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

峨眉山综述（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1）

按惯例，先讲讲场面话，峨眉山，普贤菩萨的法定道场；位于在四川盆地西南部，地处长江上游，屹立于大渡河与青衣江之间。

整个山区包括大峨眉、二峨眉、三峨眉、四峨眉，其中主峰高（就是大峨眉，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讲的峨眉山）3099米，高出成都平原2,500～2,600米。

景区内其中特别是山中一线天、舍身崖等绝壁高达700～850米，也就是得仰着脸抬着头的看绝壁险崖，很累，但对治疗颈椎病很有点疗效，很适合见天坐在电脑前的上班族。

同时，峨眉山山势雄伟，隘谷深幽，飞瀑如帘，云海翻涌，林木葱茏，有“峨眉天下秀”的美誉，但是这话也就听听吧，称道国内的山的形容词，诸如什么“秀”、“幽”、“静”等等一概都别信，因为在今天，全是一个字，叫“闹”，其中特别是向峨眉山这样大名鼎鼎的景区，我想，去过的应该深有感触吧。

峨眉山整体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可视度高、面积庞大，这个“可视度高”可真不一般，著名的杂志“中国地理杂志”专门做过一期专刊叫“天造的四川”，里面详细的介绍了四川的山川。

在书中有个论断叫中国大部分的极高山都在四川，所谓极高就是不仅高的吓人，而且很险峻，直上直下的，基本爬不上去，直不楞登的跟楼房差不多。

这些极高山有个基本统一的特点就是可视度，说白点就是你梦想着上了高山能看很远，登的高看得远嘛，但是等你费劲吧擦的登上去后很可能你得哭，因为百分之九十你什么也看不到，就和在飞机上是一样的，白云飘飘，不过也算一景吧；还剩下百分之十是你能看见雾，更有可能是雾霾。

但是峨眉山不同，峨眉山就能看见，能看见什么您自己去看吧，注意也极有可能只看见雾，但是雾和雾不同，峨眉山就是以多雾著称，常年云雾缭绕，雨丝霏霏。场面话就是弥漫山间的云雾，变化万千，把峨眉山装点得婀娜多姿，其实通俗点讲就是云雾缭绕的很有点飘飘欲仙的味道看，当然这点关键是您得想，看不明白就使劲想，还不明白，那就是你“傻”，所以大家牢记最最经典的导游词：“全国山水美不美，全凭导游一张嘴”。

峨眉山登山路线几近百里，对普通攀登者是绝对给力。不过现在随着旅游市场的开发和完善，最关键的登山索道就解决了大部分人的问题，轻松登顶，去极顶俯瞰万里云海，登临金顶极目远望，视野宽阔无比，景色十分壮丽（运气好的时候）。

峨眉山这地往西能看到皑皑雪峰：贡嘎山、瓦屋山，山连天际（这是你中了头彩了）；不过一般都能看到的万佛顶，云涛滚滚，气势恢弘和北面的百里平川、大渡河、青衣江如铺锦绣（这个也得是一次头彩）。置身其中，一览众山小还真就不是一句空话了。

另外在峨眉金顶还可欣赏“日出”、“云海”、“佛光”和“圣灯”四大绝景。这些都是据导游讲的峨眉山最壮美的奇观，但是我看也就一般，因为大部分的高山都这样，高山都有云海，都有透过云海的光，不是加上普贤菩萨就玄妙奇观了，所以说千万别带着一腔热血和满心期待去看这些，这样你的失望之情绝对溢于言表，我敢肯定，普贤菩萨和导游小姐都会不愿意你的。

峨眉山名称的由来有很多，关于这些个由来、传说等等，要是亲自去峨眉山的话，导游小姐都会给你讲，但是千万记住一点，所有跟佛教挨边的名称和起源全是骗人和杜撰的，峨眉山在佛教还没传到中国的时候，甚至释迦摩尼还没创立佛教的时候就叫峨眉山，峨眉山应该是四大名山里就名称而言最古老的一个，关于名称来源的说法千奇百怪，但就名称而言我觉得比较靠谱的有两种说法，当然都是人猜的，猜的好点是古人猜的，猜的一般点的是没那么古的古人猜的。

古人猜的：峨眉山有山峰相对如蛾眉，故名，后嫌蛾字不好，改成峨眉。

这个蛾眉本身我就很想不明白，总不能是蛾子的眉毛吧，蛾子有眉毛吗？要是没有，那什么样的眉叫蛾眉呢，我查了很多资料给我的解释是“黛眉”，大概齐就可以叫蛾眉了，但是什么又是“黛眉”呢？黛眉就是女子的眉，这是包括专家和百度给我的答案，我很无语。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其实蜡笔小新的眉就是黛眉，就是蛾眉，大家可以再看看小新那天下闻名的黛眉。不明白的就去趟峨眉山，然后晚上找个网吧点播下蜡笔小新动画片看看，估计就明白了。

没那么古的古人猜的（个人觉得这个比古人猜的更靠谱）：秦朝以前，岷江以西和以南，统称为夷蛮之地，峨眉山不幸也在这个地区中，很是落后和荒芜，当然还有著名的夜郎啊什么的。

不过蛮夷之地也是地，也有名字，当然不会是有文化的汉人起的，完全是“蛮夷”之人起的，所谓“蛮夷”之人就是我们现代的彝族的祖先，彝语中的大石头之音就是“俄沫”，想当时的峨眉山，那可是真正的荒山野岭，不仅荒而且险，只有那些少数民族的人才是这里真正的始祖。

所谓“俄沫”，就是现在被佛教徒们渲染得一塌糊涂的所谓“金顶舍身崖”，在那会就是一大石头（不过现在其实也还是块大石头），彝人很有远见，看到了这座大山就知道以后这座大山一定就这块破石头最出名，就管这山叫“俄沫山”，后来的汉人迁入后听其音也就开始叫，“俄沫、俄沫”的叫开就成了现在的峨眉山了。

这个是我根据部分记载综合考量后总结的，峨眉山的名字很早就出现了，包括我国著名的地理史料“水注经”，都称其为峨眉山，我个人认为既然很早就有这个称谓，必然是少数民族起的，因为那地儿就是人家的地儿，名字也当然该用人家的。

说点古人称赞的吧：峨眉山全山形势巍峨雄壮，草木植被浓郁葱茏，故有“雄秀天下”的美称。

大峨山为峨眉山的主峰，大峨、二峨两山相对（就是蜡笔小新的黛眉样子），远远望去，双峰缥缈，犹如画眉，这种陡峭险峻、横空出世的雄伟气势，诗人李白发“峨眉高出西极天”、“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之赞叹。

在美丽的天府之国有很多著名的景点，各个著名景点都有其独有的特点，其中的峨眉山就称之为“秀”（另外著名的青城山称之为“幽”等等吧），当然这些名词要是论意思还真是说不出来，都得亲身去体会，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要想体会，必须找旅游淡季去，或许大家能看出点意思来，不会像我等俗人，看了半天，啥也没看出来，不过我觉得中国人这么多，一定有很多人能体会出来的。 　　

成都和重庆的历史纠葛“一”（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2）

和其他四大名山不同的是峨眉山名称的久远，既然久远就不得不说下最早峨眉山这地儿的开发和发展，先说下我见到的最可笑的史料记载就是关于峨眉山的：

明末胡世安著的《译峨籁》，该书卷之六“宗镜记”称：“周威烈王时，有宝掌和尚名千岁，始生时，手掌有印文，来礼普贤，设像供养。

大家看到了吧，多少有点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周威烈王是那个时代的？生的时候不知道，死的时候是公元前402年，就是我们的周朝，那会别说有什么宗教，连和尚这样时尚的职业都没影呢（那会佛教的创始人释迦摩尼虽然已经创立了佛教，但佛教那会在印度还没完全站住脚跟了，就更别说释迦摩尼的小弟普贤独自出来闯天下了），就更说不到什么之虚乌有的宝掌和尚了。

不过，据说宝掌和尚这人到可能是真有，但绝对不可能在周朝就出来，要是能冒出来的话绝对是真实版“时空穿梭剧”，猜这个的古人“胡世安”看着名字就知道绝对胡诌！

在历史上，这个周朝说的好点是个朝代，其实就是一个大一点的联盟部落，国家版图也就黄河中游一带周边那么大，别说峨眉山了，连四川那会还没归到所谓的中原王朝，那会人家那地儿压根就和我们的“汉文化”和包括佛教“普贤大师”没一丁点儿的关系。

所以我必须正式的告诉大家，所谓古书，很多东西也是猜的，看着貌似相对靠谱点就是因为他猜得比我早，而我的猜想很可能就会依据他猜想而已，关于这个“胡世安”我不知何许人也，但是这本《译峨籁》至今被奉为宝书，其实我到觉得就算是他想给峨眉山是普贤大师的法定道场这件事上贴点金也犯不上这样的胡说八道吧。所以说古人很多书也是瞎扯，都是猜的。

既然峨眉山的历史渊源如此之深，那说到峨眉山就不得不说下四川的历史，峨眉山能有今天的成绩绝对是和当地的衣食父母“四川”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四川，绝对堪称贯穿中国历史上最为传奇的省份，屡兴屡衰，也正是这样的传奇历程和韧劲才造就了峨眉山的今天。

四川史称巴蜀，简单说就是巴国和蜀国，更直白的就是现在的成都（蜀）和重庆（巴），巴国多山，山民靠打猎为生，所以大部分都比较彪悍；蜀国多水，钓鱼为生一般都比较安静，安静就容易让人思考，就出文人，所以说这“巴”“蜀”要是能安安稳稳的搅合在一起，就绝对能文武兼备（但是历史上这两地还真是纠葛不断），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文武兼备造就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绝对另类的“天府之国”。

巴蜀的历史和峨眉山的发展密不可分，所谓“巴蜀兴而峨眉兴”毫不夸张，既然峨眉山的名称是远古流传的，那我们就从“巴蜀”最最远古的“开明王朝”说起。

先说蜀国（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找不到巴国的最早的史料），蜀国的丛帝鳖灵（这名字起的很有个性）是蜀国开明王朝的创立者，据说也是一代明君（一般创立国家第一任君主的都比较明）。

有的古书说这个丛帝是“周”分封的，敢这样说的人不仅是傻！而且呆！中原最早的夏商周三个朝代说好听点是朝代，严格意义上讲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部落，后期最牛的周朝版图也就现在的华中地区，政权范围连现在的湖北都没过去，就跟别说更远的巴蜀了。

虽然扯点，但是应该说这是所有史料中，记载的最早的关于四川蜀地（从知道这地儿开始起，这个巴和蜀就没少了掐，到现在也是，就是现在谁也不diǎo谁的成都和重庆）的统治者。

关于他的王朝统治的故事很少见，这些都是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而定的，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下中国地图，四川是个四面环山的省份，就是所谓的盆地，四川盆地内海拔只有300-700米，但是四周全是海拔1000-4000米的山，这个山可不是一般的小山，都是极高山，也就是说都是和峨眉山差不多的高山，不在于多高而在于险峻，山基本全是笔直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极高山。

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了早期中原政权根本没有能力和可能完成这样翻山越岭的远征，也就形成了中原文明达不到的空白，同样导致了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文化记载关于这一段的历史描述基本空缺，但是这一切随着丛帝的后人开明12世统治后就得到了改变。

开明12世（以下简称开明）继位任蜀王期间，蜀国由于多年承平，国家势力还相当强大。在与东面强邻巴国的几次边境战争中，都以蜀军的胜利而告终，胜利的开明稳定的统治着他的国家，同时国家的富饶和胜利者的荣耀使得他空前的自信和自大，很自然也肆无忌惮得释放了所有的欲望，这个开明最大的欲望就是爱玩。

据说他大兴土木，修建了七宝楼和望妃楼等著名的建筑，这些建筑均用珍珠为帘。可惜，这都是大家想像的，几千年后的今天这些东西要是还能留下那就不是什么楼了，那是长城！

开明不仅建楼，他还造船，建造了豪华的鹦鹉舟。出巡时，除了文武百官相随外，还有大量后宫美女和警卫部队，看着很是拉风，确实很威风，也很有气魄，但是这样的举动，在那个朝代绝对是劳民伤财，几千年之后也有这样一个混蛋皇帝叫：乾隆，也这样的耀武扬威的出游，不过有后来的好事者和奴才们不以为耻和劳民伤财，反而还为此编写了很多的剧本和书籍来炫耀，实际上这种政府行为的后果谁都知道。

好玩的开明挖空心思的变着花样玩，当然他所研发的娱乐项目和娱乐精神都被当时仅有的邻国巴国时刻关注着，在和蜀国竞争中屡战屡败的巴国的危机感很严重，很有志气。

这个巴国不仅十分关注蜀国主要统治者的动态，而且还得多方联络内外援帮忙，一心希望能找个机会一举解除这历史悠久的威胁。

在巴国的不懈努力下，开明的弟弟苴侯终于被处心积虑的巴国用重金和许诺收买了，巴国许以合作干掉开明后，由巴国出面支持和辅助他当蜀王，并且绝对保证，继位后能比他哥哥还玩的乐和，而且很可能更乐和，苴侯对于美好前景充满了希望和憧憬。

这种对于前景的无限向往和追求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前提，你必须具备实现这些的能力，事实证明开明不只是“一个”蠢人，他们家族“都是”蠢人。

这个弟弟苴侯利令智昏的准备干掉开明，但是还没筹备好就被开明发现了，更为可悲的是被开明发现后的苴侯很怂的马上和盘推出了自己的计划和盟友，期望得到老哥的谅解。下场估计谁都知道，历史上，造反这项事业事从古至今就没听说能坦白从宽的，清楚了全部计划的开明干净利索的收拾了苴侯，随后单方面宣布巴蜀再次开战。

要说这个蜀国还真是有点底子，虽然这个开明没少了折腾，但是一说开战还真不含糊，同时这个失去了内奸支持的巴国不知道是因为国力还是能力问题，反正还是没干过蜀国，被打的节节败退。

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无奈的巴国想到了外援，想到了遥远的中原，想到了最近的秦国，貌似只有秦国才是巴国的希望。

成都和重庆的历史纠葛“二”（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3）

秦国；当时中原战国列强中实力最强劲的帝国，在巴国求援的时候，秦国当政的是年轻有为的秦惠文王，这就是把倡导改革的商鞅五马分尸的主儿，说实话，这还真是位明白人，虽然分了商鞅报了仇，但是没分了商鞅制定的政治体系和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是个彻彻底底的穷国，穷到别人都懒得打他，打完他还得掏钱养活他，这就很纠结了。

秦国当时基本就穷到这个地步，但是所有的一切从商鞅入秦开始变法就改变了，变了很多，商鞅变法内容很多，但是我总结了最核心的就两条：

第一条就是发展了自由经济，之前的秦国制度和周朝一样，原始共产主义，大锅饭大锅煮，大家都有的吃，吃完了就大家一起挨饿。

商鞅变法改变了这些，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有个人发展和继承了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提炼出更为精炼的词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很有效果。

商鞅在秦国就开始了这样的变法，秦国人从大锅饭一下过渡到了自己给自己干活，赚自己的钱，大家都很兴奋，而且是只要愿意干活就有的赚，就能比懒人赚得多，很快，大家都很来劲儿，简单说秦国经济就在一部分人的带动下迅速发展起来了。

第二条就是鼓励战功，鼓励大家杀人（当然是战场上啊），敢杀人就给爵位，有爵位就有土地，有土地就有钱，这是个千古不变的道理，声明一点，这是商鞅发明的，对商君和法家“赞”一个。

问题是怎么算这杀了多少人，就简单点，出去打仗，打完了查人头，你交几个人头就是升几级，从此人头就有了另一个名称：“首级”（名词发明者是商鞅，再赞一个），从此人头就很值钱了，要不说秦国人打仗不抢钱，抢人头！

由此，变法后的秦国军队被关东六国共称为虎狼之师，就是因为这帮家伙打起仗来别的不干，就抢人头，太狠了。

两条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国家不富强、军队无斗志；看看这就是水平，值得借鉴。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强大了，自由经济搞得活，人们都有钱；而且军队嗷嗷叫，就等着出去抢人头，抢了人头就得给地儿，有了地也就更有钱（房地产一向比较火）。

当时的秦惠文王这会正发愁没地儿占哩，这会的中原六国还不向之后那么怂，当时也是个个都不好惹，打不好没准儿让别人升一级，想扩大地盘就得另想办法，地图上秦国（陕西）下面就是四川，比较近也比较靠谱，再加上一个帮忙的，还等什么啊，就打他！

方向是想好了，但是之前的问题还是问题，这块地儿早就想打，但是问题的关键还是怎么过去，过不去你打谁？为此，秦惠文王召开专题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当时很多秦国的大臣对此提出异议。

第一巴蜀很穷，比秦国还穷，而且穷山恶水（巴全是山，蜀全是水），还动不动发水灾，也就是打完了谁养这地？

第二就比较简单：没法过去。

但是秦国著名的将领司马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蜀国的水是可治的，有水总比没水强，而且占据巴蜀之地后顺长江而下就能攻击最大的敌国“楚”，那时候没有航母，所谓的战舰也就是大一点的木船带个帆，你可以想下都是那样的背景和战备下能顺江而下是个什么势头。讨论结果是司马错胜，倒不是别人辩不过他，主要是谁说能打谁就去，大家都不愿意干这活，既然你说能打，那你去吧，剩下的问题就是司马错怎么打他了。

巴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外交建议：共同灭了蜀国，实话实说这还真可谓是瞌睡了给了个枕头，双方很快就此事达成了一致，我出兵，你打援手。

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军在大将司马错和相国张仪的率领下，沿着崇山峻岭中一条名叫金牛道的崎岖小路逶迄南来。

这条被叫作金牛道的古道，是后来巴蜀和中原之间联系的重要通道，北起陕西勉县，经阳平关到白水关，再到广元昭化，然后南下剑门关到达成都平原。关于这条重要通道的来历，有一个近乎于神话的故事：

据说，秦惠王一直找不到进入巴蜀的路，于是派工匠造了五头石牛，放在与蜀国接壤的边境山上。每天晚上，他都叫人到牛屁股后面倒上一筐金子，第二天再派人把它们收拾回去，并向人宣称，这是五头神牛，天生就能拉金子。

很快，这件事就被蜀国的开明得知后，这个贪财的家伙马上派使者前往秦国，想向秦惠文王讨要这五头金牛，哪怕是给一头也行啊。

秦惠文王立即爽快地答应了，别一头了，都给你吧，不过你得自己想办法拉回去，乐的屁颠颠的开明大喜过望，马上指示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把这能拉金子的牛给我拉回来，为了运这五头牛回四川，开明派出了五位力大无穷的大力士前往搬运，见山开山、见水搭桥，居然就整出这么一条路来，就这就著名传说的“五丁开山”的传说由来。

这只是一个传说，当然历史不是这样的，事实上，秦蜀之间虽然横亘着秦岭、米仓山等高大陡峭的山脉，但自古以来其实就一直有一条险要的小路相通。之前只是在民间通晓，但是现在很不幸，这条路被有心的秦国人发现并利用了。

结果很简单，虎狼之师绝对不是盖得，更而况后面还有个巴国帮忙，两下夹攻三下五除二就干掉了开明王朝，开明也被乱军所杀，但是据说开明的一个叫“泮”的儿子领着三万人从云南逃到交趾，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北部，并在螺城（今越南东英县）建立了一个新的小国家，自称安阳王。这个小政权由于远离中原，又存活了一百多年，直到了后来被南越王赵佗（这厮也是秦国的将领）给灭了。

蜀国被灭了后，这个可怜的巴国，或许是没听说过唇亡齿寒的道理，虎狼之师也没搬师，顺手就把他也收拾了，难兄难弟就都别埋怨了，还真是同呼吸共命运啊。

从这会起，这两国就再没分开过，一直被人合称为巴蜀。合并是合并了，但是两地人的性格差异从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里，同是四川人的两地人会形成迥异的性格特征，同时两地还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互相的看不上和不待见，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历史源远流长的根源。

成都人传承了历史上蜀人“性情柔弱、典雅含蓄、头脑机敏、多礼尚文、喜游乐、重饮食”等等。

重庆人也继承了巴人“性情刚烈、热情豪爽、果敢忠义、重然诺、轻生死”的等等。

大家有朋友或本身就是四川人和重庆人的话倒不妨对照一下，哈哈。

成都和重庆的历史纠葛“三”（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4）

巴蜀之地的性格、文化等等的差异虽说是历史由来的，但是也有其浓郁的政治因素，在中国历史上巴蜀之地非常的神奇，多次演变成独立于中央统治之外的割据政权，可以说政权多次变更，时分时合。

但是这里面却有一个神奇的定律，巴蜀和在一起就是独立的政权，分开来一般还都能归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究其原因还是得说回这四川盆地的地域，四面环山，天府之国的独特地理环境致使这地方自古就非常容易形成割据政权，这地方实在是太顺当了，还真是要啥有啥，天生的自给自足就是其独立的本质原因。

天府之国天生的地理优势极易容易滋生独立的情绪和难以控制，可以说，对于四川的治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一个纠结的课题，这地整得好可以是国家最后的保障的，比如唐、宋、民国；整的不好就是混乱的根源，比如晋、满清、还是民国。

但是在中央政府治理四川的过程中还是总结出了很实用的经验，最大的一条就是分而治之，任何一届中央政权都必须得有事没事给盆地里面的人找点事干，实在没事就让你们自己和自己掐吧，把巴和蜀分开治理，过去设巴郡和蜀郡两地儿，现在改四川和重庆还是同级别的两地儿，谁也管不了谁，不仅从根上，还从政治角度给你造成彻底的差异化，你们两自己一旦掐上了，就不会合起火来和政府掐了。

对于这个经验和管理手段，貌似这两地也还真算争气，只要给分开就不由自主的开掐，这个川人的内战自打有四川起就没消停过。

所以说中央政权人为的将同处一个地理范围的巴蜀两地进行分开治理，采取不同的统治措施，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真是在于此，这也是导致两地一直明显的差异化，影响也较为持久和深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这就是政治。

公元前310年注定是一个应该被记录于四川史册的纪元年。

在这一年之前，老牌统治者古蜀国、古巴国虽然先后有几座“都城”（这几座都城就包括今天峨眉山的隶属城市“乐山”）。但这些都城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因为过去蜀国和巴国都是个部落式的国家，只有农业没有工业更没有什么商业和手工业。

这样的国家基础和国力盖个都城也不用费事，不用城墙，不用城门，木头或泥土围一篱笆基本就差不多了，想扩建就扩建，看着不顺眼就挪挪地方，也不用组织强悍的城管部队维持社会秩序。

这地说实话绝对的民风淳朴，所以说蜀国的开明到底能腐败到什么地步我很怀疑，多娶几个老婆应该就算不错了吧。

但是所有的一切在这一年就不同了，大力发展自由经济的秦国来了，以后这地的公务员们都开始说陕西话了，再也没什么纠结的蜀国、巴国了。

巴蜀之地的统治由著名的张仪亲自主持，为了巩固统治，先进的秦国开始正式修建富有时代发展意义的城市：“成都城”。

史称，张仪此次建设成都城是：“与咸阳同制”，意思就是说，成都城采用了和秦都咸阳一样的规模，而且建城时有明确的城市规划和图纸，这点很不简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咸阳，可是战国时期一等一的大都市，成都能有这样的基础可见其规模和重要，秦国人还真是下了点功夫的。

但是建城可不是件简单的事，你得先规划后打地基，还得请文物局的来看看这地是不是没挖到谁的墓地吧，一不留神挖出个曹操墓来也能轰动天下一把。

成都这地就更加麻烦了，蜀地的成都当时是一个水灾颇颇发生的地方，经常发水就导致这地地基不稳，土质稀松，而且还搞不清那是实地那是湿地，简单说这地儿压根就不好建城，营造这城还真是费了不少的功夫。说到底这个古人具体怎么做的还真成了迷，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找到确切的描述，大部分都是传说，在传说中成都还有个名称叫龟城，据说就是那会城墙建设是按照一支乌龟爬行的路线建的，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两栖动物知道那是水那是土地吧，挺神的。

甭管怎么建的吧，反正是建成了，竣工后的秦代成都城分为大城和少城两部分。

其中大城城周12里，城高7丈，城里驻扎着来自秦国的军队和当时的政府机关，就是巴蜀的省政府行政区。

大城旁边是少城，与大城的军事和政治功能相比，少城就等于商业和安居区，也就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商业区和居民区。

办公和生活相分离，这先进的城市营造理念在我们国家秦国就开始了，据说秦国人的咸阳也是这么规划的，十分佩服中国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城是建好了，问题出来了，这巴蜀之地还是很麻烦，一边全是水，动不动就闹水灾，土地经常发水影响耕种；另一边全是山，大面积的荒蛮之地就没法耕种；当时，整个巴蜀就这么一具体情况，只能说这地儿太背了。

为了治理好巴蜀之地，秦国上下还真是费了点心思的，居然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巴蜀之地由此一步登天，由之前的穷乡僻壤一下过渡到了天府之国，解决这个问题就得说到另一个天才：李冰父子。

秦国的张仪是秦国的相国，相国的任务是主持政务和处理外交，张仪解决了巴蜀的基本问题后就回到秦国去了，但是秦国在张仪之后委任的蜀郡太守就很到位，很合格，这就是的著名水利专家李冰，要不得说秦国当时政治具备绝对高的战略眼光啊，找了个水利专家去当省长，不用干别的先把这水治理了再说，这确实有水平，从这点就能看出为什么人家秦国人就能灭了那六国，成就了一统天下的秦王朝。

都江堰（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5）

公元前256年，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开始率众修建一座能彻底治理困扰巴蜀之地多年水患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

关于这个都江堰的丰功伟绩什么的就不多说了，单凭这个已经两千多年的水利工程至今还能用，就足以说明是多么多么的牛！

其次这个都江堰建好之后，整个四川平原一下就从过去的水灾重灾区变成了粮食生产基地，再变成了著名的天府之国，这点更牛！因为太牛，说到这就必须说下。

都江堰水利工程可以说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可以说是人类历史治理水利的壮举，注意，这个是治理。

涉及到这么多的内容，居然能做到面面俱到，可见我们的祖先还真是了不起，但是为什么我们的黄河就一直没能治理好呢？为什么黄河就一直只能不断地堵，不断的筑坝呢，这个还真是想不明白。

都江堰主要以无坝引水为特征，建筑思路绝对贯彻了治水的“疏大于堵”的原理，有很多时候想，这个原理不仅对水患、对政治、甚至对教育孩子都是至理名言，我们祖先这个总结能力还真是强悍。

都江堰水利工程体系主要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进水口三大部分和百丈堤、人字堤等附属工程构成。

鱼嘴分水堤：“鱼嘴”是都江堰首当其冲的分水工程，就是在河道中间建个分水岭出来，因其形如鱼嘴而得名，位于岷江江心，一举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缓解一条江直接面对面的冲击力。

分出来的西边叫外江，俗称“金马河”，是岷江正流，这是排洪的，也是通过这个，让这一带的岷江水用不完就直接流走，下面接着用的；

东边沿山脚的叫内江，这是人工引水渠道，这是用来灌溉本地的，也就是分流出来保障生活用水的；

这个分流的意义可谓重大，简单说就是水少的时候我就大部分节流，用水浇地和保障生活，水大的时候我就分流大部分水流走泄洪。

宝瓶口：宝瓶口其实是起“节制闸”作用，依据分流的功能专门自动控制内江进水量的，是前山（今名灌口山、玉垒山）在伸向岷江的长脊上凿开的一个口子，是人工凿成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引流到内江的水流大小就是通过它来控制的，因它形似瓶口而功能奇持，故名宝瓶口。这个很重要，也就是保障生活引水量的控制阀，水流大的时候关的大点，水流小的时候关的小点。

飞沙堰：“泄洪道”具有泄洪徘砂的显著功能，故又叫它“飞沙堰”。飞沙堰是都江堰三大件之一，看上去十分平凡，其实它的功用非常之大，可以说是确保成都平原不受水灾的关键要害。

飞沙堰的作用主要是当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时（这个在发洪水时很常见），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行溢出；如遇特大洪水的非常情况，它还会自行溃堤，让大量江水回归岷江正流，从而避免岷江水在这地造成重大伤害。

另一作用是“飞沙”，岷江从万山丛中滚滚而来，挟着大量泥沙，石块，如果让它们顺内江而下，就会淤塞宝瓶口和灌区。

而这个飞沙堰，就是用竹笼卵石堆砌而成的，主要作用就是吸沙子，同时防止石块等大件东西的冲击，其中的竹笼定时更换清洗，以保证功能的良好运作。

以上三大件是都江堰的基本构成，说的可能不清楚，我建议大家仔细看看，当然是有机会去都江堰市实地专门去看下，和我一样，真正的看到后，你就什么都明白了，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可以这么说，都江堰水利工程彻底消除了四川的水患，不仅处理了水灾同时保证了整个川西平原的耕地灌溉，川西平原一举从“水旱从天”的贫困灾区一举过渡到富饶的“天府之国”，过去的荒蛮之地一下变成沃野千里，现在的四川人还真应该感谢陕西人。

所以说这个秦国人还真是没少给巴蜀之地带去好处，人家可不白干，虎狼之师们四处的抢人头，最最困扰他们的就是封地资源的限制，这下好，治理了水患后的巴蜀之地瞬间就涌现出了大批肥沃的可耕地资源，这下还真是彻底解决了虎狼之师们的封地问题。可封的地儿多了，剩下的就是人了，秦国开始大批移民进入巴蜀。

都江堰建成之后的20多年里，秦国先后向四川有两次大规模的移民。前后共有10多万陕西人越过秦岭安居在四川。

这些陕西人的祖辈一直生存在严重缺水的陕北高原，这会带着浓重的乡愁和一口的陕西话抵达成都时，一直背朝黄土面朝天生活的他们惊喜的发现这简直就是天堂啊，温暖湿润的气候（四面环山挡住了任何的寒流），无处不在的流水，天天都能洗上热水澡的生活让秦人更坚信只要打仗就能一定过上更好的生活。

同时这种开发式的移民，不仅是带来了人口增长，更多的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还有多种多样的自由经济形式，象征世界最先进的秦国人彻底改变了巴蜀之人的认识和生活方式，大大促进了巴蜀的发展。

本批移民应该称为后期不断移民四川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民，类似的移民我在后面还会给大家讲到，移民对于四川而言绝对空前绝后。

秦国当时的移民分两次完成，第一批移民主要是虎狼之师的家属和后裔，其实就是现在说的军属，都是建功立业后被封到这来的，当然，他们不仅仅是简单的移民，还给巴蜀之地带来了强悍的斗志和争功的欲望，可以说这批人也给性格鲜明的巴蜀之地增加了很多特点，就算是增加了性格吧，这是一批最先稳定在这的陕西人。

第二批移民主要是秦灭六国后的六国贵族，让这些以往各国的贵族和统治阶层远离自己的故土和祖先曾经的辉煌，对于刚刚完成统一的秦帝国政权而言绝对是一项深远的国策，远离发展和立足的根本，这些曾经的王、士等等也就闹不出什么动静来了。

同时，这批人更是不同凡响，当时的贵族就代表着文化和知识，所以这一批移民给巴蜀之地带来的更不仅仅是几个家族和人口，大量先进的中原文化、文明和思想都在这一时期大量涌入巴蜀之地，可以说这次移民对于巴蜀之地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次移民可以说是文化导入。

正是这两批移民奠定了四川的性格和文化，也是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裔们锻造了四川的历史，彻底的改变了以往川人的生活，所以说从这开始，这个四川的“魂”就是顽强坚韧、海纳百川的精神，这也才是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称之为独一无二的四川的最大特点和精髓。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移民中，包括秦国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史料记载的战国时期第一代大富商家族，纵横秦、战国、西汉初年三个朝代的卓氏家族就是这个时期来到巴蜀之地的。这个家族很是厉害，据说当时是富可敌国，而且行事低调神秘，之所以这个家族需要专门介绍一下，因为除了财富这个家族后来出了个比钱更值钱的，著名的才女：卓文君。 　　

最早的峨眉山（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6）

应该说峨眉山有悠久的人文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就可追溯到三千多年以前，“峨眉”二字最早就见诸于公元前七百多年的西周时代，不过那时候的峨眉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峨眉山就不好考证了。

但是有一点貌似有点依据，峨眉山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有人上山隐逸。

据晋代黄甫谧写的《高士传》记载：楚狂陆通夫妻，漫游名山大川之后，最后定居于峨眉山。

《峨眉山志》载：“大峨石前，楚狂旧庐”。

而且这位楚狂结过茅庐的地方别称为“歌凤台”，现在还在，在神水阁旁，但是这也是后人猜的，而且那几个字是更后的后人写上去的，真不真、假不假的也就当是个事吧。

不过更为神奇的传说是与陆通同时代的鲁国公输班（就是大名鼎鼎的鲁班）也来过这，而且还曾在今万年寺下的象牙坡上营造大峨楼。

这点我个人觉得比较扯了，陆通还真是有可能在这一带混过，毕竟离得不算太远，但是这个鲁班同学可是压根就不可能过来的，别说什么记载了，就算是鲁班有这份心也没这份力气啊，人家还忙着在山东开工厂生产锯子哩。

关于这个楚狂简单说下，可能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但是在当时这可是一个很出名的人，楚狂名陆通，字接舆。楚昭王时的方士，通俗讲这个所谓的“方士”，就是有方法之士（这是我总结的，哈哈），官方点解释方士就是后来的道士的一种（这不是我总结的）。

当时楚国实力很强，吞并了很多南方的国家，楚昭王为了统治这些新吞并的国家，就积极推广老子的《道德经》。关于这个《道德经》我想就不用我多啰嗦了，其实就是让大家清静无为，厌烦战争，好逆来顺受的接受楚国的统治。

为了更好的完成这项文化的普及工作，楚王聘请了很多知名学者干这活，这个陆通就因为才学别聘请去治理江南一带，但是这位陆通还真有点个性，居然拒绝了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具体原因不详，估计是思想意识不一致吧，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很讲究思想，不是一派的人家理都不理。

陆通很有个性，不过我们的楚王也不白给，你说不去就不去，拿楚王不当干部，这还了得，直接命令手下把这人给我抓来，我们的陆通无奈，只能借游山玩水之名躲避，其实就是逃难，没地可去就隐逸到峨眉山了。

在战国时期，峨眉山不仅没名称，而且没路，真正意义上的深山老林，这可不是旅游度假，别说没水没电，更没有规定的游览区，没有动物保护区的隔离带，也就是说就是野兽横行、暗无天日的地方，据说这个陆通携家眷登山，在鸡公石、又名凤嘴石（后人起名），结芦搭茅、食蒿咀果、猎兽捕禽，居然就在这恶劣的环境下扎下去了。

这个陆通之所以出名，也在于勇于拒绝舒适安逸的生活和前途，敢于挑战自我，实现价值，开创了野外生存的先河的精神。

这位楚狂作为的结果是后人对他抗恭不仕，隐逸之举，大为崇敬。

宋太祖称峨眉山是“楚狂接舆隐逸之乡”，建“陆隐君祠“，又建”鹤飞天外“坊。

唐代著名道士吴筠写有：《楚狂接舆夫妻》：“接与昭冲玄、伉俪变真逸。傲然矢微聘，耕织代禄秧。凤歌诚文宣、龙德遂隐密。一游峨眉山，各载保灵术”。说实话，这诗写的还真一般。

最尊崇的后人把楚狂陆通尊为山神，又称山王，山祖。

之所以说到陆通，因为我认为陆通应该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峨眉山开山始祖，虽然这会道家还不成系统，但是陆通作为道家的先驱开始在峨眉山驻足已经可以说是很大的进步了，这个对峨眉山日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然其他的很多史料记载之前还有很多什么方士啊、奇人啊，但是我觉得那都不可取。

例如：《魏书》中《释老志》：“道家之原，出于老子”。这里所说的“道家”，就是我们所指的道教。然后又说到道教的传播：“授轩辕于峨眉”。

两段文字联系在一起就是道家的始祖老子的理论得自轩辕，轩辕传授老子思想和理论在峨眉，这个轩辕和老子两人搭不搭得上姑且不说，就说这传教跑到当时的峨眉山，还真当自己是人猿泰山啊！这书纯属扯淡。但是更扯的还有。

《峨眉县志》引《五符经》说：皇人住峨眉山北，绝崖之下，苍玉为屋，黄帝往授（受）三一五芽之法。说这皇人传授心法给黄帝，这事就更滑稽了，黄帝他老人家住在黄河流域，他老人家这辈子都没见过长江，更别说横跨长江跑到峨眉山去学习了，他老人家部落周边那几千号人还没搞定呢，哪有那功夫去四川啊。更何况就算他老人家真想去的话，怎么去？学印第安人划独木舟过长江吗？所以说这个历史其实很有趣，能看到很多匪夷所思的东西来，甚至包括穿越时空等等，建议写书、写剧本的写手们在没灵感时多看看历史书，保准思如泉涌。

峨眉山当时连个名都没有，整个就是我国西南地区崇山峻岭中无数的荒山中一座，还是当时的乐山，倒是作为巴国的一个部落集聚地有点小人气，后来划归到秦地蜀郡管辖。

随后的汉朝开疆拓土不仅全面解放了巴蜀全境，更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划：割巴蜀二郡的西南置犍为郡（今宜宾市境内）、其后又置沈黎郡（今汉源县北）、越西郡（今西昌市东南），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今汶川县西南，大地震的地方，借此也缅怀一下）。

通过汉帝国的一系列整治和梳理，巴蜀之地的行政区划这时才开始有个大概的眉目，也才在治理了水患之后开始一点一点的接近天府之国的美称了。

但是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汉朝刘邦在平定天下之前封汉王，这可不是现在的四川，基本上是陕西和四川交界处，但是刘邦之所以能进军中原直到平定天下，和巴蜀之地的后方支援是分不开的。

所以在汉朝分封天下的时候唯独没有在巴蜀之地封王，这地儿是天子自领，也就是说是这地儿是皇帝的自留地，更严格的讲就是说除了京城一带就这地最为显贵了，这样做的原因还真不是刘邦简简单单的怀念和尊重，还是由于巴蜀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造成的，刘邦从这起家，深知这一带必须高度重视，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之说，中国几千年的中央集团对于巴蜀之地的管理模式也就是从这会开始有了基调。

我们说峨眉山就不能不说四川的历史和演变，因为从始到终道教和佛教在争夺这个风水宝地的时候都和政府的支持和打击分不开关系，而且四川又是一个极其诡异的地区，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都极大，它有的时候是政权的最后基地，有的时候又是政权的混乱根源，更是中国历史上从始至终割据政权建立最多的区域，总之，四川特殊的环境、氛围、文化等等造成了这是贯穿中国历史上最难以琢磨的省份。

巴蜀经济文化大腾飞（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7）

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立，汉王出身的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对四川一带的发展是极大的促进，天子自领的管辖地各项政策都优先照顾，巴蜀之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以至于当时繁华程度甚至超过关中地区，被誉为“天府之国”，也就是说从这开始起到现在，这个美誉就一直誉满全国。

汉景帝年间（著名的文景之治，也是著名的汉武帝的爹，这人确实是个好皇帝），文翁出任蜀郡太守，在成都建立中国首个官办学堂“文翁石室”，政府带头出面办教育，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从此，巴蜀之地学风大盛，知识文化全面提升。

同时，巴蜀之地不仅文化大进步，而且各项经济指标得到全面提升，有钱有文化之后，周边很多之前的蛮夷之地一点一点的被规划过来，巴蜀管辖的地盘也一天天的大了。

汉景帝之后的汉武帝就不多说了，简直就是个抢地盘的疯子，汉帝国在他的带领下东南西北一通打（把他爷爷和老爹给他攒的那点家底折腾的精光光），别的不说了，只说巴蜀相关的。

武帝期间，先是大将唐蒙进军西南，从古蜀国历代君王到秦国蜀守，他们所能统治的巴蜀地域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一带。往南边的雅安一带，基本是鞭长莫及，更不要说今天四川的宜宾、凉山、西昌和阿坝等地，所以说当时所谓的巴蜀其实就是成都一带。

当时统治和盘踞在那些地方的，基本都是一些风俗、语言都各不相同的各个少数民族，古代的史书将他们统称为“西南夷”。

唐蒙带着一万人的队伍，在巴蜀一带就跟疯子一样，平南越（广州一带）、灭夜郎、占益州（云南一带），简直是能打的全打了，要是没大山隔着估计连什么缅甸啊越南啊泰国也全都划拉进来了，就打仗而言这厮是把好手。

不过，打完之后就有点麻烦了，这个唐蒙是个粗人，和李逵、张飞等等粗人一样，头脑简单就知道打，但是打仗的前提是你得过得去，这个粗人唐蒙为了尽快的完成征服任务就在今天的宜宾、高县和筠连一带修筑一条通往贵州威宁的高速公路，史称“南夷道”。

有个重要事情的说明一下，那会要修路可真不是件简单事，比起来今天修的豆腐渣高铁还难，没工程车、没炸药，全凭人力往上干，粗人唐蒙性情急躁，为了尽快完成工程，干脆四处抓壮丁，不想干活或是不好好干活的动辄就军法从事，或笞或杀，把当地人民逼得不堪忍受，很多人宁肯自残身体也不愿修路。

更严重的是，很多当地已经表示臣服的“西南夷”一些部落也起而反抗（这是必然结果），路算是修了，但整个巴蜀之地就整鸡飞狗跳墙，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地方是打了反、反了再打、打了再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粗人唐蒙非常的纠结，再能打也经不住这么折腾啊，唐蒙很郁闷。

这边是唐蒙郁闷，长安那边还有个更郁闷的，这边不停地打仗就不停地要钱，汉武帝比唐蒙还纠结，这还有完没完了，西南地区照这个势头搞下去鬼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汉武帝隐隐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靠唐蒙这样的粗人似乎不太靠谱，于是乎，一个重量级的大人物意外的隆重登场了。

司马相如：字长卿，成都人。年轻时候，他因创作了《子虚赋》而颇有文名，曾经在梁孝王（汉景帝的亲弟弟，差点取代汉武帝的家伙）手下当差。

这个梁孝王一辈子就一个愿望：过把当皇帝的瘾，结果很悲剧，想尽了办法也没当成，带着这样的遗憾去世了。俗话说得好树倒猢狲散，失去职业的司马相如穷困潦倒的回到了故乡成都。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然没什么偶然，偶然里都有必然），他认识了临邛（今邛崃）移民大富翁卓氏家族的头人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两人以琴传意，大家闺秀卓文君深深地为司马相如的才华所打动，这就是汉代版帅哥泡妞傍款姐的励志故事。

穷鬼司马相如找了个当时绝对超一流的富姐，要搁今天凭着司马相如的文采写本“我是怎么泡上亿万富姐儿的”，绝对畅销，能让无数拥有美丽梦想的年轻人作为教科书刻苦研读。

但是梦想归梦想，现实很残酷，富家小姐看上了穷小子可不代表小姐的爹“富商”也能看上，这卓家可是当时绝对的豪门世家，豪门是不是好进可以问下今天的此道高手世家“大小S”和她们的母亲等一系列名人。

面对老爹的强烈抵制，我们的文君小姐表现的烈性十足，为了爱情愿意抛弃一切（其实我很想采访一下当时司马相如的心情，本想泡个富婆，结果啥也没捞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卓文君放弃了所有的财产和亲情，和司马相如私奔了，走之前是不是也发了个微博告知天下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事在当时也算是名动天下的私奔了。

大财主卓家觉得很丢人，公开宣布永远和这个不孝之女脱离任何关系，包括所有财产，说实话，这时的司马相如应该是真正的万念俱灰啊。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两人这会真是一穷二白，无以为生、穷困潦倒的二人只得在成都开了一家小小的酒店（这个本钱还是富家小姐仅有的积蓄典当的），文君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充当店小二，据说他们的酒店就在今天成都的琴台路。具体地点不知道，到了那您自己猜吧，还是那话，只要你猜的有人信。

两人开酒馆据说生意也还行，毕竟两人还都算是名人，来捧场的也不少人，慢慢的，这个豪门世家震怒之余也想明白了，孩子大了不由娘，卓王孙同志在老婆不断的哀求下终于无奈的接受了女儿私奔的现实，说到底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卓王孙决定出资资助司马相如，你不是挺有才吗，那好，给你点钱去首都长安求取个功名吧。说实话这招比较阴损，就是给你钱让你滚蛋，能混好了就回来算你小子能干，混不好估计你也没脸回来，我家姑娘可不能跟着你受这罪，怎么我家的千金大小姐也不能当街卖酒啊。

据说在司马相如带着卓家的盘缠意气风发的上路离开成都时，在城北的一座桥上，司马相如扬着马鞭对送行的卓文君发誓：如果不能坐上驷马高车，我再也不会踏过此桥（这就是典型的过河拆桥，你拿了人家那么多钱，说跑就跑了）。

这座桥就是今天成都北面的驷马桥，它是古代成都通往长安的必经之地。据说现在驷马桥附近的鞭子很有名（有志上清华、北大的学子去了得买上一把）。

司马相如也还确实有料，卓越的才华和洋洋洒洒的大赋（当时流行的一种文体，流行程度可以参照今天的微博）为他赢得了在长安的名声，汉武帝读了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后，龙颜大悦，封他为“郎”（可不是牛郎），留在身边做了一名文学侍臣。

当时西南方混乱局面让汉武帝为首的政权很头疼，狡猾的司马相如看到机会后委婉的提出我可以前往安抚“西南夷”，以文学侍臣的身份向汉武帝提出建议，首先是我老家在四川，当地的环境和人脉都很熟，可以为国家开疆拓土，而且自己还有当地显赫的娘家家族背景，这个费用方面也好划拉，只要能给点政策就行。

拓地狂人汉武帝正发愁粗人唐蒙留下的后遗症怎么收尾哩，一听说还有这样的好事，马上十分愉悦的地答应了。

“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

公元前129年深秋，司马相如坐着驷马高车得意洋洋的回到了故乡成都，如何团圆缠绵就不多说了，野史对这个描述的比我精彩。

这时的司马相如还真挺卖力气，在成都没消停几天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众多的少数民族部落之间，即有权力又有当时的大鳄卓家财阀雄厚财力的支持，司马相如刚柔并济，终于归化了原本如同一盘散沙的“西南夷”。

这就是官商结合治理的实例，在这两方面的最强势力联手后，再牛的钉子户也白搭。

甭管用了什么手段吧，反正结果是，汉朝政府在四川增设了十多个县，通由蜀郡管辖，这也算是为巴蜀之地做出贡献，终于终结了战乱，对国家、对百姓都是好事，司马相如凭此绝对堪称功臣。

从此，四川的绝大部分土地都悉数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除了极少数山高路远之地仍由当地的部落首领统率外，中央王朝的命令可以顺利地抵达巴山蜀水的每一个角落。中央王朝彻底的统一了巴山蜀水的天府之国。

随后在东汉时期，巴蜀之地因为地理原因基本没有经受两汉期间的战乱，稳定是发展的首要条件，稳定巴蜀之地成了当时所有中国地区发展最快的，经济、农业、政治、文化都在当时堪称一流，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有赖于秦帝国史上第一次大移民，为巴蜀之地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底子。

历史上诡异的四川（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8）

巴蜀之地有多少土著，或者说谁才能算得上是巴蜀之地的原住民，恐怕这个问题谁也说不清楚，历史上超大规模的移民就好几次，而且每次都是各地大规模的集体迁入，每次移民都有其根源，有的是因为战乱，有的是因为建设，还有的纯粹就是因为这地没人了，应该说这种移民从很多意义上促进了巴蜀地方的发展，毕竟在过去的年代，能移民和敢于移民的都是有梦想、有追求、勇于冒险的家族，这样的家族相对而论基本都是有点知识文化背景的，也就是中国传统的精英阶层，所谓：“士族”。

巴蜀之地之所以可称为中国历史发展上最为诡异的省份，有益的一面可以看下汉、唐、南宋甚至国民党政府时期，四川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就不用多啰嗦了，基本都是在国家政权面临极度危机下，四川承担了整个国家最后的保障基地和大后方，而且几乎都依据四川的供给达到全面反攻或因为四川溃败直接导致全面崩盘的。

但是再反过来看，几乎每个政权当政期间只要稍微有点失去控制，巴蜀之地也都会出现独立的割据政府，相比中国的其他省份这地儿简直就是割据政权大本营，稍微松点劲，这地就管不住了。

这就是四川从古至今走不出的一个怪圈。

说到割据，应该算是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之所以四川盛产割据政府，我个人认为主要还是地域原因，前面说过的四川四面环山，而且都是极高山，也就说明这地外人不好攻进来，相对而言本地人也不好出去，地域上的封闭应该算是第一个原因（这应该算是地利）；

其次巴蜀之地在汉朝就被称之为“天府之国”，基本上任何东西都能自给自足，没什么东西需要从外面引进，这地什么都有，自从李冰父子把这都江堰修好之后，巴蜀之地就大发了，粮食有了、地儿有了、文化也有了、旅游更有了，关乎国计民生的衣食住行这地样样都不缺，而且蜀锦和蜀布还都是市面上流行的好东西，不管哪到哪都是硬通货，经济文化的独立自主就应该可以认为是第二个原因（这还是地利）；

再次就是移民后遗症，严格的讲历次的移民大部分都是些有知识有能力的人，这有知识的人就容易有想法，有了想法就有需求，也就很麻烦，这些人一方面能直接促进巴蜀之地的发展和腾飞，为巴蜀之地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在越来越多的需求无法满足的时候就会想办法，一旦想出办法就很麻烦，所以说在任何时候，这个“人”的思想都是最难控制的。

同时，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对本地而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人多了，外来人有知识有能力，任啥都比原住民有优势（当然，除了“地”），必然会受到本地人的排挤，外来人如果想保证自己不受欺负就必然得抱团取暖，抱着抱着就抱成了所谓帮派，拉帮结伙来保证自己家族绝对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这就会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帮派势力。

这些所谓得帮派要是在加上一两个有思想的人，极有可能就此越滚越大，变成大帮派，所谓大帮派我想大家应该都清楚，一般连地方政府都得看面子办事，当这种势力形成一个地方的传统后，对政权的制约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也极容易滋生妄想等等不稳定因素，这应该算是第三个原因（这算人和吧）；

最后就是如果再加上点中央政府不定那个时候脑子进点水，或是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和忽视了对巴蜀之地的直接管控，那就更容易出事，这也就是一直说的所谓天时。

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绝对够统治者头疼的，巴蜀之地严格意义上最早就是两个独立的政权，但是自从被秦帝国吞并之后就一直被统一纳入中央政权的版图，对于巴蜀的管理其实还是汉帝国想出了好办法，就必须让巴蜀接着闹，你们自己不停的掐就一定没问题，一旦你们自己不掐了，中央政权的麻烦很快就会来，关于这点，我想绝对是治理天府之国的精髓。

所谓割据就是分割于统一的中央政权之外的独立政府，历史上最早的巴国、蜀国不应该列入其中，那会谁管谁啊。

秦后期的刘邦称汉王也不应该列入其中，因为当时都没有一个完整和有效的的中央集权政府，虽然项羽的貌似势力范围很大，但充其量也就是个西楚霸王，并不是统一全国的皇帝，各地还是自己说了算，所以说刘邦也不能算作割据政权。

只能说刘邦依据巴蜀之地进而控制了全国，刘邦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巴蜀直接给予了大部分的支持和后方保障，这点汉王朝绝对应该大力感谢巴蜀人民，所以刘邦分封各国的时候独独公布了这地是天子自领，名义上是对巴蜀的高看和荣誉，实际上就是害怕这地交给谁都容易出乱子。

而事实上的巴蜀之地也和刘邦预料的一样，自从换上了天府之国的美誉后，就一直在这光环的笼罩下不断的出现各路豪杰、领袖，演绎这不同时代的另类统治。

这个“割据”，就成了巴蜀历史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一代割据王“公孙述”一（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9）

西汉末年，牛哄哄的汉帝国终于自己把自己折腾进去了，历任几代皇帝的遗传基因出现了严重问题，一连三个皇帝没生儿子，成帝、哀帝和平帝都没有子嗣，汉王朝陷入了一个吊诡的怪圈，谁当皇帝谁绝后，这姓刘的还真是点背啊，在历史上被史家称作汉代的“国统三绝”。

中国人比较封建，这点就比不了人家与时俱进的英国，人家英国没儿子就立女王，从跟上就体现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中国这点很僵化，僵化的结果就是找个皇帝很难，没皇帝的日子很难过。

没皇帝的日子，虽然说管事主政的大臣很有权势，好像挺威风，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很纠结，简单说就是内部没有一个姓刘的来给大家撑场面，但是外面可还有好多姓刘的都看着哩，万一一不留神办错了事就没了皇帝这样的冤大头给扛，具体事没人管，但说三道四的人很多，而且个个都说的理直气壮。

其实所谓权臣也不是好当的，在当时的汉帝国就是这种情况，内部没人敢担这责任，所有事都只能老哥儿几个商量着来，反正出了事大家一起扛，但是这个很多事商量来商量去的，总得有人拍板拿主意吧，那好，谁有想法、勇于担当、勇于给大家伙扛雷，那就谁吧，这也是没法子的法子，总的有人说了算吧，皇帝的外戚王莽同学应运而生了。

关于王莽同学的好坏已经有人说了很多了，历史上对这人褒贬不一，因为和我们这篇文章搭不上关系我就不评论了。

这位很有点能力的王莽同学自从管点事后就天天替皇帝扛雷，扛的很累，后来把心一横，一不做二不休，我干脆自己干吧，反正一贯都是好的坏的都是我一人扛着。

这个王莽同学一向勇于创新，不仅彻底改组了汉王朝董事会，同时，既然是咱自己开张做买卖，这老字号也该换换新气象了，必须得体现万象更新的大好局面，公司改名就叫大新朝，看着就喜庆，这位王莽同学自己厚着老脸当皇帝了。

说实话，在王莽当政期间政治作为方面还算是中规中矩，发现和利用了不少人才，其中就有一位和咱们关系很大。这个人经过王莽同学多年考查和政审后，觉得此人才堪大任，于是乎任命为导江卒正，也就是蜀郡太守，把这人放在这么重要的地方去应该比较让人放心，这自古的天子自领的地方就交给了这位人才：公孙述。

《后汉书》：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也。哀帝时，以父任为郎，后父仁为河南都尉，而述补清水长。仁以述年少，遣门下掾随之官，月余，掾辞归，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后太守以其能，使兼摄五具，政事修理，奸盗不发，郡中谓有鬼神。王莽天凤中，为导江卒正，居临邛，复有能名。

在历史记载中，年轻时候的公孙述可以说是聪明过人，他爹叫他跟着别人学学做官（他爹也很有眼光，这点我家老爷子就不行），居然能让别人对他的评价成了这人不是一般人能教得了的。

到了后来，自己真当上官了，还真就是不负众望，政务管理的井井有条，连周围的人都以为被他管理的地方还真是见了鬼了，人家那地儿怎么就嘛事都没有呢？

这样的人才在王莽当政的时候就凭着才干被上级领导所赏识，公孙述当上了蜀郡太守这样的封疆大吏，看来很多时候父母的教育和眼光还真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啊。

公孙述虽然在当时的仕途一帆风顺，但是，不幸的是大环境有点小纠结，西汉末年大新朝初年这期间是个动荡的年代，王莽政权进行的一系列复古改革没有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各地贵族开始组织各种抵抗势力反抗王莽政权，再加上很多姓刘的极不服气，本来就是我们家的买卖，凭什么你说改组就改组啊。

简单点讲，当时的中原地区一片大乱，不过，相比之下，巴蜀之地在公孙述的治理下还比较安静，在公孙述的领导下，巴蜀之地的人民群众安定团结，一片祥和，别的不说，在这样动荡的年代能保证一方稳定就足以说明这个公孙述的政治能力和水平。

这期间的动乱其实和之后的都差不多，各地的贵族再加上姓刘的皇族等等吧，各自都打起旗号开张做买卖了，你王莽能开张，我们也能，咱各玩各的。

整个中原地区纷纷宣布独立，各自为政，而且自立山头的人还都是有想法、有理想的人，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不仅和王莽同学干，老哥儿几个自己也跟自己干，这各地军阀天天打，争地盘、大力发展军备，其实说来说去还都是民众跟着遭殃，民不聊生。

但是，经过一番争斗之后，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发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要知道这人民也不是傻子，我们干不过你们还跑不过你们吗？全逃难吧。

几位有想法的大佬们很纠结，之前一门心思都净顾上打仗了，没成想打了半天居然整的没农民了，抢来的地盘居然都是无人区，压根就没人干活，别说军队，即连自己的口粮都成问题了。

各地的军阀干着干着都感到有点力不从心，必须得带着手下的弟兄和家眷们找口饭吃啊，得！别理想了，咱还是现实点吧，谁有吃的咱就一起就跟谁混吧。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得能人公孙述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别地儿不同，现在的巴蜀之地在自己的带领下不仅仅是稳定，而且要啥有啥，个个都吃得饱饱的，但唯独最大的问题就是军队不够强悍，要是能够利用自身财富和粮草多拉拢点人，貌似会很有前途啊，而且听说这些军阀看着都能征惯战的，收为己用没准自己也能趁着乱劲成就点大事，公孙大人也很有想法。

公孙述是个说干就干的人，很快就竖起了大旗，我这钱多人傻，快来吧。

可千万别小看这口号，虽然简单，但还真管事，公孙大人这边大旗一竖，立马得到了响应，收罗了很多在各地混不下去的军阀，一时间公孙述势力大涨。

但是，很快，问题也暴露出来了，这个军阀们之所以成为军阀，绝对是野性难改和有奶便是娘，说句没良心也真不过分，军阀们吃饱喝足后发现这个巴蜀之地还真是块好地啊，要风得风要水得水的，军阀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马上就又有了想法，不想寄人篱下了，干脆咱们接着乱吧，凭什么这地就归了你姓公孙的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引狼入室。

这下好，原本还是中原乱，现在这巴蜀之地在雄心勃勃的公孙述收罗了一堆军阀后，成都也跟着乱上了。

公孙大人这会还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很是痛心疾首，好在公孙大人在当地为政多年，还真是有点人脉基础，马上自己亲自出面召集了属下巴蜀本地的豪杰之士，正式表明了立场：

坚决维护巴蜀地方政权的稳定团结，一切必须以本地人民利益为基本，严厉打击外来不法分子争夺本地利益等等多项政治主张。

亡羊补牢的公孙大人的政治举措反应很快，可想而知，也很快得到了广大巴蜀地方以保家卫国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的一致拥戴，并且在大家的一直倡导下，公孙述以巴蜀子弟为核心，正式组建了自己的队伍，公孙大人也从一个政治家迅速的转变成为一个彻底的军阀。

后来的发展就很顺利了，公孙述凭着这只巴蜀子弟兵很快击垮了试图进入蜀地各怀鬼胎的多支军阀，同时大得巴蜀之地的民心。

这边是巴蜀的情况，中原那边也没闲着，最初的中原大乱有了基本结果，王莽同学终于在各方的联手打击下快坚持不住了，主要竞争对手“更始皇帝”的势力越来越大，大到居然能腾出手来派人进攻巴蜀了。

“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张忠，将兵万余人徇蜀、汉”。

又有人惦记上这了，和之前的无兵少将的局面不同，现在的公孙述旗下也算得上是身经百战，对于外来的入侵只有一个道理，给你丫打回去。

公孙大人依据巴蜀之地的有利地形，率领巴蜀子弟兵大破更始皇帝的侵略部队，于是乎，公孙述和巴蜀子弟兵一时间威震天下。

胜利很鼓舞人心，也鼓舞士气，同时，自信心空前膨胀的公孙大人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下也有点头脑发热，也想自己开张做买卖，自立蜀王，公然打起来独立的大旗，明告天下，哥们儿这也单干了啊。

话说回来，那边的王莽同学还真是王小二过年啊，一天不如一天，不过好在这个更始皇帝那头更乱，一伙三心二意、各怀鬼胎的家伙们在取得点成绩后内部也出现了分账不均的局面，自己也和自己干上了。

可以说这时的中原更乱，但是中原乱，这边可还真不乱，蜀中稳定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很多中原人前往避难，这些人可不是军阀，都是愿意干活的人，所以说，现在的公孙述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而且相邻不远的地方还纷纷表示投诚和归顺，都愿意给这有前途的大哥混，公孙大人“尽得益州之地”。

相比之下这个抢地盘的事还真不算什么事，可怕的是公孙述通过一系列的整治很得巴蜀人民的支持和认可，在这一带很得民心，在当时一片大好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巴蜀的有志之士纷纷鼓捣公孙述，咱们干脆也别掖着藏着了，趁着乱劲咱们就在蜀中称帝，我们都是开国功臣，这事多来劲啊。我们的公孙大人听得头脑一热，还真没扛住这皇帝的诱惑，宣布我也当皇帝了啊，国号称“大成”。

第一代割据王“公孙述”二（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10）

凡事都有个头，说话间，中原动乱基本结束了，经过多年的征战，貌合神离的“更始”团队终于干掉了穷途末路的王莽同学。

貌似成 ​

这时中原动乱基本结束了，“更始”的队伍干掉了王莽，随后“更始”的下属刘秀带着队伍又干掉了“更始”，现在的中原是刘秀说了算，但是这会的刘秀还没那么厉害，还正马不停蹄的收拾残局哩。 　　 既然王莽挂了、更始也挂了、更牛的刘秀忙着干私活，整个中国东部就处于一个三不管的境界，当初互相掐得不亦乐乎的军阀们现在也不掐了，要说这帮子各自未战 的家伙也真没什么出息，彻底没人管了吧还都不知道该怎么混了？该跟着谁混了？这关键时刻一听说公孙述在巴蜀称帝了，得！全跑那去了，跟公孙大爷混了。史称 “关中豪杰吕鲔等往往拥众以万数，莫知所属，多往归述，皆拜为将军。遂大作营垒，陈车骑，肄习战射，会聚兵甲数十万人，积粮汉中，筑宫南郑。”这就是一部 分头脑简单只知道跟人混的主儿。 　　 “三年，征西将军冯异击鲔、育于陈仓，大败之，鲔、育奔汉中。五年，延岑、田戎为汉兵所败，皆亡入蜀。”这是一帮立志自己干的主儿，但是随后被牛人刘秀腾 出手来一个个的收拾了后，彻底没地儿待了，也跑到公孙大爷这来了，该来的和不该来的全来了，大成皇帝公孙述貌似势力大增。 　　 公孙述这个时候显示了比较单纯，要知道在动荡年代朱元璋的理论绝对牛：“高筑城、广积粮、缓称王”，这是动荡年代保命发展的诀窍，你没怎么样先称帝就成了 天下的关注点，八卦新闻一定少不了，连娱记都不会放过你的，那些个东跑西奔的主儿之所以能跑到你这混，就是因为你给发工资还提供劳动保障，这些人有奶便是 娘。粮钱是这几年攒了不少，但是养活这几十万的部队是不够的，公孙述想到了办法和当初蒋介石一样，多发行货币啊，法币不灵就换金圆券，只管发，多多益善， 结果就等于经济的崩溃。先不说经济崩溃，就那么点钱是和你一起起家的几千号子巴蜀子弟一起打下来的，有钱有粮还没说给这帮老兄弟们分点哩，光养外人和自己 搂着了，慢慢的巴蜀之地的这些人心就不那么齐了。 　　 就这样一个人心涣散、经济即将崩溃的关键时刻，公孙述还不知道深浅的开始大肆的制作中原各地区的官署的印信和委任状，认为这天下也就是一顺手的事，剩下的就是分封天下了。

既然要分封，就先封赏了自己的亲弟兄们吧，只要是姓公孙的就封个王，完全体现了地方自主性和目标的宏远性。但是话说回来这会也就一个巴蜀之地，离称霸中原 还远的不是一点半点哩，公孙述网络的各种人才中不乏能人智士，很多人提出了据南郑功天水先抢占中国西部广大地区，然后顺江而下击荆州强占东南地区的战略方 针，这样天下也就基本搞掂，要真是这样的话，不能说能不能成功起码够牛人刘秀费点力气。但是公孙述在这点上彻底的体现了小农意识，认为不能举国之兵出去征 伐，得守着这一亩三分地，但是你不去攻伐的结果就是只能等着别人来攻伐你，这同样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除非你穷的没人愿意理你。以上种种举措都显示了公孙 述头脑已经失去理智了。 　　 随后的问题出来了，横行天下的刘秀同学这个时候已经收拾完中原的残局了，天下四有其三，基本上都干下来了，就差巴蜀了，所以说巴蜀之地还真是一个灵异之地啊。 　　 没有大志，导致了来投奔他的很多能人觉得没前途，只封赏自己亲弟兄导致丧失人心，这样的状态下公孙述终于等到了别人来揍他的时候，他一直在等，为了等这个 时候，他放弃了去揍别人的机会。汉光武帝刘秀基本安定了天下后，派遣征南大将军岑彭来收拾“大成”政权了，“十一年，征南大将军岑彭攻之，满等大败，述将 王政斩满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城邑皆开门降。彭遂长驱至武阳。”这就是一溃千里。 　　 公孙述这时觉得害怕了，害怕的结果是相信了“武功”，这点和我们现代的武侠小说有点类似了，搞不好这公孙述还真是个武功大侠，大兵团作战干不过你我就派遣 高手刺杀对方武将：“汉中郎将来歙急攻王元、环安，安使刺客杀歙；述复令刺杀岑彭”。还真是高手，但是这些个侠客后来的曾国藩给了个明确的评价：“大都流 氓无赖之徒”，我觉得比较靠谱，要是靠几个东邪西毒就能统一天下那就不是天下了。这事儿我个人觉得就凭这几句话就够让那些专业写武侠的大人物写成一本书 的，“汉”派来的两路大军的头儿全**掉了。 　　问题是武功高手对于这样的大军征伐有用吗？公孙述的事迹充分证明了没用，汉朝马上任命了继任者，继续揍你，再高的高手也不可能一个人杀几十万人吧。 　　 “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婿史兴并为大司马吴汉、辅威将军臧宫所破，战死。自是将帅恐惧，日夜离叛，述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这基本就说明“大成”王朝离完蛋不远了。“九月，吴汉又破斩其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汉兵遂守成都”。 　　 就剩一成都了，昔日的光辉全完了，梦想的帝国瞬间就灰飞烟灭了，这时候公孙述倒是冷静了，表现了一个硬汉应有的品质和骨气，“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余人，以配岑于市桥，伪建旗帜，鸣鼓挑战，而潜遣奇兵出吴汉军后，袭击破汉。汉堕水，缘马尾得出”。 　　 龙兴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孙述决定次日亲率蜀军决战，蜀民劝之，述曰：“大丈夫理当战死疆场！吾意已决。”十八日，公孙述率敢死士5000出城迎战，高 呼：“誓死捍卫成都！”随即冲入敌阵，身先士卒，英勇杀敌，成家军士气大振，三战三胜，八攻八克。战争持续到中午，成家军累了，汉军也累了，但是汉军人 多，憋了半天的3万精骑突然冲出，成家军大乱，公孙述冲锋陷阵，浴血奋战，敌军护军高午趁其不备，挺枪猛刺公孙述，因用力过猛，竟刺穿公孙述胸口，公孙述 身中七枪，身负重伤，仍强忍疼痛，奋勇杀敌，杀死高午，抢扎透了胸口还能战斗，而且还能干掉扎自己的人，公孙大侠还真是牛！但终因疼痛难忍，翻身落马，被 左右拼死抢回城中，当夜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挂了。明旦，岑降吴汉。 　　 不说公孙述的政治眼光和战略，但说最后的表现，我觉得起码公孙述像个男人，估计还是个武功高手，最后关头亲自上阵，身先士卒这点很多人难以做到的（只有真 正的高手才能做到）。也不知道这汉军是不是深深的痛恨这帮子顽抗到底的“大成”军民，在大成投降后大开杀戒，包括带头投降的延岑，都是灭族。 　　 这点上汉光武帝就表现了政治家应有的素质，及时制止了汉军的杀戮，不过当时可不是现在打个电话就制止的，等到刘秀知道的时候成都已经基本被抢光了，等到在 通知下达到的时候估计连重庆都抢光了。但是汉光武帝起码表示了态度，同时提拔了很多在公孙述时期的重臣（基本都杀了，也没剩几个），及时的安定了巴蜀之 地，但是汉军在大成王朝投降的情况下依然大开杀戒一事并没有让巴蜀士民忘却，东汉只是通过武力再次将巴蜀划入了中央政府版权。 　　加一句话公孙述 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可能没多少人知道，但是他的一个习惯确一直保留至今，那就是“大成”王朝尚白，这个朝代的标准色是白色，连他建的城都叫“白帝城”，打那 起四川人民至今都喜用白色，而不是好多貌似专家说的巴蜀人民为了纪念后期丞相诸葛亮而喜用白布，根在这！这点有必要纠正一下。

东汉；峨眉山初露头角（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11）

东汉政府通过武力征服了巴蜀地区，不说手段如何把，反正是再次将巴蜀划入中央板块，对于国家而言应该是幸事。

但是在征服公孙述政权的斗争中殃及无辜的滥杀行为实在是有违道义，而且给巴蜀地区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种纯武力的征服只能是暂时的，巴蜀民众的怨气只是在暂时被强权压制了，按说这种怨气在国家稳定期间似乎是可以平稳过渡的，但只要有一点的机会这种怨恨就能体现出强劲的爆发和反弹势头。

东汉政府经过光武帝刘秀统治，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尽力恢复西汉王朝的疆土，不乏能攻善战之士的涌现和努力，武力保证了国家的疆域的完整性，那是个汉军威武的年代。

但是谁都知道，这个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打下的地盘在治理时更需要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措施，社会的稳定和有序才是国家稳定的基石。

在过去的封建年代，稳定的核心就是得有个好皇帝，很不幸整个东汉政府就出了一个好皇帝，随后就一茬不如一茬。

皇帝的无能是东汉帝国最大的弊病，这事在中央集权好控制的地区还马马虎虎，但是在偏远的巴蜀地区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再加上初期征服巴蜀地区时满下的火种就更加的麻烦了。

很快，巴蜀之乱在东汉唯一的好皇帝刘秀死后一点点的爆发出来，东汉的第二个皇帝汉明帝（正是这位皇帝的千年一梦让中国从此有了佛教，在我的五台山篇会有这位皇帝的专门介绍）期间，巴蜀之地再出牛人。

东汉，张陵，（？至156年）。职业应该算是医生吧，比较特殊的是以符水为民治病，很神奇，而且治病不要钱，入他的教派就成，可以说是通过治病来传播教义，也算是个正经职业吧，规矩比较简单，凡治病者必先交米五斗，后称为五斗米道。

实际上他的教派的名称叫“正一盟威道”，也叫“天师道”，说白点就是我们国家的本土宗教“道教”。

我们的道教在张陵之前一直不成系统，比较萌芽，没形成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思想很多，但是很不系统，没有教义也没有统一的发展思路等等。

道教正是在张陵及张氏家族的努力下，才逐渐步入宗教的轨道，也才开始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引”中关于这点有较详细的阐述）。

创始人张陵其人的具体事迹基本查不到，能查到的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那都是瞎猜的，只有一点貌似靠谱，就是张陵曾经在汉帝国为官，任江州〈重庆〉令，后弃官，帅弟子百余人赴蜀大邑县鹤鸣山修道。

我国的道教在同佛教的教派之争中全面落败，不能说是毫无道理的，一方面道教自身的原因，道教领袖人物要不就是真正的羽化仙去，要不就是利令智昏的组织教众造反抵抗政府。

前者很虚无，反正是找不到人了，后面的事大家自己看着办吧。

后者更麻烦，可以想象这事可是任何一届政府都不会掉以轻心的，反观人家佛教，基本在任何时候都能迎合政府，这点很关键！听话的自然得到政府的支持，谁不喜欢听话的啊。

另一方面，佛教本身也本着与时俱进的态度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关于这点，我们很多本土的大和尚功不可没，佛教其实一直在走本土化经营路线，历届大和尚们都在找到尽量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改变路线，而且做得都不错，很有市场。

在这方面看个最简单的事实就很清晰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佛教在其他国家（不包含汉文化辐射圈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佛教都是我们这传过去的）都只尊佛祖一个，但是在中国就派出来很多的菩萨，而且个个都大有赶超佛祖的劲头，这就是佛教依照中国人的思维而进行的改良。

其实大家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佛祖最大，但不怎么管事，但下面会分出各个分管各项具体事物的菩萨，这个体系完全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体系，具体的事找具体的人，归类清晰，实话实说，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关于个个菩萨的职能，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中国人智慧的结晶。

在历史发展中，很显然，听话和配合的佛教即有了政府支持又能不断创新，还能迎合大众需求，凭良心说，这样的教派不在竞争中获胜都没有天理。

以上说了点题外话，话说回来，这位张陵在创立教派的时候很的人心，毕竟看病不要钱这事很现实，很快，就得到了巴蜀地区的广泛相应。

一方面，民众经过战争的洗礼后迫切的需要宗教思想寄托下精神，另一方面张陵的五斗米教本身就具有黑社会性质，入会后能享受很多会员待遇，这个也很现实。

不管从哪个方面看，这个张陵都不简单，起码很有战略眼光和经营头脑，在道教的同时，还设立了教区，教区设立各级经理和负责人，具体工作是一方面推广教义，另一方面管理教众，归根结底就是通过渗透到各地的分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且一方有难四方支援，在本身就怨声载道的巴蜀民众中迅速获得了市场认同。

有了各级管理体系后的正一盟威道在巴蜀地区如星星之火一般，迅速席卷了整个巴蜀地区，要不说宗教的快速传播必定有其历史根源和时机。

没有东汉的强权压制就不会导致巴蜀地区的民怨，没有民怨反政府势力也就不会得当地的支持，这也就是在巴蜀地区实力强劲、名声大噪的正一盟威道在别的地区推广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巴蜀地区这个阶段正是正一盟威道这样带有黑社会团伙性质的势力成长最适合的环境。

张陵在巴蜀地区设立了“八治”，其中就包括我们本篇的主角“峨眉山”，当然，张陵的主要道坛基本都在这些个名山大川，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地方在那会基本都没人，没人也就没官府没耳目，这样进行洗脑啊、激励啊、讲课啊都比较方便，不会像现在的传销一样被撵的无处藏身。

张陵在深山设坛，就近管理教众和开坛讲法，还亲自梳理了各个教坛的教程和发展纲要，并为每个教坛制定了适宜的推广计划，其中也亲临峨眉山教区指导工作，闲暇之余还著有《峨眉山灵异记》三卷（不可考证，难辨真伪）。

那会的峨眉山还很是荒凉，远没有现在的条件，不仅不具备旅游发展的基础，更不具备简单的生存基础，当时尚是未开发的处女地，林深山陡，行无完路，野兽出没。

有理想的道士们在山上首先得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也不知道当初这陆通是怎么待得，这事儿也很值得考证）。

但是凡事就怕有理想有追求，一群有理想、有追求的道士们开始在山上开路建屋，在平缓地带修建很小的茅棚居住，虽然活动范围很受限，但是毕竟是深山而且人数少，比较适合从事反政府活动的特殊要求。

就与当时的峨眉山的特殊地理位置，与川西平原的正一盟威道总坛联系不甚方便，所以教区在整个教派中影响也比较小。但这些人就是峨眉山真正意义上的开山始祖。

正一盟威道在张陵手里创办，但是壮大还是张陵的孙子张鲁彻底完成的，关于张鲁的事迹这里就不多说了，可以参见拙作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引，总之这会不叫什么正一盟威道了，根据事实发展干脆改叫“五斗米教”了，琅琅上口！一听就能记住。

能人张鲁掌权后，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手段进行管理，由最初的“八治”壮大到“二十四治”，地盘扩大了，教众扩大了，更为重要的是好些发展的很好的分支居然已经基本接管了地方政府的活，这可是预想不到的好事。

我们的峨眉山教区这时也顺势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和发展，起码有了路了也有了道观，基本具备了生活条件，但是相比其他名山大川这里还没得到广大的市场认同，好事多磨，按说能跟着张鲁混，再怎么说也能多少闯出点名头来，但是悲催的是还就是站错队了。

五斗米教发展的顺风顺水，我们的大教主张鲁当然也在巴蜀一带名声鹊起，俨然就是巴蜀地区的土皇帝，虽说当时的政府东汉帝国虽然已经走向末路，但是为了维护统治，还是在这个关键时期派出了皇系郡守“刘焉”，乱的守不住场子的时候还必须得派个有威望的人来管理。

关于刘焉可能大家不很熟悉，但是这个人确实很牛，后期的牛人刘备最早都是跟这个人混的的小弟，但是这人很失败的是地方就是生了怂人儿子：“刘璋”，先不说来历了，刘焉进蜀。

公元188年，刘焉入川，领益州牧，牛人刘焉入蜀后，迅速利用政府和士族的优势分化瓦解了五斗米教，同时大肆诛杀试图反抗的教众，马上就稳定了巴蜀地区的汉王朝的统治，但是这仅仅是益州一带地区，五斗米教在大教主张鲁的带领下被迫北上，转而到了川北广大区域，史称汉中。

被政府严厉打击下的大教主张鲁这时干脆撕下了面具，直接成立政府和各级官吏，正式接管了汉中地区的政务，成了当时名符其实的割据政权。

公元194年东汉末年，中原大乱，时刘焉病亡，其子刘璋继任其本兼各职。

公元200年，蜀中教众在张鲁的带领下起兵攻刘璋，蜀、广汉、犍为三郡教众群起而响应，张鲁在汉中遥相呼应，一时蜀中再次大乱。

这个刘璋虽然没什么能力，但是他老爹还是给他留下了一个很有能力的班底，凭着优秀的巴蜀管理团队，这场战事很快就被平息了，但是这次事件让以刘璋为首的巴蜀团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东汉政权在巴蜀民心已失，根本无法抗拒来自五斗米教张鲁大教主的压力，只得向外求援，遂引出了新一轮的巴蜀割据王。

巴蜀第二代割据王（一）刘备 不全（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12）

刘备何许人也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名鼎鼎的三国演义已经描述了很多了，全国人民对于刘备和他手下那帮子哥们儿个个都溜儿熟，关于这些我这就不多罗嗦了，只说一些大家或许没注意到的环节和平常大家看不到的史实吧。

乱世枭雄刘备在稳定了荆州一带的政权后能顺利进入巴蜀地区直到在巴蜀称帝，其中大部分功劳应归功于当时名闻天下的五斗米教，正是的张鲁的不断施压下，走投 无路又生性软弱的刘璋引狼入室，找到了曾经跟着他老爸混过的小弟刘备来帮忙，试图通过刘备的虎狼之师痛宰张鲁这帮子教徒，但是没想到的是刘备和刘备集团最 大的目的在他的那块地盘。基于这样的目的和背景刘备顺利的进入了战略规划中的巴蜀之地，先没说收拾张鲁到先把刘璋给收拾了，巴蜀之地归了刘备了。

怀揣这伟大梦想的刘备希望着能和他的祖辈一样，据巴蜀而攻天下，再创汉室辉煌，但是问题是刘备徒具雄才大略，无奈时运不济，没有他的祖辈那样的天时地利人 和（曹操不是项羽），所以说成功的模式没有一样的，依葫芦画瓢是不可能成为成功人士的，事实证明就算是牛人加强人的刘备也只能在巴蜀成为割据政权。

政治强人刘备占领巴蜀之地后可不会像刘璋一样软弱，道教在刘备统治期间受到严重打击，规定只限于当地的道士自行修炼，严禁推广传播，五斗米道教发展重心开始转向汉中地区，大教主都在哪混呢。

说到刘备诸葛亮历史上历来都是美誉不断，实际上刘备集团对巴蜀地区的贡献很少，就政治和经济而言甚至可以说在历届巴蜀割据政权中属于最差的一类，其他的割 据政府多少都立志于稳定和发展，但是刘备集团的重心是进攻和消耗，可以说在刘备集团统治期间巴蜀经济和各项民生积累都基本消耗殆尽，元气大伤，以至于后期 晋能轻松取巴蜀，这是巴蜀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连纵横天下的蒙古人都没能做到这点，可以说真正的崩溃只能是先从内部开始的。

刘备是个合格的政治家，政治家就如同一个公司的管理者一样，不一定是专业最强的，但一定是用人最强的，也就是应该是最具备团队凝聚力的，这点刘备当之无 愧，蜀汉在刘备统治期间政治经济没见到多大的提升，但是起码政局稳定，这就不简单了，这点和刘备的用人有很大关系，巴蜀统治初期政局很不稳定，刘备没有像 评书说的经常问计于牛哄哄的诸葛亮，到是问了并不是很出名的刘巴，其实这个刘巴可谓是三国期间很牛很牛的人，一直想投奔曹操，但是一直没得逞，先被刘表强 留在荆州，后刘备得荆州后逃到了益州也就是巴蜀，刘备得巴蜀后又跑到了越南，在越南准备偷渡回中原的时候被刘备发现，强留了下来，这点而言刘巴就很牛，当 时民心所向的刘备人家还就是不待见，但是越不待见刘备还就越的把你抓回来，这点而论刘备很是识人才啊。

刘备得巴蜀后，面临的情况非常危急，之前的史书载巴蜀地区：“今益州户口百万,土沃财富”《资治通鉴》。但是这样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地方在经过刘备军团和 刘璋的近五年的战争中基本消耗殆尽，虽然这样但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刘备集团进入成都后，所有的人都在考虑我们拼命打仗为了什么？结果很简单不就是为了 钱、为了地盘再赚更多的钱吗？刘备军团所有人这会最大的任务就是抢！赶紧抢！

巴蜀第二代割据王（二）真正的诸葛亮（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13）

蜀汉丞相诸葛亮是受到人们普遍尊崇的历史人物，当然还得拜托那本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这本书实在是太牛了，已经影响到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和认识。

我也不想在这里做什么危言耸听，哗众取宠，只是把事实和大家讲出来，其实大家所熟知的大部分是演义中的诸葛亮，但是演义的真实性有多大？这点其实鲁迅先生的评价是最为到位和精准：“诸葛多智近似妖”，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演义中的这个人牛的简直不是人！但事实上他确实是人，那里面的问题就出来了，或许他压根就没那么牛，只是后人不断的吹捧罢了。

那我们就来还原一个真实的诸葛亮，首先肯定一下诸葛亮同学对事业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执着精神和清廉正直无私的人品，就这一点而言确实值得我们现在的我党干部学习的（特别是慈善事业的干部们），而且不管怎么说诸葛亮同学还是颇具智谋和小聪明的，这点我们是有啥说啥，但是他也是人，是人就有弱点，也就是说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不能过多的光听一家之言，套用句广告语：“别信广告，信疗效”。

蜀汉政权在最高领导人刘备挂了后，诸葛亮开始作为蜀汉政权的政策制定者和实际的掌舵人隆重登场了，但是事实上其统治的结果却是是给蜀汉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蜀汉政权的稳定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要说《三国演义》是本故事书的话，那么《三国志》还真得算一本史书，陈寿著《三国志》中，评论的诸葛亮最大的功绩是所谓“民不怨”，那我们就来看看怎么个“民不怨”。

富饶的天府之国在诸葛亮的管理下按他自己的话讲“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太平御览》。

这点说明什么，之前沃野千里富饶的“天府之国”现在穷到只能靠买卖天下闻名的蜀锦维持，农业、工业、商业甚至手工业全面崩盘，国家经济只能依靠买卖蜀锦维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穷到什么地步了，重申一下这可不是我断章取义的啊。

富饶的天府之国在诸葛亮的管理管理下穷到什么地步，不用看一家之谈，看看当时的官员的生活情况也能基本知道个大概齐：

首席执政官丞相诸葛亮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以身作则组织生产）

大将军费祎“家不积财，儿子皆令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三国志•费袆传》；

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三国志•姜维传》；

左将军、大司马府事董和“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三国志•董和传》；

车骑将军邓芝终不治产业，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三国志•邓芝传》；

这些都是都是当时的蜀汉高级管理官员，先不用说高级管理官员是多么的清洁廉明，当然这点绝对是值得肯定的，另一个方面说明什么，你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家人的生活更无法保障，你算什么管理者啊！你凭什么让你管理的民众有富足安定的生活，中国自古的道理是齐家、治国、才能安天下！自己家人都照顾不好的人压根就不配管理国家，以诸葛亮为首的官员就这样，可想而知当时的蜀汉百姓过着什么日子了。

为什么“民不怨”，因为“民”能看见他们的管理者也和他们一样，都够穷的，心理平衡了也就算了，就都别埋怨了，其实民众是很好糊弄的，往往不在乎是不是富足，只是在乎平等，都穷也就没人计较了。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领导者了不是带着大家过穷日子的，不是在这个顶个的比着谁比谁更穷的，而且带着大家是奔小康的！就这一点而论我们曾经有一位总理就是这样的人，说实话还真是辛苦，也卖力气，哪有情况一准就会出现在哪里，但是丝毫不解决问题，在他的在职期间，地震、高铁、腐败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这可不是点背，这其实就是无能，作为总理不怕你贪、不怕你奸、最可怕的就是无能。话说回来，蜀汉的现状就可以认定诸葛亮作为杰出的政治家空有虚名，不合格！

当然为什么这么穷，我们得找下根源，诸葛亮一生的志愿就是统一，统一就得打仗，但是貌似诸葛亮没想明白打仗就是打钱，就是拼国力，靠买卖点蜀锦是不能维持战争这费钱费力的大事的，这点人家美国就明白，当年打利比亚的北约弟兄们也明白。人家打你就是因为你有石油，你要穷的只剩蜀锦只有二百五才打你哩。

解决这些问题就两种办法，一是自己有钱不怕花，二是打仗就是为了抢钱或是抢资源赚钱。除此两法无他。

但是诸葛亮同学的战争是怎么打的，我们看下诸葛亮的杰出战役：

七擒孟获：貌似没赚到钱，倒是花了不少钱，具体结果如何后面再说；

六出祁山：更别提了，回回出去打仗不是为了抢钱抢地盘，好像是为了抢粮食，抢回来的粮食也仅仅够军队吃上十天半个月而已，这点就跟领着一群灾民出去找饭、逃荒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啊，问题是你能抢也行啊，但是结果是抢的粮食连带出去的军队的温饱都无法保障。

这种毫无意义的战役就是为了统一吗？你没钱打仗你统一个屁啊！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了张俨《默记》说：蜀汉国小力微，又常主动攻打强大的曹魏，连年北伐的结果，造成了“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荒残”？“苦其役调”？这样的词用在别的地方都能理解，问题是那可是在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就非常的费解了，除非执政的人是个花钱的疯子。

《三国志•杨洪传》“男子当战，女子当运”，什么意思？就是说全民皆兵，男的打冲锋抢粮食，女的搞运输搬粮食，大家都干活谁也别埋怨，看着不错，但是问题是谁种地？谁织布？谁养猪娃？谁种菜？总不能大家都当土匪、山大王吧。

《三国志•诸葛亮传》“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这是评论看着给力吧，溢美之词溢于言表，但是不知道注意到没？这里面什么叫“民尽其力”，诸葛亮同学能干到民尽其力，都这样了还怎么发展？

还是《三国志•诸葛亮传》“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这其实就是结果了，刻剥百姓使民尽其力的结果会是怎样，我不用多说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实际情况极有可能是民怨沸腾，只能用严刑峻法来完成管理和压制，所以说连诸葛亮在内整个诸葛亮管理团队唯一一点能服众的特点就是都“穷”，都以身作则，所以大家都别埋怨，这也是诸葛亮同学标榜青史的功绩，但是还是那句话，大家伙跟你混不是光跟着你过草地过雪山的，我们也得有前途，也得待到革命成功时一人分一个女学生吧，不仅受穷而且还挨打，这很纠结。

国家政治保障是军事成功的基础，反过来军事成功能带来更多的政治资源，两者相辅相成，这就是现代以美国为首的一帮子大国动辄发动战争的原则，应该说这是真理，诸葛亮管理团队政治政治一团糟，军事军事一团糟，只能说明才能有限。

巴蜀第二代割据王（三）幕僚诸葛亮（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14）

上文正面评价了诸葛亮同学的能力，其实不用我说，早期的牛人刘备就已经对诸葛亮有了明确的定位，而且运用基本到位，诸葛亮同学最严格的讲应该是个优秀的幕僚，也就是个十分优秀的谋士，出谋划策绝对是一把好手，独当一面就基本不灵。

关于这点只要我们认真的研究下刘备集团的杰出战役历程就能看出一二来，先看下刘备麾下蜀汉集团成功的著名战役和战役的领头人吧，当然在演义中这里面很多都是诸葛亮谋划的，也成了诸葛亮同学被后人推崇备至、标榜青史的的“军事史”，但是实际上该是怎样呢？

“赤壁之战”说实话是人家周瑜带队打的，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事不是你干的；

“荆州之战”刘备亲自带队伍打的，这个没什么可争论的

后期的荆州之战包括“水淹七军”是关羽带队打的；

“平定巴蜀之战”是刘备亲自带队伍打的；

“平定西川之战”是张飞带队打的；

“定汉中之战”是黄忠带队打的；

这些都是成功的战例，可以看到战役的领导者是那些人：刘备、关羽、张飞、黄忠；这其实已经说明在蜀汉政权管理集团中真正能称得上大型战役统帅的就这四个人，其他的包括后世吹得牛的不行的赵云都白给，不是说赵云武功不灵，主要是作为统帅不能光得武功盖世，关键得具备统帅的综合素质。

实话实说刘备集团具备这种素质的就这哥们儿四个，魏延可能也具备但是没机会展示，就这点而论魏延同学命运很坎坷。

再看下诸葛亮亲自带队打的战役，先不说丢人现眼的“六出祁山”了，就说成功的：平定西南“七擒孟获”貌似很成功，但是这次作战深层次的目的是为了收获人心，也就是安定西南大后方，据说貌似很成功，《三国志•马良传》“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但是实际的成果我们来看下：

《三国志•蜀志•李恢传》“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讨，鉏尽恶类”。

《三国志•蜀书•吕凯传》亮至南……以凯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会为叛夷所害。

《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越嶲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

《三国志•蜀书•马忠传》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征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

《三国志•后主传》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张嶷平定越嶲郡。……是岁，汶山平康夷反。……秋，涪陵属国民夷反。

再看下其他的史书《资治通鉴》：越嶲蛮夷数反，杀太守，是后太守不敢之郡。

诸葛亮同学领衔主演的征伐西南的电影大片的结果就是没人敢去当郡守，西南那地儿是谁去灭谁，到底是不是西南就是一团乱麻，或是那边的人本身就是野人没法治理呢？

但事实上不是，因为那边也是人，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吃饱了混天黑，有吃有喝的鬼才跟着你冒险造反反政府，那这里面一定有内幕，有问题，问题在哪？

看看根源吧，诸葛亮同学大动干戈的目的是为了安抚南方，一稳定蜀汉的大后方，这个后方很有深意，其实就是为了进行劳民伤财的大规模进军中原战役做准备。

我们的诸葛亮还真是意志坚定，不断的组织大规模的北伐战役，战役很失败，而且导致后期因为巴蜀本地资源和积蓄的耗尽而不得不向后方索取更多的军事资源。

《三国志•蜀书•李恢传》“南土平定，……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

看到了吧，自己没钱就向这些人要钱要东西，这才是西南一直动乱的根源，诸葛亮同学梦想对待西南就像对待憨厚的巴蜀人民一样，可这劲儿的耗尽财富充斥军用！但是南方那帮子人可不像巴蜀人民一样好欺负，凭什么你打仗我给你掏钱啊，要一回也就完了，你这还没完没了了。剩下的在所有史书中都留下了蛛丝马迹，西南地区动乱频繁，暴动不止，以至于后期刘禅在遭受攻击时想往南方跑的时候，谯周直接提出这不可取。

《三国志•谯周传》“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人，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仇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

其实这就是一段最直白的解释，诸葛亮同学搞出来的稳定大后方，前方干不动了想跑到那去接着干都没戏，可以明确的看到那场战役也就看着挺热闹吧，实则毫无意义，甚至就战役的目的和结果而论可以说是完败。

看似成功的战役就这结果，就别说貌似赫赫战功的六出祁山了，干了六次没一次干成功的，诸葛亮同学干完了，他的团队和继任者们接着干，姜维更猛！“八出祁山”，大家伙儿都本着一往无前的精神头再干，依着诸葛亮定的方针继续，不怕没干劲就怕你路子是错的，简单打个比方：这高架桥得干一年你非得一个月干下来，那就一定会出问题，这就是原则问题，不是大家伙儿冒着劲头给什么节日献礼就能有成功的。

说到这还真得佩服刘备的雄才大略和用人之道啊，这点咱们后面再说。

诸葛亮及其团队管理下就是这样的结果就是：13年蜀汉亡，为什么这么快的崩溃，看下穷兵黩武的蜀汉后期的窘况就能明白了，倒霉的烂摊子接手人刘禅同学投降时提交的国书：

《资治通鉴》“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领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这个数字应该是准确的，两个比较牛的史书都是这么说的，应该可以认为这是当时体现蜀汉国力的官方文件，大家注意下数字，以巴蜀为核心的广大区域的人口只有不到一百万，但就这一百多万的人却养了十几万的兵和官吏，谁敢说这样的情况能维持，谁敢说能维持我就敢抽他！这就是优秀幕僚诸葛亮领衔的团队管理的管理结果。

不过话说回来，诸葛亮虽然能力有限，但是还是影响力很大，起码四川“天府之国”的美誉就是他给起的：“天府之国，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从那时到今天的1800年间，“天府之国”都是四川的一顶桂冠。

巴蜀第二代割据王“四”关羽之死的异议（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15）

既然说到了刘备和诸葛亮的对比那就接着说点更远的吧，当时蜀汉集团的另外一个核心人物：关羽。

关于关羽的英雄伟绩就别废话了，这是一个古今传奇，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只说关羽挂的故事，关羽之死可能目前有很多说法了，其中特别是章太炎先生的借刀杀人（如暗中指使手握重兵的刘封等人对关羽不施加援助和挑唆荆州内部矛盾等等）的说法轰动一时，说法虽然有点偏激，但仔细一想还真是找不出什么毛病来，或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关羽的存在确实威胁到了诸葛亮的管理地位，会影响到诸葛亮在刘备集团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诸葛亮同学必须除之而后快。

从这点而言把关羽之死归结到诸葛亮身上，这种说法貌似现在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但是我反倒是虽然诸葛亮同学水平一般，但这个事情要是也搁到我们诸葛亮同学身上的话确实有点冤，我们来分析一下关羽的死因和刘备集团的管理原则。

先看下刘备集团的人员配备：

军事方面独当一面的核心人物：关羽、张飞、黄忠、魏延；

政治方面核心人物：诸葛亮、庞统、法正、李严、刘巴、马良……

冲锋陷阵的战将也就是单一型人才：赵云、马超……

应该说这就是一个基本的配置，刘备对于诸葛亮的管理和认识非常到位，诸葛亮在刘备管理期间的定位，明确的讲应该是个参谋，职能如下：

一“参与”制定战略规划，如隆中对的整体发展规划，但是拿主意的绝对是刘备，诸葛亮只是参与和提供建议，这个集团是刘老大的；

二外交关系事物管理，如赤壁之战长期驻外联络东吴；

三处理和公共关系维护，如借荆州和维护东吴方面的人脉基础，这个貌似也是外交；

基本上就是以上三条，所以说诸葛亮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远没有演义中的重要，最多只是处理日常事物和出主意的参谋而已，比如刘备对于诸葛亮早期的规划是认同的，如先取荆州、再取益州的整体战略规划，但是关于诸葛亮后期的取中原的规划就压根没采纳，其实已经说明首先诸葛亮只是个出主意的，而不是拿主意的，这事儿还得刘老大说了算；

其次刘备从没有让诸葛亮独当一面，也就是说一直没有实际的兵权和决策权，因为刘备深知诸葛亮不是这块料，因为刘老大发现了诸葛亮最大的短板：不会用人，纵观刘备领衔的集团征战史压根就没有诸葛亮作为主帅带兵团出战的；

第三刘备对于诸葛亮的建议并不都认同，并不是演义说的言听计从、如鱼得水，比如在魏延的使用和关羽死后征伐东吴中就完全没有理睬诸葛亮的建议。

第四刘备在取得益州之后很多的政务处理一般也不会询问诸葛亮，因为很多事诸葛亮并不是专家，比如经济方面的刘巴，政务管理方面的法正、许靖等等，特别是在治国方面诸葛亮的表现甚至不如彭漾、秦宓、谯周等人，因为诸葛亮就是一村夫，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事实就是这样，村夫管理国家会不会比官僚强这点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起码的经验而论就差很多，这点是不得不承认的。

以上就是刘备对诸葛亮的认同和使用，说白点诸葛亮也就是个重要的参谋，而且只是某些方面的参谋，绝不是拿主意或是独当一面的人物，在老大刘备的心目中还远远不如庞统，说到这有个问题还得多啰嗦几句，刘备集团说实话压根就没什么专业的政治人才，绝对的草根队伍，进入巴蜀之后的作为就能看出来了，作为可以说毫无远见，估计也就是从这会开始，刘老大越来越重视管理经验丰富的蜀中人才，说实话，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股肱之臣。

刘备其人绝对堪称枭雄，特别在用人方面，水平一般般的诸葛亮同学也是在刘备挂了后才算是独揽大权了。

刘备要是不死，还真是轮不到他说话，这样的地位你说关羽之死这事要把屎盆子扣在诸葛亮同学的头上应该是没有道理的，毕竟那会人家说了又不算。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诸葛亮对于蜀汉毕竟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不可能也没能力在那会就开始为了权力排挤异己，这点应该是用人大师刘备早就看出来的，所以对于关羽之死压根就和诸葛亮同学没什么关系。至于和谁有关系，那大家尽可能放开胆子去猜，猜到那算哪，我就不凑热闹了。

刘备的战略（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16）

我们看看蜀汉的战略，先说说著名的隆中对吧，就是诸葛亮同学在隆中闭门造车给刘备提出的战略规划：先取荆州；后取益州；近取蜀中资源，再后主力兵出祁山，偏师兵出荆州，兵分两路合力拿下中原。

这战略，别说刘备，连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都眼热心跳的，客观的讲诸葛亮这个战略的前期是不错的，比如取荆州和益州；但是后期就缺乏具体思路而限于空洞了，理论毕竟只是理论啊，很多事情都是理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但是实践起来就会问题百出，我们来分析下诸葛亮同学的隆中理论：

问题一：主力兵出祁山进关中地区，诸葛亮的理论基础是关中地区一马平川适于用兵，但问题是你用什么“兵”，当时中原的统治者是“曹魏”，历史上的“曹魏铁骑”纵横天下，或许很多人不知道，这支部队在历史上绝对赫赫有名，整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骑兵团队。

先不说这著名骑兵部队的战斗力，就凭人家都是骑兵这一点，就够刘备集团喝一壶的。我们刘备军团的川军基本以步兵为主，你让一群走路的在平原上和骑马的干仗，你真当人家骑的是草泥马啊！脑子进水。

问题二：兵出汉中作战必须速战速决，不然你的后勤补给必然出问题，你的粮草兵员后勤保障等等补充都得依赖巴蜀栈道运输，这条路大家都知道的，不仅难走而且漫长，根本就无法满足大规模的运输，那基本就等于钱粮等等供给会出问题，你缺钱缺粮打什么仗？

当然，在历史上韩信同学倒是做到了，但是他成功的前提是对手项羽背后还有诸如彭越、张耳、陈余等等在后面不停捣乱的，项羽后方不稳定也就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到这来，说白了，韩信能成功也是侥幸。

但是当时的情况是曹操稳据中原，早期的袁绍、马腾等等一竿子牛人都被更牛的曹操收拾的干干净净了，曹操决不白给！这样的情况兵出祁山就必然陷入持久战，持久战就得有后勤保障，“自古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巴蜀道路不通这是硬伤，没有稳定的后勤保障，怎么打仗，还是脑子进水。

问题三：主力那边肯定是不行的，那就偏师吧，偏师出荆州，你忘了后面还个虎视眈眈的东吴吧，而荆州和巴蜀一样以步兵、水军为主，进入中原还是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回更不简单，后方都不稳固，仗怎么打！诸葛亮同学的战略是：没问题！脑子进水就能打。

这只是三个表面问题，最最核心的问题是巴蜀之地的政治怎么解决，诸葛亮的方针对于巴蜀而言是“尽取”，所谓沃野千里，但是人家凭什么让你取啊，就算让你取，取完了怎办？稳定、治理、静观局势这些政治见解我们的诸葛亮同学一点都没说，说白了，年轻人还是缺少政治头脑，也缺少经验，这个算是第四个问题，而且是最最关键的问题，当然，我们的老狐狸刘备不会看不出来，所以说在治理巴蜀的时候，刘老大压根就没搭理过这位诸葛大人。

四个大问题是门不出户的诸葛亮想不到的，这就是见识！憋在家里当村夫的你远不如东奔西走的刘备见多识广，所以说对于这个战略发展规划刘备的态度是吸取可取的，不认同虚无缥缈的。

后期不幸的是老狐狸刘备挂了，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蜀汉后期诸葛亮当政的时候确实是这条路走不通，给刘备“赞”一个，“高！”。

否定了诸葛亮，那刘备自己的战略规划是什么样的。

其实关于这点，老狐狸刘备已经做了，只是时运不济罢了。

正确的战略还是应该兵分两路，一路水军，出荆州顺江而下威胁建康，这是佯攻；另一路陆地，兵出夷陵进攻江南，两路夹攻而取江南，快速南下江南后隔江而治抗衡曹魏，养精蓄锐，静观变化后伺机谋取中原。

万万不能傻不拉几的带着一群步兵从汉中进攻中原，这个打仗就跟考试做题一样，由易而难，先收拾了好收拾的，再说困难的，千万不能卡那，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兵分两路是对的，但是方向不对，不是打曹魏而是打东吴，还必须先打东吴，而不是联合东吴，这样的战略布局下就需要一个强悍稳定的人稳守汉中。

不被诸葛大人看好的魏延就被刘备置于这样的关键位置，而事实上证明魏延无疑是最合适的，就是这个被诸葛亮一直排挤的人物在汉中当值期间，雄踞汉中！以至于强大的曹魏在蜀汉最困难的时期都没能攻过汉中。

但是取东吴的兵力就有问题了，我猜想刘备最初的规划应该是关羽领衔水军偏师佯攻建康，为什么是偏师就是因为要提放后面的曹魏军进攻荆州，这的留一手。

另一路刘备亲自挂帅由陆路进攻东吴，这是主力进攻，而且必须速战速决。

这样的战略规划和实施可不是什么心血来潮和报仇心血。“先取江南再争中原”这点应该是战略基础，也就完全有别于诸葛亮同学的规划了，如果顺利，这应该就是刘备集团最合适的选择，之后的历朝历代无数次历史成功战绩基本都是这样成功的。

可以明确的说，刘备的眼光还真是高出诸葛亮，要不说打工的一定得尊重老板，人家没两把刷子就不会雇用你。

崩溃始于封赏（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17）

前面讲到刘备的战略规划和部署，如果说在实际中，如果能依照这样的战略和布局实施的话，刘备集团再次复兴汉室还真是希望大大的。

但是历史上很多时候还真是谋事在人啊，在刘备的战略规划中，集团核心人物关羽镇守的荆州在完成了取益州的第一步战略部署后，其作用就愈发重要了，要不然刘备也不会把集团最重要的二号人物放在这，而据我估计刘备交代给关羽守荆州的原则是“北抗曹魏、南摄东吴”。这也是关羽所执行的策略，而不是诸葛亮交代的“北据曹操、南和孙权”。

说到这就还得多啰嗦几句，在刘备集团中人事关系非常复杂，在三国中属于纯粹的杂牌军，人家曹操、孙权好歹都有自己的嫡系人马，姓诸如姓曹的、姓夏侯的、姓孙的，但是偏偏在刘备集团中，唯一称得上真正的嫡系人物貌似就一个刘封。

刘备的两兄弟关羽、张飞就不用说了，据说是铁杆儿弟兄，但是据现在的史料分析基本可以认定为生意合伙人，也就是股东，一起东奔西走的，也算是一起打天下的弟兄吧，半个嫡系。而且远在诸葛亮同学加盟前这哥们儿几个已经混了很久了，这哥们儿两加上什么赵云孙乾等人都是集团的元老。

其次是以诸葛亮为首的部分荆州系的官员，但这部分人更复杂，各属派系，典型的如魏延、伊籍、黄忠等人，虽说也是这一派的，而且应该还算是第一集团的人，但绝对和诸葛亮势不两立，也就是说能牵制诸葛亮势力的一部分人，这也算是核心吧。

再就是收编巴蜀之后的巴蜀集团，这个绝对属于后来者，虽然人才济济，但是说实话一直都没得到重用，其中李严、秦宓、彭漾等人还一直受到诸葛亮一系的压制和打击。

这里面再加上原属袁绍等人的陈震之流，这就更多了，可见这个集团人员之繁杂，用人高手刘备一直在均衡这几个势力，也算是能做到认人为用吧。

不过，刘备的继任者诸葛亮在这方面就明显欠缺。

话说又回来，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关羽其实一直对诸葛亮的策略执怀疑态度，所以在荆州的镇守中一直依照他大哥交代的原则，事实上这种策略在前期可以说是基本成功的，关羽在荆州的作为整得是曹操也怕孙权也怕，这样的情况如果坚持下去，等刘备稳定了巴蜀政权和人心后就能实施刘备下一步的战略部署了，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问题出现了。

刘备得巴蜀、汉中后在以诸葛亮为首的一群文官的劝进下自立汉中王，大家都知道的，封王这种事随后一定就是大封群臣，按照一般的惯例，主张拥立者功劳就最大，所以这种事自古就很多人干，不费力气还捞便宜傻子才不干，这里面就有最鸡贼的诸葛亮。

在刘备的封赏名单中（诸葛亮为首的文官拟定的），晋升最快的无疑是那一帮子以诸葛亮为首的拥立文臣，这点就遭到这会还在外拼搏的关羽一竿子合伙人的极大不满。

第一；作为主要合伙人之一的关羽认为天下还没得就开始这样分封是不适时宜的，这是正面的不满；

第二；作为主要合伙人之一的关羽认为你给我的官太小，要知道当初你卖草鞋的时候哥们儿就开始跟你混了，咱这生意哥们儿也是掏了大本钱的，这本来还是能平起平坐的股东，瞬间变成小弟了，而且还和黄忠之流的后来者一并对待，这有点不够意思吧。这是私的，也说不出口，说不出口的就更堵。

第三；哥们儿还在外面拼命哩，你就在家里开始搞分封了，要知道，这天下我也有份，这事多少也应该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吧，咱哥们儿三可是一起混了这么多年了，难是一起过了，福也得一起享，我这算什么？这话就更没法说了，但是里外里更堵，关羽同学这会估计是把那帮子以诸葛亮为首劝进的文官恨得牙根痒痒。

恰恰是这个时候，最关键岗位最关键的人心态出问题了，我们的二哥关羽从这事开始，心态严重失衡，心态一失衡这说话就没分寸了，等到刘备自立为王的通知后，二哥明确表示对封给自己的官职不满，而且认为大哥没有把他当做合伙人对待，地位和待遇都不公平，当然这会只是怨言还没付诸行动，但是这就是矛盾基础和隐患，任何时候，团队内部的不团结都会酿成大祸。

随后，曹魏派遣大军征伐荆州，这个时候的关羽虽然不满，但还是请示了老大应该怎么办，是守还是打，老大给出的意见是打！但是老大的意见是打退了就行，关键是震慑，等我这边安顿完了，咱们一起打。

但是心态失衡的关羽却把满腔的怒气全发泄到这事上了，打就打，还分什么震慑啊，没准等我打完了你那还没整明白哩，到时候看看谁的本事大，我这就给你看看。

谁知道这一打不要紧，“水淹七军”一仗打的关羽同学一战而威震天下，连牛哄哄的曹操都准备迁都远避关羽的势头，这下关羽更乐呵了，看看吧，这才叫顶梁柱，二哥由此开始目空一切，光打退了怎么行？得往死里打，不是不给我封官吗？我自己来，等我把整个中原都打下来我自己给自己找官做。

关羽同学没请示、没汇报，自己轮着膀子就开始干了，这事想都不用想，刘老大其实比关羽还郁闷，但是又无可奈何，二哥关羽此时已经在事实上自成一派了，而且在外拥重兵不好控制，刘老大只能任其发展，走一步算一步了。

又说到这位不可一世的二哥，其实在当时，三国中的三巨头心里都跟明镜一样，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基本成型，而且目前这个局面其实三人都还能接受，唯独三国中间的这个荆州是个大问题，曹操头疼，孙权头疼，就连刘备也头疼。

这时候的关羽已经严重的不受人待见，可以说三个集团的领导都希望这混浆浆的二哥早一天挂了，所以说，关羽之死是必然的，大家都不希望你活着，做人混到这个地步，二哥确实很失败。

关羽虽然是咎由自取，但对刘老大而言损失却是最大的，不仅是地盘，而且是最重要的战略要点丧失了，情况的变化逼得刘老大不得不改变战略，做出重大战略决定：提前进攻东吴。

刘备的战略在这个时候应该说还是没问题的，因为当时如果不采取主动进攻的话很可能刘备集团就会就此崩溃。

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巴蜀之地就还没稳定，老家荆州又没了，曹魏和孙权还结上盟了，简直就是内忧外患。

如果外面一施加压力，内部不安定因素必然蠢蠢欲动，巴蜀和汉中这两地的很多官吏、士兵、人员都还没完全服从管理，再次造反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如果曹操和孙权再来鼓捣鼓捣就更简单了，人心浮动的刘备集团刚打下来的江山也会和关羽一样说没就没，这时候再不打，搞不好以后也就没机会再打了，打起来起码能转化内部矛盾为外部矛盾，打吧。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了规划中的偏师和震慑，还得分出大部分精力来镇守汉中和上庸一带，很影响专注力。

实际战役中，刘备军团因缺少了荆州水军的呼应很快也遭败绩。

后面的结果大家应该都清楚，最后必须交代的是老狐狸刘备一生雄才大略，当然知道自己儿子是个什么货色，但是问题是安排的后事中可以信赖的人太少，全是杂牌军啊，而且很难再做到均衡各方面的势力，嫡系基本没了，万般无奈之下，只能依靠诸葛亮为首的荆州系和李严为首的巴蜀系互相牵制一下吧。

刘备明知诸葛亮是那方面人才，但是自己也没时间再发现和提拔潜在人才了，安排后事的时候专门说到诸葛亮为主，李严为辅，这最后一手还是显示了刘备的高明，均衡各方面的势力以保障自己儿子的天下。

但是刘老大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么明确的交代，也没能阻止诸葛亮同学找个机会干掉了李严同学，而随后就是整个人才济济的巴蜀系官员在后期蜀汉中基本没有话语权，整个刘备集团现在已经完全落入了诸葛亮手中，“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诸葛亮同学很努力，事必躬亲、鞠躬尽瘁、以至于死而后已了，因为诸葛亮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这：

第一在于不会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更重要的是还打击人才；

第二是没有经济头脑；

第三是缺失发展的战略眼光。

什么活都自己干，自己又干不好，落下的结果就是没几年蜀汉政权瞬间崩溃，这事和所有的事情发展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结果是一朝一夕的，凡事都必然有其日积月累和内在原因，也就是佛教中的有因便有果。

困境下的峨眉山（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18）

关于巴蜀第二代割据王的情况还得调侃一下著名的诸葛大人。

我们后世在评价诸葛亮的时候，都会用这样的言论来总结：

诸葛亮，是我们古代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

事实上仔细观察诸葛亮的一生，在他的管理下，“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现状和马谡同学的使用等等事迹说明了他不会用人，同样更不会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这样的人怎么能称为政治家呢？

作为政治家最大的能力应该不是专业知识，而是管理！也就是管理那些具备各项专业知识的人才。

但是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在参谋幕僚诸葛亮的领导下，最后就剩下不到一百万的人口和零零落落的能干的官吏，要知道当时蜀汉政权的管辖范围可是现在的四川、贵州全部，云南大部和陕西部分，这么大的地盘只剩下不到一百万人口，杰出的政治家水平由此可见啊！我觉得这个名头首先应该去掉，不合格！

其次，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事家，这个评判标准更简单，绝对必须有赫赫战功才能称得上军事家，不是说你能扛枪，总是冲在队伍最前头，而是必须得有带领和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历，这是基础，诸葛亮同学还算具备吧；

第二更重要的是得有称得上的胜利和战功，这点就很值得推敲了，诸葛亮也就是“七擒孟获”之战算是胜利，带着几十万人去打以部落为单位的散乱团伙，换我也能打，不用费力冲过去一通砍就行。

但是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打？是为了石油还是为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战略目的而言这场战役是完败，这点前面已经说过了，要是打到这样的效果，不用七次，一次抓过来杀了就行了，费那劲头干嘛！

另外的“六出祁山”事迹，可以看到一次都没能成功，和前面说的一样，不象是去打仗的，倒像是带着一群灾民去抢粮食的，而且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所以说这个军事家同样也应该去掉，不合格！

再次谋略家，我倒是觉得诸葛亮基本够格，问题是怎么评定这个谋略家，职称没有定论，也很难量化，诸葛亮作战的时候是小胜不断，大胜没有，这也说明小聪明够格，大智慧没有。

还有干掉李严等政治异己也说明谋略过人，再有研究了个“木牛流马”、“连弩”这样的高科技产品，反正左右也没留下来，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高科技，想怎么猜就怎么猜吧，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猜的有人愿意听。所以谋略这点我倒是相对认同，算是基本合格吧！

简言之，对于诸葛亮正确的评价应该是：合格而且优秀的谋士、参谋。

说了半天刘备蜀汉集团的事，还得说回来我们本文的主角：峨眉山，说实话比价惨的是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唯独在三国蜀汉期间找不到峨眉山发展的史料，只能说峨眉山在当时的情况下基本没发展，人民群众连饭都吃不上了那还有劲头搞信仰啊。

但是前面说到诸葛亮同学军事史唯一的可以放到台面上说的“平西南七擒孟获”，这里面倒意外的牵扯到我们本文的主角峨眉山来，因为这牵扯到诸葛亮同学的名誉问题，所以我尽量的想多查些史料，就在我查阅诸葛亮同学的英雄事迹的时候去无意间在《云南通志》里发现了关于峨眉山的一点信息；

《云南通志》：“三国时孟优，素怀道念，常往来澜沦、泸水之间，得异人长生久视之术，随外济人。后主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军中误饮哑泉，丞相派人求之，优进草药，立验……后入峨眉山中”。

这个孟优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啊，这个人就是七擒孟获中孟获的哥哥，在诸葛亮南征的时候帮助了诸葛亮，按现在话讲是个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的人，但就是这个人，他居然是个道士。

道士孟优在帮助诸葛亮同学平定了南方后为什么会隐居到峨眉山，这点找不到什么证明了。但是不管怎样，种种迹象都可以表明当时的峨眉山已经破落到极点，一方面基于张鲁宗教政权崛起的经验教训，后期的刘备集团对于以宗教政策绝对是强力压制，基本可以认为峨眉山的日子很难过，以往得志的道士们无以为继，只能四处转悠以给人看病施符水治病为主要的生存之道了。

另一方面从孟优事件和之后南方依然动乱中可以猜到，吃里扒外的孟优很有可能是在家乡混不下去了，在家得罪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混，只能出来避风头，避风头就得找个安全的地儿，最好没人知道也没人找得到，荒郊野岭绝对是上上之选，穷乡僻壤的峨眉山成了这位逃难的大哥的最终目的地。

左右别管什么原因吧，反正可以看出当时峨眉山的道士们的凄惨生活和在当时的窘况，幸好道家主张清净无为，养生修炼，与世无争，所以只要有个容身修炼的清净洞府就行。

荒无人烟、野兽出没，草木丛生。峨眉山估计当时就这情况。

引入竞争机制的峨眉山（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19）

熬过了痛苦不堪的三国动荡年代，峨眉山主流宗教道家在政权统一后开始一步步的走上轨道了，这里面主要因素当然是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其实宗教很多时候和政权的稳定有很大的关系，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宗教是很难有大的发展。

西晋统一中国后，刘备集团管辖下苦不堪言的巴蜀之地终于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社会、经济都逐渐恢复，要不说巴蜀之地确实是天府之国，给点机会就能恢复发展，没几年，天府之国人民基本能在温饱水平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宗教信仰也开始慢慢的抬头了，首当其冲的就是本土源远流长的道教。

晋人华侨所撰《周君内传》“登峨眉山，人空洞金府，遇甯先生，受《太丹隐书》八禀十诀。”

虽说这事比较玄妙，可信度不高，但是起码从另一方面说明道家思想已经开始在峨眉山传授发展了，同时《洞真经》及《道迹真迹经》都提到：“峨眉宫，右在太无天峨眉山，诸得真仙道者名刊于此宫。”这个《洞真经》即《上清经》。

这些书籍都印证了峨眉山的道士们基本在这一段时期形成了一定影响，基本从最早的茅屋过渡到开始筹建有点模样的道观了。

随后的发展就基本顺理成章了，得到社会认同的峨眉山吸引了大批的有志道士，伴随着大批道士的不断到来，峨眉山道教开始正式在这地开山立碑，地产、旅游等等市场前景均看好的项目一一得到落实；

这一时段的标志是：峨眉山宗教起源式的楼盘建筑：“乾明观”地产盛大开盘。

据《峨眉山志》说：此观为乾明道士所建，道中有道士百人，初具规模，这个乾明不知何许人也，并不是名扬天下的道士，也不是被后世标榜的对象，但是这点就和我们的普陀山一样，一个宗教的兴旺发展往往正是在这样一些默默无闻的人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乾明观的情况我们可以想到，汇集了百来号道士修炼就可以估计他的规模，一般道士们都很少会在同一个道观共同修炼，道教比较注重个人修为，对于发展和广收门徒这事还真不是一般道士所为，一个道观要是能有个几十人已经很具规模了，所以我估计一方面是乾明观本身就有很多的道士，另一方面可能当时的峨眉山还是不适合居住，有了好一点的环境周边的茅屋就都别住了，都到这来吧，这人多生意也好，更具发展潜力。

峨眉山道教的蓬勃发展不仅吸引了众多的道士和信徒，同时也吸引了“国际友人”的关注。

西晋武帝时（266—2⑧9年），从印度来的宝掌和尚（这个人之前出现过，我查了史料明确的应该是晋朝，而不是传说中的周或是别的什么朝代）来到成都。

其实从这点看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外来的宗教人士啊，和尚也好、基督教的传教士也好，这些人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不论多艰难，也不论多孤独和不解，人家就是能一个人远赴陌生的国度，克服语言不通、生活不便等等不利因素传播教义。

当然，同时带回去的往往都是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和了解，也让自身的国家能全面的了解这些陌生的国度，宗教在这个时候就反过来能给政府提供帮助，也就更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就这一点我们国家的道教就明显被人家比下去了，都混了几千年了，一直就在这一地儿待着，从来就没想着扩张，见天的光琢磨着怎么和政府做对。

宝掌和尚很快就发现了峨眉山这块风水宝地，成都没呆多久就上了峨眉山，而且是一去就没走，自己盖了个茅屋就这扎下去了，这地儿现在叫宝掌峰，这是为了纪念第一位上峨眉山的外国人，终于走向国际化了，严格意义上讲，这位也是佛教进驻峨眉山的开山始祖，同时向峨眉山和全中国正式宣布：佛教来了！

宝掌和尚在山上传播佛教的方式很简单，赠送经书，见人就送，你稍微有点兴趣，他就开始给你宣讲教义，我猜想这个场景应该和周星星的大话西游中的唐僧差不多，为了吸引过往行人的注意，这位大师不断的拍手鼓掌吸引大家关注，估计宝掌和尚的名头就是这样闯出来的，每天玩命的拍居然手都不烂，确实是宝掌啊，如来神掌。

宝掌和尚对往来的道家信徒们传播佛教，这手法基本和现在各大超市的宣传模式差不多，可见这种店面周边派发宣传单的经营手段早在晋朝就开始成型并成功运作了，虽然简单但是很见效，而且针对性极强，都是信徒。

峨眉山的道家信徒一部分开始转向佛教了，这还不算什么，对于道教而言情况恶化的远比这个还重要，道教的核心人士：道士们也开始动摇了，居然有道士在宝掌和尚的宣扬下，准备改行投身到如来大师这边了。

这仅仅是宗教发展的状况，如同我之前讲过的，宗教的发展离不开政权，必须得到稳定政权的支持，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其实都差不多，峨眉山的宗教之争这才刚刚起了个头，后面的路还很长，说到这，还得回到政治。

统一的东晋年间，逐渐恢复生气的巴蜀之地再次迎来了史上第二次移民浪潮，这次移民很被动，难民。

给巴蜀之地带来的不仅仅是几十万人的吃饭问题，更多的是对巴蜀之地的政治、经济等影响，对于我们本文的主角峨眉山而言那就是宗教的变革。

峨眉山在宝掌和尚本身的努力下，再加上移民浪潮带来的动荡和思想，佛教开始迅速的落地生根。

关于这次的移民浪潮，和第一次完全不同，第一次是政府性移民，有补偿、有组织、还有明确的落脚点和当地接待办安排组织，这一次不同，这一次完全是民间流动。

东晋时期关中大灾，民无所食，灾民南下巴蜀就食，这次移民说白了就是几十万人去巴蜀找吃的，后果会怎样？

巴蜀第三代割据王“流民问题”（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20）

公元290年，统一全国的晋武帝司马炎挂了，晋朝在这个还算靠谱的皇帝司马炎挂了后就一直很麻烦，起始原因就是司马炎稀里糊涂的立了个傻子儿子当皇帝，晋惠帝！

关于这位仁兄，大家还真别不信，还就真是一个傻子或是半傻子，至于傻子皇帝的故事我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是很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自行百度下。

在皇权至上的中国，这个皇帝可以不务正业（如明朝的各位大爷），也可以游山玩水兼带泡妞（比如满清的乾隆），但是你不能傻，简言之就是不能傻到不知道你自己是干嘛的，皇帝就是皇帝，要是这皇帝都不觉得自己是皇帝的话，就会出来很多愿意当皇帝的，比如我们就要说到的这个晋惠帝。

按说傻子和正常人的区别最明显的应该是不懂道理和规矩，也就是说天不怕地不怕或是什么都怕，但是傻子晋惠帝就有别于一般的傻子，他就怕一个人，也就是他的皇后贾南风。

这个皇后贾南风据说不仅丑而且是又矮又胖，但是人家出身好，豪门世家，爷爷是曹魏名臣贾逵，父亲是西晋时期权倾朝野的贾允，贾氏一门在曹魏年间就是赫赫有名的世家大族，也算是书香门第吧，但是鬼使神差的居然生出个这样的女儿。

这位贾南风在当时正是凭借着这样的豪门背景嫁入了晋武帝时期的太子（也就是前面说的大傻子），虽然西晋皇帝是个傻子，但是皇后不是，傻子皇帝的老婆皇后是个疯子。

关于这两位的光荣事迹也不多说了，西晋王朝在这样“疯傻结合体”的统治下很快就顺理成章的乱起来了，有资格、有想法的司马氏嫡系的八个王为了权力开始了各种各样的角逐，史称“八王之乱”。

西晋从公元291年开始，陷入了长达16年争夺最高权力的战争，基本上大半个中国都变成了血腥的屠场。

混乱造成的不仅“疯傻组合”被干掉（这事当然是可喜可贺的），这八个王也基本被一一干掉，你们被干掉是活该，但是问题是中原地带大量无辜的百姓要么死于非命，要么流离失所，整个中国就此陷入了比三国争霸时更混乱的乱世之中。

公元298年，八王之乱的中期，战乱的人祸再加上天荒，这期间中国北方大多数地方还遭受了可怕的饥荒和瘟疫，还真是祸不单行，也说明往往人祸都是天灾的开始。

为了在乱世苟全性命，孤立无助的民众不得不逃离家园，都希望能找到一块可以得到温饱的土地。

其中甘肃的略阳和天水一带的六个郡是灾区的重中之重，除了少数走不动的老弱病残，大多数人都拖着因饥饿和疾病而奄奄一息的身子选择逃难。

关于逃难的方向很明确，几乎大家想都没想都选择了没受到战乱和瘟疫而且富饶的巴蜀之地，人，在这个时候似乎都恢复了动物择食的天性。

而这时的巴蜀地区，和内地相比，还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经过短短几十年的稳定就恢复了生机，要不这能叫做“天府之国”啊！真是给点雨露就能滋润啊，没了诸葛亮这样的大折腾家的折腾，巴蜀人民很快就过上了丰收富足的生活。

在动乱年代用一句话来形容：有粮食吃！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有力！很有力！

既然这地有吃的，大批陕西、甘肃饥民开始涌入巴蜀地区，这就是巴蜀地域的第二次大移民，这次移民不仅给巴蜀地区带来了大批吃饭的，也带了大批愿意干活的，更带来了愿意带头打仗的。

所以说，这次移民很不简单，不简单到当时的巴蜀地方官都严重的意识到这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巴蜀地区的地方官危机意识很强。

意识到归意识到，但是灾民们可不管你那么多，说来就来，而且马上就地分散，就在这富饶的巴蜀之地扎下来了。灾民也都是劳苦大众，没人想着不劳而食，大部分都以苦力或是做小商贩的方式生存，虽然也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但再怎么讲也比在家乡活活饿死好得多。

但是问题是，这人是越来越多，活儿可就那么多，饭也就那么多，市场的局限性和大量的需求相对应就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有竞争就有突破，再加上这些外来人怎么说也算是抢了本地人的饭碗，矛盾不可避免会发生。

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有一部分流民开始就动脑子了，集合了少数强悍的流民眼红当地人的富足，于是乎，抢劫、杀人、绑票这些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事情屡屡发生，这也是自古的道理，大批外来人口一旦形成规模，就一定会和当地人士就资源分配不均等一系列问题发生矛盾，当这种矛盾激发到一定时刻，就会出现政策性压制或对抗，当时的巴蜀就是这样。

公元301年，当时的西晋巴蜀政府就屡次发生的矛盾冲突想出了个最蠢的办法，下令要求全国的流民都必须从暂住地返回故乡，都给我滚回去。

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执行，政府甚至出动了军队开始控制这些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群体，但是他们忘了这些人是为什么来的，让他们回去就意味着让他们去死，政策颁布的很不人性化。

当时的益州刺史罗尚严格的执行这一政策，在整个巴蜀各个辖区内遍设关卡，安置军队，从基层抓起赶走一切流动人口。

措施很到位，从上到下一齐心，坚决把这些困扰本地生活的外地人赶出去。

不过很快新问题就出现了，大部分的流民已经在巴蜀安家落户，大家已经适应了巴蜀这样顺风顺水的地方，有点钱的已经开始买房子置地，没钱的也找到了给买三金的稳定工作，眼看着这好日子就一天天的开始了，这可好，还得回去，还得回到那一年见不到几回雨，不能天天洗澡的地方，这不是欺负人吗！这还只是牢骚！。

还有一部分不甘示弱的，以部分流民为核心形成当地的一大股强大的地下势力，这种势力本来就已经严重威胁了本土人士，这下等于引爆了这个埋藏的火药桶。

相反，这项政策的颁布，本地人到很是幸灾乐祸，趁机霸占很多外地人刚刚攒下的财产，更严重的还会趁乱抢夺这些流民的财产，道理很简单：你们来的时候个个都是穷鬼，没几天不仅吃得饱了，还有钱了，这只能说明这些都是我的，至于怎么变成你的了那就不好说了，反正这些东西都是老子的，都得给老子留下来，要走就和来的时候一样。

这些本地势力借助当地人脉和军队关系，伙同官兵共同动手，抢！这是行动！

牢骚也有了，行动也有了，现在就差一把火了，要不说时势造英雄，火来了，而且是大火，是熊熊烈火的火！

外来户和本地财主的斗争（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21）

李特（生年不知道，挂掉的时候是公元303年），字玄休，略阳郡临渭县（今甘肃省秦安县）人。

首先声明一点他不是汉人，也就没有汉人那种逆来顺受的思想传统（至于这个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家应该都清楚）。

李特是一个叫做賨（cong）族的古老民族，关于这个民族的记载很少，但是看过我的五台山篇的朋友应该还有印象，当初我们吐蕃帝国著名的赞普松赞干布曾经被封为“賨王”，是不是和这个李氏家族有什么关联不好考证，但是我感觉应该有，而且这个李姓也可能有更深的寓意。

李特的祖上原本居住在宕渠，即今天的四川渠县，又称巴氐（这是后人实在找不到这个叫賨的民族迁移到那了，不知道是哪位古人编的）。

后期的李特的家族迁移到了略阳，很快就成为略阳有名的望族，家道殷实，而传到李特这一代的时候，略阳李氏家族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世家，李特因其能力也在族人里享有较高的声望。

和别的关中地区一样，略阳也遭受了天灾，整个家族也因为无法忍受灾难而举族入蜀讨生活了。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原动乱不简单是影响老百姓，像李特这样的地主集团也同样被牵连。

家里混不下去了就只能跑了，因为听说这顺风顺水，而且有吃的！简单的一句话就让大部分人都来了，李特也不例外，唯一不同的是李特来的时候不是一个普通的恶鬼，他是带着一群恶鬼来的。

题外话，利特带来的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而且有血缘关系的的团队，同样都是灾民，但有领导的团队灾民在这样的困境下明显不一样，啥事都有管理，有吃的先给身体强壮的吃，让这帮家伙吃饱了再去抢，抢回来的再解决老弱病残，这是困难时期生存的不二法则，这时候还真不能讲究尊老爱幼。

李特在经过南郑险要地形进入巴蜀之地时对大家说了一句名言：“刘禅置此地而失天下，真可谓无能！”《资治通鉴》。

这句话就显示了李特的不同之处，用句俗话说就是逃难都逃的这么帅。

这样的优秀团队在聪明人李特的带领下进入巴蜀，顺理成章，很快，就在巴蜀之地立足并得到了喘息和恢复。

对李特这样胸怀远大抱负的人而言其实最需要乱世，乱世就能出英雄。

反过来，这时的巴蜀之地因为蜀郡郡守罗尚的移民政策闹得民怨沸腾，特别是在流民内部的极大恐慌，但是这样的混乱相对于李特而言却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齐备了，就差一把火啦，对于当时的巴蜀政府不幸的是李特率先点燃了这把冬天里的火。

史书载：“流民拥賨人李特为首领，设立大营，聚集两万余众。李特和弟李流自称大将军，部众皆各封以官号”。

事实上是李特为了逃避巴蜀政府的驱赶成功的组织了这些怨声载道的流民们，为了自保。毫无主见的流民们在李特的号召下一呼百应，流民设立官员、建立大营，同时迅速从灾民转化成军队。

事看着貌似简单，其实这里面大有诀窍的，普通人绝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不到，正是李特家族的核心团队成为了这支队伍的骨干和各级主要领导，队伍的骨架是现成了，团长、营长甚至连长都有，就差队伍，有了队伍这只军队就能快速融合。

凭借家族的骨干成员，李特在短短几个月的功夫就成功组建了几万人的战斗力量，而且这帮子人基本都是从关中闹饥荒来了，当时的状况只要是能跑过来并且活下来的基本全是身强力壮的，现在都在巴蜀地方吃的饱饱的，精神养得足足的，在李特的领导下就等着上阵杀人了。

这是一群极其可怕的暗流力量，只要有正确的领导就是一支强悍的部队。

公元301年秋天，李特率流民两万余人进驻赤祖（今德阳境内），与广汉太守辛冉率领的三万政府正规军队展开激战。大胜！

次年，李特在绵竹大败罗尚亲自领衔的政府军队，大胜！

同年年李特攻克雒城，再次大胜！

公元302年，李特击破当时巴蜀政府依郫江设立的裨江防线，还是大胜！

同年，蜀郡太守举少城降（看过前面的应该知道少城是怎么回事）。

我想以上的数据就已经说明了一切问题，只能说明李特绝不是一般的领导，能够短时间内组建部队，而且迅速投入战斗并且击败训练有素的政府军，这里面只能说李特本身就拥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人数不多但素质极高，事实证明李特家族团队确实堪称当时的黄金家族，话又说回来，这是不是历史渊源呢？这是不是当年赫赫威名的吐蕃家族后裔呢？历史往往看似简单，其实里面奥妙无穷，但可以断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虚头确实比较大。

最佳管理团队实例（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22）

公元303年，巴蜀之地的混乱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成都以北的大部分土地都被李特为首的流民军队攻占了，西晋政府军巴蜀郡守罗尚只得退据成都自保，就剩下这一地了，流民队伍大获全胜，一下翻身成了主人，本地财主损失惨重。

同年，得意忘形、志得意满的新地主李特发起了攻打成都的战役，决定一举全歼本地财主集团，彻底翻身做主人。

牛人就是牛人，很快就攻下了成都少城（关于成都城的概况前面有介绍，这只是住宅区），但是随后在攻打大城（这才是防务的重心，政府官员都集中在这）时遭到了走投无路的政府军的拼死抵抗，战争进入了僵持期。

对于这个僵持我想大家都明白，拼到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国力和财力，这时就体现出了流民们的短板，李特军队军粮不济，本地财主把粮食都藏起来了。

为了尽快解决粮食问题，李特的决策充分反映了流民本质（这点战略和很多年之后同样关中出来的李自成的战略很像，据说李自成也有少数民族血统，不知道和这李特有没有什么瓜葛）。

李特的方针简单说就是散众就食，解散队伍，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各自想办法去吃饭，想去哪就去哪，想怎么弄吃的就怎么弄，自己想办法（这点又和同一个姓李的叫李云龙的思路差不多，看来这姓李的连想法都惊人的一致啊！）。

于是乎，成都周围县邑，转眼都成了这些无法无天的流民天下，所不同的是这回外地人和原来可不一样了，这下不用象上回来的时候还得看本地人的脸色了，也不用低眉顺眼的讨点苦力干，这会是明刀明枪的来吃了，不让吃就揍你。

说到这就得说说这个李特了，不知道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还是本来就有点鼠目寸光，貌似全四川已经拿下，以为大事已定，彻底击垮政府军只是个时间问题。现在先吃饱，等我有精神了我在收拾你。

但是他忘了最重要的一点，人家李云龙能这么干，是因为人家是人民的军队（起码宣传上是这么说的，而且军民关系也维护的不赖，都是本地人为基础建立的革命军队），人家吃是老百姓愿意给的，但是李特领导的是以外来户为主的流民军队，本来就已经和本地人矛盾重重，人家可不会心甘情愿的给你吃的，你要吃就只能抢，抢就抢，说到这，这些有组织的流民们还真不白给，还真就抢。

不过，话又说回来，本地人也不是傻子，干站着等你来抢，大部分老百姓都躲起来或是组织起来保护自己，不让你抢，李特当时也没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组织起来能咋样，政府军我都干了，还能怕了你们几个老百姓不成，明抢。

李特这边没觉得什么，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可悲的是成都大城里面的的政府军罗尚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罗尚得知这个情况后，马上主动联络各地诸村堡制定了战略反击计划，让各个村堡分别攻击流民军，拖住这帮出外找吃的部队，然后集中主力部队出城偷袭留守的李特军队。

战略很成功，主力部队无力回援，剩下的队伍猝不及防，大胜，牛哄哄的李特也因此役阵亡！简单吧，其实生死就是一念间的事。

应该说李特颇具军事才能，但是缺少政治家的风采，打仗是把好手，搞政治明显不灵，几次决策都显得缺少政治头脑，过于依靠本身的流民队伍，而忽视了巴蜀本地势力，而在军事上的频频得手更让李特觉得自己无往而不利，在一片大好的局面下利令智昏的就形成了不是简单和政府作战，而是形成了和整个巴蜀地方所有民众的对抗，自绝于人民。

李特的这个漏洞也是罗尚能迅速了解李特军的情况，同时还能快速联络各个村堡的核心，这会罗尚还真是民心所向啊，可见任何时候都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啊，真是真理！

外地人首领李特就这样挂了，但是李特的优秀团队还在，这就和今天的史玉柱一样，史玉柱进去了，巨人集团还在，管理班子还在，这就是优秀的管理者和管理团队有别于普通管理班子的最大区别，班子核心还在就有希望。

李特的儿子李雄在危难时刻被群龙无首的流民们推举成为首领，李雄能称为首领绝对不是因为他是李特的儿子，而是因为他就是这个团队里最适合的首领。

李雄其人不仅具备其父的军事才能，但是更可怕的是他具备他父亲不具备的政治才能。

临危受命的李雄很聪明，快速集结了散布在各地的队伍，抱团取暖，并且在短期内稳定了军心，居然还保持了对成都的压力。

这件事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就很难了，想象一下团队的一把手挂了，而且刚吃了大败仗，当初士气高昂并且分散在各地的小分队也都受到不断的袭扰，这眼看就是土崩瓦解之势，短时期内重新集结并保持士气就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此可见，这个李雄确实很有点水平。

同时，李雄吸取了他爹的经验教训，为了稳定局面和缓解矛盾，马上派人（注意不是派军队）主动和当地各个村堡沟通，主动平衡流民和当地居民的关系，这才是稳住阵脚的关键。

虽然说这会当紧的首要敌人是困在成都的罗尚，看着似乎是收拾了他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巴蜀，但是得不到广大巴蜀地区人民的支持，就算收拾了罗尚也没用，李雄在这点上看的很准。

而且，李雄还彻底改变了之前的战略，对于成都这样的坚城干脆不进攻，我就耗着你，我专心经营我的地方整合。

李雄这一手，对于在成都城的罗尚是件可悲的事。

年底，公元303年的冬天，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穷苦潦倒的益州牧罗尚率少许军队突围而逃，成都在兵不血刃的条件下轻松落入李雄手中，看到了吧，这就是能力，很多时候战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公元304年10月，李雄称成都王。

称王后的李雄依然很冷静，起码没犯他爹的老毛病，特别是在管理上体现了他的雄才大略，为了化解流民和地方的矛盾，请来了巴蜀名流范贤（也就是范长生），让这位当地的名流做了他的巴蜀政权班子的二把手。

这位范贤其人，在巴蜀之地极具名望同时又颇具才华，本地名流的加入使原本以李氏家族为核心的管理团队里又融入了本土范氏家族，这样，管理团队居然风平浪静的完成了本土化改革，也基本适应了当时当地的发展需要。

有了高效的管理团队，剩下的事就比较好处理，全新的巴蜀政权很快就稳定住了局面。

政治上的稳定也带来的是军事上的成功，李雄带领着他的部队开疆拓土，东到建平（今湖北境），北到汉中、仇池（陕、甘南部），西到汉嘉（今天在哪不知道）、沈黎（今汉源），南到宁州（今云南省境）都给划拉进来了，这地方有多大您自己可以照着地图画一下。

公元306年6月，李雄即皇帝位，国号大成，史称“成汉”，范贤任丞相（这点很重要）。

李雄称帝后，宣布废除西晋时期的种种法律，只与人民约法七章，具体的就不说了，反正就是用了简单而有实效的方法统治益州，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就是水平。

在李雄当政的31年里，政策上全面减免了巴蜀人民的负担，规定的的田租远比西晋政府低，至于征收的实物，如绢和丝绵，更比西晋政府少得多，而且也没有官商勾结的房地产商们，很得民心。

在西晋末年的十六国里，成汉的疆域要算比较辽阔的一个。而且当中原是一片民不聊生的惨状时，巴蜀经过李雄的治理，却是一派世外桃源的繁荣昌盛，说实话，巴蜀人民这会还真是运气不赖。

但是还是那句话，物极必反，李雄一生也算是雄才大志，但是和晋武帝一样没立好接班人，晋武帝立了个傻子当皇帝，李雄立了个懦弱的侄子李班当皇帝，结果和西晋的发展惊人的相似，几个子侄开始争权夺利。

公元334年李雄病死，立兄子李班即位

公元338年，李雄的儿子李寿干掉了李班夺取政权，改国号汉，年号汉兴。为了巩固自己得权力，心狠手辣的李寿对家族人士痛下杀手，这期间互相杀了多少了姓李的我就不啰嗦了，左右是一个字“乱”！

公元343年，李寿死，子李势继位。

公元346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

这就是典型的自己不争气，别人可都盯着这块肥肉哩，像成汉这样的内部混乱让所有在旁边瞄着的都一致的兴奋不已，向南边的东晋，北边的前秦都对这块富饶的天府之国觊觎不已，东晋第一个按捺不住动手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23）

东晋权臣桓温率领军队溯长江而上，大家注意这个溯字，也就是逆着长江往上，在中国古代,能完成这样的作战实在是成功的很少，那会没有机动船、没有航母，全靠人力，也就是战船不仅得有风向的支持，还得有人在两岸用纤绳拉，这可不是“纤夫的爱”唱的那么浪漫，现实是哥哥在岸上拉、大兵在船头坐，绝对的力气活，还是很重的力气活！

要说只是这种力气活，平常干干也还罢了，但这回拉的可是战船，也就是说进攻方不仅得有水军，还得有足够的陆军在沿岸保证这帮子出力气活的人安心干活。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水里是战船浩浩荡荡，两岸拉船的也同样浩浩荡荡，保护这帮出苦力的大兵也是浩浩荡荡，这点就足能说明进攻巴蜀地区是件多么困难的事，不仅得有水军还得有陆军，更还得有大把的苦力军。

恒温就是带领着这帮部队沿长江而上，通过著名景点长江三峡进入了成汉地盘，驻守在川东一带是不争气的成汉镇东将军李位，这位大哥看见恒温浩浩荡荡的水、路、苦三军军队的气势，连气都没喘就向桓温投降了，这李位真应该向同样姓李的李云龙学习下什么叫亮剑精神。

最关键的一战不用打了，已经立足了，剩下的就是收拾这帮闻风丧胆的了。

此后，桓温留其部将与成汉守军相峙于乐山一带，他则自带一支轻骑昼夜兼程飞赴成都。

这样的战略和当年西晋干掉刘禅基本一样，不和你在各地纠缠，直取首脑。

所不同的也就是选择的地点不一样，那会是汉中，这回是乐山，成汉主力部队全集中在乐山一带布防，匆忙之下赶紧组织部队回援成都，被迫与恒温在成都郊外开战，郁闷的成汉部队三战三败，成汉末代皇帝李势匆忙弃城逃往广元昭化。

在那里，穷途末路的李势听从了随行官员的劝谏：向桓温投降了，不知道当初说刘禅据此是而失天下的李特是什么感想。

作为割据蜀中的成汉末代皇帝，李势最终的命运与刘禅颇为相似，同为投降的亡国之君，都被胜利方带回各自的首都，安排了公侯之类的爵位，最后客死他乡，曾经的黄金家族李氏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东晋强人恒温在收拾了成汉政权后做了一个关系到成都发展很重要的决定，他认为成都由少城和大城两座互为犄角的城池构成，易守难攻，很容易被人利用来割据。为了避免再有人有独立的念头，他下令拆毁了少城，只留下一座单一的大城。

但是令恒温没想到的事，对巴蜀地区的治理还真不是简单的拆了少城就能解决问题的，外来统治和本土势力一定会有冲突，特别是混乱年代，要想解决这问题绝不是强拆就行的，还是得从政策上想办法，稳定民生才是最核心的，历史上的强人恒温在对于巴蜀的治理上还真是没水平。在他走后，巴蜀地区依然有很多人在组织规模不一的抵抗。

公元347年，范贤之子范贲在巴蜀自立为帝，打起了对抗东晋的大旗，三年后被东晋派出的军队所灭。

相传，早在范贤活着时，他就预言了李雄家族和自己的家族将要遭到劫难，为此，他给他的后人们安排了一个隐居之所：獠泽，他的族人也因此没遭到灭族。据说，这个地方就在离青城山不远的汶川县水磨村，不知道这预言家是不是也能预言今天的大地震。

同期，东晋自己派遣的嫡系部队也没消停，振威护军萧敬文也乘乱起兵攻陷涪城（今绵阳市），占领巴西全郡，自称州牧，宣布独立自治。

一直到公元349年，东晋益州刺史周抚（这个人很牛，著名的世家子弟，江南望族，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下，这里就不多说了）再次率兵平定益州。

公元365年，牛人周抚挂了不久，梁州刺史司马勋举兵再叛，自称益梁二州牧、成都王，引兵进围成都。桓温命朱序于次年击破司马勋围成都之军，擒获司马勋及其党羽，平定了这次叛乱。

公元373年冬，另一个觊觎巴蜀的北方政权前秦终于按捺不住了，前秦头子苻坚出兵攻夺梁、益二州，巴蜀之地又归到前秦版图去了。

随后，东晋命毛虎生父子统兵攻蜀，不克。

公元375年5月，蜀人张育、杨光响应东晋，起兵反秦，与巴僚共5万余人进克成都，求晋兵出援。

但是，还没等到晋军来援，张、杨就先挂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东晋倒还真是积极支援，不幸的是也被干掉了，益州还是前秦的地盘。

公元385年，前秦益州刺史（不知道是哪个）被各地风起云涌的抵抗运动折腾的心力交瘁，实在混不下去了，率部奔还陇西，我不在这玩了。

成都成了一座空城，由此，东晋终得复取益州，这个情况很诡异，我没想明白，估计前秦的郡守实在是没劲折腾了，直接宣布破产走人了吧。

够乱的吧，从公元347年一直到公元385年，巴蜀之地就这样一次次的被折腾，直到最后一个前秦的官员看到实在是没什么油水了，大家就都消停了。

从这开始起一直到统一的隋朝兴起，巴蜀地区就伴随这整个中国的政局不停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得提下，东晋最后一个蜀郡太守“毛璩”，这个人不仅跟本文峨眉山有重大干系，同时还和整个中国人有莫大的干系。

关于这个人的来历说法很多，据说（这个我不知道）是战国“毛遂自荐”中毛遂的后代，历史悠久吧，但是这个人当政的水平一般，后来被另一个叛乱分子谯纵（这位也很有名，巴蜀著名的投降派谯周的后代，更是世家子弟）给干掉了，而且是大部分家族人被杀光了。

但是幸运的是还是有个儿子从巴蜀之地逃出来了，逃回东晋后就后迁徙到了江西蛰伏下来，在之后的之后，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后，这个家族再次兴旺，而且就厉害的一塌糊涂了，这个人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

普贤菩萨正式宣布进驻峨眉山（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24）

巴蜀之地乱了好几年，伴随着政治的动荡，宗教信仰也没消停，峨眉山就是在这动荡的几年中几乎是无声无息的发生了重大质变，之前独门独户的道教有了竞争对手。

《四川省志•宗教志》：佛教传入蜀地的明确记载为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

说到佛教正式进军巴蜀之地就得说佛教在当地的龙头企业“峨眉山”。

《中国佛教寺院大观》：“有史可稽的峨眉山佛教始于东晋隆安年间，净土宗创始人之一慧持大师前来传播，创建了全山第一座寺庙普贤寺（今万年寺）”。

既然是第一座标志性楼盘，那就简单的介绍下吧：

万年寺：“始建于东晋，初名普贤寺，乃峨眉山第一座有史可稽的寺庙”。

大家去峨眉山一定得去这看看，这可是日后发扬光大的峨眉山佛教起源，也是峨眉山和其他的佛教名山的不同之处，别的名山是后期逐渐演变的固定形象代言人，但峨眉山不是，峨眉山自打佛教开始进驻就明确了自身的形象代言人：普贤大师，并且贯彻始终。

新《峨眉县志》（1991年版）宗教篇中称：“现有关于四川最早佛教史料的文字记载则是起于东晋，慧皎《高僧传》载，晋代高僧慧远之弟慧持和尚欲观瞻峨眉，振锡岷岫，乃以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辞远入蜀，受到蜀地刺史毛璩（这是政吅府支持的）的热情接待。不久上峨眉山，择地建庵（址在今万年寺），塑供普贤之像，取名普贤寺。

《峨眉山志》卷五，历代高僧：“晋释慧持者，远公之弟，与兄共事道安法师，及安在襄阳，远公东下，持亦俱行，初憩荆州上明寺，后适庐山，皆随远共止。持欲观瞻峨眉，振锡山民岫，乃以晋隆安三年辞远入蜀。到蜀止龙渊精舍，四方慕德，所至成侣。有升持堂者，号登龙门。慧持留蜀12年，义熙八年卒于龙渊”。

众多的史料都印证了这一时期是佛教正式进军峨眉山的年代，另外也都提到了其中至关重要的慧持大师，再次就是是形象代言人的定位很明确。而我们的普贤菩萨也基本是在这个时候在中国正式找到自己的场子，几个人物很关键，非常值得峨眉山佛教关注并为之开山立碑的：

慧持；峨眉山佛教实际上的创始人；这位貌似现在知道的也不多了。

毛璩；峨眉山佛教最初的政吅府支持人；这位基本没人知道。

普贤：峨眉山成功的定位和形象代言人；这位尽人皆知。

峨眉山佛教在以上两人加一个虚拟的“神”的合力下得到了立足，组合非常的有趣，用现代话讲就是一个职业经理经纪人，一个偶像明显，再加上一个地方政吅府官员，三人齐心合力推广市场，结果就不用我说了吧，历史和现代都证明了这才是真正的黄金组合。

这里面关于毛璩和普贤就算了，个人认为最最关键的应该是我们职业经纪人：慧持大师，这位说实话才真是是峨眉山的开山祖师。

慧持大师（公元337年至公元412年）“东晋僧。俗姓贾，雁门楼烦（山西省朔州市）人。少聪敏，能通经史，有文才，年十八与兄同依止道安出家”。

关于这位道安大师我想应该不陌生吧，五台山篇已经讲过多次了，这是我国佛教界发展的泰山北斗式的人物，不仅佛法精湛，最厉害的是很早就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佛教发展战略思想，这就是大贤立德的伟人。

大师就是大师，很早就提出了这个至理名言，要想发展佛教，不和政吅府搞好关系，不打通政吅府支持这条捷径是绝对不行的，有这样深远目光的大和尚，佛教在中国不发展都不可能。

我们的慧持大师有幸在年轻的时候就师从这样的大师级人物，而且从日后的发展来看，慧持大师还真称得上是道安禅师的高徒。

关于慧持大师的佛法有多高深我就不多说了，能成为高僧本身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佛法绝对没的说。

更为关键的是其强悍的政吅府公关能力，这个不仅对慧持大师很重要，更为日后的峨眉山发展定下了理论基础和思想，这就是一个团队的特点，往往一个团队的精髓就是在第一任首脑赋予的，峨眉山佛教团队的精神就是慧持大师给奠定的，也可以说是更为明智的道安禅师间接制定的。

关于慧持大师的生平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事件，其一是“曾至京师建康（南京），住东安寺，颇见重于晋卫军琅琊王司马珣”，这还只是大师年轻时的作为，可见这时已经深得政吅府公关之诀窍，不过在当时已基本成型的佛教界来说，南方已经很难有大的发展空间。明智的慧持大师听说成都一带土地肥沃，人民富裕，而且政吅府貌似也急于引进佛教这样能蛊惑民众顺从思想的信仰，慧持大师果断的决定前往巴蜀之地发展。

其二是在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慧持大师动身了，高手一旦出手绝对有把握，我们谨慎的慧持大师把第一站放在了荆州，这地离巴蜀比较近，而且听说这地的官吏们貌似都和巴蜀之地的官吏比较熟，先得打通这层关系才好说。

在荆州期间，慧持大师不仅和荆州刺史殷仲堪建立了极好的合作关系，而且还与当时权臣桓玄也建立了密切关系（我很费解，大师这些都是怎么做到的？），这些都对大师即将开始的巴蜀创业之旅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面的事迹就不用多说了，大师一到益州即受到益州刺史毛璩的热情接待，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地方您老随便选，万幸我们的慧持大师选中了峨眉山这块风水宝地，峨眉山也从这时正式进入了中国佛教发展史，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可见，任何时候这个政吅府人脉基础都是很重要的。

在慧持大师的运作和带动下，佛教在峨眉山基本就发展的一发不可收拾了，而且天下瞩目，一时间英才济济，不仅如此，还得到了道士的大力支持。

资州人明果大师剃发龙游山，回蜀后，来峨眉山修住，被乾明观道士迎请住持，改观为寺，即今之中峰寺。

这事非常的诡异，几个不争气的道士估计是真混不下去了，就和前秦政吅权一样，临阵逃脱，道袍脱下来就换上僧袍了，反正都是宗教，中国的外国的都无所谓，就这几个道士别说换僧袍了，我估计就算是换了龙袍也还会脱下来。

综合而乱，这几个道士还真是道教中的败类，你自己发展的不好，你倒是问问别的道士啊，看看人家的道观怎么经营的，一旦遇到困难就马上改弦易张，绝对的软骨头。

在政吅府的大力度支持和和尚们的努力下，峨眉山的佛教大兴，不仅吸引了大批信徒，这里面有慕名而来的，有本来想来道观参拜，结果意外的都被佛教给收罗了，最可怕的居然是收编了很多道士，这就从跟上解决了信仰问题，是道士们立场不坚定还是普贤大师的感召力太强？或许都有吧。

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还吸引了很多国际友人的关注，印度来的宝掌和尚（这时才是真正的宝掌和尚）这时终于到了峨眉山（从周朝到现在，这位大师还真是有够辛苦啊），在洪椿坪后面山峰（后名宝掌峰）结茅住锡，为宝掌庵。

稍后，有西域僧人阿罗婆多尊者来礼峨眉，观山水环合，颇同西域化城寺地形，遂在此建道场。因山高无瓦，且易冻裂，故用木皮盖殿，称“木皮殿”（后改名大乘寺）。

同时，著名的淡然大师也来到峨眉山，驻锡中峰寺，弘传佛法。

热闹吧，总而言之，峨眉山佛教从开始就一举奠定了大规模发展的基础和良好的市场氛围，各地的大师级人物纷纷前往推波助澜。

当然关于这点历史上评价很多，诸如什么大师感召啊、普贤大师灵异啊，还有什么地形吸引啊等等吧，其实我个人觉得都是扯淡，其原因绝对是当地政吅府颁布了极大的优惠利好政策，全国各地的大和尚大部分都是被政策吸引来的，可见，以毛璩为首的地方政吅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工作绝对很有点力度，历史证明，政绩效果斐然。

佛教就在这样的利好政策下一举击败了盘踞多年的道教市场，从此高举普贤菩萨的大旗，一路高歌猛进而不可收拾。

不幸中的万幸（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25）

就如同所有的宗教发展一样，一旦有出乎意料的大发展都有政府支持的影子，就算是最不济也得有个稳定的社会和政局，虽然当时中国是一片大乱的年代，不过万幸的是，巴蜀人民基本没受到多少的影响，甭管谁当政，这地儿就政治而言基本就再没象之前那样大乱过，这是不是峨眉山普贤大师的功德我就不知道，虽说大的动乱没有，但是依旧是外来统治者和本地土著之间的矛盾，这个好像一直就没能解决好。

南齐初，益州刺史陈显达（这厮是个粗人）统治期间，巴蜀之地局势还是这样的问题，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大度村（今乐山市境）的撩人抵抗政权。粗人陈显达的理论很简单，抵抗就杀！直到杀光为止！

陈显达的反应很快，也很简单，一个字：“杀！”男女无少长皆被杀，残酷的杀戮直接导致巴蜀之地再次民怨沸腾，政权再次受到威胁。

首先那会已经不是“晋”了，混乱的中国那会是乱成一锅粥，执政者看着威风，说实话过的还真是过了今天没明天。

当时巴蜀政权归属是“齐”，执政者是齐武帝，齐武帝得到巴蜀之地的混乱消息后马上改任肖鉴（齐朝的皇亲）为益州刺史，这个肖鉴虽然是个皇亲，但是所幸的是政治能力还行，上任之后，因地制宜的主张是“德化”治理，不采屠杀政策，益州才算是安定下来，政局一旦稳定，我们的天府之国马上就彰显了不同凡响的综合发展实力，逐渐成为“西方之一都”，被全国瞩目。

当然，这“齐”也没扛过多久就挂了，随后是梁，上头换人，下面到还真没受什么影响，这期间倒还真没什么混乱，甚至连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的动荡都没有，还是这帮人，也就是换个名头而已，而且万幸的是南梁委任的益州刺史邓元起、肖纪等人先后治蜀，这几位都属于执政能力比较强的政治家，内修耕桑盐铁之政，外通商贾远方之利。

归根结底，这些人都是政治家，不是军阀，所以只干活没野心，“稳定”就是对天府之国最大的贡献，益州在这些政治家的管理下人民的满意度逐年提高。

公元553年“梁”又挂了，西魏隆重登场，西魏大军入成都，没什么抵抗，政治家到底不是军事家，益州又归到了西魏版图。

公元557年，“西魏”退场，“北周”出场，还是没经过战乱，益州又归入了“北周”，“北周”以宇文宪为益州刺史，这还是政治家，再次得到了广大蜀人的热烈欢迎。

公元581年，“北周”退场，统一全国的隋朝登场，益州又再次稳定的归入隋版图。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隋文帝以其第四子杨秀为益州刺史、总管，并封为蜀王。次年设置西南道行台尚书，以杨秀为尚书令，总揽四川的军政大权。

关于隋文帝这个牛人就不多说了，之前的“五台山篇”已经详细的介绍过牛人牛事，隋文帝很牛，但是他的这个叫杨秀的儿子就很怂，而且政治方面很失败（貌似隋文帝的几个儿子就政治而言都很失败），可能也是巴蜀之地的好运到头了，这个杨秀在巴蜀之地不好好干活，见天整点劳民伤财的事，种种劣迹被隋文帝知道后被调回，这地儿干脆不再设立藩王了，直接归中央管吧，巴蜀再次由属国改为总管制。

隋朝末年中国再掀战火，所幸的是巴蜀之地因为改由中央直属后还真是相对安生，战乱基本没有波及到巴蜀，这里成了全国上下少有的安定地区。

关于巴蜀之地的特性，有必要提下隋文帝，英明神武的隋文帝特别根据巴蜀之地的割据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可以说相当显著，之后全国动荡的时候，巴蜀之地依然政局稳定，而且一直延续到唐朝，这点隋文帝功不可没，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撤消之前的郡县制的地方行政建制，代之以州统县的地方行政制度。

把整个巴蜀地区拆分细化，没多大的地方就设立共设有四十余州，各州都直属于朝廷，下辖一百多县。

这些州大大员们个个都有权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地儿四十多个级别一样的地方长官是个什么概念，别的不说，互相牵制是绝对的，都差不多大，谁怕谁啊，当然，结果就是谁也闹腾不起来，分化政策形成了稳定。

稳定的巴蜀之地在隋朝被唐朝取而代之的时候，李渊也没费什么劲，毕竟那边太多的区划，大家一样大，谁也不服谁，形不成统一的意见，巴蜀地区被直接招抚了。

公元617年，李渊得长安后，派员招抚四川，进兵巴蜀。四川各地长官、豪族纷纷表示归附唐王朝。

接下来的唐基本延续了隋的整套政治体系，对于巴蜀之地的政治格局基本没变，只是“州”改成了“郡”。公元618年复改“郡”为“州”，梁、益二州均设总管府。

公元627年以益州置剑南道，梁州置山南道。

公元733年分山南道为东、西两道。而梁州为山南西道。

公元766年分剑南道置东、西两川，以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合称为“剑南三川”，大家可以注意这点，以前的巴郡蜀郡现在基本改成道和川了，现在还是三个川，不过已经基本快接近现在的四个川了。

这才是天府之国的成都（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26）

在唐代，我们天府之国的成都得益于近百年的稳定政局，其综合发展势头已经在全国的城市发展中占据首要位置，甚至完全可以用“伟大”来形容这个城市。

成都所在的益州，在当时天下各州郡的GDP排名中位列第二，史称：“扬一益二”。

扬是江南的扬州，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自从隋炀帝挖通了大运河之后，这个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扬州在很多年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这里的繁华基础是多项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全国集散中心，规模就如同开个开放前的香港一样，全世界和中国进行交易的中转站，大批货物的流通就带动大笔款项的交易，有大笔的钱就有大笔的消费，也就带动了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面提升，这地儿就繁荣昌盛。

扬州这里不仅有繁忙的商业，更有驰名全国的诸如“天上人间”一般的三产，还有驰名天下的众多“众多头牌”。

“烟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这个称谓和形容从隋开始，一直叫到了满清，这个繁荣应该说还是依据了地理优势，毕竟古代所有的物流以水路为主，这应该算是天时吧。

但是成都就不同了，成都能和扬州这样的大城市比拼GDP，就得益于益州的富饶和稳定，巴蜀之地的益州以它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商业及手工业雄居第二。当时的长安都没这么牛，对比一下，当时的成都和扬州就如同今天的上海和广州，虽说不是首都，但就经济而言比首都还牛。

唐代的成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符合“天府之国”的美称，它已然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天然府库。

优越的自然条件保障了农业的发展，粮食就不用多说了，更重要的还有象茶叶这样高附加值产品，巴蜀的诸多名山和川南的深丘里，到处都种满了青青的茶树，采茶季节，漫山都是忙碌的人影在穿梭，采茶的美女遍天下。

与巴蜀之地相邻的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西藏，因为天生的饮食习惯（成天吃肉），对茶叶这样助消化的东西有着巨大的需求，四川的“雅安”（这会已经很出名了，可不是今天的灾区）等地成了茶马互市的重镇，闻名天下的“茶马古道”的繁荣和昌盛至今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

有吃的有喝的还没完，这地儿自古就有的各项手工业，在各项经济指标稳定的同时更是得到了大规模的产业提升机遇，巴蜀人民栽桑养蚕这一古老的传统得到了继续和发展，同时唐帝国强大的市场需求也大大的刺激了产业的发展，基本已经完成了工厂式的规模生产链条，同时，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包括益州工官“窦思伦”在内的众多品牌设计大师。

驰名天下的“蜀锦”不仅成为了上流社会的经典用品（类似今天LV），更成为了国家外交礼品的重要采购品，源源不断的商人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在全世界范围内充当着中国的产品形象代言人。

规模庞大到就连流经成都的河流都称为锦江，可见当时锦缎的规模和名声。

丰厚的物产，终于让巴蜀人民都可以敞开肚皮吃饭了，现在的问题是吃都吃不完怎办？巴蜀人民很聪明，没象隋文帝那样疯狂建粮仓把粮食都保管起来，最后便宜唐朝这些个皇帝们。

我们的巴蜀人民解决粮食过剩问题的办法就是“酿酒”，这项产业更具优势，粮食加点水就卖的比粮食还贵，这就是农产品高附加值的典型案例。

当时宜宾的荔枝绿酒、成都的生春酒和绵竹的剑南烧春都是名扬天下的名品。

巴蜀之地的美酒从那时候起就开始一举奠定了国内酿酒行业的领头羊的定位，要不现在各地的各个酒企就算是铆住了劲儿也干不过川酒，就是因为人家在唐朝就开始积累，直到今天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市场势头，川酒通过各色商号被舟车或人力贩往长安、江南、云南乃至吐蕃。

当时四川美酒的名声一点不比今天的所谓川酒六朵金花差，它们中的不少品牌本身就是今天某些名牌的前身。

这个几千年的积累是非常可怕的，要不中国当今无锡市有个市长说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值十个亿，来中国旅游，天堂城市苏杭是必去的，其实无锡的旅游资源丝毫不差，不过就是因为名气没人家大，旅游的人就是没人家人多，干瞪眼没办法也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酒业的繁荣可以以当时的著名酒鬼的诗句为证：

“自到成都烧酒热，不思身更入长安。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等等。

此外（真是说不完啊，不是我啰嗦，是实在是太多），四川还有两大和文化密切相关的产品走红全国，而且开创了品牌概念，值得特别介绍。

首先是纸张，益州所产的大小黄白麻纸有名于当世，为什么要说纸张，还真是不得不说，因为当时的官府文书和朝廷诏敕都规定要用益州所产的纸张书写。

国家公文和所有政府沟通的指定用品，不仅有政府使用的高端产品，还有供应民间的中低端产品作为产业链条的补充，双流的广都纸，质优价廉，则是印刷书籍的首选。高中低端一网打尽，这就是传说中的“拼的就是综合实力”。

而且最值得川人骄傲的是，当时有个不太知名的女诗人叫“薛涛”的，很有创意头脑，女诗人很讲究，也很文雅，人家写诗不用外面卖的纸，人家自己制做诗笺，颜色深红似芙蓉，大小恰好能写完一首七律诗（典型的定制级高端产品），被人们称为“薛涛笺”，这位女诗人的诗不怎么出名，但是这个纸很出名，当时的文人墨客莫不以能得到此笺为荣。

这就是品牌和定制产品的力量，之后的好几百年欧洲才开始有人使用个人名字创立品牌，比如知名的“路易威登、皮尔卡丹”等等，其实这样的品牌定位发明的老祖宗是我们中国的川人，真为川人感到自豪和骄傲啊！（我不是四川人，但我很向往这位文雅的薛涛美女）。

再次是雕版印刷，那时候活字印刷还没有发明，雕版印刷品大多是需求量比较大的经书，这点就得拜峨眉山这样的佛教龙头企业所赐，佛教这时已经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经书已经开始作为最早的书本，广泛的传播了，当时的巴蜀之地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前列。

这可不是我胡说的，国内现存最古老的雕版印刷品《陀罗尼经》，就出自唐朝的“天府之国”：成都。

差不多基本说完了，说了这么多我只是想在这里告诉大家当时的成都和天府之国的繁荣情况，历史上称为“搬不完的成都府”。

唐代中期的成都，其规模和人口是隋朝时的10倍，如此巨大的发展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由此可见，促进发展的不完全是房地产，那些个以房地产业为龙头和主要经济指标的国家大员们应该好好考虑下，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是需要和民生相关的产业带动的，狗日的今天房地产业，我呸！

盛唐的隐患（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27）

上面讲到成都的繁华，繁华就必然带动流通，过去都说蜀道难，但是在唐代，巴蜀的交通已经有了了不起的发展。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的名句估计上过小学的人都知道。

水路非常的便捷，从成都城外的岷江支流起始，经岷江到乐山，再经乐山换乘大船经长江就可直达数千里之外的江南地区。

乐山，已经成为中转的枢纽，这样的高效率运输业除了刺激经济外也带动的宗教的传播和宗教人员的流动，至于峨眉山的发展就更别说了，我们在后面会专门说到。

这个水运发展不含糊，同样陆运更不含糊。

成都当时富足到被政府封为唐朝的“陪都”，这个名词可不是民国才有的啊，唐朝已经这样叫开了，这不仅是经济上的需要，更多还有很多的政治因素，既然是陪都就必须得有和首都之间的高速通道才行，唐朝不可能再在这两地儿之间挖条运河了，隋朝就因为这事搞得家破人亡了。

而事实上唐朝更狠，直接修了一条类似的高速公路，史称“官道”。

尽管两地之间大多都是山脉，但唐帝国还是费尽心机的建起了一条快速通道，既然是“官道”就一定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维护才能保障道路的畅通，那会人比较简单，不收取路桥费，道路的使用是政府提供的福利，就这点而论唐朝虽然是封建社会但是一点不比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差，不仅不收路桥费，还依然维护的不错，看看人家官员的素质，没有发改委，也没有铁道部，更没有什么高铁管理局这样贪污横行的衙门，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关于这条高速公路，据史料记载：如果骑马，只要20多天，算上堵车，就能从成都的驷马桥走到长安的朱雀大街。充分实现闹市对闹市无缝连接。

之所以我要专门说下巴蜀之地于内地的交通状况，根本原因是因为在唐朝初中期，巴蜀之地不仅没有依惯例成为割据势力，相反还成了政权的最后据点，这里面交通的便捷应该是最要的一环，有事跑也能跑的快点。

唐朝中期，尽管很富有也貌似很稳定，但是他的统治体系中有一个致命的漏洞：节度使。

不知道这个称谓或是官名是哪位大员发明的，但是这个职位的设立本身就是一个怪胎。我查了史料，这个节度使的设立最早是为了防止边境地区的动荡和防御的，基本上都设立在边境地区，主要职责也就是统兵防御少数民族骚扰的边防军将领，其实就等同于现在的边区司令。

在这个岗位设立之初，节度使只能掌管兵权，平时实行屯垦，当兵的自给自足，种粮食种菜，除了不能娶老婆什么事都能干，当然都得自己干，而且战时还得统兵打仗，说实话这在唐朝当兵还不是什么好活。

这个官职的设定开始还只是在边境地区，也就是一般理解中的边城和荒原地区，但是随着唐朝后期的发展，这种官职的管理范围被各个别有用心的节度使们一点点的扩大了，从边城一点点的渗透进了内地，管辖的地盘越来越大。

说到这，或许还真不是这些个节度使们的问题，这就等于任何事物一旦违反规律就会遭报应一样，就之前的模式来看，我带着一群弟兄们平常自给自足的在这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蹲着，我们还得自己养活自己，连个兔子都打不着，受点苦就算了，关键是一旦有点风吹草动的我们还得马上放下锄头，拿着刀枪去玩命，凭什么啊！你们在家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舒服着，而我去外面玩命保护你们啊，你要是平常给我的好处也算，你要是不给，凭什么我的拿命去保护你。

这种边关的积怨日积月累的积攒下来，到最后，这些边关守将们没事也得给你找点事出来，有事就得花钱，这就是自古以来的所谓官兵“养冦”。

有冦就得让我们去拼命，就得有人站出来给这帮子拼命的好处，这话又说回来，有的识大体的就给点，有的抠门的就不给，你保护的又不是我自己，凭什么让我掏钱，滚！

这地方司令官要是碰上不愿意给的还真没办法，只能向中央要，中央也不想出这钱，告诉地方司令员，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边关司令等的就是这句话，办法不用想，现成的，手里别的没有，就是有枪有人，地方的混蛋官员不给是吧，不给你就别干了，我带着我的弟兄先把你干了再说，慢慢的演变，这个节度使就慢慢蚕食和兼管了所驻地方的行政和财政权。

看到了吧，至此，这个节度使的权力已经无限扩大了，而且管辖区域也从边关一点点的渗透进了内地，“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

有钱有人有地，这地方还是我说了算，基本就成了当地的土皇帝军阀，中国人历来的封建传统很浓郁，这个军阀们更封建，我自己赚完了不算完，我还有儿子和儿子的儿子，都得接着赚，这是中国人自古的传统，在今天也是这样，老子运气好混成了“公仆”，儿子、孙子全家都是“公仆”。

演变之下，这些个节度使的官就变成不是国家任命的了，是地方自己继承的，老子挂了儿子自然就继承了，或是这人比较背没儿子或儿子不争气，就由这厮的部将或是亲信接着干，说白点就是一个个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小王国。

倒霉的盛唐中期就有很多这样的节度使，在这众多的节度使中，有一个最牛的叫安禄山，安禄山比较狡猾，关于这个人的事要说起来就扯得有点远了，与本文关系不大就不多说了，只说这个人当时管的地方：范阳（今北京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平卢（今辽宁锦州西）三个地方，三镇的节度使，大家可以看下地图，就知道这货管的地儿有多大了。

能当这么大的官肯定能力非凡，而且野心不小，至于这厮怎么讨好当时的著名艺术家皇帝唐玄宗和著名的舞蹈家杨玉环就更不用多说了，总之这厮最后忍无可忍的造反了，管好了这三地儿觉得自己能力无限大，还能管好全国。

盛唐著名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开始了，安禄山这人确实比较牛，牛到中央政府军还真都干不过他，连首脑都不得不逃走，当时当政的艺术家唐玄宗带着同样是艺术家的杨贵妃迫不得已的开始了逃亡生活，道路的便捷和先天的富足造就了这个亡命政权毫无疑义逃往了天府之国的巴蜀之地。

逃亡巴蜀（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28）

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被干儿子撵的没地待的艺术家唐玄宗同学开始了令他惆怅无比的逃亡之路，其实这位唐玄宗早年还是励精图治的，不仅延续了开唐之初的盛世，更稳定了国内政权，而且还收编了不少的少数民族，让所有佛教徒赶到欣慰的是这位艺术家还大力支持佛教事业的发展。

但到了晚年，唐玄宗基本和大多数的皇帝一样，自认为天下太平后，全身心的投入到他个人爱好中去了，很多史家都把唐玄宗晚年不问政事的症结都归结到宠爱杨贵妃，说什么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

我个人觉得这个纯属扯淡，过问不过问政事和人家个人爱情有什么关系，中国自古史学家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大，其中一个理论很不讲究，不管这皇帝个人是不是合格，只要是有一点问题都爱把人家的个人生活扯进来，而且都不是皇帝的事，都是女人惹的祸，中国的史学家的传统和习惯我觉得很失败。

就这件事而言，和杨贵妃压根就没一点关系，就算没有杨贵妃也一定会有李贵妃、张贵妃等等，只能说这纯属唐玄宗个人的问题，丫只知道兴趣爱好忘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就算不顾及本职工作也行，好好当个幕后董事长也可以，前提是你的CEO一定得选好，倒霉的唐玄宗这个CEO就没选好，看看他的班底吧：

人事管理首席执行官：李林甫；倒是科班出身，但是能力一般

市场管理首席执行官：杨国忠；裙带关系上位，而且太贪；

行政事务首席执行官：高力士；先天残疾导致思想和行为变态；

以上这哥儿三被唐玄宗以为重任，就这三人的德行就能看出唐朝这公司运营肯定会出问题，而老板唐玄宗自己完全放权去从事个人爱好去了，以至于所谓的盛世就被这哥儿三联手给搅合黄了，其实要是一般的政局估计还能对付个三天五天的，熬到下界董事局改选可能这公司还能开下去。

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哥儿三只是他的高级管理层，下面还有很多的区域经理，中央方面这哥儿三能力一般，下面的肯定管理就会松懈，比如最大的区域经理就越来越无法无天。

前面说过的范阳、河东、平卢这三个市场的行政、经济、人事等等于一身的市场运营总监：安禄山，这个市场运营总监经过多年的成功磨练后，野心越来越大，也很想当老大，最起码也得混进董事会，不过照着正常的内部升迁估计是没戏，这哥们儿明智的发现前景不好，资历加上势力外带上年龄可能都干不过这哥儿三，干脆别等了，直接干掉这三人吧，最好顺带把老板也搁里去，自己当老板吧。

盛唐公司内忧外患就一下子全面爆发。

安禄山同学经过了长达10年的苦心经营，公元755年11月，他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15万大军南下反唐。

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带着他的那帮子死党，包括后期的名人史思明等，里面的牛人很多，我这就不多说了，左右告诉大家就是安禄山同学的那帮子死党个个都不白给，都很牛！这帮人都是经过残酷的市场竞争后涌现的一流人才，随便拎出来一个都能搅合半个中国。

应该说这是盛唐的分水岭，也就是从这起唐朝这个牛哄哄的公司就基本没戏了，再也没有完成过实际意义的全国统一。

安禄山就带着这一帮子的牛人弟兄们一路顺风顺水，打得唐朝完全找不到北，闻风丧胆，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连什么“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胡马，不得过临洮。”的唐朝名将哥舒翰这么牛的人都被揍得不仅全军覆没，老哥还很不爽的做了俘虏。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这是后来的白居易在他的《长恨歌》里这样描写了唐玄宗的仓皇幸蜀。我很难猜测唐玄宗的心情，但是我能想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艺术家被迫背井离乡逃难的心情，但是更让这位艺术家伤心的事是，这才刚刚开始。

“蜀土丰稔，甲兵全盛”，这就是当时四川在全国的印象，唐玄宗之所以会选定巴蜀之地，最最关键的是这里有钱有人还有兵，而且只要守住这里，就有可能翻盘。唐玄宗在最后时刻体现了一个皇帝应有的政治素养，不仅目标定的好，而且战略、战术都很精准明智。

逃难的唐玄宗避开了白天，选择了夜晚进行自己一行人的秘密逃亡，正如史书所说，“妃主、皇孙以下多从之不及”。

逃跑就得有个逃跑的样儿，偷偷的跑，人越少越好，不然很可能就逃不了了。

聪明的唐玄宗只带了少数卫队和官员，连他众多的后妃和皇子皇孙也有很多人没有通知，就匆匆踏上了前往四川的路途。

当然，他没忘了带上最信任的三个首席执行官和最上心的自己的艺术伙伴兼老婆“杨贵妃”。

艺术家的伤心路（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29）

唐玄宗为了顺利跑路，尽量少带了人，这支小小的逃亡队伍就是为了精练，为了快。

但是遗憾的是现实总是和理想有一定的差距啊，想象中的前进速度没快起来，而且原因竟是让人哭笑不得。

艺术家自己想到了逃跑，但是盛唐时期有很多艺术家，大家都是太平盛世休闲生活的爱好者，一听说要开始打仗，谁都惦记这自己那点子家底（房子这不动产肯定是带不走的，但是快速变现后带着现金和细软是可能的，所以说中国现在的房价早晚都得激发这样的动荡，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些艺术家们都想到赶紧变现后“跑”，不只是你唐玄宗一个人有这样的觉悟，这点艺术家们再次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大家的目的和路线都惊人的一致，都是稳定富有的巴蜀之地，这不仅有快速直达的高速路，而且只有这地还能保持稳定富足的生活，这地有保障。

这下可好，本来计划是人少好领导，本来计划通过高速官道迅速的到达巴蜀在组织全国进行英勇抵抗，没想到这平时快捷的通道这会挤满了逃难的民众，逃难遇到高速公路大塞车！

按说皇帝大人的一般思维下，这种情况也很好处理，别废话！直接命令随行部队开干，挡我者死！敢挡路的统统干掉就得了，但问题就是出门的时候为了精干，部队带的不够，要是大喊一声“挡我者死！”没准惹了民愤先死的还是自己。

在现今，碰上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车的时候我的愿望就是自己开个坦克，丫直接碾过去。唐玄宗很背，没开坦克，为了快，自己开的也是小车，这时候哭都来不及。

大塞车的地点是值得载入史册的，这地儿叫：“马嵬驿”，这地名我想大家都熟悉吧。

急着赶路遇到塞车时，人一般都会很浮躁，很上火，那会也没王老吉给大家降降火，火是越憋越大，怨天尤人这事就时有发生。

我记得前几年京广线大堵车的时候，有个哥们儿为了爱情下车直接走到广州去了，而且走了好几百公里！这么坚贞的人据说后来和女朋友还是崩了，看来这塞车和爱情一旦搭上关系自古就没什么好结果，塞就塞吧，给女友打个电话发发微博就算了，千万别冲动，这点大家切记！

艺术家唐玄宗一行被堵在这个“马嵬驿”的地方才是麻烦的开始，随行的人和现在人的思路一样，首先是心情很不爽，不爽就得找地方宣泄，我们本来都好好的在繁华的长安听戏、泡妞、逛夜店，你大爷的！闹出个安禄山个混蛋导致我们跟狗一样的在荒郊野岭没吃没喝的装孙子，这安禄山真ТMD孙子！

说归说，但是这人很厉害，我们惹不起！那我们怎办？那就找和找个惹得起的倒霉鬼收拾了泻泻火吧。

大家先骂安禄山，骂着骂着就骂到为什么这厮能整这么大，都是老板和几个CEO一直纵容的，老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这人是老板，之前吃的喝的都是他给的，而且我们的跑到的地方后，能保证我们还能有吃有喝有夜店逛的前提是那地儿还是这个老板的，所以这个老板就算在可恨我们也惹不起，惹了搞不好就算跑到地，也一样没吃没喝还得搭上性命，但是这口气实在是咽不下去怎么办？

那就找我们惹得起的吧，安禄山这孙子闹政变旗号就是灭了CEO杨国忠同学，这人就在咱们的队伍里，我们惹不起安禄山！惹不起老板唐玄宗！那我们就找这小子出气，连同这小子的漂亮妹妹杨贵妃一起都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大爷的！就这个孙子害的我们，行，就收拾他吧。

哗变！口号就是：斩杀杨国忠！奸杀杨玉环！

倒霉的杨国忠再加上倒霉的杨贵妃，更倒霉的是唐玄宗，本来逃难对于已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的艺术家已经够难以接受的了，这下还得搭上多年的艺术搭档兼老婆的性命，我是无法想象当时这位艺术家的心态啊。

但是你要是不马上决定，搞不好自己的命也得搭上，实际上他要是能认清形势，坚持扛到底，最后的结果估计这个杨国忠是没救了，但是老婆杨贵妃应该是没事的，就一句话交代给那帮子闹事的：“狗日的！你们要干就连老子一起干了！看你们这帮王八蛋能往哪跑！跑到巴蜀也有人收拾你们！”。

看看谁敢干，一准儿是谁也不敢！要是把他也干了，这帮子家伙去哪混？那儿会给他们这么好的待遇！再说就算是逃难逃到巴蜀，没了这面大旗之后的那些公款吃喝、政务接待就基本全没戏了。

但是可怜的艺术家肯定是没想到这些，表现的很没种，倒霉鬼杨国忠还没来得及给他交代点后事就被叛军当场做了，群情激奋的叛军们一致要求把杨玉环也带出来让大家解解闷，一群人拥在艺术家的门口示众。

危难时刻，在行政事务管理首席执行官高力士为首的一帮人的劝导下，唐玄宗不得不忍痛下令赐杨贵妃自尽，再不自尽搞不好这帮丘八冲进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艺术家是真害怕了。

说实话要是多少了解点艺术家的发家之路就会知道，这哥们儿当初绝对是个爷们儿，也是军队里敢说敢做的主儿，但是那还都是昨日黄花了，现在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唉！人老了，当年的雄心也不复存在了啊。

一代佳人香消玉损，很遗憾，其实杨玉环其人到底对政治有多大影响，我仔细研究了各种史料，还真是没找到象满人慈禧一样的劣迹，对政治和权力基本没有多大的渴望，就是一个一门心思的研究艺术的艺术家，搁现在最多就是每年上上春晚唱唱主旋律就得了。只是比较可悲的，不幸碰到了一个不幸的世道，而且再次被后人把所有的屎盆子扣到了这个于政局毫无瓜葛的可怜女人身上。

历史往往惊人的一致（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30）

当年十月，秋风渐起之时，唐玄宗一伙行尸走肉般经过近两个多月的辗转反侧之后，终于走进了成都平坦宽阔的大街上。

正常二十多天的路愣是走了两个多月，这塞车还不是一般的赛啊，是大塞车，规模和影响都堪比几年前的京广大堵车。

既然最高领导到了成都，地方政府就必须安排最高规格的接待，接待前先点点人头吧，我们巴蜀这边好做预算，好安排五星酒店总统套房、国宴、小妹妹招呼这帮大爷啊，好在来的大爷人不多，巴蜀府库还能扛得住。

清点人数结果是：官员和卫队共1300人，随行的小妹已经不多啦，而且基本剩下的都是丑的或是老的：共24人。

老艺术家唐玄宗心灰意冷的在成都停留了一年多时间，更背的是唐玄宗已经不再是皇帝了，而是被遥尊为没有实际权力的太上皇。

唐玄宗的儿子在他偷偷跑路而且长安群龙无首的时候，勇敢的站出来承担了他该承担的这人，正式宣布自己单干了，而且对于这种关键时刻看不清形势的人大家也都没什么希望。早在唐玄宗逃往成都途中的七月，他的儿子李亨就在灵武宣布即位，称为唐肃宗，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一有事就逃跑的皇帝谁也不待见啊。

作为一种抚慰，儿子唐肃宗把老爹唐玄宗避难的成都升格为府，号南京，言外之意很清楚，您老人家就那待着养老吧，好好编您老的舞，甭管还有没人跳，这边的大局和权力现在都归了我了。

委曲求全的唐玄宗自公元756年十月到成都，次年年底，儿子稳定了局面和权力后才让他返回长安，一共在成都生活了1年零两个月。

在这期间，成都作为唐政权最后的基地，给予了唐军抗争安禄山一伙悍匪极大的支持，出钱出粮出人力，巴蜀之地对于唐朝而言就是政权的磐石。

至于艺术家唐玄宗同学在成都的这14个月如何度过的，我查阅了很多的史书都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细节和交代，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在这14个月里，当地的蜀军曾发生过两次小规模的哗变，最后都被镇压下去了，至于哗变的原因，基本都和唐玄宗的逃亡队伍在成都的穷奢极欲和胡作非为有关。

不管结果怎样吧，这会巴蜀之地一经一改往日的传统，不仅没出现割据势力，还有力的支持了政府打击割据势力，可以说，从这会开始巴蜀之地就逐渐开始成为中国版图上西南重镇的历史定位的转变，虽然后期还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割据，但基本已经兴不起前几次那样大的动静了。

巴蜀之地作为政权的最后基地的故事还没完，不仅之后会有很多，而且在唐朝也就是艺术家同学的故事之后又过了124年又一次奇迹般的重演了了。

唐僖宗当政时，这哥们儿在历史上应该说比较轻浮，倒不是人品，主要还是他的执政能力，本来就千疮百孔的唐帝国在他的折腾下基本算是彻底完蛋了。这回逼着他重走前辈唐玄宗老路的不是那些个拥兵自重的“节度使”，而是更牛、更大名鼎鼎的“黄巢”。

黄巢：曹州冤句（今山东荷泽）人，读书人，多年来举进士不第，一生都想当官没当成，干脆在公元875年率领数千人在曹州公然开干了，这绝对是相信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理论，一心想当官没当成，那就自己给自己找个大官吧。

黄巢造反后还算是顺利，不过在公元878年，和黄巢一起准备找个大官干的王仙芝挂了，黄巢被推为唯一领袖，自称冲天大将军（这官自己封得还真是给力啊）。

黄巢这人可能还真是有些人不知道，但是知道周杰伦和张艺谋的一说就都知道了，因为他们拍的电影名就是黄巢写的：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公元880年，横扫半个中国的黄巢带领数十万大军攻克洛阳，随后迅速向长安的门户潼关进军。

当时，朝廷负责京师安全的是一支号为“神策军”的队伍（要不说这唐僖宗比较搞，也比较轻浮，就从他给军队起这名称就能看出个七七八八）。这个神策军不仅名字很给力，而且人更给力，清一色的世家子弟，全是以长安城内的官二代为核心组建的军队，这支队伍平常就很凶悍，开车撞人、派对炫富、我爸是李刚、我爸是国法等等都堪称经典，可以说就气势而言绝对是一流的军团，但是真正碰到以目无王法（管你丫老爸是谁，都是狗屎）为核心思想组建的民兵时，这支军队的战斗力绝对可想而知。

现实如此，不过负责组件这支威武之师的唐僖宗却非常的信任这支血统纯正的军队，在危难关头委以重任，只有你们才是国家的骄傲，你们是英雄的二代，全凭你们了，上吧。

带着僖宗无限期望的二代神策军威风凛凛的出发了，与黄巢军队刚一交锋，二代们马上发现这事不靠谱，平常都得等着我们拿鞭子抽或是等着我们拿刀砍的人这会居然都红着眼睛来砍我们了，靠！真玩命啊！大爷们不伺候了，威风凛凛的神策军一上阵立即作鸟兽散状。至此，坐困长安的唐僖宗只有像他的祖宗唐玄宗一样选择逃跑。

历史惊人的一致，唐僖宗带着皇后、太子和近侍数百人，骑着马从皇城含光殿金光门仓皇出城。

不过他吸取了他的祖先唐玄宗的经验，这支由皇帝率领的逃亡队伍没有一兵一卒，而且是没带官员，大爷的！老子自己跑了，省的跑半道你们这帮孙子再给我来个“马嵬驿”。

唐僖宗动作神速，当晚就跑了，以至于不少高级官员天亮后上朝时才发现，他们的皇上已经在路上了，想都不用想在去巴蜀的路上，这回走的不仅利索而且无声无息，估计还碰不到大塞车。

再一次咸鱼翻身（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31）

唐僖宗走的很到位很及时，前脚刚走，黄巢后脚就进了长安。

长安在失去了首领后,剩下的人完全丧失了斗志，这帮子毕竟在所谓的盛世享乐惯了，刀光血影、血肉横飞对他们而言太遥远了，长安城放弃了抵抗，选择了投降，这里的人已经习惯过好日子了，打打杀杀的就别了，反正谁当权无所谓，只要我们还能吃吃喝喝，夜店还营业就行。

黄巢是一个立志要自己给自己找个大官做的人，辛辛苦苦干了一路，这下可算是到了这花花世界了，再碰上一群以享乐安逸为己任的官宦，黄巢团队迅速的融入了这个环境，长安都干下来了，这什么“冲天大将军”就别干了，官太小，气势也不够大，还是叫皇帝比较给力，而且很时尚！听着就很嗨！

黄巢在长安称帝，建立了他的大齐王朝，这官也当的再没比这更大的了，这下黄巢这个以当大官为毕生最高追求的人一下就没了动力，皇帝都当了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了，总不能当玉皇大帝吧，天上人间一勺烩。问题是地上的好办，天上的就有点麻烦，关键是那边的人不太好找，而且据说能找到的都没回来。

黄巢安心的在长安享受这花花世界，多整几个年轻貌美的嫔妃，多整几顿国宴，多看几场艺术家唐玄宗编的舞台剧，这日子过得就两字：“舒坦”。

但是他忘了，你这只是占了长安，周边还有着大大小小的节度使们，这帮子人本来就不服从管理，别说你这半道杀出来的混小子黄巢了，就连当初的唐政府我们都不diǎo。

更为可怕的还有个巴蜀之地在貌似还名正言顺的唐政府手里，那地方丝毫不比这儿差，那地方不仅没这么多的官二代、富二代，人员素质也没那么恶劣，而且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还全都是爱国志士，好赖组织整理一下，说打你就能打你。

黄巢的志得意满再加上长安舒适安逸的生活，彻底让他放弃了痛打落水狗的机会，唐僖宗一行得以在路上喘口气，不用急着赶路了，还顺便召集了一些从长安溃散出来的“神策军”队伍，这帮孙子也别二代了，一代都已经挂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神策军全都夹着尾巴消停了。

黄巢干的这事想想就来劲！要是现在这世道，什么时候再来一回才能知道什么叫解气！

唐僖宗一竿子人边走边收罗各种二代，队伍越走越多，幸运的是这帮子二代没什么脑子，没了靠山就跟着走吧，反正享福的时候就是这哥几个，逃难也是这哥几个，都别埋怨，也就没闹出什么“马嵬驿”事件。

一行人这样了经过半年多的长途跋涉，于公元881年6月抵达成都，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亲自出城迎接，全面安排最高规格的政务接待。

不用说，这会我们的巴蜀人民再一次担负起了复兴的重任，而且还是要举全部之力支持。

四年后的公元885年，唐僖宗和他的老祖宗一样在巴蜀人民的支持下终于有机会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长安，这时逼他南逃的黄巢在享乐了人间最大的幸福后被各地的节度使大佬们一顿胖揍，已经被打的满地找牙四处乱窜了。

黄巢的事迹其实说明了很多问题，很多造反开始都是这样轰轰烈烈，但是一旦取得一点胜利果实后都会陷入革命成功的喜悦中，很快，团队丧失斗志，在黄巢享受生活的时候，各地节度使大佬们已经偷偷的联起手来，大佬们很习惯当初的唐政府的松散型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必须贯彻执行，中央和地方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必须把想打破这种默契的黄巢干掉，不然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曾经威风凛凛的黄巢就这样在大家的围攻中四处逃窜，最终在虎狼谷兵败自尽。

唐僖宗在大家的拥立下又回到了长安，但此时的长安已经不是曾经繁华的大都市了，经过几番折腾，黄巢再加上之后的几个节度使，曾经繁华得让世界瞩目的长安城现在已经沦为一个破败、萧条的灾区了。

我们的黄巢同学没干别的，折腾这点比谁都强，繁华的长安城还真让他搞成了满城都只剩下穿着黄金甲的人了，经过黄巢的折腾，昔日的大都会长安现在的现状是：当年五星级大饭店都改医院、当年的夜店改成难民营了。

战争的创伤让这座千古名城的各项经济指标都远远落在了繁华富庶的成都之后，更失败的是从那时起直至今天，曾经的古都长安就再也没能恢复当初的繁华和被全世界瞩目了，繁荣、兴旺、全世界中心的长安从这时起就真成为了历史。

貌似还真是一下就被带黄金甲的人给抽干了精髓一样，长安从此至今也失去了灵性和活力，我估计西安人应该会从心底鄙视“黄巢”。

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来说唐朝的历史，貌似和四川关系不大，其实只是想重申一点，从这时起，四川的的地位就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台阶，四川的存在对全国的政权而言就像溺水的人在慌乱中必须牢牢抓住的一只救生圈，依靠这只救生圈，他才不至于被强大的反对波涛吞没，才有凭借它重新上岸的可能。

对唐王朝来说也罢，宋也罢，甚至近代的狗日的日本人入侵时国人抵抗也是惊人的一致，四川作为全国最后的根据地和大本营从唐开始了，四川对中华民族禅精竭虑的贡献也从这开始了。

盛唐旗下的峨眉山道教的光辉历史（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32）

说完了政治，咱们还得绕回主题，唐代的峨眉山应该可以说是相当的热闹，所谓热闹不仅体现宗教的发展，而且是各方各面的人士都来这凑热闹，这也就是天下太平和交通便捷的必然结果，而且巴蜀之地在唐朝还是出奇的平稳和富足，所有的人温饱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更为重要的是几个皇帝的逃难，这可不是简单的逃难，一大批官宦入住绝对意味着经济的带动，大批高端娱乐设施也随之疯狂增长和兴起，服务业无论意识还是规模也都同时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服务业搞的越好，来的人就越多，这点就和现在做餐饮的“海底捞”，还有专门做三产服务业的东莞是一样的（这个城市的口号叫“乐活之都”，听这名就想去乐呵乐呵），吃饱喝足再加点娱乐节目，这日子还真是不赖，但是见天的这样也有点乏味，那就找点信仰吧。

说到信仰，首当其冲的就是咱们的峨眉山，在唐代，峨眉山的道教在整体形势一片大好下再次复兴，道教从唐初开始就在之前的良好基础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两个重要的人：

首先是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这个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相比后面一个人，他的知名度并不高，但是这个人确实是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之后很多年直到今天还是道教地产业发展的基础纲领性教科书，这本书就是：《天宫地府图》；

这个著名的道士归纳总结了当时全国道家的修炼场地，总结了著名的道教兴旺地产楼盘项目：“三十六洞天”。

《天宫地府图》：“三十六小洞天，在诸名山之中，亦上仙所统治之处也。”

中其第七小洞天即为“峨眉山洞，周回三百里，名曰虚陵洞天，在嘉州峨眉县，真人唐览治之。”

这个唐览为何许人，我还真不知道，而且峨眉山史志和道家史料里也找不到，这点就得说说道教了，能掌管著名“第七洞天”这样大规模地产楼盘的真人居然没有记载，可见道家在整理归纳方面还真是不灵，就知道抱着几本古书研究化学，完全不顾及知识理论的推广和总结。

按照司马承祯所排列的次序来看，峨眉山在“天宫地府”中的位置，是处在青城山之后，龙虎山之前，后来根据发展，更精细的总结出最最重要的“十大洞天”，在精细划分中，青城山属于第五，而龙虎山地位相应下降，被属于“七十二福地”之第三十二。

当时能排在大名鼎鼎的青城山之后，由此可见，峨眉山在当时道教中的重要地位。

另外一个著名人物就很出名很出名，但是很遗憾这个道士出名不是因为道教，而是因为另一个道士技能：医学，这个就是我国大名鼎鼎的中医宗匠派人士：孙思邈。

孙思邈，必须重点说明一下，这哥们儿是唐代的道士，（公元581-682年，整整活了101岁）。道教学者，医学家。京兆华原〈陕西耀县〉人。精老、庄、百家，通药物，明阴阳，推步。曾拒隋文帝、唐太宗、高宗所授官职。隐终南山研医、药物学。著《千金要方》三十卷，这位应该算是传统中医的著名人物。

孙思邈同学作为当时的著名道士兼医学家曾先后两次来峨眉山采药，炼丹和传道。

据《道教文化矢典》载：大业中（隋朝的时候）来峨眉山在牛心寺（很诡异的一件事情，道士来炼丹居然住进了寺庙，不知道这是佛教寺院接待条件和服务设施比较好还是道教无能的互相排斥呢？总之很吊诡）住十三年，山有一洞，称药王洞，又名丹砂洞，时年二十四岁。

之后，相隔九年，年卅三岁。贞观年间（这是唐朝了）复来峨眉山隐居、炼丹、采药，共住甘三岁。这次来住呼去峰，三仙洞、顶峰、九老洞等处，这后一回老老实实的住在道观了，估计还是舆论的压力，搞不好前一次是孙思邈同学年轻，道士们个个都牛哄哄的不接纳，这个窝里斗的现象在道教里屡见不鲜，甭管什么原因吧，孙思邈最后一次离开峨眉山已五十九岁。

以上两个人的事迹貌似轻描谈写，但可以说明当时的社会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道教在唐朝初期的势力还是很大的，而且在整个宗教界还是起到一个主流宗教的地位和作用；

二峨眉山在道教整体发展框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甚至还隐隐成为整个西南地区的道教标志性楼盘。

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政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众所周知唐代的皇帝们实际上不是汉人，是汉人和突厥的后裔，李氏父子很聪明，很早就为了保证统治力度和所谓皇帝的法统执行了家族的本土化净身。

最重要的就是营造了本土化的文化支持氛围，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很聪明，千辛万苦找了个道教视为鼻祖的老子李耳，把自己标榜为李耳的后裔，诏曰：“朕本系出于柱史”，而且还在这样的基础上大力崇奉道教。

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皇帝”，既然都是一家人，那顺理成章的必须支持道教的发展了。

所以说唐代，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峨眉山教徒云集，居住的道士大概相当多，这点我们可以从唐代初期的诗人作品看出来。

施肩吾在《赠峨眉道士》“古称天柱连九天，峨眉道士栖其巅”；

李白同学的：“傥逢木羊子，携手凌白日”；

岑参同学的：“且欲寻方土，无心恋使君”；

鲍溶同学的“道士夜念蕊珠经，白鹤下绕香烟听”；等等吧，就不一一论之了。

同时，据《峨眉县志》载：唐代道士曾在山上建有玉皇观、雷神祠等道教活动场所，唐末还有道士在传说中的天真皇人向黄帝授道地方建了所谓授道台，修筑了静室305间，招徕了上百名道童，看数字规模应该很大，这大概也是峨眉道教的最兴盛的时代了，

但是极盛就意味着极衰，峨眉山道教的蓬勃发展得到了全国宗教界人士的瞩目，其中就包含很多居心叵测的佛教徒们。

其实我们从唐朝关于峨眉山最出名的两个道士事迹上就能看到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这两个人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峨眉山道人，那么真正的峨眉山道人在哪呢？这个问题我很纠结，你看看人家佛教，这个记载就很清楚明白，谁谁先去了哪哪，开始修了个茅屋人家都有记载，我们的道教完全没有丝毫的整理概念。

而且这两个人可以说都是学术界的精英人士，也就是说不是专心修道和研究化学的，都是凭着另外的手艺名扬天下的，从这点看出真正意义上的道人那会子估计都猫在道观闭门造车吧。

按说进行学术研究也没什么过错，但是既然是宗教你总的顾及自己的主业啊，向什么发展教徒、扩大影响、吸纳资金等等，有了规模后才能壮大和发展，也才能有更多的人愿意给你提供吃的喝的啊，你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和走向持续化发展的轨道，但是我们的道士还就是墨守成规的自己个儿琢磨，相比之下另一个宗教流派可没闲着，已经开始一步步的进入了道家的核心区域了，在当时的峨眉山这种竞争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佛道之争“一”（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33）

在峨眉山的道教兴盛之际，佛教已经开始偷偷的布局市场了，先不管这个市场怎样，那怕就是你的一统天下我也得先混进来，只要混进来就会有机会，有机会我就有可能分到一杯羹，没准儿随着事情的变化，这杯羹还会越变越大。

再说，再强大的对手也一定会有弱点，要不说“凡事皆有可能”，但是前提必须是你的有准备和铺垫，而且你必须在局里，这就是佛教的思路。

那么道教的弱点在那？

其一：貌似强大的政府支持，但是这点凭着我们以往的经验，我们坚信能通过我们自己的公关大师们一系列的运作是可以减化的，至少也是可以争取的，道士们能干的活我们也能干，而且绝对比他们干的还好，这个自信我们还是有的；

其二：关键人也就是旗帜性的知名道士，这样的领袖人物往往能左右整个市场，据我们总结，所谓道家思想的代言人都是些个三心二意的家伙，都有很多的个人爱好，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可着劲的发挥个人爱好，这样也就没机会和精力组织人手和我们对抗，任何时候“玩物丧志”这句话绝对是真理；

其三：如果第二项能被我们合理发挥和鼓励，整个道士群体们就会在这些个三心二意的道教偶像派人士的感召下，大部分道士都会以专研些个技能为己任，最起码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道士们就会陷入集体丧失斗志和危机感，那时候我们的机会就一定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综上所述，道士们可能道行很深，但是严重缺乏危急意识，缺少公关能力，最最重要的是道士们缺少团队精神和配合意识，更缺乏专注的领袖人物的统一领导。

前面只是理论，实践中，为了更好的把握和扩大影响，首先必须制造舆论，这方面就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首先从道教和当时的媒体、娱记们的关系似乎可以找到突破口，当时虽然没有“南方周末”、“环球时报”这类的花边小报，但是关于宗教发展、旅游资讯和绯闻等等这类新闻传播的速度丝毫不慢，这里面大有文章，原因就是传播这些资讯的就是当时流行一时的所谓“诗人”，说白了，其实这些人就是最早娱乐界的娱记，当然他们还没沾染上现在娱记疯狗一般的敬业精神，但是通过他们的大放阙词却完全可以获取舆论和左右民众的关注度，而且传播速度非常之快。

虽然很多诗人兼娱记也会多少提及道教，但远不如我们的佛教，我们这点功夫就很到位，经常是我们分散在各地的领衔人物“方丈”亲自出面和娱记们附庸风雅，说点花边新闻、吟点时尚小诗、一起搞个时尚派对什么的，足以说明我们整体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我们这些举措都得到了包括当时的娱记头牌“李白”在内的大多数诗人的认同，甚至结成深交。

相信在这样成功的媒体公关运作基础上绝对能一步步的到位，只要我们坚持，这个峨眉山就会在广大受众眼里已经不再是道教一统天下了，这地也有我们的一席之地，意味着揣着大钱上峨眉山的信徒可以有了多项选择，既能拜拜众多神仙天师，还能拜拜我们的普贤大师，我们的佛教就能开始进场开店做生意了，这就是进局的机会。

和尚们是这么规划的，也是这么一步步做的，很快，佛教在一系列公关运作和先前的基础建设布局下，基本算是在峨眉山站住脚了，相比之下，那些个道士们还蒙头蒙脑的以为天下太平呢！

道士们想法很天真，也很厚道，既然都是宗教，那就和平共处吧，大家共同进步，促进和谐社会。

但是他们不知道佛教的大师们压根就没想着和你们和平共处，在佛教徒的心目中必须是一家的天下，这地儿就不能有竞争，就得我一人说了算，早晚一个个都把你们收拾了。

盛唐中期，苦心经营多年的佛教终于等到了等待已久的机会，唐朝的李氏家族出问题了，问题比较大，直接导致道教的政府背景大打折扣，问题就是出了个历史上著名的、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至于武则天怎么一步步的取代了唐朝的神武皇帝们就不多说了，可以参见“五台山篇”，而且我一向对唐朝的皇帝不感冒，懒得说这帮子窝囊废。

在武则天执政期间，佛教大兴，首先武则天不是李氏家族成员，自然也不会去呱嗒什么李耳同学后裔这种无聊兼自欺欺人的事，其次武则天信佛，而且还大肆利用佛教宣传给自己上位做各种铺垫，这点对武则天很重要，但是，对于全国的道教徒而言这是个悲剧。

政府当权的一把手信佛，下面干活的该信什么估计就不用多说了，在德宗年间的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的韦皋，就在上面的感召和大环境下（各级公务员自然得信奉佛教，不信佛的公务员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信了佛了。

这个信奉可不是光动动嘴的事，得来点实际的，必须大规模的动用政府资金援助我得管辖地：巴蜀之地的佛教事业才行，很自然，我们的峨眉山首当其冲。

史载：巴蜀全省在官方政策引导下，掀起了“捐奉银”运动。而且动用民夫在乐山继续凿建海通法师未完成的石刻大佛像，为佛教在嘉峨地区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必须强调一点，这是不简单是造大佛，更是造声势，告诉全国也告诉最高领导武则天，我们要在峨眉山一带造个举世瞩目的大佛，让知道峨眉山的一定马上会联想到这个大佛，淡化最早峨眉山的开拓者道士们的影响，直至让公众把他们忘得干干净净了。

同时在政府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佛教徒们开始了峨眉山全面扩张，在全国范围内通过自有丰富的渠道资源广为传播这地儿有的是钱，钱多人傻，只要来就能有发展。

于是乎，全国上下就和改革初期的深圳一样，吸引了大批有志有理想的佛教徒们前往投资创业，一时间光头云集峨眉山。

说点具体的吧，在早期的运作下，外方僧人昌福、西掸、白水、灵玉、澄照、正性、大乘等和尚相继来到峨眉山（看看人家佛教干的，不仅知道都谁来了，谁干嘛都能找得到，唉！道家真可悲啊！），开始建寺供佛，这些都是建设者，可不是投资者，说白了都是来就地忽悠钱的。

在当时，一心只想崇佛的政府完全失去了理智，当时的巴蜀之地是只要你是光头，再加上个想法和规划，就能和政府谈，然后政府出点费用，再出面召集富足的巴蜀人民共同出资，你就能开始项目运作了，这点就和现在最早的中国房地产业一样。

在这样的的大环境下，一个个佛教新兴楼盘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在清静的峨眉山上。

著名寺院楼盘如清音阁、华严寺、白水寺、灵岩寺、黑水寺，看到了吧，这些个鼎鼎大名的寺院都是这段时间内建的，由此可见这期间佛教的发展规模，要知道，之前可还真是无声无息啊，这才是真正的市场高手。

佛道之争“二”（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34）

峨眉山佛教在和尚们的积极投入下一片兴旺，在全国精英集体涌入的前提下，峨眉山终于迎来了对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巨匠级大师。

佛教历史上著名人物出现了：“慧通禅师”；

慧通禅师闻听峨眉山的发展，深感这对于全国佛教发展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难道是天意吗？），自行自会稽来蜀，积极参与到峨眉山佛教发展的潮流中。

历史上的慧通禅师并不见多少的记载，但是这位还真是值得峨眉山谨记的巨匠级人物，相比其他的僧众，我们的慧通禅师绝对是一位非同凡响的高僧，大师来到峨眉山后见到这里地域深广，山峦重复，钟灵毓秀，马上发现这是修建寺庙，宏扬佛教的好场所（这点他的先辈早就知道了，而且已经有无数个前辈开始运作了）。

了解到峨眉山的现状后，慧通禅师没有像其他的和尚一样积极的投入到扩建项目的运作筹划上，我们的慧通禅师不仅看到了发展趋势，而且直接规划和促进了发展，慧通禅师用现代的意义讲就是一个伟大的整体规划设计师。

慧通禅师在峨眉山佛教楼盘四处开花、百花齐放的时候，冷静的分析了整体楼盘布局，充分发挥了自己这方面的优势，对峨眉山的所有寺院进行统一的规划和扩建。

要说这佛教就是了不起，关键时刻就一定有关键的人能站出来，而且大家都愿意听，这点同样印证了只有这样的团队整体发展，才能立足与竞争激烈的房地产业。

德高望重的慧通禅师对峨眉山的寺庙楼盘进行整体梳理，当时的皇帝就是那个同样大名鼎鼎的唐僖宗，僖宗对他的这项举措极为赞赏，貌似之前还没有人这么做过，估计这位唐僖宗听着这种整体建设规划非常的新鲜，马上给予了官方的支持。

在慧通禅师的努力下，峨眉山佛教整体提升了一个档次，不仅扩大了生产规模还以一个统一形象面向全国招纳人才，慧通禅师也以身作则，全家齐上阵，他的妹妹慧续尼姑也来到峨眉山，到黑水寺做了住持（来了就当部门经理了，这在现在属于空降职业经理人，关键职位安排自己人才好办事，要不说这和尚们似乎天生都具备管理能力），慧续也有幸成为峨眉山最早的第一位女尼。

首先是官方的支持，其次是由慧通领衔的团队努力，不成功都难！峨眉山佛教初具规模，为佛教名山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基本基础。

同时，最最重要的是慧通禅师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而且人脉关系极广，通过他的运作，峨眉山佛教得到朝廷官方地皮报批和资金等等多项大力支持，而后利用官方支持的身份和个人魅力四处募化和发起民间集资。很快，慧通禅师就把之前少许混乱的峨眉山佛教楼盘规划为六大寺（这点很重要，之前峨眉山的几个寺庙基本是各干各的，打今儿起大家合伙一起干了）。

他的峨眉山佛教地产规划书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风水”，厉害吧！直到现在风水依然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有多悬，大家往下看。

慧通禅师认为峨眉山以山相属火，多遭回禄（这个非常准），于是：

改华严寺为归云阁；

改中峰寺为集云寺；

改牛心寺为卧云寺；

改普贤寺为白水寺；

改华藏寺为黑水寺。

看清楚了吧，以三云二水压抑火星，以壮大和保佑峨眉山佛教。够悬吧，说不好听的，道教的道士们搞不好直到今天都没出过这样的人才。

这东西听着我都觉得玄，但是我觉得貌似可信，因为我是中国人，你要和外国人甚至印度佛教的高僧讲这些，我坚信鬼才会理你，所以说佛教这个外来的宗教在本土化方面的进展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是外来理论结合本土化思想的典范，实际上大师级的规划绝对牛，要搁现在最少也是国家主席级的私人顾问。唉！

说句题外话，不管你信不信，后来的峨眉山居然忘了大师的规划设计，把大师的理念忘光光，鬼使神差的这些寺名居然有都给改回来了，这之后的峨眉山就没逃过火灾这一劫，这是后话，咱们随后再讲。

当然，还不止一个牛人，唐代峨眉山来了很多当时著名的大师，大部分就不多说了，但是其中一个得说下：终南山和尚“澄观大师”。

看过我“五台山篇”的应该对这位大师不陌生吧，著名的《华严经》讲习大师，深受帝王公卿尊崇（所以说你讲经也好，传道也好，不能什么人都讲，那样不仅累，还没效果，就得找有用的人讲，这点我感觉和尚们好像个个都有天赋，很能识人），这位大师当时被官府尊为教授和尚。诏“镇国大师”称号。

唐宪宗赐他金印，封为“清国师”。穆宗、敬宗相继封为“大照国师”。文宗加封为“大统国师”。也就是著名的六帝禅师，几代赫赫有名的大国师，其实就是赵本山级的大忽悠。

大师云游名山，四处讲授《华严经》，当然都是地方政府财政出钱给那些有想法有理想的地方官们讲，听完了大师的课程就能有很多同学，就能通过这个渠道和朝廷的很多高官同学多少搭上点关系，升迁就指日可待了（这也就是当下我国流行的什么MBA课程效果是一样的，鬼才是去学习的，都是去混人混圈子的），当时，这位“澄观大师”很有背景。

“澄观大师”于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来峨眉山“求见普贤”。

史书载：这个很有背景的和尚在峨眉山山上晋见中峰，南北朝拜大乘寺，再晋拜白水寺，拜汉建初殿，光相寺。朝唐建西坡寺，木皮殿、中心寺，清音阁，锡瓦殿等，香火兴旺，佛音趋胜。

这是有背景的澄观的峨眉山行程，有想法的旅行社设计峨眉山行程可以参考下。

以上这个记载从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这个时候的峨眉山地产基本已经是佛教的一统天下了，妄图和平共处的道士们估计肠子都悔青了，历史再次告诉我们一山是不容二虎的，自以为可以容二虎的话那就是你傻，你傻的结果就是人家彻底把你打死，让你在之后的几千年再也没有翻盘之日。

峨眉山的道士们啊！真是不是你们傻，是和尚太狡猾吗？

这个“澄观大师”在峨眉山绝不是简单的晋见和参拜，他同样很有想法，看完了峨眉山佛教楼盘和规模后啥话没说，直接回长安了。

史载：返长安禀奏德宗获准，“强化五台山为文殊，峨眉山为普贤盛地地位”。

时年是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大家注意这个所谓强化的概念，利用最高政府关系出面彻底的、全面的给峨眉山定位了，并且干净利落的抹杀了道教最后一根活命的稻草。

要想混，去别地儿吧！也别什么第几第几洞天了，这地儿该我们的普贤大师当家了。

峨眉山佛教就在类似这样的几位大师级人物集体发挥下，一步步的走向了正轨，大师们各显其能，有搞公关的、有搞规划的，还有搞管理的，和尚们了不起！

佛教就是在这样的统一运作下，形成了统一的发展模式，并以点代面彻底的击败了自以为是的道教，不仅仅是立足，而是一步步的挤兑走了道教，可怜的道士们在和尚们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开始一点一点的退出峨眉山，直到彻底丧失这个著名的、排名第七的洞天，回头只能在书上回忆一下当初的洞天是怎么繁荣的了，可怕的佛教！可怕的和尚！可悲的道士！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我们的传统宗教道教总结一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巴蜀第四代割据王“乱世出英雄”（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35）

还是唐朝，唐朝的故事还没讲完，之说以还得说会到唐朝，主要还是因为唐朝造就了一个政治怪胎，就是我们之前说道的“节度使”这个职位。

纵观中国历史也就是唐朝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集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职位，这样的职位毋庸置疑会出现地方军阀，也就是割据一方的土皇帝，随之而来的就是封建世袭制，逐渐政权就由中央转向了地方，唐朝的中央集权到了中后期基本是处于一个无序的态势。

唐僖宗，也就是和他的祖辈一样逃难巴蜀的皇帝，但是不同的是他的命运略好，逃亡了几年后回到长安又当上了皇上，不过这个皇帝当得比较窝火，得看各个地方政权大佬们的脸色，而且不是一个人的脸色，是很多人的脸色，当然脸色一旦不好看，比如当皇帝大人给脸不要脸的话就没有了所谓“贡品”，没人给钱了，这也就等于断了一方的财政收入，国家那么大，皇室那么多开销，要是没了各个地方财政的支持是很难维持的，所以说从这个唐僖宗开始唐朝之后的皇帝们说难听点就一直是“乞丐皇帝”。

唐僖宗在逃难的时候，搅局的黄巢同学忙着享受最高级别的享乐和封赏，压根就没想到各地方这帮子没种、没头脑的人还能闹出什么动静来，等我在长安乐呵够了再去收拾你们这帮子人，或是干脆给你们一纸文书，赶紧麻溜儿的向我表示忠心吧，我连唐朝皇帝都给揍跑了，你们些个小玩闹还不老老实实的。

但是，这些小玩闹还真不是皇帝这个怂包那么好糊弄的，之所以你能利索的干掉皇帝，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哥们儿几个坐山观虎斗，你的成功是建立在这老哥儿几个的拆台，黄巢这事没整明白，结果还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唐朝的节度使怪胎在中央政权存在的时候就能图霸一方，事实证明在中央政权不存在的时候也能！这些各地的大佬们不买唐僖宗的帐，同样也不买什么黄巢、黑巢的帐，老子能不听唐政府的也能不听你什么大齐政府的，我的还是我的，你敢动我的我就和你拼命，这就是各地军阀的普遍心态。

当然，黄巢同学不白给，当了最高领导就得有个最高领导的“范儿”，主动下旨通知各地这些个“小喽啰”，你们的老大已经被我干的找不到了，你们要是上路的、识相的赶紧给我乖乖的，让我派人把你们都收编了，自以为是的黄巢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

大齐政权的最高指示遭到各地军阀的一致抵抗和藐视（最重要的还是藐视），此时此刻，唐朝的各位节度使大员们从来没有这么心齐过，我们都是世袭的土皇帝，凭什么要听你这个土豹子的话，我们的祖辈都是大官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那种地呢！草根也想管理我们这些大腕，你丫穷疯了吧！

于是乎，各地节度使们开始紧急联络，开始分头组织抵抗运动，但是要抵抗就得有个统一指挥的，不然还是乱糟糟，最起码也得是个名义上的统一领导，正好，这个时候带着一群“二代”亡命天涯的唐僖宗已经确定到了巴蜀，消息传出后，各地军阀一致认为也不用找什么领导了，还是老领导吧，这傻不拉几的唐朝皇帝起码不敢惹我们，就他了！

于是各地纷纷上表，表示坚决支持中央打击反动派黄巢的政策，要人出人，要钱出钱，总之一句话：干掉这不知死活的草根混小子：黄巢。

这下，还真是出现了自从唐僖宗即位以来从没见过的全国上下一片积极的拥戴声，唐僖宗很感激，但是黄巢同学很杯具，没几天就被这帮子齐心合力的军阀联军率领的各地精锐给收拾了，事实证明，这帮家伙的队伍绝对比什么神策军强，老领导唐僖宗再次回到了皇帝的位置。

逃过难、受过苦的唐僖宗再回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在逃亡途中唐僖宗深深的意识到没有自己直属的队伍是不行，当然就算有那些个看着威风凛凛的“二代神策军”实际上还是不靠谱的，还得找些个真正能干仗的。

但是问题是现在那些个真正能干仗的都在各地当节度使了，差一点的也都被各个节度使给干掉或是收编整合了，天下之大，还真是找不到几个能忠心愿意给这个倒霉皇帝卖命的强人。

唐僖宗要是真打还不得不靠那几个二代神策军，唐僖宗很无奈很郁闷，但是没郁闷几天唐僖宗就转忧为喜了，因为居然冒出来个主动愿意为自己卖命的人，而且这不是一个人，这厮居然还带来了一只能征惯战的队伍，真是雪中送炭啊！这个人很忠心，很值得重用，问题是怎么重用呢？

唐僖宗对于这个问题想都没想，当然是我再回到长安当皇帝功成名就的时候给这厮封个节度使干干（看到了吧，这就是纠结唐朝中后期的一个怪圈，连皇帝都不能避免，这就又是一个割据的官，所以说唐朝的皇帝们骨子里都冒着咕嘟咕嘟的傻气）。

这厮虽然不识字，也就是个文盲，但是天生能打仗而且头脑灵活，这人就是我们下一篇的主要人物，又一个巴蜀之地的割据王：王建。

巴蜀第四代割据王“文盲”（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36）

“王建”；不是四川人，他是河南人，老家在许州（今河南舞阳县，平顶山人）。

王建在年轻的时候和汉朝皇帝刘邦一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间二流子，他还不如刘邦，刘邦还认识字，他连字都不认识，是个文盲二流子。

这二流子的名头是对于那些不务正业的人的统一称谓，可以这么叫的人有很多，比如流氓、混子、地痞等等，但相对于王建而言就等于是不务正业，在王建的家乡，他的主要工作应该就是种地，但是王建不种，所以他就是二流子。

王建倒不是什么流氓地痞，没地收保护费，不种地也得维持生活，王建有他自己的打算，立志从事屠宰行业，这个行业倒也是前景看好，只要昧着良心也能发展成上市公司，就如同现在的黑心行业老大“双汇”。

王建不杀猪，他宰牛，靠给人宰牛为生，不过那个年代光靠宰几头牛是无法生存的，一来牛比较少，而且这种资源一般还都得用来耕地干活；二来这个行业还没形成规模，没有固定屠宰场也没有冷藏设备，基本是现宰现吃，虽然吃的新鲜但是对于专业从事屠宰事业的人而言生活就很没有保障，无法扩大再生产，行业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也严重的挫伤了立志于在这一行业发展的有志青年王建，所以王建被大家成为二流子。

迫于生计，王建这样的二流子就不得不找点计划外收入保证自己的日常支出，既然是屠宰业，那带个几把刀就很合法，身上有武器人胆就壮，王建宰不宰牛的时候就顺手偷驴子，而且还兼做冒着杀头的危险高利润行业：贩卖私盐。

私盐这活可是大买卖，要知道就算是在今天，“盐”这东西也是国家专控的，还有个专门的机构叫盐业局，里面养着一群光吃饭不干活的公务大爷，只准买官盐！不然这帮大爷谁养！私盐虽然便宜也不准买卖，买卖私盐就是走私，和贩毒一样，可见“盐”其实是个暴利行业，凡是利润比较高的都得国家把着，就算国家没把着也得给和国家关系密切的人把着，比如今天的两桶油、房地产等等。

王建同学的不务正业、吊儿郎当的作为在老家族人中很没地位，乡里乡亲的都看不起这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因他姓王，比较不幸居然排行第八，于是给他取了一个不雅的外号：贼王八。

这就是王建同学在家乡渡过了不幸的青年时代，唯一一点是经常宰牛练就了一身胆气再加上庖丁解牛的好功夫，这还算是收获，很多历史上的知名人士都是屠夫出身，比如张飞等人，当然这种收获必须得有机会才能体现出来。

时势造英雄，唐朝兴盛了几年，被各地瓜分了后又闹出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黄巢来，黄巢在干掉了唐朝二代正规军后，明确表示了要收编各地节度使大爷的时候，各地的军阀不干了，纷纷准备开始跟黄巢死磕，你干了皇帝那是你的事，要还想打我这一亩三分地的主意可就是我的事了。

这些家伙可不是什么二代，都是实打实的悍将，但是就算是悍将也得抓紧时间备战，多找几个小兵，那年头冷兵器打仗这事人越多就越好，就与王建在家乡实在是不好混了，无奈之下为了混口饭吃，王建加入了当地的地方武装，没有记载是谁的部队，估计是没多长时间领导就被干掉了。

很快，有了点从军经验的王建就又失业了，不过好在没过多久，正经的节度使秦宗权又面向社会重金招募勇士，他投奔了秦宗权，宰牛练胆儿、偷驴练精细、再加上贩过私盐那就是敢玩儿命的生计。

有胆识、有头脑、再加上敢玩命，很快王建就在军队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并且因作战勇敢狡猾，在士兵中间有了一定的威望，居然还混成了一个小头目。

由此可见，还真不能小看身边的二流子啊，搞不好什么时候这种人就能一飞冲天。

唐僖宗在亡命天涯的时候，王建隶属于秦宗权部将杨复光。杨复光将其统率的部队分为八个都，每都一千人，而王建就是其中一个都的首领，称作都头。

这会的王建也算是有点小成就了，也不知道是犯了哪根筋，貌似一下就开了天眼了，鬼使神差的在杨复光等人忙着趁乱扩充地盘的时候，王建却带领另外四个都头，自作主张的千里迢迢跑到四川去护驾去了。

要是说之前王建纯凭运气的话，我只能说这一步单飞对王建而言简直就是神来之笔，这应该不是运气，这家伙是同样二流子刘邦的灵魂附体。

王建和他部队的到来对落难的唐僖宗来讲，简直就是雪中送炭，这一帮子看着就比那些个混蛋二代强得多，这是真能打仗的！大喜过望的唐僖宗当即重赏了以王建为首的五个都头，把他们封为随军五都，直接从地方武装升级为中央直属部队“御林军”。

当然，还少不了最重要的一事，既然是中央直属部队就得有个中央的人统一管理，这时管理政务的是继当初的首席执行官高力士之后的又一个少了那玩意儿的首席执行官“田令孜”。

王建一众被分到了这个生理有缺陷的人手下，这个生理有缺陷的人一般都非常渴望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也就是说也想有个家，也想老婆孩子热炕头，天生整不成怎办，那就多认几个干儿子吧。

所以一般太监只要混出人样来都在外面装模作样的找几个马子，也神头鬼脸自欺欺人的成个家，再认几个干儿子，一切都搞得事儿事儿的。

太监田令孜也一样，聪明的王建很快就发现了顶头上司的这个愿望，马上表现出了二流子的基本素质，主动认田令孜为父，从这儿以后王建就可以向所有二代一样为所欲为，还能大声告诉那些个倒霉鬼：我爸是李刚！我爸是国法！我爸是太监！这样既时尚又给力的流行语了，一直没人待见的王建很愉悦，很有底气。

巴蜀第四代割据王“别小看文盲”（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37）

话说回来，长安这边风水轮流转，威风一时的黄巢同学乐极生悲，被各地风起云涌的势力合伙干掉了。

野心勃勃的黄巢挂了，还是原来名义上的政权就回来吧，继续当你的所谓皇帝吧，前提是别惹大家，惹了大家的话，那个大齐皇帝黄巢就是你的下场，我们能收拾一个黄巢也就能收拾一个唐僖宗，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唐僖宗被天下广大的节度使们请回来了。

唐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唐僖宗一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安。

流亡和动荡没让唐僖宗有什么大的长进，但是起码让他认清了一点，得有自己的部队，一直真正意义上的部队，有人有枪起码能保证自己不受欺负，没准儿还能恢复盛唐的中央集权统治，别的都是扯淡。

王建在这个时候就有了机会，唐僖宗和他自认为的心腹田令孜一致认为王建这个人是可以重用的，不仅有二代们不具备的实战经验，而且还是太监的二代，根正苗红，幸运的王建很快就被任命为以二代为核心构建的神策军的主要将领，专门负责宫廷的警卫，一下升至禁卫军统领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唐初的政治结构给子孙后代留下了相当大的隐患，这个隐患一直困扰着唐朝的李氏子孙，直到他们全被干掉才彻底解脱。

唐僖宗很不幸开了个头，而且这才是刚开始，唐僖宗在长安待了四年，这四年他没干别的，就琢磨怎么把各地这些个土皇帝们干掉了，为此，他积极的组建自己的队伍，一方面壮大自己的势力增加话语权，另一方面还拉拢讨好了几个土皇帝节度使，不能都一棍子打死，这事得一个一个来。

但是所有的所有最后都会归结到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钱！”，没钱什么事都办不成，哪怕你是皇帝也白给，就算是新组建的嫡系部队中也是一样，以王建为首的一群兵痞其实就跟雇佣兵一样，谁给钱给谁干，既然钱这么重要，那就从搞钱开始吧。

唐僖宗经过了四年的准备，觉得自己不说比以前强大，起码有能力、有队伍可以壮胆了，唐僖宗决定开始动手揽财。

唐僖宗首先提出了中央要控制各地的盐税，各地的盐税这样的重要收入就别放在地方了，归中央统一管理吧，适当的时候也设立个盐业局，安排几个公务大爷在里面喝茶坐办公室。

关于这个盐税在之前就说过了，这在当时那怕是现在都是重头，现在之所以看着没那么重要了，主要是因为又出现了烟草、地产等等另一些个支柱型产业。

唐僖宗很狡猾，自己和几个节度使打哈哈，让手下的执行官去装黑脸，心腹田令孜被委以“国家盐业局筹备办主任”的重任。

这一手很有政治手腕儿，手下先出面去搞，万一搞不好，几个瞪眼不要命的家伙闹起来还有我，起码能收拾场子，不幸的是这事谋划的挺好，一开始运作就出问题了。

几个土皇帝平常和中央部委的官僚们吃吃喝喝的没问题，但是一旦涉及到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经济收入就马上翻脸不认了，以前是这些钱都是我的，我想给你多少就多少，这是我的权力，现在你想名正言顺的从我这里面捞去一大部分，然后赏我要点别的收入提成，天底下哪那么多好事啊，你当我是傻子。

大军阀王重荣第一个站出来不干了，随后几个土皇帝故伎重演、联合抵抗，这可不是一般的抵抗，写几个折子告告状，这会是真刀真枪的干，你不是有个什么神策军吗，别废话！来吧！咱们就战场上见真章吧。

话到这个份上大家就不用多废话了，干吧！我们的神策军也准备了好几年了，这回必须杀一儆百，新组建的神策军出手了。

不过，这会重新组建的神策军依然没能逃过他们先辈的传统（看来这名起的就有问题），几大军阀的军队久经沙场，三下五除二就干掉了长安外围的神策军部队，长安再次被围，所不同的这会军阀们不是要推翻唐政府，他们只是坚决要求取消国家盐业局筹备办，同时干掉主任大坏蛋田令孜，要求仅此而已，至于糊涂皇帝唐僖宗，大家一致认为还是可以保留的。

田令孜同学一看势头不对，关键时刻，谁能保证皇帝不舍车保帅啊，赶紧再次准备跑，往哪跑？问都不用问，还是巴蜀啊，那地儿既安全而且道熟，当然还是老路子，我自己不行还得拉着大旗“唐僖宗”一起跑（都是你让我干的，我跑路你也别想闲着），不幸的唐僖宗被掌控着兵权的田令孜带着再次走向了逃亡之路。

唐僖宗和田令孜这两难兄难弟在从凤翔（今陕西凤翔）逃到兴元（今陕西汉中）的路上，哥们儿两一致认为还得自己的队伍靠谱，王建这个一直跟着的军队头目被任命为清道使，专门负责保管皇权的象征：玉玺，这东西可是宝贝，甭管怎么乱，有这个就能给各个地方下文件，再乱也还是有地方听这个的，再说起码混顿饭搞个政务接待还是有保障的，同时王建还负责包括唐僖宗在内的皇室成员的安全。王建这时就算基本掌握了皇室军队的实权。

唐僖宗一行逃亡的路上没上回那么安生了，上回是黄巢个土包子没见过世面，进了花花世界脑子一晕没顾上追他，这回不同了，几个节度使当惯了封疆大吏，都是见过大世面的，而且都抱着不把田令孜干掉誓不罢休的劲头穷追猛打，有追兵还有堵截，一路穷追猛打。

唐僖宗一行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进入巴蜀的官道，大爷的！栈道也被这帮孙子们给烧着了，烧着了也得跑，冒着浓烟滚滚，王建同学就走在唐僖宗的前面为他牵马。

要说之前的王建还不学无术的话，现在的王建绝对今非昔比了，和太监干爹混了几天，这个政治头脑绝对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这个关键时刻，他深知唐僖宗这面大旗不能到，真倒了，他这个皇家军队基本也就成了土匪了。

在王建的不断努力下，一行人好不容易到了安全地带，休息的时候，唐僖宗又惊又怕，疲惫之极打起了瞌睡，醒来时发现自己竟然睡在王建的大腿上。

一辈子经历了两次大规模逃亡的唐僖宗对王建这时的忠诚大为感动，流着热泪解下自己的御衣（已经连滚带爬的不成样子了）赐给了王建，这就是传说中的黄马甲，有了这个连周星星都不敢打他。

我们姑且不论王建的行为目的，只说他这种行为在当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特别是最高首领唐僖宗的高度认同。

随后，王建保护着唐僖宗逃到了兴元，基本算是安生点了。

一旦安生了就一定要开个总结会吧，就我们为什么二次进川，要是旅游也行，故地重游也算，但问题就是和上次一样还是逃难，这就得总结，就得有人站出来负责任，结果首席执政官田令孜怕总裁唐僖宗追究这次战乱的责任，就主动提出到他的弟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幕中监军，顺便保证唐僖宗在巴蜀的接待和做些反攻的准备。

要说这田令孜也比较牛，说走就走，唐僖宗也没办法，走就走吧，任命另一个太监杨复恭取代了田令孜军容使的职务。

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官上任的杨复恭认为，王建是田令孜的党羽，这不废话吗？王建一直大叫着“我爸是太监”（这点和现在的李启铭一样给力），自然容他不下，就将王建派到壁州作刺史，这个派遣我觉得很奇怪，你要是觉得有问题直接干掉，又再派出去这不是放虎归山嘛。

看着拿着主意的哥们儿貌似没什么头脑，但是结果还真不是，我查了下这个壁州，这个壁州是现在的通江，当时那个地方基本是个不毛之地，这个地方可以媲美电影“让子弹飞”里面的鹅城，是个天高皇帝远，土匪和地方势力横行的地方，外派来的官僚如果稍不留神就会被当地人给收拾了。

王建之前保驾的行为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舆论认同，这时要把他干掉肯定会有很多的意见，派到这样的地方就是为了借刀杀人，明升暗降的阴招。所以说这个太监群体在唐朝还真是不简单，招数是好招数，但不幸的是王建还真成了“让子弹飞”电影的主角“张麻子：姜文”。

壁州，今天的通江，一个多民族杂居地，一向难以管理。

我们当初的二流子王建到了壁州后，很快就恩威并施、刚柔并济收编了当地一个叫溪洞的部落，这个溪洞部落比较野（比黄四郎还野），也就是说比较彪悍而且不太服管。

但是这是一个英勇善战的部落，一贯的不服从管理就是因为他们太强大，基本上谁去当地方官都没什么好结果，但是奇怪的是王建居然和他们混成了一团，并且得到了部落的大力支持，居然以溪洞子弟为核心组成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

这八千人就成了王建最核心最铁的精锐队伍，有自己的队伍再加上部落的支持，王建居然在壁州站稳了脚跟。

现在，兵强马壮的王建有了自己的想法，为什么我王建只能当个小官或是刺史，为什么我总得被人使唤来使唤去去，之前忠心耿耿的跟着唐僖宗混了半天不还是这个结果，看来凡事还得靠自己，我也得当个节度使，我也得霸着一方土地当个土皇帝。

有了这个念头很快王大人很快就付诸行动了，首先就得扩大势力，赶紧抢地盘才是硬道理。王建率军攻占了附近的阆州（今阆中）和利川（今广元），八千子弟兵很给力，王建很快便据有了川北的大部分土地，就此挖到了他事业的第一桶金。

巴蜀第四代割据王“越整越大”（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38）

王建在川北一带混的风生水起，但也仅仅是川北，说白了，还是一穷二白的地方。

而当时富庶的四川还是在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和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二人掌控之下，陈敬瑄（这厮就是之前田令孜逃奔的弟弟）对王建在川北的崛起很不放心，根据多年的政治经验，他隐隐觉得这是个巨大的隐患，这人很有点头脑，但是逃难过来的他哥田令孜却满不在乎，说：“王八不过是我的义子，一向都听我的，我只要写封信给他，他就会前来投奔。”这个太监果然是下边没了啊，还真不想后续的事。

果不其然，王建接到田令孜的信后，大喜过望，不过这可不象太监田令孜想的那么简单，现在的王建已经不再是那个之前头脑简单的王建了，在川北的成功早就让王建自信心空前爆棚，一心就想着找个机会再次扩大根据地。

但王建这个愿望还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各地的割据势力都非常的强大，王建毕竟底子薄，欺负个把小刺史还行，还真不敢直接跟各位节度使老大们公开翻脸抢地盘，这可好，田令孜给了个机会，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带着兵可以进入向往已久的、富庶的巴蜀之地了。

太监的书信对王建而言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大喜过望的王建反应很快，马上带了一支两千人组成的精锐队伍准备前往成都。

王建还没抵达成都，陈敬瑄手下的一位谋士就劝告他，认为王建是一个有虎狼之心的奸雄，一心想夺取他人的土地，等到他来了，必然不安心，对你一定不利。

陈敬瑄有点害怕了，这回没和太监哥哥商量，直接派人告诉王建，你还待在壁州吧，不必再来成都了，我们这在议议。

欢欣鼓舞、收拾行装就等出发的王建对陈敬瑄的出尔反尔十分恼怒，你个鳖孙，真当老子是太监儿子啊，哪说哪了的，想咋使唤就咋使唤，少和我来这套，我也不和你藏着掖着了，动手吧，反正你们也知道了我来这是干吗的。

恼怒的王建还真是不白给，一举攻占了成都北面的门户汉州（今广汉），并邀约东川的顾彦朗一同进攻成都。

当时，这些个节度使都是谁也不服谁，都等着一有机会都想着灭了对方，顾彦朗也没废话当即答应了王建，出兵共同讨伐陈敬瑄。

两人一起动手，一路顺风就干到了成都了，胜利指日可待了，但是到了这地就有点麻烦啦，因为自打中原开始动荡起，成都就很安生，安生的陈敬瑄也没干别的，就修城墙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搞得成都城墙不仅高而且厚，绝对不豆腐渣！城墙修好了还是有钱没地儿花，就多储备点粮草吧，没准儿哪天皇上和二代们还得跑过来。

这下好，皇上没来，二代没来，王建、顾彦朗联军倒是来了，好在准备充分，甭管谁来，我们这儿都招呼！陈敬瑄据城死守，联军还真没什么办法。

王建和顾彦朗组成的联军久攻成都不下，久攻不下这内部就容易出问题，联军另一个头子顾彦朗看到王建军队如狼似虎，担心真攻下成都后对自己不利，最早的巴国蜀国的例子明摆着哩，顾彦朗也有点心虚。

心虚顾彦朗找到王建说：据我多年的经验来看，用兵的人如果不能用天子的名义，大家就不容易团结。我们不如向皇帝奏报陈敬瑄的罪行，让朝廷另派大臣来统帅，我们一同辅佐他，那样或许能有所收获。话是这么说，其实主要还是担心王建得手后，转手收拾自己，让中央派个人来多少能制约下，而且据说王建还是比较敬畏中央的。

王建自然没话说，爱谁来谁来，老子现在手里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再也不是不是当初了，谁来都得听我的，不听我就动手。

朝廷得到王建和顾彦朗的奏报后，心想也别费事了（本来也管不了），干脆直接宣布免去陈敬瑄的职务，另派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

说实话，这个任命比较滑稽，当时的节度使是个什么职位？全国上下的节度使基本都是世袭制，朝廷算老几，而且任命的基本到到任没几天都得被灭。

果然，这个韦昭度心惊胆战来了，别说王建等人了，连困兽犹斗的陈敬瑄都不吊你，该干嘛干嘛去吧，拒绝交出兵权，大员韦昭度除了干瞪眼，还是干瞪眼。

说话没人理的韦昭度穷极无聊，只能在王建的队伍里混饭耗着。没几天，新晋大佬王建就觉得这个从朝廷来的宰相在身边不仅帮不上忙，还多了个早请示晚汇报的大爷，私下里就劝韦昭度说，您老还是回长安去辅佐皇上办大事吧，对付陈敬瑄这混小子的小事，交给我就行了。

韦昭度也是个老油条，见惯了大世面，深知这个年头手里没兵就什么都白搭，以往被各个节度使大爷们撵的没地儿待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千辛万苦的好不容易自己可能也熬到能干个节度使了，这种美差真是不忍心放弃啊，心里是又害怕又想要，十分的矛盾，一直犹豫不决。

你这犹豫不决的没啥，可王建那边很着急啊，对这种磨洋工的人王建很生气，王建这人比较滑稽，生气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当年宰牛一样（到底还是屠户出身），直接派士兵把韦昭度手下的一个小官员绑到军营里，当着他的面，活活割下他身上的肉给吃了。

可以想象，这么血淋淋的事件对于韦昭度这样的文官来说会有多恐怖，这也太暴力、太血腥了。

这还不算完，不要脸的王建还跑到韦昭度那里去哭诉，说是他的士兵们太饿了，所以要吃人肉，他也管束不了。

韦昭度一生都在高度文明的长安城混事，哪里见过这种血腥场面，吓得马上把西川节度使的印信全交给王建，你自己看着办吧，麻儿溜回长安去了。

这下王建乐呵大了，这个节度使的印信也归了我了，这就等于是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我终于也混到节度使了，王建兴奋的睡觉都能乐醒。

王建很聪明，既然节度使的位置都是我的了，那我就不着急了，成都不是难打吗，我的任命可是整个西川节度使，也就是说整个西川都归我了，先别成都了，我先把整个西川收拾了吧。

王建命人拿着印信盖个公章就在西川其他地区攻城掠地、收编整合，很快，在王建的威逼下成都周围的资州（今资阳）、简州（今简阳）、嘉州（今乐山）等地均先后表示归顺。

不知道这是王建自己想出来的还是有人给他的谋划，左右这种包围城市的打法从战略角度而言非常高明，围而不打，周边全部收拾后剩一孤城，困也困死你，看你投降不投降。

王建过得很舒坦，基本上西川都是他的了，吃也有是喝也有，至于成都城，只需要隔三岔五的去看看就行了，反正你们也跑不了。但是城里的人可不这样想，城里的人很急，陈敬瑄这会是恨死了太监哥哥田令孜，没办法，这事还得你去给我处理，大爷的！这贼王八都是你给招来的。

无奈的田令孜站在成都城头向王建高喊：我与你相交甚厚，你为何相逼到这种地步呢？

王建在城下的回答说：我与你确实有父子之情，我哪里会忘记呢？然而我受天子的旨意，讨伐不肯听从朝廷命令的人，又岂能不尽心尽力？

这种胡扯话是个傻子都能听出来，当然包括陈敬瑄和田令孜，但是确实又没办法，田令孜感觉自己多少也算是王建的义父，再怎样自己也应该没事，不断地劝解陈敬瑄投降算了，陈敬瑄无可奈何的的听从了田令孜的意见：开城投降。

投降的结果是：

王建成了彻彻底底的西川老大，这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

陈敬瑄被王建迁往雅州（今雅安），随后派人将其处死；

田令孜这个太监老爹，王建觉得他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让他做了几天短期有名无实的监军之后，找个机会把他关在牢房里活活饿死了。每每看到这里我都想说句“该！”。

巴蜀第四代割据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39）

基本控制了整个西川的王建并不满足，他决心把他的蛋糕做得更大。

当时的唐政府，一生颠沛流离的倒霉皇上唐僖宗已经挂了，名义上的中央政权头目是唐昭宗。

整个中国的政局只能说没有最乱，只有更乱，各地的节度使们互相攻略，名义上的唐政府已经对局势彻底失去了控制，但这并不是完全的混乱，各地节度使也在纷乱中形成了两个对立阵营。

一方是以黄巢曾经的小弟朱温为代表的草根派，另一方是以李茂贞为首的世袭贵族派，两派不仅相互争斗，而且还都为争夺对唐昭宗的控制而互掐，谁都知道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句古话。

两方势力均衡，都在当时雄霸一方，仅仅是西川的王建势力根本就无法和朱温、李茂贞这样代表一个阶层的著名人士相提并论。王建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支持，采用了非常狡猾的两面讨好的政策，再次表现了当年为讨好唐僖宗和田令孜的没脸没皮劲头：

他对朱温大骂李茂贞，我们都是草根，是一伙的，我见天的就是看不惯这帮子自以为是的二代，简直就是不把狗日的宰了吃了就不是人；

而对李茂贞则表示，只要你动手，我绝对不手软，咱们一起干掉朱温这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而事实上，狡猾的王建趁着朱温和李茂贞掐的不亦乐乎的时候，偷摸的一点一点的夺得了今天的陕西和湖北的大片土地。王建的地盘在一点一点的积累变大，势力在一点一点的变强。

天复三年（公元903年），也就是唐朝灭亡之前的第四个年头，无可奈何也全无办法的唐昭宗下令封王建为蜀王，怎么着也得留点余地啊，万一这边不灵了还想着能和老祖宗一样，逃到巴蜀之地啊，虽属无奈之举，但也就等于承认了王建在整个东川和西川的合法地位。

公元907年，一天天做大的朱温终于忍不住了，宣布废掉唐昭宗，自立为帝，建国号梁，史称后梁，这是五代中的第一个王朝。

至此，牛哄哄的唐政府在苟延残喘了多年后终于正式挂了，从此，李氏家族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唐政府算是挂了，不过混乱依旧，几位中原的大爷在互相干了很多年后忽然发现，西南竟然无声无息的冒出了这么大势力的王建，这个时候没人在敢小看他了。

朱温称帝后，马上派使者前往成都，要求王建拥戴他。王建没有答应，反而做出义愤填膺的样子，下令传檄四方，宣布讨伐朱温，老子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穷小子了，凭什么听你的啊，听你的还不如听那个窝囊废唐政府哩，王建坚决要求恢复窝囊废唐朝。

当然，王建的号召也没什么人理，闹了半天挺没劲的，干脆在朱温称帝仅5个月后，王建也在成都称帝，建国号蜀。

从乡间的流氓到割据的皇帝，王建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估计这会他最想唱的就是“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要是再给他几十年没准儿还真能再出个流氓皇帝刘邦一样的人物来。

从王建发迹历程中的诸种表现看，要想有作为就得狡诈、就得多变、就得学会投机等等，真是集阴险狡诈于一身。

要不中国有本书叫厚黑学，这里面先不说是不是真有什么大有智慧，只说厚黑学能出书、而且还能成为一门学说这事我就觉得是我们中华文明民族的耻辱。而且纵观中国历史，政界、商界知名人士只要不是天生的二代，都充满了这种本性，胜者为王败者寇，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而且自从出了个混蛋皇帝唐太宗后，中国的史官也不向以前那么有骨气了，只是很多丑事、坏事、龌龊事大家不知道罢了。

客观的说，王建作为前蜀王国的开国之君，政治方面还是体现了一个人君的风范，在他执政的10多年里，前蜀王国基本处于太平局面。在著名时代“五代十国”中，他的蜀国的地盘仅次于南唐和吴，位列第三。

成功人士王建虽然目不识丁，但对文化人相当礼遇。所以说成功不是偶然的，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这是句名言！

在唐朝灭亡期间，中原实在是太混乱了，不少唐朝旧臣和中原的文化人纷纷入蜀躲避战乱，王建对这些读书人大多予以重用。

王建手下的一个将军认为王建对文化人好得有点过分，王建批评他说：“你们这些人见过什么世面？以前我在神策军中，负责宫门的守卫，亲眼看到皇帝半夜还召见翰林学士，相处得比朋友还要亲密无间，根本不是对待将相时的态度可以相提并论的。我现在这样对待他们，哪里能说过分呢？”

王建对待文人的友好态度，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许多原来的唐朝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投奔到他的旗下。

王建其人不仅重视读书人，而且还这样的教育子女，不过好像很不成功，经过他教育后的子女居然都成了书呆子，这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二流子后代居然成了书呆子，关于这点我们后面再说。

历史上在五代十国那种群雄争霸的战乱时代，政治能力不能说没用，但至少用处不大，枪杆子才是硬道理，军队的强大是一个政权能否存在和延续的关键。

王建在这点上和之前的刘备不同，很重视发展骑兵，利用与吐蕃相邻的机会，不断购进马匹。谁都知道冷兵器时代的骑兵的优势，其杀伤力的强大好比今天的装甲部队。也基于王建的军旅生涯和不断努力，当时的蜀军战斗力一直很强，但在政权稳定之后除非迫不得已，王建很少对外用兵，而是与民休息，发展农桑。

这样，当中原地区陷入连绵不断的战争硝烟时，只有远离兵火的四川，还在一片安宁与祥和中走着自己的路。

王建绝对是个流氓加文盲，但是凭借自己的狡黠和能力雄霸一方，我们只能把他的能力归于天授，但是天授一般只能授给一个人，这好运气在王建身上基本就用完了。

之后，王建的儿子蜀国皇帝王衍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王衍原名王宗衍，在王建众多的儿子中排行十一，原本没有成为接班人的可能。但由于王建的长子，也就是王衍的长兄早逝，王建必须重新选定一个儿子继承大位。

王衍之所以能得到命运女神的垂青，并不是他有什么才华和能力，而是得益于另外一些因素：其一，王衍长的像三国时的刘备，就是和大猩猩一样，双手过膝，大耳垂肩；其二，更重要的一点，王衍的生母徐妃是王建晚年最宠爱的妃子，如此一来，王衍很顺利地成了前蜀王国的接班人。

出身流氓世家的王衍一点也不流氓，反而是一个十足的浪漫文人。

王衍对文学的雅好，与他父亲王建的大字不识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考究父子两人的历史功过，文盲父亲开创了一个小王国，大学者儿子却成了亡国之君，读书到底有用没用还真是不好说。

王建为了维护自己尊重知识的名声，收罗了很多大名鼎鼎的文人和知识分子，但是同样也收罗了很多长安跑出来的二代们，这些个二代是个什么货色大家都知道的（这点古往今来都一样），唐就是毁在他们手里的，现在这帮子二代基本都到了蜀国了，围绕在新晋二代的王衍身边，大家一起混二代了。

王衍热爱文学，词写得很牛，名传千史：

“辉辉赤赤浮五云，宣华池上月华新。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写的不赖吧。

王衍曾经把他喜欢的艳词200首编为一册，名叫《烟花集》，听听这书的名字大家就能知道这孙子有多孙子了。

不仅填词谱曲，王衍就如同所有的二代一样，热爱生活！他发明了一种叫“流星辇”的大车，很牛很华丽，据说很奢侈，我没见到就不多说了。左右二代们都很会享受，这是自古的遗传。

不过话说回来，你在这天府之国享受，中原那边的人家可没享受，那边还正打得要命哩，而且是越打越牛，几乎个个都很牛。

公元924年，另一个朝代“后唐”看中了四川这块肥地，派大将郭崇韬率兵集结在秦岭以北，准备收拾这帮子二代，这时，蜀中以王衍为首的二代们仍然一无所知，正打算前往汉中一带游山玩水。

玩是没玩成，人家直接打过来了，王衍很怂，一路败北，直到人家包围了成都，也没废话，干脆利索的投降了事！

从后唐军队南下到王衍投降，时间仅70天。70天，高速公路也得这个速度吧，二代们效率确实很高！

公元925年春天，后唐军队把王衍和他的所有二代家族统统打进囚车，沿着巴蜀的官道往北方押送，还真是风水轮流转啊，当年他爹就是沿着这条路一路杀进了巴蜀的。

当囚车到达陕西秦川驿时，后唐政府方面越来越觉得这事挺没劲的，打你们才用了70天，送你们还得搭上多少天，太费劲了。得了！懒得管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押解的大兵们自己看着办吧。

一群如狼似虎的士兵自然没的说，王衍和他的全体家族成员被押解的士兵全体就地解决了，男的咔嚓，女的充军。

是年，王衍刚刚25岁，放在今天，绝对是还开着豪车满大街喊：我爸是李刚、我爸是双江的纯二代哩。

巴蜀第五代割据王“老孟的阴谋”（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40）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

从朱温的后梁开始，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短命王朝依次登场，史称五代。

这说到底还是唐遗留下来的祸根，大家都是实力雄厚的节度使，个顶个的牛，谁都不服谁，你能打我也不是善茬，往往都是谁也没干过谁，你那边出个牛人我就不和你计较，我就顺着你，但牛人不可能一直活着吧，往往是牛人一挂，牛人的儿子登场马上就得乱一阵，所以基本每个朝代也就开朝皇帝的那几年（牛人当道的那几年）还算稳定，一轮到二代登场就一切从头来。

中原混乱，历届中央政权（也没什么统一政权了）都无法顾及偏远地区，当时的江南、巴蜀、江西等等比较偏远的地区就风起云涌起一堆小国：

南越、南唐、吴越、前蜀和后蜀等10个地方割据政权如同星星一样环绕在中原朝廷周围，史称十国。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年代，没有之一，这还和之前的“五胡乱华”不一样，这回是自己和自己瞎干，当然自己和自己干的筋疲力尽了自然就有外人来收拾这帮子败家子，这是后话，我们之后再交代。

五代十国的十个小王国中，前蜀、后蜀都前后统治过巴蜀及其周边地区。王建创建的就称为前蜀，王建挂了后儿子不争气，没几天就被中原的后唐给灭了。

后唐的“郭崇韬”进攻成都，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这个郭崇韬占了成都后，多少有点跋扈（这个还是和盘踞在蜀的唐的二代们有点关系，环境能改变人啊）。

不过，郭崇韬还真没什么跋扈的的资本，巴蜀军民对他也很不感冒，没几天就被后唐皇帝庄宗的儿子给杀了，不过郭崇韬在进攻成都之前就向庄宗举荐了老朋友“孟知祥”，说这个人可以当西川节度使，可别以为这个郭崇韬有多么的高风亮节，完全是因为郭崇韬之所以有今天全是这个孟知祥举荐的，也算是知恩图报吧。

孟知祥：邢州龙岗（今河北省邢台县）人，因战功而颇得后唐庄宗李存勖和明宗李嗣源的器重。

在五代十国那会，文臣基本没什么出头之日，那就是个武力解决一切问题的年代。比如这个李存勖就经常带兵作战，而且往往自己亲自拎着长矛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很有点电影大片“魔戒”中各位大佬作战的风格。

李存勖继承晋王之位后，任命孟知祥为中门使，鬼使神差的孟知祥居然不干，确实不是因为官小，实在是庄宗李存勖这人不好打交道。

后来的庄宗李存勖可谓是少年得志，一生戎马，杀人无数，是历史上少有的超级战将级皇帝，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经常性的喜怒无常，可能跟长期从事玩命运动有关，之前的好几个中门使都因为不知道那句话说得不对就被这位大爷一刀给咔嚓了，非常利索。

老奸巨猾的孟知祥深知厉害关系，致死不干，李存勖见孟知祥执意不从，干脆就要求孟知祥再推荐一个人代替他，孟知祥很孙子的便推荐了郭崇韬，结果很不幸，这个郭崇韬还是不知道那句话没说对，被庄宗的儿子给咔嚓了，不过幸好郭崇韬比较憨，没看出老油条孟知祥的诡计，还真把这孙子当成了知己对待，看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只专一门啊，打仗行，搞政治也得行，孟知祥这老油条装孙子就装得很孙子！很牛！

说实话巴蜀之地要是还在王建手里还真是不好收复，但是在王衍手里还真是谁都能收拾，所以说不论是狡猾的老孟也好，倒霉鬼郭崇韬也好，基本都能收拾了，这还真是那句俗话，不在于你的实力有多强大，而在于你的对手有多怂。

貌似强大的巴蜀政权迅速崩盘是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包括狡猾的老孟，当然这里面最不能接受的还是王氏父子在巴蜀各地的政府官吏们，大家还都没缓过神来的功夫已经变天了，原来还都是直属中央的官员，一夜之间成了地方官员了，整体降了一级。

巴蜀地区很多人没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事再怎么说也应该给我们大家一个讨价还价的时间吧，既然没机会了，那我们就自己创造机会吧，给新政府找点麻烦，前提是一定只是限于麻烦啊，只要新政府给点好处就成，见好就收。

我们的巴蜀之地很多地方官都打定了这个主意，开始没事找事的在各地制造些事端和动乱，反正就是不消停。特别是在倒霉鬼郭崇韬被咔嚓了之后，整个巴蜀之地基本就处于一个三不管地步，整个一无政府状态。

按说这个时候要么有个政治手段超强的人来整合局面，这个老孟比较适合，要么有个能打的人来强行收拾，这个倒霉鬼郭崇韬倒是比较合适；但是后者已经被算计了，目前就只剩下狡猾的老孟了。

混乱总有人去收拾场子，庄宗同学再次想到了孟知祥，这样的好事降临，狡猾的孟知祥这次没再装孙子，直接接受了任命带兵去了，他也知道远离了中央政权去当封疆大吏前景是一片光明。事情的发展和孟知祥预料的一样。

巴蜀第五代割据王“无毒不丈夫”（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41）

孟知祥顺利入川定乱，孟知祥其人历史很多评论，但基本都是正面的，关于各家之谈我就不做评论了，我只说我看到我知道的。

首先这个人因战功起家，应该可以认为是个武将，但是从死活不当中书使这活儿就能看出，他很有政治头脑，而且又从举荐郭崇韬这件事来看，这人不仅文武双全还心狠手辣，因为郭崇韬这人也不白给，能力也非常的突出，如果活在世上的话，很可能成为孟知祥日后的主要竞争对手，能借机干掉这人对自己绝对没坏处，事实的发展正如孟知祥所料一样。

这样一个充满了政治头脑而且心黑手辣的家伙入川，可以想象，已经安定团结了很多年，几乎没有经历过中原复杂的政治、武力斗争历练的巴蜀政府官员、人民自然不是这厮的对手，孟知祥入川后，“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用的如火纯轻，很快巴蜀之地政局就基本稳定了，这点还不得不佩服孟知祥的政治能力。

反正甭管用什么手段吧，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没让巴蜀人民卷入战乱，稳定的政局和社会就是对于这个地区和人民最大的功劳了，这点老油条孟知祥还真是做到了，而且过程中还真没经过什么战乱。

巴蜀是稳定了，大后台中原是又乱了（估计这个正是老孟梦寐以求的事），后唐的庄宗见天的就知道打，最后终于把自己也打进去了，结果比较悲催，被几个戏子干掉了（这段历史在另一篇中会有大致描述）。

李嗣源即位，首先这也不是什么好鸟，即位后，面对烂摊子首先想到的还是打仗，打仗就得有钱，这人马上就想到了安生多年、富庶闻名天下的巴蜀“天府之国”，这地儿也归他管，就别废话了，赶紧的给我上贡吧。

天成四年（公元929年），李嗣源向蜀中摊派了各种赋税总计高达100万缗（相当于全川几年的财政收入），老油条孟知祥多方筹备，只给了50万缗。

李嗣源认为孟知祥不遵王命，打算派夏鲁奇等人担任遂州、阆州和绵州剌史，先分化巴蜀之地的势力，随后再以武力对付孟知祥和另一个东川的节度使董璋。

这个东川和西川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也就是当时的四川等于是分成了两个地方，由两个同级别的最高首脑管理，当时孟知祥管比较富庶的西川，董璋管相对穷点的东川。

两人心里从开始就没顺流儿过，都是一样的节度使，凭什么我管的地方就穷，你管的就富，这事任谁想都憋火，董璋同学也一样，见天的想着法子想把这孟知祥挤兑走，所以这两人一直就是面和心不合。

但是事情的发展总是有两面性的，当初不合是因为自己眼红和嫉妒，但是中央现在又派来了几个爷来，说不好连这块穷地儿都没了也是很正常的，特殊时刻、特殊的背景逼着矛盾重重的两人走到了一起。

这两人联手共同违抗中央任命就等于是公然反叛，别紧张，这种反叛在当时非常正常，大家谁都不奇怪，判了就打呗，反正是天天打，都习惯了，李嗣源派出了自己队伍里最核心、最靠谱的的人物去收拾这两个敢于挑战权威的人，这个人后来非常出名，当时这厮是李嗣源的女婿，也就是我国最著名的汉奸之一的“石敬瑭”，臭名昭著的“契丹”儿皇帝，再说白的就是割让燕云十六州的那个混蛋（参见五台山篇）。

石敬瑭带兵雄赳赳的进攻巴蜀地区，他本想着之前姓郭的几十天就能搞掂的地方我这样的悍将来了还不是三下五除二的事儿，况且我还带着最高首脑的任命，那还不是一呼百应，听说这巴蜀之地还非常的富足，川妹子很水灵，这一票算是捞着了，这孙子一路上兴致都很高。

但是，事实是让他完全没有料到，还是那句话，这事不在于你的实力有多强，而在于你的对手实力有多怂，老孟可不是二代王衍。

满心欢喜的石敬瑭部队和孟董联手的川军在剑门关遭遇了，石敬瑭首战告败。

头一仗是我没上心，收拾收拾再来啊，没想到再战又败。

大爷的！还不信了，认真打起精神再战，没想到啊！没想到！还是败。

懒得说了，反正是连战连败，最后这孙子只能带着部队回去了，这地儿没法打，这就是石敬瑭这孙子的结论。

女婿的结果很不给老丈杆子面子，老丈人李嗣源觉得这事可能是确实不好办，硬的不行就来点软的吧，李嗣源想着五代期间的牛人都是武将出身，也就是说大部分都应该没什么头脑，说几句好话忽悠一下吧。

但是，他忘了孟知祥可不是一般的武将，是个狡猾的武将。

李嗣源派人对孟知祥说：之前的刀兵相见是因为奸臣在中间挑拔，我们不但是君臣，而且还有姻亲关系，应该和好如初，当然（这个当然很重要）你的亲属在京城都很好，请你放心吧。

这个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吧，之前的都算了啦，之后还是朋友，而且你的家人在我手上，你小子也小心点，别太牛。软硬兼施，貌似很到位。

这个关节连我都能看出来，孟知祥这样的老滑头当然知道，他也知道之所以李嗣源比较忌讳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经过他整合后川军的实力，打不过我们才是事实。

但是自己手头的所谓川军是联军，这联军就意味着不是自己说了算，里面还一个眼中钉肉中刺的董璋，现在我们两是联手作战，但是谁都知道我们两只能有一个头，这个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为了解决这个钉子，孟知祥深谋远虑的计划了三步棋：

第一步：密告老大李嗣源自己没心思造反，主要都是董璋野心勃勃，都是他撺掇的，他才是真孙子；

第二步：指使手下人收买董璋的部队，自己有钱，东川的董璋是个穷鬼，跟着我混有前途，有钱！这是优势；

第三步：自己亲自出面撺掇董璋先动手，公然和中央政府对抗，董璋自己成不了气候，一定得找我帮忙，那好我就明着支持，背后再动刀子；

事情的发展再次印证了孟知祥的老辣和心黑，先是李嗣源很配合，接到密报也没废话直接干掉了同样家属都在京城的董璋同学的家属，愣头青董璋这回是真怒了。

其次董璋的部队很多人都暗地里明确表示愿意跟着更有钱的孟老板混，收买计划也得到了明确的落实，有钱就是能使鬼推磨。

最后是董璋在得到老油条孟知祥口头的支持下决定出兵攻打汉州了，川军果然很牛，战争进行的很顺利，没几天汉州就被董璋攻占，志得意满的董璋随后计划下一步进军中原为家属报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心黑手辣的孟知祥从后边也动手了，董老板的队伍一部分被收买了，属于捣乱的，另一部分是脑子晕了，昨天还一起喝小酒打着麻将的西川兄弟怎么今天就拎着刀过来了。

措手不及的董老板团队，包括董老板自己都没想明白，稀里糊涂的全部交待了。

大结局，东西川合并，老油条孟知祥现在是整个巴蜀地区的老大了，话语权变的更大了。

孟知祥趁热打铁，直接上书告诉李嗣源说我得做整个东西川的节度使，你给我个任命就给，不给也行，这就是给你个面子，反正明告诉你：

“这地！全归了我了！”

巴蜀第五代割据王“还是二代惹的祸”（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42）

公元933年，识相的李嗣源顺水推舟的封孟知祥为蜀王，李嗣源也知道封不封的反正都是了，封了没准还能多拿点费用过来，算了！天高皇帝远的，由着这小子去折腾吧，也别掖着藏着的分什么节度使了，干脆给你一王，让你老小子高兴高兴，我现在这眼皮子底下还一帮子不服气的呢。

公元934年，后唐明宗李嗣源去世，李嗣源在后唐的几个皇帝中还算是个比较牛的，但是之后就没有再牛的了，和我们之前说的一样，马上就乱。

中原乱了，巴蜀可没乱，唯一的不同的孟知祥无所顾忌了，因为中央政权也不知道谁说了算，也没人顾得上他。

公元934年，在中原一片大乱的情况下，天高皇帝远的孟知祥心一横，干脆也别干耗着啦，我这也自立门户吧。

孟知祥厚着脸皮再成都既皇帝位，国号蜀，史称后蜀（为了和王建所建的蜀相区别，历史学家们把孟知祥的这个小朝廷称为后蜀）。

半年后一天，后蜀皇帝孟知祥设宴慰劳文武官员。席上，部下纷纷向他敬酒。当他伸手去接部将张虔钊所敬的酒杯时，忽然手臂一阵酸麻，接过酒杯后，已经不能举到唇边，只得俯身呷饮，这用现在话讲就是中风的表现，那会医学不发达，还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老孟就这么一直扛着，直到宴会结束后，才挣扎着走进内室倒在床上，没想到这一倒就再也没有起来，估计是中风没得到最及时的治疗，也没顾上打120。心黑手狠的孟知祥就这样挂了。

孟知祥挂了，名副其实的二代又站起来了，其子孟昶继位，史称后蜀后主，听听这名就不给力，每每看见这个字就让我想起那个不争气的刘禅。

但是这个二代孟昶还真比其他的二代要强一些，跟着老爹混的时间长了，别的没学会，心黑手辣算是学了个七七八八。

二代孟昶继位时只有16岁，当时虽说巴蜀时局比较稳定，但是当时在后蜀当官的毕竟都是之前在混乱中的中原混过的老油条，都跟他老爹一起混过来的老人，而且中原混乱和惯例的影响无处不在，就目前局势，大家也都心照不宣的等着乱，乱了才有机会，当初他爹就是这么乱出来混成皇帝的。

现在的大家，其实就等看谁敢第一个站出来惹事，一闹起来这16岁的小孩儿肯定瞎，就算不尿裤子也得出点血，大家都有好处。这点就和李双江的儿子一样，真惹事了连个扁屁都不敢放，还得一把年纪的老爹出来又是道歉又是打圆场，结果还是没收住场子。

孟昶的老爹挂了，可没人给他擦屁股了，所有的就只能靠着自己解决，对于一个16岁的小孩而言确实是个挑战。

后蜀的许多大臣都是跟随老油条孟知祥混了多年的，跟着孟知祥混过的都知道这老家伙心黑手辣，在他手下基本都老老实实的，但是这老东西一挂，这帮人心就开始痒痒了，事实证明跟着老油条混的都是老油条，没人会把16岁的小孩儿放在眼里，全体人员就等着那个沉不住气第一个冒出来挑战一下，看看小孩怎么对付，然后大家一起挑战一下权威，没准都弄个节度使当当。

首先大将军李仁罕（到底是武将，沉不住气）第一个沉不住气了，既然老家伙都挂了，你这二代又小又不懂事，这些国家的正经事你就别管了，首先既然我是大将军，军队就先给我管着吧，这乱世军队是最重要的，还真得像我这样“忠心耿耿”的人替你看着。

面对大将军的挑战要求，二代小孩孟昶当时就答应了，不仅答应了，还老老实实的加封了李仁罕，既然您老这么忠心耿耿的就别光管军队了，多少也替我管管政务吧，我又小又傻的，还真得您这样的老人才行啊。

李仁罕很高兴，看来这小孩确实不行啊，但是有一点好：还算比较识相。

过几天等我老人家实权在握的时候，这蜀国的最高领导也可以换换人了。

在得到了二代小孩的服软后，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的李仁罕整理了整理进宫去接受封赏了，但是这一去就没回来，二代孟昶在宫里就直接把毫无防备“忠心耿耿”的大将军李仁罕干掉了，干净利索，毫不手软。这下那些看热闹的全傻了。

二代孟昶用事实证明我不是简单的二代，首先我是个心黑手辣的二代，孟昶的果断措施给蜀国那些恃功自傲的将领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杀人课，后蜀政权也由此度过了最容易发生变故的瓶颈期，老家伙们收心了，蜀国时局也稳定了。

随后，年轻的孟昶勇敢地面对政务挑战，基本延续了老爹那套思路，稳定了蜀国经济和繁荣，不仅如此，为了改进老孟家心黑手辣的传统，他在朝堂之上设立了一种叫作“匦函”的匣子，凡是臣民们不管是有冤要伸，还是想要向朝廷提出批评意见的，都可以写成状子投入其中（等同于今天的市长信箱，但是具体有用没用大家都明白）。

孟昶还亲自撰写了《官箴》，作为全国官员的行为准则，据说文采很好，但是没有留下来。

不过我们优秀的二代孟昶优秀的政治水平和思路很遗憾的就到此为止了，蜀国的繁荣和富庶马上就让这位锦衣玉食的小孩展现了另一方面的天才，这是真正的天才，可不是闹着玩的。

巴蜀第五代割据王“流芳千史”（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43）

二代孟昶在位之际，蜀国已偏安多年，民富而国有，与中原的连年内战相比，这地绝对是人间天堂。换个角度讲，要是孟昶是个天生的斗士或政治家，绝对可以依凭蜀国军力与当时的中原各个朝代竞争逐鹿，而且很可能历史会改写，但是他确实不是，他除了继承了一部分的心黑手辣之外，别的还真没和老爹学到多少。

但是，这个但是很重要，他在老爹没涉及到的领域，展示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天赋，严格的讲：孟昶是个诗人、艺术家、发明家…..

但……

比较失败的是他不是政治家。

关于孟昶其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只要一说他的事迹和发明大家就都知道了：

第一，正是他第一个在新年时，用红纸书写了对联贴在门楣上，我国过新年时贴春联的习俗就始于此。他所创作的历史上第一幅对联是：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文笔和对仗都不错，写的不赖吧，这可是中华民族第一幅对联。还有重要的一点，对联这源远流长的东西起源于四川。

第二，正是他为了好看和浪漫，下令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以后才使这座美丽的城市有了“芙蓉城”的美称，一直叫到今天。

第三，正是他设立了第一座国家级书画院：“翰林图画院”，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家画院，也正是他打下的基础，才能很久之后的“宋”期间，在四川中涌现出了一群象“黄筌”这样的艺术大师。

这三项是众人皆知的，其他的诸如文采啊，诗文啊就不用多说了；

如他写的《玉楼春》：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大家自己看吧，好是好，但是怎么看都有点亡国之君的味道。

还有一点必须得说，在他统治四川的年代，四川的蜀绣和蜀锦都达到了历史上最为完美的生产水平，不论是设计水平还是制作工艺都是历史最高峰，你要是有块那会的蜀锦现在就能当国宝收购了。

总而言之，孟昶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有创意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二代孟昶给我们的灿烂文化留下了很多很多，但是没给自己留下什么，忙于各种创意和生活的他似乎已经忘了他的主要职业：“皇帝”，这项最该干的工作这人干的很松懈，这要是太平盛世可能也能混个几年，但是前提是那会却是乱世。

公元962年，后蜀孟昶最亲信的王昭远提议与北汉相约发兵攻宋，乘乱夺取中原建功立业，而孟昶这会已经完全沉迷在文学和生活中，对时事基本不过问的他一听说有这样的好时机，不仅能建功立业，而且还能到中原地带去传播先进的文学和自己的各种创意，立即批准了这一极具建设性的建议。

后蜀政权也是令行禁止，说干就干，立即派赵彦韬等人携带着密信前往北汉联盟，不过这几个人也实在不争气，到了中原，一看势头不对立马投奔了宋太祖，充当了奸细和提供内部资讯的小人。

公元9⑥4年（这里面错了两年，真是不知道后蜀的情报工作是怎么做的），赵匡胤基本收拾完了北方，腾出手后，派大将王全斌由凤州进兵攻蜀。

这会的孟昶还一直等着那几个联盟的回来汇报工作，那年头没手机也没电报，全得靠人，几个联盟的还没回来，倒是把宋军给招来了，脑子有点乱的孟昶立即召见心腹王昭远等人商议。

有一点的提下，这个孟昶的母亲也就是老滑头孟知祥的老婆比较明白事理，她提醒孟昶，王昭远其人只会纸上谈兵，最好还是换个人，我们凭着天险和蜀国资源完全可以抗衡北宋。

不过，在用人方面，我们的二代孟昶很有主见，本着用人不疑的原则依旧任命大言炎炎的王昭远为远征军总指挥。

得到领导信任的王昭远率军离开成都时，孟昶命宰相李昊在城外为他饯行。志得意满的王昭远自比诸葛亮：“我此行何止克敌，我夺取中原易如反掌”。

但是，恐怕这位王昭远同学忘了，或是历史知识不丰富，他的这个偶像诸葛亮先生一生就一直没能夺取中原，最可悲的偶像还是在妄图夺取中原的路上挂了，比谁不好，怎么能比他呢？

事实再次证明，比谁都好就别比诸葛亮，果然和诸葛亮下场一样，王昭远同学在和宋军的交锋中，一败再败，后来居然无法起床，把指挥权交给了手下的一位将军。

当然，结果比诸葛亮还不如，在落败后试图逃脱没成功，被宋军所俘。

前面的军队大败，亲信不行那就换亲属吧，孟昶再派太子孟元吉为帅，率军前往剑门拒敌。

二代的儿子就是更怂包的三代，在他爹的影响下，孟元吉是个更懂得生活和享受的人，打仗也得有文化，他的部队旗帜全部用上等的蜀绣，旗杆用锦缎包裹，不为别的，就为了显摆我们有钱。

而且，为了解闷，随军还带着十几个姬妾和数百个唱戏的伶人，阵仗就和中世纪那帮子欧洲傻帽打仗一样，敲着鼓奏着乐迈着正步上阵。

这样的部队吹吹打打的刚到绵州，剑门就已经失守，天险剑门都没了，这仗还怎么打啊？三代吓得只带着姬妾和伶人（他认为这才是自己人）放弃了军队跑回成都。

孟昶闻讯，无计可施。跟他老爹一起混过的老将石奉这时建议：宋军远道而来，必不能久，建议聚兵坚守成都，然后通知各地不断骚扰宋军后部，切断后勤补给，使敌军师老无功，然后再作打算。按说这建议应该说比较到位，蜀国富庶甲天下，和打了多年仗的北宋相比绝对更能抗。

但文人加生活艺术家的孟昶却没这样的胆子，他想着之前派去联盟的、主动进攻的、守剑门的各路人马，投降的投降，失踪的失踪，他彻底的丧失了信任，自己对着群臣在朝堂上怒吼：我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40年，而今国家有事却不能为我东向发一箭。现在如若固守，谁肯效死？

可问题是有愿意效力的，他又信不过，只能和他的心腹朝臣们（都是带“亲”字的）商量来商量去，最终的选择了一了百了的省事办法：投降。

比较惨的也比较滑稽的是，这边傻不拉几已经决定投降了，那边进攻的宋军还在成都以北几百里的崇山峻岭中找不到北哩，北宋大将王全斌虽然打了几个胜仗。但是非常后悔来进攻蜀国，这地儿实在是太难走了！除了山就是山，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到现在他还没整明白下一步该去哪？该往哪个方向走！

路都找不到了不说，而且听说蜀国很有钱，很能扛，这仗要是打下去绝对最后就是拼消耗，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后悔万分的王全斌在进退不得的窘境中忽然听到这个惊天的喜讯，什么？投降了！不用打了！不仅投降了，还送来个带路的，提供全程政务接待，王全斌打了一辈子仗也没碰见过这么怂包的。

王全斌从汴京出发，到孟昶投降，前后不过66天，比姓郭的还有效率。66天，一个拥有200多个县的蜀国，数十万甲兵，以及大量财富的天府之国就这样简单的灭亡了。

还有一点得说明一下，给孟昶写降书顺表的是宰相李昊，早在前蜀王衍时，也曾为王衍写过给后唐的降书顺表。看来干这活儿的在巴蜀之地那都是世家，这点就和之前蜀汉的谯周一样。

孟昶投降距他的父亲孟知祥建立后蜀仅仅30年。

公元965年初夏，孟昶等人被千里迢迢地押送到东京，被宋太祖封为秦国公。

不到半年，孟昶便突然身死，享年46岁（据说是因为赵匡胤看中了他美貌的老婆，然后……）。

还有一件事得说下孟昶死后，比较明事理的他的母亲李氏全无悲戚。她以酒酹地，高声说：“你不能为了江山社稷和蜀中百姓而死，活着也只是苟延残喘自取其辱。我之所以冒死和你来到东京，只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今天你撒手西归，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几天后，李氏绝食而死。

巴蜀换名改变命运”（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44）

后蜀王国的覆灭，最具历史意义的是标志着以四川为基地的割剧王国怪圈到此告一段落。

从此之后，四川再也没有出现过绝对的割据者，一直作为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的一部分而运转，不仅如此，巴蜀之地居然还一反之前常态成了中央政权最后的基地和大后方了，这个后蜀的灭亡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巴蜀之地的政治和管理方面从此至今的一个分水岭，具体什么原因我也没想明白，或许是后来的统治者深知分而治之的道理吧。

纵观四川历史，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最早期的各个割据政权，从公孙述在蜀中称帝，其后有刘备的蜀汉，李雄的成汉，以及五代时的前蜀和后蜀等几个割据政权。这些割据政权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国运不长，没有任何一个的统治时间超过半个世纪。

而且，从刘备建立的蜀汉开始一直到之后的前蜀、后蜀，都是二世而终。

蜀汉、前蜀和后蜀这三个割据王朝，同时还有另一个相同点，那就是父辈心黑手辣、不学无术、艰难创业，子辈则多才多艺；不学无术的父辈是开国之君，文采飞扬的子辈则成亡国之君，由此可见但凡是蜀中割据政权的基本家教都有问题。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蜀汉：刘备，卖鞋的乱世枭雄；二代：刘禅，绝对的二代，没什么出息；

成汉：李雄、李特流民领袖；二代：李班，懦弱的二代，同样没出息；

这是之前的，主要原因是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够强大，二代们基本除了不学无术什么特点都没有，但是这点从唐之后就不同了，唐的文化发展还是很到位的，而且中原的动荡使很多文人才子都混到巴蜀了，同样这些人的到来也改变的巴蜀人的民风，开始加重巴蜀地区的文化氛围，环境改变了二代们的生活观和世界观。

前蜀：王建，流氓兼文盲；二代：王衍，绝对的文化人兼大才子；

后蜀：孟知祥，老辣的政治流氓；二代：孟昶，会生活的诗人、艺术家、发明家；

这点就和我们现在社会一样，前一辈用尽手段，用尽阴谋谋取一块基业，当然这些前辈基本都一样，以违法、算计、耍阴谋、无赖、利益至上等等为终身信仰，干出了一切能干的丧尽天良、两面三刀的事，就如同我国现在前几年居然公布了一项最滑稽的政策，叫豁免富商“原罪”，大爷的！什么叫原罪，就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现在可以豁免了，因为现在有钱了，这就是逻辑，只要你能成功，手段不重要，结果才真正重要。

这个事对人、对国家都是一样的，其实放大点看，经营国家也是如此，成功的商人会耍滑头，成功的政治家更会。

前一辈的丑事干绝，总成霸业，二代们才华横溢，就是不干正经事，忘了自己的终身职业：皇帝；甭管前辈创业多难，到了享受的二代手里一般也就是几天的功夫就全面崩盘，这是不是也是佛教的因果？上一代造的孽下一代一定会还的，出来混一定是要还的。

说到这点，中国现在这些富商们还真得小心，真干了这些事，不论你这会拜那座山、那座佛都没用，因为这就是佛说的，要是没报应，就是这些佛都收了你们的贿赂，都取消原罪了，要是真这样，我们真就应该把这些佛都请回他们的老家印度去，别我们这跟着搅合了，纯属“扯”。

秦末著名草根“陈胜”同学曾经面对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论断，但是随后的事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王侯将相还真就是有种的，牛哄哄的陈胜几天功夫就被乘乱的六国贵族们给捧杀了。

由此可见，无论是卖鞋的也好、文盲也好、流氓也好，你们还真就是这个职业吗？是不是能凭着点手段和运气得到些成就呢？

关于这事还真是没法解释，不服也不行，似乎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吧，不一定是宿命论，但是这世道很多事还真是难以用正常理论来理解，不信就把历史放大了仔细看看，我想大家就基本明白了。

为什么这些成功人士在功成名就后试图教育下一代改变生活改变自己的身份，结果还是不灵，几天就能把你打回原形。

我不记得那听到的一句话：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好运气要是能维持三代就绝对不是一般人了，貌似他们也就成了贵族，直到今天。

所以说，人一旦运气好的时候切记要收手，一定得给自己的后人留点运气。就如同这个巴蜀的老大们，如果不选择急急忙忙的登基当皇帝，而是把这个最大的福泽留给后人，或是留点危机和奔头给后代们，是不是就能有些许改变呢？

命运能改变人，但似乎人也能操纵自己的命运，在我们中原很古老的康百万庄园有句家族古训叫：留余，我想这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凡事莫争，凡事留余。

不发感慨了，我们巴蜀的割据历史到此为止，随着割据的消失巴蜀的名字也换了，是不是因为换了名字而再也没有割据政权了这点我还真是不知道，奇怪的是还真是巴蜀不叫巴蜀之后就再也没闹出过独立事件。

北宋：中央统治者在最初的唐朝巴蜀地区三个同级的行政区划上又加了一个，变成：

“成都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

其后历朝历代基本未再改动，历史上简称川陕四路。大家明白了吧“川陕四路”也就是今“四川”名称的来源之一，这个名称源于“宋”。

不得不说的怂蛋王朝“宋”（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45）

之所以不得不说，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至始至终都认为“宋”是中国历史上最最怂蛋的一个王朝，怂蛋到自己的皇帝都被别人抓去坐井观天，这实在是有点丢人了。

不过这又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而且是文采辈出的年代，创造了非常灿烂的文化，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丰富的历史资料，文人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但是中华民族自古的“尚武”之风从此截断，我们就此成了一个懦弱的民族，关于这点承认的、不承认的大家自己看吧。

先说下“宋”虽然比较怂蛋，但是开国皇帝赵匡胤还是有两把刷子的，起码厚着老脸欺负最信任他的朋友遗孤方面还是做得就很讲究的，不知道为什么，赵匡胤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一直被历史忽略，其实这才是最违背中国人道德的恶劣事件，这件事就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历史还真是成者王侯败者寇，胜利者说什么就是什么，也总有些个马屁文人跟在后面舔屁沟子。

赵匡胤牛哄哄的欺负老柴家孤儿寡妇，也就是仗着自己的手上有着大把的军人，这帮子军人受惯了五代时期的影响，一切以武人说了算的毛病，想干嘛就干嘛，在后周皇帝柴荣同学刚挂没几天就拥戴赵匡胤，一朝天子一朝臣，大家都能从中获得利益和好处才是根本，赵匡胤其实也是这样的想法，欺负人家老的老小的小。

但是，赵匡胤还真没脑子一热，信了这帮武人，他深知道这帮子家伙今天能拥戴他，明天也就能拥戴别人（事实上还就是这样），憋了好几天想出个招数“杯酒释兵权”化解了这样的悲剧重演，算是给老赵家的后代一个交代了。

不过，这算给老赵家交代了，问题是你交代给谁了，还真别说，没交代给自己的儿孙，便宜了一直在旁边虎视眈眈的弟兄赵匡义了，历史上著名的“烛光斧影”悬疑事件，赵匡胤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被自己的亲弟弟拿斧子给砍死了，虽说是野史，但野史往往更真实，更接近历史真相，因为正史自打李世民这孙子之后就改成胜利者可以任意书写了，这会历史轮到拿斧子砍人的赵匡义写了，他自然不会公然承认他就是那个凶手。

赵匡胤把陪自己的打天下的弟兄们都收拾了也就等于收拾了你自己，“宋”后来是人家赵匡义一家的天下。

赵匡胤同学比较有手段，不仅搞掉了打天下的弟兄，同时吸取了唐挂掉的原因，彻底取消了怪胎“节度使”的制度，不仅取消了制度也取消了兵权，极具创意的搞出个禁军（中央军）的名堂，连招兵都按照一整套严格的程序招，也就是有个“样兵”，招兵的时候这哥门儿在旁边站着，应征的都去和这个比比，身高、胖瘦都按照这个“样兵”招，很奇怪吧，这又不是招仪仗队，这点我觉得“宋”的皇帝思想非常奇特。

同时，为了防止形成军队势力，还想出了“换防”这一项“宋”的基本国策，所谓换防就是经常调动，今儿你还是这个军区的司令员，你还说了算，但是很多人都可以不吊你，为什么？也就是因为很有可能明天你就不是了，换地儿了。

调防成了“宋”的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军事政策，经常换，就为了一点，当兵的不认识当官的，这样你就形不成以自己为核心的嫡系势力，因为没人听你的，也就从跟上解决了武将造反的基础，没人听你的，你造哪门子反啊，应该说这点对于五代后期武将当政的局面是很有点一招解决问题的意思。

“宋”的古怪思维还没完，最可乐的是打仗的时候，领兵的将领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打，得听千里之外的皇上的，出征前皇上给你一破“阵图”，到了阵前就按照这个“阵图”打，要是正好合适算你走了大大大运了，要是皇帝给你一平原阵图，你比较晦气打的地方是山区或水域，你就等着到大霉吧。

不仅如此，你要是敢因地制宜的调整一下，公然抗命按照自己的意思打，对不起，就算打赢了一样拿掉你，因为你跋扈，打输了，就不多废话了，现场指挥不力，皇帝绝对是不会错的，这就是宋最最搞笑的举措。

在宋朝，很多国策其实都是为了解决之前朝代武将势力过大而设立的，但是随后的问题马上就暴露出来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等等措施固然能规避武将造反，同样也能导致军队的政令不一，整顿后军队武力和战斗力很成问题，军队的战斗力无法保障。当兵的不认识当官的，打起仗来鬼才给你卖命。

这就是北宋一直比较怂的根本原因，军队没有战斗力，当然上面说的原因是基于控制军队将领形成势力，也就是解决武将经常靠不住的历史问题。但是老赵担心这招还不全面，对于武将们更可悲的是“宋”还有一项基本国策就是文官比武官大，同级别的也比你大，武将见了同级别的文官都得鞠躬敬礼，先鞠躬后敬礼的装孙子。

举宋一朝，貌似一直都比较重视文官的力量，这样的结果不言而喻，学武的没前途，但是当个文官就很有前途，而且宋朝的皇帝们也以身作则，个顶个的文采飞扬。

宋朝应该是在文化方面比较进步的一个朝代，好皇帝基本没有，但是文学家、诗人、画家等等一系列盛世文人倒是都出了不少，包括皇帝宋徽宗，绝对的一代宗师，虽然下场不太好，但是丹青和瘦金体还是很养眼的。

“宋”旗下天府之国的发展 不全（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46）

话说回来还得说到咱们的四川，北宋时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程度的提升，我们的巴蜀之地也没闲着，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化的发展也达到了其鼎盛

佛教大跃进的年代（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47）

“宋”之所以可以认定为中国历史上最最“怂蛋”的朝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从上至下的重文轻武思想作祟。

在宋期间，管事的基本都是文人出 ​

道教在干吗？（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48）

之前说了很多佛教的发展和事迹，作为本土宗教的代表，我们的道教的道士们当然也没有完全消失，四川全境还多少的保住了一些地盘，但是在风水宝地峨眉山的佛道之争中，这个时期就可以称得上“完败”。

很多的道士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干脆一走了之，部分不服气的在原有地盘继续坚持争斗，而且似乎在某个小阶段还能看到起色，期间曾得宋太祖赏识并由太宗赐号“希夷先生”的著名道士陈抟在开宝年间（公元968年—公元975年）就曾在峨眉山短住、传道，还为了帮助峨眉山道教的复兴，自号“峨眉真人”。

“陈抟”何许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但在当时这可是位大名人，入驻峨眉山是被佛道之争中“完败”的峨眉山道士们请去的，狼狈的道士们全心希望这位名道士能给他们带来点希望，但是除了他在大峨石上题留了离奇古怪的笔迹：“福寿”（这个大家到了峨眉山就会看到的）二字以外，他确实没给峨眉山的道教留下什么，也没能促进峨眉山道教的传播的地盘的扩大。

这个“福寿”两字被人视为神笔，唉！怎么说呢，这原本普通的石头，没成想竟成了道教“绝笔遗迹”，道教在著名人物写下这两个大字后，就基本上告别的峨眉山这块宝地，依依不舍、洒泪而别。

当然，在峨眉山的大丈石之上，还有传说中的吕纯阳题刻的“大峨”二字，这也是道教的绝笔了，大家空了可以看下，就这四个字，我们峨眉山最早的、最传统的、最民族的宗教也就留下这些了。

之后的真宗皇帝貌似支持道教，封了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道士们借着这个小势头又乘势在二峨山（即现在的绥山）重起炉灶，并在山顶上修建了葛仙祠和黄花庙，在半山上又修建玉皇观。

道士们这样做谁都看得出是为同佛教争地盘，峨眉山被挤得没地待就去旁边吧，起码也得混个地方啊，当初佛教来的时候就是这路子，道士们想着起码还能在这找块地占着场子再徐图发展，跟人家学吧。

但是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佛教的和尚们压根就没想着还能让道教在这发展，和平共处的愿望在佛教徒的字典里压根就没有，这地也就几年工夫吧，不幸再次成为道教的遗迹。

基本上佛教在峨眉山混的风生水起的那几年，道教也就干了这么点事，实在是有点心寒啊，我查找了许多资料，试图能多点记载，但是很遗憾，道士们还真是不争气！我在写佛教发展的上一篇是这删减点，那删减点，只拣重要的说。写道教的这一篇是能找到的全都轮上都不够数，真真的连我们这样写东西的都觉得失败，毫无成就感。

道教在宋期间的败落历史上有很多的说法，其实我认为道教本身的教义就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在获取统治者支持这点应该是最最核心的，峨眉山的道士们主要从属于当时的“正一教”，而“正一教”自身的问题就很多，诸如组织松散、戒律不严等等。

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居然很多道士都有家室，平常基本都不住在道观，每天都和上班一样，早上来了办公，晚上下班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样的道士们你要是能干的过专心致志的佛教的和尚们那真是老天不长眼啊。所以说这还是自身的问题，不能埋怨别人。

另外一和重要问题很值得探讨，之前的峨眉山也有很多的道观，道教也一度很繁荣，在佛教势力大涨的时候，这些道士们都去哪了？答案是：

一；主动离职，回家抱老婆种地去了，这个确实很吸引人；

二；及时根据形式变化，临阵倒戈充当奸细，道袍脱了换僧袍，反正都是宗教，都差不多；

三；这是值得我们敬仰的一部分，他们！下山打游击去了。这一部分道士依然坚持信仰，山上待不住就去山下，星星点点的散落在峨眉县、猪肝洞等等，大家听听这地名！听着就丧气！去哪不好，去什么猪肝洞，唉！这房地产的区位没选好就一定是个死楼盘啊。“猪肝洞社区”！谁听了这名谁也不会去这买卖房产，历史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我们古老的道教从此，算是正式退出了峨眉山楼盘的竞争，全面告败，而且至今再无出头之日。

四川有多重要（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49）

北宋由上而下的歌舞升平造就了一个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皇帝们热衷于各种各样的收藏和艺术创作，其中最著名、最费钱的就是名扬天下的“太湖石景观公园：艮岳”。

这宋徽宗皇帝当的一般般，但是却非常有艺术天赋，认为开封四面平地很不爽，艺术家生活的地方怎么能没个山水的意境呢，既然是艺术家兼皇帝这事就好办，在开封建一个有山有水的主题公园吧，山还不能使土山，土山多煞风景啊，得用最好的太湖石，说干就干，一时间，全中国的劳力都去太湖给这位大艺术家拉石头去了，据说还真就整出一艺术性极高的大型国家公园，园区有山有水有景致。

前一段我还听说这个开封市政府要重新规划这园子，据说要重树大宋风采，实在想不明白啊，这个“大怂”真是不知道有多风采啊，个人觉得最大的风采就是宋徽宗带上儿子去北边坐井观天，开封市政府要是有点骨气最应该建的就是这个“坐井观天”的景点，也做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就亡在这帮东西手里，还搞什么风采！

北宋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收藏，据说当时的收藏热极度繁荣，繁荣程度基本和当今社会一样，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古董、书画等等都被人们津津乐道，而且皇室带头收藏，和当今官员收藏是一样的，送礼都不送钱，都送古董，大官徐才厚家里的收藏就很养眼。

总之，北宋政权的很多特点我就不一一到来了，收藏也好，艺术也好，任何东西都应该有个度，北宋这个度就没把握好。

在北宋一片歌舞升平的时候，中国的北方已经偷偷崛起了一个武功强势的民族“金”，虽然之前还有诸如辽、西夏等等，但这几个国家经过多年的边境战争，大家已经能互相牵制，我们的宋每年上贡，用金钱换取和平，反正也无所谓，宋有钱。

但是，这刚冒出来的“金”却比较生猛，“金”的理念就是在这个世道必须通过武力来证明一下我自己的能力，别和我说什么和平共处，直接干掉你比什么都强，你的都是我的，就是这个道理。

“金”在这种思维指导下一路南下，高歌猛进，先是联合宋一起灭了辽（当然这里面有北宋的功劳，悍然撕毁双方缔结的和平条约，帮着别人打自家邻居）。

灭了辽也没打算停，顺手开始进攻宋，这比打辽还顺利，三下五除二，这个艺术家皇帝“宋徽宗”连同儿子宋钦宗一起就直接被人抓走去坐井观天了，这就是今天开封政府无比推崇的大宋风采！至此，北宋灭亡。

北宋挂了，南宋冒出来了，当然，依着这帮完颜的的思维，一定是灭之而后快的。

公元1127年开始，金兵灭北宋后，多次纵兵南下，试图顺手直接灭了刚建立的南宋。

但是，这次就没那么顺利了，首先是这金和南宋隔江而治，也就是南宋依据长江天险防守，那会没什么军舰，过江比较麻烦，而且金的优势是骑兵，在船上，这种高举高打的优势体现不出来，所以金的战略也很简单（之后的另一个骑马的蒙古人也是这么想的），我是骑马的，我不和你在水上玩，我绕过去，我从陆地上打你。

找找好下脚的地方吧，溯本求源，我打你的长江上游，然后顺江而下再收拾你，这点在历史上也无数次的证明，确实是取江南最好最有效率的进攻战略。这一绕就绕到了我们的四川，川陕地区成了南宋政权抗击金的主要战场了。

既然金这么想，南宋这边人也不傻，而且当时全国战乱，只有四川是块稳定的地方，南宋的财政大部分都得依赖这提供，这地儿丢了不仅是战略问题，更加严重的财赋问题，没钱了，这仗还怎么打。

既然你已经开打了，那我就别歇着啦，我先打你，就这点而言，我觉得南宋就真就比北宋强很多，起码知道主动打了。

公元1130年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集结大军在陕南向金兵发动进攻，在富平一带开打，很不幸，宋还是比较怂，大败！退往四川阆中。

之前说过的陕西五路经此一战，算是全部交代了，从此，宋和金的主战场就一直集中在陕南和四川的交界处，这地儿成为南宋西线抗金的最前沿。

公元1131年，都统吴玠（这是个猛人）带着川军再次在陕西宝鸡和尚原一带和金军开战，大破金兵，可喜可贺！

公元1133年，狡猾的金兵在汉奸的带领下，绕道攻占汉中等地，兵临巴蜀腹地，宋军在猛人吴玠的带领下持险抵抗，次年初，于甘肃徽县仙人关再破金兵主力，又是大胜！

仙人关大捷后，吴玠凭着两次大胜一扫宋之前连败的颓势，川军名震天下。

猛人吴玠也依此升任任川陕宣抚副使，在大散关一带要道增筑关防，屏障西川。

之后的宋军利用坚固和有效的防御工事，多次击败金兵南下的军队，使金兵终不能入蜀半步，支持了南宋初期形成的半壁河山，四川才是真正的基石，别听评书和演义说的，那都是骗小孩的。

这金和宋之间，宋军一方面是凭着长江天险，另一方面是靠着坚忍不拔的川军形成了拉锯战，也就是说进入了持久战，话说回来，这个一直打，谁都扛不住，于是，双方终于在公元1165年开始谈判，达成“隆兴和议”，这个和议就不多说了，比较丢人。

不过，基本上从这会开始起，一直到另一个骑马的蒙古人来之前，还算是都比较消停，这种消停的前提是四川不仅成了抗金的主要力量和最坚实的堡垒，更在于和平时期成了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支撑地。

列一组数据大家看看就知道这四川是多不容易：

公元1165（蒙古人队第一次入侵四川的时间）到公元1227年，这61年的时间里，四川出现了短暂的承平景象，其实承平就是四川人民大干快干的支持中央的时间。

四川向中央政府大约每年输送钱赋三千万缗，这个可能没概念；

说两个对比数据：

南宋淳熙年间，全国总钱税收入为一亿多缗（这算是多的）。看到了吧，全国的财政收入三分之一是四川人民提供的，虽然只有半壁河山；

要是还没概念，就说说在北宋初期，全国的钱税总收入为一千六百余万缗，这可是全国上下的了，就这点钱都让赵匡胤高兴的不得了：

“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

换句话说，北宋初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盛唐。至王安石熙、丰变法中，全国总岁钱税收是六千余万缗，这就是北宋钱税收入的最高数值。

据这点一方面可以看到南宋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四川在当时是个什么地位。

而且四川除了正常的田赋以外，还向中央交纳茶、马、绢、布、酒、盐、巩、商税，南宋中央在四川设茶马和绢麻等榷局，专门管理四川的税收。

通俗点说，四川就是南宋政府的钱罐子，这地儿说什么也得扛住，不然就那么点大的南宋说完就完，四川作为全国的政权最最重要的基地作用开始彰显。

抵抗的开始（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50）

南宋政权经过了短暂的励精图治后，在各方面趋于稳定后，当权者再次显示了老赵家一贯没信用的原则，之前是悍然撕毁了宋辽友好条约联合金干掉了友好邻邦辽，这次是悍然撕毁了宋金友好条约，联合蒙古人准备合伙再干掉金。

反正是这“宋”上下估计脑子里就没什么条约的概念，也从来没觉得这条约的重要性，因为每次的条约签署都是被别人打得实在是没办法了才签这条约，基本都是憋气条约（貌似中国就没签过什么有意义的条约）。

这里我们就不说什么貌似很牛的什么岳飞啊、韩世忠一干人等了，虽然我也是听这“说岳全传评书”长大的一代人，小时候对这些英雄人物有着无限的崇敬心理，但是说实话这帮子人还真是没干出什么值得让我写的民族伟绩来，一群都是被文人使唤的“窝囊废”，这就是南宋的一群所谓的英雄们的写照。

先说大环境吧，在南宋期间，遥远的北方再次崛起一个很牛很牛的草原帝国，这回比哪回的都厉害，“成吉思汗”，听这名就给力。

风吹日晒的蒙古人和金一样渴望着中原的繁荣和享乐，但是要得到这些就得先收拾了隔在蒙古和宋中间的金，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和金就为了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干起来了。

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十二月，不可一世也不可阻挡的蒙古铁骑在连破金关中平原（这会中原地带都是金国的地盘，也就是老赵家回去祭祖也得申请签证才行）数州县以后，第一次尝试着侵犯四川，陷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州在宋时属四川防区，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西。

南宋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全面溃败，而且随后的的情况就让南宋政府觉得非常丢人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四川防线面对蒙古人的疯狂进攻竟然毫无作为，南宋在四川的第二道防线大巴山防线上的三关全部被攻陷，更为丢人的是关防大员四川制置使郑损还在攻击下私自逃遁。

从这件事上说明，之前的防守体系是有问题的，在经受真正意义上的打击时完全靠不住，所幸的是蒙古人貌似在这次进攻里并不是非得打出个结果来。先声明一下，关于蒙古人的战略和思维基本都是后人猜的，蒙古人包括后期他们建立的所谓元朝其实都不太重视文书的整理，这点和道教很有点相似，所以，很多次蒙古人的整体大战略方向和目的基本没人知道，只能凭着其他的史料记载来猜，下面就是我猜的：

攻击南宋的蒙古人是哪支部队找不到依据，但是从进攻的规模而看应该是试探，蒙古人和金接壤，两方都熟门熟路，但是还真是一点都不了解这宋的实力，虽然知道他怂，可是到底有多怂还真是不好说，就算是比较怂吧。

怂归怂，奇怪的是当初牛哄哄的金不也没能把很怂的南宋完全给干下来啊，所以说这蒙古人对宋还真是不知道底细，这回有个机会了，借着打金的名义顺道打他一下，既然要打就打据说是当年最难打的四川吧，听说当年的金打得就很费劲，我们蒙古人是草原的骄傲，我们去试试。

所以，这小股蒙古人并没有攻击南宋重兵驻守在兴元府，而是四面攻击南宋在四川外围的各处要塞。打完了就走，没跟你这费劲，可能就是试探一下南宋防卫的虚实。

这回试探的结果是蒙古人哈哈大笑的回去了，当然这回哈哈大笑不代表之后也能哈哈大笑，因为这是四川！

四年后，即南宋理宗绍定四年（公元1232年）八月，蒙古人又来了，这蒙古人有点奇怪，试探一回就得了，还屡屡试探，你越试探我们就越重视，结果就一定是你来真的时候就没那么简单了。

蒙古人为了配合对金国作战的钧州战役，蒙古图垒部自凤州（今陕西凤县）入川，企图从四川借道从后面攻击金，这还真不是试探，名义上是借道，实际上就是没打你当回事，借给我好说，不借我就打你，因为蒙古人知道宋好欺负，借道这事也没和南宋商量，大摇大摆的就来了。

战事进行的很顺利，初期和蒙古人之前预料的一样，十月，蒙古人破兴元府大安军，再陷沔州，军民战死者数十万。

随后，蒙古军渡嘉陵江，逼近位于四川腹地门户剑门关附近的葭萌关和涪城（今四川绵阳市）、顺庆（今四川南充市）一带，占领了四川城池要塞一百四十多个，这点就能看出蒙古人的狼子野心了，你借道就借道，借了赶紧走，但是蒙古人貌似没准备走，占了一个又一个，这可好，这么多地方你都占了吧，占了你就得分兵驻守，贪心不足的下场绝对悲催，蒙古人随着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大，主力部队是越分越少。

蒙古人的举措正中四川人民的下怀，你这分兵驻守，人少了我就能打你，英勇顽强的四川人民四处骚扰，绕世界的收拾这帮子分兵的自以为是的蒙古人。

最后，霸道的蒙古人不仅未能达到从四川借道的目的，而且被搞得狼狈退兵，他们也清楚，要是再不走，四川人民都给你们挨个儿都收拾了。

别试探了，打吧！（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51）

蒙古人对四川屡次试探的消息传到两万里以外的临安朝廷，引起南宋朝野的极大震恐。

这地儿是国家根本，钱罐子！闹着玩呐！南宋政府再傻也知道这回这盟友蒙古人想干什么了。

中央政权在十月末，诏调李篁任四川宣抚制置使，宣慰四川残破州县军民，最高首脑理宗皇帝公开发表讲话，表示将会立即考虑更好更优秀的人选督蜀，以便更好地保卫四川。

绍定五年正月，蒙古骑兵在钧州（在今河南郑州以西，洛阳以东）三峰山全歼金主力哈达、武仙、杨沃衍、完颜陈和尚等部约三十五万人。此战以后，金国的陕西和黄河以南的北、东、西部尽失，金王朝残余退守河南省南部，靠近南宋边境的蔡州。

到现在为止，曾经叱咤风云的完颜们就只能困守了，这金算是基本没什么抵抗能力了。

随后的公元1234年春，本着痛打落水狗的原则，蒙、宋联军攻陷金最后的堡垒蔡州，金亡。

宋这个朝代比较奇怪，要说是文人当朝吧，你总的有点智谋吧，先是和辽干，干不过了签个协议，和平共处了快百年，又联合金干掉了协议伙伴。

按说和金也算是盟友，不过人家可没把你当回事，收拾完了辽，接着就该你了，这倒霉孩子只能又硬着头皮和金又干上了，再次干不过了又签了协议，再次和平共处。

按说，这两次多少教训该涨涨见识了吧，其实和你挨最近的还真不一定是你的敌人，不过这宋政府还是脑子进水，没消停几天，又接着联合蒙古人和金又干上了。

宋朝就这样一次次的背信弃义，我从小学历史的时候都是学的是“辽”、“金”、“元”都是没信义的，后来看了历史，有了想法，才知道最最没信义的是我们自己的祖先“宋”。

你都从来没把和平协议当回事，人家就更不会当回事了，宋联合了蒙古人干掉了金，金挂了，你以为你能好到哪去。

宋朝和蒙古人中间没了金这个屏障和缓冲地，蒙古铁骑终于可以开始一心一意的准备收拾宋了。

骑马的蒙古人也是完颜们那套思维（蒙古人心想，之前我们已经试过几回了，这没完颜们说的那么难），还是一如既往的开始在长江中游地区向南宋发起攻势。

公元1234年10月蒙古军击溃了按照宋蒙联盟攻金协议接收洛阳的南宋全子才部，蒙古人很坏，打就打呗，丫居然决了黄河水淹了南宋军队。

在随后的两年里，穷困不堪的南宋军被迫撤出新收复的汴州、归德、唐州，退回到原来与金人相峙的边境线以南。

看到了吧，这就是结果，总想贪便宜又没那个能力，南宋依然很“怂”。

端平三年（公元1236）九月，南宋利州（今四川广元市）御前统制曹友闻率部与蒙古人战于阳平关，兵败战殁。这个曹友闻是宋初名将曹彬（当初一举下江南的名将，绝对的世家子弟）的十二世孙，名门之后，而且还在头一年曾率军击退蒙古的侵犯，被誉为国家的栋梁和中兴之将，这回挂了据说当时影响很大，朝野震动。

蒙古军队乘胜进攻川北各要隘，还一度攻陷成都，按常理理解，这四川就算基本挂了，以往的几个闻名天下的二代每到这个份上就都投降了，但是天幸，蒙古人因为听说他们的王子阔春死讯，居然从成都撤军了。

蒙古撤军只是暂时的，没多久的嘉熙三年（公元1239）又来了，由峡口溯江而下，进犯重庆，不过，这会就没那么简单了，四川名将孟珙居险死守，居然击退了蒙古人，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孟珙还再接再厉，不仅胜了，还顺带收复了重镇襄樊与峡口的归州（今湖北秭归县）。

战胜后还能趁热打铁的收复失地，而且对手是不可一世的蒙古人，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喜出望外的南宋当局马上宣布，任命在江陵和襄阳前线抵抗蒙军有功的孟珙为四川宣抚使，坐镇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总领峡江上下游的军事，同时开始认真物色全面守备四川的人选。

淳佑二年（公元1242年）四月，已经归到蒙古人麾下，在利州屯田的汪世显部（原为金国巩昌守将，汉人，最早的金奸后来的汉奸）帅蒙古军队再次攻破成都。

首府成都再次被攻陷，当时的理宗感到很不安：

“今日救蜀为急，朕与二三大臣无日不议蜀事。”；

“重庆城坚，恐自可守？”

当时的重臣赵希暨明确的指出：

“重庆在夔峡之上，敌欲长驱南下，虽城坚如铁，何救东南之危。”

赵希暨认为还是必须把防卫的重点放在长江中下游，不然就算是守住一个孤城重庆也是保护不了整个南宋的，所以重点必须放在整个四川地区，这地儿必须步步为营，困也得困死蒙古人，四川人民，整个南宋就全看你们了。

然而，想法是好的，实施起来却是困难很大，因为自从端平三年（公元1236）以来，四川屡次蒙古军队袭扰，而且现在川西的主要富庶州县的税收全部失去。

这个现实情况对南宋当局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打击，钱罐子没了，更使得南宋的“国用日窘”，四川也是“民不聊生”。这才是最高首脑理宗寝食难安的关键所在，钱都没了怎么打仗啊。

同年五月，理宗再次问计于梧州知府赵学时：

“嘉定（今四川乐山市）可守否？”

赵学时认为可守重庆，上通利州与阆州（今四川阆中县），下应归州与峡口，意义重大。

官员刘晋之更进一步认为蒙古军侵蜀以后，所有坐镇四川的制置使连个屯驻的地方都没有，只有彭大雅守卫重庆，才占住了四川的根本，不然的话，四川早就完了，四川完了也就等于南宋完了，钱罐子都没了，就算准备和谈也没钱给人家了。

这个刘晋之比较明智，不仅提出了战略，而且还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看来任何时候这个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人才是真正的国家栋梁。他建议在重庆筑堡坚守，以重庆为根本扩大整个四川的防区，同时在四川全境大面积的发动群众，各自为战，各建堡垒，在四川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川全民抗蒙战争，让蒙古人在四川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而我们四川人民绝对能扛得住，

上述官员的话坚定了理宗早就有了的守蜀决心。

南宋理宗淳佑二年（公元1242年）六月，朝廷任命淮东提刑余玠为四川宣谕使，因为军机大事紧急，允许余玠与所领导的官员就地措置，可先行后奏，不必请示中央。

真正的牛人登场了！

牛人登场！（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52）

余玠，字义夫，蕲州（今湖北蕲州）人。

少时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少为白鹿洞诸生，因斗殴杀死卖茶翁，避罪逃入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宋的管理机制很有点问题，犯罪的人跑到有权有势的手下就能逃避惩罚，这个很有点古怪）。

在赵葵幕下当幕僚的时候余玠就很有想法，经常作词毛遂自荐，受到赵葵的赏识。

说实话，这个余玠的性格行为很有点之前的四川前蜀皇帝王建的影子，但是不同的是他比王建有文化而且没有王建的野心。

嘉熙三年，他以小参谋的官职率军与蒙军战于汴州、河阴有功，被升为淮东提刑和淮东制置司的参谋官。

淳佑元年十月，他率舟师在淮河安丰（今安徽凤阳）击退蒙古大军，解安丰围。

这个蒙古人比较凶悍，那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和他们干仗能取胜应该是多少有点能力的，由此，他的军事才能引起了理宗的注意，破格宣他入京陛见，余玠的机会来了。

朝廷上，余玠对理宗慷慨陈言：

“事无大小，须是务实。”这是纯忽悠。

又说现在无论原来如何尊荣出身的人，一参军便被指为粗人，希望政府以后对待文武官员一视同仁，不要偏重，否则受到歧视的武官可能生出异常，这是真正的要求，变相要权力。

理论加实践一通猛侃，余玠得到了最高首脑理宗的高度认同，对他说，你议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

这样，理宗破格提拔余玠作为收拾四川残局的方面大员，而且权力极大，那边都是你说了算，放手干吧，由此可见，这个理宗皇帝还真是有点水平，起码识人和放权方面还是有些见地的。

得到了当局的认同，雄心万丈的余玠上任了，当余玠从峡口进入四川的时候，整体的军事形势对南宋还不算太危急。而且在整个南宋和蒙古人对峙的漫长战线上也还不算吃亏。

其中东部的两淮前线，蒙古人正对着守卫的赵葵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东部前线的最高决策官是吕文德（金庸大师笔下的怂人，但是历史上这是个彻彻底底的牛人，南宋就是靠着这几个牛人才维持了那么多年）。

吕文德不仅稳健，还相当有智谋，充分利用两淮地区复杂的河流地形，坚壁清野，整的广袤的淮北地区近乎荒无人烟，蒙古人骑着马转三天都找不到能抢吃口饭、歇歇脚的地儿，这让一向不种地就靠“抢”过生活的蒙古人很头疼，没吃没喝的蒙古人也是人，见天饿着也没劲头组织有效的攻势。

相反在中部前线，蒙古方面几次偷袭江陵，企图在中游渡江，然后从长江南岸的湖北境内进军湖南，这地儿有之前说过的名将孟珙镇守，这地战略地位很关键，等于是联系川东和湖北前线的咽喉，所以当时经验最丰富、作战经验最强的人就放这了，当然，蒙古人也知道这哥们儿更不好惹，之前在这不仅没得到什么好处，还被当时的四川宣抚使孟珙收复襄樊重镇，并在汉口附近多次击败。

也就是说，当时南宋整体的防守格局是：

吕文德：整个东南战区总指挥；

孟珙：中部战区总指挥；

这两个战区有这两个牛人把这，应该说基本都没什么大问题，只有四川问题比较严重，蒙军汉奸汪世显部驻扎在川北重镇利州。

这汉奸什么年代都很讨厌，汪世显很鸡贼，也不正面进攻，就是不时的小股部队出击骚扰川西各州县，丫的理论就是我这不消停你也别消停，这样的后果虽然是他的主子蒙古人也无法在川西平原上建立起有效的地方政权，但是骚扰得南宋方面也没法再象过去那样对川西实行征税和兵员补充，同时蒙方还把它的地方政权向川西、川南步步扩展蚕食。

这汉奸干的活确实有效，也确实很让人讨厌，但是说实话就战略角度而言，这招非常的高明，不进行大规模的征战，就是不断地袭扰，让你无法巩固，最后逼迫你不得不放弃这地，汉奸确实够坏。

另一方面，当时的四川人民虽然经过战争动员后士气高昂的准备和蒙古人干到底，但是主力宋军却是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士气低落。

而且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军民上下都不信任频繁更替的制置使，因为这些制置使们不是派发苛捐杂税，便是在蒙军的进攻下抱头鼠窜而逃。

不过，这话说回来，这些方面大员其实也很可怜，在蒙古军队没打过来时，他们得忙着为中央搜刮，这是钱罐子啊，得完成指标和绩效，这是他们在四川的主营业务，为了这个任务他们也是没日没夜的四处收刮，甚至连个像样的驻地（除了重庆）都没有，因为也用不上。当蒙古人打过来时，毫无经验和斗志的他们也只有选择跑远点。

这就是当时四川的情况，这样的一个烂摊子就得全靠我们的牛人余玠的了。

牛人就是牛人，马上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战略方向，你不是四面出击吗？好！我就给你来个步步为营，全方位的贯彻中央制定的整体战略布局。

当然，开打之前，我们的牛人依据中央的任命原则，先公布了减免税收的政策（稳定是根本），但是有前提条件，必须以庄园为单位建立坚固的堡垒，钱可以不收，但是得用在基础建设上，自己的钱保护自己的家园总没问题吧，而且大家必须做到，当蒙古人来的时候，大家都能坚壁清野的死守。

减免税收而且保卫自己的家园，四川人民都很乐于这样的安排，很快，全川就在余玠的带领下，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战争的帷幕，前几回屡屡试探得手的蒙古人马上就能知道什么才叫硬骨头的四川人了。

四川人的骨头（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53）

公元1235年，蒙古大军在中、南前线屡屡失利后，主要战略方向再次转向西南了地区，开始在汉奸部队的配合下开始了四川攻坚战。

不过这会，纵横天下的蒙古人很意外，他们居然在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而且对手完全是全民皆兵，步步为营，节节抵抗，非常顽强，蒙古人在这地简直就是四面楚歌，四面为敌，放眼望去，哪哪都是敌人和对手，论谁都憋着偷偷给你们来一刀，这就是在余玠整顿下的四川全民运动的结果。

我们还得回头详细的回忆下我们的牛人治理四川的手段，从余玠进入四川起，就走访四川各界人士，听取他们对政策的意见。

他的施政纲领是集思广益，大批起用四川地方贤达，建立以川人为主的各级政府、军队体系。同时，他以革除弊政为己任，朝廷里有最高首脑的支持，使得他能放手对四川的政治、军事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余玠首先起用播州（今贵州遵义）名士冉氏兄弟，采纳冉氏兄弟对防卫四川的建议（当地人就是当地人，知道该怎么对付外地人），在几个重要的州治地点，择其地理环境，沿山筑堡垒，在堡垒里储备粮食。

同时，将州政府等关键的管理部门一律设在堡垒里，一遇蒙军进攻，即将军民撤退到堡垒里，坚守堡垒，使蒙军没法破坏地方政权，就能保证各个地方政权的运作和指挥。

蒙古人在外围得不到补充，人、财、物全在堡里猫着，蒙古人最终将因粮草耗尽而被迫撤退。同时，这些堡垒虽然看似各自为战，但是一旦形成规模后就能相互联成一气，一遇战事，可以遥相呼应。

这个战略过了很多年后被明朝的一代宗师孙承宗沿用，建了很多类似的堡垒对付当时的后金满人，打得连努尔哈赤这样的野人都挂了，当然这是后话。

于是余玠在四川从北到南，建筑了一系列这样的堡垒，主要堡垒有：

大获群堡；位于今陕西境内，汉中盆地边缘的大获群堡，大获是原来蜀的治所，它保卫着四川的北方门户；

青居群堡；青居的旁边是沔州，现在青居里面安安心心地住着州牧；

钓鱼群堡；钓鱼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区）城郊，在重庆北百多华里，扼嘉陵江内水，它后来成了四川的临时省会；

云顶群堡；云顶扼嘉陵江外水，它和钓鱼群堡一起共同起着阻止蒙古军队企图利用嘉陵江舟师之便，顺流袭击重庆和出川；

这只是几个比较大规模的，当然还有很多各地建的城堡，很多很多，这些堡垒首尾相连，说白了就是从川北到川南的四川盆地群山，东麓和南麓全都是星点点的堡垒，别说打了，蒙古人看着都闹心。

最重要的是余玠还在嘉定府筑堡。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本来就是一个两江（岷江和大渡河）相会的地方，之前这就是交通枢纽，从成都出来的小船在这换成大船直达江南，这也就是钱罐子运出去的最大保障。这地有山有水，利于防守，且水陆便利，下可达泸州，上可接济成都。这地守住了，便等于把嘉定、泸州、重庆三个要塞联在一起。

不只如此，为了保障战时供给，余玠还命令驻扎在嘉定的俞兴部，在成都平原屯田。以前成都一被攻破，成都平原上的人民就直接暴露在蒙古铁骑的威胁下，完全失去了南宋政府的管理和领导，现在好，可以由嘉定的堡垒对成都进行遥控，在平原上部队的军垦农场还可以起到稳定民心，加强联系地方政权的作用。

当然更重要的是人心问题，这点余玠还真不手软，对闻敌便跑的骄兵悍将也进行了撤换和镇压，在四川驻军里树立起了纪律和威信。

就这样，四川在余玠的统一领导下，不仅在军事上让蒙古人尝尽了苦头，难得的是居然在与蒙古对峙的军事形势下使四川得到大治，史载：

“敌不敢近边，岁则大稔”；

“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

厉害吧！这就是高手，不仅打仗还搞生产，完全自给自足还能保证中央的财赋输出，整个就是一个四川的359旅啊。

抵抗的差不多了，消耗的也差不多了，该轮到我出兵进攻了吧，哥们儿现在有钱有人，也该轮我打打你了。

淳佑十年（公元1250年）冬，余玠在四川形势转好的情况下，率诸将巡边，直捣汉中平原上的兴元，主动出击与蒙古军大战，不等你来了，我去打你，蒙古人这会没敢出面。

十二年，蒙古汪德臣（汉奸汪世显的儿子，还是汉奸）率军抢掠成都，转攻嘉定，余玠率嘉定守军又与蒙古军大战于嘉定，大胜。

不多说了，总之余玠在四川大大小小的与蒙古人干了三十六战，把骄横无比的蒙古人打得只能龟缩在几个据点里不敢出来，而大片的农村乡镇仍然在南宋的基层政权管理下，热火朝天的抓革命、搞生产。

无奈，好景不长，南宋政府秉承了一贯的政策，在四川形式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也在余玠正打算实现他用十年时间，把四川全部土地收复，然后在解甲归隐的时候，他在四川整顿部队大刀阔斧的政策直接打击了云顶堡垒统领（何人不得而知，但是很有实力和背景）的利益。

这些堡垒的头子也都有点道行，和朝中宰相谢方叔、老官僚徐清叟等人很是熟稔，要不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而这个余玠也不争气，很自以为是，在给理宗的奏折里词气不假修辞，对最高领导理宗的态度也不够尊重，说实话，还真是很有点封疆大吏跋扈的苗头，这自然而然的让理宗感到不爽。

这时候再加上两个权臣乘机对理宗说余玠手握大权，而又不能让四川将士归心，怂恿理宗撤换余玠的职务。于是乎，理宗下诏召余玠回临安，以平庸听话的临安府尹余晦代替他。

当余玠得知朝廷的决定后，忧愤染病，一夕暴病而亡，这个有点蹊跷，野史也没有记载。四川老百姓听到他的死讯后，“莫不悲慕如失父母”，此事虽然有点诡异，但是说实话，如果让余玠干下去的话，谁也说不好这会不会又是一个四川王。

余玠虽然挂了，但是他的的防卫体系的构建却保留下来了，给后来蒙古在四川的进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事实上，蒙古虽然横扫了全球，后来也挺进江南，灭了南宋，但是却始终没有获得真正用它的强大军事力量打下四川的战绩，这完全应该归功于余玠防御体系的构建，而且重要的是为川人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和防守体系，这事上说明，全民运动这个确实很可怕。

牛人就算挂了也还是牛人，真正的牛人搞的不是一次两次的胜利，而是一种能良好运作的体系和模式，正所谓大贤立德。

任何时候别跟民众做对（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54）

由于余玠当初构建堡垒防卫策略实在是太牛了，蒙古军队很难完成完全攻下四川后取到长江中上游的控制权，进而随时顺江而下进攻南宋腹地的战略部署。

无可奈何的蒙古人在汉奸的建议下决定变通办法，这绕道绕不过去就接着绕，不怕远！这下绕得确实有点远，绕过四川，从青藏高原的空隙钻过去，要说这蒙古人还真是有股子韧劲，不服不行啊。

蒙古人计划绕过去先征服在云南的大理国，想在占领大理国后，从云南东南部侵犯南宋的交广地区（广东地区），我打不过我包抄过去。我想上过初中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地形，等于绕了个大圈子，由此可见，当时南宋在整个抵抗蒙古人的部署还是卓有成效的，正面战场的淮南、荆州、四川都让蒙古人讨不到半点便宜。

宝佑元年（公元1253年）九月，蒙古王弟忽必烈兵分三道亲征云南，十月，蒙军渡大渡河，行军两千里，乘皮筏强渡金沙江，十二月会师于大理城下，云南平。

简单吧，要不说四川人有多厉害，自己说不算，对比别的地方的战绩就能看出来。

另外蒙古人知道四川这地儿不好打，那就慢慢来，从宝佑元年开始，蒙古也现学现卖，在所占领的利州和阆州筑城屯田，先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至二年时完成。

这次屯田行动效果显著，蒙军就地有了军粮，蒙古人比较一根筋，准备就在这和宋军在四川打攻坚战，耗上了！

相比于蒙古人的韧劲，当时四川大员的余晦就比较失败，在四川屡战屡败，败绩频传，理宗这会肠子都悔青了。没办法，接着换人吧，宝佑三年，蒲择之任四川宣抚兼制置使，驻节重庆。

宝佑六年（公元1259年）二月，蒙古大汗蒙哥亲率大军征四川，大汗出马亲自动手，目的是一举拿下四川，再配合在湖北前线进攻宋军的亲王忽必烈与张柔大军的整体战略行动，蒙古人再一次气势汹汹的杀过来了。

二月，制置使蒲择之派安抚刘整进攻成都，在遂宁江箭滩被蒙古“纽邻”部击溃。蒙军乘胜攻击云顶山，守将降蒙古，蒲择之丢掉了成都、广汉、绵阳数州县后，退守重庆。

八月，“纽邻”擒宋将张实，使其招降驻守在苦竹隘堡垒的守军。不料这个张实进入苦竹隘以后，决绝的选择了与守将杨立一起坚守。

十月，蒙哥亲率大军强渡嘉陵江，又架浮桥渡白水江，临于苦竹隘，于是蒙古大军全力攻打苦竹隘堡垒。同月，苦竹隘堡垒被攻陷，张实和杨立捐躯。

十一个月，蒙古大军连拔鹅顶、青居、大获等重要堡垒，大获山守将杨大渊降，随即被蒙哥命令和汪德臣一起去打川西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到简州（今四川简阳）、隆州（今四川隆昌）等一系列堡寨。

战局很被动，可以说是全面溃败，各个堡垒依据余玠的计划应该是相互声援和支持的，但是缺少了统一有力的调度就无法形成合力，被蒙古人一个一个的吃掉。

整个四川东部堡垒只乘下合州的钓鱼堡了，守将王坚，很牛很牛的人，也是金庸先生说起过的武将，不过金庸说的在襄阳，这王坚原是孟珙的部将，他曾受命在收复襄樊的战斗中立过功，现在调至四川，王坚在合州城将不保的情况下，率军民退入附近的钓鱼堡里继续坚守，在这和蒙古人耗上了。

这时候，南宋朝廷在四川战事恶化的局势下，撤了蒲择之的职，改派牛人吕文德代理四川宣抚使，率战舰千艘，溯江西上救援四川守军。

六月，吕文德舰队突破蒙将史天泽的封锁，攻破在涪州（今重庆涪陵市）的浮梁，进入被围困的重庆城，宣慰四川坚守不屈的军民。

次日，吕文德率舰队再次沿嘉陵江北上，援救重庆西北的合州，然而史天泽却利用蒙军占据上游的有利条件，顺流攻击吕文德军，吕军被击败后只得退守重庆。

合州城自从二月以来，被蒙古大军围困了四个月的时间，蒙哥认为差不多是该拿下的时候了，就下令在荆鄂前线的忽必烈、张柔部对宋军发起全线攻击。

在看着就要全面大胜的时候，久攻钓鱼堡的蒙军主力在七月遭到打击。蒙古人的蒙哥大汗在钓鱼山染疾病死了，同时，蒙古主将之一的汉奸汪德臣也因伤重死亡，中部的忽必烈也随着撤兵，回去争他的汗位去了

是役，使蒙古久征沙场的大汗挂了，同时丧失了一个在四川与宋军长期作对的重要将领。

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钓鱼堡攻坚战中王坚的战功，坚守不仅干掉了大汉奸，还耗死了蒙古人的大汗，我觉得王坚比明朝的袁崇焕更了不起，袁崇焕当时是宁远督师，等于大批的后期补给都在他那，但是王坚只是凭着一个孤堡就干到了最后，实在不是一般人啊。

王坚对合州钓鱼堡的坚守胜利，使南宋对蒙古的抗击又坚持了十七年。要是没有王坚的胜利，特别是蒙哥丧生在合州，忽必烈极有可能会打下鄂州，再利用蒙哥在上游制造的舳舻，顺流东下，不到一两年时间就会象西晋灭吴一样灭亡南宋。

拉锯战（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55）

之前进攻的两路蒙古大军于公元1260年北退，忽必烈回到燕京附近，在这里继承了蒙古政权，至度宗咸淳七年（公元1271）改国号为元，正式成为元帝国的皇帝。

忽必烈掌握政权的手段和方法据说并不符合蒙古人的古制，也没有得到其它蒙古汗国的认同，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就此分裂，控制欧亚大陆和中东地区的汗国基本都独立出去了，但是这样也减少了亚洲中国一带的内耗，起码这一片地儿归了忽必烈管了。

虽然这结果让看着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烟消云散，但对于忽必烈的蒙古政府而言，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忽必烈对南宋的侵略更加专注和讲究效率，实际上也就加速了对南宋军事进攻的进程，元军开始集中兵力四面出击进攻南宋，但是相比于其他地区的进攻频频得手，在四川，牛哄哄的蒙古人还是一点便宜都没捞着，而且一直被扯到最后。

南宋后期的四川战场的形势，从开始到最后其实都是胶着和僵持的状态。

当时的四川防线是由嘉定—泸州—重庆—夔州的岷江—长江水道连成的一条弧线为主，之所以这样形成防线，一方面是考虑多年的堡垒积累，更重要的是这条弧线与另一条大巴山—嘉陵江水道连成的南北弧线能在重庆交会，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天然防守体系，最最关键的是能保护着钱罐子输出的重要水路：长江水路的安全。

在这两条弧线所包抄的广阔地区，是川中的潼川路和川西的成都路，其中有四川最富饶的川西平原。按说这样的布局很有效，不料在公元1261年，因内部纠纷，南宋泸州守将刘整举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蒙古。

这个刘整平心而论还真是南宋方面的一员悍将，之前战功赫赫，应该说在抵抗蒙古人的战争中一直表现不错，投降的原因据史料载也是因为朝廷内部的排挤，但是作为军人投降这事怎么说都有点说不过去，更何况投降过后，这个刘整表现了义无反顾的汉奸嘴脸就更不值得后人称道了。

可以说，刘整的投降应该说是整个四川战争的转折点，这人太熟悉整个防守体系的构建和作战习惯了，从此，整个四川战局就转入了被动。

但是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四川依然表现得是谁也啃不动的硬骨头，而且不是简单的防守，是边守边打，不停的主动出击，整个让蒙古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海洋，下面就开始介绍我们四川人民的全民战争消耗战：

刘整投降不是一个人，是基本把整个泸州交给了蒙古人，而泸州是四川宋军防线重要的要塞，这地儿说什么也得抢回来，南宋四川安抚使俞兴主动出兵争夺，被刘整击退。

十月，吕文德和俞兴再次出兵收复泸州外围，筑城长江北岸，与蒙军对峙（后收复泸州）。

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蒙古汪良臣（汉奸汪世显的儿子）部以钓鱼山“险绝不可攻”（这完全是被打怕了），在钓鱼堡附近筑武胜堡企图阻断宋军北上支援路线。

度宗咸淳元年（公元1266年）二月，蒙古元帅约哈苏侵犯钓鱼堡，在嘉陵江上击败宋军水军，焚战舰一百四十六只，但蒙古人仍无法攻占钓鱼堡。

同年四月，宋将咎万寿主动出击收复云顶山堡，在金堂峡败蒙军。

同年九月，新任四川制置使夏贵率军攻潼川（今四川三台），在蓬溪（今四川蓬溪）奋战整天，双方战平。

度宗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十月，蒙古汪惟正部陷开州（今重庆开县）。

明年七月，开州又被都统咎万寿收复。

咸淳二年十二月，蒙古刘元礼修复在战乱中荒废已久的眉州城（今四川眉山县），以遏阻南宋军自嘉定进攻成都。

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十二月，成都安抚使咎万寿大败元军于成都，焚毁元人所筑的成都外城。

明年春，咎万寿军败元军于碉门（位于今四川雅安与荥经之间）。

五月，咎万寿部兵分两路进讨元占领的雅州（近四川雅安县）和眉州。同时，咎万寿军恢复了兴元（今陕西汉中）。

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六月，元军筑堡马骏山，合州守将张珏击走元军，张珏就是牛人王坚的副手，和王坚一起竭力守卫钓鱼堡的弟兄。功成名就的王坚调出四川以后，他负责保卫合州。

自从合州保卫战以后，虽然获得了大胜，但这地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可以说遍地荒芜，张珏不得已以部队护卫老百姓耕种，同时大力垦荒屯粟，几年下来，也还算卓有成效。同时张珏善用兵出奇制胜，史载：

“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隶有功，必优赏之，有过虽至亲必罚，故人人用命。”

刘整叛变以后，向蒙古献计以堡垒对堡垒对付南宋四川军民，先从所占领的青居堡向南筑马骏山堡，目的在扼合州嘉陵江下游的三江口，以攻取合州，这是刘整之前攻取襄阳的老办法。

但这招在湖北好使，在四川就不一定好使。张珏遣奇兵绕在马骏山的后面偷袭元军，焚烧元军的船只和建筑器材，使元军干瞪眼没东西建所谓的马骏堡，阴谋没得逞。

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八月，镇守达州（今四川达县）的守将赵章率所部收复洋州（今陕西洋县，在汉中东）、吴胜堡两地，这算是南宋政权最后存续阶段在四川的最大的军事功绩了。

连同上述咎万寿、张珏在川西和川东取得的胜利，我想，这已经可以充分说明四川人的骨头到底有多硬，而且四川军民貌似已经适应了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的作战方式，如果不是南宋政权灭亡得很快，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四川军民会取得更多的战绩。

四川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56）

这边打得不可开交，生性好战的蒙古人在长江中下游也没闲着，咸淳十年十月，元军在伯颜的率领下，渡江占黄州，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南宋中央与四川的联系中断，元军开始对四川军民取得的胜利进行反攻。

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名将咎万寿在兵败后投降了元军。

这时候的中国南部在元军的进攻下，已经变得支离破碎，高歌猛进的元军既能碰着大批开城投降的宋军官吏和将领，也能碰到坚守不屈的南宋军民。基本上全国上下都处于一种无序的战斗状态，各地全凭自觉，想打就打，打赢了也没人给你奖金，想投降也随便，南宋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全国的行政掌控。

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二月，伯颜军临临安，南宋太皇太后奉玉玺向伯颜投降，同时谕令包括四川抵抗州县在内的军民也向元军缴械，臣服于元朝。

但是，比较滑稽的是由于交通的困难和消息的不流通，南宋四川军民并不知道南宋王朝已经投降了元军，也不知道文天祥、李庭芝、张世杰等一竿子文人又拥立起南宋宗室二王继续在福建、江西、广东等残剩州县里进行最后的抵抗。

我们整个四川在失去与中央的联系后，依然继续这轰轰烈烈的全民战争，继续在各地与重兵压境的元军作战。

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十二月，元东西川守将合兵万人，占领重庆，在城里大肆剽掠，政令不一。守卫合州的南宋四川制置史张珏出兵大败元军，收复重庆、泸州、涪州，并“派兵四出，所向俱捷”。

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军采用宣传宋帝对元投降书的政治攻心战以后，泸州、涪州的一部份官员、守将投降，使得这两处坚守的军民无法再坚持下去，继而相继失守。

正月，元四川主帅汪良臣督兵入重庆，在与张珏的鏊战里身中四箭，守将赵安以城降，张珏率兵巷战不支，饮鸩自杀不死，顺流走涪州，被元军俘虏，后自杀。

就此，算是最后的政府大规模的抵抗终结，随后的小规模抵抗基本也都不成气候了，四川在让不可一世的蒙古人尝尽了苦头后终于并入了元朝版图。

值得一提同时也不值得一提的是统一的元朝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其中南人（就是南宋的所有汉人）的级别最低，也就是说最让人看不起，但是四川人民被定为汉人，虽然也是歧视，但是对同样的南宋人，蒙古人也不得不尊重一直在战斗的四川人。

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至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四川军民共用了51年的时间抵抗蒙古人。

四川是最早抵抗蒙古人的南宋地区，也是抵抗蒙古人时间最长的地区。正是四川人的抵抗，使得蒙古人延迟了灭亡南宋的时间。蒙古人陷在四川广大人民战争中不能自拔，直到最后的十多年间，蒙古才发觉在四川被川人缠住，是战略上的失策。换句话说，四川人拖住蒙古雄师长达几乎四十年的时间。

然而，在漫长而英勇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最可怕、最悲惨的不是战争，而是战争带来的后患，四川为维护南宋政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畏惧和仇恨，蒙古人在占领后大肆屠杀四川军民，后期的四川人口剧减，田野荒芜，十室九空，人口总数从战争前大约1,295万，减至战后大约60万人。

这两个数字的对比，令人触目惊心。由此，也造成了从后蜀、北宋、南宋中期以来的经济文化的繁荣的结束，从这会一直到明后期，四川都没法恢复到她在两汉、唐、宋时期在全国经济文化上的地位。

我们的四川，从某种意义上讲和西安一样，再也没能恢复这个时期的繁荣和令人瞩目。

元朝的空白（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57）

公元1278年，元朝宣布“川蜀悉平”，并且下令尽行拆毁各地让蒙古人吃尽苦头的城寨堡垒。其实拆不拆的已经没多大关系了，因为大部分的川人已经被蒙古人杀了。

元初，分全国为11个行省。

公元1286年，在成都设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四川行省”。

元朝的行政区划是以省统路，路统府、州，府、州统县。

元朝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等，四川人民被定为汉人，这个定位直到今天都被很多学者质疑和讨论，同样归于南宋管辖的川人被定为三等，比其他宋人的级别高一级，当然，我们不用去追究这个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其实元朝亡也就是亡在这个等级制度上。

但是，历史上四川人为什们被定为三等人，到底是什么原因谁也不知道。我想，这还是因为蒙古人比较粗犷，不太注重史料的记载，基本上找不到相关政策的记载和原委，还是大家都在猜，要是我猜就是因为四川人和蒙古人干的时间最长，而且蒙古人之所以能攻破襄阳直到赢得最后的胜利，也是同为四川人的刘整的投降和反攻倒算导致的，同样的抵抗，不屈的四川人也受到了对手的尊敬。

不过换种意义讲其实几种人并不重要，因为四川基本没什么人了，能作战的、能干活的都在和蒙古人的战斗中牺牲了，四川的人口锐减导致元朝期间四川很简单，没什么动荡，根本原因还是没人。

元朝是个什么样的朝代我们就不多说了，不过有一点的强调一下，我们自己的历史上一向把元朝自诩为我们自己的朝代，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阿Q精神，全世界都公认中国当时只算是蒙古人统治地区的一个小部分，我们是殖民地，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朝代，所谓元，是人家奴役我们的年号而已。

蒙古人政权很没长性，不停地换皇帝，不停的杀人，但是对于宗教而言，到基本还是比较稳定的，政策也比较开明，按说蒙古人自己的萨满教应该是传统宗教，理应随着蒙古人的各个汗国的建立广为传播，但是遗憾的是粗犷和文化落后的蒙古人基本上是到哪就被那同化，在欧洲的信了耶稣、在中东的信了默罕默德，剩下的在中国的基本都信了佛教和道教了，所以说文明落后的民族是不可能完全统一一个文明高度发展的民族的，纵然你的武力能横行天下。

宗教方面，其实最早和蒙古人接触的应该还是我们的道教，著名的道士丘处机就很早和成吉思汗搭上了关系，而且据各种史料记载，关系还不错，但是道教在蒙古人统一中国后还是没能得到支持，究其原因还是道士们的一贯作风，在各地参与、组织民众造反。就这点看我们国家的道士们还是很有点骨气的，虽然没得到大的发展但是坚持了自己的原则，道观在元朝一代基本上是衰败无人，大部分道士都投入到反抗组织去了，关于这部分可以参见我的“五台山篇”。

相比之下，佛教就比较识时务，虽然说最后干掉元朝的就是一个和尚，但是整个佛教界对于元政府而言还是采取合作的态度。

我查了很多当时峨眉山的资料，还是那个问题：记载很少。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峨眉山的各个寺院在元朝基本没有遭到大规模的毁坏，应该说还在一定规模上有所扩建，这点我是根据其他的史料记载猜的，谁都知道蒙古人是怎么获得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统治权的，为了维护这种纯暴力的统治，蒙古人就必须动用宗教来告诉民众他的统治是合法的，而且是民众必须接受的，就这点功能而言，全世界各种宗教都比不了佛教，佛教说好听点是告诉大家与世无争，难听点就是告诉大家有奶便是娘。

蒙古人的元世祖非常尊崇佛教，特别是在征服了西藏之后，元朝历代皇帝都封有西藏人担任的帝师。

这个帝师是元朝特别设置的一个职位，作为皇帝在宗教上的老师，其地位十分崇高。

《红史》记载：“在元朝皇帝的心目中，帝师的位置是与佛祖释迦牟尼相差无几的。”。

元成宗时期，宣政院的官员草拟了一道十分荒谬的圣旨，规定：

“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

可以想象，当时留着大胡子的光头是怎么横行霸道的，蒙古人不可能重视汉传佛教，但是对于藏传佛教到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样也就开了喇嘛教在内地广为传播的先河。题外话：之后的满人也同样模仿了元人的宗教政策。

公元12⑥4年，元朝在中央政权组织机构中设立了一个名叫总制院的机关（后改称宣政院），负责管辖全国的佛教事务和藏区的军事、行政事务。

当时，在元朝中央政权中只有四大机关：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总制院。

这样的设置，可以看出元朝中央对佛教和藏区的重视程度。

元朝不仅在全国大肆推广喇嘛教，同时也对中国国内的汉传佛教一并尊崇，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建寺院和为寺院揽财提供多方的政府性支持，节选一部分政府对佛教寺院批地拨款的记载吧：

成宗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建临洮寺，又在五台绝境建万寿护国寺。

五年（公元1031年），“赐昭应宫、兴教寺地各百顷，兴教寺仍赐钞万五千锭；”

“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钞皆如兴教之数”；

“万安寺地六百顷，钞万锭”；

“南寺地百二十顷，钞如万安之数。”……

这种营造大寺院和大规模赐田赐钞的风气，在元一代几乎没有中断，可以看到，和尚这个职业在元朝是个很有前途的，要不说连朱元璋都混到寺院去讨生活，混不下去了才开始抵抗政府。

大肆扩建的结果，“凡天下人迹所到，精兰胜观，栋字相望”。

两宋以来逐渐稳定的佛教，再一次焕发了勃勃生机，发展又上了一个台阶。

据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宣政院统计，当时境内有寺4万2千余所，僧尼21300余人，加上伪滥僧尼，至元代中叶，总数约在百万左右。

由于蒙古人对佛教的多方庇护，一些寺院乘机大量兼并土地，甚至公然侵夺公田、民户。

元成宗时，常州僧录将官田280顷归为己有；

元仁宗时，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2万顷。

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统计，仅江南诸寺即拥有佃户50余万。

元代寺院除经营土地，也从事各种商业、手工业活动，各地当铺、酒肆、碾硙、货仓、旅店、邸店等多为寺院所有，多种经济形式的共同发展比之前的哪个朝代都要活跃。

在元代，和尚们利用政策性支持，充分发挥了多种经营的理念和思维，在那个时代混的如鱼得水，不仅做大做强了之前的老本行：佛家房地产业，更深入发展了多项产业，彻底实现了多种经营，我是真不知道这寺院的和尚们到底是念得哪门子的经。

举国一片大好的形势下，可想而知，我们的峨眉山和尚肯定也不会闲着，虽然我找不到相关的佐证，但是依惯例，四大名山中除了九华山以外，应该都在元朝发展的不赖。

但是同样是好景不长，蒙古人利用武力统治了没多久就被武力解决了，人为的四个等级制度遭到了汉人的集体反抗，各地的抵抗运动风起云涌，蒙古人没扑腾几年就挂了，具体内容可以参考拙作“普陀山篇”。

短暂的割据势力（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58）

元末的动荡就不多说了，当时反元的主力军红巾军（这个红巾军很牛，一竿子牛人全是这个队伍里的）分为东西两系，西系的头子徐寿辉任命了一个叫明玉珍的为统军元帅，后升为统兵都元帅。

当时长江以南基本都被各路抵抗力量占据，大家也都忙着扩大根据地，打了个不亦乐乎，这个明玉珍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公元1357年奉命西征，进军四川，要说当时的各路军队还真不是盖得，明玉珍领兵首定夔、万州，再进兵重庆，很快就占领了四川大部分地盘，当然，之所以这么快，还是因为没人了。功成名就的明玉珍被当时红巾军首领徐寿辉拜为陇蜀四川行省参政。

《明史》：“明玉珍，随州人。身长八尺余，目重瞳子。徐寿辉起，玉珍与里中父老团结千余人，屯青山。及寿辉称帝，使人招玉珍曰：‘来则共富贵，不来举兵屠之。’玉珍引众降，以元帅守沔阳。”

明玉珍（公元1331年～公元1366年）元末湖北随州人，和元末众多的抵抗力量领导人一样，之前就是个农民，而且是农民世家，要是元朝没搞出个四等人来说不好这辈子也就这样做个老实本分的农民，最多也就是在农闲的时候进城当个农民工什么的，碰上黑工头不给工钱也只能以跳楼相威胁，但是时代不同，农民们也不同了，不以死相逼了，拉了一帮子农民占山为王了，所以说别小看农民工。

公元1352年，明玉珍这伙人被当时的徐寿辉看中直接收编了，随后就被派去打四川，三下五除二就平定了四川地区。

公元1360年，西系红巾军在牛人陈友谅的带领下一天天的壮大，陈友谅同学也不愿在当幕后英雄了，直接干掉了傀儡徐寿辉，自立为王。

这消息传到四川的时候，明玉珍就很是不服气，当初都是称兄道弟的陈友谅现在称老大了，你敢称我也敢。明玉珍在重庆自称为陇蜀王，随后相继平定川东诸州县并克汉中兴元，击败了盘踞在这的蒙古人的四川主力部队，“由是蜀中郡县相继下，玉珍尽有川蜀之地”，接着又进一步南征北讨，东进西击。

公元1363年，明玉珍遣万胜等领兵攻云南，败元梁王孛罗帖木儿。但是不久，梁王联合大理土官段功反攻，万胜孤军无援，退回。

我查了史料，这次战役就是明玉珍这个短暂政权的最后一次征讨，也就说他的地盘基本就彻底的定格在以重庆为核心的范围内了，疆域包含今重庆市及四川东部和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贵州北部。

公元1363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统。

虽然当皇帝了，但这个明玉珍很清楚自己的定位，淳朴的农民深知这是碰上好年景好运气才有了这样的好收成，所以重用元朝的进士知识分子刘桢为参谋，基本上对这个刘祯是言听计从，大夏政权在刘祯等人的规划下，短时期内居然做到了稳定也很是难得。

同时，大夏国还设立六卿，任命百官，开科取士（这点很重要，给读书的人前途比什么都强）。分四川为八道，下设府、州、县三级。这个就说不好了，本来也没多少人设这么多官吏干嘛？

最最关键的一点是“大夏”废除了元朝的一切徭役，税收只有元朝期间的十分之一，可以说还是让利于民。

更为眼光独到的是，居然主动交好当时和陈友谅交锋处于下风的朱元璋，这些都能说明这个明玉珍可能水平一般，但是他手下确实还是有一帮子有能力的人。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团队对当时四川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恢复和缓解的作用。

公元1366年，明玉珍病逝，临了临了，明玉珍还千叮咛万嘱咐的告诉其子明升：

第一；我们世家都是农民，能有这样的收成不容易，得保住；

第二；得尊重帮我们打天下的管理的高管人员，这活我们家人自己干不了；

第三；千万不能得意忘形的想着称霸中国，能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就行。

这个交代充分说明这个明玉珍还是非常明智的，但是这很多事情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你想守着别人可没这么想，大地主朱元璋干掉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后，终于腾出手准备收编四川了。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遣使劝降，你自己也不行，地方小人也少还是跟着我混吧。

明玉珍的儿子明升牢记了农民工老爹的话，我得保住，没答应大地主朱元璋的和平收编建议。

明洪武四年春（公元1371年），大地主朱元璋遣汤和、廖永忠、傅友德等领兵征蜀，不答应好办，那我就派人去打你。明升的夏军那是身经百战朱元璋部队的对手，很快败溃。

六月，明兵抵重庆，明升被迫出降，夏亡。

大家可以注意下，当年的春天进军，六月就干掉了，和之前的历史惊人的相似，四川还是没逃脱这个二代保不住的怪圈。

这一次的割据因为时间确实短暂，而且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基本可以说是毫无作为，连二代都当的毫无特色，昏庸不出名、才气更不出名，所以我并不认同这是一个割据政权，只能说在元末明初动乱的年代一方的地方势力而已。

次年（公元1372年）明朝户部统计，四川民户总共八万四千余户，这个户的概念确实不是很好统计人口，不过按照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算法就是一户一般按7口人计算，也就是说大夏政权的统治下四川的人口数是58万人，这个数据看着比较揪心，元初的统计还有60万人，整到明初的时候整个四川也才58万人，还少了2万，所以说从南宋开始四川就基本上没有多少人烟，相当的凄凉。

今天得重庆城号为“三都之地”，原因之一就是明玉珍曾定都重庆。

今天的重庆还有明玉珍的陵寝和宗庙遗址，还是重庆市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空了大家可以去看看，但是基本看不到什么，而且名气很小。

谁是四川人（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59）

关于明朝的历史，建议大家参见“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写的还是很有水平的，咱不说很多正统历史学家的看法，其实历史只要写的好看，有人看，然后有人关注就成，当年明月起码做到了这点，我觉得就很好。

至于我这，就与本书的特点我这只关注有关四川的，大的环节就不多啰嗦了，在明朝统治期间应该说四川的整体发展还算基本稳定，所谓稳定的基础就是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曾经的天府之国经历了多年的动荡在明朝开始一点一点的恢复元气，虽然之后会遭到更大的打击（这是后话咱们后面再说）。

之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四川的发展，历史上四川最繁荣的时期在南宋，当然也是盛极而衰的起点。这种繁荣不是没来由的，基础还得拜托唐朝几任皇帝的逃难和北宋灭亡，两个年代的事件导致大量的北方士族的迁入。文化的涌入才使得四川的文化、经济都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也才有了南宋时期的空前盛况。所以说高素质人才的大规模迁入才是经济的发展的基石，那么我们历史上的四川经历了多少次的移民呢？

总结一下就和我之前说到过的：

第一次是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十万人左右，这一次应该是一举奠定了四川人文明发展的基石，后期的诸如什么司马相如啊、司马相如的老婆卓氏家族啊基本上都是那会进入四川的。应该说这是一次政策导向的技术性移民；

第二次是秦统一后的当初各国贵族移民，关于这一次移民历史记载不多，但是对四川非常重要。秦统一六国后，为了维护统治，彻底熄灭各国地方贵族势力可能的反扑，秦国将战国的六国贵族大部分强制移民到了荒芜的巴蜀之地，去那老老实实的待着吧。

这个政策看似不经意，但是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只有贵族才有能力和资格学习，也就是说知识、文化、各种技能都是掌握在这些贵族手里，所以说这一次的移民应该说是最关键的，这些人带给巴蜀之地绝不是简单的人口，更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知识、技术，这是决定之后巴蜀命运的一次重要移民，虽然人数不多，历史上貌似也不重要；

第三次是西晋末年，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流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包括后来的皇帝李特等人。

这是一次各地难民进四川找饭吃的，基本没给巴蜀之地带来什么新鲜东西，来的都是张嘴吃饭的，不过这也从一方面提升了巴蜀的农业经济，人口增加就会带来耕地的大面积开发和产量的提升，可以说对于巴蜀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四次是北宋，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这次还是陕、甘移民入川，这是逃避北宋初期战乱的，这次比较简单，基本就是增加人口；

第五次就是我们要说的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

当然，之后还有规模更大的移民我们随后再说，应该说每次的移民都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和各种意思形态，对于四川的发展和文化交流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历次这样大规模的移民从跟上就彻底的摆脱了之前的巴蜀土著的人口结构，可以这样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四川经过几次大的移民后其实已经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川人，现在的川人大部分全都是外地人口。

明朝往整个西南地区大移民约起于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之前死扛了金、蒙古人的进攻后的四川、湖北一带因战乱受到了极大的损伤，这个蒙古人和金人的政策都一样，遇到反抗一定是“杀”来解决问题，而后来统一的元政府的基本政策更简单，这地只要能保证驻军的粮草就行，压根就没考虑过四川等地的经济发展问题，这点我们可以对比一组数据：

唐代：四川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不好意思没数据，比较汗！

北宋：四川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这个也没有数据，暴汗！

南宋：四川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财赋收入占整个南宋1/3，合计钱赋三千万缗，这个终于有数据了，擦汗中！

但是在元代就出现很大问题了，清初张烺撰、胡传淮注的《烬余录注》中表述：

面对宋元之际四川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的任何经济发展措施。

当时的四川没有劳动力，没人干活，生产就不可能恢复，经济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四川的经济基本上处于一个停顿和空白的状态，这点是因为蒙古人太仇恨川人的抵抗还是什么原因，没人知道，反正这个蒙古人的朝代在四川乃至整个中国都是就知道享乐，基本正事没干什么，当然，这也不能怨人家，人家就是来消遣你的。

另外一个数据就很说明问题：

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

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

《元史、食货志》：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

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四川简直就是降到不能再降了，原来的钱罐子一下成了闻名全国的贫困区了。

相比之下，现今比较贫困的江西省在那会却是一片的欣欣向荣，人也多钱也多，就是地少，当时的江西可是中国第一大人口省份，这个我倒是有点费解，那地儿也没少了打啊？怎么就这么多人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初期的时候，明政府就开始启动一项利国利民的措施：

人口大倒腾；

先把人口众多的江西人往就近的湖广移民，然后湖广人再就近往四川移。

这样的移民政策还是非常聪明和人性化的，地区比较接近，生活习惯、方言口音什么的，都不需要多大的调整，到地儿就能干活，不用喝“藿香正气水”治疗水土不服等，因地制宜，很让当时的民众接受。

在这次政府性移民中，至少有312万的江西人口在往湖广流动，原来的湖广人也没闲着，给远道来的江西人腾地方，分流向四川、云贵一带。

同时，明朝为了解决战争结束后的军队安置专业问题，从上到下大力发展军队屯边政策，不少于20万的军队移民西南落户，这大兵们都过去了（明朝的政策和现在不一样），可不是简单的服兵役，这是在当地安家，有战事了就打，没的时候就种地当农民。这样就一定得有家属跟着，不然谁能安心在那干活，所以说20万的军队就意味着大概100万的人口移民，大家可以算算这一下，咱们的四川来了多少人。

之前的四川“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吴昌裔疏》。

这会就有人干活有人做生意了，四川终于能喘口气了，事情的发展也再次印证了四川还真是给口气就能活的“肥地儿”。

这项利民利川的政策从明初就开始执行，湖广地区的移民持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

明代王维贤《九贤祠记》：

“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

老的川人基本上在战乱期间死的死、逃的逃，这些基本上都是后来移民过来的，当然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也很能吃辣。

从以上的历史数据看，现今的人口大省四川会有多少最早的巴人、蜀人呢？恐怕是没有人能认定，或是基本就没有了。

这事还没完，移民这项政策还真得到了一直的贯彻执行，大量移民来了后，都惊喜的告诉家人和亲友，赶紧来吧，这地儿人少、地多、钱好赚，口口相传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全都来了，一直到公元1401年，这次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才基本结束，至此，明末四川已经有了400万人左右。

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峨眉山发展的还算可以，宗教一定是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社会的富有而同步进行的，连饭都吃不饱，谁还有工夫搭理什么大师啊，当明代四川在逐渐恢复生机的时候，我们的峨眉山佛教也再次迎来了一次新的契机和挑战。

道士们的反扑（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60）

元末明初的时候，天下大乱，各路势力交错盘杂，我们道教的道士们也秉承了一贯的传统，四处奔走、积极联络各方势力参与和组织抵抗运动，这点基本可以认为是道教的传统，为什么道士们都热衷于秘密组织和积极参与抵抗运动的根源不得而知，但是基本上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反抗政府的运动貌似都和道教有着多多少少千丝万缕的关系。

按说抵抗蒙古人元政府等等活动积极是应该的，但是问题是抵抗完“元”这个殖民政府后，马上就又有道士们继续参与抵抗下一任政府“明”，这事还整的没完没了了，左右是跟当权的干上了，甭管是哪族哪派的，到这都一如既往的掐，让人费解的道教啊。

明初的中国道教界再次涌现了一个泰斗式的人物：张三丰。

这位大师拜托各个武侠小说的普及，已经是现在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我们的道教同样一如既往的秉承了自己的传统：出了名人也就出现了新的流派。

就这事而言我觉得更是比较的诡异，这点可能也是道教干不过别的宗教的核心问题之一，我查了下道教的各种派系，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就查到三十多个，估计连上我查不到的怎么着也得百来个吧，本身势力就不大还整出这么多的派系来，而且各派各系还没少了掐，这样的宗教能成功才是出了鬼哩。

看看人家世界上流行的宗教什么佛教啊、基督啊、伊斯兰啊什么的就没听说这么多的内部派系，人家顶多也就三两个派系吧，所以说成功必须得专注和专业，只有这样才能开得了百年老店、老字号。

道教大师张三丰也是个道士，也就一如既往的继承了道家的传统，他整出来的叫“日新派”又称“三丰派”。

元末的时候，整个道教在张三丰的偶像带动下联合各路势力共同反抗元政府的统治，并在共同作战的过程中和朱元璋等一竿子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但是，同样应验了那句老话，对道教也好朱元璋也好都一样：同患难不能同富贵。大家合伙干掉了元政府后天下稳定了，也就意味着没事干了，那就找点事吧，还是老路子比较熟悉：咱们接着反对这一届政府：“明”。

之前的合伙关系一方面由于朱元璋的老子天下第一的思维大力打击功臣，另一方面道教的固定思维习惯性的组织地下组织，我们的道士们在成功后也进行了分化：

总而言之，革命成功后道教大部分道士上山修仙不问俗事了，这是一部分得道的；

一部分革命成功后享受成功果实腐化了，去娶妻生子当官了，这是成功转型的；

重要的是还有一部分继续这他们的事业，依然从事地下组织团伙了，这是诡异的。

当然，道教的整体表现左右了明政府相应的宗教政策，明政府对道教的政策从最初的感激支持到后来的厌烦和压制。

明政府在朱元璋后期就已经开始对道教失去了耐心，由政府出面强行进行整顿，在洪武年间，道士和道教信徒们受到了官方的抑制，严重衰落。

这是全国的道教现状，我们惨淡的峨眉山道教同样面临这样的状况，但是峨眉山的道士们基本还保持着修炼和复兴的梦想，在明初为了重振峨眉山道教风采，峨眉道士们放弃了派系之争，集体筹款请来了当时道教泰斗张三丰来峨眉山讲道说法，希望藉此明星效应重振峨眉道教。

张三丰于公元1403年拜峨眉山，张三丰知道峨眉山道士们混的很惨，但是来了后才知道不是很惨，是非常非常惨！山上道观一片荒落，大部分当年的道观和地产全部都被和尚们整合收编了，里面都改敬普贤大师了，张三丰很无奈、很失落，留下了“洞口瑶草封丹室，静中谁识古仙客”的不尽遗憾。

不过，失落归失落，张三丰还是希望能多少给峨眉山道士们点希望，利用他的威望在峨眉山召集信徒，张三丰据说博学多才，儒、释、道论理皆通，但是在峨眉山是因为和尚们太厉害，还是别的原因不得而知，反正是偶像的推广效果也很不理想，张三丰也很失望，留了一首诗后带着遗憾离开了峨眉山：

“朝隐青城幕大峨，蜀中往阅人多。最爱峨眉峰顶月，清晕白上道人袍”。

虽然效果不好，但是起码留下了个传统，从此，峨眉山的道士就开始改穿白衫，虽然人少但是也算是有了统一的工装了。

这是明初峨眉山的道教状况，虽然失败但还算是努力了，随后的峨眉山道士们痛定思痛，决定放下架子向和尚们学习，一丝不苟、专心致志的开始走上层路线，也终于在明万历年间有了收获。

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当时的四川巡抚赫赢（这个人的名字很奇怪，主要是各种史书貌似什么叫法都有，我查看了很多都没找到一个确定的称谓，有叫郝卫瀛，也有叫卫赫赢的，这个搞得我也有点晕，这个姓氏都有点乱，干脆就叫郝赢吧）的和四川监察史刘宗祥终于开始支持道教了。

这个举措应该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政府出面规划道教地产楼盘，可见经过多年后道士们终于开窍了，当时四川省政府出面，募集公款在千人洞侧修建了纯阳殿，还广泛召集各地的道士来住守，因为四川这地也就峨眉山道士们很失败，像成都啊、青城山啊道教得势力还是挺大的。

峨眉山的政府性整顿很见成效，分别先后修纯阳殿，度塑吕洞宾立，座，卧像等等。

明人龚啊贤还未纯阳殿题碑：《纯阳殿碑记》：

“皇人去今远，纯阳继皇人，而仙距今才千余年，人耳且皆知之，祠纯阳则皇人为不泯”，这是文人舆论造势的；

四川监察御史列宗祥也在碑文中说：“世传峨山之胜，以普贤大士名，而不知猪肝、飞来诸峰则以仙踪，平分毗卢一席。”这是官府出面为道教地产“猪肝洞社区、飞来峰社区”（听听这名，唉！很无语！）再次振兴祝贺和寄语的。

峨眉山道教在政府和多方的支持下，再加上各地教派的声援下开始再次焕发生机了。

随后的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5），峨眉县明光道人在峨眉山麓建堂，这应该是一次值得纪念的建堂，因为道教头一次主动想佛教示好了，表示和平共处的态度，希望和尚们能体谅并且达成和解，就像当初和尚们刚来道士们对待和尚们一样。

道士们为了委曲求全，甚至不惜放弃尊严，在道观中供礼普贤、广成、接舆牌位，意谓三教会宗，取名会宗堂，不管结果怎样，反正这个姿态放得很低，话说回来，信仰什么时候听说能并存的，只能说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很可悲。

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重建的普光殿，据明蜀王朱怀国的《峨眉山普光殿记》的记载：殿中以铜铸天地水府，天君侍者，雷地出王之神像，以为百千年之香火也。

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胡说八道的“胡世安”著的《译峨籁》，虽然我知道他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猜的，但是因为他猜的比我猜的早，真不真的不知道，我想最起码哪个朝代的东西还靠点谱吧，具体的大家看看自己估摸吧。

《译峨籁》中《峨眉山道里纪》里多少进行了统计：

峨眉山道教洞府，其中洞二十个，峰三个、坪四个、池七个、庵三十七个、堂十个、殿五个、楼四个、阁五个、亭三个、桥十一个、坡三人、观六个、祠五个、庙四个。

虽说少点，但多少也算还行了，这些起码有点花园楼盘的样子了，比之山下的“猪肝洞道观社区”强多了。

之所以能在这个时期道教能重振雄风，主要原因还是峨眉山的道士们认真研究了和尚们成功的经验，主动改进了自身的发展策略：

一；加强政府公关，不惜一切代价取得政府对于地产开发的支持和协助，最大程度的获取政策性补贴资金和地皮，说白了就是得大把的花公家钱，之前和尚们就是这么干的。

二；加强对外沟通，和成都、青城的同行广泛交流，学习先进的管理办法和经验，同时必要时刻共同运作做大声势，获取更多支持。

三；主动示好，求同存异，特殊时刻特殊办理，和尚们势力太大就尽量和解，坚决像和尚们学习，偷偷的壮大自己再说。

基于以上几个战略的实施，峨眉山的道教似乎开了宗教界的先河，

“道观以太上为主，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

“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

这些都成了峨眉山道教的教旨。话说回来，峨眉山搞佛、道相融是不是能得到和尚们的谅解吗？能和平共处吗？能扭转乾坤吗？

和尚们也没闲着（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61）

之前说到峨眉山的道士们终于开窍了，正确的运用了各种手段，同时积极的取长补短学习和尚们的经验，并且放下姿态，以弱者的姿态谋求一种和谐，貌似也取得了一些实际效果，不过，这还得看看真正强者“和尚”们的态度吧。

明初朱元璋最早虽然比较支持道教，但是历史上这个朱元璋在早期没地儿混饭的时候曾经当过和尚，曾为皇觉寺僧，不仅当过和尚，而且当和尚后还基本能有口饭吃，吃得饱还是吃得好先不说，起码有吃的，饮水思源，我们的朱元璋同学对佛教自然也就不可能不敬。

虽然支持道教，但是并不抵制佛教，其实要不是道教自己的问题（总是组织地下组织），应该在明初基本还是能和佛教互执牛耳的。就当时而言，道教的道士们在积极的争取政府支持，佛教的和尚们也没闲着，也同时利用朝廷的关系积极扩大市场影响力。关于峨眉山的部分，我们就拣点重要的能说明问题的事件来述说吧：

朱元璋敕封当时的大和尚“宝昙”和尚为国师，洪武初遣师来峨眉山，重建铁瓦殿。

宝昙大和尚留蜀10年，道化大行。圆寂后，太祖赐诗二首，以昭其德，《补续高僧传》。

由此可见峨眉山在当时国家和佛教界的地位，国师级的大和尚亲来道化，峨眉山佛教道行很深。

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峨眉山普光殿毁于火。

这就是大罪过了，最早的“慧通禅师”很早就提出了峨眉山以山相属火，多遭回禄，改寺名以三云二水压抑火星，这论调还真是有点悬啊，后世就该牢记。不过峨眉山的和尚们在这点上还真是体现了逢迎圣上的原则，只要是政府有要求就一定改名，把之前的先辈交代的事忘的干干净净，而且这个寺院起个名还是带个“光”，罪过罪过。

烧就烧了吧，咱继续来，当时的住持“了鉴”和尚在毁寺后大肆组织募化，而且还忽悠了蜀王朱怀园亲自带头捐资重修，经三年始成。

大家看到了吧，依然是强大的政府资源，地产受损失后，不等不靠，不找保险理赔，人家自力更生，不仅成功吸纳了社会资金，还能享受政府资金补贴，这点而论，人家和尚们还真不白给啊。

嘉靖甲午年（公元1534年），大和尚“别传禅师”来峨眉，于峰顶饰新铁瓦殿，再创建新殿，铸普贤铜像一尊、铜佛六十五尊于峨眉金顶，铸普贤三身铜像供奉白水寺毗卢殿，于白龙洞外按《法华经》，以字计株，广植楠柏，名“功德林”。并铸铜钟三口，分置白水寺、永延寺、圣积寺。圣积寺铜钟最大，计二万五千斤。

别传禅师因功德（主要是私募资金的能力非同一般）被当时的最高领导人神宗赐号“洪济禅师”。

大家看看如果有兴趣可以再回头看下前一篇道士们的楼盘，对比一下就知道了，高手和尚们这才是大手笔。因为人家和尚们不干活，这些盖楼的钱全是他们忽悠来的，就以此而言和尚们的忽悠能力绝对不是盖得。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通天明彻大师”（听听这名，就知道绝对绝对的大忽悠）来礼普贤，于千佛顶结茅驻锡，这就是盖了个售楼处，开始重点忽悠。

万历癸酉（公元1573年）还是这个“通天明彻大师”，在天门石下建一海会禅林（这是楼盘），安住众僧，持戒十年，道望日隆，声闻朝廷，这点很诡异，你老老实实的持戒怎么可能声望日隆，还声闻朝廷，这绝对是作秀。

丁亥年，皇帝赐紫衣袈裟及《龙藏》一部，并派太监给帑金庄严经阁，盖以铁瓦，赐额“护国草庵寺”。

楼盘正式提名，这名字给的就如同今天的“国立某某大学”的牌坊一样，看着就让人肃然起敬。不过这名起的同样有问题，“草庵”！不还是引火之物吗？

“通天明彻大师”的弟子“无穷大师”（我非常费解这帮子和尚的名号，又是通天又是无穷的，这像是四大皆空的僧人吗？这整个儿一西游记里的各路大神啊），秉承师志，就是继承了师父大忽悠的衣钵，徒弟继续干。

无穷大师于万历十六年戊子（公元1588年）云游楚蜀，积极扩大、深挖融资资渠道和范围，这回不仅是四川了，连两湖也一起绕进来了。

“无穷”干的不错，募铸高三丈六尺千手千眼观世音铜像一尊，迎回峨眉。

光请回来不行，这事也得找政府，辛卯年赴京奏请慈宫，开始忽悠太后，要不说和尚还真是有点门道啊，想去哪都成。

无穷大时对太后说：我们这以往供普贤，就是因为对您老人家的敬仰，我们也可以供供观音，没别的，只要您老看着高兴，再给批点费用什么的我好回去接着扩大我的楼盘面积。

果然，太后大悦，赐金敕建“大佛寺”，安奉大士铜像。并于万年寺侧建慈圣庵，供太后像及珍藏朝廷赏赐的经卷、袈裟、法器等。

看见了吧，和尚头脑不是一般的灵活啊，先打听好朝廷里面太后说话比较管用，就先筹钱整出个观音，然后再去忽悠太后批地皮，大佛就是您老，必须得安家落户，安家了，您老也得过日子吧，愣不成堂堂太后还去化缘要布施吧，那就还得来点东西，这东西也不能放这啊，这是佛待的地方，再给一地儿放您老赏赐的这些东西吧，也好让我们每天都能看见你对于我们的支持，这一来一去的，结果大家自己想吧。

这路子，完全可以入选MBA的教程，以供广大有志之士学习膜拜。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慈圣太后赐金，遣中贵二人，在白水普贤寺修建砖殿，覆罩普贤愿王铜像，经年始成。

神宗朱翊钧御题“圣寿万年寺”额，为太后祝禧之意。

白水普贤寺由此更名圣寿万年寺（又是逢迎权贵乱改名字，和尚们还真是忘了本了啊，所以说这峨眉山还得烧，原因就是这帮子忘本的势利和尚）。

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福登禅师”募化，潞安沈王捐资数干金，铸造金顶铜殿（就是金殿），又奉慈旨，“赐尚方金钱，置葺焚修常住若干，命方僧端洁者主之。”四方檀越亦慷慨捐助，共襄胜举。兴工于万历壬寅（公元1602年）春，成于次年癸卯秋。王题额“永明华藏寺”。

万历四十二年，神宗朱翊钧敕赐峨眉山永延寺藏经一部。

以上都是些我觉得比较经典的，无论是在政府公关、发展战略、经营思路等等都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看到这些，我估计谁都知道道士们干的那点活和和尚们比起来就根本不堪一击。

高手和尚们在很多方面展示了极强的综合实力，而且用事实让道士们知道，要想成功，绝对不能模仿，成功的模式是不可复制的，我们打着普贤大师的旗号，但是时代、环境不同的时候，我们还能打着观世音大师的旗号，只要当权的需要，我们就能换、就能变通，我们就是这么顺应潮流，跟我们学，累死你们！

除了上面这些大手笔，各路小山僧们也没闲着，在大师们的统一领导下相继在山上新建了一批又一批的寺庙，也都是各有各的特点和名气，最关键的是基本都有记载，这点还真是得学习。

如洪椿坪，《峨眉山志》：

该寺第三任住持德心大师，蜀中名僧，时有僧众及静习者千人。饮水不足，他亲自凿石引水，使千众静安居，传为美谈。如今寺里（双百字长联）还留有“奇哉德心咒泉，千从静安居，毕生精进”之句。大家去了可以去看看。

最可怕的是，和尚们不仅大力新建和扩建寺庙，还修建峨眉山磴道，炸岩筑路，彻底贯彻要致富先修路的基本理念。

在别传禅师营造名扬遐迩的古德林的带领下，各个寺庙都开始在寺旁及游道两侧植树造林。营造花园式大型社区，舒适的环境和配套设施大幅度的提升了楼盘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实际扩大的楼盘面积更获取了投资人（香客、施主）们的一致好评。

峨眉山的和尚们在万历年间常住的就有一千七百人，看看人家这数据，同时期佛教在峨眉山的发展盛况，就知道道士们确实不在一个档次啊。

而且，在明帝王们的大力扶持和和尚们的积极努力下，峨眉山佛寺建设的规模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大局面。

还是胡世安的《峨眉山道里记》记载的：

其所经、所见寺庙达111座（这还不含当时已废和不属峨眉山范围的寺庙），当时峨眉山基本上是全山无峰不寺，更可怕的是从报国寺到峨眉县城，沿途也有山上各寺院修建的脚庙，如圆通寺、保宁寺、菩提庵、圆觉寺等等，这些虽是附属小庙，但也另有庙名，各为一寺。大小寺庙“莫不崇奉普贤菩萨，四方信士礼敬普贤者，亦莫不指归峨眉”。

峨眉山佛教可以说在明代已经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在这一次的佛道之争中完全占据了上上风，但是我们的道士们依然在坚守，虽然很少但还有，也正是他们的坚守和经验教训告诫了四川的其他道教名山，和尚们来的时候一定不能手软，起码这个现实的教育意义是具备了，峨眉山的道士们也就剩下这一点了。

本回合，和尚们大胜！完胜！压倒性决胜！

搅局的还是陕西人（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62）

明朝期间，中央政权对四川的统治基本成功，明政府置四川承宣布政使司，又置四川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合称“三司”，分掌行政、军事、司法。

三权分立，各司其职，基本保障了统治的分权，彻底限制了各方面势力的增长，同时分权而治也使各方面官员能专心做好本职工作，四川政局基本趋于稳定，但是南宋时期的空前繁荣已成为昨日黄花一去不复返了。

明朝就与四川的特殊状况还制定了一个特区政策，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推行高度自治，推行所谓土司制度，先后在川建立了15个土司地区。

集中和自治基本贯彻下来，可以说明朝的政治家在稳定四川的政局而言，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水平最高的，分而治之的原则虽然在经济开发方面会因此而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土司制度虽然稳定了政局和分化了矛盾，但是却丧失了很多统一开发和管理的基础），这点可能也是影响四川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元末的战争导致人口大流失，移民工作的进展不得力也就必然影响经济发展。

四川在明朝的统治期间虽然也有些多多少少的战事，而且其中还有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杨应龙之战，但是就四川历史而言基本都属于小规模叛乱，很快都被明政府镇压了，但是在明末四川再一次登上了历史的重点，不过这次让人很失望很伤心的却是这一次的隆重登场，比元末的那次更悲壮。

纵观四川的历史，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四川有一个血脉相连的省：陕西，我们来看看历史上四川和陕西是怎么个血脉相连：

四川的起步和开发是因为最早的秦帝国（陕西人），巴蜀人口的结构改变是基于陕西人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民，这批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可以说大部分后期的巴蜀人都会有秦国人的血统；

四川的大治基于都江堰的成功，巴蜀之地从此从不毛之地变成了沃野千里，这是由于秦帝国的郡守（陕西人派来的干部，也算陕西人吧）李冰父子主持的；

随后在秦帝国统一后的又一次由陕西人主导的各国移民再次席卷四川，要说上一次带给四川的是经济和农耕文明的话，这一次就是带给了四川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这是一次真正的士人移民，也可以成为文化移民。

四川历史上第三次大移民还是源于汉中灾荒，又一次的大规模移民并建立了割据政权，同样来源于陕西人李特家族，再一次的川人和秦人的混合；

唐朝时期就更加紧密，成都被称为“陪都”，也就等于是即长安之后的全国的重镇，而且几次的唐朝皇帝的大逃亡更是带去了陕西方面的各种人员、技术、财富等等，这是最高规格的移民；

南宋时期，川人更是联合陕西人共同组成了川陕战线联盟，共同抵抗金、蒙古人的入侵，这期间的融合就更为紧密了；

这一次，历史再一次的将这两个地区结合在一起，这一次又是一个陕西人使四川再一次的站在历史的前台，大西王：张献忠。

关于这位老大有着几乎传奇的传说，这个陕西人张献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怎么就一步步的走到了四川，而且十分诡异和不可思议的挂了，种种谜团都很让人费解，例如：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的大西政权的核心和覆灭的根源是什么？

张献忠千船沉银之谜在哪？

关于张献忠屠蜀的争议和历史真相是什么？

对四川影响极大和争议极大的张献忠到底对四川做了什么？

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看历史的真相吧（有部分是我猜的）。

时事造就了一群陕西人（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63）

张献忠；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9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

《明史》称他与另一个“搅合王”李自成同年生，这个其他的考证还真是很少，没什么意义我们就不去探讨了。

简单说下张献忠其人的历史：

少时曾读过书，成人后参军，这些都没什么特别的，在学校不是什么好学生也不是什么坏学生，毫无特点可言，要不是世道造就估计最多也就是个县城的混混。

成年后的张献忠在地方看到没什么前途后，毅然选择了参军这条路，不过地方没混好在军队也没混好，毫无成绩的光荣退伍了。

比较幸运的是在退伍后，和今天的很多人一样再次光荣的混进了公务员队伍，任延安府捕快（退伍军人干警察，这个理论貌似今天也成立），不用说这个职务从古至今就是外快很多，张献忠也同样积极投身于增收辅业，不过不知道是因为缺少经验还是比较倒霉，反正是很快就被发现了：因事革职，被清除出公务员队伍。

这次失业对张献忠个人打击很大，主辅业同时失去，生活瞬间就陷入了困顿中，百无聊赖的张献忠好在还年轻，再次至延绥镇从军（又参军了）。

这回和之前不一样，居然当上了职业军人，但是这厮还是老毛病不改，很快，就把主营业务外的增收项目开到了军营，晦气的是居然再次被发现（看来这个学习不好还真是麻烦，干个坏事都经常被抓），这回闹大了：因事当斩。

眼看就要人头落地的时候，被当时的主将陈洪范观其状貌奇异（长得奇怪有的时候也是资源和本钱啊），为之求情于总兵官王威，重打了一百军棍除名，从此便流落乡间，经历丰富的张献忠很快就成了当地著名的流民混混。

之前多次的利用职权搞增收和政府机关任职等经历是张献忠大长见识，而且混了不少的人缘，没事干倒也没饿着，基本就是混着。

这个张献忠混着混着，机会来了，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

这个灾荒非常背，不是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干旱完了又接着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这是明朝末年陕西的情况。

而当时明朝比较富裕的东南一带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大片富庶的田亩被用于经济作物和高附加值作物的种植，粮食产量随之下降（那边也不缺粮食吃，所以也无所谓），没粮食，政府的赈济就成为空谈，而没有了赈济，遭灾的陕西农民们的生活可想而知，最终，饿的大家都只能铤而走险，起来造反，其实说造反都是抬举他们，一群灾民就是混在一起吃大户而已，哪有吃的大家就一起往哪跑。

于是乎，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宜川王左挂、安寨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等一竿子陕西人就成了这帮找饭吃的灾民们的头，有了领导就有了方向，灾民们很快就群起乱哄哄的闹起来了。

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混子张献忠也没闲着，利用之前的人缘在家乡聚集了十八寨的农民兄弟也组织了一支找食物队伍，自号“八大王”，同时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还称为‘黄虎’。

当时的各路大神因为没什么文化，都属于文盲和半文盲，有的连名字都没有，有的名字不好记，就都起个外号叫，琅琅上口，淳朴的农民弟兄们都记得住，不过起外号也是门学问，起的不好的都挂了，象什么滚地王啊、三只手啊、逼上道啊都没什么出息，响亮一点的都混得不错，八大王就不错，虽然听着有点象大王八，但是一听就知道这玩意长寿。

张献忠的队伍最早跟着另一个大头目王自用混事，因他读过一点书，又受过军事训练，这在当时文盲成堆的队伍里很快就崭露头角，显示了不同于大部分文盲的指挥才能，很快，张献忠就在队伍里有了自己的嫡系小弟，自成一军。

同时，因为多少有点能力，逐渐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所以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句话还真是有些道理的。

当时的明末这帮子造反的没什么政治头脑，也没什么长远目标，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家都裹在一起，听说哪有饭吃就全都一竿子砸过去，唯一不同的是这帮人拿着刀枪，不是要，是抢！

在我们国家现今政府的官方历史教科书中再加上一个五毛文人写了一本“李自成”的书里，都管这叫所谓的“农民起义军”，管这种四处抢饭吃的流氓运动叫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

其实说白了最开始就是几个饿得慌的人拿着刀枪流窜抢吃的，发展发展后因为不用干活拿着刀枪跟着混就能有吃的，这支队伍也就从几个人到越混越多、越来越大。毕竟那个年头陕西、河南一带确实经受了多年的荒灾，吃不饱饭的人大把，这支队伍也由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有文化的张献忠有幸经过发展，成为其中最强大的一支部队之一。

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冬天，这帮子混饭吃的被认真起来的明政府军打得乱七八糟，死了很多诸如叫“混事王”之类的头目，连名声显赫的王自用等人都挂了，大家又混在新一轮的领导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旗下，张献忠这时已经能独立成为一家了。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张献忠首次入川，攻陷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重庆女总兵秦良玉（著名的土司家族）提兵赶至，张献忠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白杆兵”威名，苍惶逃走，秦良玉率军追击，与正好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大败张献忠，张献忠第一次入川找饭吃的单飞计划失败。

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张献忠再次和混饭吃的队伍们混在一起，这次大家混在一起很背，被明政府军围困于河南。

为了冲出包围圈，十三家头脑在河南荥阳举行了逃跑会议，会议结果很简单，分头跑。

方向是出来了，但是关于谁往哪跑的策略性问题很重要，为了公平起见，大家抓阄决定，这个不知道是真的冥冥中的天注定还是里面有猫腻，反正是抓到往西跑的全挂了，西边堵着他们的全是明朝后期的牛人，而往东的都活过来了。

往东跑的就是后来最牛的几个，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

张献忠跑路记（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64）

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老哥儿几个一路往东，也是因为负责围剿的明朝哥们儿谁也没想到他们会往东，因为这帮家伙的老家都在西边，所以明政府军在这个方向部署的力量比较薄弱，哥儿几个顺利的逃出了包围圈，一路向东狂奔，居然偷偷的摸到了明朝的中都凤阳。

凤阳之所以被称为明朝的中都，就是因为这地儿是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所谓龙兴之地，整个大明公司就是从这地方起家开始营业的，生意做大了后，常任董事长老朱家也很迷信，怕破坏了发家之地的风水，这地儿连城墙都没修，既然没城防，就更不可能有什么部队了，除了维持治安的警察就是几个看着很拉风的城管，这里的人也就这样安稳的过了很多年了。

当时，正是中都每年放花灯的季节，凤阳城上下一片的欢乐祥和，不幸，就是这样的夜晚，这帮子饿得两眼冒光的流匪来了，不用费劲直接干，反正这地儿没有城墙，直接冲击去就能抢，流匪很顺利。

流寇的队伍不仅吃光、抢光了凤阳，更狠的是砍光了明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还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最后还还觉得不够解气，干脆放火烧了皇帝的祖坟，你不是怕坏了你家的风水吗，就给你整点大的。

这事就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看，确实事整的有点大了，怎么干也不能坏了人家的祖坟啊，所以说后来明朝刨了李自成的祖坟也是因为这个，这个还真说不了人家什么。

流寇的动静整的太大了，瞬间举国哗然，以崇祯为首的明政府大为震怒，严令各地的剿匪部队集结，必须在规定时间收拾了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为首的胆大妄为的流寇。

面对这个全国性围剿的局面，老哥儿几个有点懵了，这回连会都没来得及开，还是老办法，分头逃，个人顾个人吧。

张献忠从凤阳出发，一路狂奔逃窜，经庐州（今安徽合肥）、安庆、和州、滁州，一直沿长江逃到江苏的仪征，基本没地跑了，再跑连话都听不懂。

往回逃！向西！再经英山、霍山、在湖北麻城碰到当时的另一个头目老回回“马守应”。既然大家都是跑路的，那就一起吧，又从湖北逃到河南，又逃回陕西，由商雒进入了老家陕西，在凤翔终于见到了凤阳就分头跑的另一股子人：高迎祥和李自成。

说实话，大家还真是都挺能跑的，经过多次的跑路经验，都各自总结出了一套办法，也都知道怎么对付后面追击的明军，虽然跑的很狼狈，但是好赖还都跑出来了。

老哥儿几个千辛万苦的终于又裹在了一起，想着能在陕西老根据地消停几天吃两碗羊肉泡吧，但是没几天又被明朝兵部尚书洪承畴在陕西打得满地找牙，没办法还得接着跑，又跑回了河南山区。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九月，准备从河南再跑回陕西的头目闯王高迎祥不幸碰上了牛人孙传庭，实力强劲而且不信邪的高迎祥看到孙传庭的部队人少，决定面对面的干上一场，结果很邪，牛哄哄的跑了一辈子的高迎祥全军覆灭。

其实这期间的明朝政府方面还是涌现出了很多的牛人，象孙传庭、洪承畴、曹文诏等等，可惜的是作为大明公司的总裁崇祯皇帝对各个大区的经理们不是很信任，各个大区经理也害怕被总裁处理也都拥兵自重，对于朝廷布置的任务，地方是在执行时，基本原则都是把这帮子流寇赶出我这就行，爱去哪去哪，只要别在我的地盘折腾就行，这也才形成了流寇能全世界乱跑的局面，不过这回的高迎祥不信邪，就准备在这好好的干一场，不幸的是，结果还真邪了，跑路的盟主在决定不再跑路的时候就被干掉了。

盟主没了，一竿子小弟们都有点晕，但是大家都再次明白了这个真理，还得跑，聚在一起更容易被灭掉，大家各跑各的吧。

张献忠带着队伍跑到了鄂、豫、皖一代，话说回来，都是跑路的，还就咱们的张献忠从参加工作到造反再到跑路都一直比较有经济头脑（当初也是因为经济问题被开除公职队伍，现在就更有水平了)，甭管东奔西跑，东西、钱什么的都没少捞，而且到那都带着，张献忠这点比其他跑路混饭吃的强很多，他有钱。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四月，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针对流寇们越来越精熟的跑路战略策划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全国围剿战略，全国总动员的围追堵截，各地的大员们都别闲着了，一起干吧，各路混事的不好跑了，跑到那都有人收拾，场面有点尴尬。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春，张献忠在南阳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也受了伤，跑到了谷城（今属湖北），投降了。实在是跑得太累了，跑不动了，歇会吧。

但是张献忠投降和别人不一样，他有钱，有钱就好办事，在他的贿赂下，不仅保住了队伍，而且还混了个政府官方的头衔和政府补助，居然能名正言顺的在谷城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卒。

这期间，韬光隐晦的张献忠还经常请人给他讲《孙子兵法》，找了几个读书人给他当军师，等着找机会再来，从这点看，这些年张献忠没白混。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五月，休养生息缓过劲来的张献忠在谷城又干起来了，这会不一样了，一方面休整时期整顿了队伍，二来丰富了领导干部的知识水平，三来最初收拾他们的那些个牛人现在都不在了，张献忠的队伍也从文盲混事的变成了正经的军队了。

隐忍多年的张献忠很快就打垮守备谷城的官军，打下谷城后张献忠孤注一掷的公布了当初行贿的名单、数字和时间，限定时间、限定地点的让明政府官员们把钱统统交回来，这下是连本带利全收回来了，看来这个不该拿的钱就是不能拿啊，拿得不好命还得搭上。

有知识的张献忠深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还拉上了当初的弟兄（也投降了明政府的）罗汝才、马守应，哥们儿几个都带着队伍到谷城与张献忠聚会了。

同时，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出山了，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了河南，这帮子闹事的消停了几年后再次搅合起来了。

当时的政府立即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左良玉与张献忠在罗猴山遭遇，经过休整和历练的张献忠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大胜！罗岱被活捉，左良玉丢盔弃甲，伏鞍而逃。

当时的崇祯皇帝大怒，派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再次出马督师，并令各省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再次展开了对一竿子造反的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全国总动员。

杨嗣昌一到襄阳，还是老办法，并檄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冲要，全力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

张献忠和李自成等等人都有一个惯性思维和习惯，跑！不停的跑，哪有钱哪有吃的就往哪跑，现在就算是有点战略经营思维了，但主要原则还是跑。

明政府最早的潜规则是各省剿匪归各省，就等于各省只要把这帮子撵出去就没我的事了，爱谁谁吧，反正别来我这搅和就行。但是这回问题比较麻烦了，为了便于杨嗣昌统筹处理这帮流寇，崇祯特批了一个超大的官，统管了好几个省，崇祯皇帝就与以前的经验教训这回把半个中国的地都交给他了，说白了就是这帮人可能跑到的省都归他管，这下好了，往哪跑都有人往死里打，张献忠等人还是被打的还是乱窜，张献忠有点后悔。

崇祯十三年（公元1⑥40年），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没地儿跑了，只能又往四川跑了，入川途中，在太平县的玛瑙山又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伤亡惨重，惨到几个老婆都被抢了，接着又受到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好在在多年的逃跑中练就了一身职业逃跑的功夫，再次跑到兴安归州山中。

之前一般都是各省打打，跑出省了就算了，但是这次来真的，往哪跑都打你，张献忠跑到山里还没休息两天，左良玉等人跟着也来了。

山里比较苦，跑是跑不出去了，至此危难时刻，张献忠再次利用了他的经营头脑，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看来任何时候都得带上点钱或是很值钱的物件，不然跑路都得完蛋。财迷心窍的左良玉收钱办事，网开一面，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逃出兴安，与难兄难弟的罗汝才会合。二次入川还是被收拾了。

跑出来的张献忠混着罗汝才想了很久，湖北、河南、陕西都不敢去了，还是只能往四川跑，于是带着部队再次攻击新宁（今四川开江），新宁根本没有想到被打的乱窜的张献忠还能杀个回马枪，一触即溃，张献忠又进入了四川。

终于又跑进来了，这个意义很大，按照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应该把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包围在鄂、川、陕三省交界地区，打不死饿也把你们饿死，而且已经做到了，但是却因为手下贪财而丧失了剿灭的机会，现在这帮流匪跑出去了就更不好打了。

崇祯十四年（公元1⑥41年），流匪张献忠在四川省东转西转了近半年，见东西就抢，明政府军也比较郁闷，一直在屁股后面追，终于开县黄陵城追上了，别废话，都追了半年了，开打吧，结果更郁闷，居然被流寇张献忠给打败了。

虽然打胜了一仗，但是张献忠还是流寇本性，打完了还得跑，自己还做了首诗：

“前有邵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廖大亨），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杨嗣昌），离我三天路！”。

这一方面说明逃跑这事儿张献忠确实有两下子，另一方面说明明朝的各地官员确实不统一。张献忠觉得四川看来是抢的差不多了，明军在后面狂追，狡猾的张献忠这会决定玩回大的，要说跑路还得有水平，没水平的跑都跑不了，跑路就得往空隙钻，追你的人最想不到的地方才最安全，这会张献忠就决定往追兵的大本营跑，兵指鄂中。

就在明朝政府军一不留神的工夫，张献忠居然神奇的带兵攻下了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军需饷银，都聚集在城内。

张献忠攻下襄阳后，马上以所获饷银，分十万两赈济饥民扩大队伍，并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

剿匪总指挥杨嗣昌听说张献忠逃出来四川，急忙回宜昌指挥继续围剿。但是在沙市得知另一个流匪李自成也攻破了洛阳，杀了福王的消息，杨嗣昌忧惧而死，至此，明朝最后一个能收拾这帮流寇的人挂了。

从此，流寇张献忠、李自成就开始了一段“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的美好生活。

张跑跑跑成精（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65）

明末的多家流寇只要是比较出名的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都比较能跑。

能打就打，能跑的绝对不打，关键是跑路的核心思路一定必须得明确和坚决，不然就算是再大的势力也会完蛋，比如牛哄哄的高迎祥，跑了一辈子，就准备好好的干上一回，结果就挂了，这点体会得最深的就是高迎祥的核心小弟张献忠和李自成两人，所以说这两人能活到最后。

明末陕西的官员曾经这样评论过这帮流寇的队伍，绵延近百里，浩浩荡荡，愣是看不到头，这点就说到明末造反队伍的第二个特点：裹挟。

流寇之所以能声势浩大，关键是人多，其实真还没多少真正意义上造反的，绝大部分是跟着混的，也就是被裹挟进来的，队伍人多，自然声势浩大，甭管能不能打，乌央乌央的一群人看着就吓人，陕西的几个头领都喜欢这样壮声势，其实说白了就是人多了，壮胆儿。

这大部分都是乌合之众，要不说政府军的名将曹文诏也就带着不到一万的队伍就能打得号称上百万的流寇满地找牙，这里面也就说明其实流寇们没多少能打的，队伍里面大多数都是老百姓和妇女儿童。

这点为什么我要专门说下，因为后面我们要专门论证下张献忠之谜。

话说回来，这些乌合之众的流寇们之所以能成气候，其中特别是张献忠，不仅能跑路还能投降，见风使舵是必须的，但是可不是谁想投降就能投降的，眼看着就得全军覆灭，谁让你投降。

所以说，投降这活也是个技术活，不是光有头脑就行，还得有钱，得给能允许你投降的人好处，而且好处绝对得比灭了你大很多，所以张献忠最大的特点还得加上一个：有钱，再简单点说就是能抢会捞。

张献忠不管跑到哪最关注的就是抢东西，所抢的对象一般都是官僚，老百姓没多少钱和值钱的物件，为了保证抢得到东西，张献忠就更关注明朝官员的动向，甭管打到哪都把官员们抓出来抄家，这事搁现在也一定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就有钱有货这点而言，我们现在的公务大爷们一点不比明末的官员差，个顶个的有料。

所以说这个张献忠基本不对老百姓怎样，甚至还经常的帮助老百姓们，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钱和有钱的官僚，有钱才好办事，想跑就跑，实在跑不动了就拿钱摆平后面追的紧的，张献忠是个财迷，也只是个财迷。

明末最后一个明白人杨嗣昌挂了后，明政府基本就对局面失去了控制，虽然左良玉等人也在剿匪，但是无论是力度还是责任心都相对很差，出工不出力的比比皆是，当然这点也不排除所谓的“养寇”之说，借着闹流寇之际大发国难财。

张献忠等人也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左冲右突的四处收刮，攻樊城，与罗汝才合兵北上，攻随州，打南阳，陷郧西，抢信阳。干的不亦乐乎，个个都很肥。

这世界道理都一样，事情做得顺手就容易得意忘形，自以为是的张献忠和难兄难弟罗汝才很快就因为抢的太顺手，而分赃不均闹起了内讧，一怒之下的罗汝才再见了，投奔另一个头目李自成去了。

自以为翅膀硬了的张献忠也还真没当回事，自己带着队伍明刀明枪的和左良玉在信阳干上了，结果当然是大败，没话说，还是跑吧，张献忠带伤出商城，逃往英山方向，这一路还真是虎落平原了，还被王允成打了埋伏，“众道散且尽，从骑止数十”。

这下算完了，“人活着，钱没了”。

穷困潦倒的张献忠彻底走投无路了，困境下也想和罗汝才一样去投奔曾经的弟兄李自成。当时风光正劲的李自成更牛，对待穷困潦倒的张献忠也没客气，“以部曲遇之，不从，自成欲杀之”，把当初的弟兄当小弟了，张献忠当然不愿意。

不过话说回来也难怪李自成，你都这样了你还不愿意？老子能收留你就不错了！李自成一怒之下决定干掉张献忠。

关键时刻还得朋友帮忙，已经投靠李自成的罗汝才出面阻止，并私赠五百骑，张献忠再次跑路，自河南经安徽东下（说实话罗汝才这人这事办的是很仗义的，不过这事让阴险的李自成很不爽，没多久李自成就找了个机会把罗汝才干掉了，几个陕西流寇头目里还就是李自成适合当皇帝，皇帝就得有这种心黑手辣，翻脸不认人的特点）。

这时官军的主要力量都在对付声势浩大的李自成，没人顾得上没人没钱的张献忠。张献忠乘间陷亳州，在英、霍山区于另一只队伍“革左五营”混在了一起，这“革左五营”是谁就没必要不多说了，反正也是一伙子陕西流寇，在这一群文盲和半文盲的队伍里张献忠混成了盟主。

崇祯十五年（公元1⑥42年）二月，张献忠率汇合后的队伍，攻陷舒城、六安，进克庐州，并在巢湖开始训练起水军来了，这有点蹬鼻子上脸了，还练上水军了。

紧接着十月，张献忠的乌合之众就被认真起来的官军刘良佐部击败，张献忠再次率先跑路，树倒猢狲散，“革左五营”的弟兄们在危难时刻也毅然决然的选择北投李自成，大家都认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当然，这五营的头目们后来也被心黑手辣的大树李自成给一个个的都给收拾了。

崇祯十六年（公元1⑥43年）正月，蛰伏很久的张献忠又冒出来了，率部乘夜攻下郸州，连下郸水、黄州、麻城。特别是在在麻城，张献忠再次裹挟得数万人。

有了队伍后的张献忠秉承了一贯的精神：“抢钱”，这回目标很明确，队伍人少的时候抢小地方，有人有队伍就一定要抢大地方，取汉阳，过长江，攻占武昌府城，武昌城里是明朝的楚王，藩王肯定比一般的小官有钱。

张献忠“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同时发银六百余万两，在武昌、汉阳、六安等地招兵买马。

有钱有人又没有什么劲敌，张献忠干脆就在武昌自称“大西王”，还人模人样的设了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就是他的五个义子各管一军），还委派地方官吏，最滑稽的是还没多大地方的张献忠居然开始开科取士了，这个举动很让人费解，你才多少人多大地盘啊，“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没整明白，可见张献忠头脑还是比较简单啊。

在张献忠称王的时候，另一个势力更大的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李自成对张献忠称王很是不满，李自成使人贺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死，行及汝矣。”（这个曹革左就是曹操罗汝才和革左五营的头目，什么革里眼、老回回之流）马上就到你了，一个战壕里混过的弟兄李自成就很不满意，这还没怎么地呢，又是自己人先掐上了。

同时，猫了很长时间的左良玉又出来了，两下夹攻，狼狈的张献忠设立的所谓官员统统被干掉了，“献忠惧，谋去之”，咱还是接着跑吧。

八月，张献忠南下湖南，以二十万重兵攻占岳州，随后进攻长沙，又攻取衡州及其所属州县，清人刘献廷记载说：

“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公，则果然也。”这个记载很重要，回头再说他的重要性。

张献忠南下广州，又回头攻两湖，反正是逮哪打哪，四处乱窜，非常凶悍，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但是为了顾及以后的发展和稳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地盘，张献忠决定再次进军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自古以来这地就比较适合发展和割据。

崇祯十七年（公元1⑥44年）正月，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发。连克夔州、梁山、忠州和涪州，破佛图关，并且大败了著名的土司女将秦良玉，随后再克泸州，于六月二十日占领川北重镇重庆。

七月初四日，张献忠命刘廷举守重庆。他亲率主力，分三路向四川首府成都挺进。沿路州县“望风瓦解，烽火数百里不绝，成都大震”。

当时的四川巡抚龙文光由顺庆驰援成都，又调总兵刘镇藩及附近土兵守城。

一时“成都援兵四集，献忠使其众伪为援兵，混入城中，龙文光不能辨”。

派奸细混入城中，这一手张献忠是每回都用，真是搞不懂明政府军是怎么总结经验的。

八月初七日，张献忠军从四面同时攻城，里应外合，三日城破。明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张献忠处死。

随后，张献忠的队伍在四川东征西讨。

十月，李定国（那会叫张定国）攻克保宁；

孙可望（那会叫张可望）下龙安，使王运行守之，又率兵攻茂州，克之。

接着，艾能奇（这个也不用说，那会叫张能奇）又攻克雅州。

至此，四川大部地区被张献忠的流寇军所控制。这里面还包括干掉了李自成的队伍，还没成功内部已经开始掐了。

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成功失败后世评说（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66）

张献忠建立政权之后就彻底的改变了以往的作风，这回是从流寇变成坐地虎，坚决不跑了。

但是和高迎祥一样，一旦停止运动了，就一定会面临明政府和当时占据陕西的李自成等各方势力的反扑，说句过分的话，以往是跑着打着，现在成了等着挨打。

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分头对抗张献忠的队伍，对此张献忠也毫不手软，严厉镇压，同时进军汉中，这陕西人还是很恋家，很想打回陕西去，就算陕西现在是当初的难兄难弟李自成的天下。

但是，雄心勃勃的张献忠的回乡党部队很快就被李自成的部队给打回来了，比较失败。

不管怎么说吧，虽然狼狈点，好歹张献忠基本算是在四川稳定住了，张献忠稳定了，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明政府可就不稳定了。

之前就是张献忠、李自成等等一帮子流寇把明朝折腾的筋疲力尽，这个明政府在明末确实够背的，家里不停的闹腾，外面也不停的闹腾，闹腾闹腾还闹大了，李自成一路顺风的居然打进北京了，明政府最高首脑崇祯自杀殉国，不过流寇还就是流寇，李自成打下北京不知道该干嘛了，享受吧！问题是满人那边还虎视眈眈的瞄着哩，满人在汉奸吴三桂的协助下，趁着李自成立足不稳，气势汹汹的扑进来了。

流寇李自成被满人和汉奸队伍揍的满地找牙，只能选择继续他的本职工作：当他的流寇，不管是运气还是个性，左右李自成算是把流寇这个职业确定为终身职业了，不扯李自成了，还说张献忠，张献忠在顶住了明政府的反扑后紧接着就进入了抗清的斗争了，这回麻烦有点大。

之所以称之为麻烦，因为这里面实在是太纠结，满人其实没多少人，要说能灭了中国一方面是合理的利用了汉奸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中国人自己和自己不停的掐，就算是外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自己家的老大、老二、老三还在为谁主事干得不亦乐乎哩，殊不知道外人来了你们没人能主事，都得当孙子，这点很有点奇怪，可能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为了争个所谓的正统而不停的干仗的原因，内耗往往是最可怕的，就如同孔子说的：

“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这个中学课文里有，我就不翻译了，大家看不懂可以再去温习一下课本，顺便回忆一下同桌的你，回忆一下曾经的青涩年代。

就事论事，我们来看下当时四川的势力情况：

四川大部分地区：张献忠的主力“大西”政权；

贵州一带：以南明兵部尚书川湖云贵总督“王应熊”为首的南明势力；

汉中地区：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势力；

四川本土：各个地区的地主武装势力；

两湖地区：何洛会率领的满人汉奸队伍；

先不说满人的的进军，满人还没来的时候，这地自己人就先打的不亦乐乎了，之前说的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汉中争夺战，现在再加上几股南明的势力斗争，明副将曾英带兵攻陷重庆，随后明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与张献忠的部队激战于彭山的江口，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

杨展由南面逼向成都，王应熊又任命曾英为总兵，王祥为参将，联师进攻，试图阻挡张献忠的东窜，打算一鼓作气就灭了这个流寇。这是在四川的内部战斗，请注意，这时候满人还没出现，但是不意味着他们不出现。

满清顺治二年，（公元1⑥45年）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灭亡。

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

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表示谅解，“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并威胁说“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

但是这时，何洛会率领的清军被陕西的李自成余部所牵制，一直就没顾上张献忠的势力，说白了，这狗屁诏书也就是吓唬人的，当然，在民族大义方面，一贯跑路的张献忠此时的态度很坚决，誓死不当汉奸，坚决和你们干到底。

满清顺治三年（公元1⑥46年），四川的各股势力相互掐的差不多的时候，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四川扑来，这是狼真的来了。

五月，满人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

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

关于这点，我就有点想不明白了，为什么古人为了表示决心都先杀了自家亲戚呢，而且都是先杀老婆孩子，打仗是男人的事，关老婆孩子什么事啊，实在不行送到国外去也行啊，真是想不明白。

他对当时的张可望后来的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这会张献忠知道明政府和自己是一伙的了，早干嘛去了。

满清顺治三年（1⑥4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这是个名人，拜金庸先生和韦小宝所赐，大家都知道这人）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对张献忠所部发起突然袭击。

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军队分两面抗击清军。

就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清军统帅豪格率大军继至，遣参领格布库等向张献忠右翼进攻，都统准塔攻击左翼。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

关键时刻，汉奸再次出现，张献忠的曾经部将刘进忠为清将指点说：“此八大王也。”

清将急发暗箭射之，张献忠不幸中箭，挂了。时年仅四十岁，这事简单吧，简直就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明朝几十万大军做梦都想干掉的人原来就这么容易就挂了，唉！当张跑跑决定不跑的时候原来这么脆弱啊，不知道那帮子明朝的人这会是不是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之前几位全是老张的义子，以前都姓张，现在全都恢复原姓了）、冯双礼等率领残余部队向南，在重庆还受到明军曾英部的阻击（还打，也不知道是谁傻）。

化悲痛为力量的张献忠的余部一举击毙守将曾英，继续向贵州方向转移。

当然，后来大家明白过来了，窝里斗的结果肯定是被全部消灭，张献忠的小弟们开始与南明政权联合，共同抗击清军，秉承了张献忠的思维，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二十年，但是在缺少张跑跑统一的领导和思路，大家越跑人越少，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被全部收拾了。

再加一句，后期的孙可望和李定国还干了一仗，唉！这就是为什么明末那么多的人干不过满人的根源，大家不打外人，光打自己人！

关于张献忠的争议（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67）

之所以会重点说下张献忠，主要还是带出著名的历史疑案：“张献忠屠蜀”。

关于这个争议由来已久，满人和当时的一些走狗文人就曾指控张献忠在四川进行过多次大屠杀，这一说法经过满清政府持续不断的宣扬，到后来还真整的跟真的一样。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不管统治阶级怎么掩盖也会露出马脚，关于张献忠一事的捏造也是近年来颇有争议的一种观点，当然这些不同观点肯定是狗日的阎崇年（提到这人就得呸！呸！）之流坚决反对的，对于张献忠类似的指控，有很大嫌疑是基于为了讨好当时的统治者（满清当局）和树立政治上的对手（张属于“贼寇”）的丑化，说白了，这就是满人及其走狗篡改历史。

说实际的吧，首先是四川的人口的锐减。

《明会要》：“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有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朝当时赋税与人头挂钩，所以明末四川人口应该远远大于前面数据，甚至可能是上千万”。

而至满清顺治十八年，只剩下8万人（还有一种说法是50万）。

总之，四川人口的大量锐减是肯定的，而且基本是接近灭绝的大锐减。

当然，这里面的原因按照满人的说法都是张献忠干的，按照满清和汉奸文人的说法和史料记载，张献忠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杀人恶魔，张献忠其人别的不干，就爱杀人，这人天生就是杀人机器，这点让我就很费解了，这样一个以杀人为职业的人怎么可能几经波折还能站起来，而且怎么可能人马越混越多，这人都杀了哪来的队伍呢？先看下满清时期比较流行的官方史料吧：

《客滇述》：“贼兵之樵采者，尽入城中，拆毁房屋以为薪。又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如是半载。八月，献忠毁成都城，焚蜀王宫殿，并焚未尽之民房。凡石柱亭栏，皆毁之；大不能毁者，更聚薪烧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张仪所筑，汉昭烈帝修之。甃以巨石，贯以铁絙，壮丽甲天下。宫殿之盛，亦不减京师。至是，尽为瓦砾矣。献忠又令其众遍收川兵杀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岁以下者仅留一、二。

《蜀乱》：“年十五以上杀之，各路汇集所杀卫军75万，新军23万六千，家口32万”

《后鉴录》：“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

《蜀碧》：蜀民共起杀伪守牧令判等官。贼所破郡邑，置守牧令判等官，缉捕百姓。时四方兵大起，民之荼毒未尽者，斩木揭竿，纠集杀贼。一时伪官或刺於庭，或生畀之火，或投之水，几於殆尽。

最重要的就是传说中的“七杀碑”，据满人和汉奸文人说的张献忠在杀人的地方立了这碑，上面就写着:“天以万物与人，人以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连着七个杀，这简直就是变态杀人魔，这个“七杀碑”记载的来源是来自咸丰年间的《成都县志》，说是在山上发下了刻有七个杀字的石碑，后来于1914年被提倡破除旧思想的学生给摧毁。目前还真没活人见过这个所谓的七杀碑。

相反倒是现在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的“圣谕碑”，在成都的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见到一个“杀”字，这个有照片为证。

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这个和所谓的七杀碑成了完全相反的佐证。

以上基本都是满人和汉奸文人写的和说的，我一向对满人不以为然，而对于现在的诸如阎崇年之流更是嗤之以鼻，每每说到这人我都想骂一句呸，“呸！”老狗日的！

对于张献忠的屠杀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为了明确时间，下面我就都用公历说明，这样大家看着比较明白。

首先满人是公元1659年占领四川的，而张献忠是公元1⑥46年挂的。这就等于满人在张献忠挂了后还在四川整整打了十三年的仗，依着满人和汉奸文人的说法，大魔头张献忠早就把四川人杀的干干净净了，四川就是个旷野千里无人烟的地方，那满人这十三年里在和谁干仗？而且整整干了十三年？难道真的有魔戒里的幽灵部队？这事很是诡异。

其次，满人自己在干了十三年的战争中发布的公告：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这是1⑥49年满人在成都贴出的公告，我们没看到满人和汉奸文人说的七杀碑，但是确实实在在的看到了满人的历史公告，这里面的玄机不用我多说了，大家都懂的。

事实是怎么回事，让我找出确切的史料很难，满人政府和汉奸文人干事干的很彻底，有根有据的史料压根都没有，我也只能在数据和逻辑上推论，但是我还是坚信是满人在屠杀川人。因为这个很符合满人进驻中国的态度和主导思想。

同时，满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标榜自己的正义性，把一切自己干的事屎盆子都扣到张献忠头上，而且不遗余力的宣传这些坏事都是张献忠干的，满人干掉大恶人张献忠那就是为民除害、大快人心，满人就是救世主，大英雄。

先不说张献忠如何，光是满人屠杀这些都是铁证，所以说“驱逐鞑虏”这句话到了几百年后的辛亥革命还在念，满人干的伤天害理的事希望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都能牢记，别在见天的给自己小孩起个小名还叫什么“格格”了，那些格格、阿哥当初就是杀你父亲、奸淫你母亲的凶手，当然，除非你是这些混蛋的后裔。

这里面最该牢记仇恨的就是四川人，虽然严格意义上的四川人可能已经没了，但是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牢记满人这帮孙子干的事。

这是张献忠的大屠杀史实，另一个关于张献忠的谜团就只能说明张献忠的性格和爱好了：“千船沉银之谜”。

据说张献忠携带打劫而来的千船金银珠宝从成都顺水南下（这点我绝对相信，张献忠历来对值钱的东西非常感兴趣，不管怎么跑路都带着这些宝贝），在四川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遭到川西官僚杨展的突袭，千船金银珠宝绝大都分随船队沉落江中。

这是一个让无数后人包括我遐想的传说。这事经过无数人的实践和挖掘都毫无进展，慢慢人们都丧失了兴趣。

但是，在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城开建引水工程，一施工队在岷江“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开挖铺设管道的沟槽时，一铲就铲出一捆共10枚银锭，银锭身上铸造时打上的“崇祯16年8月，纹银50两”字样清晰可见。据彭山县文管部门初步鉴定，这批被挖掘出土的银锭为明代官银，貌似传说成了真的，但是银锭确实很少，我估计这么多年中一定是不少人去过，而且很可能或多或少的都有些收获，有谁真的挖到钱后会满世界的嚷嚷呢？中国人都是闷头发大财的主儿。

张献忠其人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首先是个彻彻底底的陕西人，有着根深蒂固的陕西情节，连建立的王朝都叫大西；

其次他很狡猾，每每跑路都能找到出路这点而言说明这人很精；

最后也是他最大的特点他是个财迷。

至于到底是不是有着杀人的嗜好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最多也就是个很人精的陕西财迷而已。

满人在四川（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68）

事实上我们的四川秉承了一贯的传统，被满人统治较晚于其他的省份，整个四川人民一如既往的抵抗，一直干到最后（真是想不明白被张献忠杀完的四川人这会都是哪冒出来的）。

说实话在之前的历史过程中已经说过四川经过了几次大移民后，已经没多少最早的川人了，按说传统貌似会因为居住人群的改变而改变，但是很奇怪的是甭管换了几茬人，四川人这股子劲头还真是跟名字一样，一代代的传承了下来。

川人的抵抗使满清直到公元1659年，才由当时的满清巡抚高明瞻夺取成都，满清四川巡抚统治机构才首次从保宁迁成都建署。

至公元1665年下半年川东的战事才基本上算是全面结束，四川这时也才算是完整的归于满清王朝统治之下。满清四川省下辖12个府、8个州。其中设总督负责全川的管理职责，虽然四川总督的名称多次改称川陕总督，但四川省的建制却一直保留着。

统治是统治了，但是这帮子杀人不咋眼的满人政权是建立在灭绝人性的原则下的，关于这点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基本上是能干活的全没了，能让八旗子弟们爽的也都爽而后快了，剩下的基本都是不能干活的和不能爽的了。

满清康熙初年，新任四川巡抚的张德刚到任，新官上任三把火，先去我的地盘转悠转悠吧，这位志得意满的大佬坐着大船从重庆到泸州，沿途游山玩水带巡查。

这帮官员乘船走了好多天，楞没有看到几个人，也没见到应该有的欢迎欢迎的口号和条幅，巡抚大人为此感到很是奇怪，质问随行的当地人员：

人哪？人哪？你们这帮基层干部是怎么做工作的！不知道领导今天来吗？一不欢迎！二不戒严（当然这会也用不着戒严）！这怎么体现我们巡抚大人关心民情！热情询问基层人民的生活思想动态活动！我们随行的新闻记者怎么报道！怎么向全国媒体和政府交代！这是不是拿村长不当干部啊！你们拿着国家的俸禄干什么吃的！

一连串的问题如疾风骤雨般的扑向四川基层官员，却不料随行的小官很坦然，简单而冷静的回答：都死了！

巡抚连同巡抚随行的官吏瞪着眼：啊！哑然无语！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三个字的力度，到今天我提起来都依然觉得毛骨悚然。

可能刚上任的巡抚张德不清楚，但是他之前的几任巡抚们都知道，就是都没往上报，因为这些都是以他们为首的汉奸们干的，满清的吏治最大的特点就是瞒上不瞒下，这点韦小宝就比谁都认识的清楚，谁说人小就不能体会官场的道道？这个潜规则道道从满清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官场，直到今天的信息爆炸时代，难怪我们现在官员有感而发：“现在的领导工作不好做啊，微博、微信什么的实在是太发达了”。

《四川通志》：

“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

据满人康熙二十四年的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大家可以想象那么大的四川就9万人，这里面还得含上各级政府官吏。

比较显著、比较繁华的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就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

说实话张德其人如何我不评论，但是就他对四川的态度和执政起码对四川恢复元气还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冷静后的张德在详细了解四川的当时状况后立即上书，原文我就不说了，大概意思是：

“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立志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彰显我汉奸本色。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满清朝廷，做满人最忠实的走狗、奴才，这是我等汉人文人一生的最高境界，苍天可鉴！如我等之后更有中国之如阎崇年、余秋雨之流都一如既往的无怨无悔，虽遭世人唾骂依然厚脸效忠，虽历百年亦然。然经我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

以上内容来自《明清史料•户部题本》，大概是这个意思，我按照原文略加改动，思路和想法都一样。

战略方向定下来了，这位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具体的移民办法，这些都是依照当初明朝最早的政策沿用的，事实证明也是确实比较可行的，有问题、有解决方案，起码这个人还是具备一定的能力的：

移民政策一：鼓励返乡，对于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四川籍人士给予多方的优惠政策，给钱、给地、免税等等，建议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

政府出面提供资金返乡，对于当地的不动产也可由政府出面收购，回到四川后还可享受安家补贴，这个可以以现金形式一次性返还，也可给予利好政策，在工作中予以适当赔付和支持，实际工作中以后者为重心，这样才能为广大的四川官吏创造额外性收入制造机会，才会得到由上而下的支持和贯彻。

移民政策二：这还是老路子，著名的“湖广填四川”，一站一站的移民，不用直接到达目的地，而是一站一站的走，比如江南的到两湖，两湖的去四川，这样既快捷又省事，还能节约政府资金。

但是遗憾的是张德的这份有理有据的建议没人理会，当时执政的满人正在忙着干仗哩，移民？这四处的动乱还没消停哩，再移民，这不成了明末的流民运动吗，先歇着吧。

之后的满人康熙在执政多年后一直听到关于四川的种种汇报，当然主要是没钱赚、没赋税、需要政府给予补偿支持等等，听多了后终于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意见和解决方法，也终于意识到这地没钱赚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没人，没满人所谓的奴才干活啊，这还不好办，移民！随后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又一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开始了，而且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因为四川确实没什么人了，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张德的建议是满人康熙初年，而满人康熙正式颁布诏书是他的三十三年，这期间隔了三十三年，要是你说满人康熙去吃屎了也行，但是这里面还确实有点问题，还真不是他去吃屎了。

满人康熙初年是鳌拜当政，这人不用我多说了，没什么头脑，也干不出什么人事；

随后满人康熙干掉了满人鳌拜，这属于满人狗咬狗，随后汉奸吴三桂又冒出来了，吴三桂造反很顺利，三下五除二就攻下了四川，其实并不是他有多厉害，而是因为四川没人，满目荒夷的您去了您就是爷，因为就您一人，随便你去哪刻字：老子到此一游，保证没人管你。

直到公元1681年，满清才算是从汉奸吴三桂手里把四川夺过来。当然之后的满人康熙也还是没闲着，收了台湾，还顺带手歼灭了神龙教等等。

基本上等这些都办完了，满清政府康熙等人才想起这四川还悬着哩，他们都记得当初的四川是个什么情况，纠结的原因也是听说前几个朝代的四川都税赋充足，很给钱、很得力，为什么满清统治下基本为零，这才引发满人政府的重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开始了，为了满人统治者的赋税，为了钱，为了奴役，这就是根源。

规模最大的“填”四川 不全（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69）

满清时朝的移民始于满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这是小规模的回迁，基本是民间层面。

到了满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 ​

牢记满人的仇恨（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70）

平心而论，满人在四川的统吅治应该还算是稳定，具体稳定到什么程度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实在是不想说太多关于满人的东西，满清后期的统吅治我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讲述，先再这里说两点我认为满人政治上的作为：

第一，施政以人为本，平心而论，这点满人特别是康熙后的几代满人皇帝们对四川基本做到了，虽然这些都是在他们前辈滥杀川人的基础上，所以先得说作为川人的后代决不能忘记这几乎灭绝的罪行！

其次从康熙开始一直到乾隆几代满人皇帝们一直贯彻了“填”四川的政策，各地给予优惠政策鼓励开发四川的荒地，另外，也多次减免四川的钱粮赋税以保障四川的可持续性发展，但是让这帮子满人皇帝们郁闷的是，四川再也没能恢复到之前的盛况，具体为什么大家想吧。

第二，满人政吅府对整个西南的治理也同样取得了成效，最早的满人是没什么文化的，所有的执政纲领都是按照明朝的那一套实施，所以对待西南地区也是和明朝一样，属于半直属半自治的开放式政策：“土司制度”；

土司基本上就是一方的自治首领，可以自吅由支配当地的财政收入。

但是，这个政策在满清康熙年间就出了大问题，之前的大汉吅奸吴三桂反了，而且一反就搅合得整个西南全乱了，收拾了吴三桂之后以康熙为首的满人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重新研究治理西南的政策。

经过反复斟酌，开始执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改之前的土官为流官，革除土司制，建立州县制，首先不说别的，光就政策而言，我觉得这点还是可圈可点的，毕竟维护了主吅权的统一又加强了中央集吅权的执行。

但是，这项政策在云南和贵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却在四川遭到了大规模的反抗，土司们群起而攻之。土司们很不幸，因为满人这个时候已经基本控制了全国，而且当时正值好大喜功的满人乾隆当政，满人乾隆一向标榜和鼓吹自己所谓的文治武功，没的说！正愁没地练手哩，开打！

由此，著名的大小金川之战开始了。

上面说到满人的两项政治手段，进而就引发了满人的军事行为，满人的“改土归流”政策在当时主要争端在川藏地区。

乾隆初，在满人的挑拨和纵容下，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夺取了小金川泽旺的印信，“意欲并吞诸蕃”，随后又攻明正土司（今康定）。

可以肯定的认为，这么复杂和高难度的忽悠绝不是满人干的，这么深谋远虑的事一定是满人手下的汉吅奸们一手策划的，阴谋是这样的：

第一步，我先找个有野心的土司，给你钱支持你去吞并其他的土司，你干吧，我挺你；

第二步，眼看着你的干的跟疯吅狗一样有效果，但是不能让你太强大，太强大很麻烦，万一有一天你翻脸不认帐了更麻烦，这时候我就会在你乱咬的时候我又去支持别人揍你；

第三步，你们都乱的时候我在出兵去收拾你们，维护地方秩序，顺理成章，而且你们也都干的差不多了，我也比较好收拾你们，轻松就能一锅端了你们全部。

这就是阴谋的全部分，这位大金川土司不幸就成了第一步的牺牲品，在他的搅合下，整个川藏地区乱的一塌糊涂，这就是满人一直在等待的机会，终于有了出兵的理由了，而且名正言顺的把小金川和明正一带收编回来。

公元1747年，清军3万人分两路进讨，先收编了上述两地后，毫不犹豫的进讨大金川，但是也不知道是大金川确实有两下子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是满人很没面子，久而无功。

因此，阴谋的总设计师川陕总督张广泗被清廷处死，改派岳钟琪为总兵，刻期进讨。

这个岳钟琪还是比较厉害的，之前跟着年羹尧混，后来见风使舵帮着朝廷干掉了年羹尧，自己混上来了，可以说是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悍将，在他的统一指挥下，大金川扛不住了。

公元1749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请降，大金川事件初告平息。

不过这事没完，之后，大小金川的土司投降后一见面就发现了这里面的问题，这哥儿两打了半天结果是谁也没捞到便宜，而居然是只有满人得到了实惠，地盘都让满人占了，两人脑子虽然有点慢但不傻。

而且经两人多次合计后发现这里面绝对有猫腻，靠！我们上当了，满清太狡猾了！再次不幸的是这两家伙虽然反应过来了，但是没抗住，分别挂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哥儿两挂的时候分别都把这事交代给后人了，让后人牢牢记住，自己人不能打自己人啊，得小心外人！

大小金川的后人很有种，折腾折腾就让当地的局势再次紧张，这会不是大金川的问题了，而变成了大小金川的组合问题。

公元1766年，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泽旺子）与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莎罗奔侄孙）联合反清，清廷马上委派四川总督阿尔泰联合9家土司会攻大金川。

联合九家当地土司，这里面就一定少不了内线和出工不出力还打黑枪的人，这个结果可想而知。

果然，在公元1771年，满清带领的联军大败，清廷又将阿尔泰革职，派温福入川督师，向金川进兵，第二次金川之役由此开始。

公元1773年，温福再次战死，清廷又派阿桂为将军，增兵金川。

这会再也不能相信土司们了，多派点兵吧，满人也发现干仗还得自己人，等收拾完大头再挨个收拾你们。

公元1776年初，满人终于取胜了。历时五年、死伤逾万人、耗银7000万两的第二次金川之役至此结束。大小金川连同之前联合的九家土司全都烟消云散，清朝在大小金川分置阿尔古、美诺两直隶厅，看到了吧，最后的下场就是全完。

这是政治和军事上在满清统吅治期间我觉得有必要说的内容，但是还有一项最最重要的环节需要交代，满人其实没什么文化，之所以能统吅治中国其实就是靠着一本三国演义而学了不少东西，这里面学的最好的就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攻心术，在四川的统吅治，满人政吅府就最大程度的发挥了这样的攻心术，那么他们究竟是怎么干的呢？

满人的攻心术运用的核心就是愚吅民，这里就不多说著名的满人文吅字吅狱了，这个很多人都说过了，金庸先生在鹿鼎记里有句经典语句：到了清朝败家子才读书，点评的很到位。

其次满人还收罗了很多汉吅奸文人，为他们的所谓统吅治制造文字舆论，维护明朝的皇陵等等措施都标榜自己是为了消灭逼死了明朝崇祯皇帝的李自成等流贼而入关的，当时的正统是明朝，而逆贼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这样他们就名正言顺的为了正义而战，自己成了救世主。你大吅爷的那流贼们都挂了也没见你立个明朝的后裔当皇帝啊，连个傀儡都没立，反而是对明朝的继承者们赶尽杀绝了，其狼子野心可窥一斑，而且还把汉人当傻吅逼耍，说起来这事就来气。

在四川，当然这帮满人同样坚持了自己虚伪的原则，之前说的四川的大屠吅杀在满人御用文人的描绘下成了张献忠等人的恶行，满人是去维持正义消灭了张献忠等百年一遇的大坏蛋，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吅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

满清政吅府的统吅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而且这点是历届满人皇帝们牢记的原则，当然这里面大部分功劳应该归结于诸如当代阎崇年之流的狗屎文人所为，每次提到这个人都想呸，“呸！”。

就是这些人不断地写，不断的发表，所以国人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其中对四川的大屠吅杀描述的主要著作就是那本臭名昭著的《蜀碧》。

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大魔头张献忠是如何杀人不眨眼的，就连鲁迅看了该书，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从而对“流贼”痛恨不已。

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吅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吅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

臭名昭著的《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公元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这就是满人胡编历史档案馆，也是满人收拢汉吅奸文人的基地。这个“彭遵泗”可说是满清政吅府绝对的御用文人、汉吅奸文人、满清时代的阎崇年、总之就是一堆垃吅圾。

也正是因为这本书得到了当时的满人乾隆的高度认可，满人皇帝的认可保证了该书的发行，政吅府出面进行推广力度一向很大，该书的作者也凭着奴颜婢膝的嘴脸升官发达了。

至于丫写的是不是真的大家看看我前面说的就明白了，满人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吅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点道理连我都明白。更不用说大家了，对吧。

满清统吅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这就是洗吅脑，这就是满人的攻心术之一：篡改！

另一个重要的攻心术就该说回我们的主题了，满人大肆推广的佛教和在满人统吅治期间的峨眉山。

悲壮的道教：壮士扼腕（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71）

说回峨眉山还是按惯例先说下我们的道教吧，反正是没多少事，也没什么前途，几句话就交代完了，啰嗦也就一个章节的事了。

满清时期道教的一个主流派系（唉！道教几百年如一日的派系林立，从来就没扭成一股绳过）武当山的邱祖派，这算是个在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道教流派，为了扩大道教在全国的影响，特委派陈清觉道士来四川传道，顺便看看四川的道教到底是个什么状态，任务是能整合就整合，能收编就收编。

陈清觉其人虽然历史上的记载并不多，但是从其作为上看应该还是颇具才能的，不负众望的到了四川后，审时度势，于满人康熙年间，成功的将青城山、青羊宫、二仙庵、峨眉山等道教统规为邱祖派。

整合收编了各路道士，力图形成统一的市场竞争力，希望起码在四川为道教争取下一片根据地。

基本上四川的道教流派从这个时候开始就一直是所谓的“邱祖派”了，一直嗣延到解放前后。所以说自从这个邱祖派传到四川后，四川的道教算是结束了各自为战的格局。

大家终于能坐在一起汇总分析各方面的因素和市场竞争环境，道士们在领头人的带领下认真的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总结了多年来抢地、招投标屡屡失败和市场认同度越来越低等客观事实后，共同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

这个方针最大的特点就是彻底放弃了“总把自己当老大”和“企图死灰复燃”的各种不切实际的念头和幻想，脚踏实地的以邱祖派为核心，从新建立新的四川整体的道教发展体吅系，这个体吅系最核心的部分就是：

彻底放弃弱势市场，集中力量保住传统市场；

稳扎稳打，以点代面的占有市场。

有了具体的战略，实施中首先就放弃了一直不作为的全真教派，这也就意味这道教全面放弃了全真教当初的基地：我们的主角“峨眉山”。

至于峨眉山的道士们者统一归入“邱祖派”，由领导统一安排，另谋出路，全真派在峨眉山盘踞数百年，中间也有起伏，但总不能成为市场主流直至最终衰落。其实看下来也不知道是替他们可惜啊，还是痛心，反正心情挺复杂的。

放弃就意味着道庵在峨眉山彻底消失，以后的峨眉山再也没和道教发生过任何关系，峨眉山道教的故事在本部书中到此为止，有点壮士扼腕的悲壮啊。

其中，满清初期峨眉山道教还残存的会宗堂，又名向宗庵，就是一直说的明光道人，又名疯道人，奉三教合一，供普贤、广成，楚狂三木牌，企图慢慢的光吅复道教的那个道士，在满清顺治年间也被迫迁到了光明山下。会宗堂地产在被道教放弃后，直接就被高兴坏了的和尚们改为峨眉山的进山大寺：报国寺。

要说和尚们还确实有两下子，这个楼盘让道士整了多年也没整出个一二三，换成和尚经营管理后，这个报国寺没几年就开始大放异彩，成了现在峨眉山的四大寺之一，这是看着就心酸的后话。

其次，道教集中力量固吅守青城山、成都等道教依然势力较大的区域，所以就全局而言，这个陈清觉对四川道教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稳定作用，也正是在他的精心策划下，道教保留了发展的种子，固吅守住了在四川主流宗教的地位。

陈清觉其人，历史不见过多描述，但是其作为甭管怎样，起码现在在四川还能看到不少的道观和道士们，没向别的地方压根都找不到，对道教整体而言绝对是好事，但是对峨眉山而言就少了很多精彩，和尚们一下没了竞争对手也一下变得无精打采了，看来任何时候任何事物都得有动力和压力啊，和尚们在道教全面退出后居然连出昏招，一下子就剩自己个儿了，他们也不会玩了。

峨眉山最早的宗教彻底失败，是道士太无能？是和尚太狡猾？反正是归结为零了，历史的长河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兴衰，总结很多的经验教训。

在这里，最能看到就是在峨眉山历朝历代的发展中，和尚们是人才辈出，相反，直到最后，整个四川的道教也才出了个陈清觉这样统筹全面的领袖式的人才，而他最大的决策就是放弃，这点往往也是最难做到的。

之前的很多著名道士们不是借云吅游之际知难而退，就是短暂恢复生气，从没有整体发展的战略考虑，这就是差距。从这点而言峨眉山的和尚们就做的很好，不仅有风水建筑大师统一规划，还有战略专家团整体进驻，关键时刻再出几个整合大师召集大家共同打拼市场，公关大师忽悠政吅府等等，名人名事比比皆是。

对于真正的牛人而言，还是那句话：真正的牛人在死后多年还能延续他的思想和框架，这就是真正的牛人。

这里借用一下春秋时期叔孙豹的名言：《左传》：“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这就是功绩，最高境界是树立德行，也就是制定战略决定方向；

其次是建功立业，也就是在整体战略的思路下制定发展框架；

再次是留下言论供后人学习，也就是把事迹和心得写下来给后人；

这才能称之为不朽和大师，如同今天的苹果大师“乔布斯”一样。

在我的拙著里还可以看到很多历代杰出的各类和尚，基本上可以说以上这三种人在峨眉山和尚堆儿里都有。

但是，道士们就惨点，唯一的一个比较出彩的还是在最后决定放弃的，可能这也就是峨眉山的宿命，也就是峨眉山道教和佛教的宿命，峨眉山佛教能有今天，不是一个和尚的努力和勤奋，峨眉山的道教能有今天，也不是一个道士的昏吅庸和愚蠢。

但是，对于整个峨眉山来说，自从有了竞争就很精彩，自从没了竞争就都很昏吅庸，没有危急就没有动力，不仅在峨眉山，在佛教，在今天的国家、今天的企业、今天的人都是这样。

道教没了，那峨眉山的和尚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和尚们自己玩更好玩吗？（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72）

满清说到底就是满人统吅治汉人的朝代，具体什么情况可以参见拙作“五台山篇”。

总之满人不仅是在四川，在全国都是利用并支持佛教来巩固和维护他们的统吅治，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当然一方面是佛教的教义所致，主张逆来顺受，这辈子没指望就指望下辈子吧；另一方面也是满人为了拉拢蒙古人和汉人、藏吅人的一种手段。

最初的时候，满人在四川基本上是杀了个来回，随后的“川人”是不是能忘记仇恨姑且不论，但是作为当时的统吅治者而言，必须利用这个逆来顺受的思想教育大家，听从当权者的命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贯经常组织造吅反和地下组织的道教一定是没有一向附庸权吅贵的佛教有市场，对峨眉山就更说明问题了，道教和大家直接说再见了。

道教的彻底退出应该说和尚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下这块地盘就完全成了佛教普贤大师的独家道场了，从此这地儿也就消停了，和尚们都很高兴也很安心。

但是，和尚们似乎也忘了多年来能不断取得胜利和成功，就是靠着一直的不懈坚持和精心筹划，还有的就是道教的威胁，一直存在的危机感让他们必须保持领先。

现在的和尚们，一下就放松了，忘乎所以！我觉得这四个字对于满清时期的峨眉山和尚应该是最贴切的，明代吅开始到满清的全面胜利，和尚们一步步走的太顺利了，顺利的结果就是这四个字。

我们先看下满清时期峨眉山的事迹吧：

首先满清时期峨眉山基本上没什么新建的寺庙，就这点而言就能知道和尚们没了竞争后确实也没什么动力了，也没了当初疯狂扩建楼盘的劲头了。

但是，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现存的峨眉山的寺庙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期重建或翻建的，也就是说峨眉山在满清时期是一个发展停顿而整理的时期，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随后会讲到其根本的根源，先罗列一下整建的比较有成就感的寺庙吧：

明万历间，明光道人（就是那个疯道人）创建的会宗堂于伏虎寺侧，满清初闻达禅师迁建今址，满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赐名报国寺。

满清康熙初年，川陕总督哈占在可闻禅师的感召和忽悠下，以身作则号召四川文武官员捐资（又是一个政吅府资金注入），由可闻禅师任执行总监重建卧云庵。可闻法嗣照圆，召集了照瑞、照玉、照元组成了四人楼盘领导小组，成了董事会，并总揽其事，附庸风雅的自己给自己的团队起了个名字称“卧云四友”。

满清康熙四年乙巳（公元1665年），四川巡抚张德捐俸重修万年寺、光相寺。

满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行能禅师改建初喜亭为洗象池。

明时楚山禅师开建的千佛庵，满清初由峨云禅师重建，后几经翻建就成了现在大名鼎鼎的“洪椿坪”。

明万历间扩建小庵仙峰寺，现在成了大寺了，更名为慈延寺，经满清乾隆时期泰安、玉升增修，再次改名为仙峰寺。

……

可以看出，这期间大部分都是改建和重建，当然这些也是需要诸位大和尚、大师们的忽悠和关系运作的，但是明显能感到相比之前的风生水起，创意无限，楼盘开发屡创新高的兴旺场景，峨眉山的和尚们在极度支持佛教发展的满清时期似乎失去了以往历朝历代的锐气，峨眉山的和尚们在道士们宣告退出后明显失去了斗志和进取心，开始墨守成规了，彻底由一个地产开发商转变成了物业公司了。

不过，让人放心的是，和尚们虽然失去了进取心，但是在这期间，阿谀奉承、厚吅颜吅无吅耻的能力却是与时俱进，奴才嘴脸表现的淋漓尽致，这点完全可以和当今最著名的汉吅奸文人“阎崇年”相提并论，还得“呸！”说到这个人就不由自主，“呸！”你个老狗吅日的。

我说的这些可能这点很多人不相信，甚至不以为然，那我们就来看看满清时期的峨眉山和尚们的光辉事迹吧：

满清顺治八年辛卯（公元1651年），贯之和尚率弟子可闻（就是所谓的卧云四友之一）等在伏虎寺旧址重建“虎溪精舍”。十八年辛丑，川省大僚们捐资重建伏虎寺，历时20余年始成，殿宇十三重，宏敞辉煌，冠于全山。

这是典型的忽悠加关系运作案例，为了满足当时满人吅权吅贵的需要，满人皇帝康熙题的“离垢园”三字被高悬于寺内，彰显奴才本色！同时可闻徒弟寂玩在寺周广植杉楠柏树，取名“布金林”，名字取得谁都能看出是感激满人皇恩浩荡的意思。

不过，这地儿就艺术和生态成就而言颇有点意思，园林还是做的不错的，现在这地儿成了峨眉山三大园林之一。也算是给大家留了一景吧。

满清康熙四十一年（公1702年），满人派大臣葛哈齐，一待卫海清、乾清门头待卫五哥，兵部员外郎德其内等人，到峨眉山降香。峨眉山全体僧人在清音阁前将旧亭拆吅除重建新亭取名“接王亭”，作为迎接四王之处，几个内臣被峨眉山僧人奉为“四王”，比当年闻名全国的暴徒“二王”还二，由此可见峨眉山的大和尚们的奴才嘴脸和世俗功利。

所谓的四王，带来满人皇帝康熙赐给峨眉山寺庙的大批经卷、诗文、匾联，分送各大寺。

著名的降龙院长老“元享大师”读到满人康熙夸赞他“八旬老董，行履不斜。言语忠厚，一字弗遮。观尔诚林，朕意甚嘉”之诗句时，感激得老泪纵横（不知道要是日本人也给他来这一道，他会不会也感动的老泪纵横啊，善哉善哉）。并且当即请来工匠，在寺内修建八角楼亭，塑供满人康熙之像，早晚祈佑，君王万岁，国泰民安，并当即改降龙院（这名字肯定是不太尊重他的主子满人皇帝吧）为善觉寺。无语中！大家自己琢磨吧！

满清乾隆十年乙丑（公元1745年），满人皇帝乾隆为千佛禅院（洪椿坪）御书“性海总涵功德水，福林长涌吉祥云”联语，被僧人奉为至宝。

没搞明白的是这个满人乾隆全天下四处写他那几笔破字，貌似他那几笔字确实不怎么地啊，不仅烂而且滥，这个“至宝”彰显什么什么，大家也都懂的。

也不多说了，总而言之，和尚们在失去了竞争的时候也同样秉承了一贯的传统，附庸权吅贵！

和尚们的这些举动对当时的峨眉山多少也起到一点作用，但是我个人认为，首先作为四川峨眉山的和尚而言，对几乎把你之前的衣食父母：四川杀的干干净净的满人政吅府也能这样阿谀奉承，是让我最想不明白的地方，而恰恰这是在四川，这样一个历朝历代都能对外族侵略抵抗到底的地方（对满人入侵也是这样），这事整的我就更加的想不明白了。

我觉得对满人政吅府这样奉承，就算全国哪都说得过去的话，也必须有几个地方是绝对不行的，比如四川、比如扬州、比如嘉定等等，由此可见满人政吅府整的和谐社会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峨眉山的和尚们忘乎所以的做出了一反常态的事情，为了利益可以牺牲称谓，可以牺牲骨气，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先辈们留下最大的教诲，最大的财富，这些都让他们为了奉承权吅贵而肆意的更改，其结果会是什么？

自作孽，可活乎？（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73）

这一篇开篇我们得先来温习一下功课，峨眉山佛教的发展到今天有赖于历朝历代好几代僧人和居士的共同努力，但其中最最重要的几个人，我得再提一下以增加些大家的印象：

“慧持大师”；峨眉山佛教开山的大和尚，第一位正式进驻峨眉山的僧人，也正是他一拍脑门率先定位这地儿就是普贤大师的道场，居然沿用至今，我还真是到现在也难以理解他当时这灵光一现是怎么想出来的，这绝对堪称千古一拍。

“宝掌和尚”；峨眉山接待的第一位国际友人，抛开杜撰的内容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和尚，就是他在峨眉山满大街站着发佛教宣传单，和现在街边的什么品牌的促销人员一样，站在大马路上抽羊角风般的不停拍手（当然不是因为这个才叫宝掌和尚的啊）、大喊“来吧！来吧！”的口号，来吸引上山朝拜道教的信徒，也凭着这样坚持不懈的精神和毅力再加上有效的营销手段让佛教在峨眉山有了一次精彩的亮相。

大人物毛泽东的先辈，晋代蜀地刺史毛璩，这是第一个峨眉山佛教的政府官员支持者，虽然后续有很多来头更大，但这人毕竟是第一个，峨眉山也正是有了这个第一才积累了和政府官员沟通的经验，后世一直沿用，获益匪浅，而且这人的后代太牛，牛到什么地步大家都懂的。

“明果大师”；这是第一个成功收编了著名道观“乾明观”的牛和尚，不仅收编了道观地产，还整编了道士，神奇的把道士们变成了和尚，按现在说的话这人能当个“政委”，真是神奇的明果啊。

明果大师改乾明观为寺，即后来著名的峨眉山佛教公关培训中心：中峰寺。再后来因为市场发展和自身定位问题失去了立足的群众基础，现已败落。

“澄观大师”；峨眉山佛教史上最牛的公关大师，不干别的，就专门给权贵讲课的人物，也正是他，通过复杂的人脉关系最后直接忽悠了最高领导人，通过政府性指令直接强化了普贤大师在峨眉山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

著名的中峰寺群雄，这是一群精英才智之士，当朝当政的喜好什么，这就有专门研究、学习、推广什么的，从这个概念上讲这就不是寺院，这是皇家政客兴趣爱好培训中心。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拥有大批的拥趸，并能合理利用各种渠道散播资讯，天下闻名。

当然还有诸如通天、无穷、别传等等大师级人物，有的开创了园林式社区，有的为提升楼盘售价修建公路，有的开创林荫大道之先河等等，总之，峨眉山佛教还真是出了各种各样的人才，但是其中我认为最最牛的还都不是这些人。

最最牛的大师，可以让所有人屏住呼吸迎接的大师隆重登场：“慧通禅师”；

不知道这位慧眼神通的慧通禅师怎么就看出峨眉山以山相属火呢？这点还真是让人费解啊，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慧通禅师给峨眉山制定了长远的战略发展方向，而事实证明慧通禅师不是一般的牛人，简直就是神！

慧通禅师提出了著名的“三云二水”压抑火星的区位发展战略部署，在这个战略下峨眉山佛教保持了长期的强劲势头，多强劲大家看看现在就都知道了。

再回忆一下这个“三云二水”：

改华严寺为归云阁；

改中峰寺为集云寺；

改牛心寺为卧云寺；

改普贤寺为白水寺；

改华藏寺为黑水寺；

这五个寺再加上灵岩寺并称峨眉六大古寺；

那这“三云二水加岩石”是不是能抑制所谓的火相的峨眉山呢？

事实证明还真能！

不仅如此，事实还证明！峨眉山还真是所谓的火相！

现在的峨眉山和尚们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有的为了迎合权贵，有的是为了个人喜好，反正是种种理由吧，忘乎所以的重建中小楼盘，随时随地的改名字，峨眉山寺院名基本乱了。看看峨眉山赖以发展的三云二水加岩石吧：

白水寺：根据明代神宗皇帝朱翊钧御题“圣寿万年寺”，改称万年寺；

黑水寺：几经周折，楼盘区位、环境不好，没僧人去，现在找都找不到了，没了（不是现在的华藏寺）；

卧云寺：广济和尚根据寺周山水怀抱的天然风貌，又见亭、台、楼、阁与流水潺潺和谐相融，即取晋人左思《招隐诗》中的“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中的“清音”二字，觉得这两字听着顺耳，自以为是的改寺名“清音阁”，诗意朦胧啊；

集云寺：鬼使神差的改回中峰寺了；

归云阁：同样鬼使神差的改回华严寺后没了，前几年倒是出土了个碑叫“华严堠”，出土的位置是不是归云阁无从考证，现在的华严寺只是在据说的遗址上重建的；

灵岩寺：更诡异的改名叫红莲寺了，火相的峨眉山居然出了这样一个大红大火的名字，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就应该想到一部影视作品叫“火烧红莲寺”吧。

我们就别先火烧红莲寺了，看看峨眉山在改了这些据说能镇住火的名称后在明清两代的到底有多火吧，要不说满清时期峨眉山没扩建，都是在重建，什么原因大家自己看吧：

明时楚山禅师开建千佛庵（洪椿坪），满清初峨云禅师重建，满清乾隆四十三年火焚，后重。；

满清康熙初年，可闻和尚再建的卧云庵，遭两次火灾；至满清时期，终于被火烧怕了，干脆再建时不用石瓦改为铁瓦作盖了，铁瓦肯定经烧啊，别说，倒还真没烧。但是在一九五八年“全国大炼钢铁”那个疯狂的年代，庵上所盖铁瓦全部被拆下运往重庆钢铁公司回炉继续炼钢了，归到底还是烧了。

华藏寺：和上面的一样，也是因山高风大，也将屋顶盖成铁瓦（这个用铁瓦不全是怕烧，因为在山顶更主要还是怕风，铁瓦重，风刮不走），俗称铁瓦殿，不怕风的铁瓦不幸没抗住火，再次被火焚。

后来再接再厉，再建，明神宗朱翊钧御题横额称“永明华藏寺”。

满清光绪16年（公元1⑧90年）该殿再次毁于一炬，光绪十八年新建约180平方米的砖木构造的殿堂，铜碑、铜门等法器置其中，殿脊之上置以渗金宝顶，仍不失“金顶”之庄严。

民国12年和20年（公元1923、1931年）又两次失火后重建。

公元1953年人民政府拔专款对华藏寺进行维修。

“文革”（公元1970年）中被四川省广播事业管理局电视台占用，作为电视发射机房。

公元1972年4月8日上午9时30分，果然因该台工作人员在发电中操作不慎，引起火灾，迅速燎原，大火肆虐二日，使庞大的华藏寺木结构寺院荡然无存，大量珍贵佛教文物损失殆尽，成片冷杉及草甸被毁。

这地从满清光绪16年开始（公元1⑧90年至1972年）至今，历经几次大火，目前仅幸存明代“铜碑”、“铜门”和清代“铜象”，这几样还能留下，生命力还是很强的；

报国寺：满清道光29年（公元1849年）毁于火，同治5年（公元1866年）住持“本忆”重建；

中峰寺：满清初顺治四十三年被焚，后虽重建修复后，仍不及原有规模。民国初又遭火灾，寺僧再次募建，规模不及当初的十分之一。现在看到的是公元1984年翻建的。

清音阁：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被焚，仅修复一殿。公元1924年被修复的唯一的阁殿再次毁于火，公元1928年僧“源竺”再次募建于现址；

接引殿：明初建寺，原寺建筑规模宏大，为高山名寺之一。公元1953年毁于大火。现仅存一小庙；

万年寺：明代被焚毁。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重修。公元1946年又失火被毁；

峨眉金顶：明代时建有寺庙，后毁于火，近年修建有华藏寺。

金顶卧云庵：建于明代，后经几次大火，虽有修复，但较简陋；

……

还有著名的灵岩寺改名叫红莲寺后就烧得无影无踪了，看到了吧，本来不信什么风水的人都得信啊，这就是自作孽！

和尚们可以忘乎所以，可以依附权贵，但是必须坚持原则和立足的根本，这才是发展和延续的基础。峨眉山的和尚们在没了竞争后果然不会玩了，峨眉山佛教跟道教一样开始盛极而衰了。

题外话：现今的峨眉是四大寺是：

华藏寺、伏虎寺、报国寺、万年寺。

关于灵岩寺(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74）

之前说过“三云二水加岩石”中的灵岩寺于其他五寺并称峨眉山六大寺，也就是最早的六个古寺，其他的古寺基本都有个交代，或破败、或变更，都有个出处，唯独这个灵岩寺还真是有必要特别交代一下，这个寺院可以说是盛极而衰，而且不是一般的盛，也不是一般的衰。

极盛时：“寺宇四十八重，僧众千计”《峨眉图志》；

极衰时：任啥没有！现在别说碑了、简直是连个铜牌什么的都找不到，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更神奇的是这极盛和极衰转化的很快，快到想都没想到，这地儿这么大的寺庙就瞬间消失在大众的视线中了，连记载都没有，整的现在连这个规模宏大的灵岩寺到底在哪？都没人能搞得清楚，究竟什么原因造就的灵岩寺？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他的盛极而衰？灵岩寺里到底有什么？谜一样的灵岩寺！

先说灵岩寺的传说，传说中的那个印度宝掌和尚再次隆重登场。

东晋末年（公元410年前后），大峨山下，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缁衣、芒鞋和破钵的印度和尚“宝掌”来到峨眉山。长天辽阔，绣峦若玉，红日高曜，绿水低徊，他激动的双眸映出清寂的山色。

此情此景，宝掌忍不住叹道：“高出五岳，秀甲九州，真乃震旦第一山也！”（我还真是有点迷糊啊，这印度来的宝掌和尚居然把中国的名山转了个遍，神奇的印度和尚啊，搞不明白他哪来的钱买的门票，这趟走下来怎么着也得好万把块吧）。

大峨山下，红莲溪畔，夕阳暮色中，宝掌仰望金顶，见七色佛光，宝相庄严，顿时灵台空明……他在心中对自己说：“这就是吾毕生所追寻的大光明山啊！综合而论这些记载可以认定是后人的杜撰，纯属胡说，先别说所谓的宝掌和尚是不是有时间把中国的名山转完，就算转完，一个穷和尚身边还能带个秘书，把丫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了，所以说这些都是用来骗鬼的，幸好我不是鬼。

《峨眉山志》载，宝掌和尚，中印度人，周威烈王十二年丁卯出生（公元前414年），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卒，寿1071岁，这是一个神奇的人，是一个不朽的人，是一个可以载入人类史册的人，我是真想不明白古人写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难倒真是为了骗鬼，还是以为后人都是傻子。

何为宝掌？就是他出生时左手紧握成拳头状（貌似小孩都这样），父母想把它掰开，他便啼哭不止。7岁时，左手掌却自然伸展，掌心有豆大红痣一颗，晶莹剔透。当年出家，遂名“宝掌”，7岁就出家，他家一定很穷，肯定只有寺院才有医院能治疗这个手骨畸形病。当了和尚后又称“千岁宝掌”。

东晋末年，这个宝掌和尚来到中国，云游四方，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住锡五台山的华严寺，后来蜀礼佛，曾住成都大慈寺。来峨眉山后，结茅大峨山下。

客观的说，他是有史记载的来峨眉山的第一位外国僧人，洪椿坪右现有宝掌寺，洪椿坪《双百字长联》中亦有“远哉宝掌住锡”之语。

这是宝掌和尚的故事，也是活了一千多岁的人的故事，说白了就是一外国和尚来到中国传道而已，佛教徒们压根就犯不上说什么活了一千多岁，这一说就把本来挺有意义的事说成故事了。

这个宝掌的故事前文已经说过了，这就不多说了，总之他在峨眉山建了个茅屋，建茅屋的地方后来就成了一景，到现在开始收门票。后来的和尚和旅游的人们都来看看，借以缅怀这个崇高和不朽的外国和尚。

在公元7世纪初，终于又有个中国本土和尚也觉得这地儿还不错，就在这地扩建了楼盘，开发了旅游和佛教地产业，这个和尚叫：灵龛，楼盘名就叫“灵岩寺”。至于为什么不叫宝掌寺这样通俗易通的名字得问下第一任董事长灵龛，这事当初都是他拿的主意。

宝掌和尚观佛处也建成了地产的地标性建筑：“睹佛台”，来参观游览的收门票（可执行淡旺季政策），在社区买房的业主可购买无限次游览门票一张。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灵龛选的地儿只是用了宝掌和尚的名头，具体宝掌在那干了什么只有地藏王菩萨才知道，也就是说这事的去九华山打听一下，灵龛不是地藏，所以他只能杜撰，这些伎俩现在房地产公司运用的轻车熟路，惯用伎俩连大名鼎鼎的人民日报都登出来了，大家都懂的。

由唐至明，峨眉山佛教得到极大的发展，尽管有些曲折和道士们的反扑，但是和尚们很厉害，一一化险为夷，其中灵岩寺也随着大流儿混得不错。这点有些凌乱的资料应该可以看出蛛丝马迹：

唐代著名僧人黄檗、南泉、相继住锡灵岩；

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皇帝召白水寺住持茂真大师入京，并赐诗，茂真回到峨眉山后，重兴白水、华严、中峰、牛心、黑水、灵岩6寺；

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太尉王陵、朝靖大夫王陟（不用说这两官绝不是什么好官，不然哪来的这么多钱！）施资重建灵岩寺，并改名护国光林寺，其时殿宇林立，规模宏大；东至淦洞山，南至卷洞溪，西至解板山，北至石佛岭，下抵临江河，纵横十里，按说在当时这属于大社区了，这么大的楼盘可惜于公元13世纪初也一炬成灰，这叫活该！改什么名啊，光林寺，听这就火，等着火吧；

大约一百年后，宝峰禅师在原址重建，仍名灵岩。

明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明英宗朱祁镇赐《大藏经》一部置灵岩寺；

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僧人本印重修灵岩寺，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二月落成，殿宇竟达48重，僧众千人，有骑马烧香、策马巡夜之说来形容当时灵岩寺的盛况，成为国中大寺，名驰中外。

寺群建筑于山环水抱丘陵起伏之中，山掩古寺，寺出群峦；山中有寺，寺外有山，景色格外幽静。

明代有名的“嘉州七贤”常信寺中，唱和不断，佳作累累。这是记载，何为佳作累累，我是一点没找到，没找到还好，找到的话我一定给他剖析个清清楚楚，你一个寺院整的满门子唱和不断啊，你这是寺院还是戏班子啊。

不过这种形容倒是蛮有趣，我的文章后人也可以写上好评如潮，好评在哪？潮在哪？后人猜吧，累死后人！

灵岩寺的谜团（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75）

峨眉山众多寺庙中，据说当时灵岩寺名冠一时，关于这点，据现在的峨眉山市文史专家张洪燕先生认为，应该和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其一，灵岩寺的位置据说是在高桥镇，也就是在古代是一个水陆码头，也是一个重要的驿站和当地的运输转运码头；

其二，灵岩寺位于舍身崖下的后山，古代上山路难走，要登上峨眉山金顶比较困难，而灵岩寺不仅能观瞻金顶，也能看到佛光，于是众多善男信士大都选择到灵岩寺礼佛，看看佛光、旅旅游什么的。

于是乎，灵岩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占尽了天时和地利。

《峨眉图志》载：东至淦洞山，南至卷洞溪，西至解板山，北至石佛岭，下抵临江河，纵横十里。据说，僧人吃饭要“九九过堂”，前殿僧人不识后殿僧人。灵岩寺盛极一时，成为“西蜀第一大刹”。

兴衰之谜：

灵岩寺至明末盛极一时，先不用说别的就这僧人的数量就大的惊人，可见当时的盛况，但是也就是这样一个众僧云集的寺院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这确实是个千古之谜，而且对于大部份史料的记载基本都是含糊其辞，这点可以看出似乎对于灵岩寺的消失史书家们也都忌讳莫深的。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只能把我分析的东西展现出来，让大家多少知道一些关于灵岩寺的故事：

据记载，灵岩寺位于高桥镇，这个高桥镇的名称由来源于“高高的桥”，这个高桥据说是就是为了方便僧人和香客的往来而建的，现在的高桥镇桥头依然有一石碑，碑上刻有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重建高桥记》这几个字，其他的字迹基本上是看不见了，就这几个字也还是后人补的，搞不好没这几个字，其实剩下的就两字：“建桥”，怎么看怎么滑稽。

这个高桥镇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史书载：“高桥镇原是古老的驿站，退可往西昌，入滇缅；进可取嘉州，窥成都”。

从字面理解，首先这地是个水陆码头，其次在峨眉山的后山，再次交通四通八达。

还有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注意下这个用词：入、进、取、窥，这几个定语很重要，一般都不会用在民用城镇中，基本都是形容军事要地的。

还有以上三点描述的同样至关重要，这么个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一定是比较适合发展房地产业或旅游业，但是这个发展房地产业的首要前提是官商勾结，但是官商要是不勾结或是还有矛盾的情况下这个地理位置就有问题了；

其次如果把灵岩寺的位置放大到整个峨眉山来看，这地儿是峨眉山的后山，那前山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这应该不会有多少的影响，路不太好走，但是熟悉的人能走；

再次紧邻水陆码头，交通疏导和运输补给都能做到最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地儿开发房地产有前途，但作为军事大本营更有前途，关键是谁用，还有是什么世道。

大家都知道明末清初四川人秉承了一贯的传统，和满人干到了最后，一直干到全四川只剩下8万人！这绝对可以载入史册的。但是关于这点貌似没人知道，因为我么现在看到的历史都是满人和汉奸文人写的，所以关于川人抵抗的英雄事迹在今天已经少有人知晓。

有个疑问点对于本书很重要，当时全川都在抵抗满人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峨眉山在干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自从峨眉山被佛教一统天下后貌似就很少和政府作对，很少听说过峨眉山有什么动乱的，难道说，这峨眉山的和尚们真的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吗？答案当然不是，和尚们的功利心极强，要不这样也没有峨眉山的今天。

再说一个重要的佐证：高桥镇至今还有“月儿光光，骑马烧香”的民间童谣流传，据说这就是形容地处高桥镇的灵岩寺当时的盛况的，但是疑问又出来了，烧香在晚上吗？烧香的香客们都骑马吗？

我做了一个假设，当然只是假设，峨眉山的和尚们原本不关心世道的变化，谁当政都一样，只要给钱让发展房地产就行，“明”也好、“大西”也好、甚至满人也好。

但是当时的四川各种势力纠葛不清的时候，和尚们就得考虑站队了，就算可以先不考虑站队也得考虑现实，现实就是谁给银子谁说了算，这个道理千古不变，特别是在和尚那。

假设有一个组织，筹划着把整个峨眉山作为一个基地来发展会怎样？我的军事理论很欠缺，但我知道，首先峨眉山地形易守难攻，好了这可以作为基地发展，但是万一出问题我还得考虑跑，跑的话我还得带上钱，同时选择最快的路线，水路无疑在当时是最快捷的，剩下的就很简单了，我收买和尚们，以前山作为基地，后山作为退路，而这个水陆码头的灵岩寺就是我最好的大本营和基地。

筹备期，我先得搬运我的金银财宝放到最安全的地方，然后我还得通知我的各路人马开始向这集结，白天无疑是很惹人眼目的，那就晚上吧，“月儿光光，骑马烧香”，我就打着这个名头，甭管灵岩寺之前多大，我来告诉和尚们，以后这个寺院就我给你建了，我有钱，和尚们自然很乐于接受，这地也就顺理成章的可以被我利用和开发。

至于后来的事，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最终没能干过满清，或许我没跑掉，被满人围在了灵岩寺，我比较有骨气一直在坚持，干了很多天确实干不动了，你大爷的，我干脆来个玉石俱焚，守着金银财宝一把火和这个美丽的世界再见了，灵岩寺连同我的计划、财富全都告别了人世。

但是满人是一帮混蛋，他们和我没完，确切的说和我的金银财宝没完，他们恨不得把地都刨开找，一把火后再加上这些找钱的，得！灵岩寺全完，连个碑你都找不着！

具体是谁我不知道，我也只是猜的，有一点我能肯定，为什么之后没有了记载就是因为这地儿绝对是抗清的基地，不然满人政府不会把这的所有记载和故事消灭的干干净净，不仅是灵岩寺，连高桥镇都没留下一个活口，这非常符合满人的习惯，只有他们能把这事干绝。这其实就是我们见天看清宫戏中的满人政府的嘴脸，真想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娱乐界都是些什么人，全是满人后裔吗。

灵岩寺和红莲寺：

电影火烧红莲寺很多人都知道，现在的峨眉山很多史学研究人士都认为这个灵岩寺就是红莲寺，而且火烧红莲寺就是取材于灵岩寺的故事，具体佐证还很多，有的说灵岩寺中有红莲溪萦绕于寺区之内，故俗称红莲寺，真不知道是哪个俗啊？红莲寺连同高桥镇的俗全被满人杀了个干干净净，你这个“俗”从而论？

其次这个电影题材来源于“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这部书，平江不肖生先生不是古人，香港人士，也就是在香港流行武侠小说时期一个作家，香港的武侠小说基本全部都是信口开河的，这点看过的人都知道，而且这位先生也不是四川人，肯定是没去过，也不会去找什么史料写小说，这部书书名后，全国上下共有六个地方说自己这地就是红莲寺，拜托峨眉山研究史料的各位学者，为出名也犯不上去巴结香港人吧，灵岩寺就是灵岩寺，鼎鼎大名！就别和什么红莲寺搭个了。

灵岩寺财宝之谜：

灵岩寺是不是有财宝，这点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就与灵岩寺特殊的地理位置我倒还是感觉应该多少有点，三更半夜人来人往的搬东西，最后一把火烧了。肯定是没带走，但问题是还有很多带不走的东西和物件啊，犯不上一把大火全给整没了了吧，这个毁尸灭迹干的也太彻底了啊，而且民间一直流传着“灵岩寺藏宝”的传说，为此著名的张洪燕先生还专门写了篇《峨眉山灵岩寺地下藏宝之迷》来论证确有其事，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依据：

近几年，附近的罗目镇相继出土窖藏钱币和珍贵瓷器；灵岩寺附近的村民曾一次掘得玉珠数十颗，他曾亲见村民给他展示的其中一颗。

而关于大家都关心的藏宝地点，他也举证了两种说法：一是，藏宝在灵岩寺地窖说；二是，藏宝在睹佛台地下密室说。据说，村民在灵岩寺原址修建房屋或是耕作时，曾经挖到过地道和地下室。

关于这些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左右是没什么依据，而且要是真有什么财宝的话，依着满人的个性这些东西绝对不会留给后人的，要是有的话一定都随着中原的大批财宝藏一样在东北或是俄罗斯的某个地方了，这才是真正的满人，要找去那找去，就和韦小宝一样。

灵岩寺：峨眉山六大古寺之一就这样消失在历史中，至今找不到确切的地址，没有记载、没有佐证，这是满人干的！大家牢记！

巴蜀兴则峨眉山兴（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76）

满清是一个极其推崇佛教的朝代，应该说佛教在满清一朝机会还是很多的，但是比较尴尬的是，作为外族人的满清皇帝们骨子里对汉文化是抵触和恐惧的，就算是推崇佛教也更重视同样外族人的喇嘛教。

也正是基于这点原则，禅宗汉传佛教受到了来自于藏传佛教的威胁，最典型的就是五台山的寺院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在峨眉山似乎很小，而且几乎看不到什么，同样的佛教名山，在满清统治时期的遭遇是完全不同的，也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发展。

五台山在满清期间发展的顺风顺水，峨眉山佛教则逐渐式微。首先还是那句话，巴蜀兴则峨眉山兴，满人几乎杀光了川人，之后历经几个皇帝的移民，直到满人乾隆时期才算是恢复了一点的元气，就别说恢复四川的繁荣了，四川在满清时期基本就是一常年吃救济粮的贫困省，大环境如此，佛教也就谈不上什么发展和振兴；

其次，道教势力在明确了定位和方向后及时调整并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道家在仅有的几个地区都发展的不错，这样的结果直接影响到峨眉山佛教的本土推广，本地就这么多的市场份额，谁做得好自然就是谁拿得多；

再次就是移民问题，移民带来的不仅是人口的增长，会带来更多更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各方人士认同同一件事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还极有可能形成另一种文化，在四川这地儿形成了完全迥异的特殊形态，这个我们随后会有专题说到。

这三点可以说影响到峨眉山在满清时期的发展，落户区贫穷、人员复杂、道教竞争再加上政府的貌合神离，峨眉山在满清时期混的很失败，我们来看下多失败：

峨眉山之前对僧人的培养教育，主要是以师带徒，言传身教。

这样的教育培训形式在某些层面是可行而且有效的，比如一个强势人物的出现，不仅能带动一批优秀徒弟，更能通过强势人物的运作得到政府的支持，由此可见一个强势人物或是优秀人物是这种模式的核心，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峨眉山才能出现个“中峰寺综合业务培训中心”这样的专业机构，为峨眉山整体打造一流的人才。

同理，这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基本都按照老师的路子继续往下走，运气好的还能延续隔一段时间，运气不好也就戛然而止了，要是一直没有这样的杰出人物出现，那这种方式教出来的学生就可称之为“黄鼠狼生耗子，一窝不如一窝”了。

峨眉山之所以发展的不错，还真是因为这样的大和尚屡见不鲜，而且在峨眉山不灵的时候还能及时的引进人才，众多大师级大和尚很多就不是峨眉山本土出身，所以说最初的峨眉山是个开放、进取的佛教基地。

峨眉山的佛教在明朝时期发展稳定的时候这样的优秀传统就出现问题了，自高自大这是任何国家、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通病，佛教大师们也没能逃出这样的世俗习惯，基于这个原因，峨眉山在满清时期这么一片大好形势下居然显得毫无作为。

好在峨眉山的和尚们在经过长期停滞的发展困境后，认真的总结了这个经验，同时发现和总结了这个窍门，著名的伏虎寺贯之和尚就打算继续干这事。他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

一；开办佛教学校；

二；充分利用峨眉山的名气招聘优秀教师，广纳人才；

三；优秀教师队伍一定的培养优秀学生，在培养下一代的和尚学员，走上一个良性循环，一同扩大峨眉山的市场竞争了；

最后就是利用这些综合性人才再次提升峨眉山佛教的综合实力，贯之和尚开办了学业禅堂。想法很好也很周全，但是问题很多：一没钱；二忽悠不到专业人士来授课；三作为政府的满人不读书，也就对什么学堂啊教育啊不感冒甚至很反感。就与这种现状，之前的文人娱记目前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也没空附庸风雅的制造声势。

贯之大和尚的学堂师源、生源都成问题，很快，就被迫关门大吉了。

这个其实也是这个贯之和尚自身的问题，你想开学堂，你先得考虑你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实力或是足够的威望招募些有实力的人来，事实证明还真没什么有来头的大和尚买他的账，可见作为峨眉山后期的有眼光的一流人士代表“贯之”和尚比他的前辈差的很远啊。

满清时期，峨眉山没形成一个整体的佛教团体组织，大小寺庙各为一家，豪无关系，各干各的，在战略发展上无法取得一致，这是典型的市场无竞争导致的，当初有道士们对着干的时候，和尚们还能合着伙的发展，大家很多时候能一致对外，共同商量怎么瓜分道士们那仅有的一点财产，现在没了道士们，和尚们也迅速的分裂了，三个和尚还真就没水吃了。

满清中晚期以后，就与我之前说的大环境和市场原因，来佛教圣地峨眉山的居士、游人锐减，各种布施也呈直线下降趋势，僧多粥少，困难时期，和尚们自己和自己掐起来了，各个庙的和尚们恨不得把仅有的几个香客都往自己这揽，但市场就这么点人、就这么点钱，你用了我就没了。

恶性竞争的结果就是很多运气不好的寺院颓废得无力修复，没钱没事的情况下，和尚们也很无聊，当然大部分和尚不会安于清静苦修的，有能力、有想法的势利和尚开始动脑子，这是当时的绝大一部分人，这些和尚们面对困境选择一走了之，出外应赴外缘佛事，为施主转咒、拜忏、放焰口、施食、送表等，从事应教活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在这些和尚的影响下，峨眉山僧众不断的减少，峨眉山的佛教开始彻底的走向衰败。

果然，没了道教，和尚们不会玩了。

这还真是因果啊，很多时候你苦心竭虑的要干掉对手，对手其实也和你一样，大家就都不敢有一天的松懈，都憋着壮大自己，要么就掐，要么就是准备掐，反正是见天的大家都绷着弦，这样其实大家都能取得长足的进步，当对手真的被你灭掉之后，天下太平了，没有了压力也就没有了动力，马上就坠入享乐的世界，乐极就一定生悲，对国家也好、市场也好、甚至人也好都是这样。

见天说因果的峨眉山的和尚们也没跳出这个俗世的因缘，轮回或是因果，总之，峨眉山佛教在满清后期期间在风光了多年后消停了。

黑社会的渊源（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77）

其实在整个满清统治期间，四川佛教、道教基本上发展的都不是很顺利，道教就不用说了，历来就和政府对着干，被打压属于正常范畴。

但是一向顺应政府的佛教也没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取得些许成绩，当然，其中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就与四川本身的兴衰导致的，这点我们可以从四川的历史发展和延续中找到一些佐证和脉络。

四川是个很奇怪的省份，从发展历史看非常迥异于中国的其他省份，在中国历史上四川经历了很多，最大的不同就是四川基本没有严格意义的土著人士，都是外来户，但是，历史上多次的大移民也给四川带去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可以这样来形容，四川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移民文化。

移民会带来了很多先进的思想和技术，但是同样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这用佛教解释是因果，儒家的解释是有所得就必有所失，道教的解释就是…..我也不知道。

关于四川的移民在之前的章节已经讲到了，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唯一有一点很重要，也是历来移民地区很头疼的问题，移民和当地人一定会在利益、文化等等方面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四川就是这样。

在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一次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陕西来的流民（李特家族的那次），流民们与地主后来终于因无法调和的矛盾导致流民们造反了，合不来就硬碰硬的看看谁更厉害，机遇造就了黄金家族李特一门的兴起。

但是，移民就算造反同样很难成功，因为拼到最后一般还是地主人多势力大，向李特这样的，也是历经几代再加上最后还找来个当地的名流范贤为相才基本算是调合，也就是在移民和当地人之间的问题中，必须找到一个利益的平衡才能基本解决。

这些都是之前的，在明清两代时期，这个移民问题就更加突出了。

明代移民是在元末的战争中四川的消耗过大，这个时候的矛盾还是凸显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按说正常的思维一定是本地人比较有势力，但是四川不同，本地人都在对抗蒙古人的时候干得差不多了，基本剩不下多少人了，这种时候就需要本土人抱团对付庞大的外地人势力。

同理，外地人更不白给，不光是本地人抱团，外地人也会抱成团对付本地人，在明朝时期，因为特殊原因，两个团伙实力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强。

但是，双方都想争得上风，为此，都想了很多拌饭，最直接、最有效的无外乎联络外面的团伙来帮忙，外地人把老家的人叫来，本地人把已经迁移到外地的亲戚叫回来等等，一来二去的就形成更多的团伙势力涌入，这也就逐渐演变成了帮派和独立的小团体，一旦这个小团体出现一两个杰出管理人士（这个很正常），这个团体就成了了小社会或是社团性质的组织，会有帮规，会有章程，会有会员，也会有组织活动和社团利益。

在四川，正是这样的长达几百年的原因，导致贯穿了中国近代史的黑社会帮派的雏形出现了。

在我们学到的中国近代史中，所谓正史一直比较忌讳讲这种民间组织，所以说关于这些都必须从其他资料入手，好在，我还算看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就从头说吧。

严格的讲，这种社团组织开始形成势力和规模是在明朝，但是在明朝并没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毕竟刚开始一切都不成熟。但是，这一切在满清就不同了，在特设的环境下，这种组织意外的获得了壮大和发展。

在明朝，组织基本停留在会员之间的互助保障阶段，作用停留在民间，和现在的QQ群作用差不多，大家没事联络下，组织个网友小活动或是集体对某事发发牢骚，并没有也无能力和政府直接对抗，貌似最大的作用就是保证小团伙内部成员不受欺负而已。

但是，在满清期间，大部分社团组织都被一些有志之士发现并利用，随着反清复明这样的大旗，开始在有能力的人组织下对抗当时的满清政府了，和当时的政府做对就是地下组织，也就是俗称的黑社会。

可以明确告诉大家：中国的黑社会这种秘密组织形成是在明朝，发源地在四川，壮大和成规模并成功覆盖全国在满清，四川很神奇吧。

满清时期的大移民是史无前例的，首先原因是四川当时的人口只有8万，这个数字就意味着当地基本没人，所以当时的移民矛盾在这时候最突出的不是外地人和本地人，而且外地人和外地人，这帮子是广东来的，那帮子是湖北来的等等。

外地人来到四川后，最大的特点就是无形中加强了本地和原来居住地的联系和沟通，比如我是湖北孝感来的，那我肯定和孝感关系不赖，我到了四川成都后自然就会加强了成都和孝感的沟通交流渠道，这个渠道用来做生意也好，往来走亲亲也好，反正是这两城市对我而言交流是提升的，同时交流就需要交通，这就必须依靠着长江的水路进行沟通和交流，这在当时是最快捷最省力的通道，这样，外地人之间最大的利益爆发点就产生了：“码头”。

特定的时代，特定的背景，导致开始形成特有的“码头”文化，去一个地方要拜会当地的老大也就俗称“拜码头”，大家不明白的话可以参照现今的火车站。

当时，可以说哪个地区的帮派控制了当地码头，也就等于控制了话语权和利润分配权，帮派需要控制码头就必然需要打手来维护，需要打手就需要钱，人家打手干的是拼命的活，当然少不了些安家费和辛苦费什么的，码头就必须得收钱来维持帮派的正常发展，这是帮派文化形成的经济利益和大环境前提。

四川一直就是交通不便利的省份，大部分都依靠水路运输，所以说水运就很发达，按说这种文化应该早就应运而生，但是为什么直到满清才开始成为社会想象？

这点还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四川的移民不是光带去了人，还带去了很多外来思想，既然是大移民，就不好控制南来北往的人，这里面就有很多和政府因为作对或是犯了点事的，在家乡不好开展工作的有志之士，四川比较乱，人也比较少，就都来吧，这现在不用办理暂住证，还不用申报原籍，而且人少，去得早的没准还能当个城管，一下就成了大爷了。

当时和政府作对最大的旗帜就是反清复明，听着不仅朗朗上口，而且很有号召力，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有才能的汉人都跟着来到了四川，计划在四川继续开展这项有前途有意义的事业。

这帮人的目的很明确，找组织，找势力，无疑会和原本的帮派势力紧密勾结在一起，在他们的帮助下，过去的低层次帮派就开始有文化了，俗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有文化有思想的人开始融合在之前有力气有胆识的帮派中，秘密组织开始正式成为一种民众现象在四川登上了历史舞台。

说到秘密组织就不能不说下著名的：“天地会”。

有赖于武侠小说的普及，天地会这名头实在是太大了，尽人皆知，但是还真是不少人并不知道天地会的由来，强掉一点，不是台湾陈近南的杰作啊。

首先的肯定一下天地会这样的组织，不管咋样，人家直到现在还在延续，就足可以看到其旺盛的生命力。

首先强调一点，诞生于明末清初最大的地下组织“天地会”的产生和发展是个谜，关于起源和创始人等等很多猜想都没有依据，当然我也准备加入猜想天地会起源这个光荣的行列，猜中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大奖，搞不好我也整出了“鹿鼎记”出来娱乐一下大家。

猜想之前，我翻阅了很多史料和记载，先说点记载吧，这些记载主要是关于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和天地会起源的著名猜想：

《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的《西鲁序》：“万云龙俗家时称一号达宗，出家法名和满”；

《天地会文献录》：万云龙“号慈光，字达宗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姚大羔等所立《会薄》中：万云龙为“师尊万提起，法号曰云龙”。

在广西田林县发现的《洪门秘籍》杨氏抄本：万云龙“姓万名提喜”，“道号云龙”。

以上四本书均是满清时期留下来的关于著名关于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记载的史料，这些说的是不是真是可信我就先不说了，但是这四本书的共同点就是都是抄本，其中：

《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系“晚清粤人手抄”；

《天地会文献录》系咸丰初年陈开率部占领贵县时所流传；

《会薄》系姚大羔抄本；

《洪门秘籍》更别说了，直接标明就是杨氏抄本，而且系满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所抄录。

关于抄本我没资格去评论，但是我觉得抄本可能会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这东西最大的可能就是往往是第一个人胡写，后面的人就会认为他说的可能是真的，也不去查实，直接抄吧，省事还能提高效率，所以这几个抄本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传抄的，所以说，都是不靠谱的。

当然，大师级人物金庸先生说的更不靠谱，天地会和陈近南的关系除了权威著作“鹿鼎记”以外，我还真是没找到别的证明文献。

以上的资料再次证明还是那句老话，大家都在猜，包括现在感兴趣的人也在猜，不信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看看有多少学者和兴趣爱好者在猜，我敢肯定，我猜的在一百年后也一定作为最佳史料供后人猜的时候作为佐证。

天地会和黑社会（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78）

下面可以严肃一些了，因为我准备开始猜了：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和创始人，其实最头疼的不是我们这些猜着玩的人，而是当时的满人政府，就是以乾隆为首的一帮满人混蛋，反清复明的天地会就如同阴魂附体一般让这帮子满人头疼不已，而且还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满人很纠结。

据满人的记载，再加上后人猜想的依据，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被满人抓获的天地会头目“严烟”的供词，满人绕世界的抓天地会，就是找不到根源，就如同浑身瘙痒就是不知道挠哪合适一样，满人非常纠结，但是一切似乎在抓到这个天地会的大头目后貌似有了点端倪。

重要人物严烟被抓后，被立刻秘密送进北京，受到了最高规格的严刑拷打（满清十大酷刑），随后满人把严烟的供词编撰成册，这就成了著名研究天地会起源的另一个抄本《严烟供词》。

这个抄本来源于满人政府，再怎么说也算是官方的吧，应该说有点价值，满人那帮混蛋虽然混，但不可能自己骗自己玩吧，而且编撰这本抄本的用意是彻底打击天地会，为了他们统治更稳定，这更得严谨点，基于这点原因，后续的很多研究史料和猜想基本都以这本《严烟供词》作为重要的史料佐证。

那我们看看《严烟供词》里是怎么说的。

供词称：“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内，年分已远。有马九龙纠集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如今在那里，实不知道。”

原文如此，先不说别的，这份供词里可以看出这个严烟在天地会其实也就是个小脚色，连最早的起源都不清楚的人物绝对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也就这么个人物，貌似就是满清政府能抓到的天地会最大的官了，由此可见，天地会确实组织严密，这么了不起的架构只能证明这个头儿绝不是一般人，来头很大，要不就是历史传承，要不就是天才。

其次，供词很明确的指出了天地会就是源于四川，这个让满人政府头疼不已而且源远流长的黑社会居然又是四川人整出来的，四川人真是神啊。

再次，关于这个朱、李二姓两位神人是谁？我敢说没人知道，为什么起源与四川但是却没在四川整出很大动静来的原因我们随后再说。

能想象一下，这个天地会最早就是在四川确定了帮规和发展纲领，同时完成了骨干人员的培训，随后分派这些精英人士到全国各地去拓展市场，这个鼎鼎大名的万云龙所谓的万和尚其实也就是个广东起事的区域经理，而且经过事实证明，这人是个不错的大区经理，唯一的问题是保密工作做的不是很好，自己的名头整的太大了，以至于貌似他成了天地会的最高领袖。

关于这位区域经理万和尚，在闽浙总督“伍拉纳”的奏折中写道：

“查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提喜，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号洪二和尚。”

“万和尚即洪二和尚”。

这个佐证我觉得似乎唯一可以证明的就是这个万和尚干的确实不赖，不仅推广了天地会，还利用自己的名头在广东市场变成所谓的“洪门”，成了自己的天下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虽然在严烟供词中还说这个创始人朱姓、李姓在四川，万和尚在广东。

但是严烟还供认，或许是出于保护会内秘密，或许是自己级别太低，关于这朱、李两位大当家的和广东的当家万和尚，小人物严烟都没见过，严烟自己都感觉未实有其人，可能是这个姓朱的、姓李的和所谓的万和尚都是一个人。

这点倒是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万和尚能力这么大了，但是可以再次确定的是，起源于四川的天地会在创立之后，之后的发展方向基本上是依照当初移民来的路子再次回到各地开始生根发芽的，大家看下地图就明白了，原因不言而喻，毕竟大家熟门熟路好办事，这个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天地会在两湖、两广、福建等地闹得沸沸扬扬，而在压根就没往四川移民的省份丝毫没有影响的原因了。

《严烟供词》的内容不仅是我看出了端倪，当时的满人皇帝乾隆也看出了问题，一面严令闽粤追查天地会要犯，一面严令四川总督在省内严密查办，这时，满人开始重视四川了，同时也发现移民带来的严重问题。

正如同我之前说的，在四川的帮会最初的目的是互帮互助，早期的帮会一定是怕受到欺负大家团结起来的，这是四川帮会起源的基础。

关于这一点，在《严烟供词》中也讲到：

“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有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这个很像传销啊）。”

这内容再次可以印证天地会最初的起源就是四川的同乡会，而且加入了读书人，有知识的人很快就赋予了反清复明的神圣使命，随后就开始兴旺发达。

基本了解了情况的满人政府开始认真追查这事，追查的结果：

四川总督李世杰上奏，认为在川八年，时加访问，“并未闻有天地会名目”，又云自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调任总督以来，密加稽查，“并无天地会之名”。

当然，我觉得李世杰的上奏是不靠谱的，一来有推卸责任的原因，二来天地会之所以在外地风起云涌而在四川本土却无声无息，这里面本身就大有文章。

关于这点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黑社会本身的缘由，前面已经讲过四川的秘密社团早在明朝已经开始了，在满清已经壮大很多，而且得到了外来人士的很多支持，此时再加上了反清复明这样的政治大旗，就更彰显号召力。

文化人加上之前的秘密帮会体系和人口的绝对复杂化，这些都能保证黑社会这样的机构在四川绝对严密，管理水平绝对高，说不让你知道就不让你知道。

而随便派出去十几个人开设分公司和办事处已经搅合的满人头疼不已了，在大本营要是让满人查到那还真是没水平了，所以天地会也好，后期的帮派也好，一旦真成了黑势力就不好动了，这是黑社会本身的原因。

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官员本身的问题，很有可能这个川督是害怕担当责任，要知道一旦报告称天地会确实起源四川，靠！你这总督是怎么当的，已经搅合的全国都那么大动静了，合着在发源地你们居然一无所知，下场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说就算是有，这川督也不一定敢报，这是最简单的为官之道，指望这样的汉奸玩命出力干活应该是比较傻帽的事。

还有一种最大的可能就更靠谱了，这个和现今的黑社会一样，当时的天地会在四川已经和当地政府勾结成一体了，大家都是贼，谁也别说谁，只要在这别惹麻烦，去哪折腾都和我没关系，大家和平共处一起闷头发财。

以上都是一些官方的史料，那我们再来看看来自民间的东西吧。

秘密社会的活动在四川早有由来，名闻川省的“国啯噜子”。

这个啯噜子一词最早出现在满清雍正年间，就专指活动于川陕黔鄂四省边界一带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其成员基本上为一些无业游民，即“亡籍之徒”，连户籍都没有的主儿，肯定是找不到正经工作的，这帮人平时就靠劫富济贫为生。

自满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以后，四川啯噜子的活动在外来人士的引导下开始走向正规。史载：

“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

啯噜是四川的土语。清人李调元《童山诗集》有一首《啯噜曲》其序云：啯噜本义国鲁，骂人呼赌钱者通曰啯噜，皆作本声，“如曰群奴。”啯噜会当时也叫啯噜党，而满人政府则统称其为“啯匪”。

其实“啯噜”就是“哥老”，而“啯噜会”则是著名的“哥老会”的前身。如著名的左宗棠就称：“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之别名也。”

哥老会又称“袍哥”，而袍哥这样的神秘社团组织后期更是横行大江南北，连满清后期的太平天国内部和跟太平天国对着干的强人曾国藩的湘军里都有“袍哥”组织，两头居然都有人家的人马，这就说明这些个秘密组织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机构，政府、军队、城管、民间，这样的机构，官府去查是不是能有结果呢？到今天的重庆不也是去了个后台极硬、根正苗红的大佬也才整治了一二三吧，当然，后来的结果就不多说了吧，太敏感。

说了半天的黑社会，究其原因还是外地人口和本地人口的矛盾是根源；

其次特殊的历史背景导致本地人口的大流失再一次的外地人涌入是发展机遇；

最后就是人员的涌入带来了和外地广泛交流的机会，物资、文化、技术等等带来的利益再次巩固了社团的发展。

起源于明朝，兴盛于明末清初，扩张于满清，影响至今的黑社会可以说是川人为中国历史贡献的又一个神奇的综合体。

峨眉山在四川满人统治期间大发展受阻，受到的阻碍是多方面的，这里面就有这个黑社会的影响。

其实，这个社会就跟人一样，精力、金钱、时间都是有限的，一旦投入到一个事情中就会影响其他的精力，当时的川人都去加入社团或是给社团交保护费了，在现实中，能保障生活安稳的和虚无缥缈的心灵寄托两方面需求产生矛盾的时候，一般还是前者比较靠谱些。

所以说，在满清的中后期，我们峨眉山佛教的信徒、香客很少，市场潜力和份额都被黑社会给抢走了，这也是一个很奇怪但不得不承认的古怪现象。

两个总督一盘菜一（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79）

之前说了很多道上的事，咱们现在也得交代一下满清期间所谓的官方政府干的活了，说实话哥们儿我确实对满人很不以为然，而且在满人的奴役统治期间除了整出了大移民的湖广填四川以外也没干什么好事，可以说满人统治期间的四川发展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差，四川从钱罐子的美誉一下落入了贫困省的深渊。

满人在四川的政治作为不多说了，我也懒得列举数据供大家参考，估计也没人爱看，就说下满清后期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四川总督顺带带出四川相关的历史事件吧。

关于这个，我总结了一下，满清期间最出名、最能说明四川的就三个人，起个统一的名字就叫：“两个总督一盘菜”。

首先的说的是满清咸丰十年（公元1861年）的四川总督“骆秉章”。

骆秉章（公元1793年－1867年）；满清史记载：“原名俊，37岁时改名秉章，字吁门，号儒斋，广东花县人，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受命稽察吏部银库，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任湖北按察使、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由贵州布政使升任湖南巡抚。”

看这个履历，这个骆秉章之前的仕途可以说顺风顺水，一路官运亨通，而且还是资深文化人，其实中国过去的官员都是学而优则仕，能当上大官的一般都有骄人的学历（像今天韩寒之流在过去那就是二流子）。

这位骆秉章也一样，当然，读书人有读书人的迂腐，也有读书人的一根筋，骆秉章就是这样的一根筋，在当上湖南巡抚的时候，正好赶上太平天国的动荡。

满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夏，太平军功入湖南，骆秉章率清兵拼死抵抗，但是当时清军确实够怂，被一群业余的民工部队干的找不到北，一群职业拿刀枪的愣没干过一群拿锄头的。

总督骆秉章率部屡战屡败，基本上是太平军干到那那崩溃，幸运的是骆秉章还没被活捉或被干掉，那个年头能保住老命就不错，这点骆秉章很是机灵，战事不得力就赶紧跑，威风凛凛的堂堂政府军、城管军愣是被一群农民工打成了流寇，有点丢人，好在全国上下都一样，能活着就不错了，也没什么丢人的，但是却因屡屡败绩被革职留任了。

不过后来有时来运转了，屡战屡败的骆秉章戴罪立功，居然守住了长沙（太平军围攻八十余日不能克），也凭着这个战绩官复原职了，这实在也是没办法了，长沙要是也丢了就没地儿去了，跑都不知道往哪跑了，只能顶着干下去。

满清咸丰七年（公元1853年），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了清军确实无能，在这样的的情况下终于有人站出来帮大家说话、解决问题了。

强人曾国藩勇敢的冒出来了，曾国藩不用政府军，他也搞民兵，用民兵对民兵的路子对付太平天国。

头脑灵活的骆秉章马上就觉得这路子可能有戏，起码整出来的队伍没有之前那些满人八旗子弟的恶习，开始全力支持曾国藩办团练，这些倒也没什么，只是站对了队而已，最关键的是骆秉章聘了当时的牛人左宗棠为幕僚，事无巨细，皆听之：

“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

左爷说什么就是什么，左爷说晚上吃馒头，骆秉章绝对不喝稀饭。

关于左爷的事迹和本文无关不多说，大家懂得，在牛人左爷的规划和指挥下，骆秉章的文化、认识、政治水平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左爷确实牛。

满清咸丰十年（公元1861年），骆秉章升任四川总督，到四川之后，好运气又恢复了，太平天国那帮子浑人以为造反成功了，这会开始在江南开始享受美好生活，不过没享受几天，牛人曾国藩带着一竿子民工就开始挨个的收拾他们了。

这个时候四川还比较安生，省内各个地方势力均衡，官府管不到的地方（比如现在城市都有的社会死角）还有黑社会管着，这些政府不管的地方的社会治安比官府管的还好，另外好在各地黑社会都不是一个单位的，虽然是谁也不服谁，但是好在谁也不管谁，大家都在自己的地盘安生考虑怎么赚钱、怎么还房贷，这样的人民和基层自发的组织基本和现在的基层组织一样，你说什么就听什么，骆秉章运气不赖。

当然也不是一点没事，云南就不安生，蓝朝鼎带领一帮人造反了，对于这种不成气候的小儿科，我们见惯了太平天国这样大世面的骆秉章对付起来很轻松，带着一帮子曾国藩训练好的民兵过去就给削平了，解绵州之围，连造反的和看热闹的拢共杀了四万余人。满人主子很高兴，赏了他加太子太保衔。

满人同治二年（公元1862年），真正的考验来了，以石达开为首的太平天国分支又杀回来了，太平天国也是一群没脑子的家伙，之所以能整出这么大的动静，最大的因素还是因为当时全国的汉人对满人的统治都极其不满，而满人见天的就知道享受，八旗兵的素质和现今的城管部队素质差不多，典型的欺软怕硬。

其实，天平天国也就是一群农民工，不信咱们今天敢把一个城市的农民工兄弟组织起来和城管队伍对掐，大家都想象一下，谁更牛？谁的仇恨更大？谁会更出力？谁会更玩命？

太平天国著名的将领石达开为什么要跑到四川这个很难说，反正大家记住太平天国这伙人没头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干嘛，裹着一帮人跑哪算哪，有人说石达开最能打，那我告诉你他其实很稀松，太平天国最能打的就是肖朝贵（这位老大绝对是具有黑社会背景的大哥），剩下的全白给，至于为什么再说吧，等我有兴趣的时候专门写本书说说这帮广西农民工的历史。

石达开带着几万人从南京一路干进了四川，不为别的其实就为了找口饭吃，没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其实就是准备跑到川西山区里放牧吃羊肉去，但是骆秉章派重兵守住了大渡河，那跑！

石达开一群想吃羊肉的农民工被围在了安顺场这个地方，眼看着对面漫山遍野的肥羊就是吃不着，石达开太饿了，忍不住了，写信给骆秉章，希望“宥我将士，请免诛戮”。

表示了只是想吃羊肉而已，大不了吃的时候把羊腿给你留着行不。

骆秉章佯称答应了，连蒙带骗的就把这个据说天平天国史上最牛的石达开给俘虏了，骆大人深知这不能等，好几万的农民工就听着个包工头的话，万一出现类似拖欠工资的事，后果就不堪设想。

我们的骆大人没废话，直接把石包工头拉成都处死了，当然，一群想吃羊肉的人基本也都被骆秉章一伙干掉了，但是比较人性化的是干掉之前让他们吃了顿烤羊肉。

太平天国的石达开一伙势力被心狠手辣的骆秉章消灭了，也难怪，当初也是他们撵得堂堂的骆巡抚没地待，差点也去吃羊肉了，看来还真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满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骆秉章因杀人杀多了，红眼了，“有眼病，力疾视事”，报应！

满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四川总督，不久旧病复发，死于任所。追赠为太子傅，谥号“文忠”。

据说骆秉章很喜爱书法，闲暇时经常苦练，为了给满人汇报的时候能让满人看得清楚，据说字写的不赖，在广东佛山市博物馆藏有他写的《楷书联》，他还在佛山园林建筑撰有“群星草堂”匾额，貌似在四川却没留下什么。

骆秉章任四川总督期间还算合格，稳定了动荡的四川局势，而且均衡了各方面的势力，要说具体的政绩还真是不多，关键是满清时期的史料也不是很全，别看年代很近，说到他纯属需要讲下太平天国的事迹而已。

两个总督一盘菜二（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80）

四川在满人统治期间换了多任汉奸总督，一般的、人气不旺的咱就不说了，下面说到的比骆秉章还大名鼎鼎。而且很有可能是纵观四川历史知名度最高的总督，之所以出名，还真的拜托闻名天下的川菜馆子。

丁宝桢（公元1820年－1885年），字稚璜，中国贵州平远（今织金县）牛场镇人。著名的川菜名菜“宫保鸡丁”的创始人，就这点而言，基本上中国人都知道，看来要想青史留名办法确实很多，而且只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就更好出名了，民以食为天，丁宝桢凭着这道拿手的名菜名扬四海。

当然丁宝桢不是一个简单的厨子总督，我们先说下这厮的简历：

满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大家注意啊，这个庶吉士可不是一般人，这可是万里挑一挑出来的，搁现在就是百家讲坛的头牌。风头绝对能盖过“易品三”、“于心得”之流。

丁宝桢同样生逢乱世，还没当上大官就遇上了太平天国的动乱，高瞻远瞩的丁宝桢也走上了牛人曾国藩给大家定好的路子，主动变卖家产，组织团练。

当时这个组织团练可是时尚的不得了的大事，大家可以想下，满人政府无能，各省只要有点钱你就能招兵，就能通过关系混到政府军事补贴，招的兵还都是自己的队伍，这事要是搁现在不定乱成什么样哩，丁宝桢的队伍虽然没湘军那么出名，好歹也有几千号人和几千条枪了，简简单单就混成地方势力了。

公元1854年至公元1856年这两年，丁宝桢也没闲着，带着队伍参与镇压平远、独山等地“教军”和苗民造反势力，大家注意就能看到，道教一如既往的参与到满清末年轰轰烈烈的抵抗运动中去了，道教能把这条信念坚持近千年还真不是一般的牛啊，就这点大家可以起立对道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公元1860年，丁大人因战功任湖南岳州知府，次年调任长沙知府；

满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授山东按察使，次年迁任布政使，配合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的满清版李逵“僧格林沁”进攻白莲教头子宋景诗（这也是一个带着道教影子的流派，说直白点应该也是道教的一个支系），并参与了镇压捻军。

满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丁宝桢干了件大事，这件事说明这人经过了多年的战争历练后，已经从一个书生彻底变成了一个战士，有文化的战士，这很可怕，这点就和当今老美一样，为什么老美出动几百号人就能削平别人几千人，就是因为老美的兵各个都有学历，各个都认字，还都会说英语。

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在济南碰到了著名的慈禧老婊子的宠臣大太监安德海，这太监在京城待得很舒服，油水也没少捞，向李启铭这样的混蛋坑爹儿子也收了不少，但是总在一地儿待着显不出这威风，那会也没有公费旅游这样我国独有的公务员福利，有钱有儿子的安德海也想出去转转，毕竟见天的看着慈禧这一更年期老太婆也挺烦的。

在这样的动力驱使下，安德海公然违背满清的祖训：太监不得出宫的规定，仗着慈禧老妖婆的关系公然出去公费旅游了。

象他这样的领导人出游那就得讲个排场，各地的公务大爷都轮着接待，警车开道、沿街戒严、组织群众高喊“欢、欢、热烈欢”的口号（这不是笔误，下面呢？自己猜，哈哈），这孙子在这些拍马屁的接待下一路玩的不错，到山东了。

安德海玩的很尽兴，丫忘了山东巡抚虽然是个文官出身，但是也带过私家兵，也真刀真枪的干过几回仗，而且还有骨子里的士大夫气质，丁宝桢没搞政务接待，直接大兵接待。

而且丁宝桢很聪明，斩草一定要除根，省的这混蛋回去再把自己扳倒了，水萝卜就酒，依满清祖制直接干掉了，据说干掉后还让广大的济南人民现场学习了一堂太监是怎么形成的生理课，一时大快人心。

按常理依着满人的习惯，这事绝对没完，就如同慈禧个老变态说的话：“谁让我生日不痛快，我就让他一生不痛快”。

但是，这会已经不是满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年代了，满世界的私家兵，什么湘军、淮军、鄂军、赣军已经满天飞了，你敢动一起扛过枪的弟兄，就有很多人让你个老妖婆不痛快，慈禧个变态憋了，估计在宫里没少骂丁宝桢“生个小孩儿没屁眼”这类的混账话，但是骂归骂，还得憋，憋死你老狗日的。

满清光绪二年，丁宝桢代吴棠署四川总督，终于混到四川了。

丁宝桢虽说厨艺不错，但是说实话政治水平更是不错，最关键的是见多识广，知道这要想发展就得广招人才，拉动当地经济不能光靠地产业，得发展经济产业，所以丁宝桢在任期间力推洋务运动，这点我绝对值得我们现今的公务大爷们学习学习。

丁宝桢到任后和前一段重庆的那位大佬一样，先收拾贪官，整顿了公务人员队伍；

随后就开始大张旗鼓的发展经济（这点比那位大佬强），建机器局；修都江堰；

裁掉了大部分公车和公车司机，节约能源和人力都去修都江堰去；《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四》：“裁夫马以恤民，革陋规以恤吏”。

这几步棋不仅稳定了四川的形式，而且大得民心，对于百姓而言，历来是看什么都没看见公开杀几个官员让老百姓们高兴的事了，现今也是，个个该杀。

先得民心，有人拥护了，就得动手收拾黑社会了，《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四》：

“又改盐法，官运商销，置总局泸州，其井灶分置厂局，盐岸分置岸局，岁增帑金百馀万”。

官府出面经商，控制川中物流业和最大的产业：盐，黑社会的各路袍哥们的财路也给堵上了，手段干净利落。

丁宝桢虽然干的不错，但是已经得罪了四川成气候的黑白两道，黑白两道也不是吃素的，开始动用各种关系疏通，期望赶紧的打发走这位敢杀安德海的愣头青。

一时间各种报告、上访、官员主动检举揭发等等充斥满清政府，不过满清政府还真是拿丁宝桢没什么办法，这位大爷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初一起混过的大佬们个个都不是吃素的，给个面子问责一下吧，丁宝桢倒也干脆，就一句话：我来之前，四川一年给你们挣多少钱（赋税多少），现在挣多少？我是不是吃素的你们自己看！再说，大爷的！我那帮弟兄们更不是吃素的！注：他的弟兄包括曾国藩、左宗棠等等。说白了后台更硬，硬的满人只能干瞪眼。

《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四》：

“上虑宝桢惑浮言，敕勿易初念。寻予实授。宝桢弥自警勖，益兴积谷，严督捕。治蜀凡十年，初莅事时，郭内月有盗劫，至是诛匪几尽，声为道不拾遗。”

挣得确实多了，满清政府想想也是，挺能干一人还挺横，算了，听说川人也很支持，你就放开干吧，天高地远的我们也不管你了，黑白两道想灭谁你看着办吧，别让他们再来骚扰、上访我了就行，你不是朋友多吗，路上能堵就自己想办法堵住这些进京上访的，反正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吧，丁宝桢由此展开手脚大干，据史料记载四川也由此得到了大幅度的整治，不过我看到的好像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满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卒官，赠太子太保，谥文诚，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在四川的任职上挂了。二期很重要的是，只要丁大人当过官的地方都建祠了，足以说明丁宝桢还是个比较合格的官员。

人去了，青史留名，餐馆留名，说下这菜：

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时，每遇宴客，都亲自指挥家厨用花生米、干辣椒和嫩鸡肉炒制鸡丁，肉嫩味美，很受客人欢迎。后来他由于戍边御敌有功被朝廷封为“太子少保”，人称“丁宫保”，其家厨烹制的炒鸡丁，也被称为“宫保鸡丁”。我也很喜欢吃这道菜。

两个总督一盘菜“三”（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81）

前几任总督都说了，其他一般的咱就不多说了，只说最关键的头子，下面就得说到这个总督比前几个更厉害，倒不是因为他能做菜或是杀人，因为这个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史，诸如著名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国家领土完整”等等。

而且这人在四川任总督期间再次把四川从一个贫困省变成了全国著名的明星省（注：不是富省啊）。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其人并不是很知名，而且就算知名也名气不太好。

满清四川最后一任总督：赵尔丰（公元1845年－公元1911年12月22日，生的日子不清楚，但是挂的日子很清楚，具体原因后面说），字季和，祖籍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满清汉军正蓝旗人，也就是最早的汉奸出身，汉奸世家，所有清宫戏里都称之为“奴才”的一类人，其父作过山东泰安知府。

赵尔丰最初在山西历任静乐、永济知县，后由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推荐，出任永宁道道员，没什么提得起的学历和明显的政绩，但是能一步步的升迁，这就是满清时期最大的管理制度，愿意当奴才的只要跟对了主子就有戏，不愿意当奴才你就得凭着过人的学识一步步混，混成什么样得看运气，话说回来这奴才也不是随便就当的，这个绝对是对人格和心理的极大挑战。

首先得不要脸，其次得不要祖宗，所以说这活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但是赵尔丰就无所谓，他家族就是奴才，奴才世家，所以他很习惯也很愿意当奴才，当奴才就有奴才的特点：媚上欺下，这是奴才们的统一嘴脸。

公元1903年5月，时任满清驻藏大臣的凤全在巴塘仗势欺人的时候被凶悍的土司人民干掉了，一个奴才倒下了，千万个奴才站出来了。

赵尔丰这个忠心耿耿的奴才被任命为新的官员，调任建昌道道员，鉴于当地复杂的情况，赵尔丰被受命可以就地招募兵勇，平定地方土司的叛乱，这也是奴才出身的赵尔丰参与川边藏区相关的事务的开始。

当时，国际上诸国列强已经开始对中国国内很多地方进行渗透，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贫困国家都已经成为殖民地了，全球的殖民地资源在列强的瓜分下已经枯竭，所以很多国家的目标开始瞄向中国。

其中，由于印度阿三已经先一步认了英国当干爹，所以干爹就想着能从印度阿三儿子这地当个跳板，借机在多收几个干儿子，印度的干爹看中了中国，但是中国太大了，聪明的英国人知道自己吃不下这么大的中国，那就一点点来吧，能吃多少就先吃多少。

英国人首先看中了离干儿子阿三最近的中国西藏地区，直接和满清要也不是不行，但是肯定还有别的国家也等着要，比较麻烦，那好办，借着干儿子印度的光，先鼓动西藏造反吧，独立了就能名正言顺也成为殖民地了，然后再通过西藏往里渗透，英国鬼子的算盘打得很精。

但是事情的发展就和电影红河谷演的一样，西藏的藏族人民不是印度阿三，强悍有种的藏族人民准备和英国鬼子好好的干上一仗，但是就西藏当时的装备、人员等等因素，西藏方面希望当时的中央政府，也就是满人能支持一下，最少也在后方给点补给什么的，毕竟你们还是我们的直接领导，这是淳朴的西藏人民的想法。

但是事与愿违，由于满人政府和驻藏官员对藏区事务的处理不力，这个为嘛不力就不多说了，不外乎这不成啊！那不成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说点这些扯淡话。

反正人家满人就没把中国人当过人，也没把中国当成自己的领土，只有象“阎崇年”这样的孙子才会舔着脸去舔满人的屁沟子，一如既往的“呸！你个老狗日的！”。

政府的不得力和不作为致使原本反英的西藏高层统治者喇嘛们转而成为亲英势力，这里面当然少不了印度这个英国的干儿子的功劳，习惯认干爹的印度一直对支持西藏独立这事乐此不疲的，到今天也是，得到英国支持的部分西藏地方军队开始在西康和川边地方制造军事冲突，这事越闹越大了。

根据这一情况，满清政府一方面制定了在川边实行改革的计划，进行了所谓的藏政和改土归流的政策，意图稳定川边局势，真是想不明白早干嘛去了啊；

另一方面派出成功平定西康地方土司叛乱的奴才赵尔丰充任川滇边务大臣，开始先在西康地区进行改土归流作为试点城市。

公元1907年，锡良离任，赵尔丰还一度代理了四川总督一职。

公元1908年又升任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看到了吧，汉人籍的封疆大吏没有值得标榜的学历压根就别想着升迁，但是奴才们就行，只要主子认同就行，赵尔丰带着招募的兵勇在打箭炉驻兵，改打箭炉为康定府后又设登科府等，先在政治上加强了主子满清政府对西康一带的控制。

公元1909年，赵尔丰很给主子长脸，成功挫败了试图进攻巴塘的西藏叛乱军队，并乘胜进入西藏，收复江卡、贡觉等四个部落地区，更越过丹达山向西，一直到达江达宗，此时距离拉萨只有六天的路程，更逼迫西藏最高领导达赖喇嘛被迫逃往印度（眼熟吧）。

这件事看着很提劲，不管人品怎样吧，这事起码还算是维护了领土完整，这点值得肯定。

赵尔丰在这件事上得到的经验就是少说话、多干仗，直到干的对方老实、害怕为止，他认为解决问题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动手，而且是先动手。

信心满满的赵尔丰上书请求乘胜平定西藏全土，并建议在藏区推行革教易俗政策，但是当时的满清朝廷担心其举措过激，他确实已经头脑发热了，为了避免事端，满清政府没有允许。之后赵尔丰又顺势收复了三崖。

公元1911年赵尔丰正式出任四川总督，接着马上收复了叛乱的瞻对、波密和白马岗等地。

平心而论，在对藏政策方面赵尔丰相当的强势，不服就打，其他的不说，保证领土完整这方面我觉得赵尔丰的功劳是大大的，要不是他坚持的强势政策，搞不好西藏就被英国的干儿子印度给策反了，现在我们去西藏旅游都得申请旅游签证，这点必须承认，赵尔丰对国家功不可灭。

关于赵尔丰被任命为四川总督一事，一方面由于其作风强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四川的局势动荡，满人政府必须任命一个强势而且忠心的奴才去稳定四川的局面，四川当时动荡的根源依然是地方势力为了利益分配的焦点而爆发的矛盾冲突，这就是间接激发了辛亥革命的著名的四川“保路事件”。

先来了解一下“保路事件”的缘由吧。

甲午海战之后，满人的势力一落千丈，各国的势力开始从沿海向内地发展，其中四川也成了一块各国垂涎的肥肉，丰富的矿产资源引发各国的重视，但是四川的财富必须通过渠道才能输出出来。

之前说过四川的水路发达，但是当时四川水运一来吞吐量较少，不能满足大规模的运输，另一方面水路、码头都比较复杂，各个帮派没事干的时候经常组织人手抢东西捣乱，所以从满清政府到为了获利的部分民间帮派都计划在四川造铁路。

当然，满清政府的作为逃不过列强的眼睛，各国也都开始竞相觊觎四川的铁路主权。

之前的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提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

主张不花满人钱的政策得到满人政府的支持得以实施，公元1904年，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公元1907年改为“商办”，公元1909年在湖北宜昌举行了开工典礼。

川汉铁路不借外债，不招外股，其股本来源主要靠“抽租之股”，亦称“租股”，抽股的办法就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这就是政府的强制性指令，在今天这些事有了专门的机构叫“发改委”。

按说要是真这样做了，那全四川人民就都成了铁路的股东了，但是普通的川人怎么实现这个股东权益呢？在这个关键时候，沉默很久的黑社会再次出来了，各地的哥老会、袍哥们纷纷走上了领导岗位，由他们出面为股东们争取利益，这个黑社会最早就是垄断了水路运输业，但是自从被打击后一蹶不振，大哥们也休息了一段时间了。

但是，现在这种新的运输方式“铁路”开通后，必然引发整个运输行业的再次洗牌，可以说运输行业必然焕发了勃勃生机，黑社会也及时的调整了策略，过去拜码头的大哥现在都准备改行当票贩子。

而且，四川政府建铁路筹集民间资金这项政策无疑给了黑社会们控制运输业的机会，各地政府和黑道大哥们开始谈判，政府给政策，大哥们出面征集费用，形成一个完整的黑白两道利益共同体，类似今天的房地产拆迁行业，表面看也算是皆大欢喜，哥老会也给加入组织的人分红，这点，土生土长的黑社会远比满人更讲道理。

但是满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战争屡屡失败，失败后就是赔钱，满清政府基本上是花光了中国的所有库存后，动起了这样公私合营生意的念头，单方面出卖了铁路股权以换取各国的奴役性的贷款。

要说要是合伙生意，你出卖你的股权也没什么说的，问题是满人在这铁路上一分钱没花，全是黑社会出面筹集的民间资金，这就等于你拿着我的钱还把我给卖了一样，满人政府不厚道。

两个总督一盘菜“四”不全 （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82）

公元1911年5月9日，满清政府单方面宣布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转让股权的借款合同，私自将粤汉、川 ​

两个总督一盘菜“五”（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83）

话说回来，“成都血案”的事情没有像以往一样被弹压住，政府的无理举动彻底激发了黑社会的斗志，各地社团退隐江湖的元老级领头人全部开始出头，之前积压了很长时间的怒气在这一瞬间爆发了，各路社团组织纷纷由各地出发，全面围攻成都。

历史上说这是民众自发的，说是什么人民请愿，其实都是胡说，不管任何时候民众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组织成这样大的规模，其次也不是什么革命党干的，那会革命党只知道在沿海和其他大城市搞搞学生发传单、组织演讲这样的煽动性运动，这种实打实的血拼，革命党一般不会参与，也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策划和参与，而且，向四川这样贫困省革命党基本没来，只有在四川横行多年的社团才有这样的实力，而且都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地方团伙。

9月8日，身兼同盟会员和袍哥大爷双重身份的秦载庚在华阳中兴场率先干起来了，对了，这会黑社会闹事有了比较时尚的名字叫：起义。

几天之内，双流、新津、温江、郫县、蒲江、灌县等地的黑社会全冒出来了，纷纷打出了起义的大旗，几支队伍在新津县城击败清军，随后又转战到雅州，于大相岭再次击败清军，其实没多少清军，这几个地方基本都是警察和城管部队。

各地的大哥们眼看胜利在望，全部向成都汇集，没几天几支“同志军”就把成都城给围上了，人数已达20万之众（黑社会势力多大，大家能看出来了吧）。

但是只是围，却是久攻不下，其中既有装备方面的原因，更多的则在于这些同志军其实都是之前的黑社会成员，小打小闹行，真正打起仗来完全不是那回事，而且隶属于各个大哥带领，听谁的不听谁的也就一句话的事，乱哄哄完全没有统一的指挥，几天干下来很多大哥小弟们就熬不住了，累了，回家休息去，而且是说走就走，还真是谁也管不了，就这样，在散了、散了的口号中各路队伍居然各回各家了。

在撤去对成都的包围后，组织散乱的“同志军”在各自地方连连失利，龙鸣剑先挂了，大哥秦载庚则在井研被杀。

王天杰率领余部回到荣县县城，痛定思痛决定再干一票大的：

公元1911年9月25日，王天杰宣布不再承认清政府的合法地位，荣县自即日起独立。这时距武昌起义还有半个月之遥，荣县起义被称为是“首义实天下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第一枪，这一枪，是我们四川的黑社会大哥开的！我们必须知道而且牢记！

各地大哥动用各种势力，在四川那是闹得一个沸沸扬扬啊，前面就说过哥老会的势力很大，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大，这回知道了，不仅是在民间，甚至在军队，也就是当时川军，注意这不是赵尔丰的嫡系部队。

这下搞大了，川军得到大哥们的呼应，拒绝出兵镇压，赵尔丰无奈告知主子这边局势有点控制不住了，军队也有可能被瓦解。

气急败坏的满人政府急忙调最近的武昌新军入川，协助奴才赵尔丰杀掉这帮子黑社会，精锐的武昌新军被从武昌紧急抽调镇压。

剩下的事，我想大家都明白，武昌空虚了，前面说过的真正革命党们机会来了。

10月10日“武昌起义”，在几乎不可能的前提下成功了，近代史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开始。

顺便交代一下这个武昌的新军，这只新军是著名的满人端方带领的，这厮气势汹汹的率领新军一路杀进四川，一副穷凶极恶的嘴脸，准备带着精锐见谁灭谁，没想到啊没想到。

这哥们儿才走到资州（今资阳）时，队伍里的袍哥们也干起来了，也顺应时势宣布“起义”了。雄心万丈的满人端方，很失败的被袍哥们把头砍下来祭旗了。

再说下最后一任满清任命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因为这件事被就地免去四川总督一职，留任边务大臣。

大不大臣的已经没什么用了，时局已经大乱，全国上下各种不满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下彻底爆发。

11月22日和25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驱逐鞑虏，还我中华”这句话再次被人们挂在口头。

赵尔丰被迫将政权移交了，但赵尔丰并不甘心失败，而且只是权宜之计，依然暗中控制着局势，毕竟以社团为核心建立的政府还缺少政治头脑。

12月8日，赵尔丰煽动旧军巡防营士兵兵变，企图复辟，居然成功的赶走了当时的所谓政府，但随后军政府军政部长、同盟会成员、真正的革命党尹昌衡率兵入成都，自称都督。困境下的赵尔丰再显强人本色，居然没逃走，依旧在老总督府就地指挥，就等着哩。

12月22日，尹昌衡进攻总督府，赵尔丰被擒，后被押至贡院斩首。

有一点再说一下，赵尔丰被杀，其婢女为救他而死，随后其生前卫士又去刺杀革命军头目为他复仇，由此可见这人起码还有些许死党。

历史上多称赵尔丰是一个“屠夫”、“刽子手”或“杀人王”。

怎么说呢？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但是我却认为他只是一个奴才，甚至是一个十分合格的、忠实的奴才，完整强硬的实施了主子的命令，毫不迟疑。

也正是他这样的强硬也才保证了西藏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正是他的强硬导致了四川格局的激变。

但是应该看到后期他还是做了些努力，试图为满清政府缓解局面，但是主子没同意，这点他也毫无怨言，依然执行主子们的意见，如果用中国历史定义忠臣的概念来评论他的话，他确实是个忠臣，起码非常忠于满清政府，比现今文人强很多，那个姓阎的就没敢再出来叫嚣满人是亲爹这样的奴才口号。

赵尔丰，是一个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功臣

赵尔丰，是一个政治手段强硬的封疆大吏

赵尔丰，是一个对满人政府忠心耿耿的奴才

赵尔丰，是一个辛亥革命间接的大功臣

赵尔丰，是一个身首异处的可悲者

我无法评价他的功过，历史会说明这些，大家都会自己去论断，我只能说他是一个尽心尽力的满人川督，忠于主子的奴才，仅此而已。

再说句题外话，之后重庆、成都先后独立，一度出现两个军政府并存的局面。为了统一军令政令，防止旧势力复辟，双方开始合并谈判，于1912年1月27日签订《合并草约》11条，旋经双方盖印生效。

3月11日，新任四川都督府都督尹昌衡、副都督张培爵在成都就职，并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报告全川从此统一。

四川保路风潮和同志军大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先生曾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勒紧肚皮纳税（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84）

之前的几个四川总督的故事基本能把满清时期的四川历史和政事多少讲个七七八八了，四川可以说是中国所有省级区划中历史发展最为诡异的省份，忘了是哪位名人论断：“全国未乱蜀先乱，全国已定蜀未定。”

这样的话来总结四川，说实话还真蛮到位的，但是这个根源在哪？

我个人认为最简单的说法还是归结到得天独厚的天府之国的地理位置，四川基本上自古从来就是经济上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地方，建立独立政权貌似成了四川的主流历史。所不同的是这个主流历史从明朝开始就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历史。

自明之后，稳定的四川骨子里还是原来的秉性，用简单的天府之国来说明似乎有点牵强，因为在明朝之后的四川不管是混乱也好、独立也好，依然发展的十分诡异。

后期诡异的根源就在于四川的移民，从古至今，四川这地就没断了移民，而且好几次都是史无前例的大移民，各地儿的人到了这，为了适应环境都会找同乡，这样也就会形成同乡会这样的帮派雏形，慢慢的就演变成贯穿中国近代史的社团，社团保证参社人员的安全和生活，有了问题替人出头。

各个社团为了利益也好、实力也好，之间就会有斗争，有斗争就顺理成章的需要费用，费用和利益就把简单的社团演变成了民间组织。

众多的民间组织的为了利益就不能简单的只在组织间争斗，为了保证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同官府合作，过去这样，现在也这样，别愤青，不仅中国这样，外国其实也这样。

这些组织一旦形成势力就一定会和官府有些勾结，或是为了和官府分账不均而争斗，被官府打压，就成了黑社会，没打压的就成了房地产商和产业龙头，没事爬个珠峰，发发微博炫耀一下什么的。

这也就是四川黑社会的历史，我这里并不想探讨和研究黑社会的起源和发展，只是因为这个机构起源在四川，所以也就交代一下由来。

明清两朝可以说是黑社会大发展的年代，直到发展到一旦官黑两道达不到双赢，就有实力组织和政府明刀明枪的对着干，这种黑白两道的争斗和平衡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民国。

关于黑社会我们之后还得提到，而且还会提到四川黑社会出的名人和作用，这里我们还得交代下四川省在满清后期的作用，本来我不想提，但是看了很多资料后还是觉得有必要说下。

明清两代虽然历经折腾的四川已经元气大伤，而且是背着最疲困的大山进入满清时期，满清二百多年也没能缓过来这口气，但是四川在满清时期依然向世人宣布不管哪的人来到四川，来了就是四川人，就会长出四川人的骨头。

满清政府后期对列强妥协来保证自己的政权，内部对国民残酷压榨，说到这有个歪理还真是不得不说下，其实满清政府也没什么错，人家是满人，最早的侵略者，早在几百年前这帮子满人就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殖民地了，对于殖民地的人民人家满人政府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帮人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八旗子弟，这才是人家的人，剩下的都是奴才。

所以说，满人政府不管是赔款也好、割地也好，其实不过是这个殖民地主子换成另一个主子而已，而且说句大实话，换个主子没准儿过得更好，香港那不是明摆着的证据吗。

所以很多中国人特别是除了满人的中国人大可不必为这件事懊恼不已，有本事就把这些个殖民地的混蛋都赶出去，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最早的口号就是“驱逐鞑虏，复我中华”，这才是真正中国人该干的事。

满人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和偿还外债，在全国各地想方设法的捞钱，当然不会放过四川，在四川开办“捐输”，这可是正常赋税之外的额外需缴纳的。

鸦片战争的2100万两赔款，按田赋数额分摊到各省，限期完纳。

这还没完，一直到满清光绪中叶，中日之战、庚子之役，每次战役都少不了赔钱，这满清政府当年打大明朝的时候威风八面的，到了这会简直就是乌龟的二大爷，回回打回回输，输了就赔钱，周而复始的赔款天天涨，直接摊派到各省，名为“新捐输”。

四川每年摊派庚子赔款达220万两，还摊派偿还俄、法、英、德贷款每年百余万两。

公元1902至公元1903年，四川除田赋正粮外，承担津贴捐输重达4470万两。

在公元1851年，清政府定四川为“协济省”。

说白了就是四川协助接济镇压太平天国的各省团练的军饷军粮，灭了太平天国湘军居首功，但是捞钱方面湘军一样居首功，两湖地区从闹太平天国之前的贫困省一跃成为经济发展标杆省，而且精英辈出，其实那都是有钱整的，有钱就能办学，就能出人才，也就越有钱，所以说湖南就应该立了曾国藩和洪秀全两人的铜像，就凭着这两人湖南一下就彻底翻身了。

但是四川就比较背，没轮着曾国藩这样的猛人，没挣着钱，净花钱供着曾国藩这些人去挣钱了，还没利息也没分红，四川就干花钱当冤大头。

公元1851年，四川调往广西的军粮计5000石。

至公元1854年，四川向各省调拨饷银达三百余万两，全省库藏为之一空。

为了强化专制统治和解决八旗兵确实够怂的问题，满清政府还下令各省办团练。办团经费，摊入正粮。少者一二倍，多者五六倍。

公元1856年，四川开征百货厘金，就是卖百货的税金。

公元1⑧95年，盐课每斤加收2文，公元1⑧99年又加收2文，1901年再加收3文。

契税、茶厘也成倍增加。

公元1908年，“赵尔巽（不是赵尔丰啊）督川，一意刮民财进贡，取悦慈禧这老妖婆子，于是设酒税、糖税、油捐，加肉厘，居然还征牛羊皮，设经征局。向无者新设，有者加重，言外之意就是甭管有事没事的都得交税，加至四倍至十倍不止。”

很多，这里就不一一道来了，当然这些东西到了四川一定会有人再在其中分一杯羹的，就算没贪官也会有帮派来收，四川可以说在满清时期真是苦大仇深啊，之前多拿点也算，因为咱有，咱确实比别人富，可是满清就不一样了，比谁都穷，还一点不比别人出得少，看来只要是外族人当政就一定不会放过四川，要是四川人也喜欢看还珠格格一类的清宫戏那才真是忘本，要是也舔着脸给自己孩子起名叫什么“格格”、“阿哥”的就更加让人瞧不起了。

好在万恶的满人政府在最后一任川督的协助下挂了。

公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从此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个绝对是好事，不管对谁都是。

动乱和动乱的根源（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86）

公元1918年，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名义摄行四川军民两政的熊克武，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通知当时的各地川军，依照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作为粮饷之需。

应该说这是一项重要的决策，这个决策的意义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划拨，想都可以想出来，政策一经公布，各个地方军队可以自己去找地方政府要钱，要合作的话还行，不合作的这军队可不是吃素的，直接接管了地方政府都是分分钟的事。

这简直就是官方宣布各个军阀划地自治的公文，而且还是军制，这就是之后所有四川混乱多年的根源，熊克武这个艰难的决定可以说是罪魁祸首，但是作为当时的四川最高行政长官为什么会颁布这样脑子进水的政令呢？他难道不知道这意味这什么吗？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何在呢？让我们来分析下这背后的原因。

大家如果没忘的话应该能记得我之前也提到过这个熊克武，就是这人最早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开始二次反袁，但是遗憾的是没多久就被排挤边缘化了，其根本原因就是缺少地方势力的支持。

随后，兵强马壮、实力雄厚的刘存厚出任川军头子，指挥川军干掉了来帮忙的滇军和黔军，按说这个刘存厚应该是名望所归了吧，但还真不是，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后的熊克武再次出手。

自以为是的刘存厚这次不幸被卧薪藏胆的熊克武干掉了，熊克武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再次控制了四川，谁都能看出来，这个就和一个公司一样，总经理总是干不长，没几天就换一个，那原因就肯定不在总经理而在下面的中层，中层集体的力量往往能决定总经理的任免，那么四川所谓的中层在哪？

先说刘存厚，实际上刘存厚是袁世凯北京政府系的人，他的队伍是以北洋系军队为主构成的，刘存厚之所以能胜利，一方面凭着手上军队的实力（这个非常微弱），更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势力的支持。

同时，这个刘存厚胜利后仗着手里的军队，没把地方势力（说白了就是各位四川黑社会的大哥们）当回事，地方势力和刘存厚双方就合作方式和地位以及最关键的利益分配上无法取得共识，算是从朋友到敌对了。

而之前的熊克武起家就是打着革命的幌子号召各路地方势力的人，可以说最早就在地方拥有足够的人脉和合作关系，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刘存厚势力强大，各个地方势力就纷纷投奔去了，投奔的结果是人家没把这些人当回事，再加上背后有个痛定思痛、痛改前非的熊克武一直在鼓捣，失意的大哥们和熊克武一拍即合，大家就联手做掉刘存厚一事达成了共识。

当然，就与屡次与所谓的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大哥们这会不傻了，先说好给我们什么好处，没好处没人干活，私下的协议就此达成：胜利后可以各自拥有各自的地盘！

事态发展证明，四川的大哥们带上靖国军的帽子后战斗力果然不同凡响，三下五除二就干掉了飞扬跋扈的刘存厚，再次把熊克武推到了领导岗位。

熊克武一方面就凭着此事和当时名义上的领导孙中山先生要地盘，四川不给我我就还能带着大哥们接着干，保证谁来了都白给；

另一方面根据事前答应好的协议开始分封四川的各位大哥，共同的利益链条形成，更稳固了自己的地位，熊克武代表四川整体出面向中央政府要权要地，然后再根据各位势力再往下分配，大家一团和气共同把四川就此瓜分，谁也别想进来，这地儿就是我们的。

所以说，熊克武这还真是螳螂捕蝉，熊克武这招对付历来软弱的孙中山先生还行，对付手下这帮子大哥们就明显不灵，在大哥们的一再威逼下，不得已公然颁布了著名的防区制政策，得！大哥们现在不再是黑社会了，纷纷走上前台，成了名正言顺的地方大员了。

当初手下的小弟们全成了团长、营长了，地方的钱可以名正言顺的归他们了，有钱有地就更得壮大队伍，大哥们纷纷扩充军队，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军队扩编以期进一步扩大地盘，有地盘说话就更有底气，反正这年头谁有枪谁就是爷。

这就是四川混乱的实际根源，四川长期以来的黑社会才是真正的四川地头蛇，才是真正说话算数的企业中层。

黑社会变政府军后，还是各管各的地，既然成了正规军了，依照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一贯方针，不仅在防区内提取粮饷，还干预政事，委任官吏，预征赋税，致使各防区成了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

大家看着眼熟吧，这就跟唐朝那会的藩镇割据一模一样，各地军阀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防区，争霸四川，不断加紧混战，川中再次一片大乱。

分裂后的四川从公元1912年到公元1933年的二十年的时间里，共发生大小军阀混战四百七十多次，其中大多数混战发生在防区制形成之后，可见当初抢地盘的战争有多激烈。

公元1926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布北伐。

同年冬，混战中的四川军阀们掂量各自的势力之后不约而同的一致决定，秉承一贯的对外政策，还是得打着革命的旗号啊，这不管怎样，起码革命这词听这就有派，之前都是黑社会，自从跟了革命党后就走上了正规，就鸟枪换炮成了革命军、正规军了，黑社会华丽转身变政府了。

这条路子大家都熟，也知道这也就是名义上的领导，实际上该怎样还怎样，大家纷纷派代表到武汉、长沙，向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投诚，表示承认国民政府，同意军队易帜改编。

于是，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先后任命四川军阀（都是之前的大哥）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统统都为国民革命军的军长，仍统率原部（还是原来的弟兄），而且还该管原来的地盘，具体安排如下：

杨森为二十军军长，驻万县；

刘湘为二十一军军长，驻重庆；

赖心辉为二十二军军长，驻内江；

刘成勋为二十三军军长，驻新津；

刘文辉为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为二十八军军长，田颂尧为二十九军军长，同驻成都，组成三军联合办事处。

这就说明其实当时的中央政府也确实是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告诉你们都是军长，谁也不用听谁的，谁以后地盘大我们就承认谁。

另一方面，这个政令也很狡猾，面上说一样大，但是暗地里的意思也很明白，大家都一样，你们可以自己跟自己玩命打，等你们都打得差不多了，分出高下了再说。

各位黑社会出身的大哥们打仗行、抢钱行，但是玩政治确实不行，果然上当，回去就开始继续掐，各位四川军阀们虽都易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其本质压根儿就没变，仍然争夺防区、抢地盘，所谓的革命军内部依然是混战不休。

不过经过多年的血战和拉拢后，四川军阀正式宣布成为了两大派系（这个很像我国战国时期的连横和合纵）：

以刘文辉、邓锡侯和田颂尧为首的保定系，他们都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这就是少壮派川军；

以刘湘和杨森为首的速成系，他们基本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或是没什么学历，就是大哥，这是传统老派带有袍哥组织的川军。

两个派系分别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相互对峙，再后来，在两大军阀集团之间，又分化形成了以李家钰为首的军官系，这是算是小的分支，对大局势影响不大。

最大的黑社会家族史（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87）

话可能有点远，大家别急，因为这事得从头说，既然是四川最大的黑社会就一定有其发展和壮大的轨迹，黑社会这个组织确实在四川甚至整个中国的近代史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我觉得还是交代清楚比较好，这个历史发展就得绕回到之前的明末清初时期。

在明朝未年，有个安徽徽州叫刘觉忠的人比较幸运，被当时朝廷派入四川做官，就在四川雅安州任同知。

解释一下雅安，这地儿依照地理位置是四川和西藏的交界处，现在是旅游热点地区（没地震前），但是战争时期就是常说的“川西咽喉”，地理军事位置更重要，而且境内多山，也多少数民族。

再解释下这个官职：同知，明朝和满清基本一样，明朝什么制度满清基本也是，因为满人没什么文化，自己除了名存实亡的所谓“八旗”就搞不出来什么新东西，只能沿用以前的明朝的体系，明清的地方级别都是省、州、县，大家都懂的，州就是现在的市，同知就是州一把手知府的副职。

按照现在的职位说这个刘觉忠也就是当上了雅安市的副市长，而且还是主抓盐、粮、公安（捕盗）、市政建设（工程）等等肥缺事项的主管副市长，当今社会应该是是个人都能知道这个职务有多肥，这点看看我们现在主管这些事的副市长们的作为就知道了。

这个外来户刘觉忠在雅安混的很不赖，几年内有钱有势的刘副市长就把一家老小全从乡下老家接来了，这下可好，七大姑子八大姨们一听说家族里出了个副市长，得！全来了！正好刘副市长还管着工程建设，老家来人也不废话，来了就建房、就给钱花、就安排公务员干。

没过几年刘家这个外来户居然混成了雅安的旺族，人多势众，可见这贪官是从古自今的，而且基本都是家族作案，就现在而言，光把贪官个人抓起来实在是不解恨。

关于历史时期前面已经讲过了，明末是个动荡的年代，张献忠、李自成、南明政府军、满清等等各股势力纠结在一起，各个都不白给，都惦记着灭了别人自己乐呵，见天不停的掐。

这个战争我想大家都清楚，打仗就得花钱，这几股势力为了生存都很需要钱，同时，既然都在四川这一带混事，这四川各地哪有钱，大家的情报工作做的都不错，左右一听说这事大家都急乎乎的赶着去捞一票。

当时，也不知道是那股势力，反正是先动手了，到了雅安就把著名的家族市长请来，要求捐军费，刘副市长别的没有，守财奴的骨气倒是很强，回答的很硬气，老子要钱没有，一分也没有，你们看着办！

大兵们也没废话，直接动手，你不旺族吗？全抓了！一个个的杀，看你给不给。

还真别说，我们的刘副市长还就认定了要钱不要命，还是没给。

这下有点麻烦了，还真是惹得人家很生气，得！连刘副市长一起家族全部报销，但是刘副市长挂的时候面带微笑，因为他早已经安排一个儿子带着钱财跑到名山县的大山里猫起来了了，刘家有根，而且有钱，足够后代活下去和再发展的，这个刘氏家族就这样差一个被灭门了。

刘氏家族比较幸运的是，跑走的这个是最聪明的，在那个年代经过这些事后他还深深的懂了一个道理，光有钱是没用的，有钱了就得多拉拢有用的人，要是再加上几条枪就更好了，这样才会在有人想来抢钱的时候保护自己，这个不知道叫刘什么的人一直用这个道理教育后代，也一直恪守着整个家族用命换来的贪污钱。

一代代的过去了，直到这个家族在四川的第五代（约在满清乾隆年间），看到天下基本太平了，刘家后人才敢从大山里走出来。

第五代的后人名叫刘应良，刘应良出来后没敢再去雅安，而是下山来到了四川大邑安仁县，手里握着大把的钱财终于熬出头了，但是长期的家族教育告诉他第一要谨慎；第二要不露富；第三要有自己的人和自己的团队。

刘应良本着三项基本原则开始一步步的走上了刘家的光复之路。

刘应良到了安仁第一件事就是拜码头，送银子，花钱公关，告诉大家我们是本地人，不是安徽人，现在世道混乱只是来这做小生意的，希望各位大哥照顾等等，为了不露富，刘应良送礼的时候都故意扣扣索索，也就和大家混的脸熟，大家知道有这号子人，也知道这人没什么油水，就让他这么待着吧，刘家小心翼翼的在安仁稳定下来了。

刘应良很有心思，深知要想混出头脸必须的有当地人背景，先得得到当地的豪门认可，一方面有人力挺，一方面也可以为自己的钱财找个说法。

找靠山最快捷的方式就是结亲，刘应良开始给独子刘朝怀物色亲家，很快，就打听到当地著名乡绅胡荣贵的女儿到岁数了，唯一的障碍就是这个胡荣贵只有这一个女儿，不愿意嫁人，只想招赘。

没问题！为了前途没有什么不能牺牲的，儿子为了家族必须倒插门，刘朝怀就这样收拾收拾了行装，带着老爹的嘱咐和家族的希望来到女方家中。

一切和刘应良计算和规划的一样，刘朝怀入赘后不久，就有了儿子胡芳伯，当然入赘的前提是生了儿子姓女方的姓，这点无所谓，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不知道是因为老丈人挂了还是刘家的钱管事了，这个胡芳伯没多久就改回了原姓叫：刘芳伯。

按照刘家族谱排行是“应朝伯汉绪，仕宗公文元；世德承光玉，守家祝国繁”，这个儿子在这堆字里是第三代。

往下的任务比较简单，刘家卯着劲生儿子，还真争气，刘家从此就人丁兴旺，刘芳伯的孙子刘智，曾孙刘仕识，也都顺利的成了安仁响当当的人物。

家族站住脚了，钱财保住了，但是那个纠结在心里的问题还一直萦绕在刘氏家族的子孙心中，必须建立自己的团队和势力。

这个纠结到了第七代有所转变，这还是有赖于刘家的传统，安徽人很注重教育，所有子孙必须上学，在这样的前提下刘家“宗”字辈的老二刘宗英、老六刘宗贤都顺利考中了秀才。

其中尤其学富五车的六秀才刘宗贤，还被推举为族长，看到了吧，都有族长当了，那会的族长就和现在的利比亚部落族长一样，在当地就是王。

可见前面几代人努力生孩子的功课做的不错，短短几年的功夫刘家再次成为安仁的旺族，说实话这个刘家别的不说，这个生育能力还真是令人赞叹啊。

刘宗贤受到乡梓敬重，族中无论发生何种争端，有什么庆典，都请他主持，已经开始具备袍哥大哥的苗头了，下面的故事就不用我说了，这慢慢就成了四川特有的帮派大哥了，刘家最早的战略开始暂露头角了。

刘宗贤不仅有文化，而且秉承了刘家生育的优秀基因，痛痛快快的生了三个儿子。

老大刘公晶，后代不是很出名，有几个也不知道。

老二刘公敬，字玉麟，自幼爱舞枪弄棒，身体素质也好，打打杀杀的练就了一身的功夫，居然在清末还考中了武秀才，这个才是刘家的精髓，也就是刘家以家族为核心构建的黑社会负责武力的人；

另外一个叫刘公赞，这个这会还不出名，等会再说。

老二刘公敬有四个儿子：文刚、文郁、文福、文礼，刘家这一生十、十生百的劲头还真是有效，看着都有点闹，家族确实人够多。

就说刘宗贤这一脉就很厉害，儿子们很厉害不说，长孙文刚也很牛，据说经营生意做的不错，而且也结交了很多大哥，这也只是打个基础。

这个刘文刚也有三子，老大元勋，老二元树，老三元聪。

这三儿子别的不说，就说老大刘元勋，提起这个名字恐怕很多人不知道，但是这厮后来为了方便人记，自己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刘湘”，大名鼎鼎吧。

再说之前的老三刘公赞，按说也做生意结交朋友，在他一生确实不出名，但是他结交的人脉基础去为他儿子打下了良好的开始，他的儿子就比较多了，共六个，分别是文渊、文运、文昭、文成、文彩、文辉。

前几个不说，后两个一个是“刘文彩”，一个是“刘文辉”，估计大家看到了也是如雷贯耳吧。

刘氏兄弟（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88）

之前就是大名鼎鼎的四川刘氏家族的发迹史，说到刘氏三兄弟就到了刘家的顶点，刘家在这一代可谓是创下了刘家的历年之最，刘家世世代代积累的人脉和财富终于在清末的时候开始发挥作用了，这哥三儿按单田芳讲话：时也！运也！命也！该着他们兴风作浪。

先说刘湘，自幼成长的比较顺利，顺利的上学，顺利的看着家族兴旺，顺利的知道这个社会该怎么混，甚至顺利的知道老大应该怎么当。

刘家在当地算是有势力的，但是最早来四川的时候仗着副市长家族也算是有势力，还是被军队给灭了这一历史教训，刘家所有子孙都深深的牢记了这一点，黑社会一定要向地方正规军转型，那怕不能转型成正规军也得转成民兵武装。

但问题是转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得有政府的认同和支持，不然说来说去还是黑社会；

二得有枪支武装，就是说得有正规渠道购买这些装备，对方得出示枪炮买卖许可证和正规发票。

这点虽然难，但刘家世世代代一直这么教育子女，这事虽然不好办但一定要努力，这一代干不成没关系，下一代接着干，这是传统加责任。

在刘湘同学17岁的时候，刘家终于等到了机会。

公元1906年，四川成立陆军弁目队，在全省招生，听说毕业后就能顺利进入军队，如果在运作一下的话还能混个一官半职，而且在军队混得好的话，就一定能搞到当时的紧俏物资：枪炮。

刘湘的老爹听到消息毅然决然的把刘湘送去了，还郑重的告诉刘湘，好好混，家里都打点好了，咱家有钱有人也有帮派，但是就是没枪，咱们就都指着你了，最起码混个军需部长回来。

17岁的刘湘带着家族、帮派的希望上路了，很顺利一路顺风的混到了毕业，家里上上下下一通打点，刘湘直接分配到刚组建不久的新军当了见习官。

刘湘小伙子一来会来事，二来家里有背景（黑社会在四川那是响当当的），三来有钱，战友们吃饭乐呵都是刘湘会钞，很快身边就混了一群死党，这点和任何社会一样，肯花钱的大款身边总是能紧紧的团结一部分人。

到了公元1912年，人见人夸的刘湘居然接替了著名的杨森，成了为第二营最年轻的营长，驻守四川泸州，黑社会背景、家族势力、花不完的钱财再加上天生的会来事，刘湘从此就开始步步升迁，由旅长、师长、军长直到到总司令。

刘氏家族现在终于在四川可以呼风唤雨了，当然刘湘在军队上是军官，这就没少了往家捞，家里的社团成员人手两把枪，成为了当时整个四川最牛的袍哥老大。

刘湘算是发迹了，他还牢记了一句话，打虎亲兄弟，队伍里一定得有自己家的弟兄，在家族里放出话去，只要是刘家的弟兄，除去在社团任职的，剩下的都可以出来来军队混事，而且他一直很看好他的小叔叔刘文辉，刘文辉辈分是刘湘的叔叔，但是比刘湘还小，从小就跟着侄子混，最关键的是学习比较好，叔侄两说好听是一文一武，说不好听点就是考试叔叔给侄子做小抄，打架侄子给叔叔撑腰，两人关系不错。

刘湘发迹了自然不会忘了这个学习比较好的叔叔，叔叔有头脑，来军队混事一定是把好手，那四川还不就是我们叔侄的天下了，于是乎，小叔叔刘文辉在刘湘的一手安排下隆重出场了。

刘文辉（公元1⑧95—公元1976），字自乾，刘公赞的第六子。

依照刘家的精神：把家族里有点出息的小孩都送到军校去，就算将来混不好，起码在军队里面也能混个人多，没准那个小子有点出息就全帮忙带出来了，这就是刘家混黑社会也好，混军队也好的基础理论：“人海战术”。

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刘文辉13岁即步了刘湘的后尘到成都就读陆军小学堂，从小培养，陆军中学、保定军官学校，这个是扎扎实实一步步的从头学到尾的，刘湘是野路子，刘文辉就走正路子，那个能成气候对刘家来说都成。

刘文辉很顺利，毕业的时候，刘湘已经在当地混出点模样了，同样是刘氏家族的背景加上刘湘的提携，刘文辉很快就上道了，从下级军官开始，营长、团长到川军师长、国民革命军24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职。

按道理讲这叔侄两人就基本能把四川控制在手了，事实的开始确实是这样，军队、袍哥再加上地方势力，刘氏叔侄基本上把四川的所谓川督成功架空，而且依照熊克武的政令，成功的控制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区，连拉拢带威胁四川的大大小小的帮派势力基本全都划归到刘氏家族的统一管理下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四川王。

开始进行的一切顺利，但是慢慢的就出现了矛盾，叔侄两不和了，刘湘从小混社会的，可以说是当地袍哥的代表人物，说难听点就是伸手五支令、拳手就要命的黑社会风格管理方式，属粗放型管理模式，没什么管理水平，就是拜把子交朋友，但是他的管理模式却很能得到广大黑社会势力的认同和鼎力支持，大家都觉得这哥们儿仗义，虽说是司令但是去哪还先拜码头，和各地军长、师长都称兄道弟，一副江湖做派，很得社团出身的大哥们的欢心和拥戴。

但刘文辉却是另一套路子，刘文辉学习好，属书生派管理，最见不得的就是家族里面动辄黑社会作风，毕竟他从小就进了陆军学堂，受到的是正规的军事训练，虽说出身黑社会世家，但受到正规教育后就很看不惯这作风。

而且，当时在川军内部这样的少壮派军人还不少，同样讨厌之前作威作福的袍哥们，所以说刘文辉在川军内部也很吃得开，也有一帮子少壮派维护，因为这帮子没什么背景，这帮少壮派军人在川军这样带着黑社会性质的军队里想混出头那是难上加难，一直就想找机会干掉这帮子大哥们。

有了背地里的怂恿，叔侄俩开始在很多时候有意见和分歧，和之前一样，刘湘代表着地方袍哥和老川军，刘文辉代表少壮派军人，一来一去两人从经常干仗，基本都是刘湘揍刘文辉，再到刘文辉一走了之。

最后两人干脆不说话，各干各的，熟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刘湘大大咧咧的一向认为刘文辉是自己提携起来的，说句就说几句，说完就完，一贯如此。

但是刘文辉可不这么想，刘文辉在少壮派的撺掇下，准备动手干掉以刘湘为首的老派川军和地方袍哥，彻底消除四川这个政治怪胎，这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但是真干掉了这些大哥，他是不是又成了新的大哥呢？

当时的对立状况是这样的：

刘湘为首的老派川军：主要骨干有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等，军队大约十万人左右；

刘文辉为首的少壮派川军：以保定军校和陆军中学为核心主，要骨干有邓锡侯、田颂尧等，军队大约十一万左右；

看到了吧，基本上是两方面都不白给，表面上刘文辉队伍更多，但实际上差不多，一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交叉点，就是说刘湘的队伍里也有些少壮派队伍，而刘文辉的队伍里也有老派川军，更为关键的是刘湘还有各地的民兵武装（黑社会袍哥大哥们）的支持；

二是刘文辉控制的地盘也比刘湘大，这样部队就比较分散，很难形成小范围的集团优势；所以刘湘这边的综合实力应该更强一些。

公元1932年，憋不住的叔侄两终于动手了，史称“四川二刘大战”。

二刘大战（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89）

虽说这是刘湘、刘文辉叔侄两的战争，实际上还是四川纠葛已久的地方势力和新派势力之间的战斗，这个深层次的原因不用多说，自从四川满人最后一任川督挂了之后，几方就一直没停止过，几次掰手腕除了最早的一次政府方面赢得了短暂的胜利外，基本上都是地方势力为首的占据上风，这会虽说是一家人干起来了，但是背后同样是各种势力的斗争。

当时的控制地盘是：

刘湘方面以嫡系二十一军为首的方阵控制的防区为重庆、万县、奉节等20余县；

刘文辉方面以二十四军为首的方阵控制的防区有70余县；占四川大部份地区。

虽说刘湘的地盘小，但是却占据长江水路，基本能控制武器的运输，所以刘湘的装备要好很多；

而刘文辉的地盘大，而且大部分都是四川比较富庶的地区，可以说比较有钱，但问题就在于比较有钱的地方黑社会也比较多，势力也不小，所以说刘文辉的地盘虽大但不是很稳定，应该说开始是各有所长的，也都有自己的小弟和直属部队。

公元1932年10月，在刘湘的统一计划下（大部分川军将领都是他的弟兄），除了刘文辉直属的第24军外的各部川军将领基本都站在刘湘一边，通电讨伐刘文辉，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是挂羊头卖狗肉，表面做做文章的，都揣着自己的小九九，最好是你们哥儿两自己掐，最好都掐死。

10月1日，驻武胜的新编第23师师长罗泽洲，向南充李渡的第24军防地进攻，川北之战爆发。

上中旬，在刘湘策划参与下，李家钰、杨森、田颂尧、刘存厚部各派兵一部投入川北战场，同刘文辉第24军作战。

第24军分兵应战，陷于被动，好在刘湘的队伍里有刘文辉的内线和同伙田颂尧部，几支部队各怀鬼胎，刘文辉虽然困难，但也能支撑。

同期，刘湘任命王瓒绪、唐式道、潘文华三位师长分任北、中、南三路总指挥：

王师由铜渠出潼南、安岳；

唐师进逼荣（昌）、隆（昌）；

潘师出永川、江津，沿长江西上。

看不明白的找份四川地图一看就懂了，我看的时候就是这样看的。面对几只部队的同时进攻，刘文辉有点吃不消了，再加上各地的黑社会老大们不停的在后面捣乱，今儿给你打个黑枪，明儿放把火烧你的军火库，确实很讨厌。

刘文辉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付刘湘主力，撤出南充、遂宁地区，收缩起来打，这样也好收拾这帮子打黑枪的混蛋们。

东线从10月下旬至11月初，刘湘军连克江津、潼南、永川、荣昌、岩江、隆昌；

北线，杨、李、罗等部克遂宁、安岳、乐至，迫资中；

以刘湘为首的老牌川军从东、北两线协力向沱江下游推进。

刘文辉调整部署，全力扼守沱江，在资中、内江、富顺、泸州一线实施防御。

11月上旬，刘湘第21军唐式道第1师、王瓒绪第2师和李、罗、杨三部，在空军配合下（大家注意啊，刘湘的部队装备不是一般的好，飞机、大炮、战舰，要嘛有嘛，但不是很多，很多的话就赶上北约轰炸利比亚了）向内江、资中进攻，当然刘文辉的少壮派川军也不白给，第24军夏首勋指挥第2、第3师顽强阻击，双方成胶着状态。

这个时候两家争夺重心就在泸县（今泸州，不知道那会大家是不是都用泸州老窖犒劳弟兄们），第21军6个旅在海、空军配合下对泸县实施全方位立体攻击，第24军两个旅据城周高地固守，居然还能固守，看来这空军、海军确实不是很给力。

双方激战半月，屡进屡退，伤亡均重，相持不下。

其实这还是刘湘的内部问题，老牌川军也有少壮派内线，很多出工不出力还帮倒忙的人，6个旅加空海军楞没干下只有两个旅的守军，刘湘很纠结。

11月18日，就与前线一直没进展的情况，老大刘湘怒了，严令各部不得延误战机，否则军法从事，各路才算是有点认真的进攻，还别说，瞬间就突破刘文辉的沱江防线，克资中、内江、富顺。

外围打光了，泸城的守军因势孤发生动摇，这里面同样有老派川军的人，这会就是他们扇阴风点鬼火的时候。

22日，刘湘进占泸县。由此，泸县战役以刘文辉失败而告一段落。

正当泸县战事激烈之际，同驻省城的刘文辉与第29军军长田颂尧关系逆转。

这个田颂尧被手下的老派川军中层逼的准备投靠刘湘了，而且他听说前面打得的结果居然是貌似强大的刘文辉快支持不住了，这厮准备见风使舵，不能跟着刘文辉当炮灰。

说干就干，之前和刘湘是心怀鬼胎，现在就准备实打实的跟着混了，不幸的是，他的这点小算盘再次被手下的少壮派川军知道，并及时的汇报给老大刘文辉。

刘文辉大怒，于11月14日，刘、田成都之役爆发，双方共出动兵力50个团以上，经过煤山争夺战、东郊战斗、北门战斗，一群少壮派川军为核心的田颂尧部临阵倒戈，田颂尧溃败，后经第28军军长邓锡侯调解，双方同意停战，成都战事结束，这边算是刘文辉占了先机。

此后，刘文辉部专力对付刘湘部，向荣（县）威（远）井（研）富（顺）发动反攻。由张清平、陈鸿文、夏首勋、冷薰南等师长分任第1、第2、第3、第4路总指挥，集中7万兵力投入战场。

刘湘调集5万兵力分四路迎击：

唐式道的第1路集结自流井（今自贡）、荣县地区；

王瓒绪第2路、范绍增第3路，集结资中、内江地区；

潘文华的第4路，集结富顺、宜宾地区。

12月10日，大家都准备好了，开打吧！荣威之役全面开始。

第24军夏首勋率6个旅、冷薰南率5个旅自乐山、青神进攻荣威。夏部在井研的千佛寺、马踏井、三江镇等要地，与潘文华等部激战五昼夜，伤亡二三千人，小胜。刘湘军部退入荣县。

同期，冷部5个旅攻刘湘军右翼唐师，双方在井研东北的东材场遭遇，唐部不支，退荣县双古坟，又是小胜。

尔后，两军在荣县城西险隘老君台展开决战，投入兵力达3万人，潘师溃败，死亡3000余人；此时，刘湘军王、范两师及时援助，亦遭阻击后退，再次小胜。

荣威之役，历时十一天，刘湘军又全线失利。

此时，刘文辉的少壮派川军再次后院起火，之前的田颂尧一直耿耿于怀，找到邓锡侯说自己的部队很多少壮派，这些人眼里只有少壮派明星人物刘文辉，自己的队伍是这样，你的队伍也一样，让刘文辉得逞的话，用不了几天我们就别干军长了，都混成小弟了。

几句话说得邓锡侯心里直发毛，那干脆咱两联手吧。

邓锡侯、田颂尧共同出兵进攻刘文辉第24军川西地区。

刘文辉在前面正打的来劲哩，准备就收收拾了这帮子老牌川军，听说后院起火不得不立即停止进攻。

12月21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刘文辉虽然失去近30县防地，但一点也没心疼，他得赶紧回去收拾那两个叛徒去，刘文辉集中11万兵力的大部回头攻打邓锡侯、田颂尧的所谓联军。

公元1933年5月，刘邓“毗河之役”爆发。

邓锡侯调集所部近30个团，约4万人在毗河北岸固守。

而且，邓锡侯知道田颂尧失败的内幕，严令各部盯紧了这些个少壮派川军，没了内线的刘文辉部攻击逾月，伤亡数千人，豪无进展。

6月25日，刘湘再次与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发出通电，讨伐刘文辉。

7月初，刘湘组织各部，以安川军名义，出动三路大军共110余团，向驻守川南、川西的刘文辉部进攻。

8日，刘文辉部退出成都，将所部24军沿灌县至乐山岷江右岸布防。

8月中旬，刘湘下令全线总攻，刘文辉的守军在灌县、新津被当地黑社会和老派川军联手发生内变，安川军全面突破岷江防线，乘胜追击。

第24军向西撤退，溃不成军，刘文辉部主要将领或投降或引退。

刘文辉率残部万余退至汉源，仗打到这个份上基本就差不多了，家族该出面了，叔侄两均同意调停，刘文辉答应刘湘，自己就在西康这一带待着，不去四川内部闹腾了，刘湘见好就收，毕竟还是自家人。

9月中旬，二刘联合通电停战。

叔侄战后的下场 不全（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90）

《四川军阀史》：

“二刘”大战是这期间四川军阀400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是最后一次混战。战争前后历时近一年，战 ​

四川史上最大的黑社会帮派（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91）

说完了步入军界政界的刘氏叔侄，必须还得说到另一个刘氏家族的名人，这刘氏家族在四川确实呼风唤雨的，不仅在军政界取得辉煌成绩，而且还是历史上最大的黑帮成功上位。

关于军界政界的叔侄两的事迹说的很清楚了，这叔侄两是家族中出来混的，当然为了维护家族在当地的固有势力，一定还得在家族中有个在家里管事的，这样哪怕是出了多大的事，以家族为核心的帮派势力还能在地方显赫一时，也能组织家族产业的发展和带动家族成员共同致富，这个留在家里稳定根基就是我必须说到的：“刘文彩”，四川史上最大的黑帮头子，大地主。

刘文彩（公元1988—公元1949），字星廷，刘文辉的亲哥哥，也是刘湘的小叔叔，性格基本结合了刘湘和刘文辉共同的缺点，小时候不好好学习也不擅长打架，家人都认为这人长大肯定没什么出息，在家族帮派里混个事就行了，基本上就是一典型的家族浮夸子弟。

真到了长大后，因为也没什么大本事，就被家族安排掌管家族酒业生意，但是没见多少的起色，倒是通过家族关系结交了大批袍哥弟兄，这个时候倒是显示出他多少还是有些长处的。

刘文彩身上有股子与生俱来的豪气，这种豪气不同于刘湘，他的豪气颇有点歪门邪道的味道，总之结交了很多狐朋狗友。

对于他的作为，家族内部倒也没什么异议，反正家族当时也是四川的大帮派黑社会，这样没正经的人在家族内部，族内管事的也没觉得这是不务正业，反而很象是家族中领衔的黑帮后起之星，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被他的弟弟看不惯了，刘文辉，川军中少壮派头子，他一直看不惯黑帮起家的家族做派，不能也让自己的哥哥再干这事，刘文辉稍微有点地位后就让刘文彩从老家出来，希望借此让哥哥步入正道，别再和黑社会参合了。

公元1922年，刘文辉请五哥出山帮他理财。

要说这刘文彩还真是有点歪才，上学不好好学习，揽财这活一点就通，事实证明刘文彩还真是整这些歪门邪道的天才，这点不服不行。往往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学习不好，人品不好，总之，什么都不好，但是一进入社会人家就是什么都好，能把别人憋屈死。

刘文彩在宜宾10年间，先后兼职10余种，做过的职务有：船捐局局长、烟酒专卖局局长、百货统捐局局长、护商事务处处长、水陆护商总处处长、税捐总局总办、清乡司令等。

最后就整的比较大了：总管四川刘文辉治下的81个县的税收。

这些都还不是最重要的，这个刘文彩仿佛天生就是搞公关的料，在他担任政府职务期间，不仅和政府公务人员混的溜儿熟，只要待过地方的，不管是地主、土豪、军痞、土匪、流氓，无一不熟，而且各个都觉得刘文彩这人不错，当然好吃懒做、吃喝嫖赌这些习惯和毛病他也是一样没落下，全部成为了个人精彩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刘文彩有很多坏毛病，但是自小受到的家庭教育还是根深蒂固的，刘文辉治下在他的管理下，充分利用手中的政府职能，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比如政府拆迁不方便出面，就找几个黑社会去收拾钉子户什么的，刘文彩得心应手。

在他当政期间，不仅全力保障境内的税收，还为商业市场的稳定做出了贡献，收钱办事这是刘文彩的原则。这样就不仅解决了刘文辉苦恼已久的军费问题，还成功完成了创收，真是难能可贵啊。

好景不长，自己人的刘文辉和刘湘干起来了，刘文彩这时候还真一直没想明白，都是自己人，何必呢？有钱一起赚，反正都是一家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想不明白的刘文彩觉得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是太残酷，连一起出来混的一家人都可以翻脸不认帐，他很怀念小时候家人一起娱乐的时候，刘文彩想家了。

刘文彩很果断，说干就干，想家的第一步就是得回去，不在外面混了；

第二步就是开始往家里搬东西，确切的说是搬钱。

要知道刘文辉治下的四川地区都是富裕地区，帮着兄弟理财的同时，刘文彩自己也没少了划拉，大笔大笔的财富往家运，其实这事干的时候，不仅是刘文辉，就连刘湘也知道，但是刘湘也知道这个叔叔是往家族搬东西，都是一家人，合情合理，一点都没干涉，刘文彩多年积攒的财富一路顺风基本全运回去了。

刘湘和刘文辉这边干的热火朝天的，刘文彩那边也搬的热火朝天，在这两人正干的时候，刘文彩已经带着家人回到了老家大邑安仁，回到老家才发现，家族里的人现在也分成了两派，开始是在家里吵吵，后来干脆各自组织人员直接上前线帮各自的队伍去了，家里人丁不旺。

族长一看见刘文彩，那是喜出望外啊，终于有个壮年男丁回家了，而且带着大笔财富回来了，得！就你了！直接宣布：你就是新一任族长，家族帮派黑社会的袍哥老大现在就是你了，刘文彩一不留神混成家族本土大哥。

刘文彩毕竟在外面混过多年，经验丰富，任职后尽心尽责整顿家族帮派，他的那帮子狐朋狗友这会都起到作用，在他的领导下，刘氏家族领衔的黑社会彻底改头换面，袍哥也好、哥老会也好、甚至天地会也好，都是黑社会的别称，听这就不像正经组织，刘文彩见多识广，他重新定位了袍哥组织，并起了个很时尚的名字：公益协进社。

名字起得好，管理架构更合理，成员分布附近的十余个州县，各县乡镇设立分社支社360多个，由刘文彩亲选各地社长，另外还通过军界的关系，合理合法的搞到了大批的军火。

所以说黑社会也得有文化有关系，不然永远都只能停留在那西瓜刀上街砍人的小混混地步。

经刘文彩的整顿，没多久，刘氏家族再次兴旺，这会荣升成为整个四川最大的袍哥组织，黑势力涉及远近17个县。

远近江湖上称他“拥有10万兄弟，1万多条枪”，这个黑社会牛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

刘氏家族的族长刘文彩远近闻名，牛到连当地的县长都要有事没事的拜会他，看他的脸色行事。这多废啊，一方面他有一群弟兄只听他的，另一方面他还有弟兄、叔侄在外面都是显赫一时的军政界要员，要不然就凭他的关系去哪整这么多枪啊。

刘文彩成功的振兴了家族事业，并且在刘湘、刘文辉叔侄战争的后期成功斡旋两位的和解，他的地位同时得到了两个举足轻重的家族人士的认可，这点而言可以说刘文彩已经不是一个小混混了，现在是大混混了。

这个立志于安家的刘氏宗族，就这样一直的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一直没再出去和亲戚们混，但是所有出去混的家族家人基本都是他在照顾，而且还把老家的事安排的井井有条，族长当得很是称职。

公元1949年，刘文彩哮喘病加重，死于成都。

关于这个刘文彩，基本上中国人都知道，而且比另两个显赫的叔侄知名度还要高，这就需要拜托我党的教育了，受过小学教育的都学过大地主刘文彩的事迹，这个评论不多说了，说点真实的吧：

刘文彩庄园过去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初说这人坏到极点，比如自己安水牢，欺压贫苦百姓等等吧，所有的恶霸欺压百姓的现场展示地还有，不过现在没了，因为这都是假的，那所谓的水牢实际上是刘文彩藏烟土的地下室，需要潮湿，之所以说成所谓的水牢就是为了彰显刘文彩有多坏，后来人为改建成水牢。

还有一点更重要，我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大坏蛋居然有6个奶妈，天天喝人奶！可真是坏到极致了，但是现在想想喝点人奶有什么的啊，淘宝网上还有卖的呢，想喝就喝呗。

更重要的是这人坏到居然娶了五个老婆，这事同样很诡异，现在的有钱人别说二奶了，十奶都有，而且在那会只要你养的起，多娶几个老婆很正常啊，我们政治课本上一直以正面人物出现的天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就娶了不下一百个老婆，为什么我们的课本这个不说呢？

所以说，教育不能避重就轻，历史也不能按照一个时代一个主义的需要去任意改动，也别动不动就说狗日的日本人乱改教科书（这个不是给狗日的日本人翻案的啊，那帮子混蛋也是没一个好人），先看看自己的脸洗干净了没再说，动不动拿别人说事，自己其实也干了不少这事，这种行为到哪也说不过去，怨不得别人不服，做的丑事家里人被你控制得不知道，但是在外面国际上没人不知道，所以说现在在国际上是个什么地位，我觉得大家都清楚，这个不用怨天尤人。

关于刘文彩剩下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大型泥塑展览《收租院》貌似很全，但我实在也看不出什么来，大家要是有兴趣建议去四川的时候顺道去看看刘氏庄园，再回头看看山西的几个大院，自己比较吧。

还有一点说明一下，当地的人绝对没有我想象中的仇恨大坏蛋刘文彩，倒是对他颇怀感激之情，当地人说：当时在川西算上最好的学校“安仁中学”就是刘文彩捐资建的，能做这事起码说明这人对家乡不赖，这个应该没什么异议吧。

刘文彩的故事到这为止了，其实要我说，这人也就是个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下产生的特殊混合体，他身上浓缩了多种复杂元素，袍哥这个称谓应该比较到位，这种人物亦正亦邪，很难说，因为从最早的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再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基本都有袍哥参与的背景，革命党、国民党、共产党都有著名的袍哥出身的人物，可以说在四川，黑社会袍哥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刘文彩就是这样的一个袍哥大哥。

题外话：刘氏家族在四川近代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在他们起家的地方“大邑”当地有“三军九旅十八团，营长连长数不清”之说，指的就是民国时期刘氏一家权势之盛，据资料载，刘家县团级以上军政官员有近50人。纵观刘氏家族史，可以说是半部四川军阀史、半部黑社会史。

四川在抗战（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92）

前面说到四川内战和其发生根源，就是为了说明四川在那个年代非常的混乱，刘湘、杨森、李家钰、刘存厚、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这七个人都是军长，说白了都代表着一方的势力，要说如果刘氏家族能联手是最可能整合这些势力的，但是也就是在这些势力的挑唆下叔侄两个居然也翻脸干起来了，就算获得最后胜利的刘湘也没能力完全的控制四川，可以说四川是各种势力纠结在一起，这乱劲唯有当初的战国七雄的纷争可以媲美。

各路军阀最大的特点就是：

第一；没有一个牢固的联盟，就是说今天我可以联合他打你，明天没准我就联合你打他，谁也说不清谁，谁也靠不住谁，没有远近、没有关系，只有利益；

第二；谁也打不死，一旦有一个快撑不下去了就一定会有人出来进行调停，因为谁也不愿意看到有一个完蛋而冒出个势力强劲的来，大家都在找一种平衡；

第三；都和上面有关系，貌似都得到上面的默许和支持，其实这就是上面最愿意看到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上面人为的制造这些矛盾，目的就是让你们自己不断的掐；

第四；打仗就得有人有钱，各个军阀都在自己的防区加大力度收税以壮大军事力量，据说在军阀田颂尧的防区最为恐怖，各种各样的税收不断地加，最长的居然税收已经收到公元1992年了，可以想象当时的四川民众是怎么过的日子。

以上四点基本可以概括四川军阀的特点，其中这个第三尤为关键，因为中央政府也深知四川这的情况，就让你们打，直到你们打得不行了，中央出面就好收场子了，不过世界上的事还真没预料的那么好，基本上也就在四川打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抗战爆发了。

四川省主席刘湘奉命率部出川抗战，1938年1月病死武汉后，中央政府蒋介石马上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试探一下刘湘挂了这四川是不是会在短时间内形成权力真空，这是最好的时机。

结果遭到刘湘在川旧部潘文华、王陵基等人的强烈反对，中央派出来的算老几，这地儿我们哥儿几个混了多少年了，你新来的吧！

中央政府还真没辙，没办法只能还在这哥们儿几个选一个吧，又改任比较亲蒋的川军将领王缵绪。

没多久，王又遭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所部7个师长的坚决反对。

这会是没办法了，总不能把你们哥儿几个都封了吧，娘希匹！

蒋介石怒了，一不做二不休，在公元1939年9月自己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直接控制四川，我自己来你们还有什么废话没！老蒋一方面自己当老大，另一方面就四川这情况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打压四川的地方实力派。

看来这个四川还真是没什么别的好办法，还得沿用老祖宗的法子，中央最高首脑直管，就凭这一点，就说明四川确实厉害。

也就这样凑合一年，直到公元1940年10月，局面基本平稳后蒋介石才将四川省主席一职交由成都行辕主任张群兼任。

当然这是四川政局的变化，说白了就算老蒋亲自来了也没用，但是之所以能彻底整顿了四川的群雄混战的局面，这里面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最大的原因还是日本人的搅局，日本人得寸进尺的占领东三省后，开始做占领整个中国的美梦了。

日本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日本人很狡猾，知道自己过来会遭到多大的民族抵抗，于是乎拉上了当时已经穷途末路的满人，苟延残喘又不甘心失败的满人在日本人的扶持下成立了伪满洲国，企图依靠日本人，就像依靠当年的吴三桂一样，东山再起，要不就这点而言其实满人和日本人一样混蛋。

前一段时间听说我们现在的影视明星一个叫“沈傲君”（还演过杭日女军官？）的还和老公成立了一个什么满洲国复兴组织，还自封了什么满洲摄政王，丫成了王妃了，这事不是我说的，大家可以自己百度一下。满人是亡我之死不死啊，大家牢记。

日本人悍然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东北方面占领北京，直扑华北，上海方面进攻上海直扑南京，这些都是无数的史书讲过的，我就不罗嗦了，中国军队也抵抗，说实话确实干不过日本鬼子，这里面一方面是装备，另一方面是素质，据说日本兵基本都是小学毕业以上学历，而当时的中国部队基本上全是文盲和半文盲，这军人素质很重要啊。

有关的抗战这就不说了，川人抗战之前已经讲过了。我这说点题外话，关于花园口。

日本人进攻速度很快，北京沦陷、上海沦陷、徐州沦陷……总之国民政府是连战连败，狗日的日本人进军速度很快，这还真不是我们无能，主要还是狗日的部队机械化装备高，进军速度非常的快，同时这日本人不仅打仗，主要还抢东西。

日本人从跟上论，非常的向往中国文化，占领后干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搬我们的的历史遗迹和资料，狗日的日本人！国民政府一来为了延缓狗日的进军速度，二来为了保证重要的东西和所有的人员迅速转移，被迫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搬运，这里面包括文史资料、国宝、物资等等。

不过比较纠结的是日本人是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部队在后面追，而我们的运输工具就惨点，基本全是驴，人家吃汽油，我们吃草料，虽然我们比较低碳环保，但是速度很慢，很容易被追上。

这个时候，当时的国民政府做出了重要而且艰难的决定，扒开花园口大坝，放水淹，没路的时候我们这些低碳环保的优势就能发挥出来，也只能靠这样的办法才能阻挡机械化部队的速度，以保证我们的物资能安全的向内陆转移，事实证明确实是目的达到了，但是几千里的水灾也让沿黄河一带的老百姓吃了很多苦头，不过，最新的资料显示，在扒开大坝的时候，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可能通知并转移了沿岸百姓，其实损失并不想某党教科书说的那么大。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个人觉得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可能有些时候是需要牺牲的，这是我在花园口旅游的时候看到资料后想到的。

我们的今天的教育一直在说国民政府的无能和愚蠢，不把人民的死活当回事，我当时就想要是现任政府在那个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呢？一方面是保障国家利益和积蓄力量的基础，一方面是沿途的人民，必须抉择舍弃一方的时候，我估计任何一届政府都很难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

这会等于是黄河沿岸的百姓们为国家做出了重要牺牲，大家也应该牢记这点，不能忘了他们。

我们的物资和人员全部开始转移，北面是黄河水延缓了日军的进攻，东面是步步阻击，其实大的战略就是保证北面和南京方面人员和物资的安全转移，这些转移的目的地就是我们国家最后的基地，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一致认同的赖以生存和反击的基地和大本营：四川。

历史的宿命还是民族的归属 不全（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93）

公元1937年8月，淞沪抗战失利，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成为日军进攻目标。11月9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迁都重庆。　

四川的骨头到底有多硬（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94）

随着中国政治中心向西南转移，狗日的日本人也跟着来了，当然狗日的日本人想打过来比较困难，四川的外围各省也都不白给，也都替四川扛着，但是作为大后方，四川在源源不断输送着物资、枪炮、人员等等，而且还得忍受狗日的日本人的轰炸，在我学习历史的时候看了很多关于日军轰炸的事迹，说实话没觉得当时的重庆军民特别的困难，但是自从看了老美、北约这帮所谓的大国欺负利比亚、伊拉克后我就知道这飞机轰炸还真是挺可怕的，见天的头上随时可能掉个炸弹这事想想就恐怖。

但是抗战期间，四川人民就是这种生活状况，狗日的日军飞机对成都、重庆、乐山、自贡等城市进行了多次轰炸，尤其是公元1939年5月3日和4日的“重庆大轰炸”，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惨案。

这两天，日机共7批63架次空袭重庆，共投弹292枚，炸死3991人，炸伤2323人，炸毁房屋4871间。

公元1941年夏，日本飞机又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6月5日造成较场口防空大隧道躲避空袭的市民发生窒息大惨案，死亡约1万人。

狗日的日本人的多次轰炸一点人道都没，现在老美的轰炸基本都是针对军事目标，但是狗日的日本人就不是，而是全部重庆市，想炸哪就炸哪，哪人多就炸那，随心所欲，跟这比起来，现今的那些发生在中东国家的轰炸简直就是小儿科，这才真是惨无人道！原子弹给他们一个一点都不亏，狗日的日本人！有机会一定再得给他们来一回。

综计，从公元1938年10月4日，日机首袭重庆市区，到公元1943年8月23日，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⑧9人（隧道惨案死亡的1万余人未计入内），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

这就是狗日的日本人干的，大家看看数据，再想想现在的老美和北约干的对比一下，他妈的老美和北约还真是人性化啊，起码人家炸的时候目标是军事设施，不炸平民，轰炸的结果还真没有这么多的平民伤亡，狗日的日本人的仇恨一日不能忘啊。国耻！

公元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四川各地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仗打完了，咱统计一下数据吧，看看四川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第一；出钱出粮全国之冠；八年抗战中，国家的财政开支主要依靠四川负担。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负担了国家总支出的30%以上。

如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⑥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

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第二；川人积极参军参战。除抗战初期约40万川军开赴前线外，八年抗战中，总计在四川征兵约300万人，充实前线各个部队。

出川抗战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的1/5，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⑥4万余人。无论供给兵员或为国捐躯，四川都居全国之冠。

第三；四川人民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战时军队的军火枪械，吃的军粮，穿的军衣等，主要是靠四川人民加紧生产出来的。川江航运工人，积极运输部队、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对支援抗战都起了巨大作用。

第四；献金抗日救国。从1937年冬天起，全川人民就掀起了劳军捐献运动。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军费紧张，政府提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献金救国，以助军费，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

公元1943年，重庆妇女界自“三八”节发起捐献“妇女号”飞机起，半年之内共捐法币260万余元，献给政府买飞机13架，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到公元1944年5月，四川有14县市的献金总额为2亿元。5月16日以后到11月底，内江、自贡、富顺等地掀起第二次献金运动，捐款总额达4～5亿元。

看到了吧，这就是四川的骨头，这也就是千疮百孔后的四川的骨头，对于四川我很无语，因为我不知道用什么词、什么语言来怎么表述才合适。

这是一个自古不断移民的省份；

这是一个被蒙古人、满人几乎杀光的省份；

这是一个曾经繁华无比的省份；

这是一个历经磨难还能支撑全国的省份……

题外话，抗战后的四川基本没有了曾经叱咤风云的地方豪强，因为全国各地的豪强大量涌入，这回算是拉平了，这是政治。

同样，四川文化也再次提升了一个档次，川人文化也再次可以载入史册，因为同样涌入的不仅仅是豪强和物资，重要的是全国的精英基本全来了，而且很多就再也没离开。

抗战时期，沦陷区迁川的高等院校共48所，占战前全国高等院校的44%，主要集中迁于重庆和成都。

其中知名的有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和同济大学等。

到抗战后期，四川的高等学校共有56所，为战前的4倍，居全国各省之冠。

四川的中等学校也有较大发展，到1945年，学校增到671所（内有迁川中学21所），学生24.8万人，约为战前的3倍。战时的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944年有中学72所，学生25449人，未纳入四川统计。

1944年，四川有中心国民学校（完小）5030所，比1937年增加3倍多。

四川已成为全国教育体系最发达的省份，四川人民就这点而言比较幸运，但是这种幸运到现在就成了不幸运，现在四川的高考录取分数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上好大学深造越来越难啊，在此对四川的殷殷学子给予深切的同情，你们受累了。

峨眉山佛教彻底衰败（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96）

说完四川的历史和政治了，我们这话还得说回来，不然我估计很多人都该忘了我这到底在说什么了。

峨眉山说实话在这一段四川热闹期间比较消停，严格的讲峨眉山从满清末年开始就一步步走向衰败，可能任何事情都有因果吧。

一方面峨眉山佛教经历了历朝历代的发展鼎盛期也该歇歇了，另一方面道士们都跑光了，撤了，和尚们一时半会的没反应过来，也不知道下面该怎么玩了，一愣神的功夫，峨眉山成了真正的“清修之地”了，其实清修也是托词，因为基本没人修，和尚们不能把念经当饭吃，和尚虽然是神职人员但最基本的还是人，是人就得吃饭，就得赚钱，这个很现实，在饥饿面前任何信仰都是扯淡。

民国时期，峨眉山佛教基本没事干，游人和朝山居士大量减少，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四川人少，四川的土著人少，这个原因在之前已经说过了，现在的四川人来自五湖四海，当然能移民过来的人都不是一般人，也就可以说都是些鬼神不惧的人，这样的人短时间内让他们有信仰、有宗教认知那是有点困难的，大的方面可以说环境不好。

其次，四川现在是帮派势力的年代，也是黑社会统领一切的年代，大家有点闲钱都得去黑社会交保护费或是放在黑社会搞点理财产品，一般也不会想到这钱赏点给大师们，把钱给黑社会还能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购买黑社会理财产品能保证财产不受损失，给大和尚们就只能听饥饿的大和尚们念念经了，这念经在有钱的时候行，钱紧张的时候还是顾点现实的吧。

按道理讲，虽然大部分资金在这时候都流入了民间组织，要是这些组织的大哥们喜好个佛教也行，但是大哥们都见天的考虑着怎么扩大地盘、买点新式快枪什么的，需要花钱的地方多啊，也顾不上照顾大师们。

来自民间的集资受到了黑社会的挑战，而且在这方面大和尚们明显没有黑社会的弟兄们稳、准、狠，人家都是实实在在的，和尚们说的都是虚无缥缈的，理论和实践发生重大冲突，民间闲散资金很顺理成章的流向了实践，大和尚们很纠结，普贤大师这会也是束手无策。

面对寺庙经济困难的局面，和尚们没有坐等，纷纷为走出困境献计献策，多次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展现了良好的团队精神，大家表示坚决和寺庙共度难关，关键时刻绝不退缩的决心和信念。

为了生存，和尚们开始走出庙门，积极需求出路，一部分和尚开始“应教”（居士做经忏、佛事）为生，此谓“存亡超生”。

一部分和尚走下大山，四处化缘，做法事，但是绝大多数和尚选择了脱下僧袍告别了这个一劳永逸坐吃山空的职业，毅然决然的奔向了美好的新生活。

不过幸运的是还有些和尚的坚持，走出去的依然坚持峨眉山和尚们的传统：结交政府官员，应该说和政府打交道这活和尚们还是比较擅长的，这回貌似是和尚们最后一次成功的经验了，以后的峨眉山的政府公关项目就一直没有人才来维持。

“圣钦大师”，这位大和尚应该说是峨眉山最后一位相对杰出的人士了，之所以说相对，实在是和他的前辈的成绩差的太远了，只能说在那个年代他算不错吧，矬子里面拔大个吧。峨眉山佛教的和尚们是一茬不如一茬啊。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接引殿“圣钦大师”集善款重建接引殿，筑殿三重，成为山上大寺之一。

民国二十四年，在多位大和尚的不懈努力下，民国首脑蒋介石终于上山了，蒋介石听说圣钦大师在全国佛教徒中威望很高，特进殿看望并邀在梳妆台（景区名）合影留念，以示对峨眉山佛教的关心。

但是这回上山看望大师貌似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好像成了一次漫不经心的旅游考察一般，蒋介石在沿途饱揽峨眉山景色后留下了深刻印象，悲催的是蒋介石对佛教没多少印象，但对峨眉山却十分感兴趣，后面的故事就让和尚们哭笑不得了。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蒋介石再次想到了峨眉山，因为蒋介石需要办学，本身就是搞办军校起家的蒋介石在四川也准备延续他的这个优良传统，办军校培养人才来维持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同时加强部队军官们的军事素养，选择地点的时候蒋介石马上想到了刚去过不久的峨眉山，这地儿清静、人少、环境优雅非常适合享受惯了的军官们学习，在这样的地方，手下的军官们绝对能心无旁骛的好好学习。

由此，“峨眉军官训练团”在蒋总统的亲自过问下成立了，当时军费紧张，各项支出都很大，办学就不用特批建房了，峨眉山的各个寺院是最好的办学场所，几个大殿就是公共教室，旁边的小殿可以用来开展各项专业课，同时寺庙周围特定的环境氛围还可以进行军事训练。

基于峨眉山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建筑特色，这次是政府指令性文件公然免费出面征用了。

著名的大寺：报国寺、伏虎寺、万行庄等寺庙，均一时间警卫森严，行人止步。

连和尚们都得全部退避，反正峨眉山寺庙很多，不在乎这一个两个的，和尚们去了别的寺庙吧，这是钱没要来，还把地搭里了，和尚们这回的公关做的很失败。

和尚们“被”拆迁（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97）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各个大学纷纷迁入四川，四川城市中可征用房屋空前紧张，象四川大学这样环境优美的地盘无疑马上就被政府背景的机构征做他用了，四川大学被迫迁往峨眉山，再次占用了报国寺、伏虎寺、保宁寺、万行庄等寺庙为校舍达三年多时间，刚把军官送走的峨眉山又迎来了青春活力的学生们。

要知道这学生比较年轻，年轻就意味着活力和激情，峨眉山以前的青烟缭绕、诵经悠远的景色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年轻充满活力的折腾和热闹，当然不乏青春萌动、卿卿我我的故事，也不知道普贤大师作何感想。

寺庙成了学校和宿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会是个什么样子，和尚们居住的清静之地都挂起了万国旗这个场景估计也是百年一遇了。

不过这样也好，起码峨眉山还有些人气，但是抗战结束后，连惹人厌的学生们也搬走了，峨眉山再次陷入沉寂，比荒山还荒山，据说连珍惜的野生动物华南虎都经常出没。

直到解放前夕，全山只剩下80余座能看得出可能是寺庙的寺庙建筑，破败零落，基本上压根就没人，更别说在此修炼的和尚们了，峨眉山的大和尚们自打开山起貌似就没这么凄凉过，我估计和尚们还真是会有点想念道士在的时候一起斗智斗勇的光辉岁月了，起码那会大家都充满激情和斗志，大家都有股子劲头，那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啊。

公元1939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和尚们的大力邀请下前往峨眉山，并就住洪椿坪，在参观了破败的寺庙建筑之后，广泛的听取了和尚们关于峨眉山现状的分析和陈述，并会同和尚们就峨眉山的发展共同进行了严谨的探讨和分析，和尚们经过多方陈述后，最终一切归结到底就是一个字：“钱”。

这倒不是峨眉山的和尚们势利，确实是对于和尚们太需要钱了，和尚们满心希望重振峨眉山佛教的雄风，再现辉煌，希望政府在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和协助。

林森同志认真的听取了和尚们的想法和建议后，就峨眉山大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路，并进行了指导性关怀，现场办公，先邀请和尚们为抗日阵亡将士超度，峨眉山的和尚们欢饮鼓舞，这下终于有活干了，承接的还是政府派的公务活。

高兴的手舞足蹈的和尚们马上通知山上山下所有的和尚能来的全来，但是比较失败的是只来了三十个。

大部分和尚都下山讨生活去了，活动总指挥林森深深感到峨眉山的和尚们的艰辛和清苦，但是在发表了政策和鼓励的讲话后，明确的告诉和尚们：

首先是我不管钱，其次是我也没钱，确实困难，请大师们谅解，希望大师们能一不依靠政府，二不靠关系，自谋出路，主动创新，短期内开创出佛教发展的新路线，并再次肯定了和尚们艰苦守业的精神和极高的思想品德，鼓掌！再见！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峨眉山全山僧众只有五百八十人。基本成年累月没人，也没有门票收入，更别说能不能执行谈旺季门票政策。峨眉山的宗教事业、旅游事业、房地产也均在这一时刻陷入低谷。

峨眉山衰败归衰败，但走出去的和尚们很快发现，这年头成立组织非常的时髦，四川当时是组织成堆，这“会”那“门”的，都整的挺热闹，成立组织就有组织出面去做很多工作，大家都能在组织的关怀下沐浴春风，为此，和尚们也开始积极奔走，适应潮流积极筹办佛教协会类似的组织。

民国初，中华佛教总会和四川省佛教会相继成立；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成立了四川省峨眉县佛教会（按规定县称分部，后改分会，实际上用的名义仍是峨眉县佛教会），这个思路说实话有点拿不出手，因为这里面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等等一系列内容，全部都是根据当时四川很成熟的帮派体系来构建的，和尚们希望借此把四川的佛教徒们集中在一起，就跟当时发展的如火如荼的黑社会一样，抱团取暖，共同发展。

但是很遗憾的是各个地方不论分会还是总会都混得不怎么样，整个市场的沉寂并没有通过这样的协会势力得到振兴，这点就如同现在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结盟一样，富国和富国结盟大家会更富，但是穷国和穷国结盟大家只能更穷，很不幸，当时的佛教协会就属于后者。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以峨眉山为佛教名山，更名为峨眉山佛教会，整个佛教都以峨眉山为榜样、为龙头，希望能再现雄风，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峨眉山佛教会会址设万年寺，先后有仙峰寺方丈元义、砖殿当家普超、毗卢殿方丈果航、报国寺方丈果玲等被公推任过会长，注意这里面基本都是峨眉山的坚守和尚，按照之前的峨眉山的风格一定会有很多名流充当顾问啊、名誉主席啊什么的，但是这会连换四任会长都没找到一个有头有脸的来帮衬一下，可见峨眉山不仅仅是衰败，更关键的是没有人才，看来人才不仅是二十一世纪的稀有产品，任何时代最缺少的都是人才。

协会下的各寺庙人财物仍自主管理，都没多少钱，能出席协会的寺庙各个都穷的揭不开锅，就别费劲了，还是个人顾个人吧，协会经费由各寺庙适当捐助，基本上是筹集庙产40石，以地租收入为佛教会活动经费。

其实这个地租也没多少，峨眉山是纯粹的山，除非种梯田，小部分寺庙在风光的时候在山下置有地产，这个时候就相对好过一点，但是大部分还是等着坐吃山空。

协会的全山性事务由佛教会召集各庙住持协商办理，这点再次说明这个协会其实没什么用，参照的帮派的构架但是没学到帮派的核心，典型的缺少统一管理和统一的战略发展，说白了这个佛教协会有跟没有差不多，这是开始，也就没过两年，大家就都觉得没什么大劲了，既没钱也没办法就别再开什么会议了，基本也就没在见过召开什么全体会议，佛教协会名存实亡。

佛教协会不灵，那就看看政府性组织吧，峨眉山的行政组织，清代起先后设峨山甲、独立甲、独立保，这些机构和功能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这些机构主要是管理基层的，要是旅游事业开发的好的话，大家还都能在机构的管理下收个路桥费啊、开个饭店啊、建个停车场啊什么的，说白了这些都是准备吃峨眉山的，他们要是能给峨眉山带来点主动收益那才是见了鬼了。

在峨眉山整体荒败的时候这些机构不仅没起好作用，反而经常联络寺庙不争气的和尚们在黑市流通峨眉山的历代收藏变现。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改称峨山特编保，还是换汤不换药。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四川省政府批准设“峨山管理局”，首次由政府出面派人管理峨眉山，这个算是有点规模的，机构设置有点象现在的旅游局，办公地址设报国寺，第一任局长彭伯喜，后由杨庄继任至1949年12月峨眉县解放。

我查了很多史料，对于这个机构的作为还真是找不到多少，唯一一点是峨眉山在设立专门的政府管理机构后，山上的历朝历代的收藏就遗失很多，到了解放后山上就基本不剩下什么值钱的东西了，除了点搬不走的大石碑以外。

没有最背只有更背（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98）

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50年四川全境解放。民国时期的佛教会停止了活动，峨山管理局由人民政府接管。公

劫后余生的峨眉山（四大名山说开去之峨眉山篇99）

关于十年浩劫，我们很多议论和评价，很多事迹我们并不清楚，最真实的永远只能在下一个时代才能展示出来，关于这些，我们这些人很可能一生都不会知道，我只能说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造就一些特殊的人，这些人又干了一些特殊的事，很无语，很失落。

虽然我不是佛教徒，但是我知道应该尊重人，尊重人的信仰和思想，不管你认同不认同，不轮在什么情况下，如果做人的尊严都不能保证是多么可悲的事，整个中国包括峨眉山佛教都经历了一个真正史无前例的十年，也正是在这个十年中把我们国人的一切信仰打得粉碎，也从那之后我们终于可以被别人评论为：

中国无信仰，我们就是真正的无神论者，真的无神吗？等有一天把各大城市的那个挥手雕像统统拆了才算是无神。

有件事的特别说明，十年浩劫中峨眉山金顶被有关单位占用，按说你占用就用，住个人啊开发个旅游都行，那怕安置些满脑子狂躁不安的红卫兵都行，但是还就不，非把木质结构的庙宇占用当作柴油发电机房。

公元1972年4月8日引起火灾，大火将金顶、华藏寺全部烧毁。

大火烧毁铜门2扇、铜壁7面、铜碑1座、铜塔2座、铜炉、铜瓶、铜镜难以其数；烧毁象牙佛、锡莲灯、馈砂佛经书、古代名人字画等⑧972件；

特别是《北隆藏经》在全国只有两部，而金顶庙里珍藏的这一部是最齐全的，共7600本（木刻版），均被大火烧为灰烬。

还是那句话特定的年代吧，这让我想起了遥远的一个和尚，大家都知道的，峨眉山还真是火相啊，这事怎么就那么玄呢？信不信由你，反正是乱改名后的峨眉山就没少了这事，自作孽啊！

好在一切都过去了，十年再难熬也算熬过去了。

公元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拨乱反正，贯彻和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个非常关键，其实很多政策我们都有，但是往往没人执行或是就当没这事）。

逐步恢复了宗教活动场所（之前各单位占用的场所恢复为寺庙）；

彻底清退了寺庙和僧人的全部查抄财物（不包括遗失和值钱被遗失的）；

收回了被遣送回家的胜旭、清融等7名僧人；

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对普超、传华、常义等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对1958年整风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寂慧、果航等16名僧人，也全部改正，恢复名誉；

对“文革”中病故的峨眉县政协委员释传金，补开了追悼会，同时悼念了在“文革”期间圆寂的几十位僧尼。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后什么感想，我看到这些后的感想就是能坚持到这会的和尚们真不易啊，一群和尚成了右派、反革命，这那和那啊。

峨眉山的和尚们反对政府？要知道峨眉山佛教顺应政府是一贯以来的传统精神，连万恶的满人他们都是一味的奉承和巴结，怎么可能去反对政府呢？这回估计也是报应啊。

公元1979年12月，召开佛教徒代表会，恢复峨眉山佛教协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理事会，并重新规定了管理制度：

各寺庙殿堂由僧人管理，接待朝山敬香的信教、居士，宗教收入交佛协作开展宗教活动经费，用以组织僧人外出参学，接待来山礼佛的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

寺庙其余房屋作旅游公司接待站，僧众参加接待服务工作，与公司职工同工同酬；关于这点很让人费解，僧众就应该干僧众的活，与公司职工何干？这也就是现今打着和尚的名头招摇撞骗的根源。

公元1983年4月9日，国务院公布：峨眉山报国寺、万年寺、洪椿坪、洗象池、金顶华藏寺（待修复）被列入全国重点寺庙。

从1985年起，全山寺庙由旅游公司陆续移交僧人管理。

全山僧尼节俭自律，筹集资金修复、扩建寺庙，陈设殿堂，庄严佛像，全面开展正常宗教活动。

198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拨款重修金顶华藏寺，19⑧9年竣工后交佛协管理使用。

1990年9月，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暨佛像开光法会，据说很多老和尚当时泪流满面。

公元1986年，佛协第五届理事会决定，全山寺庙以大庙为中心划为六个片区，实行两级管理，佛协管片区，片区管所属寺庙，寺庙由当家负责，实现了全山人、财、物由佛协统一管理，统筹规划各寺庙的建设、维修。

近年来，全山寺庙焕然一新，各大庙按丛林格局完善配套建设。

公元1982年起，峨眉山佛教协会恢复了如法如仪的收徒、收皈依制度，并接纳了一批过去离寺，自愿回庙过宗教生活的僧人。

1987年，佛协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峨眉山佛教协会寺庙管理办法》，寺庙实行丛林化管理（这个名词和由来可以参见我的“九华山篇”），恢复了方丈、监院、副寺、知客、维那等宗教职称，峨眉山佛教开始纳入正常规制。

峨眉山终于熬过了寒冬，自满清末年开始一直到十年浩劫，峨眉山历经磨难，终于在寒冬过后再次焕发青春，普贤大师有灵，普贤大师保佑峨眉山和四川越走越好。

最后用印光法师在峨眉山重修山志中的一段话作为该篇的结束语：

“菩萨证穷法界，故于十方法界，随类现身，应以何身得度者，即以何身而为说法。故十方法界，皆可作普贤道场。然欲众生投诚有地，故特于峨眉山示应化焉”。

愿峨眉山和四川都能在普贤大师的佑护下越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