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庭龙兴寺

北庭龙兴寺的兴衰 2021-08-12 12:06 李云辉 文/图

在一个秋日的黄昏，我们乘着电瓶车将要到达北庭故城西北角楼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物指着左侧不远处一个土堆说：“这就是龙兴寺遗址。”

当听说那个土堆就是龙兴寺遗址时，我兴奋异常，急忙叫停电瓶车，穿过丛生的骆驼刺、野生枸杞，向那个土堆奔去。这个土堆在北庭故城西北角，在外城西北角楼和内城西北角楼之间，呈南北方向，土堆高约两米。这个土堆可能就是当年龙兴寺最高大的佛殿吧，如今土堆及周边长满了梭梭、骆驼刺等杂草，在夕阳残照下更显苍凉。

龙兴寺的背景不同寻常，它是大唐的官寺。神龙元年正月（705年2月），太平公主联合五大臣等乘武则天病危时发动政变，迎唐中宗复位，史称神龙政变。中宗复位后下令“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三年二月庚寅，改中兴寺、 观为龙兴。”中宗复位标志着武周时代的结束，李唐重新执掌中央政权，这是一件大事，因此敕令在全国州级以上的地方修建以“中兴”命名的佛寺和道观，后来觉得名字不合适，两年后改名为“龙兴”。专家考证北庭的这座龙兴寺建于神龙元年（705年）。

唐中宗敕令在全国诸州各置龙兴寺、观各一所，中央政府在西域已经实行州县制，在安西都护府属下的龟兹、于阗，北庭都护府属下的西州、庭州等地都建起了龙兴寺。这些寺院都是唐朝的官寺，寺主、住持都是来自内地的汉僧。

意大利汉学家富安敦认为，唐代官方设立官寺，体现的是其政治形态与思想意识形态双重影响下的国家宗教政策。官寺与皇家寺院、私人寺院不同，其承担着特殊政治职能，这些职能主要包括政治宣传与政治象征，接待外国来华僧众和国内往返官客住宿，承担国忌日行香和千秋节行道散宴，以及作为地方僧官的住寺有掌握一州僧政的职权，普通敕建寺院只是为皇帝本人、皇室成员祈福，一般私人寺院只是为个人祈福，而官寺则由国家所兴建，肩负着为国家祈福和为国家服务的重任。

北庭龙兴寺作为唐朝在西域设立的官寺，与西域其他的龙兴寺与内地的龙兴寺一同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唐代官寺系统，它的建立是唐中央对西域行使管辖权的一种象征，是唐中央治理边疆意识形态政策的体现。龙兴寺不仅具有特殊的政治职能，而且发挥着重要的宗教职能。在这里，当地以及中亚地区的佛僧们研习佛法；在这里，德深高僧为戍边士兵和屯垦民众说法，以抚慰他们孤寂的心灵；在这里，精通几国语言的高僧在译场昼夜翻译佛经，东西文化在这里交汇。

说起龙兴寺的译场，不能不提起悟空这位高僧。他不是《西游记》中那个神话人物孙悟空，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名僧。他叫车奉朝，本是唐朝政府中一名下级军官，天宝十年（751年），他奉旨随中使张韬光等40余人出使罽宾（约在今喀布尔河北卡菲里斯坦）。当使团完成出使任务要归国时，车奉朝因身患重病，不能随使团回国，遂留居于健陀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地区）。他在病中发愿，如得病愈，愿落发为僧。病愈后，车奉朝为实现其诺言，遂在健陀罗剃度为僧，被赐法号法界，时年27岁。他皈依佛门后，游历天竺许多地方，访佛求道，学习梵文即古印度文。后来离国日久，“思恋圣朝、本生父母、内外戚属，焚灼其心”，就一再提出回国。他的师父哀邻其心，准其所求，在临行时送给他三部梵本佛经《十力经》《十地经》和《回向轮经》以及佛牙舍利一枚，让他带回大唐。他归国途中，在喀什、和田等地逗留半年，后来应龟兹（今库车）莲花寺沙门的祈求，在此住了一年多时间，译出了《十力经》一卷。大约于大历九年（774年）转赴北庭都护府，当时北庭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杨袭古热情地欢迎这位学问高深、忠心为国的法师，亲自倡议并组织龙兴寺众僧，以车奉朝为主，开始翻译他带来的梵文佛经《十地经》《回向轮经》。因当时河西一带被吐蕃占据，东返的交通线被阻断，车奉朝只得在北庭驻留，前后在龙兴寺译经、讲道十几年。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九月十三日，车奉朝在全部译经工作结束后，取道回鹘路启程返回长安。返回时，车奉朝将所带的梵文经书留在北庭龙兴寺收藏，仅将汉文译本佛经带走。贞元六年（790年）二月，车奉朝到达京城，将佛牙舍利及所译佛经进奉入内，德宗皇帝敕悟空住入长安章敬寺，并敕名法号“悟空”。悟空20余岁奉旨出使，返回已经年过六旬，“二亲坟树已拱，兄弟子侄家无一人”，悟空“悲不奉养”。但他毕生弘扬佛法，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长安高僧圆照根据悟空的讲述，写成《悟空入竺记》一文，作为《十力经》的序言。通过本文，我们知道龙兴寺从705年建寺，到中晚唐一直香火旺盛，依然发挥着唐朝官寺的职能。

1220年正月，全真教教主丘处机率领门徒18人由莱州（今山东掖县）启程，奉敕赴西域晋见成吉思汗。1220年8月28日，丘处机一行路经鳖思马大城（今北庭古城）时，受到热烈欢迎。《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王官士庶僧道教数百，具威仪远迎……侍坐者有僧、道、儒……”“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唐之边城，往往尚存。”这些记载说明，北庭龙兴寺至元代不仅仍在使用，而且依然规模宏大，佛教经典依然保存在原先的寺院中。

大约在元末明初，北庭故城毁于战火，龙兴寺可能在这个时期被毁。清朝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二月，纪晓岚因增设戍军营垒事宜前往吉木萨尔实地踏勘，来到了北庭故城。他分别在《乌鲁木齐杂诗》《阅微草堂笔记》中记叙了这次到北庭故城考察的见闻。他看到城中一寺已经倒塌，但仍然非常雄伟壮观，一尊石佛自腰以下被土掩埋，犹高出地面七八尺；城中发现一个铁钟，铁钟高出人头，铁钟四周有铭文，因为钟锈迹斑斑，字迹模糊，一字也不能辨认；纪晓岚还听当地人说，有人在故城土中捡得一金管，金管中有数颗圆珠，此人将金管携往奇台，最后下落不明了。纪晓岚仔细询问圆珠的形状后，他猜想是佛塔所藏的佛祖的舍利。纪晓岚看到已经倒塌的佛寺是不是龙兴寺？那已经遗失的金管中的圆珠是不是悟空带回的佛牙舍利呢？

距离纪晓岚考察北庭故城四五十年后，嘉庆年间的一个黄昏，清朝大学者徐松到北庭故城考察，据他1819年写成《西域水道记》记载，他在北庭故城发现“有败刹，悬铁钟厚寸许，剥蚀无文，形如覆釜”。这个钟很神秘，“土人戒不得使有声，误触而鸣，立致黑风”。他还记载：“发地每有唐时铜佛。余收得二尊，高逾四寸，背皆有直孔。”徐松看到的败刹和钟可能就是纪晓岚曾经看到的废寺与钟。

1908年10月13日，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队员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在北庭故城发掘文物。他们发现城的北墙有一庙址，村里的老人告诉他们，那里原有一口唐代的钟，后来被当地人拿去改铸成锅了。14日，他们发掘了城西北角一个庙址，得到金丹全传一册、完整的大般若经一册本、经典五册（年号有明朝的天启、清朝的乾隆）、碑的残片十五六个、香炉一个等。他们从出土品推测，这个庙址在清咸丰年间曾进行过改修，不久即遭火灾，经本等都留有烧过的痕迹。这一天发掘的就是龙兴寺了。橘瑞超等对北庭故城进行了七八天的发掘。所获文物满满8筐，由毛驴驮往乌鲁木齐，一部分由野村荣三郎护送运往日本，其余部分留在旅顺，现由旅顺博物馆收藏，其中就有龙兴寺功德碑15块残片。

1914年10月20日，英国探险家、考古学家斯坦因来到北庭故城考察。在外层城墙西北角的东南方约250码的地方，他遇到了一个遗址，庙的残墙高6英尺，用垂直放置的土坯筑成，墙里面全是瓦砾和碎石。沿北墙他们挖出了一个放雕像的平台，一直挖到离地面高约3英尺的地方。在烧毁的木头和土坯碎片中，他们发现一些泥浮雕残件，已变硬并变了色，说明曾被偶然烧过。这些文物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个造型很好的小头像；一个做工很好的浮雕，上面是两只斗架的羊。值得注意的是，浮雕用铁丝来做内核。一个陶檐口饰的末端，上面有一个怪物的头。两块坚硬的花砖。浮雕和花砖都不能提供明确的年代线索。但从它们的做工和图案上看，这座庙很可能在明代或者更晚的时候仍有人。斯坦因分析，从这个遗址的状况看，他第一眼就觉得它比城里的其他建筑物延续的时间要长。大概在城被放弃后的一段时间，当地人仍到这座庙来朝拜。

很明显，斯坦因考察发掘的这个遗址也是龙兴寺。他和野村荣三郎都发现，在北庭故城被毁后，龙兴寺似乎断断续续有香火，甚至在清咸丰年间都曾进行过改修，即使庙已倒塌，照样有人来此朝拜祈祷。

如今，西风残照中的龙兴寺废墟，被荒草、荆棘覆盖，那个铁钟虽已化作尘世中的饭锅，但警钟仍在我耳边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