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乱华的终结者

天骄溯源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一

   在讨论拓跋终结胡羯乱华之前，我想必须先讨论一些和匈奴相关的问题。关于匈奴，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就是它的起源。其实无需沮丧，因为许多古代民族的起源都是模糊不清的。不仅是匈奴，就连夏人的起源至今也还是一个谜。西方是一直不承认我们的夏朝的，因为我们确实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太史公虽然详细记载了夏的世系，但对于夏代的大事，基本上是以大禹治水为主，要知道那时候实际上夏朝还没有建立；但对于大禹之后的记载，则简之又简，几乎只占整个夏本纪篇幅的十分之一，颇有《魏书?序纪》中记载拓跋传说中历代“先帝”的味道。　   
   最近我注意到，新出的《中国断代史系列》中，传统的三代即夏商周的提法没有了，第一卷是《中华远古史》，传说中的夏被移到了其中，第二卷则是《殷商史》，这似乎表明学术界甚至大众文化界的态度都开始有了转变。对于夏人的起源，本来就有北方说和南方说争执不下，不幸它们又和另一个夏即大夏混在一起，这就更加纠缠不清了。看来不能否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远在司马迁之前的周代，当时的人似乎就已经分不清夏后氏的夏和大夏的夏了，因为这两个夏（也许事实上的确同源或同一）的历史都相当久远，而要求先秦时期的人对千余年前的事迹还能清晰分辨确实也不合情理，于是我们只好搁置它们。　   
   那么匈奴呢？它的来源就更令人迷惑了。“夏后氏之苗裔”似乎是在匈奴之中广为流传的一种看法，不然也不会被载入《史记》中。早先的学者常常出于一些先入为主的臆见而轻率地否定这种看法，例如，他们会指出，夏人是汉人的祖先，是说汉藏语的，而匈奴是说北方的阿尔泰语的，这两者又怎么会扯上关系？且慢！这样的说法其实大有问题。夏人的语言如何，我们毫无所知，凭什么说他们是说汉藏语的呢？如果夏后氏真和大夏有关，那么他们的语言应该更接近一种原始的印欧语；而匈奴的语言也至今未有定论，阿尔泰语只是影响较大的一种假说而已，而据蒲立本（1962）等人的分析，这也很可能不成立。如果抛开近似对音的干扰， “匈奴”一名在史籍上的出现是相当晚的，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初的战国末期，而且它的出现也是十分突然的，没有同之前民族的任何继承关系，以至当时汉人不得不用新造的名词来称呼之。从匈奴强盛之后的统治情形分析，在匈奴出现之前，塞北的民族分布大体上是这样的：东面是东胡（乌桓、鲜卑），西面是西胡（乌孙、月氏），而北面则是丁零。这三者本来很可能是连为一片，互相邻接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理解《后汉书》（《三国志注》中亦与之类似）在谈到乌桓时的这一段话：“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地多蝮蛇，在丁令西南，乌孙东北焉。”匈奴的崛起则改变了这一分布，使东胡破亡，余种远徙东北；使月氏夷灭，余种远走中亚，而乌孙也不得不迁往伊犁；更使丁零北退，局促于贝加尔湖左右。而在塞北游牧区与南方农业区之间的交接地带，则分布着众多的戎狄部落，他们在整个周代曾经强烈地影响中原的政局，但自春秋中叶之后，随着秦、晋等强国的崛起，戎狄逐渐衰微，多数被诸侯国吸收、同化，到了战国末期，中原的东、西分别有两大硕果仅存的戎狄国家，东为白狄的中山国，西为西戎的义渠国，但它们最终仍然分别被赵国和秦国灭亡，不过其余众却未必俱为华夏接纳，尤其是西面的义渠，国灭后秦在其地置北地和上郡，往北正毗邻匈奴的始居地鄂尔多斯，因此义渠的余众当有不少亡入匈奴。从地域推测，李零（2000）认为匈奴中的休屠部可能就来源于义渠，而更早的蒙文通先生甚至力主匈奴即起源于义渠说。　   
   关于匈奴的起源，我个人的看法，到目前为止，大体上是这样的：夏末北迁的一支夏人，进入蒙古高原西北、西伯利亚中南部的卡拉苏克一带，正是在那里，他们发展了原始匈奴语言的西伯利亚特征，形成了蒲立本所说的一种古叶尼塞语；在那里他们也开始同印欧系统的斯基泰人发生融合，留下了众多萨彦－阿尔泰－天山一带的斯基泰－匈奴文化遗迹；而这两者之所以能够融合，不能不关联到夏人的吐火罗成分（这似乎也暗示大夏与夏后氏同源）和斯基泰－塞种人的吐火罗因子，考虑到夏后氏和吐火罗都存在龙崇拜，匈奴也存在不少龙崇拜的痕迹，那么由此推测原始匈奴包含较强吐火罗色彩就不是毫无道理的了；在公元前四～三世纪，可能是受亚历山大东征引起斯基泰－塞种人迁徙的影响，这支前匈奴人逐步向东南移动，出现在了蒙古高原及其以南，最后游牧在鄂尔多斯，并一度受月氏的控制，这就是即将称霸整个东部欧亚内陆草原的民族——天之骄子—匈奴。  

羯人真相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二

   据说当初周一良先生从燕大去清华蹭课，偷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一堂《魏晋南北朝史》，感觉像欣赏了一场精彩的京戏，非常过瘾，尤其是陈氏提到五胡之中的羯人来自中亚的石国，更是闻所未闻，令人眼前一亮，从此才使周先生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结了缘。陈氏的论断何以有如此的影响力？因为在那时候，国内学术相对封闭，所研究的各个时空也缺乏联系，而陈氏此论一出，顿时将古、今、中、外都打通了：从魏晋到隋唐、从中亚到中原，羯人竟将其全部联结了起来；所以才会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极富启发性。陈氏能有此高论，和他非凡的语言功底是分不开的；今日的学者要研究这一系列难题，从语言入手依然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羯人国家的建立者石勒以“石”为汉姓，暗示羯人的族称可能和“石”有关。蒲立本（1962）曾经指出，“羯”，古汉语音近似[Kiat]，实际上是匈奴人对羯人的称呼，在匈奴语中，Kiat的意思正是“石”；这一假说可以在叶尼塞语中找到很好的证据支持。据此，汉人译写的“羯”这一名称实际上来自匈奴人，那么，羯人的自称是什么呢？《晋书》上说：羯人的祖先是匈奴别部羌渠的后裔，“羌渠” 可能与吐火罗系统的“康居”有关，而吐火罗语中表示石头的词可能是Kank，这表明“羌渠”/“康居”很可能就是羯人的自称，他们的确和中亚古国康居/粟特等存在某种关联，但究竟谁是源谁是流、抑或两者都是流而源在别处，却就不易也不宜遽下断语了。近来王青（2001）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一书中，对羯人的族源和宗教文化等方面作了不少较有价值的归纳和考证，以下对之稍作评介。　
   王氏综合先前各家考证之后指出，羯人实质上是被匈奴征服的内迁月氏部落，羯人的宗教为月氏的固有宗教，而与波斯、粟特的火祆教并不相同。关于月氏的族属，较新的研究表明，羌、突厥等的可能性很小，它更可能是属于印欧的吐火罗或伊朗系统。这样，羯人“高鼻深目多须”的种族特征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由于从中原西北、河西、西域一直到中亚的大夏，沿途都正是或曾经是月氏的势力范围，因此当时西域有不少高僧前往中原传播佛教，对于羯人来说，这些高僧和他们语言相通、风俗相近，又熟悉他们的固有宗教文化，所以相处极为融洽，佛教也在中原得到了大力传布；后赵国师大和尚佛图澄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此外，“羯胡”一称并未随石赵的灭亡而消失，而是从晋至唐一直见诸史乘。虽然发生了冉闵煽动的对后赵国都内羯人的大屠杀，但作为一个很早便被匈奴征服的内迁月氏部落，羯胡的分布是相当广泛的，像北秀容的尔朱氏便是一支存活到北魏末期的羯人，他们在平定六镇之乱后开始衰败，但其部将之一、也是羯胡的侯景仍有足够的实力南下将梁国搅乱以至灭亡，另一部将高欢虽不是羯胡出身，却也深受其文化之影响，由是后来在北齐宫廷中出现祀胡天的风俗也就不足为奇了。到了唐代，随着突厥的亡降，作为其重要组成和同盟的昭武九姓胡人大批被迁往华北北部一带，“羯胡”、“九姓胡”、“杂种胡”等称呼都用来指这些胡人，所以当安史之乱爆发后，史、诗之中的“羯胡”字样屡见不鲜，安禄山也多次被时人称作“羯胡”。　
   从残汉三国开始，一直持续到残唐五代，有众多月氏军队参加的董卓之乱和马超、韩遂的西凉之乱，以屠各刘渊和羯胡石勒为主发起的刘石之乱和五胡乱华，羯胡尔朱的乱魏和羯胡侯景的乱梁，月支人王世充在隋末大乱中的称帝建国，以及以羯胡为主发起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这些都可统称为“胡羯乱华”。“胡羯乱华” 其实是对中国中古历史上多次种族动乱的概括性称呼，“五胡乱华”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而作为这些动乱发起的主要民族之一的羯人/月氏民族，则在历次事变中均扮演了积极的角色，究其原因，恐怕还得从他们在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商业等多方面与华夏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性之中去寻找。 

东胡杂谈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三 　　　　　　　　　　 近来学者滥用对音法进行考证的现象似乎又开始抬头。普遍联系做过了度，就自然变成牵强附会。伯希和与岑仲勉们是大牛，语言根底在那摆着，不服不行，但一般的学者，特别是只有现代汉语常识、或者对古代汉语一知半解的人，也硬要对那些近似的发音作皮相的比附，就很容易沦落为邯郸学步。在“土”学者中，何光岳是一大代表，他的“源流史系列”充斥着许多毫无根据的断言，不少考证甚至仅仅因为汉字相同就强加联系，经过他不懈的“探索”，得到的结论是：几乎世界各地的民族都可以在中华大地找到源头！这的确是比较罕见的以论带史，根据这种思路和作者常常在前言中溢于言表的民族自豪感，我们可以想象他肯定还可以在这片园地上继续辛勤耕耘下去，但收获都是些什么呢？典型的自欺欺人罢了。前不久，“美籍华人学者”朱学渊厚积薄发，也写了一大批源流史考证的文章。凭着“洋”学者的头衔，他的这些文章居然被结集为《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而列入了中华书局的《世界汉学论丛》。不可否认朱氏是下了一番功夫来学习那些“胡言夷语”的，问题在于仅仅罗列读音的近似，而不给出同源或同一的其他有力的证据支持，这样的“考证”又有何意义？当然，启发性是不能抹杀的，但也仅此而已。由此我想到关于“东胡”、“鲜卑”对音的问题。在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初期， “东胡”＝“通古斯”和“西伯利亚”＝“鲜卑利亚”的说法风行一时，例如冯承均的译著中，就一律将Tunguz译为“东胡”，这其实是一种很容易引起误会的作法。“东胡”和“通古斯”究竟有无关系，还是一个争论未定的问题，尽管有许多学者坚决予以否认，但其存在联系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鲜卑”/“西伯”的问题也与之类似，不过他们的关系恐怕尚要大于前者（说见下文）；在这样的情况下，规范的作法应当是忠于原文，严格区分之，否则就容易误导读者。　

   那么东胡的语言到底如何呢？按照现代的语言分类，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其归入蒙古系统，但也有主张通古斯系统的。这情况和匈奴语非常相似，如果硬要将这些古代的语言套入现代的某种分类，那么类似的争论恐怕还得一直持续下去。东胡当初应该是一个部落联盟，内中乌桓和鲜卑的分别可能早就存在，而并非被匈奴击破后才分化形成，但由于长期紧密接触，语言文化习俗等各方面都大致相同，所以东胡的语言情况可以从乌桓、鲜卑方面入手进行考察。乌桓和鲜卑这一对民族很有意思，关系密切，地域相邻，与农业文明区的距离，前者近，后者远，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史籍上总是一起提到他们，前者汉化倾向较早而深，文明程度也更高，然而后者一旦崛起就迅速成为强大无比的征服者。类似的现象在东北多次重复，比如奚和契丹，又比如鞑靼和蒙古，等等。这是真正的“兄弟民族”。那么，乌桓和鲜卑的下落如何呢？在国内的情况我们是比较熟悉的，史料丰富，斑斑可考；但是国外呢？问题就又提出来了。正像匈奴和Hun的关系那样，乌桓·鲜卑可能也存在着西迁的一支。普里察克对此曾作过大胆的考证，他指出：在东西方文献中多次出现的Ibir-Sibir（亦必儿·失必儿）可能就是乌桓·鲜卑这一兄弟民族。他们中的一支在拓跋的压力下西迁，于五世纪中出现在西方拜占庭的史籍中，后又辗转迁徙，在东欧伏尔加河中游及其以东一带定居，在那里他们以Sabir 人闻名，后来演变为在现代突厥语民族中居独特地位的楚瓦什人；当时他们的统治部族大约是慕容，这一名称留给当地，后来西迁入中欧的一支即成为现代的马札尔人（匈牙利人）；最后，“西伯利亚”这一名称，也正是由Sabir演变而来。普氏还吸收了蒲立本的考证，即西方的阿瓦尔（Avar）即后来的亦必儿（Ibir）正是东方的乌桓，以支持他的关于失必儿（Sibir）名称源流考证的这一系列结论。这样看来，“鲜卑”和“西伯利亚”很可能还真有关系，但这种关联不是直接的，在汉语的史籍中也很难找到证据，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北匈奴西迁之后，漠北被鲜卑占据，匈奴余部也转为鲜卑；而南边的乌桓也挺进到近塞之地，一时间，东胡变得异常强盛，大有超过当年的匈奴之势。檀石槐统一漠北，分鲜卑为东、中、西三部，更是东胡的鼎盛时期。但自汉末三国以降，直至晋初，东胡却显得异常宁静，基本上对中原未构成威胁，这就必须要归功于曹魏的御戎策略得当了。还在汉末大乱之时，乌桓和南匈奴等胡族军队就开始介入中原内战，幸得曹操及时处置，将单于扣留，并分南匈奴为五部；随后又趁追讨袁绍残余入辽东之机，一举征服了三郡乌桓。到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时，小种鲜卑的轲比能统一了原檀石槐时期鲜卑的中部和东部，威胁再度降临，幸复有幽州刺史王雄派勇士韩龙将其刺杀，鲜卑便又开始走向衰落和分裂。这之后，东部鲜卑崛起了慕容、宇文、段部，西部鲜卑则出现了秃发、乞伏、吐谷浑等部落，而出身独特的拓跋鲜卑也在一步一步地向中原迁徙着，胡羯乱华的第二高潮或者说是配角的“鲜卑乱华”就要上演了。  

大鲜卑山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四　

   本来慕容鲜卑是很有希望成为胡羯乱华的终结者的。慕容氏与司马氏的渊源颇深。早在司马懿讨伐辽东公孙渊之时，慕容廆的曾祖莫护跋就因从征有功，被封为率义王，开始在辽西一带发展。刘石之乱起，慕容廆接受晋室的册封，在辽东招贤纳士，乘机坐大。当时东部鲜卑宇文、段部、慕容之中，慕容原本实力最弱，处地也最偏僻；但慕容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打着晋室的旗号，更能笼络人心。此外，在种族方面，宇文和段部分别混入若干匈奴和乌桓的成分，鲜卑的因素都不如慕容纯粹；而且慕容倾心汉化，家族兴旺，门下牛人辈出。这样，在辽东首先上演的东部鲜卑的“三国演义”中，慕容笑到了最后。这种情况颇可以和后来朝鲜半岛上的 “三国演义”类比，新罗正处于和慕容类似的地位，居地最僻远，然而种族最纯粹，同时也受到中原朝廷的支持；而百济和高丽则相当于段部和宇文；结果也如出一辙，新罗最终统一了朝鲜。称霸辽东的慕容逐渐强盛，但是在挺进中原之前，必须先解决后顾之忧，于是慕容多次东征，屡破夫余和高句丽，以至于在高句丽人的记忆中，慕容成为最凶恶敌人的象征，而高句丽的西进也受阻于此，为其以后转而南下朝鲜半岛争雄埋下了伏笔。当羯胡内乱，石赵破灭之际，慕容趁机向中原发展，形成与前秦、东晋鼎立之势，然而此时慕容虽牛，奈何西有王猛，南有桓温，俱为一时之豪杰，谁也无法独霸。大牛慕容恪去世后，前燕内斗不断，迅速衰落，很快便被另一大牛王猛灭亡；虽然后来有小牛慕容垂等人的复国，但慕容氏终究汉化过早过深，此时“气数已尽”，难当胡羯乱华终结者之大任，所以慕容垂一死，后燕便很快宣告灭亡，慕容复国的美梦也就只有留到小说里去做了。　
   五胡乱华到氐、羌交争的阶段，已经是胡羯乱华的末期了。苻秦帝国瓦解后，天下大乱，原匈奴、鲜卑的各种部落纷纷建国。其中有一个不太起眼的北荒小虏——拓跋也重新建立了代国。这个最终发展成为胡羯乱华终结者的部族，其来源相当独特，至今争论未定，所以我们有必要在此考察一番。据《魏书》记载，拓跋来自大鲜卑山。“鲜卑山”的名称，在别处也有，比如《后汉书》《三国志》中提到鲜卑的来源时就说东胡的一部分遗族退保鲜卑山，因而形成鲜卑；另外《晋书》中讲到慕容的先世时，也同样提到这个鲜卑山。由此看来，鲜卑山的传说在鲜卑中流传颇广，倘若拓跋也是来自鲜卑山，那么可以肯定拓跋也是鲜卑中人。但是拓跋人不这么认为，他们搞了一个“大鲜卑山”出来，这座山比“鲜卑山”更牛，似乎想表明他们是鲜卑中的老大，比别的部落都要正宗。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时候，因为重新发现了大鲜卑山的“祖宗之庙”，朝廷还专门派侍郎李敞去那里祭祀，并凿壁刻文以为纪念。那么这座“大鲜卑山”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千余年来，学者们众说纷纭，争执不定，甚至有人干脆把它看作是神话传说，谓其真相已不可得证。然而到了1980年，米文平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当年李敞在石壁上的刻文，似乎又使这一千古之谜豁然开朗。一时之间，“大鲜卑山”得到了确证，基本就在大兴安岭一带；而拓跋的起源问题也有了重大突破，源于鲜卑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只是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的关系到底如何，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不料到了二十一世纪，开始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代表作是李志敏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的《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魏发祥地问题》一文。李氏认为，拓跋魏自谓源出大鲜卑山只是一种假托，以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成为当时势力最盛的鲜卑人的正宗代表；而综合多方面证据分析，拓跋本来属于西部鲜卑，其真正来源是原匈奴的奴隶——赀虏，源出塞外的漠北，并非大兴安岭；所以拓跋不属东胡鲜卑系统，而属匈奴－突厥系统。个人感觉，这的确是一篇相当不错的考证文章，很有启发性。不过也还存在一些地方值得商榷。比如文中以拓跋首领称“可汗”而“可汗”属于突厥语为据来证明拓跋不属东胡鲜卑就存在问题，因为现有的资料表明，突厥语中的“可汗”很可能是从鲜卑语中借入的，而中介则是源出东胡的柔然，但早在柔然之前，鲜卑的慕容和吐谷浑之中就已经有该名称的记载了，这充分说明“可汗”一词当与鲜卑语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用它来证明拓跋不属鲜卑似乎不妥。此外，文中在发式上的论证也不够有说服力，匈奴－突厥系统的发式以披发为主，辫发/索发等则应当是东胡－通古斯系统的发式，但拓跋的索发虽然同乌桓－鲜卑的髡发/ 剪发不同，但同匈奴－突厥的披发也明显有异，所以从发式上讨论拓跋的来源也显得论据不足。在我看来，说拓跋是假托鲜卑似乎证据还不够充分，但在众多鲜卑部落之中，拓跋人与众不同的“索头辫发”的习俗，似乎在暗示其通古斯背景——在拓跋魏之后中国北部甚至全部一再沦于“索头辫发”民族的统治之下，直至民国建立始摆脱剃发留辫之俗，这之中的道理，又有谁能讲清？

乌桓与屠各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五

   在匈奴统治漠北时期，其国内各级职官的名称一般都有音译的汉名，如匈奴最高统治者称单于，以下有屠耆、谷蠡、都尉、当户、骨都侯、沮渠等官名。属于西胡系统的月氏、乌孙等族，对其首领则有靡、翕侯等称号。然而东胡系统的乌桓、鲜卑却不见其首领官号的音译汉名，其首领在汉文史籍中多记作“大人”，如“乌桓大人”、“鲜卑大人”，这显然是意译而非音译。按常理，乌桓、鲜卑内部对其首领必然有自己固定的称号，并且这种称号一般来说传承悠久，很难轻易改变，如匈奴的“单于”和汉人的“皇帝”，就都分别一直是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那么东胡“大人”的原有音译称号究竟是什么呢？从后来鲜卑、柔然等东胡族系的相关情况分析，我认为东胡首领本来的称号之一很可能便是“可汗”。而拓跋人很早便将其首领称作“汗”或“可汗”也许正好证明拓跋的源头还是在东胡。　
   田余庆先生关于拓跋研究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揭示出了拓跋之中的乌桓成分，并详细考证了拓跋与乌桓在代北的共生情形及其渊源关系。其结论廓清了拓跋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谜团，也为更深入地理解中古时期乌桓的活动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本来，乌桓作为东胡集团中的一部分，是活动在与汉人接触的最前线，他们分布最南，也最靠近汉人的农业定居地区。辽东、辽西、右北平、上谷、代郡以至太原、雁门，这是自东汉后期以来乌桓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在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之后，乌桓与汉人交往更加密切，一部分乌桓开始放弃游牧转为务农，另一部分则经常抄掠汉民，中原王朝于是也更加注意对乌桓的处置，专职的“护乌桓校尉”一度握有重权。东汉末期，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协助袁绍讨平公孙瓒，其首领大人均被拜为单于，于是三郡乌桓势力大盛；不料袁绍死后，诸子无能，很快被曹操击溃，其残部遂逃往辽东依附乌桓，打算东山再起；曹操为彻底平定北方，便挥师进剿，长途奇袭，出其不意，大破乌桓及袁氏残部于柳城，三郡乌桓也从此成为曹魏手中的“天下名骑”。东方的乌桓既被中原王朝吸纳，西方的乌桓又一向默默无闻，不被人所注意，因此在五胡乱华时期，乌桓之名不显，甚至连配角都算不上；然而正是通过田先生的索隐探微，乌桓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才开始逐步为人所知：原来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加入了代北拓跋的部落联盟，并在其中数度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乌桓在代北的活动相类似，另一个拓跋部落联盟的核心成员独孤部的前身——屠各也经历了极其相仿的变迁。　
   从活动地域分析，屠各的前身可能与义渠、月氏等胡人部落关系密切，在被匈奴征服之后，屠各仍然保持相对独立的王国。休屠（即屠各）王与昆邪王的率众降汉，使得屠各成为从河西直至太行一带与汉人接触最密切的匈奴部落之一，这也促进了他们自身的汉化——例如休屠王太子金日磾便成为汉昭帝的佐命元勋。在南匈奴入塞之后，屠各因其汉化最早最深，逐步成为入塞胡人各部的首领，甚至连南匈奴单于似乎也由原先的挛鞮氏转入了屠各的刘氏（这一结论还有争议，但建立汉－前赵的刘渊、刘曜被时人视作屠各，同时却又自称为冒顿单于之后，则是确切可考的）；前赵灭亡后，羯胡石勒屠杀了大批屠各人，似乎与两者同源于月氏胡人的推论相矛盾，然而如果注意到屠各和羯胡在汉化程度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羯胡石氏一贯的凶残嗜杀，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并非是难以理解的。屠各的流向相当复杂，被石勒屠杀的前赵国人多为并州屠各，河西、关陇一带的屠各则一直活动到北朝后期；而代北、朔方一带的屠各，则分别演变为拓跋中的独孤部和拓跋的敌人铁弗部，对此后文还将详论。　
   乌桓与屠各分别代表着原东胡系统和原匈奴系统中倾心汉化的部落势力，那么他们两者在代北的相遇、相处和相融便显得相当自然；同时，这也是铸成拓跋部落联盟的两大核心，正是他们的加盟，拉近了野蛮的拓跋部落同中原文明的距离，而拓跋本部也正是在同他们之间的反复斗争而又联合的过程之中，逐步走向成熟与壮大。

贺兰与独孤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六

   拓跋早期的历史，似乎与原役属于匈奴的一些高车部落关系较为密切，如纥突邻（没鹿回）等部。而在拓跋部的代－魏国家灭而复建并崛起代北的关键时期，有强烈匈奴背景的贺兰部和独孤部则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田余庆先生分析拓跋离散诸部时重点讨论的两个部落个案。　

   提到贺兰，我们一般首先想到的是位于今天宁夏银川西北与内蒙交界地带的贺兰山。在岳飞的《满江红》中，就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词句，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贺兰山是与北方游牧民族联系在一起的。贺兰山的得名当然与贺兰部有关，不过那已是隋唐之后的事，而贺兰部的出现则要比这早得多。在《晋书》中记载的入塞北狄十九种之中，就有贺赖部，而经姚薇元等学者考证，此贺赖便是贺兰。透过伯希和、韩儒林等人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贺兰”一词可能来自突厥语而非鲜卑语，其本义与马有关，但并非普通的马，而是指颜色驳杂的马；后来贺兰山的得名就与此相关，因为山上的草木颜色驳杂，远望犹如驳马，故名之曰“贺兰山”；后来蒙古人对它的称呼 “阿拉善山”（Alashan）也是来自“贺兰”一词。在入塞之后，贺兰的游牧地是在阴山一带，与纥突邻等高车部落邻近，故而贺兰部自身原本可能也是高车部落，这样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 “贺兰”一词的突厥起源——突厥语的主要来源即是原丁零－高车人所操的语言。在前秦灭代之后，年幼的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其母贺氏的保护下，托庇于独孤、贺兰等部落，休养生息，而贺氏便是贺兰部首领贺讷的妹妹，由此直至北魏建国初期，贺兰部都在拓跋氏的各项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拓跋珪鉴于母后部落势力太强所造成的严重威胁与隐患，一直在设法将贺兰部落离散，并不惜发展出残忍的“子贵母死”的制度，最终导致了道武帝本人的死亡，然而贺兰部也确实被彻底离散，从此一蹶不振，基本上在后来的北朝之中再无多大势力。如果不是因为那座著名的贺兰山，后代的我们也都已几乎遗忘了贺兰；但在当年拓跋的建国时代，贺兰却的确是不容忽视的一大部落。　
   另一个和拓跋建国息息相关的代北大部落，便是前面提到过的由匈奴屠各演变而来的独孤部。以黄河为界，东面的独孤部与拓跋的关系非常密切，是拓跋部落联盟的核心成员之一，故也被视为拓跋别部，属鲜卑系统；西面的独孤部则与拓跋的关系相对疏远，进而愈发敌对，后来发展成为铁弗部，属匈奴系统（“铁弗” 的含义为匈奴父、鲜卑母的杂胡，马长寿推测“拓跋”的含义与之相对，为鲜卑父、匈奴母的杂胡，颇有道理，而“铁弗”、“拓跋”在发音上的近似，也令人怀疑它们可能是同一个匈奴语词的性别不同的形式，其区别正通过元音变换来表示）。在代国灭亡的年代中，正是有妻族所从出的独孤部大人刘库仁的尽力保护，拓跋珪才得以恢复元气，重建部落与国家。然而与贺兰部的情况类似，拓跋部也不得不对其一方面依靠和利用，一方面又斗争和打击，尽力离散其部落。当北魏建国之后，独孤部也已基本被离散殆尽了。不过作为五胡乱华的发起者的后裔，他们显然比贺兰部的底蕴要深厚许多，因此在北魏末年拓跋衰落之时，众多独孤氏的名人又浮现出来，这批勋贵多起家六镇，以军功入高位，正是他们的子孙，形成了北朝后期直至隋唐活跃于统治集团上层的强大势力。　
   在拓跋建国时期离散诸部落的行动之中，除了贺兰与独孤，还有一个重要的对象 —— 慕容。拓跋与慕容的关系一度也非常密切，拓跋珪的祖母即为慕容氏，尤其是在拓跋建国的后期，拓跋的后族更多出自慕容。但拓跋多是利用慕容燕国的势力来同贺兰、独孤进行斗争，实际上慕容却没能得到多少利益，反倒让拓跋占尽了便宜。正是乘着叁合陂大战的转折，后魏渐渐残灭了后燕，从而勾起了拓跋逐鹿中原的雄心。而慕容由于发展程度高于拓跋，原有的部落组织早已分崩离析，所以离散起来也远比贺兰与独孤要容易。自拓跋建国、平定北方之后，慕容基本上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后来又浮现出来的一些慕容氏名人，则多是很早便迁往河陇以西的慕容别支吐谷浑的后裔。   

赫连与沮渠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七

   拓跋珪建立魏国于代北之际，五胡乱华已经持续将近百年，而此时的黄河流域更是处于极度混乱之中。东部虽然有好几个燕国，但连同拓跋自身一起，都还算是鲜卑的势力。相比之下，西部就要复杂许多，氐羌、鲜卑、胡羯，五胡的政权一个也不少；五凉，三秦，一夏，其中的多数正是在这一时期先后登场和退场。拓跋的幸运之处在于，当它基本平定东部的时候，西部也历经激烈的争夺与兼并，局势已经大大简化——此时主要只剩下了赫连氏的大夏和沮渠氏的北凉。　
   赫连氏来自匈奴屠各部，是刘渊的同族，后演变为铁弗部，原本与拓跋联盟中的独孤部同源，都同拓跋等鲜卑部落有极密切的婚姻关系。匈奴－鲜卑种族融合的结果，在代北、朔方地区分别产生了匈奴母鲜卑父的拓跋和匈奴父鲜卑母的铁弗，然而这却是一双死对头。当初苻秦入侵代北的时候，铁弗首先归顺，并替秦军充当向导，灭亡了拓跋的代国；拓跋复国后，便矢志复仇，最终大败铁弗，全歼其部落，单单逃脱了刘卫辰第三子勃勃。这个勃勃就是著名的赫连勃勃，他远投姚秦，深得信任，迅速发展势力，不久便在关中以北的统万城建立了政权。到了这个时候，匈奴人已经不再需要借用“汉”的称号了，而关于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的古老传说则被重新提起，这似乎能够更好地表明匈奴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于是，他们将“夏”选定作了国号。既然不再是“汉”人，再用“刘”作姓也失去了合理性，所以又产生了皇族的“赫连”与庶族的“铁伐”这样的新姓。关于“赫连”名称的解释，汉语记载的“徽赫实与天连”当然是附会之说，但从中也透露出“赫连”的本义当与“天”有关；胡语的“祁连”、“撑犁”等指“天” 的词与之音近；而“胡者，天之骄子也”，单于的全称即含“天子”之义，由此可见，改用“赫连”的称号为姓也是恢复古老匈奴传统的一种象征。由于铁弗本部先前基本已经败亡，大夏国的建成主要是靠赫连勃勃东拼西凑新组合而成的各种杂胡部落，在这之中，有鲜卑、高车，当然也有久居其地的屠各、月氏等多种胡羯部落，后世突厥阿史那的始祖“平凉杂胡”很可能也位于其中。赫连氏的统治以残暴好战著称，但在勃勃死后，诸子内争，大夏开始衰落，此时魏太武帝拓跋焘趁机亲征统万，没过多久，赫连夏就只有疯狂向西撤退了。他们的残部居然还灭掉了更奄奄一息的乞伏西秦，然而最终，在沮渠北凉亲魏的态势下，失魂落魄的赫连夏余部被半路杀出的吐谷浑击灭——和慕容氏、拓跋氏一样，赫连氏也侥幸在吐谷浑中得到了保存，并一直延续到隋唐五代之后。　
   在五胡十六国之中坚持到最后的沮渠氏，源出卢水胡，实则与羯胡同源，本来都是随匈奴内迁的月氏部落（王青，2001）。因先世曾任匈奴的沮渠之官，这支卢水胡遂以“沮渠”为氏。沮渠氏建立北凉的根据地是在张掖，这一带很久以来便是月氏、卢水胡、昭武九姓等各种月支胡人的聚居地，从粟特来河西的胡人商贾也很多，内中不乏种族、文化相近的因素。此外，北凉国中也有不少其他部落，如氐羌、屠各、鲜卑等，还有若干杂胡部落，这些部落多是由原匈奴的奴隶—— 赀虏逃亡演变而来，在河西一带也较活跃。总的来说，北凉以卢水胡等月支系统的部落为主体，在文化、宗教上也有其独特之处，同东方的鲜卑确实存在极大的差异，所以，在北凉亡于北魏之后不久，从河东、关中直到河西的整个黄河流域中西部地区一度爆发的规模宏大的以卢水胡人为主的胡汉各民族大起义，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而魏太武帝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发现长安沙门私藏武器、暗助乱军，于是下令取缔佛教，是为中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之首，这之中实则也包含了众多种族、文化、宗教方面的隐情。根据众多突厥起源说法中的一种，史载沮渠氏灭亡之际，有阿史那部落五百家投奔柔然而去，在金山（阿尔泰山）休养生息，百年之后，便诞生了强大的突厥汗国；考虑到赫连、沮渠的胡羯因素，那么在其起源之初，突厥似乎就已经含有相当成分的胡羯背景了，以此视之，下一次胡羯乱华其实在这一次的尾声之中便早已埋下了伏笔。　
   赫连氏与沮渠氏政权的灭亡，标志着持续了一百多年的五胡乱华正式结束。从最初刘、石的汉、赵，到最末赫连、沮渠的夏、凉，这场古代最大规模的种族动乱，可以说是“兴也胡羯，亡也胡羯”，而很晚才从代北兴起的拓跋，则扮演了这一次胡羯乱华的终结者。

诸胡的结局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八

   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帝拓跋焘率魏军从长江边上北撤，途中围攻盱眙时，曾给宋军的守将臧质写过一封信。《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六记载如下：魏主遗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卿若杀之，无所不利。”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当时南侵的北魏军队的种族组成概貌。所谓“国人”，即是拓跋人，或者更加广义一些，也可以指早已归顺拓跋政权的各种胡人部落，当然，其核心及主体乃是鲜卑。丁零与胡，当指五胡时期内迁的丁零－高车部落及屠各等匈奴部落，他们主要分布在河北、山西一带。氐、羌则指前秦、后秦的国人，主要分布于关中，由此可见当时的关中早就是非汉族人的天下，所以刘裕的北伐收复关中很快又得而复失便与关中胡化已久不习汉治有一定关系，而正因为此才能有日后宇文氏“关陇集团”的诞生。在拓跋焘所列的这些军队成分中，除了鲜卑以外，基本上包括了先前乱华的五胡部落，唯独不见其中的是羯胡（卢水胡）。原来当时北方平定未久，最后灭亡的沮渠氏仍未彻底归附，还有一支残部远窜西域，在高昌立国；而从河西、安定、北地直至河东一带分布着众多的卢水胡，他们不久之前的大起义虽然遭到了残酷镇压，但仍然有不少残余势力与拓跋为敌，这说明月支胡在五胡之中对拓跋的反抗是最为激烈的，所以，南下侵宋的魏军中不见月支胡的踪影，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作为五胡乱华的终结者，拓跋先后吸收了五胡之中的许多部落，不过，融入拓跋也并非诸胡的唯一结局，下面我们就来作一个简单的小结，看看他们大体上都去向了何方。　
   五胡之首的以屠各为代表的入塞匈奴诸部落，也常常以“胡”简称，他们兴起最早，结果也主要是流入了拓跋——独孤、贺兰以及匈奴别种的丁零－高车诸部，都很早便加入了拓跋的联盟，并成为其中的核心；另外如稽胡等部落，因与外界交往不多，基本保持原样，直至唐代才渐渐汉化。以羯胡、卢水胡为代表的内迁月氏诸部，则多与拓跋呈现对抗的势态，加入其中的不多，我们知道的基本上主要只有秀容的尔朱氏，而他们实际上最终也是作为拓跋的终结者出现的。再来看鲜卑。鲜卑的情况比较复杂。在五胡之中，后来加入拓跋的主要是东部鲜卑，而西部鲜卑则多数流入了吐谷浑。东部鲜卑的宇文部和段部被慕容部征服，慕容还征服了部分辽东的高句丽人，并使他们鲜卑化；随着慕容燕败亡于拓跋魏，所有这些部落又大都流入了拓跋——慕容和段氏被拓跋冠以“徒何”的称号，不在鲜卑之列，他们融入拓跋之后也基本上就此默默无闻，不再有何突出的作为；而经过鲜卑化的宇文和高氏则崛起六镇底层，在拓跋政权终结之后，成为其继承王朝北周和北齐的建立者。西部鲜卑之中，建立西秦的乞伏和建立南凉的秃发是被拓跋承认为鲜卑的，承认西部鲜卑而拒认东部鲜卑，这也可以作为拓跋源出鲜卑西部的一个旁证：秃发本来就是先前从拓跋分出的一支，而乞伏的建国神话与拓跋的迁徙传说如出一辙则加强了他们同源的可能性。秃发灭于乞伏，乞伏又灭于赫连，后者最终亡于吐谷浑，因此，西部鲜卑大多数流入了源出东部鲜卑的吐谷浑，然而，吐谷浑实际上本来就是由征服者的慕容别部和当地的氐羌部落融合而成，西部鲜卑的西秦和南凉也不例外，由此看来，源出东胡的鲜卑对源出西戎的氐羌确实具有较强的统治与控御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后来产生吐蕃系秃发融合群羌而成的传说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上述这些保存在吐谷浑中的鲜卑部落则一直流传下去，他们连同匈奴的赫连氏以及各种氐羌部落，成为后世建立西夏的党项人的祖先。至于五胡中的氐与羌，因前秦、后凉均亡于后秦，而后秦又亡于东晋，是以拓跋魏和氐、羌政权并无多少直接的交道，氐羌聚居地关中在归魏之后也相对平静，其人也逐渐融合于当地土著了。　
   整个中古时期，在羯胡、卢水胡等月支胡人的根据地河陇以西直至中亚的粟特一带，分布着众多的昭武九姓胡人聚落（容新江，2001）。虽然拓跋终结了胡羯乱华，并且北魏一度对羯胡的影响极力排斥，但到了后期，即使在北魏的宫廷之中，也已无法摆脱月支胡人的宗教影响——胡太后时曾“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中”。同样源出月氏的粟特胡人对北魏来说不仅是政府和商业往来的使者，其实也是文化和宗教交流的使者；当拓跋魏自身终结之后，其后继王朝的创立者因与羯胡尔朱的密切关系而对月支胡人的态度有所转变，这样一来，双方的交往便更加密切。当匈奴的继承者突厥兴起之后，大批九姓胡加入其中，他们在文化上强烈影响突厥，而在武力上则被后者反熏陶。正是在他们之中，产生了安禄山和史思明们；下一次的胡羯乱华，就在这一次的终结之际滥觞。    

拓跋?契丹?桃花石问题——《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九

   以建号立国的时间来看，从拓跋到契丹，中间经过了约五百年的时间。这五百年中，塞北数易其主。先是柔然，然后是突厥，接下来是回鹘、黠戛斯，最后才是契丹。但此时的契丹已经大大不同于当初刚从宇文中脱离出来的那个小部落了，它实际上是一个融合了回鹘、沙陀和众多汉人在其中的复合体，在这方面，契丹和拓跋颇为类似；而且，作为又一次南北对立中的北朝，契丹的辽朝同拓跋的魏朝也处于相近的地位。不过，虽然安史之乱几乎是重蹈了刘石之乱的覆辙，但是契丹在扮演胡羯乱华的终结者的角色时并不如当年拓跋那么突出。一个更为显著的区别是，契丹赶走了黠戛斯，控制了整个漠北——这也是漠北从突厥化到蒙古化的关键转折点；同时契丹对整个东北地区的控制也远远胜过拓跋（可以对比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宋魏时期全图”和“辽北宋时期全图”）。这种领土结构上的差异不能不对两者的发展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拓跋后来南迁、汉化，亡于北方边境抵抗柔然的镇军的叛乱；契丹后来亡于东北新兴的女真，其残部则西迁至中亚立国。
   在对域外的影响方面，契丹显得相当突出。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契丹”（Khitan,Cathay）一度成为许多西方外国对中国的称呼，并且至今仍留存在一些国家的语言中，比如俄语的“中国”为Kitay，就源自“契丹”，此外还有波斯语、希腊语等文明古国的语言亦然。相比之下，“拓跋”似乎有所逊色。细细考之，其实不然。在中古时代域外对中国的称呼中，除“支那”（China）、“契丹”（Khitan）外，另有一个来历不明的称呼：“桃花石” （Tabghatch），这一名称，很可能正是源自“拓跋”。
   在汉语史籍中，“桃花石”出现在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记述里，当时丘处机随西征的蒙古军来到中亚，发现伊犁一带的居民管中国就叫“桃花石”。与之音近的 Tabghatch/Taugast等则出现在更早的非汉语史籍中，例如七世纪上半叶的拜占庭史记里就描述了东方Taugast国人民的事迹，并提到该地曾以一条大江分为两国，不久之前尚黑衣之国越过大江击灭了尚红衣之国，这显然是指隋灭陈之事；而成文于八世纪的古突厥碑铭中也屡屡提到南方大国 Tabghatch。喀喇汗朝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十一世纪编成《突厥语大词典》一书（汉译本已由民族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其中在解释 Tavghaq一词时，就明指其为中国（“马秦”）的称呼，并说“马秦”曾分三部分：桃花石、契丹、巴尔罕，正对应当时中国境内分布的三大政权：宋朝、辽朝、喀喇汗朝。由于喀喇汗朝源自回鹘，先前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所以它西迁立国之后，统治者多有“桃花石汗”的称号，意为“伟大而古老的汗”，其实质上也是继承中原传统的一种表现。综合多方面考察，可以知道“桃花石/Tabghatch/Taugast”等当有同一来源，其含义都确指中国无疑，然而其来源却一直众说纷纭。
   国外学者以伯希和、白鸟库吉为代表，主张“桃花石”的“拓跋”来源说，这一说法在国外影响较大，在国内也不乏赞同者，但对音不确是其弱点：“桃花石”为 “Tabghatch”，“拓跋”古音近“Tak-buat”，差异较大。伯希和（1912）认为，汉语译名受汉语本身缺陷的限制，能在多大程度上表现鲜卑语的原样尚有疑问，以此来解释Tabghatch与“拓跋”对音的差异；另外一些学者如巴赞等则以“辅音易位”（Tabghatch-> Taghbatch->Takbuat->拓跋）来解释这一现象（内田吟风，1975），但仍显得颇为勉强。国内学者则先后提出不少其他看法，如“大贺氏”、“敦煌”、“天可汗”、“大汗”等说（芮传明，1998），都不能令人满意。近来，芮传明在其师章巽“大汗”说的基础上，力倡“大汉” 说（1998），其主要理由是：一、大汉在域外闻名最久，影响最大；二、“大汉”与“Tabghatch”的语音吻合。初看似乎言之成理，但仔细一想，里面也大有问题。“桃花石”一名主要是通过突厥西传的，突厥用它来指称中原地区已确定无疑；而突厥显然又是从其先前的主人柔然那里继承这一名称的。无论突厥、柔然，都与“大汉”没有多少直接的干系（柔然、突厥兴起于五、六世纪，而朝代国家的“大汉”则在三世纪之前就已衰亡），说他们沿用“大汉”来称呼南方中原，似乎根据不足；而且对于柔然来说，作为与南方的拓跋魏同样源出东胡而又并立争雄达一百多年的北方强族，很难想象它对南邻的称呼是名不副实的“大汉” 而非其本来的族称“拓跋”。另一方面，汉朝灭亡之后，大汉的声威即已迅速下降，尤其在五胡、北朝时期，汉人的地位进一步沦落，当时的“汉”也变为贬称，汉人被称作“汉儿”，汉语也成为“汉儿语言”（即近代汉语白话的祖先），“大汉”的地位既是如此的低下，那么当时域外用这样一个词来称呼中国也是于情理不合的。
   因有“契丹”的例子作参考，域外用同一时代或稍早时君临中夏、威震西域的强族之名来称呼中国是毫不奇怪的。在汉魏时代，尚可以不排除漠北及西域用“大汉” 一词来称呼中原，但到了五胡、北朝之时，作为胡羯乱华终结者的强大的“拓跋”就应该比当时已经衰落的“大汉”更有资格成为域外对中国的称呼。然而， “Tabghatch”与“拓跋”对音不确始终是一个尚待阐明的问题；不过，考虑到下面这点可能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曾提出，当时拓跋人可能是通过歌谣的传承来保存先辈的历史的，这也是《魏书?序纪》史料价值极高的原因之一。歌谣的语言当然是拓跋人讲的鲜卑语，那么当拓跋汉化到一定程度、将这些歌谣记录下来的时候，对于其中的专名肯定只能采用译音的方法，这样写出来的汉字就可能同元魏官方流传已久的版本有所差异，比如“拓跋”一词就是这样，官方的版本以“拓跋”为主，也有写作“托跋”的，但民间则有“（提手＋翕）跋”的写法。“（提手＋翕）”中古收“-p”声，而 “拓”的另外一个读音与“搨”相同（用在“拓本”的意义上），也收“-p”声而非“-k”声，这说明“拓跋”一词的原始语音中，首音节的收声并不稳定，有时作“-k”，有时又作“-p”，那么“拓跋”中的“拓”的收声就显得并不重要，很可能，无论是用“拓”，还是用“托”，或者用“（提手＋翕）”，只是用来翻译“ta”音，“跋”则对应于“bghatch”，而其中的“gh”因发音较轻，由腭音弱化为“u”，故而演变为“buat”，这样，“拓跋”就正好对应于“Tabghatch”。如果说上述推论仍嫌牵强，那么可以再举出《魏书?序纪》的一段话来作为旁证，其中在追述拓跋氏的祖先时云：“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从字面上看，这显然是史官为抬高拓跋氏身份而作的附会，不过，其中提到的“土”、“后”或许也暗示了“拓跋”的本音。“土”为上声，其上古来源与浊塞音韵尾有关（沙加尔，1993），在当时可能仍有一定程度的残留，这就可以解释上述首字中的不稳定收声，所以我们不妨将其拟为“tab”；“后”为去声，其上古来源与-s韵尾有关，在当时也可能仍有一定程度残留，那么收尾的“-atch”就可以得到解释，而“后”的起声正与弱化腭音的“gh”相近——这个难以解释的辅音在此终于找到了来源！然则“土后”之古音正对应“Tabghatch”，作一旁证，虽仍不免牵强附会之嫌，但自觉较诸其他说法，特存有更多的合理性，故而到目前为止，域外对中国古称之一的“桃花石”来源于“拓跋”，依然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看法。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系列至此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