机会——那么又何必白白浪费这二十元的机会呢?想到这儿，张知行毫不犹豫地转身向地铁入口走去。
妻子柯小玲请了病假在家休息，她知道丈夫这一两天就要回来，一见丈夫果然回来了，当然挺高兴。夫妻俩叙过寒温，就商量着晚上做几个他们都爱吃的菜。张知行因为潘娜的事，心中隐隐地对妻子存了一番歉意，便自告奋勇地要出去买菜。柯小玲也不反对，说你买去吧，等下我来做，我先帮你收拾东西……说着就要动手翻张知行带回来的皮箱。
张知行心中闪过一丝慌乱——那本夹着潘娜相片的专业书就放在皮箱里。他连忙抢上一步，一边借口妻子身体不好不要她帮忙，一边抢先把那本专业书和其他书籍、笔记、文件胡乱整理了一下就塞进了自己的书架，这样即使柯小玲再执意帮他整理东西也很难翻到相片了。柯小玲似乎并未在意，只说你先买菜去吧，我不动你的东西就是了——张知行便走出了家门。
买菜的时候，张知行心绪不宁，他总觉得自己已经露出了破绽——
首先，他抢着出来买菜本身就是个错误。平时，他和妻子有分工，他更多地负责孩子的功课和房间的卫生，其余的事情都由妻子负责——当然相互之间也有交叉，但今天他出差远行刚进家门，照常理不应该再跑出来了，他这样积极地抢着出来，会不会使妻子觉得反常呢?
妻子平常很少过问他的私人物品，今天抢着帮他收拾东西，肯定是对他抢着出来买菜的一种回报——自己又何必那样惊慌失措，抢着把书籍文件之类放入书架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更令张知行不安的是，他平时的书架收拾得很整齐，今天慌忙之中把东西往里胡乱一塞，岂不是显得更加反常吗?万一妻子起了疑心，或者竟是出于好心帮他重新整理，都很有可能发现那张照片，特别是相片背后还写着那样两行字，自己就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了……
张知行越想越心慌，在菜摊上胡乱买了几样菜，也顾不上讨价还价，甚至连找回的零钱都顾不上要，便如救火一般跑回家中——他一路上打好了主意，一回家就把妻子支到厨房去做饭，自己则赶快把那本书取下来藏到一个更加保险的地方，明天再带到单位，往抽屉里一锁，万事大吉……
当他推开家门的时候，见柯小玲满面怒容地站在门厅中央，正像打量着一个陌生人那样上下打量着他——他知道：东窗事发了。
【零六】
张知行永远不能原谅自己，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沉不住气，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把一切都招了出来——未到最后关头为什么要轻言牺牲?
当时，柯小玲怒冲冲地看了他一会儿，叫着他的名字低声嚷道：张知行!你自己说!你在杭州都干了些什么?你自己说!
张知行在脑子里飞快地转了一遍，确信妻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大的情绪变化只能是因为潘娜的事情，而她了解这件事情的唯一途径也只有通过潘娜的那张相片——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佯装不解地问：你怎么啦，这是跟谁生气啊，总得先等我把菜放下吧——他把菜放进厨房后又借故走进书房，抬眼一看，书架上的那几本书籍材料都被重新动过了。
张知行知道自己把相片藏得很好，但如果存心要找、特别是存心要在这几本书中找的话还是不难找到的——他丝毫也不怀疑妻子对这类事情的敏感，只后悔自己当初一时的惊慌反为她后来提供了寻找的范围。
他觉得自己有些站立不稳了，只得坐下来听凭妻子发落。
柯小玲并没有与他大闹，只是反复地让他自己交待：你都干了什么，你说，你说呀，你说了事情就算完了，你不说，我早晚也能打听出来……
张知行在心中权衡了一下，妻子目前发现的不过是一张相片，再加上相片后面的两句诗，充其量也只能说明这个女孩对自己有好感而已——至于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还不是全凭着自己说什么是什么吗?就说她是落花有意，我是流水无情，妻子到哪里去找对证?再不失时机地检讨两句，温存一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岂不一好百好?相反，若是自己拼死抵赖，妻子拿着相片四处打听，最后好歹也能打听出潘娜来，到那时反倒把事情闹大了。
想好以后，张知行做出极为沉痛的样子，低着头说：你是看到相片了吧?我本来是想偷偷烧掉的……
把相片拿出来吧!柯小玲不动声色地说。
相片不在她的手里?张知行心里暗暗吃惊。照常理她发现相片之后应该立刻拿到手中，绝没有再放回去的道理。但妻子一直强调要给他一个自己坦白的机会，所以张知行也顾不得多想，取出那本专业书，把那相片递给了妻子。
她叫什么名字?
潘娜。
哪儿的人?
杭州的，我也是这次开会才认识的……
柯小玲仔细注视着潘娜的那张穿着红呢外套的相片，又翻过来看看背后的字，嘴角发出一丝冷笑，张知行被她笑得浑身冰冷。
他只好自己进一步主动交待：如何相逢，如何相识，如何一起开会，如何一同游览，潘娜如何在不同场合多次对自己表示出某种好感，而自己又是如何始终坚持同她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最后分手时也仅仅是出于礼貌才不得不接受了这张相片，当面不好销毁，在火车上又没机会，这才带回家里来的……
张知行一边解释一边留心观察妻子的反应，见妻子的表情慢慢恢复了正常，便郑重其事地请求妻子的原谅。
柯小玲说她可以原谅他，但同时提出了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条件——
请你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想明天给这个女孩儿打个电话。
【零七】
在事情过去了很久以后，张知行才渐渐认识到，这个电话号码是自己最重要的一道防线，这道防线一旦被突破，他就很难控制整个局势了。
而在当时，张知行几乎想不出任何理由来拒绝妻子提出的和解条件——你就放心吧，我不会为难她的，我只想核实一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杭州是不是真有这么个单位，是不是真有这么个女孩，她是不是真给你送过相片……
张知行考虑再三：关于上述问题，自己刚才跟妻子说的都是实话，不怕她去核实，况且妻子现在已经掌握了潘娜的名字，如果她靠着这条线索去打听，早晚也会打听出潘娜的单位和电话号码的，在杭州开会的一共就那么几家单位嘛——与其让她打听出来，倒不如由自己先说出来，无论如何先争取个好态度吧!于是，他失去了这道最重要的防线。
后来，女儿放学了，嚷嚷着头晕，张知行赶快安抚女儿，又拿出在杭州买的新衣服新玩具给她看，算是把这件事情告一段落。
接下来，夫妻俩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一个给孩子辅导功课，一个进厨房炒菜做饭。张知行好几次没话找话地与妻子搭讪，每次都得到了虽不十分热情但总算还说得过去的响应，使他稍稍宽了宽心。
晚上睡觉的时候，张知行犹豫再三，冒着自己的男性自尊心遭到伤害的危险，和颜悦色地向妻子提出了同床的要求。柯小玲朝里面翻了个身，推说自己这两天心脏不大舒服，也算是有礼貌地谢绝了他。
第二天来到办公室，张知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潘娜打长途电话，他一定要抢在柯小玲之前与潘娜订好攻守同盟，否则，万一两个女人在电话中对骂起来，后果也不堪设想——这是他昨天晚上在床上就计划好了的。
电话打通了。潘娜的科长说小潘到郊区出差去了，要过一两天才能回来。张知行心中暗暗地松了口气，至少这一两天内两个女人还交不上火。他本想留下自己单位的电话号码，让小潘回来以后立刻给他回电话，但考虑这样做目标太大，万一再闹得潘娜单位里沸沸扬扬的反而不好，于是详细打听过潘娜预定的返程日期，立刻挂断了电话。
晚上回到家，问妻子是不是给潘娜的单位打过电话。妻子说打过了，潘娜出差了。张知行点点头，又问妻子以后是不是还准备再打。妻子说她知道真的有潘娜这么个人就可以了，打不打无所谓，关键就看你自己今后的表现如何了。张知行连连点头，鸡吃米一般地说表现好、表现好，我以后一定表现好。妻子说她还把自己单位的电话号码留给了潘娜单位的同事，让潘娜回来后给她回个电话。张知行听了心里又有些不安，不过他想他和潘娜多次谈到过柯小玲，潘娜想必不会冒冒失失地给柯小玲回电话吧?
以后的几天相安无事。张知行一下班就积极主动地大干家务，又察言观色地奉承妻子，如同蜜月里的丈夫一般表现，连女儿在旁边都看得奇怪了。到了晚上，张知行还坚持每夜一次或隔夜一次地与妻子亲热，宁可在生理上受点摧残，也要在心理上保持平静。
这期间，张知行按照潘娜预定的返程日期及时与她取得了联系，潘娜仍然很痴情于他，连接电话时的声音都是颤抖的。张知行此时也顾不得与她谈情说爱，开门见山便说了妻子、相片、电话号码的事。潘娜也没有什么怨言，只说他们顾科长已经转交给她一张写有柯小玲单位电话号码的纸条，她正在奇怪柯小玲怎么会找到自己的单位来，现在才算明白了——她一切都照张知行吩咐的去做就是了。张知行这时才想到自己只顾维护家庭的和睦，完全忽略了潘娜的情感，连忙好言好语地劝慰她。潘娜真是个很懂事的女孩，她反倒劝慰起张知行来，还说她完全理解张知行此时的心境，希望他尽快把家里的事情搞好，自己这边就不要他多挂念了。
张知行因为自家的后院已经起火，唯恐潘娜这边的前院再闹出什么风波，坚持着不肯挂电话，有一句没一句地与她联络着感情。他问潘娜好不好，潘娜说好。他问潘娜有没有什么事，潘娜说没什么事。过了一会儿，潘娜又说有事儿，说她出差期间她的办公室抽屉被她们顾科长带人撬了。张知行问为什么，潘娜说为了找公章。张知行问丢没丢什么东西，潘娜说没有。停了一会儿，她才犹犹豫豫地说——不过你给我写的那些信都在抽屉里。
张知行顿时如同五雷轰顶，差点晕倒在电话机旁。他挣扎着问那些信件少了没有，潘娜说一封没少。张知行稍稍松了口气，连忙叮嘱潘娜立刻销毁——同时后悔自己在杭州为什么不亲自看着她销毁那些信件。潘娜说她现在已经销毁了，不过这些信件好像已经被人动过了，抽屉是在她出差的当天下午被撬的，直到她今天上午回来才自己重新上了锁，这期间办公室里的任何同事都有可能偷看这些信件。张知行听说后从头到脚直冒凉气，他不仅想到了偷看，而且想到了复制——如果有人偷偷复印下这些信件，天哪!
张知行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挂断电话的，只记得自己一直呆呆地坐在办公桌旁，直到有同事提醒他该上班车了，他才摇摇晃晃地跟着大家一起走出了办公室。坐在回家的班车上，张知行一度脸色惨白，有位女同事关切地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只好推说是赶一个材料累的。班车已经开出了一多半路程，张知行才定下神来，开始把事情往好的方面设想——
一、那些信件根本就没人动过，潘娜不过是神经过敏；
二、也可能有人出于好奇偷看过，慢慢地也会传出一些流言蜚语，但这样只可能对潘娜造成一些轻微的伤害，暂时不会伤害到远在北京的自己；
三、偷看信件的人别有用心，甚至可能已经偷偷复印，其目标当然是对着潘娜的，但同时也可能波及到自己；
四、至于说这个人会把攻击的目标直接对准远在北京的张知行本人，这种可能性实在不大：自己从小就生长在北京城里，在潘娜的单位、在杭州市、在浙江省，乃至在整个长江以南的任何地区，都从未因任何事与任何人结下过任何怨仇——凭什么要对着自己来呢?自己所在的单位虽说是潘娜单位的上级机关，但却不是直接领导，人权财权都不在手里，如果想敲诈的话也敲诈不到什么——至于自己本人，不过是个靠工资生活的小干部，能有多少油水?
…………
想着想着，张知行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等走下班车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他几乎是哼着歌儿走进家门的。
数日无话。
直到几天后一个阴沉沉的傍晚，妻子下班后阴沉沉地走进家门，用阴沉沉的语调对张知行说，吃过晚饭后她想和他好好谈谈——直到这时，张知行才意识到事情远比他当初设想的严重。
【零八】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知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中国老话中所蕴含着的哲理——他为什么要那样自作聪明地把潘娜的抽屉被撬、信件可能被人偷看、与妻子对他的盘问这几桩不相干的事情搅在一起呢?
那天晚上的谈话使张知行觉得很累。柯小玲始终居高临下，嘴角上挂着一丝高深莫测的微笑，说出话来阴森森的，而张知行则始终处于被审判的地位，活活受了一晚上的罪。
柯小玲开门见山地说：我今天才知道，你没有对我说实话，你和潘娜的事还不止你说的那些，对不对?
张知行想了想，模棱两可地说：我怎么没有说实话?该说的我都说了——他的回答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第一他已经说的基本上都是实话，第二他没有说的都是他认为不该说的。
柯小玲说：不，我今天才知道，你没有把事情全部告诉我，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张知行低头不语。他仔细琢磨着她反复强调的“今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她知道什么了?她从哪里知道的?显然，她的信息只能来自潘娜，而潘娜又能告诉她什么呢?张知行抬起头，试探着问：你今天又给潘娜打电话了?
柯小玲冷冷一笑：你别管，你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张知行继续试探：你说好了不再给潘娜打电话的嘛!
柯小玲果然经不住试探，嚷了起来：你别管!我没给她打电话!是她给我打的电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姓潘的，反正是个女的，我问她姓什么叫什么她也不说，可是她把什么都告诉我了!
张知行心里暗暗吃惊。他知道潘娜是不会给柯小玲打电话的，即使打电话也不会把什么都告诉她的——那么又会是谁呢?他记得妻子说过，她曾把她自己单位的电话留给了潘娜的单位，他还记得自己在与潘娜的通信中，曾多次提到过柯小玲的名字——那么也就是说，潘娜单位中任何偷看过那些信件的人就都知道柯小玲的来历，也都知道柯小玲单位的电话号码。如果他们中的某个人出于某种目的给柯小玲打了电话，在电话中透露了那些信件……张知行倒吸了一口凉气，自己最担心的也是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张知行暗暗提醒自己，大敌当前，一定要保持镇静。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楚打这个匿名电话的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自己才好尽快拿出对策。他定了定神，慢悠悠地问柯小玲：你说了半天，到底是什么人呀?
柯小玲不耐烦地回答：我不管她是什么人，反正她说她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她把你们的事都告诉我了!
张知行强作镇定地说：我们有什么事——她都告诉你什么了?
柯小玲又是一声冷笑：那我得问你呀——你都做了什么呀?
张知行突然明白了，自己和妻子的思路完全不同：自己是要弄清匿名电话的来历，而妻子关心的是这个电话泄露的内容——也好，那么就先把内容弄清吧，这样也有助于判断它的来历。张知行拿定主意，继续试探妻子：我反正没做什么——你说我做了什么?
柯小玲只得把话挑明了：张知行，我告诉你，我知道你老谋深算，我知道你比我聪明，我手里要没握着你的证据，我能凭空诈你吗?我今天就给你提个醒：信!相片!还有其他!……先说吧，你是不是给她写过信!
“轰”的一声，张知行只觉得天旋地转!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他内心觉得没什么希望了，看来这匿名电话是确有其事，而且打电话的人手里掌握着他的那些信件，要不然妻子凭空怎么能编得出来?张知行咬了咬牙，仍然垂死挣扎，试图把妻子的思路引向歧途：相片?你说什么相片呀?——按常情推断，潘娜送他相片，他自然也会送潘娜相片，可他的确没有这样做，他想借此试探一下妻子对事情的真相到底了解多少。
柯小玲仍然在冷笑：我们先不说相片，有没有相片你自己知道；我们先说信，你是不是给她写过信!
张知行仍然在挣扎：信?你说什么信呀?
柯小玲不笑了，声色俱厉地说：张知行!咱们俩认识已经快三十年了，结婚也快十年了，你还有什么需要瞒着我的吗?我可以原谅你的错误，但我不能原谅你对我说谎——特别是到现在还继续说谎!
张知行心里盘算着：看柯小玲现在的样子那匿名电话肯定是真有其事了，她也肯定是掌握了一些证据，虽然掌握到什么程度还是个未知数，但自己一句不交待恐怕也过不了关。好在自己写的那些信大多还比较有分寸，挑一两封无关紧要的说说也未尝不可，估计不会产生什么新的问题。关键是自己现在急需从妻子口中探听出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谁给她打的电话?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攻击的目标是冲着他张知行本人的则需要早加防范，必要时还须提前向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吹吹风——而这一切，都必须以自己的坦诚态度作为与妻子的交换条件，以此来换取她的合作。
想好以后，张知行小心地看了看妻子，字斟句酌地说：不错，我是给潘娜写过一些信，其实也不能算信，只是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随手写在纸上，后来就给她看了看，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也就没告诉你——你是怎么知道的?那电话里到底是怎么说的?
柯小玲说：你先别管人家怎么说，你先说你自己是怎么写的——告诉你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倒要看看你说不说实话!
张知行内心又是一阵慌乱。假如妻子真的知道了信件的内容，那么就彻底证实了自己刚才的判断：是潘娜单位的同事偷看了这些信件之后又出于某种目的泄露给了她——这对张知行来说是致命的，不仅可能导致他家庭的破裂，而且可能导致他前程的断送。张知行越想越觉得可怕，不禁用颤抖的语气恳求妻子：你现在只关心电话泄露的内容，而我更关心电话后面的背景——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但你一定要先告诉我，你究竟是怎样知道这些事情的?你到底给谁打了电话?或者到底是谁给你打了电话?这个问题对我至关重要，你一定要告诉我!马上!
柯小玲可能是被张知行焦急的神态吓住了，她犹豫了一下，小心地说：我也不知道，就是今天我上班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浙江的长途，是个女的，她也没有告诉我她是谁，只问我是不是张知行的爱人，我说是，她说那好，请你不要再问我是谁，我们都是女人，出于女人对女人的关心，我给你念一封信，一封你先生写给一位潘小姐的信，后来她就在电话里给我念了一封信，真的是你写给潘娜的信，我一听那语气就听出来了……
张知行听着听着，忽然意识到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零九】
看来，给妻子打电话的是一个与潘娜，甚至与自己都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的知情人。她是谁、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想达到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她今后还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张知行对此一无所知。他在明处，对方在暗处，他必须在极为不利的位置上来迎接对方的挑战。
首先需要与潘娜取得联系。电话虽然是打给妻子的，但目标很可能还是对准潘娜的。所以先要把潘娜周围的人事状况摸清楚，这样才能排队找出作案人，才能分析出作案动机，才能想出对策，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张知行看看墙上的挂钟，现在已经是午夜了，只能明天到办公室再给潘娜打电话了。
其次需要立刻与妻子和解。张知行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极为不利，如果妻子再与他对立，他将不得不被迫进行两面作战，这样获胜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更重要的是，虽然对方进攻的目标可能仅仅是潘娜，但她既然选择了给自己的妻子打电话泄露信件内容的方式，就说明她已经决定把自己和妻子统统牵涉进去，这时如果妻子能与自己站在同样的立场上，那么整个事情将好办得多——反之，要是妻子先带头吵闹起来，那就正好落入了对方的圈套。
至于其他善后工作，张知行认为可以再等一等，他还需要看看事情的发展再做决定。比如要不要先在单位里吹吹风——倘若事情可能闹到单位，提前吹风当然是必要的；倘若事情不会闹到单位，自己不打自招地为了男女关系问题四下吹风，这不是有毛病吗?
想来想去，现在最为重要的是先要稳住两个人：一是处于前沿阵地上的潘娜，一是处于后方大本营中的柯小玲——既然潘娜的电话只能明天再打，张知行就决定利用今夜的时间先把柯小玲稳住再说。
柯小玲的问题很简单，无非就是吃醋，再就是怀疑自己不说实话。自己在杭州本来就没和潘娜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对她隐瞒什么。至于那些来往信件，其中虽然有一些比较过分的内容，可说出大天来，最多也就是个“意淫”而已，你还能判我个思想罪不成?——想到这里，张知行理直气壮，以前所未有的开诚布公的态度对柯小玲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我们是多年的夫妻，我也不想对你有什么隐瞒。况且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这个人你也是了解的——我是那种拈花惹草的人吗?这次在杭州我和那位叫潘娜的女同志确实接触多了一些，但主要还是工作方面的联系——她是负责接待我们的嘛!至于别的，因为她也是年轻人，又是学文的，所以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就多了一些，在一起聊聊天，谈谈心，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有时她提出一些问题向我请教，我把我的看法写在纸上，又把纸给她看了一下——你一定要说是“信”也可以嘛!如果再往深处分析，一个三十多岁的已婚男同志，和一个二十多岁的未婚女同志之间，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之外，会不会还有些什么其他的想法呀?嘴上说没有，心里面是不是有啊?表面上看是没有，潜意识当中是不是有啊?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都曾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讨，我们俩以后也可以探讨嘛——但是总而言之，我和她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不该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友谊也始终没有超出同志间的界线，这一点请你一定要相信我。现在的问题是，在潘娜后来出差期间，她们办公室的同事因为找公章把她的抽屉撬了，我给她写的那些东西就在抽屉里，很可能被人看到了，而且很可能要被人利用来做文章——今天你接到的这个匿名电话就很说明问题嘛!现在只是还不清楚对方的矛头到底是对着潘娜的还是对着我的，就是对着我的我也不怕，树正不怕影斜——问题是，这个这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在明处，她在暗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进退实为狼狈，革命处于低潮……柯小玲啊!值此生死存亡之际，历史转折关头，希望你我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专门打它个日本鬼子!
张知行慷慨激昂地演说了一番，柯小玲心悦诚服地表了态：瞧你说的，咱俩这关系，我不跟你合作我跟谁合作呀?问题是合作得有合作的基础，你老不说实话我怎么跟你合作呀?现在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你给潘娜的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
张知行说：人家电话里不都给你念了信——你不都知道了吗?
柯小玲说：我是知道了，可我还想考验你一下，看你到底说不说实话!
张知行说：都这时候了，你还考验个什么劲儿呀，睡觉睡觉。
柯小玲说：不行不行，就考验就考验。
张知行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谈了谈我对人生问题——也包括爱情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你知道，潘娜的人生观有问题……
柯小玲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我不管她有没有问题，我就管你的问题!你说吧，你信里的第一句话是怎么写的——你是怎么称呼她的?
我叫她潘娜呀还能怎么称呼?
不对!
那就是——小潘?你知道机关里同事之间经常这样叫……
也不对!
那我就是——你说我是怎么称呼她的?
我当然知道，我现在要你自己说!
我……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那我就给你点时间，你再好好想想吧!
张知行的确需要好好想一想了。他给潘娜的最初几封信中的确只用了“潘娜”或“小潘”这两个称呼，但随着两人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潘娜一方在称谓问题上不断翻出新鲜花样，他也只好随之翻新——潘娜叫他知行、亲爱的知行、我的好朋友、我心中的大哥哥，我寻找了很久的人、我的另一半儿……他也只得叫她小娜、亲爱的小妹妹、远方的小朋友、总在我梦中出现的人——如此等等。当时只图叫得痛快，如今要把这一切都坦白交待给妻子，自己的态度倒算是老实了，可妻子能承受得住吗?
张知行还考虑到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今天的匿名电话只给妻子读了一封信，而他和潘娜之间的来往信件至少在二十封以上!其中潘娜给他写了七八封，他给潘娜写了十几封!——虽然说大部分信件写得还算是比较理智，可有些内容还是超出了理智，特别是到了后期，什么甜哥哥蜜妹妹的东西也还有不少，这哪里是能够随便告诉妻子的?妻子如今不过掌握了一封信的内容，尚且这样不依不饶，如果自己再没遮没拦，一股脑儿地倒把十几封信统统交待了，那不是自找倒霉吗?
张知行现在还不知道妻子掌握的是哪封信，但从种种迹象判断不像是前期的那种遮遮掩掩的信，也不像是后期的那种甜甜腻腻的信，很有可能是在他和潘娜关系发展的中期，他写的那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信件。张知行在脑海中迅速地搜索了一遍这类信件，挑出几封性质最不严重的，准备一封一封地交待给妻子，但愿能和她掌握的那封对上号。
张知行极为沉重地清了清嗓子，装出一副“犯了错误但决心改正”的形象来，正要开始交待问题，回头一看——妻子已经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天开始蒙蒙亮了。
【一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比张知行预想的要顺利一些。
妻子睡着以后，他没有惊动她，自己也在床上胡乱眯了一会儿，就赶快起来收拾房间、做早点、打发孩子上学，完后自己也轻轻溜出了家门——这时妻子还没有醒来，这就给他赢得了一天的宝贵时间。
来到班上，正好局里上午要召开一个不大重要的业务会议，张知行以“有个重要材料要赶一赶”为借口请了假，这样就使他一个人留在了办公室里，有充足的时间与杭州方面联系。
这次张知行吸取教训，在电话中先与潘娜诉说了一番离情别绪，直说得潘娜伤心落泪，这才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和盘托出。
潘娜死心塌地地站在他的一边，和他一起分析，把自己办公室的几个同事细细地过了一遍，最后把疑点集中到了科长顾放言的身上。
一、抽屉是顾放言带人撬的。
二、顾放言刚刚三十出头，自命江南才子，平时对潘娜就不怀好心，发现张知行的信件后，仅仅从吃醋的角度出发就足以干出匿名电话的勾当。
三、最近潘娜单位空出一个副处长的名额，顾放言是最有竞争力的，但潘娜也是潜在的对手之一：从表面上看顾是本科学历她是大专学历，顾是现任科长她是副科级干部，似乎还不能构成威胁；要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她比顾放言还要年轻好几岁，又是女同志，又是非党干部，又听话，又没有野心，再加上活泼漂亮等等因素，有时上级部门也很喜欢提拔这种类型的女干部。——潘娜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张知行帮她分析的——张知行能分析出来顾放言就分析不出来吗?现放着手里现成的材料，他肯定会趁机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从而彻底摧毁潘娜的竞争力。
四、柯小玲说来电话的是个女的，而潘娜和同办公室的几个女同事的关系都很好，剩下的就只能是男同事的老婆了。而另外两个男同事的老婆也都是正派人，不会帮助丈夫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只有顾放言的老婆，一直对潘娜看不顺眼，巴不得潘娜出点什么事才好呢，有这么个现成机会，只怕她比她老公还积极呢!
…………
弄清了对手的身份之后，张知行给潘娜发出了四条指令：
一、必须立刻干净彻底全部地销毁一切来往信件；
二、在办公室的任何同事面前都要不露声色，也不要提起张知行或与张知行有关的任何事情；
三、暗中注意顾放言的行踪，但不要打草惊蛇；
四、有情况随时联系，但尽量不要在单位打电话，以防窃听。
挂断了潘娜的电话，张知行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了几圈，终于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整理出了一幅顾放言作案图——
某日，顾放言在无意中或有意中搞到了张知行的那些信件，他如获至宝，立刻复印下来，准备以此来击败自己仕途上的潜在对手潘娜。他的目的是把这些信件扩散出去，这样潘娜在单位里就很难做人，更不用说提什么副处长了。但如何扩散却使他动了一番脑筋：照常理应该扩散给潘娜的丈夫，但潘娜并没有结婚，甚至连男朋友都没有；扩散给潘娜的父母吧，父母自然会严厉管教女儿，但顾及到女儿的名声，通常不会把事情张扬出去；扩散给单位的领导呢，现在开明一点的领导对这类问题一般也不大重视，弄不好还会怀疑扩散人的动机，再加上潘娜的抽屉又是顾放言带人撬的，这就更容易使人怀疑到他的头上——正在这时，张知行的妻子柯小玲打电话来找潘娜，并且留下了自己单位的电话号码。顾放言由此判断柯小玲正在追查这件事情，于是决定借刀杀人。他指使一个女人——可能就是他的老婆，以同情的口吻给柯小玲打去匿名电话，将信件的内容透露给她，试图以此来激怒她——希望她能出面给潘娜单位的领导写信揭发，甚至跑到杭州找潘娜当面质问，总之通过她来把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这样顾放言的目的就达到了。顾放言为了一己的私利，不惜以牺牲一个女孩子的名誉为代价，甚至也不惜以牺牲与他无冤无仇的张知行的家庭幸福为代价，真是太过分了!
那么，自己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呢?
第一，张知行相信妻子绝不会丧失理智地去对潘娜采取什么行动，这样就可以使顾放言的阴谋不能得逞；
第二，张知行相信妻子也绝不会跑到自己机关来大吵大闹，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名誉得到保护；
第三，张知行相信凭自己的诚意，最终一定能够获得妻子的谅解，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家庭继续维持；
第四，张知行相信顾放言发觉此路不通后会去另谋新路，这样自己当然也有责任提醒潘娜予以警惕，但总归使自己摆脱了直接干系。
总之，张知行想出的对策是：静观待变。
当晚回到家，张知行按照自己对策中的第三条，诚心诚意地与妻子谈了话，并且开始主动交待问题。他冥思苦想，避重就轻，一边一封一封地叙述信件的内容，一边时刻留心地观察着妻子的脸色，终于从她的脸上读到了一个休止符——匿名电话中念的就是这封信!于是他赶紧打住，说自己与潘娜的来往信件大致就是这些，其实并没有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如果非要触及灵魂深处，他甚至可以承认自己曾对潘娜动过心，但有外心总不等于有外遇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怕犯错，就怕不改——认识了改正了还是好同志好丈夫嘛!
谢天谢地，妻子掌握的这封信性质并不严重，张知行在信中不过是与潘娜议论了一番对时局的看法，并没有多少情呀爱呀的东西。熟悉机关内情的人都知道，两个同事能在一起畅快淋漓地议论时局，说明两人的关系已经亲密无间，匿名电话的策划者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把这封信泄露给柯小玲的——但柯小玲并不熟悉机关特点，况且张知行的那些观点在家中也是常常谈起的，所以也就没有感到怎样的异常，在张知行深刻检讨了一番之后，也就顺水推船地原谅了他。
后来，张知行又把自己对匿名电话的分析结果告诉了柯小玲，柯小玲对顾放言和那个女人的行为表示出极大的义愤，并当场表态说：如果她再来电话，我一定把她骂回去!
至此，张知行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接住了对方的球，哼，且看她下一步如何动作吧!
【十一】
以后回想起来，张知行觉得自己实在是个盲目乐观主义者，自己当时真是高兴得太早了——他哪里接得住对方的球?对方这第一个球不过是火力侦察，真正的高难度的球是三天以后才发过来的。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还是阴沉沉的天，阴沉沉的妻子，阴沉沉的语调，好在孩子已经提前去了姥姥家，张知行可以立刻问她：怎么了?
妻子说她上班的时候又接到了匿名电话，还是那个女的。
怎么，你不是说要把她骂回去吗?
是啊，我是想骂她，可是她在电话里又给我读了你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你从来就没告诉我，比你那天说的所有的信都严重——你那天没有对我说实话，你还在骗我!张知行震惊了：他曾为对手设想了好几条路，没想到对手最后却选择了这种穷追不舍的方式——难道他真的那么有把握吗?
张知行于是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对手的这个电话毁坏了妻子与他的联盟，要想重建这个联盟就必须如实交待他的那些信件的内容，这样才能重新获得妻子对他的信任；而他有些信件的内容确实难以对妻子说出口，说出来的结果也很可能是夫妻反目——两害相权取其轻，张知行决定再适当交待一两封，争取把损失减少到最少程度。
问题是他并不知道对手泄露的是哪封信，只好小心翼翼地一句一句地试探，试探的结果是妻子说他不老实，问他还有没有诚意解决问题。
当张知行交待到第四封信的时候，柯小玲的脸上才稍稍有了一点满意的表情，张知行知道就是这封了，正想顺势收住，柯小玲却抓住信中的最后一句话和他纠缠不清——什么叫“紧握你的手”?
我也记不清了，我就是随便那么一写。
不对!你不是随便写的!我知道你，你用每一个词都是有考虑的!你说吧，你为什么想紧握她的手?是不是怕她跑了?你想紧到什么程度?你想握到什么时候?除了握她的手你还想握她什么地方?……
张知行被问得张口结舌。他只好一个字一个字地耐心解释，引经据典，杂学旁收，总算在次日凌晨把妻子安抚住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妻子睡到中午，一觉醒来，又想起信中的一句“我觉得你很远，又觉得你很近”来向张知行发难：什么远?什么近?是不是她人隔着几间房，心飞到你身边呀?你说她远她就远，你想她近她就近吗?你想让她近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要一直近到你的房间、一直近到你的被窝里你才满意啊?是不是要一直近到……啊?
张知行只好一边干家务活儿，一边忍气吞声地一直解释到下午。
下午陪妻子回娘家吃过晚饭，接过孩子，晚上刚把孩子哄睡了，妻子又想起信中的一句话来问他：你怎么就认定她是你的“知己”?你都跟她说了什么?她都知道了你什么?你们这对“知己”是“红颜知己”呀还是“白发知己”呀?说不定也是“床上知己”吧?
张知行只好又从床上爬起来接着解释。
在以后的一个星期中，妻子不仅把这几封信中的所有可疑词句都让张知行解释了一遍，还把上几封信中能想得起来的难懂字眼也重新翻出来让他解释，搞得张知行心力交瘁，连寻死的心都有了。
下班回家，正要好好休息一下，妻子突然问：你说“休息”是什么意思?张知行莫名其妙，妻子继续说：我想了好久，你有一封信里跟她说的“好好休息吧”是什么意思?是让她一个人“休息”呀还是你们两个一起“休息”?这“休息”和“睡觉”到底有什么区别?“睡觉”是不是也可以叫“上床休息”呀?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跟她一起“上床休息”?
在厨房做饭，正干得热火朝天，妻子突然出现在门口：喂，你说，什么叫“火”?张知行瞪着两眼说不出话，妻子继续问：你在信里不是说她身上穿的那件红外套让你想起了“火”吗?我查过书了，“火”是代表“欲望”的——你到底对她有什么“欲望”?你们俩到底想怎么“火”?“火”到什么程度?“火”到哪里算一站?是不是想一直“火”到底呀?
晚上看电视，正想放松一下，妻子指着屏幕上的外国画面问：你说中国和外国有什么区别?张知行正不知从何说起，妻子继续道：你不是跟她说“我们毕竟是在中国”吗?在中国有什么不好?是不是嫌我们中国不允许你们俩搞性解放呀?有本事你们跑到外国去好了，到外国就都解放了嘛!
如此等等。
张知行有时甚至觉得妻子很陌生。这还是他从三岁起就认识的那个邻居家的可爱的小女孩吗?这还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和他坐一个教室、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和他眉目传情、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已经敢于和他偷偷溜进电影院里手拉着手看电影的那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吗?这还是他整个中学时代一直朝思暮想的少女、他整个大学时代一直念念不忘的情人、他参加工作以后一直朝夕相处的妻子吗?——真是岁月无情啊!
张知行委曲求全，为了维护家庭，只得低声下气地反复向妻子解释、反复请她原谅、反复谴责自己、反复痛下决心——弄到最后连他自己都烦了，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一辈子要都这样过下去，还真不如离婚算了。
好在经过他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妻子的情绪算是慢慢地恢复了正常，张知行也觉得总算可以稍稍地松口气了。
【十二】
张知行后来才知道，这哪儿到他松气的时候?这不仅不是整个事情的结束，甚至都算不上整个事情的高潮，一切只不过才刚刚开始——后来发生的一切更使他目瞪口呆，手足无措，他认为自己算是陷入了平生最为狼狈的境地。
在他刚要松口气的时候，妻子又接到了第三个匿名电话。
如果说第二个匿名电话已经使张知行进退两难的话，那么他这时就陷入了双重的两难：首先是这个匿名电话所泄露的信件内容是他没有向妻子交待的，这就使得妻子对他更加不信任，要想恢复妻子的信任就必须做出更加彻底的交待；从另一方面说张知行已经把可以交待的都向妻子交待了，没有交待的都是绝对难以启齿的，如果说出来就等于夫妻感情的彻底破裂——如果说过去张知行还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话，那么他现在就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退路。
柯小玲和他大吵大闹：张知行，我求求你!你到底给那位潘小姐写了多少封信啊?到底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啊?你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告诉我行不行?你不要让我一遍一遍地受这匿名电话的刺激行不行?我现在在单位里一听人叫我接浙江长途就血压升高、就两腿发软、就要犯心脏病!我刚三十多岁，你能不能开恩让我再多活几年?我说过我可以原谅你——我原谅你了行不行?不管你写了什么干了什么我都原谅你!你就是跟她脱了衣服上了床我都原谅你——我就是让你跟我说实话，让你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啊?
难，实在是难!
张知行思来想去，只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一边像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往外交待，一边察言观色地注视着妻子的神态。他不敢多说一句话，因为现在剩下的都是非常关键的内容了，多说一句就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他也不敢少说一句话，因为现在妻子对他的信任已经降低到最低点，少说一句就可能被认为故意隐瞒。他希望匿名电话的游戏到此为止，这样有些最为关键的内容就可以蒙混过关；但他同时又必须准备迎接下一个匿名电话的到来，现在就得主动地把这些内容透露给妻子，以免到时又落下一个“不老实”……难啊，真是太难了!
交待以后的情况和张知行预料的差不多：一方面妻子仍然说他不老实，说他还有更为重大的情节没有交待；一方面又照例抓住他交待出来的只言片语，无日无夜无休无止地反复质问他、嘲讽他、折磨他……
这也难怪，张知行现在交待的已经属于那些“甜哥哥蜜妹妹”一类的信件了，比如他说潘娜“你的出现更使我感到生命的可贵”“你总使我想起一些很遥远很美好的事情”“我有时也觉得你就是我的另一半儿”“我现在才算是真正理解了《红楼梦》中‘可惜我没福’这五个字是怎样的字字千钧”、“我今天反复吟诵着你们江南诗人歌咏‘情尽桥’的名句：世间唯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如是等等，哪个做妻子的看了能不气得发抖?
使张知行稍感意外的是，有些他认为并不十分严重的词句也激起了妻子非常强烈的反应。比如有一次潘娜问他想不想家，他回答说“既想家，也想你”——这不过是一般的打情骂俏，但妻子的反应却是用头撞墙：我不活了!我没法活了!我没脸活了!我跟你夫妻十年，我给你生儿育女，我是你什么人?她是你什么人?到头来你却把我和她——她算个什么东西——摆在一起!你，你干脆杀了我吧——求求你别让我活在世上丢人现眼了……
张知行心灰意冷。
他知道妻子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很难在短期内回心转意，即使自己花了十倍的努力百倍的耐心把她劝转回来，又可能再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匿名电话，一切又都要从头开始——与其这样，不如暂时破罐破摔，当年叶群有句名言：提起千斤放下四两，充其量能坏到哪里去?
他采取的措施是尽量少回家，不是借口机关加班，就是外出帮单位办事，差不多天天都要耗到末班地铁才老大不情愿地回到家中。到了家先闷头干活，完后倒头便睡，妻子叫他他也不应，问他他也不语，死猪不怕开水烫，耳聋不怕惊雷响，最后妻子也只得随他去了。
与此同时，张知行加强了与杭州潘娜方面的联系，不断寻问那位顾放言科长有何最新动向。潘娜说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目前单位里的干部任命也没什么新的消息，她还曾经找顾的老婆套了套话，也没套出什么来，总之一切照旧。张知行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令她继续观察。
张知行也曾考虑过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比如先设法断了匿名电话的来路，完后再细细地给妻子做工作。他曾设想给顾放言写一封匿名信好好地规劝他一下，甚至严厉地恫吓他一番，总之信要写得巧妙，如果顾是作案人他一看就懂，如果此事与他无关他反正也看不明白，横竖自己不露痕迹——这封信后来所以没有寄出，是因为张知行判断顾放言的智商至少和自己不相上下，遇到这种强劲有力的对手，这样的小把戏是没多大作用的。
当妻子宣称接到第四个匿名电话时，张知行已经完全能够泰然处之了。
妻子又哭又闹，说这个电话所披露的内容又是她闻所未闻、又是骇她听闻的，她怨恨丈夫至今不肯对她说出全部实情，她希望丈夫不要心存侥幸，因为对方宣称今后还将不断地给她打电话披露信件，而且还将把全部的复印件一封一封地寄给她看——张知行!我从小就熟悉你的笔迹，我上小学时就接到过你的字条，如果我看到这样熟悉的笔迹竟是写给另一个女人的，我怎么能受得了?你说我该怎么办?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说话呀?
张知行为什么要说话?他根本就没什么可说的。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妻子，脑子里在想着另外的问题。他现在已经完全冷静了，可以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了。而一旦换上冷静的眼光，就会发现许多原来没有发现的问题——张知行看着妻子，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她在表演。
【十三】
直到事情过去了很久，张知行仍然无法弄清自己这突然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莫非真是上帝的启示?而在当时，面对着不依不饶的妻子，他的确突然产生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他意识到他从一开始就走进了一种错误的思维，他落入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圈套!
首先，杭州那位顾放言科长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物的设计完全站不住脚——当然，现实中的顾科长本人可能存在，但他并不存在于这件事情当中，他根本与这件事情无关，他绝对不是作案人!
只需要把自己放在顾放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切就都清楚了：倘若自己要和潘娜争夺一个副处长的职位，而自己又搞到了那些有损于潘娜名誉的材料，那么自己将如何利用这些材料呢?毫无疑问，只能扩散给群众!至扩散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匿名信也好，小字报也好，假装无意中遗失在公共场合也好，随意泄露给某个爱传闲话者也好，总之办法多的是，而且都比往北京打长途来得简便快捷，何必非要舍近求远呢?
就算顾放言第一次的选择是错误的，想通过张知行的妻子柯小玲来达到诋毁潘娜的目的，他又怎么有耐心隔几天一次隔几天一次地慢慢打电话呢?又怎么有耐心一封信一封信地宣读而且把最重要的内容压到现在还不抛出呢?特别是他还宣称要把复印件一封一封地寄给柯小玲，这当然会给柯小玲本人造成很大痛苦，给张知行的家庭造成很大危害，但又能给顾放言本人带来什么好处呢?距离他竞争副处长的初衷岂不是越来越远了吗?
没有好处的事他又何必费这么大的力气去做呢?
那么，假如张知行的家庭因此破裂，将给谁带来好处呢?
有一个人：潘娜。
只有一个证据：她爱张知行。
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她听说柯小玲已经发觉此事并且留下了自己单位的电话号码后，就编造出抽屉被撬、信件可能被同事翻看的谎言，完后再编造出一个什么顾科长来转移张知行的视线，接着她就可以每隔几天给柯小玲打个电话，一封一封地把信读给她听，反正那些信件都是她烂熟于胸的……
但是，张知行仍然不相信是潘娜。
同样只有一个证据：她爱张知行。
她爱张知行，她不会这样伤害他。
她现在追求的只是爱情，还不是婚姻。
那么，张知行的大彻大悟究竟悟出了什么呢?
张知行突然明白了：他忽略了一个人，一个过去始终被他认为是智商远远低于自己的人，一个在这次事情中表现出非凡才智的人——这就是他的妻子：柯小玲。
张知行突然明白了：很久以前，在他返回北京的那个下午，柯小玲并没有真正发现潘娜的相片，她发现的不过是自己抄在《工作日记》上的那首爱情诗，她只是隐约感觉到自己的丈夫在杭州经历了爱情，剩下的都是张知行自己主动交待的：相片、潘娜、单位、电话……
张知行突然明白了：当柯小玲决定乘胜追击、搞清事情的全部真相时，自己恰好被潘娜抽屉被撬的巧合事件蒙住了双眼，轻而易举地举手投降了!柯小玲起初说她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说有人给她打了电话，还提到了相片、信件或者其他——这恰恰说明她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是因为自己沉不住气，才导致了后面的故事——所谓“匿名电话”云云，实在应该算是自己帮着柯小玲创造出来的杰作!
张知行突然明白了：柯小玲开始的企图，只是想诱他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随着游戏的深入，他在她面前的狼狈不堪又使她产生了一种报复的快感和心理的满足——越发使她欲罢不能了!只要她愿意，只要她高兴，她随时都可以自称接到了匿名电话，让他心惊胆战，让他无地自容，她则可以高高地坐在上面俯视着他，完全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张知行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妻子，浑身打了个冷战——女人，太可怕了!
是的，她胜利了。
同时，她也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她侦破了爱情，她也就失去了爱情。
张知行很清楚：他们的日子到头了。
【十四】
很久很久以后，已经到了秋天，张知行带女儿登上了香山。
女儿累了，娇嫩的脸蛋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嚷嚷着头晕，不舒服。张知行抱起她，安抚她，笑着指给她看满山的红叶。
张知行教她念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他接着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他和一位杭州女孩初次相遇时的情景，想起了那件红颜色的短外套。
那是二月吗?也可能是三月吧?他想不起来了。
灭鼠记
【零一】
鼠害不除，家无宁日，张三下决心在家里灭鼠。
张三在自家的老房子里从小长到大，从没见过老鼠的影子，这两天却不知怎的忽然闹了起来，而且越闹越紧。
先是在小厨房里偷吃了昨天的一盘剩馒头。老婆早上起来做早饭，说是张三夜里饿了当点心吃的，骂他“挺大个人，吃也没个吃相，东一口西一口的”……张三平白受了冤枉，躺在床上赌咒发誓。老婆把证据拿到床头，馒头上的牙印清晰可见，还有几颗耗子屎点缀其间。张三大叫：“这是耗子咬的呀！”老婆大惊，盘子摔得粉碎，馒头滚了一地。老婆是好人家女子，又比张三小着四五岁，平日未免娇惯些，这时竟不依起来，口口声声要搬回娘家去——“和你结婚那会儿，你也没说你们家有耗子呀！早知道这样儿，我倒要重新考虑考虑呢！”张三见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连忙打点精神劝慰老婆，说那不过是过路的耗子，偶尔饿了找口吃的，并不打算长住，更不会闯进屋里来云云。老婆将信将疑，擦干眼泪，委委屈屈地上班去了，早饭也没顾上吃。
当夜，老鼠就进了屋，里里外外发出各种声音。是时，张三正和老婆黑了灯在床上“幸福”（形容词用作动词）。张三正在得趣，忽然觉得有个东西落到自己背上，毛乎乎软和和的也不知是什么，想要扑打，一看老婆娇喘吁吁的形势一片大好，决定管它娘，先把丈夫的责任尽完再说。刚要发动总攻，那东西却从自己的后背落到了老婆的前胸，老婆一声惨叫，险些昏死过去。张三气急败坏地开了灯下床来查看，四下踪影全无。有心上床继续“幸福”，老婆却抵死不干，非让他把那东西抓到不可。张三只好翻箱倒柜地折腾起来，扑打到半夜，连根耗子毛儿也没抓到，最后还是老婆心疼他明天要上班，饶他上了床，“幸福”的事儿也只得草草收兵了。
第二天，老鼠自己就现了真身。吃饭时，一只四五寸长的大耗子沿着墙根徐徐走过，慢悠悠地胜似闲庭信步。据张三事后说：那耗子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尖嘴猴腮，竟有着极肥硕、极体面的一副外表；皮毛也并不是黑的，而是浅灰得有些发蓝；不但并不凶狠，反而很有点儿温柔和顺的样子。这些自然都是后话，当时张三可是吃惊得动弹不得，老婆早已吓得面如土色，好半天才扑进丈夫怀里大叫“救命”。
以后的几天里，老鼠真正做到了白天有影儿，夜里有声儿，最后居然钻进张三的鞋里做起窝来。张三早上起来穿鞋，急急忙忙刚伸进一只脚，就听“吱儿”的一声惨叫，一只拇指大的小老鼠飞也似的从鞋里跑了出来，一阵风消失在床底下，惊得张三出了一身冷汗。这事儿张三没敢声张，只是以后加了小心，每天早上都要把两只鞋细细地检查一番才敢穿上。对老婆的两只鞋他也一视同仁，唯恐老婆受了惊吓又闹着回娘家什么的。张三下决心灭鼠。
【零二】
毛主席教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
为了掌握灭鼠理论，张三从图书馆借来大量的有关书籍，每天一下班就躲在家里埋头攻读，有时还把重点段落记到一个小本本上，逐字逐句地推敲琢磨。老婆知道事关灭鼠大计，对他也格外照顾，饭菜烧得可口不说，还免去了他每天洗碗的任务。只是张三一心扑在灭鼠上，每天上了床还要埋头攻读一阵，并不像过去那样一上床就惦着“幸福”，老婆开头还乐得清闲，渐渐地竟有些打熬不住。好在老婆是明理人，看丈夫整天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样子，知道他“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即令勉强，终无意趣，只盼着灭鼠一举成功，天下赶快太平，自己也好恢复那幸福的生活。
张三经过学习，知道老鼠属于哺乳类动物，共有两千八百多个种类，好生了得。人类现在不过五十多亿，而老鼠早已超过了七十多亿，再不灭它们怎么得了——还反了它们了！
张三对照检查，确认自家的老鼠属于“大家鼠”——身长五六寸，体重四五两，躯体粗大，尾毛稀少，鼻端圆钝，耳朵短厚，都和那天在厨房里发现的那只差不多。书上说大家鼠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危害最大，它行动快、听觉灵、能游泳、善掘洞，记忆力好、警惕性高、繁殖力强，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它，没人的地方也有它，人能吃的它就能吃，人不能吃的它也能吃——真他妈的不好对付！
过了两天，张三越想越觉得这“大家鼠”实在难灭，自家的老鼠莫非属于“小家鼠”？小家鼠体型小，最大的不过两三寸，还爱随处做窝，那天自己鞋里藏的那只显属此类。小家鼠的本领比起大家鼠来差得远了，游泳掘洞均不擅长，不过这家伙奔跑迅速，善于攀登，机动灵活——也他妈不是省油的灯！
老婆等了几日，迟迟不见张三动手，骂他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张三分辩道：“知己知彼嘛！灭鼠是大事，现在情况不清，敌情不明，怎么好随便下手？”
老婆开导他说：“你说老鼠有两千多种，现在咱家最多也就两种，不是大的，就是小的，还有什么不清的？不在屋里，就在屋外，要不就在厨房，还有什么不明的？俗话说‘打倒官倒，从大到小，铲除腐败，从里到外’——你甭管它是大是小，屋里屋外，一发灭了不就完了吗？再说小家鼠长大了不就是大家鼠吗？再不灭还成老家鼠呢！”
张三是学习过的人，知道大家鼠生下来就是大家鼠，小家鼠长大了仍是小家鼠，绝不能自己变来变去——本想把这动物学知识向老婆普及一下，想想她一个妇道人家，又没经过学习，谅她也听不明白，万一引起新的冲突反为不美，算了，让她糊涂一辈子去吧！
在老婆的不断催促下，张三终于准备动手了。
【零三】
灭鼠的方法千头万绪，但经张三研究，认为大部分都不适合自家家情。
比如“天敌”灭鼠，最普通的就是用猫，左邻右舍都没有养猫，上哪儿找去？张三的同事家倒是有一只纯种的波斯猫，一听要借去灭鼠，主人马上把头摇得像宾努亲王一般，主妇的嘴噘得能拴住个驴，口口声声说我们家咪咪吃鱼只吃六块五一斤的带鱼中段，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耗子什么样儿，回头鼠没灭成再把猫吓死，您还是另请高明吧！再说书上写得明白，无鼠户养猫可以防鼠，有鼠户养猫则很难驱鼠，自家无疑属于有鼠户，猫的作用恐怕也十分有限。至于别的“天敌”，确有好的，黄鼠狼一年捕鼠上千只，你说能干不能干？不过它既能捕鼠，想来比鼠更加机动灵活，张三连鼠都捕不到，还能捕到它吗？就算万一捕到，听说黄鼠狼最会放屁，弄到家来灭鼠，效果如何姑且不说，家里先搞得臭气熏天，还能住人吗？猫头鹰也是捕鼠能手，听说鸟市上就有出售，只是那玩意儿叫起来太不吉利，家里养个猫头鹰天天叫唤，成何体统？还有几种蛇类也是性喜食鼠的，如蝮蛇、赤练蛇之类，如果能抓一条养在家里，不仅能灭鼠，将来还有蛇肉吃，蛇胆拿来泡酒，蛇皮给老婆做钱包，四角俱全，一举八得，只是老婆娇气，老鼠都把她吓得半死，再弄出蛇来……如果晚上“幸福”的时候床上爬来一条蛇，冰凉滑腻，那恐怕就不仅是回娘家的问题了，趁早算了吧！
“病原微生物”灭鼠法张三也研究过了，让老鼠传染上肝炎、霍乱，断子绝孙，何等痛快！只是这“病原”不大好弄。张三在单位倒是常跑医务室的，和一帮小护士混得烂熟，传染病人用过的棉球纱布也可以讨来一些，那上面想必结结实实的都是“病原”，诱老鼠吃了，效果一定是好的。可是家里弄了一天一地的“病原”，万一把自己和老婆也传上了，今天肝炎，明天痢疾，出师未捷身先死，灭鼠大业岂不毁于一旦？再说“病原”中最厉害的就是鼠疫了，老鼠染上必死，人染上了也难活。古人云：“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说的就是鼠疫呀！听说当年欧洲鼠疫流行，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难怪如今不用搞计划生育。看来这“病原微生物”万万搞不得，出了差错不是好玩的。
至于以鼠灭鼠，张三连想都不去想它！抓个大公鼠回来，肛门里塞进一粒黄豆，用线缝死，放回窝去，公鼠被膨胀的黄豆憋着全身难受，暴跳如雷，见鼠就咬，一死一大片……好是好，哪儿抓大公鼠去？要能抓到，还用费这么大劲儿在这儿灭鼠吗？再说，就算凑巧抓到一只，谁知它是公是母？就算是只公的，把个大活耗子攥在手里，塞黄豆，缝肛门，谁有这个手艺？老婆的娘家二姨倒是外科医生，但人家能专门跑来帮你摆弄老鼠？拉倒吧！
药物灭鼠张三也不赞成。鼠药虽多，光书上介绍的就有好几百种，但没有一种是原地毙命的，少则三五小时，多则一两个月，这期间中毒的老鼠满屋乱窜，最后死在什么边边角角的地方，翻箱倒柜的你找去吧，不好不好。
电子灭鼠倒是新方法，也符合现代化的潮流，像什么超声波、电磁波之类，谅老鼠也不是对手。只是价钱昂贵，未免得不偿失，万一效果再不理想，一定要被老婆批评的，所以张三也决定暂且放弃。
挑来挑去，最后张三选中了“器械捕鼠法”。书上介绍的器械虽多，但大多构造复杂，非张三力所能及，所以他只选择了两种最简单的：一是大碗扣鼠法，一是抽屉压鼠法，当即就在家里实施起来。
【零四】
张三把家里三个吃面的和一个喝汤的大碗都找了出来，又腾空了五个抽屉，里里外外布下了迷魂阵。碗和抽屉下面都有机关，连着诱饵，只要老鼠一动，扣将下来，没跑儿！诱饵都由老婆亲手制作，馒头拌香油，香喷喷，油汪汪，不愁老鼠不上钩。
苦苦等了两天，不知是老婆的手艺不对老鼠的胃口，还是张三家的老鼠比别处的格外精明，竟没有一只上钩的。到了第三天晚上，张三正在屋里洗脚，猛听得厨房一声巨响，连忙跑进去看，见老婆正在那里跳着脚乱骂。原来老婆去厨房烧水，不慎碰倒了支着抽屉的筷子，被抽屉重重地砸在脚面上，红肿起老高。老婆骂过抽屉又骂筷子，骂过筷子又骂张三，就是不骂自己不小心。张三连忙向她指出这一点，老婆大怒：七七八八布下这些迷魂阵，砸不到老鼠光砸人，还不快拆了它！张三想想恐怕这些器械也捕不到鼠了，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又讨了老婆的欢心，便连夜拆除起来，一边拆还一边骂：“看你们还砸人！看你们还砸人！”总算把老婆逗笑了。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张三认准了器械灭鼠的大方向并没有错，关键是自己的器械过于简易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于是他参照书上的草图，从家里找出木板，从单位顺来弹簧，几经周折，精工制作了两个平板捕鼠夹，用手指试了试，也还灵验。这次吸取教训，不再用老婆做的诱饵，只用新鲜的苹果片，想来老鼠天天吃香喝辣，换换口味也是高兴的。放夹子的位置也有选择，一个放在厨房的桌子下，一个放在屋里的大床下，就算老婆再不小心，也绝不会被她碰到的。
这次果然灵验，当夜就听到床下的夹子“啪”的一声，张三连忙翻身下床，只等抓活的了。找来手电往床下一照，张三不禁跌足长叹！原来这夹子百样都好，只是比例不大对头，夹起来时并没有打中老鼠的身子，只是夹住了它的尾巴，被它一点一点地往外挣脱——张三眼睁睁地看着它跑掉了！这只老鼠中等身材，张三看着它眼熟，估计就是早先在鞋里做窝的那只，半个月工夫竟长得这么大了！这时老婆还只在床上连问“夹着了吗”，一心等着张三报喜；张三哭丧着脸说明了情况，老婆气得大骂他昏庸无能，让他趁早把这倒霉的夹子丢开去，另想妥帖的办法来。
这以后张三又试验过其他几种器械灭鼠的方法，但都没有成功。有一次试验弹弓吊鼠法的时候，一不小心，一米来长的竹条还反弹在自己的大腿上，疼得张三嗷嗷乱叫。老婆在旁边说风凉话：“这回看你还怪谁？”张三想想，又不能怪自己手艺潮，又不能怪自己不小心，只好怪编书的人编得不明白，方法尺寸全没有介绍清，注意事项也没有交待好，害得自己出了事故。
【零五】
最后，张三痛下决心：看来灭鼠工作光靠小打小闹是不行了，必须全面铺开——各种方法一起上！为了安全起见，他忍痛先把老婆送回娘家，独自一人孤军奋战，老子这回是破釜沉舟啦！
他把家中所有的脸盆、大碗、抽屉全都找了出来，一一安置妥当。两只自制的鼠夹虽然效果差一点，夹不着也吓它一跳嘛，所以也被重新启用了。吊鼠的弹弓也修好了放在墙角，其他几种器械也都一一摆开，就连家里的两只水桶，也都装了半桶水，桶上糊了报纸，纸上拉开小口，只等老鼠误入水中淹死。
除此之外，张三还新添了捕鼠笼一只，是在自由市场买的旧货，据卖主说很好用，所以作为重点武器放在了厨房门口。
在药物灭鼠方面，张三也打破成见，找死耗子总比抓活耗子容易嘛！于是买来敌鼠钠盐和灭鼠灵两味好药，东一堆西一堆地撒下了。
张三还打听了电子捕鼠器的价格，不过二十四元一只，少抽条烟全有了，于是决定再不奏效就买它一只，来个灭鼠现代化。
这样紧锣密鼓地灭了一个星期，大大小小灭掉三只老鼠——两只小的是被毒死的，一只大的是误入鼠笼被自动关住的。因为没有看到那天逃脱的那只中的，张三还不大放心。晚上细心听，并没有老鼠的动静，加上又实在想老婆，便去丈母娘家接了老婆回来。他向老婆表功说：他前前后后大大小小共消灭了十三只老鼠，已经都处理完了，只留下一只极大的供老婆观赏云云。
老婆回家一看，那只大老鼠正关在笼子里发呆，两眼无神，可怜巴巴的，比先前竟瘦了许多。因为张三曾说老婆做的诱饵不对老鼠的胃口，老婆就用馒头蘸了香油扔进去试它。一试它就吃了，吃完还用两只前爪擦擦嘴巴，样子怪好玩儿的。
从此，这只大老鼠就被张三家养了起来。有一次街道干部检查卫生发现了，问他家为什么要养老鼠，张三说这是“科研用鼠”，而他本人正是一位业余的灭鼠专家。查卫生的人当中正好有一位街道“灭鼠办”的副主任，和张三攀谈一阵，果然头头是道，于是赞扬他是“群众中涌现出来的灭鼠能手”。
张三为此得意了好多天，张三的老婆也觉得很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