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
张建立：
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与演变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2022-11-07 09:56 发表于北京 摘要：专属饮茶空间的确立，是日本茶道有别于其他茶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从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发展历程来看，不仅在日本茶道形成初期曾深受中国茶道空间观影响，而且其饮茶空间面积的大小亦长时间取决于茶人拥有“唐物”茶器的多寡。比较而言，中国茶道更重视饮茶空间的境况，器随境转，因品茶场地变化会对茶器进行增减；日本茶道正相反，境因器变，四张半榻榻米茶室最初就是给仅拥有一种唐物茶器者设计的。原本供经济状况等欠佳的嗜茶者使用、面积小于四张半榻榻米的“小座敷”，却因日本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及其弟子、儿孙们对逼仄饮茶空间的推崇，而成为最具日本特色、中日文化交融的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并受世人追捧至今。
关键词：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中国文化;软实力;文化认同
作者简介：张建立，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社会思潮、日本国民性。
文章来源：《农业考古》2022年第5期 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曾有很多名称，现代较为常用的笼统称呼为“茶室”，大约是在17世纪初期才开始出现。在15世纪时，大多称为“喫茶之亭”“会所”“茶汤座敷”“数寄座敷”“茶汤间”“茶礼席”“茶屋”等。16世纪开始又出现了“小座敷”“小间”“座敷”“囲”“数寄屋”“草菴”“庵”等称呼。从这些对日本茶道饮茶空间的称呼来看，在日本茶道形成初期，作为饮茶空间的称呼大多带有“茶”字。自16世纪之后，省略了“茶”字的称呼开始通行，这也反映了人们对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认知的普及与深化。及至今天，上述称呼依旧存在，但比较而言，对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习惯于笼统地称为“茶室”，而对具体的茶室则会称之为“某某庵”，如称千利休的代表茶室“待庵”、日本茶道三千家中里千家的代表茶室“今日庵”、表千家的代表茶室“不审庵”、武者小路千家的代表茶室“官休庵”、日本茶道里千家北京道场茶室“青交庵”等等。目前，学界关于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不同茶道流派代表性茶室及现代茶室建筑方法的介绍方面[1]，或者是集中在对传统茶室精神内涵等的阐发上[2]，鲜见对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与发展进行通史性的研究。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产物，研究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日本文化特点，而且对我们思考构建新时代中日文化认同路径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日本茶道形成初期对中国茶道空间观的继承 从日本现存的寺社古文书、公家日记等文献史料中关于饮茶的记载来看，饮茶文化自中国传入日本后，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作为“季读经”等宗教活动的重要一环，或者是以斗茶的形式，作为贵族们鉴赏宋元时期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唐物”时的助兴活动而开展的。鉴于中日茶文化间的渊源关系，以中国茶道空间观为参照，将更有助于将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与演变特点梳理清楚。
（一）因境择器的中国茶道空间观 茶本得天地精华、禀山川灵性之嘉木。因此，中国历代茶人格外注重在青山绿水交相辉映的大自然中品茶，在山清水秀的时空中追求那种能令人体悟超凡脱俗的茶意境[3]。为了不破坏那种自然天成的茶趣意境，甚至会因饮茶空间的不同，而舍弃一些被视为事茶必不可缺的茶器。
例如，陆羽《茶经》“九之略”中就有如下记述：“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废。用槁薪、鼎歷鉗之属，则风炉、灰承、炭檛、火筴、交床等废。若瞰泉临涧，则水方、涤方、漉水囊废。若五人以下，茶可末而精者，则罗合废。若援藟跻岩，引絙入洞，于山口炙而末之，或纸包合贮，则碾、拂末等废。既瓢、碗、竹筴、札、熟盂、鹾簋悉以一筥盛之，则都篮废。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4](P101-102)
中国历代茶人们对饮茶空间的自然意趣虽然要求很严格，但比较而言，却一直不太热衷去构建一个固定专属的饮茶空间，即使是现代一些茶艺馆或者是茶空间，观其内部陈设等也大抵如此。与日本茶道比较而言，恰如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施由明所指出的那样：“最早对中国茶艺系统化的陆羽,也只是对如何采茶、制茶、选水、烧水、茶具及品茶的适宜之人等谈了自己长期体会所得的经验和技巧,并没有去严格程式、场地等。中国历代茶艺高手或茶学著作的著述者都遵循陆羽风范,大多讲究选水、烧水、采茶、制茶、储茶等的要领,并不一本正经地刻意规定程式和动作,而所追求的主要是一种境界,一种美的体验,追求精神的放松,放下人生的烦恼,在和大自然合为一体中享受生命的乐趣。因而,中国国民品茶大都是比较随意的：可在鲜花丛中,在溪水边上,在漂荡的孤舟中,在月光下,在晚霞里,在幽雅的环境中,在寒夜独坐时,等等。至于动作程式更加随意,可坐着喝,也可站着喝,还可蹲着喝等,只求精神放松,天人合一。然而,日本的茶道却和中国的茶艺大相径庭,他们也追求精神放松,追求‘无我’境界,但他们对场地却是有那么严密的规定,甚至对房屋结构也有那么严格规定,至于程式和动作,那更是一招一式,都很规范乃至于刻板,这都是因为他们重规范的民族特性所决定的,同时,茶道也恰好反映了这一民族特性。”[5]
日本茶道空间以及点茶法近乎刻板的程式和动作，源起于何时，是否皆因日本人重规范的民族特性所决定，值得深入探讨。但至少从日本现存茶文献来看，日本茶道形成初期的饮茶空间与中国茶人的饮茶空间意趣是非常相近的。
（二）模仿中国茶道空间的“吃茶之亭” 《吃茶往来》是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初期以吃茶为主题的往复书简，也是现存日文文献中最早出现“茶会”一词的文献。该书简中还记载了举办茶会的场所“吃茶之亭”。《吃茶往来》中记录的“茶会”，是当时日本上层社会较为流行的斗茶。使用的茶是京都栂尾高雄之茶，斗茶形式是“四种十服之胜负”，各种悬赏物就挂在立于吃茶之亭北侧亭壁的一对屏风上。
《吃茶往来》虽然是日文，但基本与汉文相差无几，故对部分原文照录如下：“昨日茶会无光临之调，无念之至恐恨不少。满座之郁望多端，御故障何事？抑彼会所为体，内客殿悬珠帘，前大庭铺玉沙。轩牵幕，窗垂帷。好士渐来，会众既集之后，初水纤酒三献，次索面茶一返，然后以山海珍物劝饭，以林园美果甘哺。其后起坐退席，或对北窗之筑山，避暑于松柏之阴；或临南轩之飞泉，披襟于水风之凉。爰有奇殿，峙栈敷于二阶，排眺望于四方。是则吃茶之亭，对月之砌也。左思恭之彩色释迦，灵山说化之粧巍巍；右牧溪之墨绘观音，普陀示现之姿荡荡。普贤文殊为协绘，寒山拾得为而饰。前重阳，后对月。不言丹果之唇吻吻，无瞬青莲之眸妖妖。卓悬金兰，置胡铜之花瓶。机敷锦绣，立鍮石之香匙火箸。”[6](P859）“茶礼将终，则退茶具，调美肴，劝酒飞杯。引十分而励饮，醉颜如霜叶之红，狂妆似风树之动。或歌或舞，增一座之兴。又弦又管，惊四方之听。”[6](P860)
从上述文献内容来看，参加聚会之人用过简单的餐食之后，便移步至称之为奇殿的“吃茶之亭”开茶会。所谓吃茶之亭，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吃茶而建，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沙龙会所，是当时日本上流社会赏玩由中国等进口的所谓“唐物”器物绘画等，兼带进行斗茶和大摆酒宴“劝酒飞杯”尽兴歌舞之场所，严格地讲还不能说是一个饮茶的专属空间。“吃茶之亭”的建筑风格与中国茶道所推崇饮茶空间的意境几无二致。
二、从“吃茶之亭”向茶道专属饮茶空间“小座敷”的演进 也许是出于对中国唐代文化的尊崇，古代日本人习惯将从中国进口的物品统称为“唐物”。所谓的“唐物”，也并非仅指唐代出口到日本的物品，宋元明代出口到日本的物品也被笼统地称之为“唐物”。“唐物”中也包含很多来自中国各个时代的茶碗等茶器。与茶道文化母国中国相比，日本茶道有着天然的缺陷，即除了日本上流社会的权贵们之外，一般修茶人不可能人人都能拥有来自中国的“唐物”茶器。一部分茶人或许能够入手几件唐物茶器，但能像“吃茶之亭”主人这样拥有如此多唐物者也是凤毛麟角。据宽永3年（1626）刊行的茶书《草人木》中记载：在日本茶道形成初期，人们将修茶者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茶人指的是身世优渥、富有家财且拥有诸多唐物茶器者；中等茶人指的是那些虽然富有但缺乏唐物茶器或虽然拥有唐物茶器但不够富有者；下等茶人指的是那些既不富有亦不持有唐物茶器者，也将下等茶人称为侘茶人[7](P145）。千利休的弟子山上宗二于天正16年（1588）撰写的《山上宗二记》中也将茶人分为三类，其中，将虽然一件唐物茶器也没有，但具备修道意志坚定、有创意、有功夫这三个条件者，称为侘茶人[8](P52-53）。
如上两本茶书记载的“侘茶人”含义虽然略有不同，但他们具有一个共性特点是都不持有唐物茶器。于是，如何处理不持有“唐物茶器”者修习茶道这个问题，也就成了日本茶人寻求茶道文化本土化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被称为日本茶道开山鼻祖的村田珠光，曾提出了“汉和交融乃此道最重要之事”的主张[7](P3）。这里所谓的“汉”即中国，“和”即日本。对此，很多研究者喜好做精神层面的挖掘。其实，从修习茶道的实际操作层面来看，亦可将其理解为解决无法完全使用茶道文化母国中国的茶器习茶这一困境的方案，即将来自中国的茶器与日本本土茶器混合搭配使用，这在日本茶道形成初期无疑大大缓解了唐物茶器不足造成的困惑，但在日本茶道初创期欲完全摆脱唐物茶器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日本茶道形成和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三个人物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和千利休想到的另一个解决方案，是在饮茶空间上下功夫，即压缩饮茶空间，以免去拥有唐物茶器较少或根本就没有唐物茶器者修习茶道的尴尬。据《山上宗二记》记载，若饮茶空间太大而拥有唐物茶器太少，就会显得空空落落不好看。于是茶人们似乎达成了一个默契，仅拥有一种唐物茶器者可以使用四张半榻榻米的茶室，没有唐物茶器者则使用小于四张半榻榻米的茶室。在武野绍鸥时代，三张榻榻米大小的茶室是没有唐物茶器的侘茶人专用茶室。武野绍鸥还专门为自己的弟子、没有一件唐物茶器的山本助五郎设计了一个两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茶室[8](P101）。
通过压缩空间的办法，解决了缺少或不拥有唐物茶器的尴尬，但也不得不相应压缩“吃茶之亭”的功能。如上文所述，“吃茶之亭”的功能概言之有四个，即“吃茶”“酒宴”“唐物展览”“歌舞管弦”。熟悉日本茶道者大概会马上意识到，直至今天，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除舍去了“歌舞管弦”之外，“吃茶”“酒宴”“唐物展览”这三个功能一直得以保留。日本茶道的正规茶会一般由“前席”与“后席”两部分构成。“前席”保留的是“吃茶之亭”的“酒宴”功能，只是原则上要求将酒控制在三巡之内不搞“劝酒飞杯”开怀畅饮；“后席”保留的是“吃茶之亭”的“吃茶”功能，但吃茶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极大改变，昔日的“斗茶”只能在名为“茶歌舞伎”的点茶法中还能见到一些当年的残影。“吃茶之亭”的“唐物展览”功能，则被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中最独特的部分“壁龛”（日语称作“床の間”）所承担。壁龛，就是昔日“吃茶之亭”展示唐物茶器场地的一个微缩空间。当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壁龛”也并非唐物茶器专属空间，而更多是一个汉和茶器交融并存的空间。据元龟3年（1572)左右面市的茶书《乌鼠集四卷书》记载，在日本茶道形成初期，“壁龛”的建构也是以是否拥有唐物茶器为标准的，不仅壁龛的天井高低要根据所持有的唐物字画长短宽窄进行调整，甚至连对壁龛的木框也有严格要求，“拥有唐物茶器者壁龛的框必须是用漆涂过的，但一种唐物茶器都没有的人使用原木就好”等等[9](P126）。一个标准的茶室，一般距离“壁龛”最近的位置就是首席嘉宾的位置。关于其原因一直众说纷纭，其实从“吃茶之亭”的“唐物展览”功能来推断，这样做显然是最合乎礼仪的了，因为这是最方便首席嘉宾欣赏唐物茶器的位置。
日本人在将中国茶道本土化过程中，特别是在日本茶道形成初期，在品茶空间方面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以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茶室为界限，大于和等于四张半榻榻米的品茶空间是拥有唐物茶器者的空间，小于四张半榻榻米的品茶空间是一件唐物茶器也没有的“侘茶人”的空间，由此完成了从“吃茶之亭”向茶道专属饮茶空间“小座敷”的演进。众所周知，日本茶道品茶也不是仅局限于室内，也有在野外举办茶会的做法。但无论在野外还是在室内，皆遵循唐物茶器中心主义的做法，并没有像前文陆羽《茶经》“九之略”中所记述的那样，因品茶场地变化而简化所用茶器。特别是在举办野外茶会时，不仅不以山野景致为主，甚至还强调如何使用唐物茶器来避免人心旁骛。据元禄时代（1688—1704）问世的日本茶道圣典《南方录》记载，千利休曾明确教示弟子称：野外点茶场所应该选择土地清洁之所，一般应该选在松阴、河边、青草坪等地为宜。主客之心皆应以清静洁白为第一。野外点茶虽无定法，但一些基本规矩必须遵守。如果野外景致胜过茶趣，茶会则将散漫无物。野外点茶的根本要义在于如何才能令客人收心专注于茶。为此，可以考虑所使用的茶器中加入一个秘藏的唐物浓茶器等来收摄人心。在大善寺山举办的野外点茶，就特意将“尻膨”唐物浓茶器装在茶箱里做茶会，对此要好好体会。其他器物等也要注意保持洁净清爽之感。不可贪恋俗情助兴而将品茶空间变成等闲之地，令客人倦怠无趣而移情山野景致。所以说，非积年修茶者，难以成就野外点茶[10](P15）。“尻膨”是一种茄形唐物浓茶器，武野绍鸥、千利休等茶人都比较喜爱这种形制的唐物浓茶器。千利休当年所拥有的“尻膨”唐物浓茶器，经过幕府将军德川家下赐给了在关原之战中立下战功的细川三斋，如今仍被保存于细川家的美术馆永青文库。
三、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象征意义的积极转换 日本茶道形成初期，大概在武野绍鸥时代完成了从“吃茶之亭”向茶道专属饮茶空间“小座敷”的演进。今天一提到日式房间，人们多会自然联想到铺满榻榻米的房间。其实，古代日本的房屋并非最初就都铺满了榻榻米，而是大约14世纪以后，在一些贵族宅邸或大寺院里才陆续出现了铺满榻榻米的房间，日语将这种房间称为“座敷”。从房屋面积来看，四张半榻榻米的“座敷”已经显得很小了，更不用说仅有三张乃至两张半榻榻米大小的饮茶空间。所以，也便有了“小座敷”这个称呼。有时候人们也会称日本饮茶空间为“草庵”，看其建构外观与茅草屋还真就很相似，三张乃至两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茅顶泥墙竹窗空间，虽无庄严，却也精致。无论人们如何想将其与禅等结合起来阐发其精神内涵，但从日本茶道初期对所谓侘茶及饮茶空间的理解来看，基本上还是从经济条件的好坏来理解的。因此，在当时，狭小饮茶空间“小座敷”象征的只是其主人的贫穷乃至低微的身份而已。
但是，据《山上宗二记》记载，以是否持有唐物茶器为标准来决定茶人适合使用的品茶空间大小，只是截至武野绍鸥时代（1502—1555）的事情。千利休（1522—1591）并不同意这种单纯以贫富来看待狭小茶空间的做法。虽然千利休在跟随武野绍鸥修习茶道期间还是谨遵师承，但千利休也在刻意追求缩减到极限的饮茶空间，并赋予其更积极的价值。“到了丰臣秀吉时代（1537—1598），上上下下都开始流行使用三张榻榻米、两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茶空间”[8](P101）。也就是说，在16世纪末，日本茶道形成初期的空间观被打破，四张半榻榻米以下的茶室不再是没有唐物茶器者专用空间，反倒成为所有茶人们争相使用的饮茶空间，甚至一统天下的丰臣秀吉也不例外，其所建造的黄金茶室就是普通的三张榻榻米大小饮茶空间，亦被视为日本安土桃山时代又称织丰时代（1573—1603）对极之美的典型代表。
《山上宗二记》中将茶人分为三类，其中将鉴赏力强、茶汤功夫好、以教授茶道为生者叫“茶汤者”；将虽一件唐物茶器也没有，但具备坚定的修道意志、有创意、有功夫这三个条件者，称为侘茶人；将既拥有唐物茶器、鉴赏力强、茶汤功夫好，又具备侘茶人这三个条件者，称为名人[8](P52-53）。按照山上宗二的标准，千利休就是一个茶道“名人”。“宗易（千利休）在京都首次建造了一张半榻榻米茶空间，当时甚为罕见，但这却不是普通茶人能够驾驭的茶空间，因宗易已至名人茶境界，移山为谷、以西为东，虽打破了茶汤之法，但唯随心所欲不逾矩方才有趣。宗易于大阪建的细长三张榻榻米茶室，也是唯持有唐物茶器者，或茶汤功夫深厚者方可使用，修习时日尚浅者是难以驾驭的。”[8](P102）也就是说，从千利休时代开始，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象征意义发生了积极转换，狭小茶空间“小座敷”象征的不再是其主人的贫穷乃至低微的身份，反倒变成了非茶汤修为深厚已经达“名人”境界者不能驾驭的饮茶空间。据《南方录》记载，千利休经常对其弟子南方宗启讲的一句话就是开篇这句：“茶汤虽以台子为根本，但心之所至唯有草舍小座敷。”[10](P3）稍作补充解释一下，台子点茶法源自中国，而且自然所用茶器皆为唐物茶器。也就是说，在千利休看来，日本茶道虽然的确是以中国茶道为根本，但其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则是面积在四张半榻榻米以下的草舍小座敷。
通篇研读《南方录》则会发现，《南方录》开篇记载的千利休这句话，其实正是对村田珠光倡导的“汉和交融”精神的最好体现。从宽广的“吃茶之亭”到仅仅一张半榻榻米大小的饮茶空间，虽然外形有缩减，但修习日本茶道者大概都很清楚，其实日本饮茶空间无论物理空间如何缩减，缩减的主要都是客人的空间而已。换言之，饮茶空间缩小了，能够邀请的客人也就少了，但包括摆放茶道具在内的主人点茶空间并未进行任何缩减，并且即使是不再使用台子点茶，仍然严格遵守着依据台子大小尺寸确定的规矩。而台子点茶法的规矩则来自《易经》。可以说，自中国茶道至日本茶道，一以贯之源自《易经》的阴阳和合精神并未被改动分毫。一次正规的茶事是由“前席”的“用餐仪礼”与“后席”的“饮茶仪礼”构成。千利休教导弟子说，这两种仪礼的进行必须遵从一个大的准则，即必须是“前席为阴，后席为阳，此乃大法也”[10](P212—214)。那么，怎样做才能使“前席为阴，后席为阳”呢？方法之一是根据茶室中点茶前摆设的茶器数量及其摆设方法来判定，而支撑这些规矩做法的恰恰也是《易经》。详细内容可参见《南方录》的“墨引”篇和相关研究著作[11]，在此不复赘言。
总体而言，无论从日本茶道文献，还是从具体茶道实践来看，日本茶道专属空间即使是缩减到了千利休茶道名人境界才能驾驭的一张半榻榻米大小的空间，但其核心的点茶空间依旧未被缩减分毫，其实质缩减的只是外形，源自《易经》理念的阴阳和合精神与中国茶道依旧一脉相承。因此说，所谓最具日本特色、受世人追捧至今的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实质上也是汉和文化交融的最佳例证。
四、结语 通过以上粗浅的梳理可知，对于曾经置身于茶道文化下游的日本而言，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实质上也是日本人建构对中国文化认同与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当年的中国茶道无论从形式还是理念方面皆为之提供了充分的给养。
日本茶道始终没有失去对中国茶道的敬畏之心，大凡有过日本茶道秘传点茶法修习经验者都知道，日本茶道最核心的秘传点茶法，直白地讲就是中国古代器物保护技法大全。在日本，因地域不同，榻榻米的尺寸一般分为5类，但传统茶室榻榻米尺寸还是以京都及关西地区使用的尺寸为尊，日语称之为“京間”或“本間”，其榻榻米的尺寸长6尺3寸×宽3尺1寸5分（191cm×95.5cm），这也是榻榻米最大的尺寸了。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从宽广的“吃茶之亭”缩减至面积仅有一张半榻榻米的“小座敷”，其空间的逼仄程度可想而知。即使如此，其实“小座敷”也就是外形看起来被缩减到了极致而已，其核心的点茶空间依旧未被缩减分毫，依旧秉承着源自《易经》理念的阴阳和合精神。
日本茶道作为日本之美的综合载体，在日本国内充分发挥着教化功能，面向世界又作为展示日本文化软实力、提升日本国际形象的媒介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日）淡交社编集局．茶室案内：1-12[M].京都：淡交社，1994.
[2] 陶蓉蓉.茶室:与日本族魂相通的建筑[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张丹翔，陈映芬，余香怡，郭琼.千利休侘寂美学对现代小间茶室设计的启示[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9(8)；段晓丹，刘芮希.探析草庵风茶室意象在日本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继承[J].建筑与文化，2015(3)；杨施悦.日本茶室建筑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3] 余悦.中国古代的品茗空间与当代复原———在日本东京演讲提要[J].农业考古，2006(5).
[4] （唐）陆羽，著.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5] 施由明.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比较略论[J].农业考古，2002(2).
[6] （日）塙保己，编纂．群书类从（第十九）[M].东京：平文社，1992.
[7] （日）千宗室.茶道古典全集（第三卷）[M].京都:淡交社，1977.
[8] （日）千宗室.茶道古典全集（第六卷）[M].京都:淡交社，1977.
[9] （日）佚名.乌鼠集四卷书[M].京都：今日庵文库藏.
[10] （日）千宗室.茶道古典全集（第四卷）[M].京都：淡交社，1977.
[11] 张建立.艺道与日本国民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侘茶乐境”刍议
作者：张建立 来源：农业考古2017年02期 时间：2017-05-02
摘 要：“侘”不仅是日本茶文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亦是日本美意识最重要的理念之一。源自中国表达负面情绪的“侘”字, 在被“和化”的过程中发生了积极意义的转换。自16世纪起,如“侘茶”一词所示,抹茶文化成了“侘”理念的重要载体,而“侘”亦成了抹茶文化精神理念的代名词。从“侘茶乐境”所推崇的时空观、茶器观、茶人论等来看,“侘茶”,可谓既是被宗教化的世俗生活,同时亦是被世俗生活化的宗教。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侘茶”,既是日本人追求快乐的形式之一,亦是日本型摆脱焦虑的方式之一。
关键词：日本; 侘茶; 乐境; 禅;
作者简介：张建立, 男,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里千家茶道教授、中华日本学会秘书长。
在日本,“茶道”作为表达吃茶规范与精神理念的词语,初见于日本宽永十七年 (1640) 成书的《长鶞堂记》。该书中强调, 所有修道的规矩, 都是为了通过“修形”进而达到“修心”的目的。“茶汤道”实质也是一种“由形到心再由心到形”的循环往复的修行。不晓此理者, 多以为欲获得“数奇者”这个代表着有高级修为的茶人之名,只需在点茶、插花等技巧方面下足功夫就可以了, 因而朝朝暮暮一味执拗于形似与否,不在意内心的修为。这种只注重外在点茶技法而忽略了内在精神层面追求的习茶者,最终只能做一个茶汤小伙计而已。如有矢志潜心修习此道者,“吾愿与其语茶道”。[1](卷三P377-378)此后,“茶道”一词开始散见于其他茶文献中,但得以普及使用则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了。即便如此, 无论是在19世纪之前, 还是在“茶道”一词为世界广泛认知的今天,日本人、特别是修茶之人,在称谓独具日本特色的茶文化时,还是习惯使用“茶汤”“茶之汤”或“侘茶”这种称呼, 而非“茶道”。本文亦拟沿袭日本茶人们惯用的“侘茶”称呼, 结合日本茶文化古典文献,对“侘茶乐境”做一简要梳理, 以就教于茶界诸贤。
一、“侘茶”之“侘”解
熟知日本文化者都很清楚,“侘”不仅是日本茶文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亦是日本美意识最重要的理念之一。但“侘”的理念与茶同样,均源自中国。“侘”,汉语发音为“chà”,日语发音为“わび(罗马字母表记为wabi)”。在汉语中,“侘”字初见于屈原的作品《九章》。如“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中略)申侘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忳忳”[2](“惜诵”篇P170);“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中略)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中略) 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2](“涉江”篇P191-192),大多是以“侘傺”这种复合词的形式出现,并且沿用至今。在日语文献中,“侘”字初见于《万叶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词,且分别以该词的体言型或形容词型、动词型来使用的。
从《九章》及其后汉语中的“侘傺”用例来看,“侘傺”本意主要用于表达人们因政治上的不得志而内心愁苦、愤懑之情。据叶渭渠和唐月梅的研究,在日语文献中,“侘”字最初多用来表达男女之间恋爱难以成就的悲怨之情,其后在不断“和化”的过程中含义被逐渐拓宽。到了12世纪后期,“侘”亦用于表达因生命受压抑而忧郁却又无可奈何、只好认命的沮丧心境。[3](P72)到了16世纪前后,如“侘茶”一词所示,日语里的“侘”,已经在汉语原意的基础上被和化成了表达安生顺命、乐享落寞孤寂的人生际遇,以及于不顺意中探索人生真谛的特殊审美理念。恰如1828年出版的《禅茶录》所言,一个真正修习侘茶的人,必须是即使个人境遇确有诸多不自由和不足之处,但也要做到不生思量自身不自由与不足之念,潜心修行。否则,就不配做一个侘茶修行者。[1](卷十P296-297)
于是,自16世纪中后期以来,抹茶文化成了“侘”这种理念的重要载体,而“侘”亦成了抹茶文化精神理念的代名词。日本学者水尾比吕志称,作为一种被赋予积极价值的“侘”理念,“是所有日本人仅凭直觉就能很好地感受得到的日本独特的美意识”。[4](P8-10)被视为践行“茶禅一味”之典范的日本哲学者久松真一亦指出,侘茶的侘,不是一般的艺术性规范,而是侘人整个生活的规范。所谓“侘”的境界是能够于“无”中生“有”的境界,是“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的境界。[5](P30-34)
日本茶人们追求的这种理想境界与中国知识人们千百年来追求的“孔颜乐处”极其近似,所以,笔者仿此将日本茶人追求的侘茶境界名之为“侘茶乐境”。接下来,分别对“侘茶乐境”所推崇的时空、器皿、茶人观等略作剖析。
二、“侘茶乐境”的时间观
“侘茶乐境”对时间有其独特的安排。“侘茶乐境”不仅体现在品饮一碗茶汤, 而且还体现于享用品茶之前主人为客人精心准备的怀石料理。完整的侘茶修习内容, 被称为“茶事”。举办一次茶事, 分前后两席, 前席主要吃怀石料理, 后席专门吃茶, 用时约定不可超过4个小时。一期一会的“茶事”, 亦是一次食礼与茶礼的完美结合。
一年四季, 茶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举办各类主题的茶事。但阴历十月, 对侘茶修习者们而言则是个特殊的月份。这缘于侘茶集大成者千利休的师傅武野绍鸥曾说, 对于正直诚实、谦虚谨慎、不尚奢华的侘茶修习者而言, 惟有十月份才是一年之内最具侘意的时间。[6](卷一P602)日本是1872年12月9日才宣布开始使用阳历纪年的, 所以武野绍鸥所说的十月, 显然不是阳历十月的秋季, 而应该是阴历的初冬时节。
《新古今和歌集》中收录了一首藤原定家咏秋日黄昏的和歌:“不见春花美, 亦无红叶艳, 惟有秋暮下, 海滨小茅庵。”据《南方录》记述, 武野绍鸥曾表示, 这首描写临近初冬的晚秋时节的和歌意境最契合表达侘茶之心。只有饱览春花红叶, 历尽繁华, 方能体悟这无一物的小茅庵的寂寥境界之美。此乃茶之本心所在。一个不知道春花红叶的人, 一开始就让其居住小茅庵是不可能体悟到这种意境之美的。[1](卷四P16)武野绍鸥作为一个富甲天下的武器商人, 作为一个行走于雅俗之间的公家文化享受者, 作为一个侘茶修习者中的“名人”, 这首和歌的意境不仅是其所体悟的侘茶之心的写照, 大概同时也是其对自己人生境界的总结吧。
《新古今和歌集》中还收录了藤原家隆的一首和歌:“苦待花报春, 莫若觅山间。雪下青青草, 春意早盎然。”据《南方录》记述, 武野绍鸥的弟子、被誉为侘茶集大成者的千利休, 大概觉得武野绍鸥对“侘”的理解有些消极, 因而他更喜欢把武野绍鸥喜好的定家的和歌与家隆的这首和歌放在一起来表达侘茶之心。虽然藤原家隆的歌中提到了雪下已现春意的青草, 但从实际的时间上看依然是寒冬时节。所以, 从时间观上, 侘茶史上两位最为重要的传承者, 一个只是崇尚暮秋初冬;一个是既爱暮秋初冬, 又不厌临近初春的暮冬时节。至今, 茶人们都将十月份的茶事称为“名残茶事”。日语的“名残”, 汉语译为“惜别”之意。“名残茶事”所要表达的, 不仅是对春华秋实之繁华自然的惜别, 而且从千利休援引表达侘茶之心的和歌意境来看, 也应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吧。
春夏秋冬这四时的运行, 虽然确非我们人力所能左右, 但与寒冷的冬季相比, 人之常情应该还是更喜欢春华秋实。白雪覆盖的连绵山野, 春花未开, 也望不见红叶, 但实际上大地已开始酝酿新的生命, 青草早已萌动报春来, 只是人们却毫无察觉。“侘”不仅具有静寂、空无或阴暗的一面, 而且同时亦拥有跃动的、阳性的一面。能于晦暗的人生际遇中, 把握一阳来复的时机, 转化阴阳, 活出个人阳光般的精彩, 正是侘茶修习者的本领所在。
三、“侘茶乐境”的空间观
一般人习惯把茶人习茶的场所称之为“茶室”“茶庭”,而侘茶修习者们则更喜欢称之为“道场”,以强调修习侘茶的精神层面的追求。据《南方录》记载,千利休就曾明示弟子们说,修习小草庵的茶之汤,要视追求豪华房宅为俗世之举,作为修行的道场能遮挡风雨则足矣。[1](卷四P3)
茶室因铺用的榻榻米张数多少,而有“广间”和“小间”的广狭之分。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茶室是“广间”和“小间”的分界线。昔日的侘茶修习者们多以“仅能容膝的小庵更有趣味”[1](卷十P209),认为置身于“一宇仅两张榻榻米大小的草庵修行”,更能体悟“一碗茶之真味”。[1](卷四P265)如千利休嫡传的日本茶道三千家中,最大流派里千家的代表茶室“今日庵”以及武者小路千家的代表茶室“官休庵”均不足两张榻榻米大小,表千家的代表茶室“不审庵”亦不足三张榻榻米大小。对于侘茶修习者而言, 从一定意义上讲, 所谓的侘茶修行,就是为了修得在任何情况下置身于这狭小的方寸之地皆能视听言动不乱方寸,并能在社会生活中予以践行持守,所谓“步步是道场”。
对日本茶道有些了解的人,大概都听说过丰臣秀吉建造的黄金茶室。那是他1586年1月为了给当时的正亲町天皇献茶,特意制作的便于搬运组装的黄金茶室。很多人批判丰臣秀吉的豪奢做派违背侘茶理念。其实,作为当时日本最具实力者,以其财力制作一个黄金茶室根本不足为怪。批评者更应注意的是,即便是那样一个坐拥天下曾命令千利休剖腹自杀的丰臣秀吉,虽然其制作茶室的材料大多是黄金材质,但这个黄金茶室的空间依然恪守了侘茶的空间理念,没有超过四张半榻榻米,仅有三张榻榻米大小。
侘茶修习格外注重内心的陶冶和修炼,千利休认为,“侘之本意即为了表达清净无垢的佛的世界”。[1](卷四P264)所以,侘茶修习者们特意从佛教《法华经》经文“争出火宅, 安稳得出, 端坐露地”中,选取“露地”一词来称呼茶庭。露地的树石设置,宛若天然而成。缓行于其间幽曲的飞石小径,远离世间尘劳垢染,一心清净, 赏无花之林,静待有心之友,步步悠然,乐趣无边。市中草庵乃寂寞所在,却依旧可以尽享自然天地之妙处。[1](卷四P414-415)“露地”所构筑的是一个“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的净土,其目的在于使修茶者净心怡神,所以千利休说:“在露地草庵中,拂去浮生俗尘,主客坦诚相待, 抛却所有规矩尺寸格式等等,焚火、烧水、吃茶,莫问他事,乃佛心之显露也。”[1](卷四P264)
侘茶乐境的空间观追求的不是广厦千万,而是在广漠的人世间,能寻得自己的一席容身之地就好。放下曾经的世俗苦痛,了却贪念,不怨不悔, 在途中不离家舍,珍惜当下道场,随心所欲不逾矩, 静静敲击心中的暮鼓晨钟,若能再得几知己相伴,同修共证,以一碗清茶修己度人,实乃人生乐事。既然将自己的活动空间都视为道场,那么一切艰难困苦就会被视为是一种磨砺,不但不会产生更多的怨意,反倒会激起刻苦努力的斗志,为了所谓的得道,而去直面所有苦难,一心一意地修行。
四、“侘茶乐境”的茶器观
侘茶乐境的茶器观充满了矛盾。《茶话指月集》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千利休的故事。据说有一个乡下的侘茶修习者,特意给了千利休一两金子,拜托千利休为其购买茶汤道具。结果,千利休用这一两金子全部买了白布送给他,并告之道:修习侘茶, 即使是身无一物,只要拥有一块干净的茶巾亦可喝茶。[1](卷十P208)现在的侘茶师徒间,依然会以各种形式提到这一典故,但大多似懂实非懂,有的甚至还以为侘茶对饮茶道具不讲究,者可以不讲究。殊不知,在各类饮茶礼仪中,恐怕没有比侘茶更讲究茶器的使用规矩了。
侘茶所使用的饮茶器具种类繁多,但一般除了擦拭茶碗用的茶巾和点茶用的茶筅需要举办茶事时必须使用新品之外,诸如茶碗、盛茶器皿、茶杓等, 虽不是说越旧越好,但的确是非常讲究此类茶器的历史厚重感。仅就侘茶使用的茶碗而言,又细分为饮“浓茶”和“薄茶”用的茶碗。侘茶饮茶有两种,一种称之为“浓茶”,其状如浓稠的粥。一种称之为“薄茶”,也就是大家最常见到的所谓日本茶道表演的那种点茶。从茶碗的功能上讲,同一个茶碗既可以点出浓茶也可以点出薄茶。但是,作为侘茶的茶器使用规矩,虽用于浓茶的茶碗可以用来点薄茶,但反过来用于薄茶的茶碗却不一定都允许其用来点浓茶。日本侘茶所使用的茶碗中不乏色彩绘图艳丽者,但那都是用于薄茶的茶碗, 而最能体现侘茶境界的浓茶碗,大多如据称因千利休的创意而生的黑色乐烧陶茶碗那样,均倾向于颜色灰暗之器皿,甚至有些茶器形体还会被人为地致残。
例如,在《南方录》中记载着武野绍鸥与千利休师徒间体现在一个插花瓶上的感应道交异体同心的故事。一次,千利休与武野绍鸥等人出席一个茶事时,武野绍鸥在途中发现了一个颇合心意的插花瓶,但当时不便购买,想等到次日再去买回来举办一次茶事。结果第二天再去买花瓶时,花瓶已被人买走了。武野绍鸥正在遗憾不已时,接到了千利休的邀请。千利休说:明日早晨想请昨日出席茶事的各位一起来喝茶,我昨天在出席茶会的路上发现了一个花瓶,希望与各位共同欣赏一下。武野绍鸥猜想一定是自己看中的那个花瓶,被千利休抢先买走了。第二天出席千利休茶事时,果然不出武野绍鸥所料,师徒两人看中的是同一个花瓶。只是,起初看到的花瓶本是带着两个耳朵的,但如今呈现在客人面前的花瓶却被敲掉了一侧的耳朵。武野绍鸥在与千利休寒暄时非常感慨地说:我们都看中了同一个花瓶,也想到一起去了。昨天接到你的邀请时就猜想可能是你把花瓶买走了。最初见到这个花瓶时就觉得它已经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茶器了,但若能敲掉一侧的耳朵来用就更符合侘茶道场的氛围了。本想今天如果你用了这个花瓶,等席间休息时与你商量一下把这个花瓶的耳朵敲掉一侧再用的,你们看我连锤子都预备好带来了,说着从怀中掏出了铁锤。但是,现在用不着了,我能想到的你都想到了。[1](卷四P283)
后世的侘茶修习者们,经常把这个师徒修茶能够达到如此异体同心境界的故事,作为侘茶大师们的美谈予以传颂,但却很少有人关注侘茶乐境茶器观所体现出的偏执心态。
五、“侘茶乐境”的茶人论
千利休的高徒山上宗二在其留下的侘茶秘传书《山上宗二记》中,把茶人分成了三大类。“辨识茶器的眼力优秀,点茶的技艺出色,并以做数奇之师傅渡世者,称之为‘茶汤者’,松本、篠俩个人是其代表。虽不拥有名茶器, 但若能矢志修道、富有创意、技艺精湛,兼具此三条者谓之‘侘数奇’,善法是其代表。拥有唐物 (主要指来自大陆的名茶器),且识器眼力优秀, 点茶技艺出色,又能矢志修道者,谓之‘名人’,珠光、引拙与绍鸥是其代表。”[1](卷六P53)
也就是说,一般能称得上茶人者,还可以细分为三类。所谓“茶汤者”,通俗地理解,即以教授点茶识器的技法来维持生计者,至于精神层面的追求基本上没有。“侘数奇”与“名人”,则应该是侘茶乐境所追求的理想茶人形象,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持有来自大陆的茶器———唐物。“侘数奇”与“名人”不同于“茶汤者”的地方,在于这二者修习侘茶不是为了做一个靠教授识器点茶技法维生的师傅,而是更注重追求精神层面的修为。作为侘茶开山鼻祖的珠光及其重要传承人引拙、绍鸥, 因手持唐物而被归为“名人”之列。但事实上, 要每一个修习侘茶的人都能做手拥舶来唐物的侘茶“名人”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 珠光本身推崇的也是如善法那样的“侘数奇”。《山上宗二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京都粟田口的善法, 一生之中,只有一把铁壶,既用其煮饭亦用其吃茶。珠光赞美道:善法乃自得其乐内心纯美者也。”[1](卷六P96)
侘茶集大成者的千利休推崇的也是类似善法这样的茶人。据《茶话指月集》记载:“在京都山科附近住着一个叫丿贯的侘人,经常用一个带把手的釜早上熬粥喝后,用沙子洗干净,再开心地用它来汲清水煮茶吃”。这个丿贯当时非常出名,以至于千利休还曾特意带着一些茶人到丿贯那里喝了茶。[1](卷十P232-233)
到了18世纪初,茶人们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茶道之本意, 存于一心喜好清闲之人,不在于墨宝、名器之中,故矢志于此道之侘人,偏安于辟地一角,邀同伴,或受邀,共享粗茶淡饭之交,虽迥异于富家之交际,但恰如唐人所言, 物薄但情深。”[1](卷十P243)
总体而言,在侘茶看来,侘人即茶人,这是一群与世无争随遇而安的嗜茶人。其理想形象,极其接近于被誉为“茶圣”的陆羽推崇的“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的“精行俭德之人”。
六、对“侘茶乐境”的评价
“侘茶乐境”是日本人追求快乐的形式之一。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讲,侘之营求,也可谓是日本型摆脱焦虑的方式之一。由上述可知,修习侘茶者所肯定的时间、空间、人物、器皿的价值,大多都是我们一般人所不愿意认可的负面价值。侘之营求,通过对温馨的时间、热闹的空间、华丽的器物的主动拒绝,通过对一般人认为是负面价值的肯定,实现了价值的转换,使茶人=侘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器物流转中发生了积极的转换。茶人们苦心追求和营造“侘茶乐境”的结果,为日本人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摆脱焦虑的方式。通过侘之营求,仅可以获得最基本的生物性安全感,更主要的是与志同道合的知音一起营造一期一会的时空,可以使人获得最大程度的情感安全,不知不觉地恢复因焦虑、哀怨而失去平衡的心理,找回能够体悟“日日是好日”的“平常心”。
“茶饭事”,本是极为世俗生活之事。禅,亦本是近乎禅院禅僧专有之物。“千利休依靠禅,把茶打造成了庶民的高级侘茶文化,又依靠茶,将禅变成了一般庶民亦可亲近的侘禅。于是,时间上未曾有、空间上无以类比的独具特色的综合性茶禅文化体系便创立起来了。”[7](P335)换言之,以千利休为首的侘人们,对“侘茶乐境”的刻意苦求,使得侘茶被打造成了介于世俗生活与宗教之间的综合性文化体系,它不仅可以避免诸多宗教清规戒律对人性的过度压抑,适度地满足日本人的生物性需求和一定的社会需求,而且同时还为日本人提供了一份克己省身、避免人性过度堕落的文化工具。
茶禅一味,虽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但除了一些精神层面的泛泛而论之外,事实上还很少见有从禅的视角对“侘茶乐境”的内容进行具体解析者。还是举前文“侘茶乐境”的茶器观中讲的那个被敲掉一侧耳饰后使用的花瓶为例吧。凡知道《南方录》中的这个典故的人, 部分人是在把它当作武野绍鸥与千利休师徒异体同心的修为境界美谈来传颂, 还有部分人则是将其作为侘茶推崇缺憾美的例证来使用的,甚至据传有的习茶者还曾有东施效颦般的模仿之举。其实, 好端端的花瓶,非得要硬生生地敲掉了一侧的耳朵来用,说什么如此才符合侘茶的氛围云云,这对于一个没有习茶经历的普通人而言,非但不会视其为美谈,能不笑千利休是心理变态就已经是万幸了。
但是,作为一个侘茶修习者,大家都知道,无论是武野绍鸥还是千利休,这师徒二人不仅是侘茶大师,亦是禅修“饱参之徒”。同为禅修饱参之徒且为侘茶开山鼻祖的珠光曾告诫侘茶修习者说:“此道最大恶事即心之我执我慢。”[1](卷三P3)《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亦云:“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8](P6)因此,若从禅的角度去观照,侘茶的空间本就是修行道场,将完好的茶器致残来使用,看似侘茶对茶器近于偏执的心态, 其实亦未尝不能理解为是禅修者在修行道场互换机锋,抑或是侘茶大师们为令侘茶修习者破除对眼前色境———完好茶器的执着,而做的悟“空”接引、点化。侘茶修习者遍布日本社会各个阶层。侘茶为每位修习者提供了自洽的闲情雅趣和心灵慰籍。如今,在日本茶人的努力下,在日本政府的大力助推下,侘茶作为酷日本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广为世界所认知。无论在对内提高日本国民素质方面,还是在对外提升日本国际形象方面,侘茶的积极影响之大都是无法估量的。正因为此,侘茶才得以昌盛并流传至今吧。
参考文献
[1] (日) 千宗室.茶道古典全集[M].京都:淡交社, 1977.
[2]雷庆翼.楚辞正解[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4.
[3]叶渭渠, 唐月梅.日本人的美意识[M].北京:开明出版社, 1993.
[4] (日) 水尾比呂志.侘[M].京都:淡交社, 1971.
[5] (日) 久松真一.侘茶道[M].京都:灯影社, 1987.
[6] (日) 千宗左, 千宗室, 千宗守.茶道全集[M].东京:创元社, 1936.
[7] (日) 久松真一.艺术与茶的哲学[M].京都:灯影社, 2003.
[8] (日) 河村昭三.禅宗日课圣典[M].京都:贝页书院, 1936.
禅茶录节选
吃茶青年 2020-02-27 投诉阅读数：1352
茶事以禅道为宗
吃茶以禅道为宗，起于紫野一休禅师。南都称名寺珠光乃一休禅师之法弟，嗜好茶事，日日奉行。一休禅师见之，曰：“茶，宜与佛道妙处相应。”
以点茶写禅意，为众生而观心法，则茶道成。故而行一切茶事，与禅道无异。以“无宾主之茶”“体用”“露地”“数奇”“侘”等名义为中心，其他一切无非禅意，应推而广之，发扬光大。有以此意而为诗句者，读之可知茶味与禅味，实乃格言也。
喜爱奇货珍宝、择取美酒美食、建造豪华茶室、玩赏庭院奇石，皆违背茶道原意。唯有安于禅茶而修行之，方是吾道本意。
点茶全宗禅法，是了解自性之功夫。释尊四十年间所说之经旨，皆为世界众生，唯为开发本明 ，心外无法也。夫种种因缘譬喻言辞，皆为方便说示。茶事亦是为方便知见而所拟。托于点茶，是可以证得本分之观法。一切诸法教化无差别。
然今有著书者，散布于世，诽谤茶道，咒骂茶道为非礼之礼。此乃埋没禅意之怪异行径，不妨反戈一击。若理解茶道之真正面目，岂能如此诽谤耶？茶道者为大道，胜于礼。执着于礼，则眼界狭隘；以礼比拟佛教妙法，如同以小岛比拟大千世界。礼无非佛道之细枝末叶而已。
《金刚经》注云：“虽行仁义礼智信，不和敬名人相。”《老子》曰：“毁道德而为仁义，圣人之过也。”未始有物之先，已有玄玄微妙之大道，是自然之理，不借人为。禅茶则可助人领悟此理。诽谤禅茶，岂非自暴自弃之妄人乎？正如举拳打破自家脑袋。吾门应慎之，尊奉此大义，修行禅味之真茶。
南宋无准师范禅师书“茶入”（日本五岛美术馆藏）南宋无准师范禅师书“茶入”（日本五岛美术馆藏）
茶事修行之事
茶之本意，不在茶器优劣，不论点茶时姿态美丑，而只是手拿茶器，入三昧，观本性之修行。托茶事、求自性之功夫，无他，唯有主一无适，专心操持茶器。使用茶勺，聚精会神于茶勺，心无旁骛，始终如一。放下茶勺时，仍然心寄不移。此事不限于茶勺，操持一切器物，皆须如此专心，手放下器物，仍能念念于心。他日操持其他器物时，亦应以心相映，以心相寄。点茶如法，一气呵成，是行茶三昧也。
“了解”取决于各人之心志，而不关乎年龄大小，只在起一念之深浅，只在专心致志，方可谓茶之三昧修行。
三昧者，梵语也，可翻译为“正受”，指对任何事，皆能一心一处。远法师有云：“夫称三昧者何？专思寂想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无幽不彻，斯二乃是自然玄符，用一而致用也。”
又，《法华经》云：“静室入禅定，一心一处坐八万四千劫。”一坐之观法八万四千劫，入茶室修三昧，即一坐之观法。
又，《优昙宝鉴》云：“修持一相念佛三昧者，当于行住坐卧系念不忘，纵令昏寐，亦系念，而觉即读之。”应以此等精神点茶，终日不懈怠，系念一处，奋发勇猛之心，修行三昧。
操持茶器，观本性，是坐禅功夫之教。所谓坐禅，并非静默而居，是暗证坐禅，天台智者所嫌弃之。行住坐卧中，有坐禅之要法。茶事亦如此，是行住坐卧中不懈修行之事。然而茶事说属行住坐卧，虽则不免令人疑惑，毕竟属于“行”者。
如何行之？常入茶室，点茶吃茶，如同修行，专心不旁骛，行一切义，行住坐卧不懈怠，一静一动仔细用心，若有此意，不劳思虑，一切能调整，君臣父子人伦之道，自能各达极致。
尤其坐禅观法时，容易浮出无量念想，烦扰不已，若能专注茶道功夫，则其功夫可压住烦扰，使不起余念。本来，带假面不可持久，功夫中若有一丝杂念混入，则易生纷扰。茶道，可使肢体活动专注于操持器具。若心无寄托，心必被杂念所褫夺，难尽专心，于是一休和尚以茶联佛之妙智，实是令人感佩赞赏之妙道也！
从日本视角看茶道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在今时今日追寻茶道?今日大陆，喝茶者众，寻访茶道者众，可是众说纷纭，缺乏常识，甚至连基本的何谓“茶道”都是一笔糊涂账。
回顾台湾茶道的发展路线，我们会发现，30年前的台湾茶道和今日大陆类似，中产阶层兴起，开始注重生活品质，大批富裕者不满足于过去流传台湾的半套工夫茶的样式，开始寻求自己的茶道。这不是一条顺利的追寻里程，台湾走过不少弯路：例如暴炒茶叶和器皿，以收藏来取代茶道;求新异时髦而大摆茶席，一段时间，曾几乎人人都摆茶席;直到30年后的今天，才走出了一条文人化的以造境、赏器、品茶、交友为内容的路径，隐约和明文人的茶道接上了脉。
所以，研究台湾，可以作为研究茶道的一个参考样本。但仅靠钻研台湾去寻找中国茶道是不够的，宋代流行的禅院的点茶方式通过日本僧侣的传播，一直在日本流传了下来。日本的宇治茶，是有明确谱系的，由在宋游学的僧人荣西禅师在天目山取种，之后带回日本，交给各处栽种。京都附近的高山寺的茶叶就此存活，后来又被宇治茶农移栽，成为今天日本最出名的茶叶产地。而宋点茶的方式，由荣西带回日本后，到了千利休时代，才逐渐结合日本的器物，用自己的禅宗思维和审美创造了一套茶道方式。千利休于1591年剖腹自杀，他死的那年也成为日本茶道确立的年份。
日本茶道之后的传承与中国不同，中国每出现一种新的饮茶方式，前朝的饮茶方式就被冲击消失，进而只留下少许痕迹。而保留了宋抹茶道饮用方式的日本茶道经千利休的孙子们和学生们的传播，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尽管后来也有明朝传过去的煎茶道在日本流行，可是也没有使千利休的草庵茶道消失，它甚至还影响到建筑、庭院、服装和烹饪各个方面。现在日本按照千利休审美做出来的事物众多，利休栏杆、利休灰色、利休牡丹等等，去日本，寻找千利休的痕迹，事实上就可以找到茶道的日本变体。
今天的中国，还是按照明初的散茶方式在进行自己的茶道构建，人们翻阅古书，试图重新寻找一种最适合自己的茶道。但是以中国历史看，南北方的差异、物种的差异，包括气候的差异，都使茶道的面貌呈多元化。尤其以今日中国的交通和物流便利，众多丰富品种都可以罗列在一个饮茶者的面前：以往销往边疆和海外，带有唐代遗风的饼茶——普洱、黑茶和安茶，长江流域的绿茶，福建和台湾的乌龙茶——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性和专门的饮用方式，更没有一种茶道能一统天下。但正因为这种多元，才使中国茶的饮用方式有了更多值得去探询的空间。
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两条路径，去追寻中国茶道的轨迹，期待能给今天想恢复茶道的茶人们以一份扎实的材料。
在历史中探寻茶道
首先我们向历史寻找茶道。根据学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巴蜀先民们以其边缘的优势，将茶叶原料利用传统和制药技术结合起来，为世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茶叶饮料，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就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心理。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饼茶的加工已经成熟，而且有采茶早晚之别，甚至已经有意识地去苛求泡茶的水质，并且有相配合的茶果，也有了饮茶礼仪。虽然饮茶局限于江南诸地，但是魏晋南北朝是茶文化的创立期，与酝酿期的秦汉比，已经在短时间内成为可以与酒精饮料抗衡的最有影响力的饮料。
陆羽的《茶经》充分说明了唐时茶的流行。此书不仅使陆羽成为茶圣，更记载了完整的饮茶过程，包括茶树的天然性状、茶叶的采集、如何精制、茶具的使用和规制、泡茶法和饮用法。因为这本经典，使唐朝的饮茶脱离了早期不完善状态，成为风靡全国的饮料。当时的士人们以能辨别出陆羽所泡的茶为自豪。陆羽把饮茶从日常生活中提拔了出来，成为精神领域的享受。
唐朝时候，饮用茶有严格的步骤，这些通过陆羽的《茶经》就可以复原，随着从法门寺等处大量出土文物中的茶具的存在，使唐代饮茶方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到了宋代，抹茶饮用进入了黄金时代，按照冈仓天心的说法，茶饮不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消遣，而成为自我实现的方式，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影响，人们开始在永恒的变化中追寻永生。苏东坡甚至说：茶的至美至纯好像一个道德卫士，可以使他抵御堕落的侵蚀。除了文人阶层，宋代的禅院也大量饮用末茶，他们认定这种饮料可以帮助他们修行，这和唐代寺庙如出一辙，只不过，他们饮用的是散茶磨成末，并非用珍贵的团饼。这种方法直接流传到了日本，开启了日本的茶道之路。
尽管现在日本保存的主要抹茶道流派是以千利休为代表的千家流派，但是宋朝就传入的许多饮用茶的方式，还是可以在日本找到。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学长(校长)熊仓功夫告诉我，最开始流传到日本的团茶、砖茶可能被放弃了，因为可能不太适应岛国人民喜欢新鲜自然口味的习俗，但是散茶的绿色很快征服了日本。在静冈的东福寺，包括传说中荣西禅师的祖庭京都的建仁寺，都保留了传统自宋传入的饮茶方式，这些方式里，最能体现的是宋代僧人和文人是如何饮用抹茶的。“没有士大夫阶层的繁文缛节，但还是能从这里面能展现宋时风貌，这绝对不是日本的发明。”
而包括工艺品、艺术品在内的大量与茶有关的宋器物，更是被大量进口。据专家考证，南宋时期，宁波、杭州和福州都是运输宋茶器的重要港口，其中数目最多的是龙泉窑。现今日本各大美术馆、寺庙中都藏有丰富的中国书画、陶瓷，许多都是当时流去的。最近打捞的韩国沉船“新安号”上有上万件瓷器，不少是日本各寺庙在中国定做的瓷器。所以，在日本既可以从活的各个流派中看到宋茶道依稀的影子，也可以从文物中去细细钻研宋茶道的精华。
到了明代，中国茶的饮用方法随着散茶流行进入了新时代，制茶不再繁杂，饮茶却发展出新的要求，以文人为主的阶层创造了紫砂壶为主的饮茶器具，改变了茶碗大小，推出了小很多的茶杯与茶盅。现在福建人还是沿用了明旧习，称茶杯为茶瓯。
文人重雅趣，于是把饮茶空间尽量雅致化，花木、盆景、雅石、茶果等要求均出现，茶道的文艺复兴开始了，而这套饮用方式尽管有了朝代的数次更迭，但是并没有死亡，无论在清代贵族阶层的社会生活图景中，还是民国时期江南人家的品饮中，都顽固地存在下来。因为饮用散茶的茶制没有改变，这套饮茶方式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今天的我们已经没有明人的雅致文化，所以喝得更粗枝大叶罢了。
我们希望能完整地呈现出中国茶道宋与明两个盛世的状态，所以通过专家约稿和专访的方式，对这部分作充分述说。
向现实中寻找：日本与台湾
在日本的古董市场上搜寻茶器，是台湾茶人30年前就发起的，现在大陆茶人步其后尘，纷纷去日本扫货。我们的追寻路线并不如此，光靠物质积累，很难完成茶道的积累，我们变化了自己的寻访方向，去寺庙，去千家流派，包括现在著名的茶人那里寻访，呈现了一部分日本茶道的现状，其实是为完成回答这个问题：日本茶道与中国茶道的渊源，日本茶道如何自立，它对于今天中国茶道的借鉴意义。
我们采访了高山寺，这里是荣西带回茶种的分种地之一，现在是日本最古老、最著名的茶园，神奇的是，这里的茶园不用管理，只靠宇治的茶农每年六次来帮忙就可维持。这里的茶叶，现在是日本最重要的茶人的使用专利，基本不在市场流传，是最名贵的日本茶。这似乎再次验证了古老的中国茶道对外辐射的能力。
除此之外，我们在京都寻访了各个千家流派，千利休去世后，他的学生和弟子严格保持了他所传下的草庵茶道，虽然这是完全日本审美化的茶道，但其点茶方式，还是继承了宋茶道。熊仓功夫说，千利休在审美上，发展出日本自己的侘茶方式，将日本器物之美的概念推广到大众中，但并不意味着他的点茶方式是日本的。“那里保存了大量的宋代点茶方式，还有宋代器物的翻版，并不是因为日本仿造了许多器物，这些器物就日本了，因为它的源流还在那里。”所以，当茶筅、建水、茶勺、水取等我们在宋代茶书中经常看到的名目以实物形态呈现的时候，中国茶道可借鉴的地方也就出现了。
除了茶器物，日本保存下来的大量茶室，包括当代建筑大师隈研吾创建的各个茶室都可以对中国茶道形成影响，环境的优美、饮茶时的心境、整个茶室空间的陈设，包括茶人应该如何插花，在日本都有固定的体系和完整的传承，我们采访了大量细节，不是希望国内茶人们照搬，而是希望这背后的美学观念和饮茶观念，可以影响到当下的国人。
除了日本，台湾地区是我们寻访的另一重要目的地。过去大陆茶人对台湾茶道多有误解，觉得是从日本抄袭的，事实绝非如此。台湾最初研习茶道的时候，并没有宗师可以寻找，他们的基础是潮汕工夫茶，那是明清茶道在中国边缘地区的留存。台湾茶人去日本寻找的是中国茶道的遗产，其中包括空间、茶具和喝茶的心境，明代大量出口日本的紫砂壶具轮珠大量回流台湾，成为茶人必备之物，而茶杯托等已经在大陆消失的茶具，也开始大量回购，重新出现在台湾茶人的茶席上。
这些是道具的完成，台湾茶人最大的努力，还在于他们努力翻阅中国古代茶书，寻找到自己的茶空间构造。一开始台湾的公共茶空间就走苏州园林风格，慢慢地，有舞台经验、画廊经验和深厚学养的茶人都进入改造过程中，使台湾呈现出多样化的、真正具备中国古老文化特点的新老茶空间。解致璋的清香斋、周瑜的紫藤庐、何健的冶堂、林炳辉的食养山房都是如此，结合了宋、明文人的审美，使它们已经成为台湾最具吸引力的新空间。拿食养山房为例，需要提前预订一个月，才能有机会去那里享受一杯茶。
台湾茶道的最大吸引力，在于这些茶道的钻研者都是文人出身，他们的兴趣在于建设台湾茶道，虽然现在以茶道为基业，但并不追求谋利，他们的风格影响了台湾茶界。在台湾，一位茶课老师，绝对不会出售茶具和茶叶给你，这是与目前大陆茶界的纷乱局面不同之处。
不过，台湾茶道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因为其基础，是以清香乌龙茶为根基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所钻研的泡法、器物的使用，很可能都只适合于那个体系，并不适应于大陆博大的茶叶世界。
台湾茶道的钻研者之一李曙韵去年到大陆发展，因为她觉得，未来的茶道，还是会在大陆崛起，因为这里有丰厚空间。“无论是与茶有关的物的世界还是人的世界，都太广阔了。”她在大陆新开的茶空间还是叫“晚香”，想承载的是崭新变化中的大陆的茶道文化。
尾声：中国茶道的复兴?
曾经有学者研究过，日本茶道之所以留存，是因为日本人有恋物的习惯。因为国土资源的匮乏，所以在千利休时代人们就发现，无法在日本大规模使用“唐物”，也无法像丰臣秀吉一样用黄金去建造自己的茶室空间，而应该重新认识物，有意突出物的灵魂世界。千利休去世的时候，做了一柄竹茶勺送给他的弟子，这茶勺被取名为“泪”，物与人结合为一，迄今为止，许多日本茶道中人的器物是需要代代相传的，很多人一生中只使用一个茶碗。可是中国截然不同，我们并不珍惜自己的茶道具，总是随着饮茶方式的更迭而抛弃。
台湾茶人的做法是，开始重新建立对物的依赖。这种依赖，并不是去追寻古董，或者购买名物，你可以用自己的手和竹木碰撞，做一个茶匙，一柄茶则，甚至去烧一个自己的杯子，这种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物的喜爱，可以使人们更深地进入到茶的世界，这是一个人与物不分离的世界。
但是仅有对物的依靠还是不够，喝茶并不是独自一人的世界，即使是明代茶人拒绝众饮的情况下，还是要求二三人对酌。台湾的紫藤庐主人周瑜发明了自己的“正静清圆”的茶道，他说：“这是我个人对传统文化，对自然美学的体会实践，在闽南茶道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具有人格蕴涵的茶道。与日本的茶道‘和寂清静’相去甚远，我觉得这是很中国的茶道。”
周瑜对中国文化深入研究后觉得，中国茶道绝不应该照搬日本。就拿“寂”来说，他们要的是寂灭是佛教思想，中国茶道里其实没有这个东西。中国茶道，追求的是另一种愉悦，喝了茶，身体清了，精神松快了，茶友互相沟通，大家共同有机会享受这泡茶。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通过茶可以领悟到自然之美好，也能领悟到茶世界如何抵抗外界喧嚣，这是周瑜所追求的中国茶道境界。
事实上，每个茶人都可以创造中国自己的茶道。在日本，我们反复征询每一位茶人：中国的茶道能复兴吗?有两位的回答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一位是熊仓功夫，他说，日本茶道是从规矩到心，你每日要按时做各种事情，奉行茶道的时候要一丝不苟，最后可能修行成功，成就了自己的茶道。而中国正相反，中国茶道是从心到规矩，是心里想明白了，再随手做出各种动作，这个特别难。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复兴茶道，你们有大量的茶种、有无比丰富的茶器、有那么辉煌的历史，这个心的完成，只是时间的事情”。另一位回答我的，是京都建仁寺的方丈云林院宗硕，他说：“茶道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可能都是瞬间的，像你们唐、宋时期的茶道，我们的千利休茶道，但是樱花不也是这样吗?一年365天都不开放，只有10天灿烂无比。当然可以期待中国茶道的再次复兴，因为土壤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