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察布
乌兰察布市境内的辽⾦古城遗址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境内的辽⾦古城遗址
节选⾃《乌兰察布史》
乌兰察布地区发现有辽⾦辽朝时期古城址10多座，辽⾦时期古墓葬20多座。五代时期墓葬2座，辽⾦时期村落遗址在全市⼤部分地区均有分布。
淤泥滩古城遗址，位于凉城县麦胡图镇淤泥滩村城⼘⼦，紧靠岱海东北边缘。古城为长⽅形，东西504⽶，南北323⽶。四⾯城墙，中间开门，各门均有瓮城，四周有⾓楼遗迹。古城中遗物有黄⽩⾊铁锈花粗釉瓷⽚，反⾯布纹素⽡及沟纹砖，发现有三彩碟、酱釉鸡腿瓶、瓷狗等，出⼟有⼈形陶砚、铁犁铧和⼤定通宝、皇宋通宝、咸平元宝等古钱币。被专家考定为辽朝时宣德县和⾦朝时宣宁县县城古城遗址，直到元朝时继续沿袭，仍为宣宁县县城。
马莲滩古城遗址，位于凉城县六苏⽊镇马莲滩和胜庄西北约500⽶处。古城为长⽅形，东西长约370⽶，南北宽约300⽶。出⼟⽂物有⽯磨盘、车架⼦、铜流星、铁⼑及治平通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和元宝、元符通宝等北宋钱币。古城内定窑⽩瓷⽚较多，存有⽯柱基础及砖、⽡⽚很多。距古城西南约1公⾥有凸出地⾯的⾼⼤⼟堆，可能是与古城有关的古墓群，发现有鎏⾦帽饰及铜带钩等殉葬品。属于辽朝什么城址，待考。
芦家营古城遗址，位于兴和县芦家营村1.5公⾥处。古城有曾被洪⽔及泥⼟掩埋的痕迹，城墙遗迹不明显。城内出⼟了⼤量的辽朝典型的粗绳纹青砖，还出⼟⽩瓷⼤罐，属宋朝时的粗瓷罐，和辽属于同⼀个时期。在古城周围发现有辽代窖藏⼀处，藏有完整的餐具17件，具有少数民族特⾊。铜釜、铜勺、铜筷制作精美，铜勺⼤⼩成套，推测⾮王爷不可使⽤，经专家鉴定是典型的辽朝时期制品。该古城为辽朝时期的古城遗址，有的历史学者推断该城址为五代时的长青镇，辽朝升为长青县的县城遗址，但多数历史专家认为长青镇遗址应在明长城以南，治今⼭西阳⾼县⽩登镇。
⼟城⼦古城遗址，位于商都县城东北10公⾥处的西坊⼦境内。古城⾯积30万平⽅⽶，西⾼东低依势筑成，城墙为⼟质夯筑，底宽9⽶，每隔50⽶筑马⾯1个，设南北两个城门，城西有庙址⼀处。城内有隆起的⼟堆，应是倒塌的建筑物。经打探，⽂化层达20—100厘⽶，根据出⼟⽂物判定该古城为辽朝时期古城遗址。
⼤⼟城⼦古城遗址，位于商都县西井⼦乡驻地东南10公⾥处。建筑⾯积为56万平⽅⽶，该古城四周城墙清晰可见，城墙仅残⾼1—1.5⽶，在城西北⾓4⽶深处留下了灰堆，城西1.5⽶深处发现⽔井和井台。⽂物考古部门推断为辽⾦时期古城遗址。此外在商都县的四台坊⼦乡公主城、⼗⼋顷⼩城⼦、⼤拉⼦乡⼟城⼦、⼆道洼乡⼤围⼦、⼋股地乡古城⼦也分别发现有辽、⾦时期古城遗址，元朝继续延⽤。
⼤⼟城古城遗址，位于察右前旗煤窑乡⼤⼟城村。城池座北向南，呈长⽅形，东西720⽶，南北821⽶。北城墙和东城墙较为完整，北城墙上有6个马⾯，东城上有2个马⾯，城门设在东、西两墙墙体偏南部位，东西两个城门对称，均宽为22⽶。全城有⾓楼4个。东北城墙残⾼2.5⽶，宽24⽶；西城墙残长23⽶，宽11⽶；北城墙夯层共22层，最厚层8—12厘⽶。从整个城墙的马⾯看，马⾯的中距不等。城的偏西南有⼀处长50⽶，宽25⽶的房屋基础，城内其他处均未发现古建筑基础及遗物。据⽂物考古部门推断为⾦朝时期的古城遗址。
台基庙城⼘⼦古城遗址，位于兴和县台基庙乡1公⾥处的城⼘⼦。城周约4⾥，呈正⽅形。东城墙遗迹明显，残⾼1⽶，城内现已成为农⽥。古城背坡⾯川，后河⽔从西北流向东南。古城内出⼟⽂物有⾦代铜镜、⿊釉瓷罐和⾦朝古钱币等，在古城南的农⽥中出⼟了⾦朝“承安宝货⼀两半”银锭⼀个，属银币中的珍品，为国家⼀级⽂物，被中国⼈民银⾏古钱币博物馆征集收藏。该古城出⼟的⽂物属⾦朝的占三分之⼆，属元朝的占三分之⼀。据⽂物考古部门考定为⾦朝的威宁县县城遗址，是在⾦初新城镇的基础上扩建⽽成，属抚州，为元朝时所沿⽤。
城圪塔古城遗址，位于兴和县北部五⼀乡北15公⾥处的⼤圪塔村，距该村西北1公⾥。城迹可辨，城中有⾦朝时的碑碣，已遗失，为⾦朝时期的古城遗址。
关于辽⾦时期的村落遗址，遍布乌兰察布市境内⼤部分地区。特别是在2008年1⽉，内蒙古⽂物考古研究所对凉城县古城梁村和半坡村附近两处辽⾦时期村落遗址进⾏发掘中，清理房址4处、灰坑47处、⽔井1座，发掘⾯积2400多平⽅⽶。出⼟遗物中，陶器多为辽⾦时期器物，包括瓮、罐、盆、碗等；瓷器种类繁多，窑⼝有浙江龙泉窑、陕西耀州窑、河南钧窑和本地产粗瓷；还出⼟了⽯器、⾻器、铁器、筒⽡、板⽡、⽡当等⼤量建筑构件以及马、⽜、⽺、猪、狗等动物⾻骼。可见辽⾦时期该地区⼿⼯业和商业的发展状况。
榆树湾村落遗址，位于集宁区马莲渠乡榆树湾，发现于1996年5⽉。遗址北依⼭丘，东、南、西三⾯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北⾼南低。遗址东西宽100⽶，南北长200⽶。在遗址内考古⼯作者清理灰坑遗迹8个，其平⾯多为圆形，个别为不规则形，遗址地层由表⼟向下分三层，厚约80—100厘⽶。出⼟⽂物有陶器、瓷器、少量古钱币、铁器和⽯器。其时代特征⽐较明显，与北⽅辽、⾦时期多数遗址出⼟⽂物相同相近。⽽钱币以北宋“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元丰通宝”为主。⽂物考古部门推断为辽朝晚期⾄⾦朝早期的村落遗址。
⽯门⼝村落遗址，位于察右后旗⽯门⼝乡杨上⼭村南的坡地上，1999年3⽉30⽇⽂物普查时发现，同年7⽉进⾏发掘。遗址总⾯积6000平⽅⽶，发掘⾯积270平⽅⽶。遗迹主要是灰坑，共发现28座，另有灰沟1条。灰坑内主要是草⽊灰烬和烧焦的动物⾻胳。在灰坑南部出⼟有陶、瓷、⾻、铜、铁器和少量的玻璃类装饰品。其中瓷器数量较多，以粗⽩瓷为主，⿊釉、⾖青釉器具次之，定窑瓷器和⼭西霍州窑瓷器较少。可复原成器物的有37件，包括碗、盘、盏、罐、器盖、钵、碟7种。出⼟的陶器数量仅次于瓷器，特别是陶⽚数量较多。陶器均为泥质灰陶，以素⾯为主，少量有弦纹，器形有罐、盆、纺轮和陶算等，共计16件。另外还有铁环、铁钉3件，有⾻梳、⾻簪、⾻制长把刷各1件，有铜簪2个，⽿环1件，钱币16枚，均为北宋钱币。从发掘情况分析，⽯门⼝村落遗址⾯积较⼤，各种遗迹、遗物较为丰富；⽽遗址⽂化堆积较薄，具此推断⼈类活动的年代较短。经⽂物考古部门认定为⾦朝晚期的村落遗址。
从辽⾦时期的古城遗址和村落遗址可反映出当时采取“因俗⽽治”的政策，在城镇的周围主要发展农业，城镇中设⽴作坊，发展⼿⼯业和商业。另在今丰镇市内⼩元⼭侧，于1115年（天庆五年）建有⼩祠（⾦龙⼤王祠）⼀座，更说明其时宗教的存在，同时体现了建筑业发展⽔平的提⾼。
乌兰察布市境内发掘⼤型辽⾦时期古墓葬有
⽔泉五代墓，位于凉城县永兴镇⽔泉村西约1公⾥的蒙古哈达⼭南坡的林地内。2008年5—8⽉，内蒙古⽂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出五代时期两座墓葬。两座墓葬东西并排分布，墓向均向北，墓道平⾯呈前宽后窄的梯形，斜壁，两墓葬式均为仰⾝直肢葬，⼫⾻保存极为完好。根据墓葬结构、随葬品形制以及⼈⾻性别鉴定，推测应为夫妻异⽳合葬墓。其中⼥性墓分布于东侧，随葬品有陶罐、铁輨、铁剪、长柄灯、银⼿镯、银⽿环、玛瑙坠、玛瑙管、玛瑙珠等20余件；并且在墓道填⼟中殉牲1具整⽺、1⽺头和若⼲⽺肢⾻，⽽在棺内西北⾓殉牲1具肋⾻和脊⾻。另⼀座男性墓随葬有瓷瓶、马具、⼸箭、蹀躞带、⾦⽿环、漆器、⽟⽯玛瑙制品等80余件，并且保存有部分⽪⾰、纺织品的残余；此外该墓棺中殉牲1⽺头，在左侧脚龛中放置1具肋⾻和脊⾻。
前海⼦村辽墓，位于商都县⼗⼋顷乡前海⼦村，墓葬年代应属辽圣宗前后。该墓葬为⽯砌园形穹窿顶墓，由墓室、墓门、墓道三部分组成。墓室均⽤⾃然⽯块垒砌，平⾯呈圆形。从墓底向上1.5⽶处开始起券，渐成穹窿形顶。墓室后部置长2.9⽶、宽1.1⽶、⾼0.65⽶的⽯棺1具，棺内葬⼥⼫⾻⼀具，⼫具表⾯覆盖丝织品⼀块，棺内随葬有铜镜、串珠、贝壳、⼔⾸、铁剪、熨⽃等。墓内随葬品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制供桌上有瓷碗4件，此外，还有⽟盅、黄釉盘、陶壶、⽜腿瓶、⽊盆、铁钉等。
尖⼭⼦辽墓，位于兴和县⼆台乡尖⼭村西北⼭梁上，从墓葬结构和随葬品分析，该墓葬为辽代中、晚期契丹之墓。墓葬墓室作⼋⾓仿⽊穹窿顶结构，平⾯直径3.09⽶，边长平均1.25⽶，⾼3.03⽶，在墓室的东西两壁有形式相同的砖雕格⼦花窗。在墓室的转⾓处⽤砖砌有仿⽊结构的柱头⽃拱，间施⼋组补间⽃拱，⽃拱形式相同，均为⼀⽃三升式。墓室地⾯⽤长36.5厘⽶、宽17厘⽶、厚6厘⽶的灰⾊沟纹砖铺砌。⼫床位于后半部，上置男⼥⼫各⼀具，⼥⼫⾝穿铜丝⽹络和丝织品、男⼫⾝佩铁剑。墓门作拱洞形。墓门之外为甬道，⽤沟纹砖券砌券顶⾼130厘⽶，进深114厘⽶、宽80厘⽶。墓道呈斜坡分段阶段梯式，近甬道处略宽，墓道长13.9⽶。墓内出⼟遗物有：⼩⼝双唇葫芦瓶、⽩瓷盂、⾻⽛刷柄、⾻笄和铜丝⽹络。在清理该墓葬中发现⼫床外⾯有加宽迹像，说明该墓葬经过⼆次葬。
豪⽋营辽墓，位于察右前旗固尔班乡豪⽋营村湾⼦⼭内，座落在⼀处盆地的西北侧，背⼭⾯沟之处。其墓室结构多样，有砖室墓3座，⽯室墓5座，⼟洞墓1座，⼟坑墓1座。其中6号墓因出⼟完整契丹⼥⼫1具⽽最为著名。该墓葬平⾯呈不规则⼋边形，为⽯券叠砌钻尖式。由墓室、墓门、甬道、墓道四部分构成。墓室平⾯南北长2.12⽶，东西长2.2⽶，墓底⾄墓顶⾼2.26⽶；墓壁均为加⼯过的⽯料券砌，墓室地⾯均⽤灰⾊沟纹砖铺砌，后半部砌成⼫床。⼫床平⾯呈梯形，⼫床之上置完整的契丹⼥⼫1具，⼥⼫⾝穿铜丝洛，头戴鎏⾦⾯具，仰⾝侧卧。墓室地⾯置有⽊制供桌和随葬品，随葬品有瓷器等物。豪⽋营墓地特别是契丹⼥⼫的出⼟，是中国辽朝考古的重⼤发现，更对研究辽朝的丧葬习俗、服饰、发型、⼫体保存等⽅⾯有着⼗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忽洞坝辽墓，1980年春，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碌碡坪乡忽洞坝村发现⼀座被⽔冲毁后的辽朝墓葬，残留下的⽂物有100余件。其中有⾦环2件，银器5件、铜器86件、铁器28件、⾻器22件，还有各⾊珠饰24粒，⽯器和陶器各1件。铜、铁器中以马衔、马蹬和马鞍饰件最多，还有残铁剑柄、铁斧、铁箭头等。坟墓的主⼈⽣前可能是⼀位以鞍马为⽣、出⼊战场的武将。其中3件银杯中有2件为⽠棱式，1件为柳⽃式。⽠棱式银杯，敞⼝直腹，平底⽆圈⾜，外形为⽠棱形，素⾯⽆纹饰，系⽤银⽚锤打⽽成，⼝径7.5厘⽶，胎厚0.1厘⽶，⾼6厘⽶。柳⽃式银杯，造型逼真，完全如同⼀只柳条编成的⼩笸箩。⼝沿⼀圈仿⽊⽽成，上饰道道绳纹，犹如缝制的接⼝处；杯⾝外壁，锤打成柳⽃纹样，维妙维肖。直⼝微侈，平底，⼝径13.5厘⽶，壁厚0.1厘⽶，⾼6厘⽶。这3件银杯应为造型别致的酒具。柳⽃式银杯与⾚峰巴林右旗辽朝墓葬出⼟的形制完全⼀样。22件⾻器中，其中有20件为象⽛加⼯磨制⽽成，为古代的计算⼯具算筹，这是在北⽅游牧民族墓葬中的⾸次发现，是异常珍贵的⽂物。算筹⼀般多⽤⽵料制做，⽽⽤象⽛制做者极为罕见。这套象⽛算筹，均为细长⽅形，有如⽅形细筷，只是两头稍细，中间略粗。其中七根长11厘⽶，粗0.4厘⽶，五根长12厘⽶，粗0.5厘⽶，⼋根长13厘⽶，粗0.4厘⽶。
郭家三号辽墓，1988年秋，在丰镇市永善庄郭家三号村的⼀座被⽔毁的辽代墓葬中出⼟⼀件辽代⾦花银碗和4件银带銙，此外还有陶、瓷器等。银碗为荷叶状四曲形花式⼝，碗体腹部也分为四瓣，内如荷叶之叶茎凸起；碗底圈⾜⾥⼩外⼤，与碗⼝对应，也略呈四曲花形。碗体造型美观，⼝直径22.3厘⽶，⾼7厘⽶，重424克，含银量为95%。银碗外壁素⾯，内壁錾刻有精美的花鸟纹饰。纹饰分底、中、⼝三层。碗底正中錾刻阴线鸳鸯⼀双，雌前雄后，造型逼真。全⾝⽻翼，条分缕析，形象⽣动，活灵活现。雌雄趾⽖，各站⽴在⼀朵盛开的圆形花朵上。鸳鸯四周满布⼤体形态对称的花枝，疏密有致；花枝间的空隙以珍珠纹填充，状若粼粼⽔波。主体花纹周边圈⼀圆⼆⽅连续图案，内为⽻状花瓣，外为拉不断。碗壁中部依⼝沿弧曲，等分为四瓣，每瓣正中錾刻团窠花卉⼀组，造型别致，⼤⼩相宜，花分两种，交替排列，互相对称，遥遥呼应。银碗⼝沿錾刻⼀圆⼆⽅连续扇⾯形花纹图样，上下相对，交错排列，扇纹之间的空隙，以珍珠纹填充，状若盘曲的游龙。在四条叶茎的上下两端，即⼝沿纹饰与底部花样各向上下相对突出⼀组纹样，使底、中、⼝三层花纹构成了⼀个有机的整体，布局谨严，疏密适当，繁缛华丽，典雅端庄。碗⾊银⽩，花饰鎏⾦。如此精湛的⼯艺造型异常珍贵罕见。出⼟的银带銙为正⽅形，边长4.5厘⽶，厚0.8厘⽶，重49.9克，含银量80%。銙⾯正中铸⼀浮雕瑞兽，昂⾸扬尾，威武雄壮，四蹄蹬开，状若⾏⾛。瑞兽周围饰以六出柳叶纹，叶间以珍珠纹填充。瑞兽下留有长条形眼，即蹀躞带上垂挂“佩⼑、⼑⼦、磨⽯、契苾真、哕厥、针筒、⽕⽯袋”等七件物品地⽅。蹀躞带是北⽅游牧民族的⼀种⽪⾰腰带，上缀⾦属或其它质地精美的带銙，辽朝的契丹族也喜欢系蹀躞带，银带銙也就是辽朝蹀躞带上的遗物。
此外，在兴和县三瑞⾥西北的⼆⼗号村东沟旁，发现有辽朝时期墓葬1处，墓⽳呈六边形，⽤⽯条砌成，出⼟⾼颈灰陶罐2个。1991年在商都县的⾼勿素乡南梁、⽔泉梁等村发现辽朝时期墓葬10多处，出⼟陶壶1件，辽⽩瓷碗1个，辽三彩钵1个，辽⽩瓷盘1个，⼩⽩瓷碗1个，玛瑙珠1粒（为死者⼝中含物）。在丰镇市新营⼦九墩沟发现辽朝中晚期古墓1座，墓葬为砖券圆形穹顶墓室，⽕葬⽯棺墓，有彩绘⼈物壁画。出⼟的⽂物有陶瓷器碟、盆、罐、⽯对⾅、⽯勺等；其中⼀荷花莲叶印花⽩瓷柱和⼀形制特殊如漏⽃状的陶质器⽫最为珍贵，其名称和⽤途有待进⼀步考证，⼀⽊桌、⼆⽊椅均已毁坏。1976年在化德县肚脐⼭⼭阳脚的六⼗顷长流⽔沟发现六边形⽊墓⼀座，墓室均由20厘⽶左右的⽅⽊围成。曾出⼟有丝织品、⾸饰、烟具、铜镜和陶器等陪葬品，可惜已散失或被毁。⼫体⽤铜丝⽹络包裹，是辽朝时期契丹民族的典型葬习。在化德县⼟城⼦沙河湾发现古墓葬1座，为辽朝墓葬，出⼟陶罐2个。1988年在化德县的德包图录义清理古墓葬1座，墓室⽤砖砌成，⾼2⽶，长2⽶，宽1.6⽶，墓内发现⽛刷⾻柄、陶罐残⽚。推断为⾦朝时期的墓葬。
⾦朝⽯头⼈墓葬，内蒙古考古⼯作者在乌兰察布市的四⼦王旗红格尔地区发掘了⼀些⽯头⼈墓，⽯头⼈墓指墓表有⽤⽯头雕刻的近似⼈形的⽯头⼈⽽得名，根据出⼟物判断，为⾦朝时的墓葬，应与活动于这⼀地的北⽅游牧民族有关。
石器时期的乌兰察布
陈列在乌兰察布民俗博物馆内的石器
◎旧石器时期的文化
在乌兰察布这块土地上，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的迁徙活动,是远古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发祥地之一。
与其相邻的呼和浩特市东北郊区保合少乡的大窑村南山山里，发现了举世瞩目的旧石器制造场，经多次调查发掘，确定为距今约七、八十万年左右，属旧石器早、中、晚三个时期的远古人类大型石器制造场，被考古界命名为“大窑文化”。
在大窑旧石器制造场东的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境内的灰腾梁上，有二处旧石器制造场：一处为卓资县火石沟里石器制造场，位于十八台镇所在地东北约2.5公里处，即火石沟里南元圪垛山上。石器制造场北为东西向沟谷，隔沟与火石沟里村相望，东西为沟谷的延伸部分。石器制造场遗址地表暴露有少量石镞，在遗址地表采集遗物有石镞7件，每件都有明显的打击面点；另一处为卓资县福生庄坤兑沟旧石器制造场，位于福生庄村西南约2公里处，石器场在一较短的山间沟谷西侧的山丘上，顶部坡度较大，底部呈台地，北有大黑河，东、南均为山丘。文化层厚90厘米，土色灰黄，出土了大量石器，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石斧、石夯锤等，遗址地表也暴露有大量石片、石镞和石核等，石质坚硬，有乳白色、灰色、紫色等，石镞有明显的打击点，石片均为石镞打击层分成的碎片。还有一处是位于阴山北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内的红格尔苏木。这三处旧石器制造场打制的石器与加工石器的方法都与大窑旧石器制造场相似,主要以各种形状的刮削器为主,其次为砍砸器、尖状器和石核等。刮削器较小，主要用于削木棒和兽皮；砍砸器较大，主要用于砍砸树木、劈柴和制作狩猎用的木棒等；尖状器主要用于割剥兽皮，因此所用石料硬度大，刀刃部非常锋利。
以上三处石器制造场距今约一万年左右，说明在一万年左右就有人类在今乌兰察布地区活动，他们已懂得开采制作经济生活所必需的工具——粗糙的打制石器。当时在这里生息、劳作、繁衍的人类，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原始生活。因而，由此拉开了乌兰察布地区人类文明的帷幕。
此外，还在乌兰察布市灰腾梁北的察右中旗和察右后旗境内，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在两个旗境内分布广泛，这种细小石器都是用燧石、石髓、玛瑙、石英等原料打制琢磨而成，发现有石镞、石叶、石钻、石核、刮削器、尖状器和小石片等。器形不同，颜色也有红、黄、绿、白、黑等区别。大的三、四厘米长，小的仅有指甲盖大小，散布在沙滩或草地里。这种草原细石器文化，是介于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之间，属于中石器时代的产物。
在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大义发泉细石器遗址，已经过正式考古发掘，认为是中石器时期或早期新石器时期的遗存，而察右后旗白音查干乡娜仁格日勒细石器遗址，则是一处单纯的细石器遗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因此，细石器文化是一种伴随着狩猎和游牧而产生的独特的生产、生活用具。说明当时今乌兰察布地区生态环境较好，“草木茂盛，多禽兽”，气候适宜，当时的原始居民已经开始发展畜牧业，并兼营渔猎经济。
饲养牧畜和皮革加工，不需要复杂的生产工具，所以乌兰察布地区的草原细石器文化延续很长时间。人们用弓箭保护牧群，以石刀、刮削器和石片制取兽皮，并对兽皮进行加工。由此可知，生活在今乌兰察布这块土地上的居民们，在长期从事狩猎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草原细石器文化，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就逐渐揭开了原始游牧文明的序幕。
◎新石器时期的文化
在新石器时期，乌兰察布市境内发现有石虎山后冈一期文化，仰韶文化王墓山类型、庙子沟文化和老虎山文化等古人类遗址。主要发掘于乌兰察布市的凉城县环岱海周围以及商都县和察右前旗境内。其中整个环岱海新石器时期古人类文化遗址群和察右前旗的庙子沟遗址，在2001年6月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从考古发掘证明在距今5000年左右，整个今乌兰察布市境内，都已有人类活动。
(一)石虎山后冈一期文化
据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凉城境内在距今为6530—6440年，有太行山东侧以鼎和小口双耳鼓腹罐为代表的后冈一期文化人群经张家口地区西进，在凉城岱海地区安家落户形成聚落，其物质文化称为石虎山后冈一期文化。
石虎山早期发掘遗迹主要有房址和灰坑，另外有残墓一座。房屋为半地穴式，有土炕，地面铺一层白色黏土。近门道处挖一圆形坑灶，有的只有地面灶。这种房屋复原起来应是方锥体式建筑。灰坑有方形、长方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4种。当时村落较小，有二十几户人家，百口人左右。房址不够规整，略显成排排列。陶器以夹砂陶占多数。陶器的类型有圆底釜、鼎、红顶钵、小口双耳壶、盆、碗、罐和勺等。
而石虎山晚期为一环壕聚落，房址的建筑方法和形制与早期相同，但出现了石块叠起的坑灶。陶器在夹砂陶中以红陶为主，绳纹夹砂釜占多数，其次是钵、盆、釜形鼎、小口瓶、碗、器盖和勺等。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中，有较多大型动物，如野牛、马鹿、狍等，也有鱼、蚌和鸟类，说明渔猎经济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其中猪、狗骨骼的发现，说明当时已有了家畜饲养业。从石虎山早期遗址的情况来看，文化内涵单一，晚期的特征显示了后冈一期文化与半坡类型文化的融合。
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还有风旋卜子二号遗址，所处时代大约为后冈一期至庙子沟文化阶段。该遗址位于商都县最北端的章毛勿素乡，在乡政府北3公里处，遗址呈不规则多边形，面积4万平方米。遗址散布大量的燧石、兽骨，兽骨破碎程度较大。剥形地表中部有红烧土圆形灶，可能是房屋遗址，但型制不清。
出土石器以细石器为主，也有少量的小型石器，细石器均以各色玛瑙石、燧石为原料压制而成，加工较精细，有石镞、刮削器、石核及石片；小型石器以打制为主，磨制的较少，有刀、斧及网坠等。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红陶次之，均为手工制作。多素面纹饰有绳纹，凸弦纹，刻划叶脉纹、网络纹、压印纹。也有少量彩陶，彩陶均为黑彩，有宽带纹和三角弧线纹。器物有钵、折沿罐、偧口罐、盘口罐、斜口罐、筒形罐等。另外，在化德县、丰镇市、四子王旗等地亦发现这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
(二)仰韶文化王墓山类型
具有典型代表的仰韶文化王墓山类型遗址，是起源于华山脚下的半坡——庙底沟类型文化人群来到乌兰察布南部地区留下的遗址，其代表性器物是重唇口尖底瓶和变形鱼纹盆。经大面积发掘，凉城王墓山坡下遗址，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化类型的社会水平，故称之为仰韶文化王墓山类型。发现的遗址包括：沙石滩、兰麻窑、狐子山、王墓山坡下、王墓山坡中、王墓山坡上、大坡、东滩、红台坡（上、下）、黄土坡、平顶山、砚王沟、五龙山、东七号等16处。分布于岱海西、岱海南岸及岱海东部。在发掘和清理的其中5个遗址中，面积近3000平方米。发掘和清理房址41座，灰坑43个，灰沟4条，环壕1处。探查出房址14座，墓葬一处，出土陶器508件，石器160件，骨角器8件，玉器和玉料5件。距今为6000年前后的王墓山坡下遗址，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存的典型代表。发现布局有序较完整的聚落遗址，房屋为竖穴，房屋地面垫有黄花土，连同墙壁抹有一层细泥，经烧烤后坚硬平滑。挖有长方形或圆形坑灶，四周有高出地面的土坎，底和壁抹有一层草拌泥。有火种坑，门道多狭长呈斜坡状，有的还设有一、二级台阶，门向均朝西南。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占多数，此外是夹砂陶和少量砂质陶，陶色以红陶和红褐陶为主，并发现有灰陶。陶器种类有重唇口尖底瓶、宽带黑彩大圜底钵、直口和敛口彩陶钵、卷沿曲腹盆、弦纹加绳纹铁轨式口沿夹砂罐、绳纹敛口大瓮、器盖和火种炉等。这一时期的遗存和石虎山类型遗存毫无承袭关系。
王墓山坡中、坡上遗址，为海生不浪文化遗存，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以坡中遗址为代表，遗址的面积较小，文化层堆积较薄，遗址外围有椭圆形壕沟环绕。房址为半地穴式，平面形状以方形为主，门向东。地面用白色黏土铺垫，平整坚硬，墙壁直接挖在生黄土内，外抹白泥。圆形坑灶居中，周壁每面亦抹一层白泥，在灶后出现了浅坑式附灶。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器的器形以筒形罐最多，其次是浅纹、近似浅纹和细绳纹筒式罐碎片，彩陶的数量不多。陶器的器物组合以小口双耳鼓腹钵、敛口钵、直口折腹钵为一个组合，反映了红山文化系统和大司空类型文化系统的融合情况。
晚期遗存以王墓山坡上遗址为代表，距今5500—5000年，文化层堆积较厚，属小型村落遗址。房址为圆角方形浅穴式，时间较早的门向西，时间较晚的门向南，房屋形制较规范，屋内居住面用灰白色黏土铺垫，坚硬平整。房内居中有一圆形坑灶，坑壁及底均抹一层草拌泥，坑灶之后多设有附灶。有的在房屋后壁及一角挖一个袋状窑穴，用以储存物品。还有一种硬山顶式两面坡的大房址，有加长的门道，两侧分布有对称的柱洞，应是一种带门斗的建筑。门道内左右两侧还设有窑穴，并摆放有陶器，开始向双间房屋发展。陶器有泥质陶、夹砂陶和砂质陶三种，以前两种为主。陶器的颜色中灰陶占绝大多数，褐陶次之，其他橙黄、橙红、黑陶和红陶都很少。陶器的纹饰除素面外，绳纹成了主要的纹饰。并有少量的蓝纹和方格纹，彩陶已接近于消失。器形以偧沿夹砂罐为主，作为炊具。小口双耳鼓腹罐和钵仍是流行的器物，还有敛口瓮，各种小罐、盆、壶等。此外还发现一件残磨盘和1件残磨棒。证明已用臼杵加工谷物，效率提高，也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在生产工具中，有一些用燧石制作的细石器，有镞、矛形器、刮削器等，其中石镞的形制规整，主体部分为或长或短的等腰三角形，多为凹底，少数有铤。
（三）庙子沟文化
据考古发掘，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乌拉哈乌拉乡庙子沟南西坡上发现一处原始人类聚居遗址，遗址南依丰镇丘陵，北临黄旗海。距今大约5500—5000年左右，属仰韶文化晚期阶段。该文化面貌具有地方性文化特征，被命名为庙子沟文化。
该遗址于1985—1987年曾连续三次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共清理出房址51座，窑穴（灰坑）132个，墓葬43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等1000余件。房址为半地穴式建筑，均面东背西，南北成排分布，平面呈圆角长方形，进深大于间宽，多为木骨泥墙建筑，居住面用黄白色草拌泥抹成，坚硬平整，室内正中进门处设有一个圆角方形灶坑；墙内侧一般设有5—9个柱洞，门道有斜坡式或阶梯式2种。房内四角一般设有窑穴，灰坑主要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墓葬交错散布于房址周围，墓坑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和圆形袋状穴两种，多为单人葬，侧身曲肢十分流行，特别是袋形穴和灶坑内未成年的个体几乎折叠在一起，合葬墓中较为零乱，无一定头向和形式。随葬品数量不等，多者10余件，少则仅几块陶片，幼儿和女姓有的佩带有环饰和螺蚌类装饰品。
出土的陶器中有夹砂、泥质、砂质三类，陶色以红褐陶数量最多，灰陶和红陶次之，黑陶极少。纹饰以绳纹为主，其次是附加堆纹，还有少量的戳印纹、划纹和方格纹。彩绘有红彩、黑彩、紫彩，有的使用内彩和复彩，彩绘图案是网格、三角、鱼鳞和平行曲线组成的几何纹图案，皆为手工制作。器形有罐、钵、盆、漏斗、碗、器盖、环、纺轮等。石器多为磨制，少量为琢制，主要有长方形穿孔石铲和窄刃石斧，长方形穿孔石刀，梯形石锛、凿、磨盘、磨棒、璧、纺轮、环、镞等，骨器皆用动物骨骼加工而成，有骨柄石刃刀，槽形锥状器、锥、簪、骨片等。
与庙子沟文化处于同一时期的古人类聚落遗址还有大坝沟遗址，该遗址位于察右前旗土贵乌拉沟口子村南0.5公里的山坡上，遗址形成的年代为距今约5500—5000年左右。经考古发掘，发现房址45座，灰坑129座。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其形制有间宽大于进深和进深大于间宽两种。房中央多设双灶，单灶以圆形为主，有少量的方形灶，灶边和半地穴墙壁内侧均有柱洞，数量少的3—4个，多的7—8个。居住面由黄黏土与料碴石碎面混合铺垫而成，厚2—4厘米，表面呈黄白色，内呈灰白色，为坚硬的片状结构。居住面下垫有厚约8—10厘米黑砂土。门道均朝东或东南方向。灰坑多分布在房址的周围，个别置于房内一角，形制多为方形，少量的为圆形，坑壁加工整齐，坑底平整。遗址内出土遗物以陶器、石器为主，有少量的骨、角器。陶器多为生活用具，主要有小口双耳罐、平口罐、筒形罐，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褐陶为主。有少量的彩陶和黑陶，有小口双耳壶、双耳罐、敛口曲（折）腹钵等。有用于生产活动的陶刀和纺轮装饰的陶环等。石器多为磨制石器，少量为琢制石器。生产工具有斧、刀、凿、磨盘、磨棒等。骨器均经磨制，有锥、簪等。
这些出土物代表了今乌兰察布地区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晚期时代的原始文化，反映出这个地区与中原地区和燕山以北等地文化的密切关系，但又有其鲜明的特征。
（四）老虎山文化
老虎山文化遗址包括西白玉山遗址、面坡遗址、老虎山遗址、板城遗址、园子沟遗址、大庙坡遗址，年代约距今4500——4300年，以老虎山和园子沟遗址为典型代表。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石砌围墙技术的红山文化的居民群西进，与仰韶文化系统末期的小口尖底瓶人群融合，创造了新的人类文明，凉城县的老虎山遗址面积最大、石围墙保存较好，且具有代表性。六个遗址正式发掘4395.25平方米，加上清理近万平米。发现房址229座（正式发掘84座，清理159座，探查56座）。房屋形制，早期明显是继承了海生不浪文化的建筑传统。如老虎山的一座房屋平面呈圆角方形，进深和间宽略等，圆形地面灶居中，上铺石板，西壁正中用石板围成坑灶。灶址的变化与炊具有关。居住面上垫一层黑砂土，下垫一层细砂土，以防潮湿。在进门拐角处还有一窑穴。晚期的半地穴式房址，仿窑洞式形制，其平面多呈“凸”字形，门道及前壁前突，一般进深小于间宽。在黄土堆积较厚的地区，则流行窑洞式房子。如园子沟的房址均呈“凸”字形，早期的进深大于间宽，晚期的进深小于间宽，前宽后窄，其前突部分缩短。进深与间宽的早晚变化，反映了建筑技术的提高。居住面的墙壁先抹一层草拌泥，然后再抹白灰面。圆形地面灶居中，有的灶在其周围还画一圈描彩。其中最讲究的房址，前有灶室，后有卧室。因此，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高度评价说：“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半坡文化是土房矮屋，而凉城的老虎山、园子沟文化是高楼大厦，它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曙光”。这一文化的标志是石城聚落群和三空袋足器的出现，被命名为老虎山文化。
虎山文化遗存出土陶器1100件，其中可以复原的陶器261件。根据园子沟的各段房址内的出土品统计表明，夹砂陶占绝大数。陶器的颜色有灰陶、褐陶和黑陶。以灰陶最多，并从早至晚数量递增，显示出烧制火候逐渐提高。陶器的纹饰有蓝纹、绳纹、方格纹和附加堆纹等。素面陶从早至晚逐渐减少，磨光陶则呈渐增趋势。蓝纹和绳纹从早至晚亦呈逐渐增加的趋势。陶器的器形有斝和斝式鬲、素面夹砂罐、绳纹夹砂罐、直壁缸、敛口瓮、高领蓝纹罐、尊、钵、斜腹盆和豆等。此外，发掘墓葬11座，出土石器417件，骨器29件。
老虎山文化中三袋足斝式鬲和甗的出现，改变了前一个时期完全以平底器作为炊具的局面，显示了划时代的变革，鬲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石城聚落群为城市的起源提供了实物资料。其中老虎山遗址被列为内蒙古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老虎山文化石城聚落群和斝式鬲诞生后，向南沿汾河谷地南下占有晋中盆地以北地区，再向南直接影响了“陶寺古国”文化的出现，向东经张家口地区影响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展。
参合陂之战地点新考
公元395年,发生于参合陂东、蟠羊山南的参合陂之战,以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对后燕太子慕容宝的突袭大捷而告结束,后燕四、五万士兵与数千王公文武将吏束手就擒,慕容宝幸免逃脱,大部分俘虏惨遭坑杀。参合陂之战,北魏以少胜多,后燕元气大伤,是北魏王朝为进军中原奠定基础的重要一战。 关于参合陂之战的发生地,《水经注》有记载,认为在北魏凉城郡参合县西北的参合陉。①(〔北魏〕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 《水经注校证》卷三《河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1页。)后来的学者,或支持《水经注》的说法,或提出质疑。据严耕望总结,关于北魏参合陂的地望,除《水经注》记载外,主要还有两种观点: 《大清一统志》记载在西汉代郡参合县故城地区,清代学者丁谦以为是乞尔泊(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黄旗海)。②(严耕望: 《北魏参合陂地望辨》,《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河东河北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7—1402页。) 本文在实地考古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记载,试就丁谦提出的黄旗海说作新的考辨。
一、 前人研究辨析
《水经注·河水》记载:“沃水又东,径参合县南,魏因参合陉以即名也。北俗谓之仓鹤陉。道出其中,亦谓之参合口。陉在县之西北,即《燕书》所谓太子宝自河西还师参合,三军奔溃,即是处也。魏立县以隶凉城郡,西去沃阳县故城二十里。”①(〔北魏〕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 《水经注校证》卷三《河水》,第81页。) 《水经注》提到的参合陉,为今天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境内的石匣子沟②(凉城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编: 《凉城县文物志》(内部资料),凉城县印刷厂1992年印刷,第132页。),是沟通岱海盆地与土默特平原之间一条重要的山间通道。沃水为今天的弓坝河,东北流注入盐池,盐池就是今天凉城县境内的岱海,《汉书·地理志》记作盐泽③(《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21页。)。20世纪60年代初期,截流弓坝河形成双古城水库。双古城水库西侧有双古城古城,现已为库区淹没近三分之二,经考证为西汉沃阳县旧址④(凉城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编: 《凉城县文物志》(内部资料),第115—122页。),沃阳一名即来自沃水。 参合陉是一条山间通道,而参合陂是一座湖泊,二者并不能够等同。《清史稿·地理志·山西》在“宁远直隶厅”条下注曰:“其北大海,古诸闻泽,周百余里。其南小海,地理志盐泽,古通目曰参合陂。”⑤(《清史稿》卷六〇《地理志·山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43页。)清代的宁远直隶厅为今天凉城县建制的前身,大海即黄旗海,小海为岱海。《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在北魏分幅图《并、肆、恒、朔等州》里,采用《清史稿》的记载,将黄旗海标作诸闻泽,将岱海标作参合陂。⑥(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将岱海认为是参合陂,与《魏书》关于参合陂的诸多记载难以符合,显著者如“代郡之参合陂”⑦(《魏书》卷一《序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页。)。从汉代直至北魏,今天的岱海盆地从未有过代郡建制。于是,有的学者认为,“《魏书》里用‘代郡之参合陂’的地名表述方式,其实也是暗指参合陂在当时不止有一处”⑧(毋有江: 《北魏政治地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这样的推测,回避了问题的真正解决。 《魏书》既言“代郡之参合陂”,而据《汉书·地理志》,西汉代郡之下确实设有参合县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22页。),于是产生了参合陂在西汉代郡参合县故城地区的论点。严耕望《北魏参合陂地望辨》一文,对《大清一统志》首倡的参合陂在汉参合故城说作了详细考证。严耕望认为,北魏早期的皇帝屡次巡幸参合陂,均为东行或东北行,而无一是西行或西北行,那么参合陂必定在平城的东向或东北方向;西汉代郡参合县故城位于平城之东约百里以上的今山西阳高县东北,《水经注》记载位于其附近的南洋河上有一座淤积湖泊,正是“参合陂”。⑩(严耕望: 《北魏参合陂地望辨》,《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河东河北区》,第1397—1402页。) 实际上,《魏书》记述皇帝从平城出巡参合陂,用的最多的是“北巡”一词。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①(《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第2850页。)这里,“北尽参合”中的参合,指的就是参合陂,在平城京邑的北部,是京畿内、外的一个分界点,从而表明参合陂具有重要的南北分界线作用。《魏书》中有许多皇帝由平城东巡的记载,如东巡大宁、濡源等地,顺着南洋河河谷向东北而行,均未提及途经参合陂。 再看丁谦的观点。丁谦(1843—1919年),为近代地理史学家,清末举人,曾任象山县教谕二十多年。丁谦一生专治边疆地理、外国地理,晚年多关注西北边疆舆地研究,著述甚丰。在《魏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一书中,丁谦认为:“参合陂,即今大同府北边墙外之乞尔泊,泊之北有伊玛图山,伊玛图译言蟠羊。考《晋书·后燕载记》及《十六国春秋》: 慕容宝伐魏,军还至参合陂东,营蟠羊山南水上。可为确证。”②(〔清〕 丁谦: 《魏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校刊,1915年,第981—982页。) 丁谦并没有进行严格意义上的考证,只是作了简单的地名对比。关于参合陂之战的史料,《魏书》记载最为详尽,丁谦所言《晋书》及《十六国春秋》只是简单地提及此次战役。此外,丁谦将《晋书·慕容垂载记》误为《晋书·后燕载记》。历史上的参合陂之战,发生于参合陂东、蟠羊山南,蟠羊山与参合陂应是一东一西的位置关系,而非伊玛图山在北、乞尔泊在南。丁谦所言难与历史记载完全吻合,但他提出的这一线索,却是非常有价值的。
二、 《魏书》记载的参合陂
《魏书·序纪》在记叙拓跋代国历史时,曾多次提到参合陂,参合陂是拓跋代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公元295年,“昭皇帝讳禄官立,始祖之子也。分国为三部: 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迤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③(《魏书》卷一《序纪》,第12页。)。此时的拓跋鲜卑,分为东、中、西三部,“参合陂北”为中部大人猗迤驻牧地。 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在位期间,经常驻牧参合陂。建国二年(339年),“夏五月,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灅源川,连日不决,乃从太后计而止”。建国五年(342年),“夏五月,幸参合陂。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埒,讲武驰射,因以为常。八月,还云中。”④(《魏书》卷一《序纪》,第12页。)建国三十四年(371年),结合《魏书·太祖纪》的记载,可知拓跋珪于此年七月七日出生于参合陂北。⑤(《魏书》卷二《太祖纪》,第41页。)拓跋什翼犍驻牧于参合陂的时间有五月、七月。建国五年五月幸参合陂,八月回到云中(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平原),期间在参合陂举行了部落会盟等活动。由此可知,参合陂为昭成帝拓跋什翼犍的夏宫所在地。 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市区一带)之后,于京畿设司州,下辖代郡、上谷、广宁、雁门四郡。司州、代郡同治平城,参合陂在代郡的辖区之内,为代郡北界,所以有“代郡之参合陂”之称。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在位期间,均曾多次巡幸参合陂。 据《魏书·太祖纪》记载,道武帝曾四次巡幸参合陂。 第一次: 天兴六年(403年)秋七月,“戊子,车驾北巡,筑离宫于犲山,纵士校猎,东北逾罽岭,出参合、代谷”①(《魏书》卷二《太祖纪》,第41页。)。 第二次: 天赐四年(407年),“夏五月,北巡。自参合陂东过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辎重数百乘,杀百余人。遂东北逾石漠,至长川,幸濡源”。 第三次: 天赐四年,“秋七月,车驾自濡源西幸参合陂。筑北宫垣,三旬而罢,乃还宫”。 第四次: 天赐五年(408年),“春正月,行幸犲山宫,遂如参合陂,观渔于延水,至宁川”②(《魏书》卷二《太祖纪》,第43页。)。 据《魏书·太宗纪》记载,明元帝曾三次巡幸参合陂。 第一次: 永兴二年(410年),“夏五月,长孙嵩等自大漠还,蠕蠕追围之于牛川。壬申,帝北伐。蠕蠕闻而遁走,车驾还幸参合陂。秋七月丁巳,立马射台于陂西,仍讲武教战”③(《魏书》卷三《太宗纪》,第50页。)。 第二次: 神瑞二年(415年),“夏四月,诏将军公孙表等五将讨之。河南流民二千余家内属。众废栗斯而立刘虎,号率善王。司马德宗遣使朝贡。己卯,车驾北巡。五月丁亥,次于参合东,幸大宁”④(《魏书》卷三《太宗纪》,第55页。该文最后一句:“五月丁亥,次于参合东,幸大宁。”应句读为:“五月丁亥,次于参合,东幸大宁。”)。 第三次: 泰常八年(423年),“六月己亥,太尉、宜都公穆观薨。丙辰,北巡,至于参合陂,游于蟠羊山”⑤(《魏书》卷三《太宗纪》,第63页。)。 从《魏书》对道武帝、明元帝巡幸参合陂的记载,可以看到: 自平城巡幸参合陂,均为北巡,期间经过犲山宫,犲山宫大致位于平城至参合陂的中间地段;道武帝在参合陂启动了修筑参合北宫的工程,但没有完工;蟠羊山位于参合陂东侧的南北向通道之上;从参合陂向东北越过石漠,可至长川、于延水,再向东可至濡源、宁川、大宁、代谷;从参合陂向北,可至牛川。 以上地名中,经前人调查与研究,有几处的地理位置可大体确定: 牛川是道武帝的建国之地,在今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韩勿拉河流域⑥(李逸友: 《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长川位于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是东洋河上游的一道南北向川地,东洋河即于延水⑦(常谦: 《北魏长川古城遗址考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濡水即今滦河,濡源为今滦河上游地区;宁川、大宁均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市区及其周边一带。 通过对参合陂周边地名的勘定,同样可以对参合陂位置所在作出一个定位: 从兴和县向西,有一道南北向的低山丘陵区,越过这道低山丘陵区,可见黄旗海;黄旗海与今山西省大同市基本上是正南北方向,黄旗海南缘距大同市市区的直线距离约80千米;从察哈尔右翼后旗韩勿拉河流域向南,经灰腾梁山间通道可至黄旗海。灰腾梁在北魏时期名为武要北原,武要北原之上有九十九泉,道武帝、明元帝均曾巡幸九十九泉。⑧(《魏书》卷二《太祖纪》,第43页;《魏书》卷三《太宗纪》,第56页。)通过对道武帝、明元帝巡幸地地名的考证,均将参合陂指向了黄旗海,位于黄旗海与兴和县之间的南北向低山丘陵区应即《魏书》记载的石漠。 关于犲山宫位置所在,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在今丰镇市东北部大庄科村附近的狼头山;另一种认为在平城西北的善无境内。①(马志强: 《京畿范围定襄道帝后驻跸遗迹考察》,《兰台世界》2011年第22期。)这两种观点均属推测,无确切证据。考察北魏皇帝北巡参合陂驿路,由平城顺着如浑水(今内蒙古境内饮马河,入山西省境内为御河)北上,至今天丰镇市市区附近,再东北至黄旗海。今天丰镇市市区东侧饮马河东岸,有一座突兀的火山岩山体,远望如覆钵之状。据传说,山上原有古寨,当地人将其与评书“薛家将”故事中的薛刚联系了起来,这座山就叫做薛刚山。如今,薛刚山山顶已建为革命烈士陵园,古寨不存;从山顶俯瞰,四周峭壁陡立,有自然防御之势。从地理位置上推断,薛刚山最有可能为北魏犲山,其上原有古寨或即为犲山宫遗址。从平城至犲山宫,与从犲山宫至参合陂南岸的距离大致相等,均在50千米左右,犲山宫恰好处于平城至参合陂驿路的中间地带。
三、 关于参合陂之战
关于参合陂之战,《魏书·太祖纪》《魏书·徒何慕容廆传》均有记载。《魏书·太祖纪》重在记述战争的具体发生日期②(《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6页。),《魏书·徒何慕容廆传》对战争过程的描述较为详细③(《魏书》卷九五《列传第八三》,第2067—2068页。)。后燕太子慕容宝攻打北魏,兵至五原(今包头市市区一带),拓跋珪退守至黄河以南,因河防御。后燕军队一时难以渡河,双方僵持数月之久,后燕困于粮草不济被迫撤兵。拓跋珪乘后燕退兵之际,率领二万精骑连夜追赶,在参合陂趁其不备,夜袭后燕军,大获全胜。
参合陂之战发生于参合陂东、蟠羊山南水上,经实地调查,位于察哈尔右翼前旗乌拉哈乌拉乡乡政府东侧约1千米处的孤山,应该就是《魏书》记载的蟠羊山。孤山,蒙古语名为“乌拉哈乌拉”,意为“像靴子底一样的山”,乌拉哈乌拉乡即来自山名。孤山的确形似靴子底,西端最高,向东逐渐倾斜。孤山西临黄旗海,向东远望岱青山,与岱青山之间形成一条南北向通道。孤山之上分布有汉代当路塞长城墙体和烽燧,属于西汉雁门郡东部都尉所辖长城防线的最东端,东部都尉所辖塞道亦当经由孤山东侧南北一线。孤山山前为一片广阔的平川地,当地人俗称万亩滩,提供了适合大规模作战的场地。万亩滩之上,有由东南向西北而流的青水河,注入黄旗海。《魏书》所言“蟠羊山南水上”的水④(《魏书》卷九五《列传第八三》,第2067页。),指的就是青水河。
《魏书·太祖纪》详细记述了北魏追击后燕军队的具体日期:“冬十月辛未,宝烧船夜遁。十一月己卯,帝进军济河。乙酉夕,至参合陂。丙戌,大破之。”⑤(《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6页。)慕容宝的退兵速度较慢,从五原走到参合陂用了近半月时间;而拓跋珪的军队从渡黄河到追至参合陂,前后总共用了7天时间。拓跋珪的军队是如何从今包头市市区一带追至黄旗海的呢?从今包头市市区至今呼和浩特市市区,沿着阴山南麓一线,大约是150千米的驿程;从今呼和浩特市市区至黄旗海,在古代通行大队人马,需要经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石人湾村、今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大榆树乡大榆树村,至蛮汉山北麓折向北行,经大黑河支流牛角川河南北一线,至卓资县卓资山镇附近,再向东经卓资县马盖图村,抵达黄旗海北岸。从呼和浩特市市区至黄旗海的这一条线路,是一条古代的传统驿道,清代史料记载较为明确,属于张家口驿站的西段驿道,全程也是150千米左右。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也曾自东向西走过这条驿道。①(关于张家口驿站在今呼和浩特市至黄旗海之间的驿路走向,参见张文平、袁永明主编: 《辉腾锡勒草原访古》“清代以来的灰腾梁”小节,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第200—205页。)
拓跋代国时期,代王拓跋什翼犍带领大队人马往来于云中与参合陂之间,走的就是后来清代张家口驿站的西段驿道,所以拓跋珪对这条道路也是非常熟悉的。北魏军队按照每天约43千米的行军速度,7天可以走近300千米,正好从今包头市市区一带赶到黄旗海东北岸,第二天凌晨对驻扎于蟠羊山南的后燕军队发动了突袭。古代驿道相邻马站之间的距离,多在30千米左右;拓跋珪的军队每天行进43千米,正是骑兵的急行军速度,与《魏书·徒何慕容廆传》“急追之,晨夜兼行”②(《魏书》卷九五《列传第八三》,第2067页。)的记载亦相符合。
参合陂之战后的第二年(396年),后燕皇帝慕容垂率军欲复仇拓跋珪。据《晋书·慕容垂载记》记载:“垂至参合,见往年战处积骸如山,设吊祭之礼,死者父兄一时号哭,军中皆恸。垂惭愤欧血,因而寝疾,乘马舆而进,过平城北三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③(《晋书》卷一二三《载记第二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90页。)慕容垂到了参合陂,看到后燕败军遗骨后,气急病重,只好退兵平城,在平城北15千米之处修筑了一座临时屯驻的燕昌城。殷宪通过实地调查,考订燕昌城为今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下甘沟古城,并根据慕容垂由参合陂至燕昌城的由北向南退兵线路,推测参合陂可能就是黄旗海。④(殷宪: 《“燕帝富贵”瓦当考》,殷宪、殷亦玄: 《北魏平城书迹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88—301页。)
殷宪论述参合陂为黄旗海,认为参合陂的得名还是与西汉代郡参合县有关。西汉代郡参合县位于今山西省白登河流域,有人考证其旧址在今山西省阳高县大白登镇一带。⑤(杨仁举: 《战国至北朝时期张家口地区城市的发展与变迁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7页。)黄旗海距离西汉代郡参合县很远,而且在西汉时期黄旗海属于雁门郡辖区,与代郡并无关联。由于无法解释黄旗海与西汉代郡参合县的关系,殷宪对黄旗海为参合陂的推测,只好一笔带过,未能予以深入论述。
“参合”一名,在《汉书》中,除《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西汉代郡参合县⑥(《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22页。),还有一个“汉匈参合之战”的参合。据《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记载,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春天,投降匈奴的韩王信带领匈奴人入居参合,西汉将军柴武斩杀韩王信于参合。⑦(《汉书》卷三三《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第1855页。)此时,西汉王朝初建,代郡参合县是否设立尚不可知。西汉代郡属县参合与柴武斩韩王信的参合,可能不是同一个地方。
古语中,“叁”亦作“参”,所以“参合”也可为“叁合”。黄旗海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是开阔的集宁小平原,形成了地理学上的黄旗海盆地。盆地平面大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50千米,东西宽约25千米。整个盆地北高南低,黄旗海的水域范围集中在盆地南部。今天的黄旗海,水位大幅度退缩,水域范围大体呈倒三角形状,东西最长约16千米,南北最宽约6.5千米。历史上,黄旗海水域的南北最大范围,可与今天的东西范围相当。这样一种地形环境,是不是可以称作“三合”呢?古有六合,指天地四方;六合之下,还有四合,指四方,后来的四合院一词即源于此。黄旗海只有东、南、西三合,或即得名“叁合”。由此推理下去,黄旗海在汉代名为叁合,魏晋北朝时期称作叁合陂。“陂”作为地名,源于楚语,西晋北朝时期开始在北方地区使用,指“湖泊”等水域。①(邵则遂、王薇: 《论表“水域”义的古楚地名“陂”》,《长江学术》2012年第2期。)北朝时期,以陂为名的湖泊非常多,如善无北陂、长陂、去畿陂、白鹿陂、巳尼陂,等等。这样,汉匈参合之战的“叁合”、燕魏参合陂之战的“叁合”,与西汉代郡参合县、北魏凉城郡参合县,彻底划清了界限。
四、 代魏时期参合陂地理界限意义的变化
西晋时期,拓跋鲜卑三分,猗迤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一个“北”字,表明参合陂东西横亘,具有南北分界线的作用。西晋王朝没有修筑长城,与拓跋鲜卑以参合陂东西一线为界。
拓跋代国时期,参合陂为夏都,西通云中,东联濡源,北达牛川,向南可觊觎大同盆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北魏定都平城之后,京畿之地“北尽参合”,意为黄旗海盆地还属于“畿内之田”,到了灰腾梁才属于京畿之外。参合陂及参合陂以南,北魏推行的是州郡管理制度,参合陂属于司州代郡辖区的北界;北出参合陂,北魏推行的是以六镇为代表的军镇管理体系。
北魏道武帝、明元帝时期,参合陂是柔然南侵北魏的主攻区域。据《魏书·蠕蠕传》记载: 天兴五年(402年),“社仑闻太祖征姚兴,遂犯塞,入参合陂,南至犲山及善无北泽”②(《魏书》卷一〇三《列传第九一》,第2291页。)。当时,柔然汗国初建,兵锋直指平城,与西汉初年匈奴的攻击路线如出一辙。为了保卫平城,北魏王朝在参合陂东西一线不断加强防御力量。据《魏书·太宗纪》记载: 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③(《魏书》卷三《太宗纪》,第63页。)。经考证,北魏于长川之南修筑了一座名为长城的军事性城堡(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元山子土城子古城),在东起赤城(在今河北赤城县县城)、西至五原的阴山南麓构筑了一系列戍城。④(关于北魏泰常八年所筑长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长城,而是一座名为“长城”的城堡,详细论述参见张文平《关于北魏“泰常八年长城”的质疑》,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编: 《北方民族考古》第4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5—211页。) 在北魏不断派兵反击并加强对参合陂地区的防御之后,柔然的主攻区域西移了。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不久,便发生了柔然攻陷盛乐宫(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的大事。据《魏书·世祖纪》记载: 始光元年(424年)“八月,蠕蠕率六万骑入云中,杀掠吏民,攻陷盛乐宫。赭阳子尉普文率轻骑讨之,虏乃退走。诏平阳王长孙翰等击蠕蠕别帅,破之,杀数千人,获马万余匹”⑤(《魏书》卷四《世祖纪》,第69—70页。)。自此之后,北魏皇帝将其夏天的巡幸地选择在盛乐旧都及其以北的阴山之中,以巡幸阴山为常事,以至形成了固定的“阴山却霜”之俗。
从5世纪30年代开始,北魏王朝在阴山南北设置军镇,管理归降的高车部落,并防御柔然。从参合陂向北越过灰腾梁,北魏在建国之地牛川设置了柔玄镇(今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克里孟古城),在长川之北设置了怀荒镇(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哈拉沟古城),均主要起到保卫平城的作用。配合以六镇为代表的北疆镇戍体系,太平真君七至九年(446—448年),北魏修筑了畿上塞围。据《魏书·世祖纪》记载: 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六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九年二月,“罢塞围作”①(《魏书》卷四《世祖纪》,第101—102页。)。参合陂既为平城京畿北界,那么在参合陂外围修筑的军事防御设施理所当然属于“畿上塞围”的组成部分。在灰腾梁等山地之上,调查发现了系列北魏烽戍,多修筑于山体的制高点之上,相互间可两两相望,但距离较远,从几千米到数十千米不等。这些烽戍中的大部分应属于“畿上塞围”遗迹,构成镇城、戍城之下最基层的军事单位。
太武帝拓跋焘及之后历代的北魏皇帝,《魏书》中再不见巡幸参合陂的记载。拓跋焘以来的北魏皇帝巡幸阴山,也不走参合陂道路,而是自平城西行,由后来明长城二边上的杀虎口进入今天的内蒙古地区。从杀虎口转向北,经由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坝底河、石匣子沟进入土默特平原,石匣子沟即为北魏参合陉。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北巡,郦道元以尚书郎的身份随行,途经参合陉。《水经注》将参合陂之战发生地误植于参合陉,毕竟郦道元途经参合陉时,距离参合陂之战已达整整一个世纪之久。
孝文帝出参合陉抵达朔州(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又越过阴山,巡视重镇怀朔(今包头市固阳县白灵淖城圐圙古城)。最后,从怀朔一路向东,经由武川(今包头市达茂联合旗希拉穆仁城圐圙古城)、抚冥(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兰花土城子古城)、柔玄三镇返回平城。②(六镇具体治城考证,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北魏长城卷》,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96—106页。)从柔玄镇到平城,须通过灰腾梁、黄旗海,这条路线与北魏初年道武帝、明元帝自平城北巡牛川的路线大体契合。但《魏书》对孝文帝从柔玄镇“南还”平城之间的行程,未提及参合陂、犲山宫,而是先后“车驾次旋鸿池”“谒永固陵”③(《魏书》卷七《高祖纪》,第174页。)。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当时的参合陂,对北魏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水经注》称黄旗海为南池,“池方五十里,俗名乞伏袁池。虽隔越山阜,鸟道不远,云霞之间常有”④(〔北魏〕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 《水经注校证》卷三《河水》,第312页。)。起码在太和十八年,黄旗海已失去参合陂之名,在《水经注》中呈现的完全是一幅化外之地的景象。
北魏旋鸿池是位于黄旗海之南的一座小湖泊,大体位置在今丰镇市隆盛庄镇安家卜子村附近一带,水面已完全消失。北魏时期,旋鸿池水域范围“东西二里,南北四里”⑤(〔北魏〕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 《水经注校证》卷三《河水》,第312页。),旁侧有北魏凉城郡旋鸿县。北魏凉城郡设置较晚,下辖参合、旋鸿二县。太和十八年之前,文成帝拓跋濬曾于和平三年(462年)“观渔于旋鸿池”⑥(《魏书》卷五《高宗纪》,第120页。),孝文帝曾于太和八年(484年)“行幸旋鸿池”⑦(《魏书》卷七《高祖纪》,第153页。)。道武帝、明元帝之后的北魏皇帝,偶尔由平城向北出巡,旋鸿池是最北目的地,参合陂已彻底失去其在代国及北魏早期的重要地位。
五、 小 结
一般来说,阴山山脉是一个重要的南北分界线,历史上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往往依阴山为界。战国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修筑的长城,大多依托阴山山脉分布。但这是从大的方面所作的观察,局部上,长城有时也会依托其他天险,如河流、湖泊等,而黄旗海正是这样的一片天然水域。
黄旗海作为水域,阻隔性弱于绵延高峻的大山,所以在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强盛的时期,首选这一区域作为进军中原的突破口。另外,黄旗海作为一座山间湖泊,地理阻隔性要弱于高峻的山地,于是湖泊东、西两侧与山地之间的间隙,成为沟通南北的通道。在农牧对抗时期,黄旗海是双方冲突的焦点;在农牧和平共处时期,黄旗海又成为双方交流的节点。在古代,黄旗海与今天山西省大同市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黄旗海往往扮演大同北塞的角色。
魏晋时期,拓跋鲜卑三部自东向西驻牧于张北高原、黄旗海盆地、土默特平原,与中原王朝既处于对抗状态,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吸纳大量中原士人为其所用,受汉地文明习染日深。作为五胡十六国之外的第十七国,拓跋代国利用地缘优势,不断发展壮大,后来代国虽为前秦所灭,但其在北方游牧部族中积累的强大政治底蕴支持了拓跋珪的复国。
北魏与后燕的参合陂之战,选择于黄旗海东、孤山之南的万亩滩展开,绝非偶然。首先,拓跋珪在追击后燕军队的过程中,清楚后燕军队如果退到黄旗海以南,北魏就彻底失去了与之决战的地利优势;其次,拓跋珪出生于“参合陂北”,对黄旗海一带的地形环境非常了解,知道万亩滩是一个绝佳的战场所在,也是北魏能够把握有利战机的最后一个地方了。运气最终站在了拓跋珪一方,北魏军队在有限的追击时间内、于能够把握最后机会的战场上,给予后燕军队致命一击。
通过参合陂之战,北魏消灭了后燕的有生力量,打通了从土默特平原经黄旗海至大同盆地的通道,于398年定都平城,实现了拓跋鲜卑长期以来问鼎中原的梦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参合陂之战是北魏奠定进军中原的决定性一战。图1即黄旗海、岱海及周边的遗迹分布情况。
图1 黄旗海、岱海及周边的遗迹分布资料来源：底图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地图集》（内部用图）“乌兰察布市”,西安煤航地图制印公司2007年印刷,第236-237页;并参考《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集宁市、察哈尔右翼前旗文物图”“丰镇市文物图”“察哈尔右翼后旗文物图”“察哈尔右翼中旗文物图”“卓资县文物图”“凉城县文物图（西部）”“凉城县文物图（东部）”“兴和县文物图”,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53页;以及有关考古简报、报告改绘而成。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马登云先生绘制,特此说明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