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罕淖尔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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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宏城遗址位于河北省沽源县平定堡东北约10公里处,闪电河乡闪电河与库伦淖之间。为北魏御夷城遗址。蒙古语名诺海霍朔,又名五蓝城。“五蓝”意为红色,故译成红城,后转写成宏城。遗址略呈方形,南北长346米,东西宽约308米,中间有高台。近年出土有古砖瓦、烧焦木料、破碎瓷片、铁门等。

小宏城子遗址,元初为“金莲川幕府”、“察罕脑儿行宫”,它是以小宏城子遗址为核心,包括分布在四周的东小城、芨芨包、灰坑等元代遗存的一个东西约宽一公里,南北长两公里的遗址群。1215年,蒙哥登蒙古汗位,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把金莲川作为自己的夏营地,在这里建立了金莲川幕府,广揽人才,培植势力。忽必烈在即位的第二年(1261年),在金莲川幕府的基础上拓建为察罕脑儿行宫,又称西凉亭,是元朝上都和大都之间一个重要而繁华的皇帝行宫。

小宏城遗址是一座距今750多年的草原废城,又称小红城,亦名乌兰城,即元世祖忽必烈察罕淖儿行宫,坐落于河北省沽源县闪电河西岸。小宏城遗址,背山面川,座落在沽源县城东北十多华里的原野上。小宏城遗址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总体分为三期建筑,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中统二年所建行宫、察汗脑行宫。名扬中外、壮丽恢宏的察汗脑行宫是中心,《马可波罗行记》中曾有记载。察汗脑行宫建于1281年,又称西凉亭、白海行宫。这座记载了忽必烈大帝龙起朔漠、丰功伟绩的辉煌建筑,现今只有断壁残垣。


小宏城遗址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总体分为三期建筑。在小宏城西南500米处,是一片面积约1200平方米的古建筑遗址,裸露地表的有整块的侗瓦、青砖,有笼制花纹黑釉瓷缸、绿釉大瓷缸、鸡腿瓶和不少泥质灰陶、白瓷器残片。经考证,这里可能是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遗址。

小宏城遗址,即元代往返上都与大都之间的行宫,又称西凉亭

史载:继承铁木真汗位的窝阔台去世之后,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非常激烈,以致大汗位两度虚悬,长达八年之久,各王公诸侯各自为政。南宋理宗淳佑十年(1250年),蒙哥继大汗位,一方面统一政令,极力恢复大汗的权威,一方面派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赐建府邸,统兵南征大理、南宋。考虑到“会朝展亲、奉贡述职、道理宜均”,忽必烈决定于金莲川上述遗址处设牙建府,作为行宫,一直到开平城建成。

察罕脑儿行宫当时与大都、上都、和林齐名

早在漠北时忽必烈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对汉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总理漠南后,他先后召集僧人云海、僧子聪、王鄂、元好问、张文谦等饱学之士问以儒学治道,重用汉人儒士,恢复生产,整饬吏治,兴办书塾,得到了汉族封建地主的进一步拥护。通过举荐,大量人才纷纷投到忽必烈帐下入幕为宾。忽必烈也求贤若渴,对这班人格外器重,量才使用,逐步形成了庞大的“金莲川幕府”,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为大元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昔日的帝王行宫,今天就剩下这一丛丛的荒茅草和影影绰绰的夯土垄

忽必烈因漠南广聚英才,政令畅通,三军听命,河南、关中的金帛税赋又多为其所得,势力日益强大。加上漠北保守的诸王不断进谗,引起了大汗蒙哥对他的怀疑。不久蒙哥便削夺了他的兵权,并遣使调查河南、关中税赋,藩府诸臣多被罗织致罪。在处境非常窘迫之际,忽必烈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以图东山再起。他采纳了姚枢的建议,送家眷往和林(蒙古大汗故都)做人质,并亲自面见蒙哥,卑辞厚币,以释其疑,之后称足疾在家,等待时机。

小宏城遗址

南宋理宗宝佑六年(1258年)底,蒙古军进攻南宋、大理,劳师无功,蒙哥被迫起用忽必烈统率主力部队东路军。忽必烈如龙腾天,大展雄威,一路攻无不克,连下数城。南宋理宗宝佑七年(1259年)七月,蒙哥病逝于钓鱼山下。忽必烈得讯后,仍继续渡淮南下,进围鄂州。这时留镇漠北的阿里不哥闻蒙哥死讯,率兵直趋关陇,并派亲信至燕京掌管政务,准备登基。作为人质的忽必烈妻子得知消息,派人飞马金莲川报信。忽必烈得知后,采纳了汉士郝经的建议,与南宋议和,轻骑北返。南宋理宗宝佑八年(1260),忽必烈在部分大臣和将领的拥戴下,在开平自立为帝,国号“元”,建元中统,宣布要用汉法,改汉制。同年五月阿里不哥在和林召开“忽里台”即大汗位,宣布要守祖宗之法。忽必烈以丰富的人力物力为后盾,用了四年的时间,打败了以阿里不哥为首的保守派,逐步把大元帝国推向鼎盛。

小宏城遗址,是一座草原废城,又称小红城,亦名乌兰城,即元世祖忽必烈察罕淖儿行宫, 坐落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闪电河西岸,总体分为三期建筑。在小宏城西南500米处,是一片面积约1200平方米的古建筑遗址,裸露地表的有整块的侗瓦、青砖,有笼制花纹黑釉瓷缸、绿釉大瓷缸、鸡腿瓶和不少泥质灰陶、白瓷器残片。2006年5月25日,会州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沿革 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年),孛儿只斤·蒙哥登上蒙古汗位,命其弟孛儿只斤·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孛儿只斤·忽必烈把金莲川作为营地广揽人才,建立了金莲川幕府。

开庆元年(1259年),孛儿只斤·蒙哥去世后,孛儿只斤·忽必烈做了蒙古大汗,在金莲川幕府的基础上兴建了察罕脑儿行宫。

延祐二年(1315年),察罕脑儿行宫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云需总管府。

皇庆元年(1312年),察罕脑儿行宫设立了治安机构察罕脑儿捕盗司,并建有察罕脑儿米储仓等。

明朝初期,为了防止蒙古军队的攻击,在开平卫(元上都)和察罕脑儿行宫驻守了大批军队。

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明朝北部边防内移,察罕脑儿行宫一带成为蒙古的驻牧地,逐渐荒废。

2010年5月24日开始,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10余名考古人员,对小宏城遗址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田野考古调查,分为地面踏勘、考古钻探、小型试掘、遗迹现况记录和测绘、遗物采集与整理等几个方面,并作出了小宏城遗址勘探报告。

遗址特点 小宏城遗址占地面积10万多平方米,城址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平面为长方形,正南北方向,辟东、西、南三门,门宽3米,进深15米,南门为正门,铺方砖甬道直通城中大殿,垣四壁南北长360米,东西宽330米,周长1380米,外有护城壕沟,城垣里外均用石板加白灰浆砌包,内夯混合土,各夯层之间杵有窝臼,上下凹凸相合,其结构与元上都、东凉亭一样,均为元代早期草原建筑特色。宫墙内的中心建筑是“亨嘉殿”,其址南北长70米,东西宽36米,一丈多高。在大殿南、北各有四五座300多平方米的建筑台基,依中轴成东西对称分布。在这些台基上,裸露着内饰布纹灰板瓦、砖和黄绿色琉璃瓦,兽面或纹饰瓦当、滴水,汉白玉石刻、砖刻残块以及钧、磁等名窑瓷器残片。

小宏城遗址城中中轴线偏北有大型宫殿平台基址一座,平面呈十字形,南北长70米,东西宽35米,高3米,夯土筑成。地表散落大量青色砖瓦、琉璃瓦、汉白玉石刻残片及龙泉窑、钩窑、定窑、磁洲窑瓷片,是察罕脑儿行宫大殿亨丽殿遗址。大台基北面有5座小土台基遗址,南面东西对称有4座小土台基,均为20米×20米,这些小土台基可能是行宫的其他宫室。

在行宫东与北墙平行处,有近1万平米的一座东小城,城中有一处480平米建筑群遗址,西距小宏城遗址25米,是察罕脑儿行宫的一部分,平面呈长方形,建筑方向和城垣结构与小宏城相同。东小城南北长140米,东西宽100米。城墙底宽3米、高5米。南垣正中辟门,门址宽6米,无瓮城,城内偏北有一大型建筑遗址群,建筑平面呈倒“凹”字形。建筑台基明显地分为东、西、北三组,表明为东西配殿和正殿,各殿之间地表微微隆起,像是有回廊式建筑。建筑基址上面散布着大量绿色和黄色琉璃瓦片、布纹平瓦和元代流行的兽面瓦当。从东小城所处位置和建筑布局来观察判断,这里应是元代云需总管府所在。

文物遗存 1978年,小宏城遗址挖出一个大型炉灶遗址,中间是相距丈余的两根线轴状生铁柱,高1.2米,两端直径50多厘米,四周地面用18公斤重的铁砖铺就,两侧是1米多高的铁炉门,它是行宫的附属建筑——“云需总管府”,“掌守护察汗淖儿行宫及行营供办之事”,“酿酒以供上用”。

2010年,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考古人员对小宏城遗址考古探查,发现了3座灰坑和1座房屋基址。

小宏城遗址累计发现房屋基址60余处,均可从地表看出高出来的房屋基址,基址上遍布碎砖瓦,和当时生活用具的残片。南洼遗址在小宏城遗址南面,大约南北长300米,东西宽600米,地表有大量素面砖瓦残块,出土了汉白玉螭首、黑釉大缸、三足平底铁锅、柱基、铜佛、铜印、铜镜、铜钱、瓷片,以及腹中印有“内府”字样的白釉梅瓶、蛋青色高脖瓷瓶等文物。

研究价值 元代遗存并不多,小宏城遗址的存在显得弥足珍贵,对研究元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为研究元代行宫建筑形式、规模、风格和宫殿礼制、生活习俗提供了重要实物。

保护措施 1982年,小宏城遗址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25日,会州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沽源县人民政府以《小宏城遗址保护大纲》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为契机,重点建设小宏城考古遗址公园,使历史文化融入湿地生态旅游,大力发展农家乐旅游。

历史文化 元代确立两都后,以燕京(北京)为大都,开平城(内蒙古正兰旗)为上都。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建立了两都巡幸制度,为了方便两都之间往来,也为了游猎生活的需要,忽必烈在上都东西两侧建立两座行宫,一座位于多伦白城子,称为“东凉亭”;一座位于沽源县小宏城子村的察罕脑儿行宫,也叫“西凉亭”。每年农历四月,元朝皇帝从大都出发,路径察罕脑儿行宫时,都要驻跸几日,或骑马打猎或大宴群臣。农历八月从上都返回时也要在这里停留数日。察罕脑儿是元朝的行宫之一。


云需总管府和永谢布十营蒙古

永谢布-喀喇沁万户构成了喀喇沁蒙古人的另一系先民。这个万户体系非常庞大,一直是蒙古本部极为重要的一支,达延汗之前,北元汗廷的历代实权太师几乎全部出自这个万户。我们对其内部部族结构的了解相比朵颜兀良哈则要清晰很多。这里,首先对该万户的演化过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以便对更好地分析该万户各部族的来源。元末,汉地以及交界地区的蒙古人纷纷北撤,其中包括元朝皇室的护卫亲军钦察卫、阿速卫等,滦河上游的察罕脑儿行宫的各族工匠;东北地区的“五投下”之众。这些北撤的元朝遗民逐渐演化为蒙古草原的部族集团,并最终汇合为一体,在北元汗国的体系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来自卫拉特和西北汗国系统的一些部族,汇入并主宰了这个部族体系,促成了永谢布万户的形成与强大。达延汗时代,永谢布的异姓王公被打败,达延汗后裔入主永谢布万户。其后,他们的势力向东部的朵颜兀良哈延伸,逐渐形成了包含朵颜兀良哈与东土默特部众的喀喇沁万户。

十五世纪癿加思兰太师统治下的永谢布万户进入鼎盛时代,其中至少包括十个部族集团,分别为:阿速(阿速特)、阿喇嗔(喀喇沁)、舍奴郎(西剌努特)、孛来(布里亚特)、叭儿廒(巴尔虎)、当喇儿罕(Danglagar)、荒花旦(晃豁坛)、失保嗔(昔保赤)、奴母嗔(Nomucin)、塔不乃麻(Tabun Aimag)。

阿速(阿速特):阿喇嗔(喀喇沁)、舍奴郎(西剌努特):三部被称为旧喀喇沁,为该万户的核心成分。阿速特起源于元代皇廷阿速卫,祖先为游牧于南俄草原上的阿兰人,属突厥化较深的伊郎语族。喀喇沁源于元代皇廷的钦察卫以及草原上的喀喇沁皇家牧马群,钦察人原为游牧于南俄草原上的突厥语族,分支众多,迁徙于蒙古的一支,其皇族有着库莫奚(契丹近族、蒙古语族)血统背景。喀喇沁部起源还有着另一种不同的意见,认为他们起源于伊朗、土库曼斯坦等国交界地区的呼罗珊,为乌古思突厥的主要支系之一合拉什。西剌努特的源流不详,但西剌努特字面上含有黄色之译,可能暗示他们也有着某些高加索人种的特征,与上述两部的起源类似。阿速特领主阿鲁台太师为北元前期最为强大的领袖,一生与明朝大军周旋,力保北元江山不失。喀喇沁孛来太师继承阿鲁台太师,曾一度把持北元朝政。

塔不乃麻(Tabun Aimag)、当喇儿罕(Danglagar)、荒花旦(晃豁坛):塔不乃麻“五部”之译。继承孛来太师成为该部族集团领袖的人物是斡罗出少师,直属部族为兀鲁兀特。塔不乃麻应为元代东北地区的“五投下”之众,其中含扎剌亦儿、弘吉剌特、亦乞列思、忙兀特与兀鲁兀特五部。蒙古与明朝的军事冲突导致“五投下”部众北撤,孛来太师称霸蒙古时代,斡罗出少师领兀鲁兀特等部分“五投下”部众加入了他们的联盟,并成为了孛来太师的继承者。斡罗出少师领其属部进入河套地区,他将女儿失乞尔嫁与博罗忽-济农(副汗之译),形成了某种同盟关系。当喇儿罕(Danglagar)与荒花旦(晃豁坛)被认为是博罗忽-济农的属民,当喇儿罕似乎与河套地区的唐古特(西夏党项)遗民有关,而晃豁坛是是一支古老的蒙古部族。癿加思兰太师攻杀博罗忽-济农之后,他的属民也被吞并。博罗忽-济农与失乞尔夫人生有一子,他便是后来的达延汗。当癿加思兰太师族弟亦思马因太师强取失乞尔夫人,年幼的达延汗寄人篱下,受尽虐待。当喇儿罕部人不能容忍,将达延汗强去抚养长大。

失保嗔(昔保赤)、奴母嗔(Nomucin):元代滦河上游设有察罕脑儿行宫,为元朝大汗北巡上都时的行宫。元另设云需府总领各项事宜。该行宫为各色人种的手工艺人组成。其中,失保嗔(昔保赤)为司鹰之人,奴母嗔(Nomucin)为弓匠。二者构成了永谢布本部的主要成分,一般认为永谢布为云需府的蒙古语读音。永谢布初为一支名不转经转的小部族,可能为喀喇沁部的一支从属部落。但当卫拉特乜克力部的癿加思兰太师入住河套地区,他将整个部落集团体系命名为永谢布万户。

孛来(布里亚特)、叭儿廒(巴尔虎):此二部初为西伯利亚地区的林中百姓,后曾构成卫拉特联盟的一支。他们的领主据推论为也先太师的副将阿剌知院,阿剌知院在也先太师称汗后不久兵变,推翻了也先的政权,但他也很快被喀喇沁部领主孛来太师击败。可能此时,孛来太师吞并了阿剌知院的属民。但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在癿加思兰太师等卫拉特领主入主永谢布时加入这个部族联盟的。

乜克力(维吾尔特、维吾尔慎):乜克力部虽然不在永谢布十营之列,但从永谢布万户的演化过程来看,也克力无疑为此部族集团最为主要的组成之一。也克力的汇入应当至少包括两个过程。最初,阿速特阿鲁台太师拥立西北地区的窝阔台后裔桂力赤为汗,桂力赤汗的属民即是乜克力,一般认为二者的联盟奠定了永谢布万户的最初基础。其后,癿加思兰太师携乜克力等卫拉特部族入主河套地区,最终促成了永谢布万户的形成。乜克力为维吾尔地区的山地之民,虽然可能与真正的维吾尔人有着一定的区别,但蒙古人还是将他们称为维吾尔特。另外,继癿加思兰太师与其族弟亦思马因太师之后,卫拉特的亦不剌太师入主永谢布。亦不剌为也先太师的后裔,其所属之民应当为绰罗斯或其他卫拉特部族。桂力赤汗、癿加思兰太师、亦不剌太师在永谢布万户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主要属民乜克力(维吾尔特)应当为该万户的核心成分,但颇为奇怪的事,乜力克并没有在该万户部族组成中得以体现,反倒并非十分重要的孛来(布里亚特)与叭儿廒(巴尔虎)却位列其中。同时,维吾尔特却也分布于土默特万户、鄂尔多斯万户的部族体系之中。我个人的分析是:可能处于部族冲突风口浪尖的乜克力人成为了北元大汗的重点打击对象,大部分被驱逐或分解到邻近万户之中了。

永谢布部(Yngsiyeb)又译应绍不、永邵卜、永舍布、引蛇布、鹰韶保、雍谢布,博尔济吉特氏,是明代、清朝蒙古部落。得名于元朝管理上都开平府察罕脑儿行宫的“云需府”。 15世纪中叶属亦思马因太师,1486年,亦思马因死后,归属亦卜剌(亦不剌),内有阿速、哈喇嗔、舍奴郎、孛来、当剌儿罕、失保嗔、叭儿廒、荒花旦、奴母嗔、塔不乃麻十营。1510年,被达延汗击败亦卜剌,存留的永谢布部组成蒙古六万户(察哈尔、喀尔喀、兀良哈、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中右翼三万户之一,其中主要部落是喀喇沁、阿速、永谢布,以永谢布为万户之名。永谢布驻地“在宣府张家口边外正北,离边约二十日程”。16世纪中叶起,各部向东扩张势力,控制朵颜卫部分地区,另有一些部众迁至青海。永谢布和阿速最初封给达延汗之子五八山只台吉,后被赛那剌之子我托汉卜只剌台吉占据。哈喇嗔七鄂拓克则由赛那剌之子把都儿台吉占据。1628年,永谢布与林丹汗战于土默特赵城(呼和浩特),失败,部落散逸,部名随之消失;1632年,外喀尔喀的绰克图台吉将青海地区的永谢布部残破。

永谢布万户,明代东蒙古六万户之一。亦译永邵卜、应绍不、雍谢布等。属右翼三万户。一说其名称源于元代的云需府。据《皇明北虏考》等汉籍载,该万户由十营组成,称阿速(阿苏特)、哈剌嗔(喀喇沁)、舍奴郎、孛来(布里雅特?)、当剌儿罕(唐拉噶尔?)、失保嗔(锡包沁,元代作昔宝赤)、叭儿廒(巴儿忽)、荒花旦(晃豁坛)、奴母嗔、塔不乃麻。这些部落多数在蒙元时期就存在,大约在明中期形成右翼的一个部落集团,活动于宣府、张家口和独石口塞北,也进入过河套地区。 《蒙古源流》等蒙文史籍在瓦剌首领也先统一蒙古时首次提到永谢布,当时服属也先,其首领布库索尔逊(?—1449)因泄漏俘获明英宗一事被也先杀死。景泰五年(1454),其子巴郭杀死逃亡的也先,替父报仇。 成化(1465—1487)初年,西蒙古乜克力部的癿加思兰、亦思马因、亦不剌等东迁河套地区后,成为该万户的领主,先后担任东蒙古的太师,成为左右大汗的权臣。达延汗主政后,清除右翼的异宗领主,命其次子乌鲁斯博罗特为右翼三万户济农(亲王),结果被亦不剌等杀害。 正德五年(1510),达延汗败右翼三万户,大部归降达延汗,部分随亦不剌等逃入青海(后被吉囊、俺答击灭)。达延汗复命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为右翼三万户济农,令十子乌巴繖察青台吉(五八山只台吉)领该万户。巴尔斯博罗特四子巴雅斯哈勒昆都力哈(老把都)利用其父优势,占据哈剌嗔(喀喇沁)。 乌巴繖察二子阿济、实喇内讧,实喇死,阿济被废,该万户遂被巴尔斯博罗特第六子博迪达喇占据。明末,分为两部,一部曾与林丹汗对抗,一部迁至青海。林丹汗西征,本部被残,青海一部也为额鲁特击灭。

永谢布蒙古人——北元的“董卓西凉军” 作者:关毛

明朝的蒙古各集团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集团,就是永谢布蒙古人(又译作应绍不、永邵卜、永舍布、引蛇布、鹰韶保、雍谢布),分阿速、哈喇嗔、舍奴郎、孛来、当剌儿罕、失保嗔、叭儿廒、荒花旦、奴母嗔、塔不乃麻十个部落,号称永谢布十营。是明代蒙古政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但是,永谢布这个称呼始见于明代,明代之前就没这个称呼,那么这个部落集团是哪儿来的呢?

蒙古史学大家亦邻真经过研究考据发现,原来为什么一直找不到“永谢布”名称的来源,是因为一直从蒙古语和突厥语寻找,所以找不到。而“永谢布”名称的来源,既不是蒙古语也不是突厥语,而是汉语,源于这个俗称“云需府”。


云需府的全称,是“云需总管府”,负责管理察罕脑儿行宫。这里不但因为行宫的设置而聚集了大量百姓,而且还集合了不少专业人才。比如给元朝皇帝养老鹰的人群,蒙古语将“养鹰人”称为“昔宝赤”,这些养鹰人因为聚居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一个部落,就是明代称呼的永谢布十营之一的失保嗔部。另外还有大量的政府管理的弓匠,逐渐也形成了一个部落,蒙古语称工匠为奴母嗔,他们就是明代永谢布十营中的奴母嗔部。

蒙古西征时,曾经收编大量外族游牧人组建色目卫军,其中来自高加索的奥塞梯人组成阿速卫、来自哈萨克的钦察人组成钦察卫、来自西夏的西夏人组成唐兀卫。这三卫士兵在元末燕铁木儿、伯颜等权臣把持朝政的时代,因为各种原因被聚集在上都和大都之间,逐渐形成了明代永谢布十营中的阿速(或译为阿苏特)、哈喇嗔(哈喇沁、、哈喇慎、合剌赤,古代钦察部落之一)、当剌儿罕(唐古特、唐拉噶儿)三部。

成吉思汗时期,从札剌亦儿、弘吉剌、亦乞列思、兀鲁、忙兀五个蒙古部落中各抽调一部分人马,统归木华黎节制,号称“五投下军”。除中央有意干涉外,木华黎后裔基本上都世袭掌握这支军队。元末时,木华黎后裔纳哈出掌握“五投下军”并率五投下的主力投降明朝。没有投降明朝的一部分五投下军,就此跟随元顺帝北逃,蒙古语的“五个部落”读作“塔布艾马克”,也就是永谢布十营中的塔不乃麻。

北元时期,一部分南迁的布里亚特人、巴尔虎人、晃豁坛人被阿鲁台太师收编,也因为就有了永谢布十营中的孛来(布里亚特)、叭儿廒(巴尔虎)、荒花旦(晃豁坛)三部。

至于舍奴郎是啥,不知道……

这些中,除了皇家养鹰人失保嗔部、国营弓箭制造厂职工奴母嗔部外,其他部落基本都和云需宫无关,而且还都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有些就不是蒙古人(比如阿速、哈喇嗔、当剌儿罕),有些可能不是蒙古人(养鹰人失保嗔部可能多数是女真人,国营弓箭制造厂职工奴母嗔部可能多数是汉人)。那么到底是什么特别的缘分,让他们团结在一起变成了永谢布蒙古人了呢?

这个人,就是阿鲁台太师。


留着西亚风格的小胡子的阿鲁台太师想象图

阿鲁台太师,应该是元末阿速卫的军官出身。祖上可能是奥塞梯人,阿速卫在虽然在镇压元末红巾军时不战而逃引发溃败,但仍然是元顺帝能打发得动的少数军事力量之一。在元顺帝北逃后,明朝持续对北元军事打击,北元又内讧不止,蒙古力量一再削弱。这时候,指挥了阿速卫残军的阿鲁台就逐渐崛起,他麾下的原阿速卫士兵,形成了阿速部(或者翻译为阿苏特部)。

在明军的持续进攻下,北元逐渐只剩了两个能被明朝重视的大军头,一个是卫拉特的马哈木太师,一个就是阿苏特的阿鲁台太师。这两人各自都接受了明朝的封爵,然后吞并其他蒙古部落。明朝就此称马哈木的势力为“瓦剌”,阿鲁台的势力为“鞑靼”。

在阿鲁台的吞并和拉拢下,许多蒙古部落归顺于阿鲁台,就此永谢布蒙古人的雏形就形成了。

阿苏特和哈喇慎这两个来自色目人雇佣军的蒙古化后裔为主要核心,联合蒙古化的西夏人唐古特部,收编云需宫的养鹰人和国营弓箭厂职工,拉拢一部分南下的布里亚特、巴尔虎和晃豁坛,收拢投降明朝的五投下军的剩余部分。最后形成了以阿苏特部为龙头老大,共同以汉语“云需宫”为部族认同的永谢布蒙古人。

别看这么凑凑合合似乎是乌合之众,但就是他们,一直效忠于北元大汗,当然这个北元大汗是由阿鲁台太师任意废立的。

由于明军屡战屡胜,阿鲁台太师放弃了自己扶持的北元大汗本雅失里,妄图投降明朝做明朝的羁縻臣子。在乞降得到和宁王封爵后,阿鲁台太师以为高枕无忧可以做蒙古土皇帝了,结果战争狂人朱棣觉得没地儿施展筋骨,像薅羊毛一样盯着阿鲁台,欲图完全消灭阿鲁台,不停地北伐。阿鲁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最后被自己的手下败将——马哈木太师的儿子脱欢趁机吞并。

脱欢是马哈木太师的儿子,马哈木太师并没有“统一”卫拉特(马哈木之外,卫拉特还有太平、孛罗等军阀),只是卫拉特最强的绰罗斯部首领。被明成祖击溃后,马哈木被阿鲁台太师趁机擒杀。阿鲁台太师还来不及吞并绰罗斯部,明成祖就来打他了,于是被俘的脱欢逃回绰罗斯部,蛰伏等待机会。

脱欢太师本来手里只有绰罗斯一部,实力并不强。但由于阿鲁台太师被明成祖朱棣盯着追杀,导致阿鲁台太师麾下的各路人马溃逃离散不少。于是脱欢太师就开始趁乱收编阿鲁台太师的部众,最后等到阿鲁台太师已经被明成祖打得连裤衩都没了的机会,一举消灭阿鲁台太师,吞并了阿鲁台太师的所有部众,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永谢布十营”的蒙古各部。

得到了以阿苏特为首的永谢布十营力量后,脱欢太师和他的儿子也先太师,逐渐威服蒙古各部,成了蒙古实际统治者,北元大汗对他们父子来说不过傀儡。但大伙要清楚,无论是脱欢还是也先,他们的主要兵力还是永谢布蒙古人,而不是卫拉特人。所以虽然脱欢、也先父子的势力被明朝称为“瓦剌”,其实他们不怎么“瓦剌”,只是这对父子的出身是瓦剌罢了。

比如因为《明朝那些事儿》《女医明妃传》而被大伙熟悉的明英宗的好朋友伯颜帖木儿,他在也先太师时期,就是永谢布最强部落阿苏特部的首领,


对明英宗一往情深的伯颜帖木儿

伯颜帖木儿疑似是也先的弟弟,但他却是也先时代的阿苏特部首领,可见永谢布蒙古人在也先时代的重要性。

开玩笑说,在明朝前中期,得永谢布者得蒙古。谁能掌握永谢布十营的兵力,谁就能做蒙古的实际统治者。

也先被卫拉特的阿剌知院突击刺杀后,蒙古再一次分裂。还是那句老话,谁掌握了永谢布十营,谁就能成为新的蒙古霸主。

而此时,接替也先担任北元太师的,依然是永谢布十营之一的哈喇慎部的首领孛来。由于孛来手里只有哈喇慎一个部落,不能完全拥有永谢布十营,所以孛来的太师肯定不长久。

兹后,翁牛特部首领毛里孩趁孛来和明军厮杀时,突袭哈喇慎部老巢。孛来太师从此衰落,其部众大多西逃投靠了野乜克力部的癿加思兰。毛里孩成为新的蒙古太师。

然而,得永谢布者得蒙古嘛。毛里孩手里的翁牛特部是不行的,所以——

癿加思兰就横空出世了!


西域战神、智将癿加思兰

癿加思兰是哈密的游牧畏兀儿人,游牧的畏兀儿部落中有个叫“野乜克力部”,得名于唐代的莫离军。本来他们在哈密,然而癿加思兰是个不甘平凡的汉子,他带着部众东迁,开始以各种手腕收编蒙古部落。据蒙古语的史料记载,癿加思兰擅长各种迷惑人心智的妖术,所以才获得了许多蒙古人的效忠,反正具体细节不明了,但肯定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物。对于只知道蛮打猛冲的蒙古人来说,他非常危险。

首先,癿加思兰用了不知道什么方法,挖了也先太师二儿子阿失帖木儿的墙角。让阿失帖木儿的大将拜亦撒哈平章率四万永谢布蒙古人投靠了他,然后又趁毛里孩太师爆菊孛来太师的机会,收编了孛来太师的大将斡罗出。然后通过一系列的手腕和军事打击,最终癿加思兰这个新疆人,统一了永谢布十营,成了新的名副其实的蒙古霸主。而且,似乎就是癿加思兰开始,这些阿鲁台太师聚合的团体,才开始高频地使用“永谢布”这个汉语词作为团体自称的。所以可以说,阿鲁台太师是永谢布的奠基者,癿加思兰太师则是永谢布成型的缔造者。

癿加思兰死后,永谢布十营被癿加思兰的弟弟亦思马因太师掌握了。亦思马因太师,就是派人杀害达延汗父亲、霸占达延汗生母的那个人。

达延汗在满都海夫人和托郭齐少师的辅佐下崛起,终于成了第一个不再是傀儡和摆设的真正北元大汗。亦思马因太师被托郭齐少师击败杀死。

亦思马因太师死后,永谢布十营大部分被也先太师的后裔亦不剌太师掌握。起初,亦不剌太师假意服从达延汗,但是达延汗想加强中央集权,派次子为济农(晋王的音译,北元时期的副可汗)来管理永谢布、鄂尔多斯等蒙古部落联盟。亦不剌太师联合鄂尔多斯首领杀害达延汗的次子。达延汗亲自率军讨伐,结果亦不剌太师惨败了。


达延汗对永谢布蒙古人非常仇恨,他的父亲就是死于永谢布人之手。所以达延汗对永谢布人的战争是不可能慈悲的。

自此之后,永谢布蒙古人的极盛期就结束了。

一大部分永谢布蒙古人跟随亦不剌太师和卜儿孩太师(癿加思兰之子,达延汗同母异父的弟弟)先后西逃青海。没有西逃的永谢布人被其他部落蚕食,最后剩下永谢布人已经不足以形成“十营”的强大规模了,最后形成了明末的“永谢布”三部,也就是阿苏特部、哈喇慎部、以及其他零散人群凑起来的“永谢布部”。

因为永谢布蒙古人大多数时间都是被卫拉特出身的蒙古贵族统领的,比如脱欢太师、也先太师、孛来太师、亦不剌太师这些,以及在蒙古人眼里跟卫拉特人也差不多的癿加思兰太师、亦思马因太师。所以达延汗为了安定剩余的永谢布三部,就有意安排自己的卫拉特出身的固始夫人的两个儿子统领永谢布三部。

在达延汗死后,达延汗的三儿子、鄂尔多斯首领巴尔斯博罗特逐渐强大,巴尔斯博罗特的儿子们都非常厉害,开始逐步掌控了蒙古霸权。

大儿子衮必力克济农(明代激萌翻译:吉囊)继承了鄂尔多斯万户,并出兵青海。

二儿子俺答汗吞并了蒙郭勒津(明代激萌翻译:满官嗔)万户的所有蒙古部落,并改名为土默特万户,下辖十二个部落。

三儿子博弟达喇鄂特罕台吉和四儿子巴雅思哈勒吞并了永谢布三部,也就是达延汗设置的永谢布万户。

此后,俺答汗依托其武力和威望,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三个集团的蒙古人成了俺答汗霸业的本盘。永谢布蒙古人虽然已经没有了左右蒙古政坛的能力,不过好歹也算跟着俺答汗吆喝了一回。皇太极开始撬蒙古墙角的时候,永谢布人也较早归顺满清。


揭秘沽源元代察罕脑儿行宫遗址


从2010年5月24日开始,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考古人员,对沽源县闪电河乡小宏城遗址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考古调查,并于近期作出勘探报告。

这次考古调查,为小宏城遗址作出保护规划,并基本确定了元代察罕脑儿行宫的遗址范围。


考古调查

从去年5月24日开始,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十余名考古人员,对沽源县闪电河乡小宏城遗址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考古调查,分为地面踏勘、考古钻探、小型试掘、遗迹现况记录和测绘、遗物采集与整理等几个方面,并作出了小宏城遗址勘探报告。

坝上的隆冬天寒地冻,此前下的一场雪,一直还没融化。汽车在小宏城遗址停下。小宏城遗址南城墙已被小宏城子村居民占用,小宏城子村和小宏城遗址连在了一起。遗址四周地势平缓,起伏不大,以前村民在遗址上种植庄稼,后县里将土地置换出来,将遗址加以保护,遗址四周用铁丝网进行拦护。

小宏城遗址500米外就是闪电河,遗址西南四华里是库伦淖,也就是元代称之的白海(察罕脑儿)。

沽源县文保所所长白云辉介绍,通过这次对小宏城遗址的勘探,基本确定了元代察罕脑儿行宫遗址范围,是以小宏城遗址为中心,包括分布在四周的东小城、芨芨包、南洼等一个2至4公里的元代遗址群。

省文物保护中心考古人员分别对小宏城、东小城、芨芨包、南洼遗址进行了考古探查,还对小宏城遗址文物进行了选介,其中发现的建筑材料主要以陶瓦和琉璃构件为主,另有青砖。日常生活用具以瓷碗为主,另有瓷瓶,瓷杯等,大部分瓷碗外部或底部都有墨书。

遗址勘探

小宏城遗址呈长方形,南北长360米,东西长330米。四周城墙土石混筑,墙体黄土夯筑,墙两侧外表用赭色不规格板石加白灰浆彻包。原墙底宽5米,高约7米。墙体板石已被挖走,现城墙残高1.5-2.5米,外有护城壕沟。城墙四角明显低下,似有角楼建筑。东、西、南正中辟门,南门因被居民占用,形状不祥。东西门址宽8米,原有门楼,外饰琉璃构件。

城中中轴线偏北有大型宫殿平台基址一座,平面呈十字形,南北长70米,东西宽35米,高3米,夯土筑成。地表散落大量青色砖瓦、琉璃瓦、汉白玉石刻残片及龙泉窑、钩窑、定窑、磁州窑瓷片。这里是察罕淖儿行宫大殿亨丽殿遗址。

大台基北面有5座小土台基遗址,南面东西对称有4座小土台基,均为20米×20米,这些小土台基可能是行宫的其他宫室。城址内先后发现了汉白玉雕琢成的螭首、柱础、偏孔柱础、白釉梅瓶、古代铜钱和宋元瓷片等遗物。

省文物保护中心考古人员对小宏城遗址考古探查包括:钻探城门的位置及形制;钻探城墙的确切位置及城墙的宽度;钻探确定城内的建筑基址、路及其它的遗迹。考古人员还在小宏城遗址内进行了小型试掘,发现了3座灰坑和1座房屋基址。

东小城西距小宏城遗址25米,是察罕脑儿行宫的一部分,平面呈长方形,建筑方向和城垣结构与小宏城相同。

东小城南北长140米,东西宽100米。原城墙底宽3米、高5米。现仅剩高约0.5米土埂。南垣正中辟门,门址宽6米,无瓮城,城内偏北有一大型建筑遗址群,建筑平面呈倒“凹”字形。建筑台基明显地分为东、西、北三组,表明为东西配殿和正殿,各殿之间地表微微隆起,像是有回廊式建筑。建筑基址上面散布着大量绿色和黄色琉璃瓦片、布纹平瓦和元代流行的兽面瓦当。从东小城所处位置和建筑布局来观察判断,这里应是元代云需总管府所在。

省文物保护中心考古人员对东小城遗址点考古探查包括:钻探城门的位置及形制;钻探城墙的确切位置及城墙的宽度;钻探确定城内的建筑基址、路及其它的遗迹。

考古人员还踏勘、走访调查小宏城遗址和东小城北面一块占地20多万平方米的建筑遗址群,这里由倒塌建筑物堆积而成的土包一个连着一个,上面长满了芨芨草,当地群众称之谓芨芨包。

遗址地面高低不平,房舍轮廓大多不清,没有围墙遗迹。地面上散布着大量石块和素面砖瓦残块,偶尔可见琉璃瓦片。除看到小宏城遗址所见各类瓷片外,还散落大量黑釉瓷缸残片及缸沿。从缸沿直径粗细不均来看,瓷缸型号大小不一,散布面积较广。解放后,曾在这里挖出了大量草木灰、草木灰中夹带着大量牲骨,这里可能是察罕脑儿行宫的米储仓及供应行宫所需酒食的酿造场所。

考古人员在芨芨包区域累计发现房屋基址60余处,均可从地表看出高出来的房屋基址,基址上遍布碎砖瓦,和当时生活用具的残片。

考古人员还地面踏勘与走访调查了南洼遗址,该遗址在小宏城遗址南面,大约南北长300米,东西宽600米。地表有大量素面砖瓦残块。据记载,察罕脑儿行宫有居民200余家,这里可能为民舍,街市和云需总管府的驻军所在地。

历史价值

白云辉介绍,元代确立两都后,以燕京(今北京)为大都,开平城(今内蒙古正兰旗)为上都。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建立了两都巡幸制度,为了方便两都之间往来,也为了游猎生活的需要,忽必烈在上都东西两侧建立两座行宫,一座位于多伦白城子,称为“东凉亭”;一座位于沽源县小宏城子村的察罕脑儿行宫,也叫“西凉亭”。

每年农历四月,元朝皇帝从大都出发,路径察罕脑儿行宫时,都要驻跸几日,或骑马打猎或大宴群臣。农历八月从上都返回时也要在这里停留数日。察罕脑儿是元朝著名的行宫之一。

他介绍,元代留存至今的遗存并不多,察罕淖儿行宫遗址的存在显得弥足珍贵。虽然察罕脑儿行宫仅存在了一百多年,但它对研究元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为研究元代行宫建筑形式、规模、风格和宫殿礼制、生活习俗提供了重要实物。

白云辉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地群众传说这个遗址是肖银宗的金銮殿,一般平头百姓不能在里面居住,就没有在城址内建房盖屋,无意中保护了这座珍贵的文化遗址。

1982年,小宏城遗址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察罕脑儿行宫其政治影响力可与上都和中都齐名,沽源县争取将小宏城遗址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今后还打算将其与元上都、元中都一起捆绑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元代确立以燕京(今北京)为大都,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为上都。由大都至上都的驿路,全长800公里,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建立了两都巡幸制度。为了便于两都之间的往来,也为了大宴群臣或游猎生活出行需要,忽必烈在上都东西两侧建造两座行宫,一座位于今内蒙古多伦县白城子,称为“东凉亭”;另一座位于河北省沽源县小宏城村的察罕脑儿(“察罕脑儿”蒙语意思为白色的湖泊或水淖)行宫,称为“西凉亭”。 小宏城村位于沽源县闪电河西岸,是闪电河乡的一个普通村庄。小宏城村的名气来自于小宏城遗址——750多年前的一座风景秀美、华丽壮观的元世祖忽必烈察罕脑儿行宫。 从沽源县政府所在地平顶堡驱车向东北行走约20多分钟后,汽车在路边停下,小宏城遗址石碑寂寞的竖立在那里。放眼望去,遗址已接近于“看不见摸不着”了,使人很难把它与华丽的皇帝行宫联在一起。小宏城遗址是以小宏城遗址为核心,包括分布在四周的东小城、芨芨包、灰坑等遗址群。从遗址勘查,城垣呈长方形,四垣保存基本完好,南北长360米,东西宽330米,周长1380米,外有护城壕沟。门址在东、西两墙和南墙中间。南城墙已被小宏城村民盖民房占用,以前曾有村民在遗址上种庄稼,后来县里将土地置换回来,把遗址保护了起来。2006年5月,小宏城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张沫末介绍,城垣内正中偏北有南北长70米、东西宽35米、高3米大型宫殿平台基址一座,这里就是察罕脑儿行宫大殿享丽殿遗址。平台为夯土筑成,台基平面南北呈长方形,周边已经倾塌,大台基北面有两排五座小台基,这些台基可能是后妃的居住宫室遗址。大台基南面东西对称各有两座小台基,这是皇帝在行宫办理政务时大臣上下朝休息等候宣召的偏殿遗址。整个行宫布局严谨、设计精巧、主次分明,体现了封建王朝皇城前朝后寝的建筑风格。 东小城距小宏城遗址西20米处,是察罕脑儿行宫建筑组群的一部分,和小宏城遗址并列,周围筑有高大围墙。东小城平面呈正方形,建筑方向和城垣结构和小宏城遗址相同。原城墙底宽3米、高5米。东小城中部是一组平面呈凹字形大型建筑,建筑基址表面为突起的平台,上面散落着大量的琉璃石片、布纹平瓦和元代流行的兽面瓦等。平台明显分为东、西、北三组建筑遗址,原建有东、西配殿和正殿,各殿之间地表微微隆起,像是有回廊式建筑将各殿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严密的建筑群。 早些年,当地群众在东小城东南角挖取砖石时,在一座平面长方形殿基下面,挖出铁柱子、铁门框等铁器。当时居民也没有收藏意识,大部分都卖了废铁。据推测,这可能是一座用铁柱做支撑,铁砖铺地,周围砌以砖墙既坚固又华丽的殿堂。遗址地表散落有大量的方砖、长方砖、直纹砖、绿色琉璃和石柱。特别是出土的一些元代钧窑及磁州窑白地黑花瓷片、白釉、鸡腿瓶、碗、罐、盆等残片遗物,都具有典型的元代器物特征。从东小城的布局看,这里应是小宏城的附属建筑总管府所在地。小宏城遗址和东小城东北面,有一片由倒塌建筑物堆积而成的建筑遗址,上面长满了芨芨草,当地居民叫做“芨芨包”。遗址地面高低不平,房舍轮廊大多不清,没有围墙遗迹,从地面上散布的大量砖块瓦片和数量众多、粗细不等的黑釉瓷缸残片推断,这里可能是察罕脑儿行宫的仓储及供应行宫所需酒食的酿造场所。


察罕脑儿行宫与蒙古皇室的鹰猎

党宝海

元朝君主在塞上草原建有多处行宫,其中以察罕脑儿行宫最为重要。了解察罕脑儿行宫建立和发展的情况,可以增进我们对元朝帝王政治活动和两都巡幸生活的认识。故掇拾史料,做一简单考述。

一、察罕脑儿行宫的建立

金、元时期的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四郎城)、抚州(治所位于今河北省张北县),地处草原游牧区和农耕定居区的交错带,有连接中原汉地和漠北草原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1]大蒙古国蒙哥汗时期,桓州、抚州一带是忽必烈的驻牧地。[2]1252年,蒙哥汗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他驻帐于桓、抚之间的金莲川。“岁壬子(1252),帝驻桓、抚间”。[3]甲寅(1254)八月,“至自大理,驻桓、抚间,复立抚州”。丙辰(1256)三月,“命僧子聪卜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城开平府,经营宫室。”[4]自此以后,开平城便成为忽必烈在桓、抚一带的统治中心。在这时期,忽必烈已经按照蒙古游牧社会冬营地、夏营地往返驻牧的习俗,在桓州、抚州境内冬夏易地居住。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称帝。在和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的残酷战争中,汉地成为忽必烈至关重要的根据地。忽必烈把他在桓、抚地区的冬夏迁居生活扩大到开平与燕京之间的广阔地域,带着后妃、官员、军卫侍从,以开平、燕京为长驻地,做冬夏巡幸。这一做法后来被元朝历代皇帝所继承,发展成两都巡幸制。

两都巡幸的方式是东出西归,以上都、大都为主要居住地,沿途设置纳钵。[5]赴上都时,由东路北上,设18个纳钵,经大口(北京海淀北)、龙虎台(昌平县西北)、棒槌店(延庆县东口)、沙岭(河北沽源县丰元店)、失八儿秃(即牛群头,沽源县南)、双庙儿(李陵台附近)、南坡店(正蓝旗西,距上都三十里)等地到上都。

南归时走西路,共24个纳钵,由上都经南坡店、盖里泊(内蒙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南巴彦查干诺尔)、遮里哈剌(河北张北西北安固里淖)、忽察秃(张北县西)、野狐岭(张家口市西北)、宣德府(宣化)等地,至妫头(即棒槌店,延庆县东口),与东道合,过龙虎台、大口等地,回到大都。

在两都巡幸东、西道的北段交叉点,建有一处行宫——察罕脑儿行宫(遗址即河北省沽源县北小红城)。这处行宫多次见于史料,地位颇为重要。“察罕脑儿”为蒙语Čaγan naγur,意为白色湖泊。在元代,察罕脑儿的汉语名称为“白海”。[6]因此,察罕脑儿行宫又名白海行宫。

这处行宫设置得很早。王恽《中堂事记》记载中统二年(1261)二月,他由燕京去开平,曾在察罕脑儿行宫逗留,然后经桓州故城、新桓州,到达开平。王恽这样记载察罕脑儿行宫:“十五日丙子停午,至察罕脑儿,时行宫在此。申刻大风作,玄风自西北突起,少顷四合,雪华掌如,平地尺许。乱滦河而北,次东北土塿下,群山纠然,川形平易,因其势而广狭焉。泉流萦迂,揭衣可涉。地气甚温。大寒扫雪,寝以单韦,煦如也。沙草氄茂,极利畜牧。按地志,滦野盖金人驻夏金莲、凉陉一带,辽人曰王国崖者是也。十六日丁丑,上遣参知政事张易、廉右辖传旨谕行省官。时御道不启,拜见者皆俟,故留八日而发。”[7]由王恽的行程可知,察罕脑儿行宫至迟在中统二年就已经存在。有学者推测,这处行宫并非固定建筑,而是“毳车毡帐”。[8]忽必烈曾在这里召见臣下,处理政务。

十年后的1271年,忽必烈在察罕脑儿接见医生刘哈剌八都鲁。《元史》卷169《刘哈剌八都鲁传》载:“刘哈剌八都鲁,河东人,本姓刘氏,家世业医。至元八年,世祖驻跸白海,以近臣言,得召见。世祖谓其目有火光,异之,遂留侍左右。”此处的“白海”即察罕脑儿。

二、察罕脑儿行宫与阿失答不速皇城

至元十七年,元朝在察罕脑儿大建行宫。五月甲辰,“作行宫于察罕脑儿”。[9]行宫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至元十九年七月壬申,“发察罕脑儿军千人治缙山道。[中略]戊寅,议筑阿失答不速皇城,枢密院言:‘用木十二万,地远难致,依察罕脑儿筑土为墙便。’从之。”[10]

此处“阿失答不速皇城”的蒙文名称可构拟为Asiγ dabusu。asiγ意为利益、好处,dabusu意为盐,两词组合的含意应为“有利之盐”、“好盐”。[11]

对上引《元史》“议筑阿失答不速皇城,……依察罕脑儿筑土为墙便”的记载,清代一些学者有以下看法:他们认为“依”不是“沿着”、“靠近”之意,而是“按照”、“比照”的意思。例如,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至元十九年七月戊寅”条写道:“议建阿失答不速皇城,用木十二万,道远难致。照察罕脑儿地,筑土为墙”。[12]魏源《元史新编》卷六“世祖纪下”则作:“议建阿失答不速皇城,用木十二万,道远难致。诏如察罕海子地,筑土为墙”。[13]

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理解。首先,如果枢密院奏事的意思是比照、按照察罕脑儿行宫的建造方法建设阿失答不速皇城,其语句应当写做“依察罕脑儿行宫”或“依察罕脑儿行宫例”,而不是如《元史》简单地写做“依察罕脑儿”。

其次,我们从沽源县小红城遗址的位置来看,它正是在靠近察罕脑儿之地建立起来的。小红城遗址距囫囵淖(古名察罕脑儿)约4华里。囫囵淖平面近圆形,直径约十里,雨季时范围扩大,周围可达四十里左右。[14]枢密院言事在至元十九年七月,处在囫囵淖的多水季节。小红城古城应非常接近囫囵淖。与《元史》“依察罕脑儿”筑墙相合。元人揭傒斯《还宿滦河嘴望行宫(宫在白海上)》诗有这样的句子:“下马河边市,遥瞻海上宫。水天涵野白,禁树拥云红。”[15]元人诗句有助于我们理解白海与行宫之间的方位关系。

第三,小红城城墙的建筑方法是用夯土筑墙,外面以不规则的石块砌筑墙皮,皆为就地取材,与《元史》“筑土为墙”相合。考古学者郑绍宗先生考察了察罕脑儿行宫的情况,从他的考察报告来看,小红城的规模已经远非“行宫”可以准确描述,实际上是一座小型古城,有城壕、城墙、城门,在城中心十字路偏北的位置,有大型宫殿遗址。从这些方面来看,视为小城未尝不可。[16]

最后,元代文献几乎没有关于阿失答不速皇城的其他记载。依据《元史》“地远难致”、“依察罕脑儿筑土为墙便”、“皇城”等少量线索,我们没能找到其他更适合的备选古城遗址可以配得上“皇城”的称谓。目前,把察罕脑儿小红城遗址比定为阿失答不速皇城是最可以接受的方案。

至元二十年,察罕脑儿一带的建造工程仍在继续,当年一月,“发钞三千锭粮于察罕脑儿,以给军匠。”[17]一些参与大都营造的著名工匠,也参加了宫殿的建造,“杨琼,世为石工,取二玉石,一狮一鼎,世祖许为绝艺。董工玉泉,得寿龟以献。生平所营建,如两都及察罕脑儿宫殿、凉亭、石浴室等工,不可枚举。”[18]

尽管如此,这个察罕脑儿行宫区毕竟不是正式的都城。从本质上,它只是忽必烈在两都巡幸途中的驻跸之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两都巡幸道路上的巨大纳钵。这里的宫殿不及上都的规模。《元史》卷136《拜住传》载:“至治元年(1321)三月,从幸上都,次察罕脑儿,帝以行宫亨{丽}[嘉]殿制度卑隘,欲更广之。”亨嘉殿应是察罕脑儿行宫中的主要殿堂之一。从英宗嫌其“制度卑隘,欲更广之”来看,它的规模与上都宫殿相比较为逊色。顺帝朝大臣周伯琦也提到察罕脑儿“有水泺……有行在,宫有亨嘉,阙庭如上京而杀焉。”[19]

察罕脑儿行宫形制如同小城,位于沽源县平安堡东北约12里处,海拔在1300米以上,附近地势开阔,西、北两面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察罕脑儿附近山势低矮,与草原延绵成丘陵状态,较高山峰多分布在东南面。这里自然条件良好,水草丰美,适于放牧。[20]它还是两都巡幸东线、西线的交汇处,这在众多纳钵中显得相当独特,反映出忽必烈对这里的格外青睐。事实上,这里确曾发生过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

《元史》卷173《崔斌传》记载:至元十五年,崔斌“被召入觐。时阿合马擅权日甚,廷臣莫敢谁何。斌从帝至察罕脑儿。帝问江南各省抚治如何。斌对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人,因极言阿合马奸蠹。帝乃令御史大夫相威、枢密副使孛罗按问之,汰其冗员,黜其亲党,检核其不法,罢天下转运司,海内无不称快。”

《元典章》记录了忽必烈在察罕脑儿行宫与臣下议政的情景:“[至元十六年]三月十七日,茶罕脑儿内里有时分,对省院官,依着相威大夫说将来的言语,闻奏过,奉圣旨:‘枢密院家便行文字,谁行来底问将去者。今后乾讨掳底人每再休行者。’”[21]

至元十九年三月,阿合马被刺死之时,忽必烈正在察罕脑儿。由于不明事件真相,迅速避往上都。《元史》卷205《阿合马传》记载:阿合马被刺,“中丞也先帖木儿驰奏世祖,时方驻跸察罕脑儿,闻之震怒,即日至上都。命枢密副使孛罗、司徒和礼霍孙、参政阿里等驰驿至大都,讨为乱者。庚辰,获高和尚于高梁河。辛巳,孛罗等至都。壬午,诛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并杀张易。”

事变之后,忽必烈一直在思索阿合马的死因和汉臣的政治忠诚度。《元史》卷160《王思廉传》记载:至元十九年,“帝幸白海,时千户王著矫杀奸臣阿合马于大都,辞连枢副密使张易。帝召思廉至行殿,屏左右,问曰:‘张易反,若知之乎?’对曰:‘未详也。’帝曰:‘反已反已,何未详也?’思廉徐奏曰:‘僭号改元谓之反,亡入他国谓之叛,群聚山林贼害民物谓之乱,张易之事,臣实不能详也。’帝曰:‘朕自即位以来,如李璮之不臣,岂以我若汉高帝、赵太祖,遽陟帝位者乎?’思廉曰:‘陛下神圣天纵,前代之君不足比也。’帝叹曰:‘朕往者,有问于窦默,其应如响,盖心口不相违,故不思而得,朕今有问汝,能然乎?且张易所为,张仲谦知之否?’思廉即对曰:‘仲谦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对曰:‘二人不相安,臣故知其不知也。’”这段对话,反映出刺杀阿哈马事件之后,忽必烈复杂的心理活动。

元世祖除了在察罕脑儿处理政务外,还举行佛事活动,接待藏地高僧。《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命帝师西僧递作佛事坐静于万寿山厚载门、茶罕脑儿、圣寿万安寺、桓州南屏庵、双泉等所,凡七十二会。”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世祖邀请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著名的大成就者邬坚巴·仁乾贝(1230-1309)到大都、察罕脑儿讲经传法。邬坚巴是邬坚念珠法的创立者,他云游四海,曾在乌仗那(今阿富汗)修行,因而得名邬坚巴。经过元世祖多次邀请,邬坚巴于1292年偕同97人来到大都,时年63岁。在大都,他给忽必烈等君臣讲经,并授密宗时轮金刚灌顶。邬坚巴此次还到了察罕脑儿行宫。《大成就者邬坚巴传》记载,“他在宫里只呆了一个半月”,一直请求返回藏地。当他和元世祖来到察罕脑儿时,忽必烈对他表示不满:“在察罕诺尔,皇帝稍有不悦,说:‘邬坚法师,朕把你从那么远的地方请来,怎么这么快准备走而不可挽留呢?”。[22]由此可见,邬坚巴必曾到过察罕脑儿的世祖行宫。

在忽必烈之后,《元史》中仍可见有关察罕脑儿行宫的记载。《元史》卷203《靳德进传》:“仁宗时在东宫,特令中书加[靳德进]官以留之。会车驾自上京还,召见白海行宫,授资德大夫、中书右丞,议通政院事。仁宗即位,命领太史院事。”

三、昔宝赤八剌哈孙与云需总管府

在察罕脑儿小红城遗址的东北方向5华里,有一座小型古城遗址。[23]郑绍宗先生认为这就是元代文献中记载的昔宝赤八剌哈孙(SibaγučiBalaγasun)。蒙古语词昔宝赤(sibaγuči)是名词sibaγu(意为“鸟”)加构名词后缀či形成的新名词,意为养鸟之人。在元代,昔宝赤常指养鹰人,特别是专门为蒙古皇帝、诸王等权贵捕鹰、养鹰的人户。[24]昔宝赤八剌哈孙即“鹰人之城”。[25]据城名可知,在这里聚居着很多为蒙古皇室驯养猎鹰的民户。

昔宝赤八剌哈孙既是忽必烈养鹰人的聚居之地,也是一处重要的驿站。它位于上都西南150余里处,承担着在两都之间接待使臣,传递物资、信息的重要职责。根据学者考证,这里的驿站名称甚多,有“昔宝赤站”,“昔博赤八剌哈孙站”、“察罕脑儿站”、“明安站”。名字虽异,其地则一。[26]名为“昔宝赤站”,因当地多昔宝赤人户;称“昔博赤八剌哈孙站”,因城名为“昔博赤八剌哈孙”;名为“察罕脑儿站”,因驿站在察罕脑儿附近。“明安站”的名称则可以有蒙古语、汉语两种理解。汉语取其美好之意,如果释为蒙古语mingγan,则含意为“千”,可能因此处驿站由蒙古千户负责之故。[27]

元代文献中还记载了另一个类似的城名,“只哈赤八剌哈孙”(Jiγači Balaγasun),意为“渔人之城”。从名称来看,这座城应位于河湖岸边,负责给蒙古皇室捕鱼。从《元史》的记载看,该城还承担为蒙古皇室酿酒的职责。《元史》卷24《仁宗纪一》至大四年六月丁卯,“罢只合赤八剌合孙所造上供酒。”

元朝在昔宝赤八剌哈孙、只哈赤八剌哈孙均设总管府,任命达鲁花赤、副达鲁花赤、经历、知事、令史等官吏进行管理。由于品秩相同,职能近似,这两个总管府在《元典章》、《元史》中常同时出现。[28]

至元十三年,只哈赤八剌哈孙设达鲁花赤。[29]延祐二年只哈赤八剌哈孙总管府改为尚供总管府,秩正三品。掌守护东凉亭行宫及游猎供需之事。设达鲁花赤、总管、同知、副总管、判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令史、译史、知印、奏差等官吏。[30]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只哈赤八剌哈孙应在东凉亭行宫附近。

也在延祐二年,元朝在察罕脑儿一带设云需总管府,秩正三品。“掌守护察罕脑儿行宫,及行营供办之事。”[31]所设官员与尚供总管府相同。《元史》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云需总管府的来历,我们根据只哈赤八剌哈孙改尚供总管府来推测,云需总管府应是昔宝赤八剌哈孙总管府改设而成。云需府负责守护察罕脑儿行宫,也说明其位置在察罕脑儿附近。与今昔宝赤八剌哈孙古城遗址的方位相合。

只哈赤八剌哈孙在上都城东,昔宝赤八剌哈孙在上都城西。它们仿佛是上都城东西两侧的双子星。一个在滦河岸边,是“渔人之城”,另一个在湖泊附近,是“鹰人之城”。它们都是为了服务元朝宫廷而建设起来的草原小城。

据文献记载,在上都东、西有东、西凉亭。周伯琦有诗:“凉亭千里外,相望列东西。秋狝声容备,时巡典礼稽。鸨凫随矢落,豭鹿应弦迷。乾豆归时荐,康庄烦耄倪。”诗注云:“上京之东五十里有东凉亭,西百五十里有西凉亭,其地皆饶水草,有禽鱼山兽,置离宫,巡守至此,岁必猎较焉。”[32]“凉亭”是蒙古皇帝的行宫,并用来指称凉亭所在的地域。西凉亭通常被比定为察罕脑儿行宫。东凉亭据学者考证,遗址即今内蒙古多伦县白城子。古城规模、建置接近察罕脑儿小红城遗址。在这座古城遗址的东北方1华里有一座小城,规模比察罕脑儿昔宝赤八剌哈孙古城小。1958年在这里发掘出排列整齐的两行残碎缸片二十多牛车。[33]笔者推测,它们可能与酿酒有关。上文提到,只合赤八剌合孙城负责为蒙古皇室酿酒,总管府品秩与昔宝赤八剌哈孙相当,那么,这座小型古城应当就是元代的只合赤八剌合孙城。有著作把东凉亭行宫比定为只合赤八剌合孙,似未安。[34]

四、察罕脑儿周边与蒙古皇室的鹰猎

我们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到世祖忽必烈统治的中后期,察罕脑儿地区变得如此重要,建有小城规模的察罕脑儿行宫(或称白海行宫,又名西凉亭)、昔宝赤八剌哈孙(设有总管府,后成为云需总管府的驻地)等重要行在所。在这个问题上,《马可波罗行纪》提供了珍贵线索:

兹从此州首途,远行三日。三日后,至一城,名曰察罕脑儿(Tchagan nor)。中有大宫一所,属于大汗。周围有湖川甚多,内有天鹅,故大汗极愿居此。其地亦有种种禽鸟不少,周围平原颇有白鹤、鹧鸪、野鸡等禽,所以君主极愿居此以求畋猎之乐,在此驯养鹰隼、海青,是即其乐为之艺也。”

此地有鹤五种,一种躯甚大,身黑如乌。第二种全白,其翼甚美,其圆眼上呈金色,此鹤为诸类中之最大者。第三种与我辈地方所产者同。第四种较小,耳旁有长羽甚美,下垂作红黑色。第五种甚大,全身灰色,头呈红黑色。此城附近有一山谷,君主建小屋于其中,蓄养鹧鸪无数,命数人守之,大汗至时,取之惟意所欲。[35]

关于察罕脑儿一带的自然状况,郑绍宗先生已指出,这一带有水泉淖、公鸡淖,最大的是囫囵淖(即察罕脑儿)直径约十里,雨季时范围扩大,周围可达四十里左右。[36]湖川广布使察罕脑儿一带成为禽鸟的理想栖息地,各种鸟类经过天然繁殖与人工蓄养,变成忽必烈纵鹰擒拿的极佳猎物。昔宝赤八剌哈孙设在这里,从这个角度来看,绝非偶然。既然这里是优良的猎场,集湖光山色的塞上美景和鹰击长空的逐猎野趣于一体,就难怪在统一全国之后,忽必烈会把他在塞上最重要的纳钵之地建在这里。

如果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在察罕脑儿行宫周围地区,遍布元朝皇室的鹰房子和昔宝赤。

昔宝赤八剌哈孙总管府后改为云需总管府,隶属上都路。在云需总管府的西面是隆兴路(延祐元年改称兴和路)。隆兴路北部气候凉爽,水草丰美,禽兽众多,是避暑和狩猎的极佳场所。那里遍布湖泊塘泽,有大量禽鸟。例如,宝昌州境内的盖里泊纳钵(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南巴彦查干诺尔)附近有狗泊(今九连城诺尔)。盖里泊又称怀秃脑儿,汉意为后海。遮里哈剌纳钵(意为“远望则黑”)附近有鸳鸯泊(蒙古语称作“昂兀脑儿”,即今河北张北县西北的安固里淖),“其地南北皆水泊,势如湖海,水禽集育其中。以其两水(一名平陀儿,一名石顶河儿),故名曰鸳鸯;或云水禽惟鸳鸯最多。”从遮里哈剌纳钵南行,至苦水河儿纳钵。再南行,至回回柴纳钵,皆有水泊。直到明朝前期,原隆兴路地区的湖泊地带仍栖息繁衍着大量鸟类。永乐八年(1410),明成祖朱棣出征蒙古,随从官员金幼孜记载,二月“初七日,早发兴和,行数里,过封王陀,今名凤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鴐鹅鸿雁之类满其中。”[37]

在隆兴路境内专门为皇室设立了鹰房,[38]有许多专门捕鹰、养鹰的昔宝赤。在世祖朝任隆兴路达鲁花赤的畏兀儿人八丹便是一位鹰房万户。[39]至元中期,康里人阿沙不花管领这里的鹰房,“以西手千户领昔宝赤”。[40]“阿沙不花以大同、兴和两郡当车驾所经有帷台岭者,数十里无居民,请诏有司作室岭中,徙邑民百户居之,割境内昔宝赤牧地使耕种以自养。”忽必烈“欲尽徙兴和桃山数十村之民,以其地为昔宝赤牧地。阿沙不花固请存三千户以给鹰食,帝皆听纳。”[41]据《虞台岭观音堂记》载,“兴和西南五十里曰桃山,桃山之东五里曰虞台岭,供奉尚鹰,每夏居焉。岁丁丑,有旨造鹰室,刻二石鼓以纪岁月。”“其地乃草漠之冲,毂辔交错,繇秦、晋、燕、齐而北者,繇滦京、辽东而西者,道必出焉。”[42]据此可知,桃山附近为地理要冲,而且是昔宝赤“供奉尚鹰”之所。阿沙不花家族世代为怯薛中的昔宝赤,所以每年夏天都要为皇帝的鹰猎做好准备,故“每夏居焉”。阿沙不花的侄子、中书丞相铁木儿达识曾任昔宝赤右手万户,铁木儿达识的长子拔都儿又“袭领昔宝赤”。[43]

除了阿沙不花家族这样的怯薛人员充当昔宝赤外,元朝还在察罕脑儿附近的兴和一带设置管领兴和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44]文宗至顺二年,元朝在兴和为权臣燕铁木儿和御史大夫玥璐不花修建鹰棚。[45]元顺帝朝大臣周伯琦有这样的诗句咏察罕脑儿:“凉亭临白海,行内壮黄图。贝阙明清旭,丹垣护碧榆。龙湫时雾雨,鹰署世衡虞。驻跸光先轨,长杨只一隅。”[46]此处的“鹰署”应是管理昔宝赤的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狩猎方式中,蒙古权贵似乎格外喜欢观赏性强的以鹰猎鸟。尽管可以用飞鹰猎取野兔,但这种狩猎方式并不被蒙古权贵看重。元人记载,在兴和路北二十里有忽察秃纳钵,意为“有山羊处”,其地水草丰美,“野兽兔最多,鹰人善捕,岁资为食。”[47]野兔常被鹰人所猎取,但蒙古贵族则更喜用鹰捕捉飞鸟。

元朝皇室每年在大都、上都之间巡行度夏,察罕脑儿一带便是皇室放鹰狩猎的优良猎场。元末红巾军迅速崛起,建立“宋”政权,并三路北伐。至正十八年(1358)九月,由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率领的中路红巾军,“掠大同、兴和塞外诸郡”。十二月,攻占上都,“焚宫阙,留七日,转略往辽阳。”由于上都被严重破坏,元顺帝被迫终止了两都巡幸,“因上都宫阙尽废,大驾不复时巡”。[48]察罕脑儿周边大规模的皇室鹰猎活动,至此才宣告完结。

小结

大蒙古国蒙哥汗时期,忽必烈驻牧桓、抚地区,而后建开平,中统年间开始在开平、燕京之间冬夏巡幸。察罕脑儿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忽必烈的重要纳钵。在此建立了行宫,并在全国统一之后,进一步扩建。由于元朝皇帝常在此驻跸,不少重要史事发生在这里。

在察罕脑儿附近,有昔宝赤聚居的昔宝赤八剌哈孙城。后来,设在此处的昔宝赤八剌哈孙总管府升格为云需总管府。察罕脑儿周围的湖泽原野,是元朝皇室的巨大猎场。蒙古权贵喜爱在这里纵鹰捕猎飞鸟。每年夏季在察罕脑儿一带举行的鹰猎活动一直保持到元朝末期,直至两都巡幸制度的终结。

[1]韩志远《略论金抚州地区在蒙金战争期间的战略地位及元武宗在抚州建元中都的军事原因》,《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叶新民、宝音德力根、赵琦、白晓霞《元代的兴和路与中都》,《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

[2]张养浩《张文忠公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卷18《晋宁张氏先茔碑铭》中记载:“隆兴,世皇汤沐邑也”。此处的隆兴指隆兴路,治所在河北张北县。由原来的抚州发展而来。这段记载说明,抚州地区在蒙哥汗时期,是大蒙古国划分给忽必烈的驻牧地(即文中的“汤沐邑”)。这段史料承葛仁考先生教示,谨致谢忱!

[3]《元史》卷4《世祖纪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又,《元史》卷146《杨惟中传》记载:“宪宗继位,世祖以大弟镇金莲川,得开府,专封拜”;卷157《郝经传》记载:“宪宗二年,世祖以皇弟开邸金莲川”。

[4]《元史》卷4《世祖纪一》。

[5]纳钵,当为契丹语,意为“行营”、“行帐”,指皇帝及其扈从人员“行幸宿顿之所”。目前尚未在契丹字中发现该词。

[6]察罕脑儿即今河北沽源县囫囵淖,属于咸水湖。湖周围多白沙,当水位下降,四周泛起盐沙状晶体如白云浮空,故有“白海”之称。在金代称白泺,清初尚称白海。见郑绍宗《考古学上所见之元察罕脑儿行宫》,《历史地理》第三辑(1983年)。

[7]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0《中堂事记一》,《四部丛刊》本。

[8]参见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页321。

[9]《元史》卷11《世祖纪八》。又,《元史》卷166《蔡珍传》记载:至元十七年,白海初建行营[原文如此,疑作“宫”——引者],命忠武校尉、后卫亲军总把蔡珍督役,“卒事,民不知扰,虽草木无纤介损。帝临幸,问其故,近臣以蔡珍号令严肃为对,帝嘉之,赏以钞若干。”

[10]《元史》卷12《世祖纪九》。

[11]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蒙汉词典》,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增订版,页65、1131。

[12]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天王一”,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13]魏源《元史新编》卷六“世祖纪下”,光绪三十一年邵阳魏氏慎微堂刻本。

[14]前引郑绍宗《考古学上所见之元察罕脑儿行宫》,《历史地理》第三辑。

[15]揭傒斯《揭傒斯全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5年版。

[16]郑绍宗《考古学上所见之元察罕脑儿行宫》,《历史地理》第三辑。

[17]《元史》卷12《世祖纪九》。

[18]《光绪曲阳县志》卷13《金石录下》所收姚燧著《元朝列大夫骑都尉弘农伯杨公神道碑铭》。

[19]周伯琦《扈从集》“前序”,《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本。

[20]前引郑绍宗《考古学上所见之元察罕脑儿行宫》,《历史地理》第三辑。

[21]《元典章》卷34《兵部一·禁乾讨虏军人》,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元刻本。

[22]索南维色《邬坚巴大师传》,藏文本,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226页。转引自西热桑布《藏文“元版”考》,《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页43-44。

[23]见前引郑绍宗《考古学上所见之元察罕脑儿行宫》,《历史地理》第三辑。尹自先《元代察罕脑儿行宫及明安驿故址辨》也提到了这座古城,但把它和小红城遗址的距离写为13华里,远远多于郑绍宗文中的5华里。尹自先文见《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根据上引郑绍宗文所绘“察罕脑儿行宫位置示意图”测量,两城的距离约为5华里。本文不取尹说。

[24]参看日本学者片山共夫的论文《论元朝的昔宝赤——以怯薛的二重构造为中心》,原载《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10辑(1982),汉译文见余大钧译《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669-690。

[25]也写做昔保失八剌哈孙、昔博赤八剌哈孙、昔保赤八剌合孙。分见驿站官印“昔保失八剌哈孙站之印”、《元史》、《元典章》。站印的资料见前引郑绍宗《考古学上所见之元察罕脑儿行宫》,《历史地理》第三辑。

[26]考订详见前引郑绍宗《考古学上所见之元察罕脑儿行宫》,《历史地理》第三辑;尹自先《元代察罕脑儿行宫及明安驿故址辨》,《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27]《元史》卷28《英宗纪二》至治三年四月丙寅,“察罕脑儿蒙古军驿户饥,赈之。”《元史》卷42《顺帝纪五》,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命工部尚书朵来、兵部侍郎马某火者,分诣上都、察罕脑儿、集宁等处,给散出征河南达达军口粮。

[28]例子甚多,不具引。

[29]《元史》卷90《百官志六》。

[30]《元史》卷25《仁宗纪二》延祐二年七月甲寅;《元史》卷90《百官志六》。

[31]《元史》卷90《百官志六》。

[32]周伯琦《近光集》卷2《立秋日书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尹自先《元代察罕脑儿行宫及明安驿故址辨》,《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页37。

[34]叶新民、齐木德道尔吉编《元上都研究资料选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32。

[35]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73章“天德州及长老约翰之后裔”,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页259-260。

[36]前引郑绍宗《考古学上所见之元察罕脑儿行宫》,《历史地理》第三辑。

[37]金幼孜《北征录》,《纪录汇编》本。

[38]《元史》卷34《文宗纪三》,至顺二年(1331)九月,“发粟五千石赈兴和路鹰房。”十一月,“兴和路鹰坊及蒙古民万一千一百余户,大雪畜牧冻死,赈米五千石。”

[39]《元史》卷184《小云石脱忽怜传附八丹传》。

[40]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8《敕赐康里氏先茔碑》,《四部丛刊》本。阿沙不花家族是元代最重要、最显赫的康里家族。关于该家族的详细情况,参见张沛之《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第二章“康里阿沙不花家族史事辑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页35-87。阿沙不花的父亲牙牙和伯父曲律都是宪宗蒙哥的昔宝赤,“暨宪宗御极,二子既长,召入宿卫,领昔宝赤。”见上引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8《敕赐康里氏先茔碑》。

[41]《元史》卷136《阿沙不花传》。

[42]叶盛《水东日记》卷37“虞台岭观音堂记”,中华书局标点本。

[43]上引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8《敕赐康里氏先茔碑》。

[44]《元史》卷89《百官志五》。

[45]《元史》卷35《文宗纪四》至顺二年正月、二月。

[46]周伯琦《扈从集》之《纪行诗》,《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本。

[47]周伯琦《扈从集》“后序”,《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本。地名已做校正。

[48]《元史》卷45《顺帝纪八》

编者按:本文原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引用请参看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