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山古道

阴山古道-第一章　先秦时期

　　一、古道路线

　　原始社会时期，今乌兰察布市的阴山南北地区已有人类生活的遗迹。今四子王旗境内的供济堂和卓资县三道营、哈达图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今乌兰察布地区所辖的一区一市四旗五县境内都有人类活动，共发现新石器人类活动遗址近百处。证明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人类生活在今乌兰察布市的阴山南北地区。由于先民们的迁徙、生产、生活和交换，通过文物考古看，其时出现了草原自然路。这些草原自然路或在生产、生活中形成，或在邻近地区进行各种活动而形成。而道路的称谓，始于西周时期，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之说。而其时的今乌兰察布地区，因地处偏远，为游牧民族所据，仍以草原自然路为主。据《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和《史记》卷一百十《匈奴传》记载，战国时各诸侯国中，最早把行政区设置在今乌兰察布地区的是赵国的赵武灵王（前３２５—前２９９年）。《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传》记载：武灵王“二十年（前３０６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二十六年（前３００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今兴和、丰镇南部属之），西至云中（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古城村古城）、九原（今包头市麻池古城）”。赵惠文王三年（前２９６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今陕西省榆林东南）。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可见，在赵武灵王时，把赵国的国界向北和西北推进到代、雁门、云中和九原以后，开拓了北边的道路交通。先秦时期今乌兰察布地区的主要道路有：

　　商朝时期征伐鬼方的路线

　　从殷都经苏（今河北省邢台市附近）、有易（今河北省易县附近），北上燕亳（今北京市附近），折向西北，到鬼方（今乌兰察布市等地）。

　　周穆王的西巡路线

　　从镐京（今河南省洛阳市）经犬戎居住地区、出雁门关，入今乌兰察布地区，到燕然山，继而进入甘肃、青海、新疆，西到赤乌人居住地。

　　赵国李牧北击匈奴的军事行动路线

　　从代、雁门郡北（今乌兰察布市境内）北出，至阴山以北地区。

　　云中郡到代郡的道路

　　从云中经雁门（治今山西省右玉县南）到代郡（治今河北省蔚县南）。此路与雁门郡所辖武要县（今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境内）等和代郡所辖延陵县（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丰镇市南境）且如县（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东南境）相联接，形成通向边境各县的支路。

　　二、人口迁徙

　　距今约一万年左右，就有人类在今乌兰察布地区活动，他们已懂得开采制作经济生活所必须的工具—粗糙的打制石器。当时在这里生息、劳作、繁衍的人类，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原始生活。距今七、八千年，乌兰察布地区的原始居民已经开始发展畜牧业，并兼营渔猎经济。创造出了草原细石器文化，揭开了原始游牧文明的序幕。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整个今乌兰察布地区都有人类活动，相当于中原后冈一期文化、仰韶文化时代的原始文化，反映了这一地区与中原地区和燕山以北等地文化的密切关系。距今４５００年后的老虎山文化，有突出的标志是石城聚落群和三空袋足器的出现，因发现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镇北的老虎山遗址，面积最大，且具有代表性，因此被命名为老虎山文化。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高度评价说：“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半坡文化是土房矮屋，而凉城的老虎山、园子沟文化是高楼大厦，它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曙光。”这一时期的原始先民们，以农耕为主，兼营狩猎和畜牧业。

　　约前２１—前１６世纪的夏朝时期，夏朝前期乌兰察布地区由于气候变冷，原中原北上的农耕人群向南迁徙。此时，在今乌兰察布地区是游牧民族荤粥活动的地方。距今３８００年左右，即夏朝的后期，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又有农耕人群在此活动。但时间不长，因气候干冷，不适宜农耕，而很快被迫南下。

　　约前１６—前１１世纪的商朝时期，在今乌兰察布地区生活着獯育（荤粥、薰粥）、鬼方、■方等一些游牧部落。他们与商朝时战时和，促进了各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到商末周初时期，全国气候整体进入小冰期，气候变冷。在今乌兰察布地区由于商朝和西周之间的征伐，无力北顾，处于乌兰察布地区的人口为躲避恶劣的环境而南下，寻找适宜农牧业发展的有利环境。此间，无论农业文化，还是畜牧业文化的遗存都很少发现，出现了空白，说明人类绝大多数已迁出今乌兰察布地区。

　　约前１１世纪—前７７１年进入西周时期，在西周中期今乌兰察布地区活动的游牧民族主要有鬼方、猃狁、楼烦、戎等，而猃狁也就是原鬼方或其中的一部分，西周与鬼方、猃狁经常发生战争。公元前８世纪，由于战争，猃狁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西周也因四处出击，丧失严重，其统治也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

　　前７００—前４７６年春秋时期，对生活在北方的各游牧民被华夏族泛称为狄或北狄。北狄也就是夏商西周时期的荤粥、鬼方、猃狁等族融合而成，是以一个新的族名取代旧的族名而已。北狄生活在包括今乌兰察布地区在内的北方诸部落，曾对中原各诸侯国造成威胁。北狄曾于晋献公十五年（前６６２年）伐邢，十七年（前６６０年）伐卫，一度占据了太行山地区，势力达晋东、齐鲁。在秦穆公霸西戎时，北狄中的白狄和赤狄也被晋国降服，戎狄或降或灭，或杂居于春秋北方各国之内，或被北逐。

　　前４７５—前２２１年战国时期、林胡、楼烦、东胡逐渐成为北方几个主要游牧部族，并称“三胡”。其中有东胡生活在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商都、化德等部分地区，林胡、楼烦占据阴山以南今乌兰察布南部和呼和浩特及鄂尔多斯东北边沿一带。他们与秦、赵、燕频繁接触，互相交往，由于各自的利益，不时发生战争，在长期的活动中，或发展壮大，或融合在一起。又因气候整体向暖湿方向发展，今乌兰察布地区又有农耕民族再度北上，促进了农牧业的融合。到战国中晚期，一部分北方民族逐渐融合于农耕民族之中，为赵武灵王向西扩土开疆创造了条件。前３２５—前２９８年赵武灵王时期，赵国强大起来后，占据了今乌兰察布南部丘陵区和呼和浩特平原地区。开始向北攻击林胡、楼烦，使其归属赵国。而在阴山北麓与大漠之间的蒙古高原一带生活着匈奴人，他们以阴山为根据地，发展匈奴联盟，占据了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前３１０年，匈奴地域南境与燕、赵、秦相邻，使大部分林胡、楼烦归附了匈奴。赵武灵王十九年（前３０７年），赵武灵王在原阳（今呼和浩特市八拜古城）开始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处，实行“胡服骑射。”第二年，他率众兵打败林胡、楼烦，开始“自并代阴山下，至高阙为塞，”治阴山筑长城，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三郡，开始对北方实行政治统治。赵武灵王死后，国势日衰，控地缩小，赵国北边良将李牧率兵常驻雁门、代郡防备匈奴。秦始皇十八年（前２２９年），秦灭赵国。战国时期，今乌兰察布地区既有从内陆北上的华夏族，也有原来当地的北方民族，是华夏族与北方诸族杂居的地区。随着迁徙人口的增多，出现了一些城镇，这对于中原农耕文化向北扩散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流及发展，促进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交通工具

　　作为畜力交通工具的马，最初用于战争的坐骑或驮运。而车辆汉族的学者认为，是在夏后氏时由奚仲最先发明的。１９７８年前后，考古工作者在阴山发现青铜时期的阴山车辆岩画，这些岩画与亚洲各地区青铜时代的车辆岩画相似，也与陕西省宝鸡市如家庄出土的西周时单辕、双轮、方舆（厢）车相符。北方地区车辆的发展，晚于中原地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阴山的车辆岩画看，最早出现的车辆是非常简陋的。前面是骑者，后面一匹马，马尾上连着一椭圆形物体，栓在牧畜后面拉着走。而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察右中旗发现的阴山岩画中为马蹄印和鹿，与当时交通有关。从西周早期小盂鼎和中期的师同鼎铭文记载看，车辆的发展是从单辕到双辕演变，先秦时期，多使用单辕车，由辕、衡（缚轭驾马的横木）、轭（驾马的人字形叉木）、銮（装于轭首或轫上的铜制车饰物）、车厢（也称舆）、一轴二轮组成，说明北方草原各族在西周时已可造车，并用于狩猎和战争。

　　商周时期，金文的“车”字，也画出轮、轴、辕、衡、轭的形状。证实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车辆与中原地区车辆存在着渊源的关系。

　　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入铁器时代，车辆开始以铁键镶轴，植物油润滑。从出土遗存分析，已出现双辕，由双数马改为单数马挽拉，即由以前的两马、四马、六马、八马驾单辕车改为一马或三、五马驾双辕车。战国时期，赵国赵武灵王以原阳为骑邑，赵国骑势尤盛，列“七雄”之首。雁门、代郡、云中地区以马驾车较为普遍，戎车（战车）逐渐减少，牛车在民间普遍使用。

　　四、道路运输

　　人是一切运输工具的缔造和操纵者。原始社会时期，今乌兰察布地区的先民们的运输方式主要是以手提、头顶、背负，进而用绳拖曳，遇有大物则以橇载滑移的方式来运输。先民们将猎获的禽兽和种植的粮食，通过肩扛或背运的方式，从草原自然路上运输回家。

　　进入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战车和畜力驾车，开始投入道路运输，广泛使用于狩猎和战争。如活动于今乌兰察布地区的鬼方，经常与西周发生战争，小盂鼎铭文有周成王二十五年伐鬼方的记载。其时鬼方已经掌握了制造战车的技术，作战时多用车战。在周康王时一次与鬼方作战，曾俘车多至百辆。春秋时的北狄在与中原交往的过程中，将货物用车辆输入中原各地，而中原的物产亦引入今乌兰察布地区。战国时赵、燕两国在今乌兰察布地区修筑了长城，赵国长城入河北省进入代郡延陵县，即今兴和县大同窑村境内大青山麓，向西经察右前旗黄旗海北，集宁区土城子村北山坡，卓资县旗下营，过呼和浩特市陶卜旗山口，于包头市固阳县继续向西沿伸，经乌拉特前旗西白彦花，直抵古高阙塞，即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大坝沟口，该长城横贯今乌兰察布市中部。燕国长城北起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逶迤于张北与赤城之间，至河北怀来，东北到辽宁省辽阳市。在这两条长城的修筑过程中，或用人力、或用畜力运输长城的建筑材料。而长城沿线通过设置城、障、烽燧，逐步有人口迁徙而来，发展成居民点或贸易点。促进了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

　　五、驿传制度

　　先秦时期前的馆驿情况，可追溯到商周时期。但其时的今乌兰察布地区，为游牧民族占据之地，并无驿传制度的史籍记载。到战国赵武灵王时，在每隔十里、三十里和五十里的云中、代、雁门郡境内设有馆舍，普遍称为传舍。《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舍相如广成传舍”即可证明传舍的广泛设置。由于燕、赵两国向北发动战争，人们不得安居，道路运输较为繁忙，除军队作战外，有流民、商人、和北入林胡、匈奴的人群，也有林胡、匈奴南下的人群，不断奔波于道，这一切都促进传舍的增加和私人馆舍的出现。另外，在燕、赵长城的烽燧（台墩）上设有边关报警的遇有军情，点燃狼烟制度。即烽火报警，馆舍（驿馆）传递的制度。

　　六、沿途城镇

　　老虎山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镇北５公里的老虎山坡上处，是一处距今约４５００年左右父系氏族社会阶段的一座古城，古城内发现房址２２９座，最讲究的房址前有灶室，后有卧室。石砌的城墙保存较好。城址面积约为１３万平方米，北墙外挖有护城壕沟，防御体系设施较为完备，是环岱海地区草原自然路上的一座中心城址，是军事民主制时期的防御性城堡。说明当时掠夺财富战争的存在，反映了以城墙为界的地域关系还在冲击着以血缘为纽带的血亲关系，标志着适应阶级分化和集团之间抗争需要的社会变革。在古城中的山顶部平台上，有一边长约４０米的小方城，中心的最高处是石头铺地的大型建筑，就是由地位较高人群所居住。该古城的发现为城市的起源提供了实物资料。

　　延陵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张皋镇大同夭村南约２００米沙河沟地，该城是前４５３年赵国灭代国后所建。

　　且如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店子镇古城村，该城据史籍记载和文物部门推断该城建于前２５８年左右的战国中期。

　　武要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梨花镇三道营南约４公里的土城村北，古城地势较为平整，略呈西高东低，北面约１公里的大黑山南麓即为战国时期赵国的的北界长城。据考古判定为战国时期武要古城，为西汉时期所延用。就是西汉定襄郡的武要县故城。

　　战国时期所建古城的古城遗址还有：

　　土城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红砂坝镇南土城村北约５００米，平面呈长方形，东西１７３米，南北１５５米。城墙夯筑，基宽１３米，残高３米。南墙中偏西设门，宽２０米。根据暴露物判定为战国时期古城，西汉时期延用。

　　三角堡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浑源窑乡元山子村南约１公里，平面略呈等腰三角形，周长３６０米，城墙夯筑，基宽８米，残高２—４米。周围有护城壕，宽５米，深约２米。根据暴露物判定为战国时期古城，西汉时期延用。

　　双古城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镇双古城村东南约２公里处，平面呈方形，边长８０米。城墙夯筑，基宽６米，残高２—５米。南墙中部开门，宽５米。为战国晚期赵武灵王时修筑，李牧镇守之城堡。

　　不浪沟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碌碡坪的正排子村东北７．５公里处。古城北傍大黑河，东西为开阔地，分别向斗金山和平顶山延伸，东北与黑山相望，南为较宽的沟谷。根据暴露物判定为战国时期的城堡。

　　六苏木城卜子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六苏木城卜子村，在卓资山镇西约２．５公里处，古城地处环山盆地的西北方位，东南地势低洼，东临牛角川河，西视凉山，南望斧刃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根据古城遗迹及陶片判断该城始建于战国时期。

　　左卫窑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蛮汉镇左卫窑村东侧，根据出土文物和墙体推断该城为战国时期所建，为西汉、东汉时期所延用。

　　七、古道寻踪

　　周穆王西征

　　周穆王（前１００１—前９４７年），为西周第五代君王，他在文治武功上均有建树，曾命甫侯作《甫刑》，又发兵先攻打楚地，后联楚灭徐，并西征犬戎等族，“益国二十，”打开了通往大西北的草原之路。他的游踪旅迹记载于《穆天子传》中，这本书又名《周王游行记》或《穆王传》。是西晋太康二年（２８１年），西晋时期由盗墓人发现此书。出土于汲郡（今河南汲县），西晋王朝命中书监荀勖整理，《穆天子传》才得以问世。该书作者不详，大约是春秋战国时文人根据当时已流传的穆王西征犬戎的历史故事和西王母的传说以及当时人们已掌握的地理知识而编写成书的。书中详细记述了周穆王西巡途中所见所闻，及其他们长驱万里，北绝流沙，西达昆仑，历名山、游绝境，上瑶池与西王母瑶池宴饮，诗酒唱和，依依惜别的情景，它是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游记文学作品，也是第一部古代交通史。

　　周穆王的西巡率领有七萃之士（出巡随员），八骏马（交通工具）造父（驾驭手）、地理通伯夭（向导员）。他们从镐京（今河南洛阳）出发，进入河南漳水南岸，向北沿山西滹沱河之阳，首先到达犬戎居住地区。然后西行至崩国，崩人首领为他们提供了西行必需的皮货、马匹。接着他们溯黄河而上，出雁门关，又沿今京包铁路线进入今乌兰察布地区一线西行，至今内蒙古河套燕然山，继而至甘肃、青海而新疆，然后沿天山以南一线，最西到达赤乌人居住的地方（今巴基斯坦的瓦军）。西王母之乡，据《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在大地的“西极”崦嵫山（今甘肃省天水市以西），后不断西迁至葱岭西５００里，北临锡尔河。西王母是西方至高无上的女王，她热情地款待了周穆王一行。此后，周穆王还游览了与西王母相邻的许多地方，采集了当地许多珍奇、玉石、鸟兽。最后，闻徐偃王造反，才满载着中亚和西北地区的各种特产，沿原路东返镐京。

　　对于周穆王西巡的真实性史学界争议颇大，尤其对其所走的路线及其所到之处的确切地点，分歧较大，众说不一。但它确实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中原通往北方民族地区的交通意识和地理概念。这条路线是从今河南洛阳北上，经今乌兰察布地区，折西北到河套地区，再向西通往新疆、中亚的最早交通路线记载。

　　赵 武灵王拓土开疆

　　赵武灵王（？—前２９５年）战国时赵国君，名雍。前３２５—前２２９年在位。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前３０２年）进行军事改革，改穿胡服，学习骑射。陆续攻灭中山国，攻破林胡、楼烦，国势大盛。二十七年（前２９９年）传位给王子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后在内讧中被李兑围困于沙丘宫，饿死。

　　赵武灵王十九年（前３０７年），赵国决定开胡、翟之乡，向西、向北拓土开疆，推行“胡服骑射”。这一重大军事改革政策一颁布，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贵族官僚的激烈反对，但赵武灵王力排众议，坚决进行变革。使举国上下脱下祖传的宽袍大袖衣服，换上贴身精干的胡服，抛弃了笨重过时的驷马战车，组织起身佩强弓硬箭的骑兵。通过军事装备和作战方法的改革，赵国的国力日盛，军队战斗力得到加强。并在原阳（今呼和浩特市八拜古城）建骑邑，以备军作战。

　　赵武灵王二十年（前３０６年），赵国“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第二年，由“赵希并将胡、代。”二十六年（３００年），赵国出击林胡、楼烦，“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赵惠文王二年（前２９７年），作为主父的赵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赵惠文王三年（２９６年），“北地方从，代道大通。”“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后，打败北方的林胡、楼烦，扩大了北方边疆，从代地向阴山下延伸，直至高阙，修筑了长城，同时设置了云中郡、雁门郡、代郡。赵长城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是从兴和县大青山麓，向西到卓资县旗下营。此长城堵住了胡人进入山南平原的道路。赵武灵王向北拓土开疆的地区雁门、代郡，主要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其时所说的代道大通，只是军事意义上的道路，即赵武灵王进军的路线。除拓土开疆，解除北方威胁外，其长远战略目标是“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从背后袭击日益强大的秦国。而上述由民族矛盾引发的一些战争的主战场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在打败林胡、楼烦后，乌兰察布市南部成为赵国三郡的北边。所以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登大青山访赵长城遗址》一诗中咏道：“骑射胡服捍北疆，英雄不愧武灵王。”

　　李牧镇守雁门郡、代郡边地

　　李牧（？—前２２８年）赵国北边良将。他守北边时期正置赵国赵武灵王死后，又经赵孝成王六年（前２６０年）赵秦长平之战，赵国４０万士卒被秦国的白起坑杀，军力大减。据《史记》卷八十一《李牧传》记载，李牧率兵常驻雁门、代郡，防备匈奴。他采取“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的防守策略，不与匈奴正面交锋，以逸待劳。养兵十数年，备战车１０００余乘，精骑１．３万匹，破敌擒将之勇士５万人，善射者１０万人，大加操练。在今乌兰察布市的察右中旗、凉城县、卓资县留有李牧镇守时的边堡。李牧采取诱敌深入之计，使民众四出，牲畜遍野。匈奴小股骑兵入边，赵兵佯败，遗留数千人任凭匈奴杀略。匈奴单于闻知，放掉戒心，率大军进入赵国境内。李牧多设奇阵，左右夹击，大破匈奴，杀十余万骑，单于率众逃奔。此后十余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城。赵国又乘胜北灭襜褴，东破东胡，西降林胡，赵国北边的危急局势得到了控制。秦始皇十八年（前２２９年），秦将王翦率军攻赵，惧怕李牧善用兵，用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行反间计杀死李牧。第二年，秦灭赵国，版图并入于秦。

　　李牧镇守赵国雁门、代郡边地，为今乌兰察布市境内赵长城以南的地区，匈奴南下掠边路线和李牧北击匈奴的路线，皆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该地区是当时在阴山南北作战的军事通道。

阴山古道-第二章　秦西汉时期

　　一、古道路线

　　辽西经代郡、雁门郡至九原的驰道

　　从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北）西北行，经右北平郡（治无终，今河北省蓟县）、渔阳郡（治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上谷郡（治沮阳，今河北省怀来东南）、代郡（治代县，今河北省蔚县南）、雁门郡（治善无，今山西省右玉县南）北经沃阳县（雁门郡辖县，治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双古城古城）向西北经云中郡（治云中，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北古城村古城），至九原（今包头市麻池古城）。

　　这条道路与代郡的延陵、且如县，与雁门郡的强阴、武要等县相连接，可视为支路，而通过上述边境县可出边，通向阴山以北地区，进入匈奴。由九原起，南与秦直道相连接，直达云阳，云阳有驰道通向咸阳。此道在西汉时期继续沿用。

　　云中郡经雁门郡至河东郡的道路

　　从云中郡起，经雁门郡、太原郡至河东郡。秦朝驰道，西汉时期继续延用。

　　雁门郡至匈奴单于庭道

　　据《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元朔六年（前１２３年）春二月，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万余骑出定襄”大败匈奴，还“定襄、云中、雁门”。夏四月“卫青复将六将军绝幕（幕，沙漠，“绝幕”，北渡沙漠中），大克获”。卫青出军及还军路线，应从雁门郡北出，经沃阳县、定襄郡成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云中郡原阳（今呼和浩特市八拜古城）、北舆（今呼和浩特市郊塔布罗海古城），越阴山，至匈奴漠南单于庭（匈奴漠南单于庭其时当在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即灰腾梁一带）。

　　聂壹（《史记》为聂翁壹，《汉书》为聂壹）北上匈奴的路线

　　从马邑出发，经武州塞（今山西省大同市西），出雁门郡北（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卓资县一带），后又北到单于台（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一带）。

　　汉武帝北登单于台路线

　　从云阳出发，经上郡、西河、五原、向东北出长城，北登单于台（今乌兰察布市辉腾勒一带），后又至朔方，临北河。这条路线因是汉武帝耀塞之路，并非走直线到单于台，而是从西折向东北，后又返向西面的朔方郡。

　　王昭君出塞路线

　　据陈直先生考证为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出发，经太原，北上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镇）入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西南边后，进入今和林格尔县、托克托县、五原县、入光禄塞。

　　二、人口迁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２２１年），秦灭韩、魏、赵、燕、楚、齐六国，结束了战国七雄纷争的局面，秦王赢政称始皇帝，建立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朝。秦始皇三十二年（前２１５年），他派大将蒙恬率兵３０万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今鄂尔多斯市地区）后，匈奴头曼单于率众北徙阴山北，秦朝之疆域扩展到阴山南麓、黄河北岸一带。为了进一步完善春秋战国以来的郡县制度，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继续推行郡县制度。今乌兰察布市南部地区隶属雁门、代郡和云中郡。为加强对北部边疆的统治，实行徙民、徙谪政策。并接受匈奴、乌桓民族内迁。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前２１４年），“西北逐斥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初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徙谪，实之初县。”而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等秦长城以北地区隶属于匈奴单于国。形成了以长城为界，其南为中国古代农耕民族国家，其北为游牧民族国家。正如《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记载汉文帝致匈奴单于书所言：“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南，冠带之室，朕亦制之。”精辟地说明了长城南北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疆界事实。其时，今乌兰察布市南部地区居住着从中原迁徙来的华夏人，在秦朝的管辖下，从事农耕和畜牧业等生产活动。阴山北麓今乌兰察布北部地区，则生活着游牧的匈奴人。秦二世元年（前２０９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爆发第一次农民起义这一年，匈奴的冒顿当了单于，立即开始向邻部发动征服战争，使其疆域范围北抵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西达天山南北；东至辽东平原，南至山西、河北北部、陕北及河套地区，包括黄河以南及以东的地区。建立起空前强大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游牧民族政权—匈奴单于国。其时，今乌兰察布市所辖大部分地区均属匈奴单于国统辖。实行左、中、右三部区划制，今乌兰察布地区属于中部，也是匈奴最高首领单于的游牧地。

　　前２０６年，刘邦灭秦，被项羽封为汉王。他在前２０２年的楚汉战争中获胜，建立了汉朝，史称西汉。西汉高祖十年（前１９７年），西汉大将樊哙收复代郡、雁门郡、云中郡等大片地区，今乌兰察布市南部地区属之。到汉武帝时期，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北击匈奴，到西汉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出现了“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今整个乌兰察布地区皆隶属于西汉管辖，其后北方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其间，人口迁徙超过秦朝时期，主要采取三种方式进行移民屯垦。一是有计划地大规模移民，并鼓励、扶植内陆贫民自愿前往垦殖和屯田；二是发配罪犯及其家属屯边；如在西汉元狩五年（前１１８年），汉武帝“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三是推行军屯，汉武帝时开始“设屯戍以守之。”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年），骁骑将军李广屯云中，车骑将军程不识屯雁门长达半年。在设军屯增强边防的同时，也开发了北边（包括今乌兰察布地区）的农业，军屯日久，久居不返，逐步形成城镇、村庄和新兴的农业区，这是人口迁徙的结果。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９年）后，王莽为显示新莽政权的权威，对匈奴进行凌辱和欺压，激化了民族矛盾，造成匈奴南下扰边，掳掠人口，加速了王莽政权的灭亡。

　　三、交通工具

　　畜力

　　秦西汉时期的畜力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和牛。匈奴的畜力交通工具主要为马，作为战骑；此外还有橐驼、骡、驴、駃騠、騊駼、騱。

　　匈奴的车辆

　　车辆是匈奴日常交通工具和军事运输工具。《盐铁论·散不足》中有描绘匈奴人转牧场时的情景说：“胡车（匈奴车）相随而鸣。”《汉书》卷八十七《杨雄传》也说：“砰轒輼破穹庐”一语，“轒輼”就是匈奴车。描写的是卫青、霍去病出朔方、定襄北击匈奴，如疾风、雷霆，匈奴人速拆毡帐、驾车逃奔的情景。阴山曾是匈奴民族长期活动的地区，阴山山脉中的车辆岩画与匈奴的早期历史密切相关。从凿刻在阴山中的车辆岩画，说明早在战国之前就会造车。到了秦西汉时期，匈奴的造车技术已很发达。匈奴的造车业，对于北方草原及欧亚大陆以北的造车业有一定影响，特别是从阴山等地区岩画与欧亚大陆北部的岩画相近似中，反映了这些地区在古代文化上存在一定的关系。

　　中原传入的车辆

　　秦西汉时期，从中原进入大漠南北的中原车辆，在大漠南北均可见到，如有秦朝的驷马车，汉朝的小车、战车、大车、轺车等。

　　小车，也叫轻车或戎车。但与先秦时期相比较，多发展为双辕车，车的使用范围也有所扩大。有盖有帷，可以坐卧。

　　大车，即牛车，也叫方箱车。车体长，有的带棚盖，有的不带棚盖。这种牛拉大车，可用于载人，但主要用于运载货物。牛车双辕，均为直辕，与今之大车相似。车箱为方箱，故称方箱车。牛车主要用以运输货物，中原商贾使用最多。在西汉初官府已出现用牛来驾车，如《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自天子不能俱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至汉武帝时用牛驾车多了起来，《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载“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末，诸侯贫弱者至乘牛车。”可知牛车在官府服用应始于西汉初期。

　　战车，即用来作战的车辆。每辆战车为一“乘”，包括车上和徒步随车的士兵。武帝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卫青从定襄“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阵而待，于是令武刚车（即兵车的一种）自环为营”。裴骃集解引《孙吴兵法》曰：“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

　　轺车，即有伞盖，四面敞露的车，为一般官吏乘坐。此外，还有辎车，车箱象一间小屋子，一般为贵族妇女乘坐。輂车是车身与驾牛的大车基本一致，却用马来拉，则称之为輂车。西汉末年还出现了独轮车。

　　四、道路运输

　　辎重运输

　　在秦西汉时期，“士能弯弓，尽为甲骑”亦兵亦牧，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匈奴，在作战时辎重运输较为简便。因匈奴全为骑兵，而无车兵、步兵，所以匈奴骑兵远征，他们的后勤供应主要由随军的家属成员，即老者和妇女赶看牛、羊、马、骡驴随行，以水草为仓廪，提供肉食、干酪和乳浆，无需建立军粮仓库，或用畜力及车运粮。马匹是匈奴骑兵的坐骑，又是武器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因此，匈奴在战争中的辎重运输较汉军简便、轻快。

　　秦西汉在北攻匈奴时，运输辎重负担极重。据《汉书》卷六十四《严安传》载：“使蒙恬将兵以北攻疆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飞刍挽粟以随其后”，由役卒和刑徒从“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西汉时，军队出师有专人负责后勤转输。西汉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转者”，即“转运之士”，可见辎重运输队伍之庞大，其辎重车辆也不断增长。汉军转输一般都用大车，即牛车。王莽伐匈奴，严尤谏曰：“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日赍食，加二十斛，重矣。”用牛车运输，每车所载一般为二十五斛（一斛约合３０公斤）。

　　粮食运输

　　秦西汉时期，在与北方匈奴交战中，军需接济为一大难题。西汉为供应军粮之运输。由于耗费人力过多，以致“吏民并给转输，田事颇废，”后由官府出资雇用民间运力，其结果“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即运输费）。”汉武帝对匈奴河套之战后，占领了河套，先后动员了数十万贫民、戍卒、田卒开垦河套。这样才使北方驻防军队和移民的粮食可以就地供应。

　　修筑长城工程运输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防备匈奴南下，将战国时的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联接起来，“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号称“万里长城。”即利用地势，修缮、增补秦、赵、燕长城。在阴山北麓新筑秦长城。汉武帝北击匈奴后，扩建修缮长城，汉朝南长城大体呈东西走向，由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进入兴和县高庙子、大同窑、张皋镇二台村，至察右前旗巴音塔拉、平地泉镇、呼和乌素口子村，又向西进入丰镇市麻迷图乡四合义村北，再折向西进入卓资县麻地卜子乡，向西进入三道营和旗下营镇，入呼和浩特市。其中，呼和乌素口子村和麻地卜子乡段，夯土墙基为３．５—４米左右。）

　　在今乌兰察布境内长城修建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土、石。土、石的需要量很大，一般为就地取材，有石材的地方，采集石料砌筑。在丘陵、黄土地带则就地取土，或掺碎石夯筑。在修筑过程中，运输建筑材料有以下几种方式。以人背、肩扛、筐挑、拉抬等办法，把大量材料运集至修城处或用传递方法，排成长队，依次用筐传递上去；利用当时已有的手推车，在比较平缓的山坡路段搬运；同时，也利用畜力代替人力运输。

　　五、驿传制度

　　秦统一全国后，设“车府令”和邮传政，完成诏令以及奏章等事宜。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以后又增至四十四郡，郡下设县，县下有乡，乡下有亭、里。亭长、里长是最基层的官吏。按照秦朝法律，十里一乡，乡下设亭，主亭之吏称为亭长。亭长主要负责主管旅客住宿的亭，实际上是设在村镇中的馆舍。同时，亭长还要负责以亭为中心的当地居民的治安和争讼事宜。

　　西汉时期车马之政多承秦制，中央由太仆掌管。地方的车马之政由县令（尉、守）辖管。而亭长一职多由服过兵役的人担任，除了经理管辖亭，以供行人食宿外，还负责“禁捕盗贼”的治安保卫工作和治理争讼事宜。亭不仅是旅客食宿之地方，还起到基层权力机关的作用。关于亭的设置数量，“其民稠则不足十里便设，民稀则可逾十里而设。”西汉时期，全国共有近三万个亭，如匈奴军臣单于在快到马邑时攻下的亭即设有亭长。西汉时期对亭的保护和维修非常重视，规定凡是乡亭漏败、垣墙颓圮、治理不当者，亭长属不称职，先自劾责，然后免职。

　　西汉时期的邮，是传送文书的机关，只限于郡、县各级行政机构间普通文书传递，也包括向朝廷上封事或奏疏等，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因地临边境，传送书信的人是燧长或燧卒，和亭长的职能类似。邮舍可供人住宿，邮是五里一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在郡设督邮监督检查邮的工作。因督邮是有实权的官吏，需经常到辖区的邮巡行检查，所以借机向百姓敲诈勒索的事也屡见不鲜，以邮人对邮管理的好坏而定工作之成绩。驿也是一种传达消息的设施，主要为传递书信的人提供交通工具，传书人是发出书信的人派遣的专使，即驿使。驿站的马匹车辆专供驿使服务。但用车辆时很少，用马匹时较多。驿站的驿卒担任劳务和警戒，遇有驿使因病或其它原因不能继续前行时，驿卒有责任代驿使传递书信。驿站每三十里设一处，除公家设置驿站外，还有私人设置驿站的。如《汉书》卷九十《酷吏传》记载王舒下令“郡县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像这种私人驿站则是临时性的。而西汉时期的传，则专供车辆，有“驿供马，传供车”之说。传有四种，《汉书》卷一《高帝纪》注中说：“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乘传。根据西汉时期的法律，到传舍使用车辆的过往官员，必须持有木制的传信，经查验后才能供给车辆。这种木传信长一尺五寸，上面盖有御吏大夫印章的封记。在四种传中，用乘传者，木信上有三道封记；如果赶路的官员有约定时间期限的话，则有四道封记。传与驿同设一地，亦三十里一置。说明西汉时期的驿传制度是：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驿一传。

　　六、沿途城镇

　　根据考古证实，乌兰察布市境内有秦西汉时期古城１５座，汉边堡２座，其中确定其城名的有４座，这些城镇多数地处交通要道。重要的古城如下：

　　延陵县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城西南２０公里处的张皋镇大同窑村。战国时期修建，《史记》载“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其中就包括代郡之延陵城。秦汉时期该城仍隶属代郡。东汉末年,经卢芳之乱后“边县并废”，设置在北方边塞的郡县因战乱而荒废，延陵县城存在了５００年的历史。该城分大小两城，大城城墙周长约４０００米；小城南墙６５０米，残高约２米。大城被文物考古部门认定为延陵县城，出土文物亦多为秦、西汉时期的遗物。

　　且如县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东南部４０公里处的店子镇南湾村古城。经文物部门考查，城迹大部分毁废，部分城墙有历代修复的迹象，现遗存的西城门及城楼（俗称西楼阁），还有部分东城墙和南城墩（俗称大墩子），为秦汉时期所筑，西洋河从西向东沿北城墙流过，汇合于东洋河（今兴和县后河下游，汉朝称为于延水）。文物考古部门推断该城为战国中期所建，应是汉朝时期的且如县城。

　　沃阳县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双古城村东南约１公里处。整个城平面呈长方形，中有一墙，将城分为南北两城，所以俗称为双古城。该城城墙剩余部分残高１—６米，南城西墙长２５０米，北城西墙２４４米，东西宽为３２７米，古城总面积１６１４６８平方米。二城隔墙中间有门，城墙为土质夯筑，墙外６米处有城壕一条。与战国赵国时期双古城古城隔河相望。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卷三《河水》记载：“一水东北流，谓之沃水，又东经沃阳县故城南，北俗谓之可不埿城，王莽之敬阳也。”又云：“沃水又东北流，注盐池。《地理志》曰：盐泽在东北者也。今盐池西去沃阳故城六十五里，池水澄渟，渊而不流，东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较准确地记述了西汉时期沃阳县城的方位，沃水应为今凉城县境内的弓坝河，沃阳县故城应在弓坝河北岸，盐泽即今凉城县境内的岱海，距双古城遗址恰好６５里，考古界认定此城为西汉时期雁门郡的沃阳县城。

　　武要县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梨花镇三道营南约４公里的土城村北，古城分东西二城，其中西城东西４８０米，南北６９０米，城墙残高５—８米，宽８—１２米，均为土构筑，城北部保存有院落遗址和建筑基础多处，根据出土文物判定该城时间应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依据郦道元《水经注》和《魏书》记载，判定为西汉定襄郡之武要县城。

　　难以确定为秦西汉时期何古城的古城遗址有以下几座：

　　不浪沟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碌碡坪的正排子村东北７．５公里处。占地面积８万平方米，有残存城墙３４０米。城西北角有庙宇，城南有练兵场遗迹。现已全部成为耕地，并在一段城墙上开通水渠。在古城断崖处暴露有文化层痕迹，厚１．７米，土质坚硬，内含物有陶片、瓦片等，地表也有暴露遗物砖块、瓦片、陶片、瓷片等。根据暴露物判定为战国时期所建城堡，汉朝时期重新加固延用。

　　六苏木城卜子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六苏木城卜子村，在卓资山镇西约２．５公里处。古城面积为３万平方米，古城仅残存四面城墙。西墙长１６５米，北墙、南墙长１７０米，东墙长１７５米。城墙为夯土筑，城墙断面夯层十分明显。在城址地表及城墙周围有散抛的陶片。征集遗物有铜箭头１枚，呈三棱形，尖锐，工艺精细。根据古城遗迹及陶片判断，城卜子古城始建于战国，汉朝重新加固延用。

　　向阳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化德县长顺镇向阳村东，平面呈长方形，长２００米，宽１５０米。东南北城墙保存较好。出土有板瓦、瓦当及陶器残片。文物部门推断为汉朝古城建筑遗址。

　　口子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口子村，古城分内、外城，外城平面呈方形，边长２３０米；四角有方形角台址，边长约３０米。内城位于外城西北角，平面呈方形，边长约１００米；四角有方形角台址，边长１４—１８米，残高１．９—３．２米。城墙均为夯筑，基宽约１１米，残高２—３米，门址不清。

　　土城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红砂坝镇南土城村北约５００米，战国赵国古城，西汉延用。

　　三角堡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浑源窑乡元山子村南约１公里，战国赵国古城，西汉延用。

　　索岱沟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麦胡图镇索岱沟村西。古城呈长方形，东西３００米，南北６００米，城垣残高１—１．５米，土墙夯筑，夯层约０．１５米。采集有绳纹瓦当，绳纹罐，斜折沿陶盆。该古城破坏严重。据文物部门推断为汉朝古城遗址。

　　六苏木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政府所在地东约２５０米处。古城呈长方形，东西４５０米，南北３００米，文化层厚约２．９米。采集有敛口鼓腹罐，折沿鼓腹陶盆，绿釉瓷瓮、黄釉瓷罐等。该古城亦破坏严重，据文物部门推断为汉朝古城遗址。

　　左卫窑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蛮汉镇左卫窑村东侧。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５００米，东西３００米，东南西三面城墙基本完好。墙为土质夯筑，高３—５米。墙基宽都为１１．５米，城址四角有角楼突出城墙之外，楼基为正方形。边长１３米，墙残高７米。出土有砖瓦、陶器、铁器、有铁锸一件，均为汉朝遗物。根据推断该城上限不会超过战国秦朝，应为西汉至东汉时期古城。

　　天成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天成乡土城村西北。古城呈正方形，边长１５０米，土墙为夯筑，残高１—１．８米，约在方圆１公里的地面上常有古代文物发现，有筒瓦、夯锤、陶片等，曾发掘出陶瓮、陶片、瓷片、刀币、五铢、天禧通宝、政和通宝等古钱币，以及铁铤三棱铜镞、石磨盘、釉陶器等遗物。推测此座古城可能为汉朝雁门郡之属邑，到辽金时荒废。

　　板城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镇板城村东侧。古城残存东墙３６０米，北墙１５０米，残高０．４—０．９米。为黄土夯筑，夯层０．１—０．１５米。采集有长颈壶、折腹钵，绳纹鼓腹罐等。古城破坏严重，地上砖瓦陶片俯拾皆是。城址面积较大，有防御性土墙一道，长约２．５公里。推测板城古城遗址是汉朝时城址。

　　大阳卜子边堡遗址，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乌兰哈页苏木大阳卜子村东南２公里处。遗址外城墙长７５米，宽５５米，高５米；内城墙长５５米，宽５０米，高４米。经考证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边堡。

　　土城边堡遗址，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乌兰哈页苏木乡永生堂村南０．５公里处，经考证为西汉时期的边堡。

　　七、古道寻踪

　　马邑之谋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年），匈奴军臣单于派使者要求和亲。汉武帝刘彻其年二十二岁，开始亲临朝政。他拜田蚡为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为抵御匈奴，他派李广屯云中，程不识屯雁门，防守北方。此时单于要求和亲，汉武帝叫大臣们商议。将军王恢说：“过去朝廷同匈奴和亲，将公主嫁给单于，可匈奴不守盟约，侵犯边界，不如不许，兴兵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说：“千里而战，兵不获利，击之不便，不如和亲。”包括丞相田蚡在内的大臣多数赞同韩安国之议，于是汉武帝允许与匈奴和亲。

　　元光二年（前１３３年），雁门郡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商人聂壹（《史记》为聂翁壹）向王恢献计：“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王恢又把这个主意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同意了王恢反攻匈奴的主意。于是王恢暗中让聂壹到匈奴，对单于说：“我能斩马邑丞吏，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军臣单于听信了聂壹的话。先派几个心腹使者跟随聂壹到马邑去，单等聂壹杀了官员，就发兵进去。聂壹回到马邑后，杀了几个囚犯，把人头挂在城上，说是马邑长吏的脑袋，以示单于的使者。匈奴使者回到匈奴对单于说：“马邑长吏已死，可发兵来。”于是单于穿塞率兵十万余骑，入武州塞（今山西省大同市西至左云县一带）。当离马邑还有一百多里地，只见遍野牲口，不见一人。单于起了疑。攻下一个亭，捉住一个武州的尉史。尉史告诉单于说：“汉兵数十万伏马邑城下。”军臣单于一听，立即下令，全军撤退。

　　其时，西汉以韩安国、公孙贺为将一路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另一路由王恢、李息、李广带着两三万人马抄出代郡去断匈奴的归路，当听到匈奴军到了武州就退了回去。他们率军在没有见到匈奴就退回来。韩安国他们在马邑等了一些时候，一听到匈奴逃回，就改变计划，率大军追了上去，未追及仍还。王恢、韩安国、公孙贺、李息、李广率兵回长安后，汉武帝责备王恢放走了匈奴，未与匈奴出边作战，叫廷尉治他的罪，王恢在监狱里自杀身亡，而韩安国等都被免罪。就这是历史上的“马邑之谋”。马邑之谋虽未取得成功，但它揭开了西汉反击匈奴的序幕。

　　马邑之谋的整个活动主要不是在马邑进行的，而主要在武州塞外今乌兰察布地区进行的。聂壹两次从马邑出武州塞，到军臣单于庭，路经今乌兰察布市南部，而单于庭在今乌兰察布市北部辉腾锡勒一带。军臣单于率匈奴大军南下和北还亦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进行。王恢等军抄出代郡准备包抄匈奴军亦在今乌兰察布市地区北上。因此，在西汉时期，今乌兰察布地区既是匈奴的大本营，也是西汉的北疆防线，又是汉、匈奴双方民族碰撞和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

　　西汉北击匈奴

　　元光五年（前１３０年）春，汉发士卒万人治雁门道，整治雁门险阻之目的，是为日后向北出兵提供方便。其主要在今凉城县、卓资县及察右后旗境内的雁门郡北方，整修道路，打通阻险。次年春，匈奴攻入上谷，“杀略吏民”，汉遣卫青等四将军分道出云中、雁门（含今乌兰察布南部）、代（含今乌兰察布市东南部），上谷，合击匈奴。除卫青出上谷，兵至龙城，得首虏七百人而外，毫无战果。甚至出代一路汉军七千余人被匈奴击败。号称“飞将军”的李广在雁门被匈奴生俘。这一年的冬天，匈奴又几次攻入边关，而渔阳（今河北省密云县西北）地区尤为危急。元朔元年（前１２８年）秋，匈奴又发动了从雁门到辽西一线的全面战略性大进攻，他们一举突破长城关塞，分兵三路，同时出击。左路二万余骑至辽西，杀太守，略边人二千余人；中路入渔阳，击败太守军千余人，屯驻在那里的韩安国被伤，入边不敢复出；右路入雁门，杀略千余人，汉只使卫青、李息以数万兵力出雁门、代一线，进行反击，仅“得首虏数千人”，而渔阳、辽两侧不敢派出一兵予以救援。元朔二年（前１２７年），匈奴继续进兵渔阳、上谷，“杀略吏民千余人”，侵占了西汉上谷郡的斗辟县造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地区。而在西线匈奴却失利，西汉占取了河南地（今鄂尔多斯市地区、巴彦淖尔市和包头地区），西汉即在此设五原、朔方郡。元朔五年（前１２４年）春，西汉以卫青为大将军，统六将军，兵十万余，出朔方，击败匈奴右贤王军，俘稗小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对于这次战争的损失，匈奴人除了在这一年秋，进兵代郡，杀死都尉朱英，略千余人外，不敢发动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而西汉却在元朔六年（前１２３年）二月，以卫青为大将军的六军，在曾被拘留匈奴十余年的张骞作向导，统率十余万骑出定襄（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北击匈奴，斩匈奴三千余级，然后回师于云中、定襄、雁门，休息士马。四月，再出定襄百里以击匈奴。这次战争西汉与匈奴双方都负出残重的代价。元狩二年（前１２１年）三月，汉以骠骑将军霍去病统兵万余骑，从陇西出击匈奴，共计获首虏四万八千余级；而西汉付出的代价是“师大率减什三”，伤士不少。在东边西汉的代郡、雁门郡，都受到了匈奴攻掠。元狩三年（前１２０年）秋，匈奴入定襄、右北平，杀略千余人。第二年春，西汉即以十万骑兵两路出击。卫青统四路将兵五万骑出定襄；霍去病率五万骑兵出代郡。这次战斗中，汉军杀匈奴军八、九万，“而汉士物（亡）故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

　　在今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凉城县、卓资县等地，现存有汉朝的城堡遗址，是这一时期在雁门郡屯兵的实证，是西汉对匈奴作战的根据地。而西汉被称为雁门将军的李广，长期镇守于此，而位于阴山之北的今乌兰察布市北部地区则是匈奴的牧地，无论匈奴军南下，还是西汉军北上，今乌兰察布地区是双方之必经之路。经过上述大规模的战争，使双方精力耗尽，奠定了匈奴“藩汉于臣”的基础，使汉匈双方都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

　　阴山道上单于台

　　在匈奴和西汉之间或友好往来，或进行战争，西汉同匈奴中部单于庭发生的关系最为频繁。匈奴诸王凡重大行动都要请示单于后，方可实施，无论匈奴南下或西汉北上都要经过阴山道，即匈奴从单于台发布令命或直接出兵下南。或西汉顺阴山道北上，大都要路经今乌兰察布地区。西汉初期，发生的“白登之围”，“马邑之谋”“龙城之战”、“阴北之战”等重大历史事件，都与中部单于庭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匈奴国的政权中心和大单于的驻跸地是在单于台附近一带。单于台设于何处，我们从史籍记载可知在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一带（亦称灰腾梁或奎腾梁），系蒙古语，意为“寒冷的山梁”。即后来鲜卑人称之为九十九泉，辽契丹人称为百泉湖、百岭泉或九十九泉，金女真称为九十九泉或官山，也合称为官山九十九泉，蒙古汗国及元朝时称之为九十九个海子，清朝称之为伊伦伊孙泊或敖伦淖尔，译为汉语亦为九十九泉。

　　唐朝史学家杜佑的《通典》记载单于台在“云州云中县西北百余里。”唐朝宪宗时大臣李吉甫在其遗著《元和郡县图》卷十四《云州·云中县·单于台》中记为“单于台在县西北四十余里。汉武帝元封元年，勒兵十八万骑，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即此地。”而元朝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的注释和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都采用了杜佑观点，即在今山西省大同市西北百余里。北宋时地理学家乐史在地理书《太平寰宇记》中记述为单于台在河东道云州的云中县“西北四百二十里。”按今遗迹秦长城从今辉腾锡勒西南麓，折向东南，经卓资县南部山区、丰镇市北部、察右前旗南部、兴和县南部而进入河北省境内；而汉武帝修缮的汉南长城是从今呼和浩特市进入卓资县旗下营镇、经三道营乡、麻地卜乡，向东入丰镇麻迷图乡四合义村北而进入察右前旗呼和乌素口子村、平地泉、巴音塔拉，然后入兴和县张皋镇、大同窑、高庙子，然后延伸入河北张家口地区。汉朝的外长城不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从秦汉时的长城及其今乌兰察布南部属汉朝代郡、雁门郡北端，代郡、雁门郡、云中郡北方为匈奴直辖的地区，即《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所言“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来判定，《太平寰宇记》的定位基本符合单于台的位置。《归绥道志》卷十四《古迹》亦载，在“察哈尔界，俗称议事台。”

　　另据《隋书》卷八十四《北狄列传》隋炀帝大业三年（６０７年）北巡突厥启民可汗牙帐时。写下了“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的诗句，可知当时突厥启民可汗的牙帐设于西汉时单于台处。而启民可汗牙帐的位置据张文生、曹永年《隋炀帝启民可汗牙帐考》一文认定在灰腾梁（辉腾锡勒）地区。而《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记载“荒干水出塞外。”《水经注》卷三《河水》中记载：“又有芒干水出塞外，南经钟山，山即阴山。”荒干水即芒干水，为今大黑河，大黑河发源于辉腾锡勒地区，西汉时的单于台即设于今大黑河的发源地区。匈奴的冒顿、老上、军臣三代单于的单于庭一直设在单于台附近地区。时间为前２０９年到前１２６年。

　　西汉高祖九年（前２０１年），匈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驻守马邑的韩王信投降匈奴。冒顿单于立即在“草木茂盛，多禽兽”的“苑囿”之地，即九十九泉地区集结兵马后，沿阴山道南下，进入到桑干河流域的代谷地区，引兵攻占太原，至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古城营）。汉高祖十年（前２００年）冬，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抵御。冒顿单于率精兵４０万骑，围困刘邦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境内）七日。刘邦采用陈平之计，使人以财物买通单于阏氏，才得逃脱。“白登之围”的结果使汉匈转为和亲。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１３３年），汉武帝采纳王恢计，使聂壹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匈奴军臣单于。军臣单于将兵十万，入武州塞（今山西省大同市西至左云县一带），汉朝则伏兵三十余万于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附近山谷中，企图一举消灭匈奴主力。军臣单于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察觉汉有伏兵，乃攻亭，得雁门尉史，知汉谋，大惊，急令退兵。”“马邑之谋”这一事件使汉匈关系从和亲走向战争，揭开了西汉反击匈奴的序幕。无论是聂壹前去诱骗军臣单于的路线和匈奴南下的路线，都是沿着阴山道北上或南下，中经武州塞。因此，其时匈奴单于庭仍在代郡、雁门郡北的单于台一带。

　　汉武帝元光六年（前１２９年）春，匈奴攻入上谷杀略吏民。汉武帝遣四位将军各率万骑，分四路出击匈奴：卫青出上谷，公孙贺出云中，公孙敖出代郡，李广出雁门。此四路军只有卫青战至龙城，斩首虏七百，他人无功而还。此次“龙城之战”卫青从上谷包抄的主要范围亦在今辉腾锡勒地区。

　　汉武帝元朔六年（前１２３年）春，汉武帝又遣卫青率领公孙贺、侯敖、苏建、李广、赵信等大将军，将十万余骑出定襄，乘胜击匈奴，杀死匈奴一万九千余人。而汉亦损失较大，阵亡两位将军，死伤三千余骑。右将军苏建只身脱归，前将军赵信却叛降匈奴。此次“阴北之战”汉军从阴山东段，进攻大单于驻地，西汉军队直指今辉腾锡勒及其周边地区。通过此役，匈奴失去了河套及整个阴山地区，损失极大，“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位于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单于台见证了匈奴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

　　李广进军匈奴

　　李广（？—前１１９年）西汉名将。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北）人。善骑射，文帝时，参加反击匈奴贵族攻掠的战争，为郎、武骑常侍。景帝、武帝时，任雁门、代郡、云中等郡太守。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年）为卫尉，后任右北平太守，匈奴数年不敢攻扰，称之为“飞将军”。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随大将军卫青攻匈奴，以失道被责，自杀。

　　李广在元光二年（前１３３年）的西汉“马邑之谋”中，为骁骑将军，曾将兵从今乌兰察布地区出代郡击匈奴，无功而还。元光六年（１２９年），因匈奴屡次犯边，汉武帝派四个将军率四万兵马，分四路去对付匈奴。卫青从正面去救上谷，公孙敖从代郡出发，公孙贺从云中出发，李广从雁门出发。匈奴最怕李广，所以将李广这路军作为重点攻击的对象。李广因匈奴兵多被打败，李广本人也被匈奴生擒。李广在半路夺得胡儿马，射杀追骑而逃归。按律当斩，后赎为庶人。他在家闭居几年后，又被汉朝任用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听说李广居右北平郡，数年不敢入掠该地。

　　元朔六年（前１２３年），李广又随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卫青从定襄（治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境内）向北进兵，而派李广东绕今乌兰察布地区进兵，指定日期在漠北会齐。卫青北出后过了几天才找到匈奴大营，经激战，匈奴单于向西北方向逃去，匈奴兵四散逃跑。卫青军三天追了二百余里，没追上单于。一直打到了寘颜山的赵信城，获得匈奴的一些粮草后，返回漠南。卫青回到漠南，才遇上李广和赵食其的军队。大将军卫青责问他们误了期限，都该定罪，并派人审问李广他们行军误期的案子。李广于是对手下的将士们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然后就自杀了。士兵们一向敬爱李广，听到他死了，全都痛哭。百姓知道者，也皆为之垂涕。而右将军赵食其拿钱来赎罪，罚做平民。

　　上述李广军三次对匈奴的作战，都是从今乌兰察布地区北出的，而且李广曾作过这一带的太守，所以李广进军、还军路线，亦经今乌兰察布地区。李广素以关爱士兵、勇敢善战著称，但最终不仅未得到封候，还落了个自杀的下场。所以史学家司马迁用同情的口气道，李将军“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直到唐朝还有人为李广鸣不平道：“李广功高竟不侯。”

　　汉武帝北登单于台

　　汉武帝（前１５６—前８７年）即刘彻，西汉皇帝，汉景帝子。前１４０—前８７年在位。他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加强思想控制，削弱诸侯割据势力。设刺史加强控制地方，把盐铁、铸钱收归官营，由政府掌握运输、贸易，兴修水利，移民屯田，促进农业的发展。派张骞两次通西域，用卫青、霍去病为大将，北击匈奴，保障了内陆的生产和人民生活。他是西汉时武功最盛的皇帝，但由于挥霍无度，徭役繁重，农民破产流亡，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１１０年），出汉南长城，北上单于台的情况如下：

　　汉武帝在元封元年（前１１０年），为了威震匈奴，他出长城，北登单于台，时年４６岁，正当壮年之际，耀武于北方，其时，经过对匈奴的三次大规模的作战，已经为“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漠南）无王庭。”据《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元封元年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即漠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詟焉。”

　　他这次北登单于台，西汉王朝也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了，虽然匈奴称臣于汉，但也至使西汉王朝从此步入了下坡路。所以在隋朝时，隋炀帝来到今辉腾锡勒地区，在突厥启民可汗牙帐赋诗，带有嘲笑的口气说汉武帝“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王昭君出塞

　　王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省）人，名嫱，字昭君，晋避司马昭讳，改称为明妃或明君。西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前３３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求和亲，她自请嫁匈奴。入匈奴后，被呼韩邪单于封为宁胡阏氏。呼韩邪死后，其前阏氏子代立，西汉成帝命她从胡俗，复为后单于的阏氏。对西汉和匈奴的和好关系，曾起了一定的作用。据《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记载：王昭君出塞和亲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无）干戈之役。”

　　关于王昭君出塞的线路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在《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中只有呼韩邪单于朝汉的路线：“呼韩邪单于款五原，愿朝三年，正月，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单于就邸，留月余，遣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雉鹿塞。”从上文可知呼朝邪单于入朝归国路线是从甘泉宫出发，经高奴（今陕西省延安市西北），北地、上郡、西河，出雉鹿塞、保汉受降城，这条路线也许是王昭君出塞的路线。

　　但是据考证，王昭君出塞的路线应是，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出发，经今太原、杀虎口、凉城、和林格尔、九原（今包头地区）至汉受降城（西受降城）。据陈直先生《汉书新证》中记载：“归化、杀虎口出土单于和亲砖铭刻，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来央。”为西汉初之文物。近年来在呼和浩特地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包头市地区的古城或古墓葬中曾多次出土有关“单于和亲”、“单于天降”、“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铭文的瓦当，经考古学家断定，为西汉晚期的书体，与王昭君出塞时间相符。还在山西省杀虎口和凉城县交界处的佛爷栈发现有西汉时期的“往来咸宜”石刻，此地为秦朝驰道经过之处。又因王昭君出塞时辎重、扈从、兵马、车辆甚多，沿途迎送供应有极大的方便条件和保障。断定是从长安出发，经太原、杀虎口、凉城县、和林格尔县、托克托县、五原县入光禄塞的。也就是说王昭君出塞擦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西南双古城边界而过。

阴山古道-第三章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古道路线

　　（一）平城通向漠南的道路

　　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经盛乐（或云中）至五原

　　自平城西北行，过长城（今得胜口，在山西省大同市北端与丰镇市交界处）经旋鸿县（今丰镇市西北）转西经参合陂（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东北）过参合陉（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镇西北之石匣子沟）、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云中至五原。

　　平城至长川的道路

　　自平城西北行，过长城（今得胜口）东北行至长川（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境，东洋河发源处）。

　　平城经豺山宫至盛乐的道路

　　自平城西北行，到豺山宫（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境内马头山一带）经参合陂、出参合陉，至盛乐。

　　平城经青牛山至大漠南沿

　　自平城西北行，过长城（今得胜口），经青牛山（即牛心山，在今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东北境内），折向（今集宁区坝王河一带）至武要北原（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经石漠至大漠南缘（今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北境荒漠草原）。

　　阴山北境六镇边防道

　　北魏阴山北境的横向道路，是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延和（４３２—４３４年）初年之前，为增强或防御柔然的侵扰，在阴山北境修筑魏长城并在沿线修筑了六个军事重镇，从而在阴山北麓形成一条连接六镇的边防道，又称北方六镇路。

　　沃野镇在唐朝天德军北六十里，其东怀朔镇，在五原，塞水上源之西南，去沃野二百五十里。又东武川镇，在白道之北，白道中溪水（流经白道岭西者）上游。又东抚冥镇，去武川一、二日程。又东柔玄镇，去抚冥二、三日程，又东怀荒镇，在大宁（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西北百里，今河北省张北县境内。沃野西至高阙二百五十里，怀荒镇东南接大宁通濡源（河北省沽源县东南），是为最北边疆之东西交通线，并与通向平城、盛乐之道相连接。

　　这条大青山北境的六镇边防道，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自西而东为沃野镇（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西北根子场古城）、怀朔镇（今包头市固阳县北白灵淖城卜村古城）、武川镇（今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下南滩古城）、抚冥镇（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库伦图城卜子古城）、柔玄镇（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白音查干镇东北古城）和怀荒镇（今河北省张北县境内），六镇由北魏长城连成一线。以北边魏长城为依托，连接六镇形成的阴山北的横向道路，这在当时的军事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很突出的。

　　（二）漠南通往漠北经今乌兰察布地区的主要道路

　　牛川经意辛山至弱洛水的道路

　　从牛川西北出，中经意辛山（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锡拉木伦河流域一带），进入大漠至弱洛水（今蒙古国土拉河）地区。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天兴二年（３９９年），镇北将军高凉王乐真等七军，袭击高车所经即此路。

　　盛乐（或云中）经白道至鹿浑海

　　从盛乐（或云中）向西北，经白道城（今呼和浩特市坝口子古城），北入白道（即今呼和浩特市坝底村），至岭（今呼和浩特市坝顶村南），逆白道中溪水（今呼和浩特市乌素图沟）北行，经意辛山，过大漠至鹿浑海。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登国五年（３９０年），西征至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所经即此路。

　　二、人口迁徙

　　在东汉建武中，南匈奴单于庭移驻美稷（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北纳林村），由左南将军屯雁门（治善无，今山西省右玉县南），粟籍骨都侯屯代郡（治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南），实行移军屯垦。东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４９年），光武帝刘秀允许乌桓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其中，在雁门、代郡有迁徙而来的乌桓人。到东汉建安十一年（２０６年），曹操率军北伐乌桓人。后将乌桓全部徙居边塞以内各郡县。其后，鲜卑迁徙到包括今乌兰察布地区在内的漠南一带，成为主体民族。东汉后期，檀石槐被推举为鲜卑大人，建牙帐于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北３００余里的弹汗山歠仇水上（今商都县南或兴和县东之大青山），东西各部大人都来归附，地域东西１．４万余里，南北７０００余里，据《后汉书》卷九十《鲜卑列传》载：“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鲜卑成为一支新兴的强大游牧民族，逐步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起一个空前强大的鲜卑汗国。并将其统治的地区分为东、中、西三部６０余邑。今乌兰察布地区属中部统辖。而三部大人皆制属于檀石槐，今乌兰察布市东部成为鲜卑汗国的统治中心。东汉灵帝光和年间（１７８—１８３年），檀石槐死后，统一的局面瓦解。

　　东汉末今乌兰察布大部分地区由小种鲜卑大人轲比能占据，成为其牧地。而檀石槐的裔孙骞曼、魁头、步度根等争立，仍占据着以弹汗山为中心的今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交接部为活动中心。同时，随着东汉将位于北方的边郡行政建置的撤废、缩编和移民侨置内陆，使生活在今乌兰察布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编户一度南下，被迫离开了赵武灵王、燕昭王拓边置郡以来的今乌兰察布南部地区，但后来内陆也经过黄巾军大起义的打击后，社会混乱不堪，再加上天灾的袭击，内陆很多汉民又自发地移民于今乌兰察布地区。新迁入的移民为鲜卑轲比能的称雄注入新的力量。三国魏黄初五年（２２４年）时，步度根被轲比能击败后，将其部落三万余家诣太原、雁门附塞自保。今乌兰察布整个区域纳入了轲比能的势力范围，并向西扩展到云中郡一线。这一时期，内陆汉族以各种方式迁徙流动到包括今乌兰察布地区在内的鲜卑统辖范围内，形成了鲜卑、乌丸（即乌桓）、汉族杂居错处的局面。曹魏黄初六年（２２５年），雁门太守牵招在云中大破轲比能。曹魏青龙三年（２３５年），轲比能被魏国派人剌杀，鲜卑部落离散。

　　在檀石槐建立鲜卑汗国瓦解之际，正值鲜卑拓跋部诘汾之子力微南移五原驻牧，因遭西部鲜卑的内侵，力微不得不依附于已经活动于五原的没鹿回部。力微元年（２２０年），力微率部移居长川（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境内），力微二十九年、曹魏正始九年（２４８年），力微吞并了没鹿回部，开始强大起来。力微三十九年（２５８年），力微将牙帐从长川迁到阴山以南的定襄之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古城）。从力微四传至禄官，仿匈奴旧制，将国分为中、东、西三部。其中拓跋猗居代郡参合陂（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北为中部。禄官和猗死后，由猗卢“总摄三部，以为一统。”到拓跋什翼犍时期（３３８—３７６年），以盛乐为北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为南都，自称代王，建立代国。晋太元元年（３７６年），前秦苻坚率兵２０万，大举攻代国，代王拓跋什翼犍大败逃往阴山以北，后被其子寔君所杀，代国被前秦所灭。晋太元八年（３８３年）前秦对东晋发动淝水之战失败，前秦对北方的统治随即瓦解，原被统治的各少数民族纷纷独立建国，什翼犍之孙拓跋珪也乘此机会，于３８６年重建鲜卑拓跋部政权，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从北魏建立到六镇起义前拓跋鲜卑为今乌兰察布地区的主体民族，另外，还有汉族及滞留于当地的柔然、纥突邻、纥溪和突厥等游牧民族。正光五年、普通五年（５２４年），爆发了六镇镇民大起义，在镇压这次起义过程中，今乌兰察布地区被柔然所控制。北魏亦在孝武帝永熙二年（５３４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其后东魏为北齐所代，西魏为北周所代。６世纪５０年代，突厥击灭柔然汗国，今乌兰察布地区的主人又换成了突厥人和突厥汗国。

　　三、交通工具

　　东汉末年，汉族官吏喜乘牛车，因牛车较慢，而且车身高大严密，可以障帷设几，可以坐卧。东汉顺帝阳嘉四年（１３５年）冬，乌桓扰云中一次“遮截路上商贾牛车千余辆。”可知进入塞外多使用牛车运输。

　　北魏时期，军粮转运和民间运输，以牛车为主，其次，也使用驴、橐驼和马作驾挽，或直接驮运。道武帝拓跋珪天兴五年（４０２年），魏军败姚平于柴壁，因牛大疫，数百头牛同日死亡，遂命诸军焚车而返。据《魏书》卷四《世祖纪》载，太武帝拓跋焘始光二年（４２５年），“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据《魏书》卷二十八《古弼传》载，一次拓跋焘“车驾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牛车五百乘以运之。世祖拓跋焘寻谓从者曰：笔公（指古弼）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遂还。”据《魏书》卷三十三《公孙表传》载：“初，世祖将北征（柔然），发民驴以运粮，使轨部诣雍州。轨令驴主皆加绢一匹，乃与受之。”据《魏书》卷三十七《司马楚之传》载：“车驾伐蠕蠕（即柔然），诏楚之及济阴公卢中山等督运以济大军。时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说令击楚之等以绝粮运。蠕蠕乃遣奸觇入楚之军，截驴耳而去。有告失驴耳者，诸将莫能察。”

　　北魏时的车辆有辒车，辒车即匈奴使用的车名。据《魏书》卷十八《临淮王谭附孚传》记载：“孚持白虎幡劳阿那瓌于柔玄、怀荒二镇之间。阿那瓌众号三十万，阴有异意，遂拘留孚，载以辒车，日给酪一升、肉一段。”世祖神■二年（４２９年），北魏深入漠北征战柔然，凡“所俘虏及获畜产车庐，弥满山泽，盖数百万。”所获柔然车，至少一部分是北魏鲜卑人的辒车。当时柔然有如此大量车辆，说明柔然人已能制造车辆。

　　敕勒族（高车）各部多制作并普遍使用“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车辆，“俗多乘高车”，故晋以后的中原人又称其为高车族。普遍使用高车，是因为他们原驻牧地草丛茂密，积雪深厚，且多沼泽，在这种地区使用高轮大车。可以减少阻力，便于通行。而生活在与鲜卑、高车同一时代的柔然人、纥突邻人的交通工具以马、驴为主，并能够制造车辆。

　　四、道路运输

　　东汉和帝永元元年（８９年）窦宪率兵三万北征匈奴时，有军车１３０００多乘，号称“长毂（兵车）四分，云辎蔽路。”证明在战争中，车辆运输的重要作用。

　　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后，屏障平城的北方六镇所需粮秣，大都用牛车运输。

　　北魏北征高车、柔然，常年用兵北边。虽然有时依靠虏获对方的车牛等畜力运输，但主要还是依靠内陆各州郡车牛运输粮草。世祖太武帝始光二年（４２５年）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延和三年（４３４年）下诏说：“故频年屡征，有事西北，运输之役，百姓勤劳，废失农业，遭离水旱，……或有寒穷不能自瞻者，朕甚愍焉。今四方顺轨，兵革渐宁，宜宽徭赋，与民休息”。太平真君七年（４４６年），刁雍就向塞上运粮一事上书太武帝说：“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往来，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度大河（河套段黄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民生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从刁雍上书可知，北魏的运输以牛车运输为主。

　　五、驿传制度

　　东汉时期沿袭了西汉时期的驿传制度，大略与西汉相同。只是在边疆（郡、县）由都尉（军）下设侯官，侯燧等职来管理。但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地的亭遭受大量破坏，数量锐减，亭的作用也越来越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央由太仆卿掌管，地方州、县、镇置驿亭、设驿使。但这一时期的亭已失去了官办馆舍的意义，逐渐成为路上行人稍事休息的场所和计算行程的参照标志，驿传制度虽仍存在，但已合而为一，驿与传本来同置，此其间大多仅称为驿。所以，北魏末到隋初，亭、邮、传的制度已名存实亡，政府接待商旅和过路官员的机构一般只称驿馆了。

　　六、沿途城镇

　　长川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城西北１５公里处，东南距大青山（东汉称弹汗山）８公里。被考古界确定为长川城，为东汉时期拓跋力微所建。古城遗址呈正方形，周长约２０００米。城墙以黑沙土为主夯成。东城垣残存２００米，北城垣残存３００米，其中残存高２—３．５米。从残垣中可以看出，主要特点是墙体质地坚硬、厚实牢固，且比一般城墙更宽更高。未发现角楼、马面和瓮城建筑。城的西南角筑有一高大的土台，在东北城角靠近东垣处所筑又高又厚的一个土台。这两个土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对着主要大路，有着重要的军事用途。还有一个特点是夯层内包含物稀少，只有少数灰陶片，纹饰为粗、细绳纹或水波纹，和大青山叭沟鲜卑墓出土器物纹饰相同。拓跋鲜卑在建造该城时，还以游牧为主，所以城墙内包含物较少，值的注意的是在出土陶片的纹饰中，均体现了少数民族的特点。喇叭口的陶器更具有北魏鲜卑族的特点。长川城是拓跋鲜卑神元帝拓跋力微于力微元年（２１９年），在鲜卑首领没鹿回部大人窦宾的允许下建筑的最早城池。力微居长川城达３９年之久，是其部落大联盟活动的中心，也是北魏建立后，历代皇帝经常巡幸的战略要城。

　　凉城郡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北七里处，据《魏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记载：“凉城郡，天平二年置，领参合、旋鸿二县。”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有“沃水又东，经参合县南，魏因参合陉即名也。北俗谓之苍鹤陉。道出其中亦谓之参合口。”“池北七里，即凉城郡治。池西有旧城，俗谓之凉城也，郡取名焉。”现凉城郡城的确址虽未找到，但从上述记述可知该城在今凉城县岱海（北魏盐池）北七里。该城在天兴年间（３９８—４０３年）隶属司州，太和年间（４７７—５００年）隶属恒州。司州与恒州的治所均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魏时，天平二年（５３５年）的凉城郡仍辖参合、旋鸿二县。城址仍旧。

　　沃阳县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双古城村境内的双古城古城，即西汉时沃阳县故城，为北魏时所延用，隶属善无郡，郡治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南。沃阳县辖今乌兰察布市黄旗海、岱海一带。孝昌时（５２５—５２７年），为六镇居民攻陷而废。

　　参合县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西南，应在沃水之北，确址不详，隶属北魏凉城郡管辖。

　　旋鸿县城，位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西北，境内有旋鸿池，地址应在丰镇市正西饮马河上游一带。

　　抚冥镇，位于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内，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认定为四子王旗库伦图城卜子古城，该古城近方形，东西４２０米，南北４５５米。城墙夯筑，残基宽５—６米，残高１—１．５，南墙正中开门，四角有角台。每面墙有马面２—３个，间距７０—１００米。而《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于四子王旗乌兰花镇土城子村西南古城。笔者认为前者为是，因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时，还未发现城卜子古城。

　　柔玄镇，周清澍先生认为该镇址大致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黄旗海北部一带，而《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石湾子桥树营一带。鲍桐先生认为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白音查干镇的一座北魏古城，形制与规模较大，该古城应为柔玄镇，这一推定较为合理。

　　土城子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兰花镇土城子村西南５００米，平面呈长方形，南北１１００余米，东西８００余米。城内偏北部有一道东西向隔墙。城墙夯筑，基宽约１０米，残高１．５—２米。四墙中部各辟一门，宽约１０米，外加筑瓮城，墙外附马面。四角有角台址。城外有护城壕，宽约２０米。该古城谭其骧先生确定为抚冥镇古城，但内蒙古文物工作者认为该古城不是抚冥镇古城，而四子王旗库伦图城卜子古城为抚冥镇古城。

　　而抚冥镇、柔玄镇及以述两城古城遗址，面积都较小，是军事驻军屯兵之地，没有商业区，不具备现代城市的意义。

　　克里孟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韩勿拉山脉西缘中段，古城距韩勿拉村东南５公里处，有哈卜泉河穿古城而过。古城西部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北部是草原地带。克里孟，为蒙古语，汉译为“墙”的意思。古城遗址占地７５万平方米，东窄西宽呈梯形状，南北两边都长于东西两边，东城墙中间突出折角，城内分东、西两城。土层内夹杂有灰陶片，地表曾采集过绳纹陶片。城外四周３０米处，筑有围绕整个古城的土梁，土梁宽约４米，残高０．８米，为该城的第一道防御设施。古城东墙宽８米，残高１．５—１．７米；南段长１６０米，自南向北３５７度；北段长１６８米，自南向北３４５度；南北两面接合处形成１６８度的夹角，形似椭圆；南墙长１５０８米，自东向西２６度，宽８—９米，残高１—１．５米；北城墙长１５２０米，自西向东９５度，墙宽８—９米，残高１—２米。城墙为夯土筑，夯层厚１２—１５厘米，土质为粗砂黄褐土，质地坚硬。在距东墙５５７米处，筑有隔墙，把古城分为东西两城，隔墙北端突出北墙４米，形成马面。古城四角设有角楼，东、西城墙保存较好，东城墙无设城门的迹象，西城墙北端有宽４米的缺口，南、北城墙的中段因破坏较重，形成许多缺口而无法断定城门的位置。，遗迹和遗物主要分布于东城内，西城内只发现有少量的砖、瓦、陶片等。东城的南墙长６００米，面积约３２万平方米，东城内距东墙２００米，距南墙１９２米处，筑有直径３１米的圆形土台。土台依坡而筑，台面平整，土台东面距地表１米，西面距地表１．７米，建筑遗迹主要分布在东城的西部。在东城西部距南墙９２米处，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土墙，长１６８米，宽３米，高０．５米；在土墙北５０米处，有建筑群痕迹。该建筑群依东城西墙，距北墙８４米，筑成一个边长１６０米的方形围院，建筑堆积宽２米，高０．８米。堆积中包含有大量的砖、板瓦、筒瓦、瓦当等，方形院内陆势较为平整。东城文化层厚４０—６０厘米，灰褐色土内包含有大最的素面布纹瓦片及瓦滴水等。文物考古部门根据板瓦、罐、壶形制，推断该城建于北魏迁都洛阳前后，应为《魏书》卷四十一《源怀传》所言的北镇诸戍东、西九城之一。该古城遗址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级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茅庵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大井坡西茅庵村北１公里，平面呈方形，边长２００米。城墙夯筑，其宽９米，残高１米，根据地表暴露物判定为北魏时期古城。

　　元山子古城，位于察右中旗大滩乡元山子村西１公里，平面呈长方形。南北４４５米，东西３４７米，南北向。城墙夯筑，基宽８米，残高约１．５米。南北墙中部设门。四角有角台址，墙外筑马面。经考古部门考证为北魏古城遗址，延用至唐朝。

　　收图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化德县七号镇高家营村东２公里，平面呈方形，边长２００米。城墙夯筑，基宽１４米，残高２．５米。南墙中部开门，宽约１０米。四墙各设马面２个。经考古部门考证为北魏古城遗址。

　　七、古道寻踪

　　卢芳占据雁门郡

　　卢芳，东汉初定安三水（今宁夏固原东北）人，字君期。新莽末，自称为汉武帝曾孙刘文伯，联合三水地区羌、胡贵族起兵。后称上将军、西平王，被匈奴单于立为帝。建武五年（公元２９年）底，在匈奴的扶植下割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建都九原（今包头市西南）。建武十六年（公元４０年）底降汉，封为代王。后二年复叛，留匈奴中十余年后，病死。

　　在卢芳割据势力占据下，今乌兰察布地区通向东汉的道路为其阻绝，而通往阴山南北匈奴的道路畅通。建武五年（公元２９年），他以九原为中心，略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地，各设守令，与匈奴连兵，声势一时扩大。建武六年（公元３０年），他又东击代郡，杀太守刘兴，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东汉光武帝刘秀知道匈奴在中间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派人去匈奴笼络，“赂遗金币，以通旧好。”但东汉也伺机进兵。同年东汉派冯异进击卢芳，夺取了北地、上郡、安定等地。建武九年（公元３３年），东汉光武帝刘秀不得已迁雁门吏民于太原，而卢芳的势力已进至繁峙、高柳。并移军于定襄。建武十年（公元３４年），东汉派吴汉等四将军又集六万人再击卢芳于高柳，匈奴以数千骑助战，双方大战于平城之下，匈奴战败，被斩首级数百人，转而出塞。而吴汉等亦撤军定襄郡，并迁其民于西河。建武十二年（公元３６年），匈奴与乌桓连兵，攻略东汉北边。建武十五年（公元３９年），东汉派吴汉等攻匈奴，并无成效，反而又迁幽、并（即雁门、代、上谷）边人于代的常山关、上谷的居庸关以东。由于东汉的边防内撤，匈奴遂转居塞内。同年十二月，匈奴听说东汉以重金购求卢芳，乃送卢芳还高柳，意思是要他归汉。建武十六年（公元４０年），卢芳“奉天子玉玺”，向光武帝请降，被东汉封为代王。建武十七年（公元４１年），匈奴以卢芳得不到东汉的信任为由，与乌桓、鲜卑连兵，不断攻击东汉边郡，他们“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匈奴的这种攻势，实际上是对卢芳的应援。建武十八年（公元４２年），卢芳以不得展其志为由，又举兵反汉，并与当初与他同时起兵于代郡，而后被光武帝封为代相、代太傅的闵堪、闵林兄弟“相攻连月”。匈奴以数百骑迎卢芳家属出塞，坚定了卢芳反汉的决心，卢芳在匈奴十余年，病死。在卢芳势力割据今乌兰察布地区的十几年中，该地区南部是东汉北击卢芳、匈奴和卢芳、匈奴南攻东汉的必经之路，人民的痛苦可想而知。而阴山南北又是匈奴发兵的大本营，其时阴山南北的道路只是作为军事意义上的道路。

　　檀石槐建汗庭于弹汗山

　　檀石槐（１３７—１８１年）鲜卑首领，东汉末建庭于高柳北弹汗山歠仇水上（在今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南境，另说在兴和县之大青山），在位期间，制定法律。采用汉人谋议，由汉地输入铁器，制作兵器和工具，促进了鲜卑社会的发展，以其军事力量东败夫余，西击乌孙，北拒丁零，南扰汉边。控制匈奴故地，将鲜卑分为东、中、西三部，各置大人率领，与东汉有频繁的接触。

　　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在东汉桓帝（１４７—１６７年）即位之初，檀石槐所部的鲜卑，大规模驻牧于北方草原地区。他成为鲜卑部落中势力最强大的首领。他建牙帐于弹汗山，成为其统治鲜卑地区的中心。据《后汉书》卷九十《鲜卑列传》载，檀石槐“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成为一支新兴的强大游牧民族，称霸于阴山、河套地区，并逐步统一了蒙古高原，建立了空前强大的鲜卑汗国，而弹汗山为其时的鲜卑的汗庭。

　　（１６６—１６７年），他以弹汗山汗庭为统治中心，将其统辖的地区划分为东、中、西三部。东部右北平至辽东，与夫余、貊接壤，包括今呼伦贝尔草原、科尔沁草原和赤峰地区，共２０多个部落，由弥加、阙机、素利、槐头等大人统辖；中部右北平西至上谷，包括今锡林郭勒草原，共１０多个部落，由柯最、阙居、慕容等大人统辖；西部上谷以西至敦煌，包括今乌兰察布高原、巴彦淖尔高原、阿拉善盟等地，共２０多个部落，由置犍、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大人统辖。以上三部大人皆制属于檀石槐，今乌兰察布市东部的商都县、兴和县一带成为统治中心。自檀石槐以后，鲜卑诸大人世代相传袭。打破了原鲜卑社会组织由部落组成，部落首领大人由民主推举，不相世袭的制度，使鲜卑过渡到了阶级社会，成立了带有“部族”性质的军事联盟。

　　这个带有军事联盟性质的鲜卑汗国建立前后，在檀石槐的率领下，对东汉缘边进行骚扰虏掠，更胜于从前。据《后汉书》卷九十《鲜卑列传》载：“永寿二年（１５６年）秋，檀石槐遂将三四千骑寇云中。延熹元年（１５８年），鲜卑寇北边。冬，使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南单于出塞击之，斩首二百级。二年（１５９年），复入雁门，杀数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１６４年）夏，千余骑寇辽东属国。九年（１６７年）夏，遂分骑数万人入缘边九郡，并杀掠吏人。于是复遣张奂击之，鲜卑乃出塞去。朝廷积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其后，在１６８—１７６年，鲜卑劫掠东汉范围遍及云中、雁门、辽东属国，劫居人，抄商旅，啖人牛羊，略人兵马，“杀略不可胜数。”东汉嘉平六年（１７７年），东汉遣夏育击高柳，田晏击云中，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雁门，各将万骑，三道出塞二千余里北击鲜卑。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众逆战，结果汉军大败，“丧其节传辎重，”“死伤者十、七八，”战争使东汉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损失。其后，东汉王朝因黄巾军大起义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陷于 即将崩溃瓦解的地步。

　　而鲜卑也在东汉灵帝光和四年（１８１年），因檀石槐死，其子和连代立，因其才力不及父，又性贪淫，断法不平，“众叛者半。”后因击北地，和连被人射死，其子骞曼年小，兄子魁头代立。骞曼长大后，“与魁头争国，众遂离散，魁头死，弟步度根立。”从此以弹汗山为中心的部落联盟也告瓦解，东、中、西部各自宣布独立，使鲜卑又处于离散状态，弹汗山鲜卑汗庭也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鲜卑“首都”东木根山

　　东木根山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于檀石槐所建汗庭附近，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民族团结乡元山子，这里属阴山山脉东尾地带。拓跋鲜卑贺傉在３２１年即代王位，即惠帝，将国都迁到东木根山。

　　在惠帝贺傉在位其间，《魏书》卷一《序纪第一》中唯一的记载是：“四年，帝始临朝。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从此东木根山是拓跋鲜卑代政权统治者除盛乐、平城以外设立的第三个都城。在东木根山建都，除了调节统治阶级的权力分配缓解矛盾以外，具体划时代的意义。正如孝文帝元宏所言：“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帝始都东木根山。”

　　代国惠皇帝贺傉即位时，因年幼，虽为皇帝，未能亲自执政，由其母亲祁氏以太后临朝“摄国事”，政权的决策权掌握在祁太后的手中，所以石赵称代国使臣为“女国使”。贺傉在位五年中，朝政基本上由祁氏控制。而迁都东木根山一事在《资治通鉴》中记为在平文帝郁律时所为。这是因为在郁律被后赵石勒的军队打败于离石，所占的陉南地区全部丧失。郁律兵败后，率残部奔代国东部乌丸控制区。欲以附近乌丸人为援助，所以迁都于东木根山以避之。然而导致桓帝猗的皇后祁氏发动政变，因祁氏为乌丸人，她借助本族的势力杀死了平文帝郁律。东木根山东南是惠帝贺傉之母家，是乌丸人活动的范围，又是在汉末鲜卑檀石槐时期，建庭于弹汗山歠仇水上，此地“去高柳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的鲜卑故地。贺傉于东木根山筑城，是诸部人情未悉款顺的形势下加强防卫的一种措施。３２５年贺傉死后，由其弟纥那继位，是为炀帝。幕后主宰这次皇位继承的，仍是由他们的母亲祁氏主持，纥那在位第五年，被迫逃往宇文部。这一时期代国的“首都”应一直设于东木根山。位于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境内的东木根山，因拓跋鲜卑的在此建都而载入中国历史史册。

　　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长川

　　在拓跋鲜卑的建国历程中，其统治者以长川、牛川、东木根山为三大据点，开创了三个转折时期。其中，长川、东木根山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牛川在今呼和浩特市东南与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相邻地区。拓跋鲜卑族起源于今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的嘎仙洞，而北魏王朝的发祥地则在长川。

　　据《魏书》卷一《序纪第一》载：“始祖神元皇帝讳力微立，生而英叡。元年（即公元２２０年），岁在庚子。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附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始祖有雄杰之度，时人莫测。后与（窦）宾攻西部，军败，失马步走，始祖使人以所乘骏马给之。（窦）宾归，令其部内求与马之人，当加重尝，始祖隐而不言。久之，（窦）宾乃知，大惊，将分国之半，以奉始祖，始祖不受，乃进其爱女。宾犹思报恩，因问所欲。始祖请率所部北居长川，宾乃敬从。积十数岁，德化大洽，诸旧部民，咸来归附。”

　　“二十九年（２４８年），宾临终，戒其二子使谨奉始祖。其子不从，乃阴谋为逆。始祖召杀之，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三十九年（２５８年），迁于定襄之盛乐。……于是与魏和亲。”

　　长川位于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后河上游土城子一带。从以上记述可知在三国曹魏黄初元年（２２０年），力微成为鲜卑拓跋部的酋长。力微追随窦宾，在一次作战中，窦宾失马，力微使人将自己所乘的骏马给了窦宾，窦宾非常感激，于是将女儿嫁给力微，并同意力微自立为部，居于长川。力微二十九年、曹魏正始九年（２４８年）力微吞并了窦宾部，其势力范围大体包括今乌兰察布市地区和锡林郭勒盟西部。力微三十九年、曹魏甘露三年（２５８年），力微为了加快发展，将牙帐从长川迁到了阴山以南的定襄之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古城），并对内加强控制所属部落，对曹魏实行和亲政策，友好交往。力微居于长川达３９年之久，这是鲜卑民族继檀石槐死后，部落互相残杀攻击，鲜卑内乱，拓跋部在洁汾的率领下，依附没鹿回部的窦宾，成为其属部。洁纷死后，力微以长川为据点，使拓跋鲜卑再次崛起，成为该部落的发祥地。北魏建国后，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和太武帝拓跋焘亦将长川作为巡幸观光之地和军事要地。道武帝拓跋珪曾三次巡幸长川；明元帝拓跋嗣还在泰常八年（４２３年）在长川南筑长城，东起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两千余里，备置戍卫。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始光元年（４２４年）秋八月，“蠕蠕大檀之入寇云中，世祖亲征之，遣翰（长孙翰）率北部诸将尉眷，自参合以北，击大檀别帅阿伏干于柞山，斩首数千级，获马万余匹。又与东平公娥清出长川以讨大檀。大檀众北遁，追击，克获而还。”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在始光三年（４２６年）七月，又在长川筑马射台，他亲自登观走马，王公诸国君长驰射，射中者赐金锦缯絮。可见拓跋鲜卑对其民族的发祥地长川之重视。

　　拓跋珪出生参合陂及其巡幸

　　拓跋珪（３７１—４０９年），字涉珪，拓跋部首领，即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他于拓跋什翼犍建国三十四年、东晋咸安元年（３７１年）七月七日生于参合陂北，也就是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的岱海滩北，他是什翼犍世子拓跋寔的遗腹子。东晋太元十一年、北魏登国元年（３８６年），他乘苻坚于淝水战败的机会，恢复被前秦灭亡的代政权，称代王，不久改国号魏，史称北魏。拥有黄河以北地区。东晋隆安二年、北魏天兴元年（３９８年），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称帝。他使鲜卑人分地定居，从事耕种；任用汉族地方官僚，采用汉族的封建政治制度，加速了鲜卑社会的发展。晚年政事苛暴，喜怒无常，滥杀无辜，朝野人臣各怀危惧。这位为北魏奠定基业的皇帝，在永兴元年（４０９年）被其次子拓跋绍所杀，年仅３９岁，葬于盛乐金陵。

　　他在位其间，曾多次巡幸今乌兰察布地区。在登国五年（３９０年）四月，他行幸意辛山（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锡拉木伦河流域一带），与贺驎讨贺兰、纥突隣、纥奚诸部落，打败这些部落后，于六月，还幸牛川（今呼和浩特市东南，与凉城县相邻）；登国十年（３９５年）十一月，他又讨伐后燕慕容宝军队至参合陂（今凉城县岱海滩地区），大破后燕军队，使中国北方趋于统一。天兴二年（３９９年）正月，他令诸将大袭高车，大将军、常山王尊等三军从东道出长川（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北部），镇北将军、高凉王乐真等七军从西道出牛川，他亲自率领六军从中道自驳髯水（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泉玉林河）西北，三军出击高车。到二月，诸军同会，破高车３０余部，获７万余口，马３０余万匹，牛羊１４０万头（只），并由骠骑大将军、卫王义督３万骑另从西北绝漠千余里，破其遗迸七部，获２万余口，马５万余匹，牛羊２０余万头（只）。后还军于牛川及薄山（今呼和浩特市北之大青山）。天兴六年（４０３年），他北巡豺山（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东南马头山），并筑离宫于山上，纵士校猎，从东北踰罽岭，出参合、代谷。天赐元年（４０４年）十二月，巡幸豺山宫。天赐三年（４０６年）正月，北巡豺山宫，四月再次巡幸豺山宫，八月又行幸豺山宫，并到青牛山（今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北），西登武要北原，观九十九泉（今乌兰察布市境内辉腾锡勒地区），造石亭，然后到石漠，巡幸了漠南盐池、天盐池、吐盐地等地。九月，向南回到长川，十月回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天赐四年（４０７年），他自参合陂北巡，东过蟠羊山（今凉城县或丰镇市境内），遇大雨暴水，冲走辎重数百乘，死百余人，后东越石漠，至长川，幸濡源。七月，他又从濡源向西巡幸参合陂。八月，巡幸豺山宫。天赐五年（４０８年）正月，他行幸豺山宫，到参合陂，观渔于延水（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境内后河），至宁川，这是拓跋珪的最后一次北巡。第二年十月，被次子拓跋绍杀死于平城天安殿内。

　　北方游牧民族兴起的摇篮意幸山

　　意幸山，位于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锡拉木伦河和流域一带。这里曾是３世纪初至６世纪末兴起的柔然、纥突邻、纥奚、贺兰诸部的驻牧地，是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兴起的摇篮。

　　柔然部兴起于乌兰察布高原，５世纪初在漠北立国。据史书记载，３世纪末（拓跋力微时），其始祖木骨闾为拓跋鲜卑部的奴隶，成人后免奴为骑卒。４世纪初（拓跋猗卢时，３０４—３１６年），木骨闾延误军期，按法当斩，于是逃匿于沙漠山谷间，纠集逃亡者百余人，依附于游牧在女水（今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抢盘河）一带的纥突邻部，到木骨闾儿子车鹿会时，始有部众，自号“柔然”，《魏书》称之为蠕蠕。北徙驻牧于意幸山，役属于拓跋鲜卑，每年贡畜猎品，“冬则徙渡漠南，夏则还居漠北。”据《魏书》卷二十三《刘库仁传》载，晋太元十年（３８５年），“库仁（刘库仁）弟眷（刘眷），继摄国事。白部大人佛叛，眷力不能讨，乃引苻坚并州刺史张蚝击佛，破之。眷又破贺兰部于善无，又击蠕蠕别帅肺渥于意亲（辛）山，破之。获牛羊数十万头。”从此，柔然退出了意幸山这一根据地。北魏天兴五年（４０２年），柔然部遭到北魏的攻击，在社仑可汗的率领下，远遁漠北而建国。

　　从史书记载来看，在柔然退出意幸山后，有纥突邻部和纥奚部驻牧于意幸山。据《魏书》卷一百三《高车传》载：“又有纥突邻，与纥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长帅，拥集种类，常为寇于意幸山。登国五年（３９０年）太祖勒众亲讨焉，慕容驎率师来会，大破之。纥突邻大人屋地鞬，纥奚大人库寒等皆举部归降。”而在《魏书》卷二《太祖纪》中则记载为：登国五年（３９０年），“夏四月丙寅，（北魏拓跋珪）行幸意幸山，与贺驎（即慕容麟）讨贺兰、纥突邻、纥溪诸部落，大破之。”“十有一月，纥奚部大人库寒举部内属。十月二月，纥突邻大人屈（屋）地鞬举部内属。”从上述记载可知纥突邻、纥溪诸部之驻牧地在意辛山一带，在北魏登国五年（３９０年）遭北魏与后燕军联合攻击后，成为北魏的内属之部落。

　　与纥突邻、纥溪部同时活动于意幸山一带的还有贺兰部。拓跋珪在未建代国前，曾赴阴山投奔贺兰部。在北魏拓跋珪即位之初，政局非常不稳，登国元年（３８６年），他即代王位后，因其叔父窟咄与其争位，拓跋珪再次避难于贺兰部。据《魏书》卷二《太祖纪》载：“帝虑内难，乃北踰阴山，幸贺兰部，阻山为固。”而贺兰部的主要驻牧地在阴山以北的意幸山一带，该部是以匈奴为核心的部落，拓跋鲜卑是其宗主。而贺兰部经常活动并控制着代北地区，据《魏书》卷八十三《外戚传上》载：贺兰部“纳（贺纳）总摄东部为大人，迁居大宁（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行其恩信，众多归之，侔于库仁（刘库仁）。苻坚假纳鹰扬将军。”拓跋鲜卑部对代北地区亦非常重视、想夺回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东晋太元十四年、北魏登国四年（３８９年），拓跋珪袭击阴山以北与贺兰部关系密切的诸部落。据《魏书》卷八十三《贺讷传》载：“太祖讨吐（叱）突邻部，纳兄弟遂怀异图，率诸部救之。帝击之，大溃，讷西遁。”这是拓跋部与贺兰部冲突之始。第二年如前所述，与慕容麟合击贺兰、纥突邻、纥溪诸部于意幸山。稍后，铁弗刘卫辰又袭贺兰部，贺兰部又请降于拓跋，“遂徙讷部落及诸弟处之东界。”此东界的具体地点在大宁与赤城之间，今河北省北境。太元十六年、登国六年（３９１年），贺纳兄弟内讧，后燕打败贺兰部贺染干于牛都，破贺讷于赤城。燕主慕容垂命慕容麟归于贺讷部，徙染干于中山。从此，贺兰部绝大部分部众被强制迁徙定居，使之离开意幸山一带，势力走向衰败。

　　综上所述，地处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内的意幸山既是柔然部、纥突邻部、纥溪部、贺兰部的驻牧地，也是养育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珪成长的地方。它是这五个游牧民族部落在阴山地区发源成长的摇篮。

　　北魏兴起之圣地参合陂

　　东汉、北魏之参合陂，即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境内岱海及岱海滩地区。这里四面环山，中怀滩川，怀抱岱海，岱海东西长３０余里，南北宽约２０里，水面面积２０万亩。西汉时期岱海称盐泽，为雁门郡最大的产盐区，设有盐官管理煮盐事务。北魏时期称之为盐池、盐泽或参合陂。《水经注》记载：“湖水澄渟，渊而不流，东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隶凉城郡。这一带四周山上是“荒松无疲风”、“深远饶树木”之地，滩川区“天苍苍，野茫茫”，松榆遍地，水草充足，气温湿润，凉爽宜人。在交通上向西经参合县北，过参合陉可达盛乐城，向东南经旋鸿县、永固县、燕昌城可达平城，可以说参合陂是通向两都的中转站。在拓跋鲜卑兴起过程中，参合陂与其部落的命运紧密相连。正如《魏书》卷九十五《传序》中所言：“太祖奋风霜于参合，鼓雷电于中山，黄河以北，靡然归顺矣。”足以证明参合陂是北魏兴起之圣地。

　　在北魏兴起的历程中，发生于参合陂地区的历史大事有：拓跋猗统领参合陂地区。据《魏书》记载，东晋惠帝元康五年（２９５年），北魏“昭皇帝讳禄官立，始祖之子也。分国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自始祖以来，与晋和好，百姓乂安，财畜富实，控弦骑士四十余万。”

　　拓跋猗助东晋打败刘渊，在参合陂西累石亭、树碑记行。东晋惠帝永兴元年、猗十年（３０４年），“晋惠帝为成都王颖逼留在邺。匈奴别种刘渊反于离石，自号汉王。并州刺史司马腾来乞师，桓帝率十余万骑，帝亦同时大举以助之，大破渊于西河、上党。会惠帝还洛，腾乃辞师。桓帝与腾盟于汾东而还。乃使辅相卫雄、段繁，于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以记行焉。”

　　拓跋猗受晋封，参合陂因猗中毒呕吐而生榆。东晋惠帝永兴二年、猗十一年（３０５年），“刘渊攻司马腾，腾复乞师。桓帝以轻骑数千救之，斩渊将綦毋豚，渊南走蒲子。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是岁，桓帝崩。帝英杰魁岸，马不能胜。常乘安车，驾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蛊，呕吐之地仍生榆木。参合陂土无榆树，故世人异之，至今传记。”

　　拓跋什翼犍参合陂朝议。东晋成帝咸康五年、什翼犍二年（３３９年）春，北魏“始置百官，分掌众职，东自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夏五月，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灅源川，筑城郭，起宫室却遇到困难，“连日不决”，什翼犍母亲听后认为“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什翼犍“仍止。”

　　拓跋什翼犍在参合陂讲武驰射。东晋成帝咸康八年、什翼犍五年（３４２年），夏五月，什翼犍“幸参合陂。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埒，讲武驰射，因以为常。八月，还云中。”

　　北魏开国皇帝诞生于参合陂北。东晋简文帝咸安元年（３７１年），魏太祖道武帝母亲献明贺皇后，“初因迁徙，游于云泽，”“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于参合陂北，其夜有光明。昭成大悦，群臣称庆，大赦，告于祖宗。”“明年有榆生于埋胞之坎，后遂成林。”

　　以上是北魏建立之前，在参合陂活动的情况。１９５６年在岱海西北的小坝滩出土“猗金”四兽形金饰牌一件，虎犬形金饰牌一件，金印两枚，金印文分别为“晋乌丸归义侯”、“晋鲜卑归义侯”。银印一枚，文字为“晋鲜卑率善中郎将。”是这一时期，拓跋猗活动于参合陂的有力证据。

　　道武帝拓跋珪巡幸盐池，与后燕展开参合陂之战。北魏道武帝登国十年（３９５年），“夏五月，（道武帝）幸盐池。”“冬十月辛未，宝（慕容宝）烧船夜遁。十一月已卯，帝（道武帝）进军济河。乙酉夕，至参合陂。丙戌，大破之。……十有二月，还幸云中之盛乐。”

　　道武帝拓跋珪四次巡幸参合陂。北魏道武帝天兴六年（４０３年），“秋七月，……戌子，车驾北巡，筑离宫于豺山，纵士校猎，东北踰罽岭，出参合、代谷。”道武帝天赐四年（４０７年），“夏五月，北巡。自参合陂东过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辎重数百乘，杀百余人。遂东北逾石漠，至长川，幸濡源。”“秋七月，车驾自濡源西幸参合陂。筑北宫垣，三旬而罢，乃还宫。”道武帝天赐五年（４０８年），“春正月，行幸豺山宫。遂如参合陂，观渔于延水，至宁川。”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巡幸参合陂并立马射台。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永兴二年（４１０年），“夏五月，长孙嵩等自大漠还，蠕蠕追围之于牛川。壬申，帝北伐。蠕蠕闻而遁走，车驾还幸参合陂。秋七月丁巳，立马射台于陂西，仍讲武教战。”明元帝拓跋嗣神瑞二年（４１５年），拓跋嗣于“夏四月，己卯，车驾北巡。五月丁亥，次于参合，东幸大宁。”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４２３年），拓跋嗣在六月，“丙辰，北巡，至于参合陂，游于蟠羊山。”

　　以上是北魏建立之后，道武帝、明元帝在参合陂活动的情况。通过与后燕的参合陂之战，北魏使中国北方趋于统一，而明元帝的巡幸主要是为了防止柔然（蠕蠕）南下而进行的。因此说参合陂是拓跋鲜卑的军事要地、交通中转站、游览胜地。与北魏之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它是北魏王朝兴起之圣地。

　　参合陂之战

　　东晋太元十一年、登国元年（３８６年）北魏建立后，经过２０多次征讨，终于在登国十四年（３９９年）统一了代北。在战争中俘虏了大量人口和数以百万计的牲畜。北魏的强大，引起后燕的不安。

　　东晋太元十九年、登国九年（３９４年），慕容垂出兵西燕，西燕求助于拓跋珪，拓跋珪出兵助西燕，二者矛盾急剧恶化。慕容垂感到拓跋珪势力日益强大，居地富饶，不利于后燕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在其灭西燕后，立即向北魏进攻。次年五月，便命其太子慕容宝及慕容农、慕容麟等率众八万伐魏。又加上慕容德、慕容绍以步骑一万八千为慕容宝后继。拓跋珪主力迁至黄河以西（今鄂尔多斯市地区）躲避。后燕军队到达五原（今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后，只得到余部三万余家，收穄田四百余万斛，出兵三月有余，找不到北魏的主力，一直徘徊在黄河的北岸。就在慕容宝离开中山的时候，七十多岁的皇帝慕容垂卧病在床，却突然传说皇帝死了，再加已进十月，天气寒冷，军心不安。慕容宝决定烧掉渡船，准备退兵。十一月，拓跋珪率领精骑两万余人追击到参合陂西，时黄雾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兵大至，后燕三军奔溃，掉在水里淹死的不少，慕容宝与慕容德等数千骑从参合陉（苍鹤陉，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石匣子沟）奔逃。士众生者十之一二，拓跋珪生擒王公以下文武将吏数千人，杀死及伤数万人，缴器甲、辎重、军资、财物十余万件，这是历史上拓跋珪在其家乡打的一场著名战役—参合陂之战。这是拓跋珪入主中原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从此，中国北方趋于统一。

　　东晋太元二十一年、后燕永康元年、北魏皇始元年（３９６年），慕容垂不甘心失败，率大军进攻北魏，当军队行进到参合陂，见往年战场上积骨如山，设吊祭之，死者父兄一时号哭，军中皆恸。于是士气大振，很快就攻破了北魏的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拓跋珪退到阴山地区。同年，慕容垂因病回师。死于途中上谷郡的沮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南）。拓跋珪乘机大举伐燕，步骑四十余万，旌旗二千余里鼓行而进，大军南下，长驱直入中原，先后攻占了后燕的并州、常山、信都、邺、中山等主要城市。最后灭亡了后燕政权，占据了山西、河北两地。

　　柔然首领社仑进军参合陂

　　社仑（？—４１０年）柔然首领。原居云中，由于鲜卑拓跋部的威胁，率部迁漠北弱洛水（亦称弱水，今蒙古国土拉河）沿岸。合并邻近各部，组成联盟。他自号为丘豆伐可汗（意为驾驭开张之王）。天兴五年（４０２年），他建立的柔然汗国版图，已是东起大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南起大戈壁，北至贝加尔湖以南，包括准噶尔盆地，与天山以南的焉耆国交界，成为当时亚洲东北部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国家。当时他建立的政权创立了军队编制：“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他的军规是：“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或临时捶挞。”同年，得到北魏远征后秦的消息，为了打击北魏，支援后秦，举兵进攻北魏。《魏书》卷二《世祖纪》载“天兴五年，社仑闻太祖征姚兴，遂犯塞，入参合陂（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滩地区），南至豺山（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马头山）及善无北泽。一旦这一地区失守，就会威胁北魏整个平城的安全。于是拓跋珪“虑蠕蠕为难，”只好放弃了进攻后秦而回师。此后，柔然时常南进，袭扰北魏的边境，成为其心腹之患。北魏的南征、西讨都要受到柔然的牵制。

　　东晋义熙五年、北魏永兴元年（４０９年）十二月，柔然趁道武帝拓跋珪去世，北魏发生内乱之际，大举攻塞。第二年正月，明元帝拓跋嗣派遣大将长孙嵩率军北伐柔然，反而被柔然“追围之于牛川。”由于明元帝拓跋嗣亲率大军接应，方才解围。为了彻底消除柔然对北魏边境的骚扰，明元帝拓跋嗣巡幸参合陂。七月，立马射台于参合陂西，讲武习射，为攻打社仑做了充分的准备，社仑当年只好从参合陂地区遁走，死于归途中。

　　北魏离宫豺山宫

　　豺山宫是北魏前期道武帝拓跋珪和明元帝拓跋嗣时期的一座离宫，建于天兴六年（４０３年），距平城，应是二、三日之程。

　　关于豺山宫的地理位置，据《丰镇县志书》卷二记载：“豺山宫，北魏离宫也。天兴六年筑于豺山，遂名。《魏书》天赐三年正月，北巡豺山宫校猎，四月复幸豺山宫，遂登定襄角史山，又幸马城。五年行幸豺山宫，遂如参合陂。按定襄、马城、参合俱在今府北。说详沿革，是豺山必近代都，今厅境所称狼头山者，疑近古豺山，然无可证实。”据《山西通志》载：“《魏书·帝纪序》所经历的地方考查豺山应在宁远厅南。”又云：“宁远厅南近边墙处有山，或者就是古代豺山。”据上述记载看，丰镇之狼头山在盘羊山之北的大庄科南，距长城较远，不可能为北魏时之豺山。又据《丰镇县志》第二编《自然环境》载：“狼头山在大庄科乡东北部，与兴和县接壤，主峰高１８１０米，多砂石，草木不生。”帝王之行宫，不可能筑于如此荒凉之地。根据《魏书》卷九十一《蠕蠕传》记述，在天兴五年（４０２年），柔然可汗社仑趁拓跋珪征姚兴之际，侵入北魏参合陂，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善无县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南，而今凉城县南境其时属善无县之北境看，豺山宫应筑于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境内之马头山。马头山即北魏时的豺山，豺山宫筑于马头山区东段。

　　关于豺山和豺山宫在《魏书》中有如下记述：

　　天兴五年（４０２年），“社仑闻太祖征姚兴，遂犯塞，入参合陂，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

　　天兴六年（４０３年），道武帝拓跋珪于秋七月“戊子，车驾北巡，筑离宫于豺山，纵士校猎，东北逾罽岭，出参合、代谷。”

　　天赐二年（４０５年），道武帝拓跋珪于“十有二月戊辰，车驾幸豺山宫。”

　　天赐三年（４０６年），道武帝拓跋珪于“春正月甲申，车驾北巡，幸豺山宫”；同年“夏四月庚申，复幸豺山宫”；同年“八月甲辰，行幸豺山宫，遂至青牛山。”

　　天赐四年（４０７年），道武帝拓跋珪于八月幸豺山宫。

　　天赐五年（４０８年），道武帝于“春正月，行幸豺山宫，遂如参合陂，观渔于延水，至宁川。”

　　永兴五年（４１３年），明元帝拓跋嗣于八月“丁丑，幸豺山宫。”

　　神瑞元年（４１４年），明元帝拓跋嗣于二月“庚戌，幸豺山宫。”六月“戊申，幸豺山宫，丁亥，车驾还宫。”

　　神瑞二年（４１５年），明元帝拓跋嗣在“十有一月丁亥，幸豺山宫。”

　　泰常元年（４１６年），“春正月甲申，行幸豺山宫，戊子，车驾还宫。”“冬十月壬戌，幸豺山宫。”

　　从上述史实可知，北魏都城平城（代都）到豺山宫这座离宫，需二、三日之程，位于平城西北，然后经参合陂，出参合陉，通往盛乐。豺山宫位于“两都”之间交通要道上，是道武帝与明元帝北巡时的第一站。

　　北魏五帝巡幸阴山南北

　　北魏时期，继道武帝拓跋珪之后，有五位帝王曾巡幸今乌兰察布地区，他们的足迹踏遍了阴山南北的古道。巡幸情况简述如下：

　　拓跋嗣（３９２—４２３年），拓跋珪长子，东晋太元十七年、登国七年（３９２年）生于云中宫。天赐元年（４０９年）十月，即皇帝位，为明元皇帝。他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进行多次巡幸。永兴二年（４１０年），五月，他北伐蠕蠕，车驾还幸参合陂。七月，立马射台于参合陂西，讲武教战。永兴五年（４１３年）八月，置新民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授田，并巡幸了豺山宫。神瑞元年（４１４年），二月，拓跋嗣巡幸豺山宫，六月，又巡幸豺山宫。神瑞二年（４１５年）五月，北巡参合，东幸大宁。十一月，巡幸豺山宫。泰常元年（４１６年）正月，巡幸豺山宫；七月，他自白鹿陂西行，大狝于牛川，登釜山临殷繁水（今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境内），并观看了九十九泉。十月，再次巡幸豺山宫。太常三年（４１８年）正月，他从长川诏护高车中郎将薛繁率高车、丁零十二部大人北略，至弱水，降者二千余人，获牛马二万余头（匹）。泰常六年（４２１年）六月，他北巡了蟠羊山；七月，西巡并猎于柞（祚）山。泰常八年（４２３年）二月，筑长城于长川之南，六月北巡参合陂，游于蟠羊山。同年十一月，他死于平城西宫，年仅３２岁。

　　拓跋焘（４２８—４５２年），天赐五年（４０８年）生于平城东宫。正平二年（４５２年）死于永安宫，时年４５岁。为世祖太武皇帝。始光元年（４２４年），他巡幸祚山，蠕蠕北遁。始光三年（４２６年）七月，他巡幸长川，并筑马射台于长川。始光四年（４２７年）正月，伐阴山树木，大造攻具。神元年（４２８年）六月，行幸长川。神二年（４２９年），十月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十一月，巡狩至祚山。太平真君元年（４４０年）七月，行幸阴山。太平真君三年（４４２年）五月，行幸阴山之北（含今乌兰察布市阴山之北地区）。太平真君四年（４４３年）四月，行幸阴山。太平真君五年（４４４年）五月，行幸阴山之北。太平真君六年（４４５年）八月，行幸阴山之北，并到广德宫（今呼和浩特市武川县金銮殿山上）。太平真君九年（４４８年）九月，巡幸阴山。太平真君十年（４４９年）五月，行幸阴山。正平元年（４５１年）七月，行幸阴山；十月，再次行幸阴山。

　　拓跋濬（４４０—４６５年），太平真君元年（４４０年）六月生于平城东宫，正平二年（４５２年）十月，即帝位，为高宗文成皇帝。和平六年（４６５年）五月，死于太华殿，时年２６岁。他在位其间，于兴安二年（４５３年）七月，行幸阴山。兴光元年（４５４年）六月，行幸阴山。太安三年（４５７年）六月，行幸阴山，八月，畋于阴山之北。太安四年（４５８年）十月，他又北巡至阴山。太安五年（４５９年）六月，行幸阴山，八月至云中，还宫。十二月，六镇、云中遍遇灾旱，年谷不收，赈之。和平三年（４６２年），观渔于旋鸿池。六月，行幸阴山。和平四年（４６３年）五月，行幸阴山。和平五年（４６４年）六月，行幸阴山。

　　拓跋弘（４５４—４７６年），兴光元年（４５４年）七月，生于阴山之北，和平六年（４６５年）五月，即皇帝位，为显祖献文帝。承明元年（４７６年），死于平城永安殿，时年２３岁。他在位其间，于皇兴五年（４７１年）六月，行幸河西（今内蒙古黄河以西地区），七月，到阴山地区，八月返还平城。

　　拓跋宏（４６７—４９９年），皇兴元年（４６７年）八月，生于平城紫宫，皇兴五年（４７１年）即皇帝位，为高祖孝文皇帝。太和二十三年（４９９年）四月，死于谷塘原，时年３３岁。他在位其间，于延兴二年（４７２年）闰六月，行幸阴山。延兴三年（４７３年）七月，行幸阴山。太和十八年（４９４年）四月，行幸旋鸿池、崞山。七月，北巡，谒金陵，幸朔州。八月，行幸阴山，观云川（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平原），幸阅武台，临观讲武。后又依次视察了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所过各地，他亲自问民疾苦，给贫窘孤老赐以粟帛。并“诏六镇及御夷（指柔然）城人，年八十以上而无子孙兄弟，终身给其廪粟，七十以上家贫者，各赐粟十斛。”“又诏诸北城人，年满七十以上及废疾之徒，校其元犯，以准新律，事当从坐者，听一身还乡，又令一子抚养，终命之后，乃遣归边，自余之处，如此之犯，年八十以上，皆听还。”然后南还旋鸿池，竭永固陵，回到平城。九月，下诏，对官吏进行考绩，规定“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此次北巡是拓跋宏为迁都洛阳作准备，意在安抚北方，稳定北部边疆。在他之后的北魏皇帝，史书上很少有巡幸北方的记载。

　　从上述北魏五位皇帝及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巡幸今乌兰察布地区的情况看，今乌兰察布地区在北魏时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的巡幸或行幸，是指帝王暂时旅行，将游畋、避暑、炫威、征讨，均列入巡幸之列。将阴山地区作为巡幸之要地，是为了防止柔然的入侵，以屏障北魏边疆。东木根山、长川这二个拓跋鲜卑“故都”，亦是北魏皇帝出巡炫威，讲武习射，观渔游览之地。九十九泉、参合陂、豺山宫、旋鸿池、于延水等，既是交通、军事重地，又是帝王巡幸游览之地胜、离宫及游畋基地。而意幸山为柔然、纥突邻、纥奚、贺兰部之驻牧地。六镇之中的二镇镇治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又有隶属于武川镇和怀荒镇统辖今乌兰察布市部分地区，其军事性质尤为重要。综上所述，北魏时期的今乌兰察布地区是重要的军事基地、交通要冲、游览胜地和畜牧业、农业生产基地。

　　北魏皇家御苑九十九泉

　　九十九泉作为历史地名，最早出现在《魏书》卷二《太祖纪》中，原文为：“八月甲辰，行幸豺山宫，遂至青牛山。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观九十九泉，造石亭，遂之石漠。九月甲戌朔，幸漠南盐池。壬午，至漠中，观天盐池；度漠，北之吐盐池。癸巳，南还长川。丙申，临观长陂。冬十月庚申，车驾还宫。”这是天赐三年（４０６年），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北巡的路线。从上文可知他于八月初一，行幸豺山宫，遂至青牛山。八月十三日，西登武要北原，观九十九泉，造石亭，遂至石漠。九月初一，幸漠南盐池。九月初九，至漠中，观天盐池；度漠，北至吐盐池。九月二十日，南还长川。九月二十三日，临观长陂。十月八日，车驾还宫。八月初一至十月初八日，道武帝拓跋珪北巡的时间长达７１天。秋季八月十三日至九月初一其间，观九十九泉造石亭。在八、九月份的十八天里，道武帝拓跋珪及其随从人员在九十九泉休憩，除观看九十九泉外，还修筑了石亭，为以后的巡幸做准备。这是修造九十九泉皇家御苑的正史最早记录。其后又修筑了瞭望台、亭及御苑的围墙。据考古证实，九十九泉御苑的围墙从东、北、西三面包围了今辉腾锡勒地区南部所有的小湖泊，墙体分土筑和石砌两种。东南起点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哈达图苏木脑包沟村西北约二里的陡壁上，墙在卓资县境内全长约３０里。墙体在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境内向西南延伸至双脑包南面的小缓坡上终止，在察右中旗境内全长约５０里。御苑内侧为守卫御苑设有瞭望台３８处，亭３座，瞭望台和亭的遗迹清晰。瞭望台为覆斗形，边长５—１５米，残高１．５—６米，多为土夯筑，少数为石砌。瞭望台旁侧发现石砌房址３处，应是戍卒居址。这条御苑围墙总长为８０里。至于九十九泉的命名，因在北方民族文化中“九”为天数，如《魏书》卷一《序纪第一》载：“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这里的“三十六”、“九十九”，一是表示多，九十九为极数；二是表现了美好的祝愿，九十九泉的命名亦然。

　　在道武帝拓跋珪巡幸并建设九十九泉御苑后，见于《魏书》中还有北魏皇帝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在九十九泉御苑的活动的记载。御苑的建筑，是为了畎狩阅兵，巡幸阴山，威慑柔然。证明今天乌兰察布市的辉腾锡勒旅游景区，早在１６００年前，就以北魏皇帝巡幸的御苑而闻名于世。

　　北魏游览胜地旋鸿池

　　据《魏书》卷一百六《地形志上》载：“恒州，天兴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孝昌中陷，天平二年置，寄治肆州秀容郡城。领郡八，县十四。”其中，“凉城郡，天平二年置。领县二，参合，前汉属代，后汉、晋罢；后复属。旋鸿。”旋鸿县属凉城郡管辖，因有旋鸿池而得县名。旋鸿池位于旋鸿县治正西，在独谷孤城略偏西北方向。有如浑水流注其中，因时有鸿雁盘旋翔集于池上而故名。按今地望考之，应位于丰镇市驻地西巨宝庄境内。

　　又据《水经注》卷十三《漯水》载：如浑水“水出凉城旋鸿县西南五十里，东流经故城南，北俗谓之独谷孤城，水亦即名焉。东合旋鸿池水，水出旋鸿县东山下，水积成池，北引鱼水，水出鱼溪，南流注池。池水吐纳川流，以成巨沼，东西二里，南北四里，北对凉川城之南池，池方五十里，俗名乞伏袁池。虽隔越山阜，鸟道不远，云霞之间常有。”从上述记载可见，旋鸿池是“鸟道不远，云霞之间常有”。是有山有水，环境优美的地方。乞伏袁池即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黄旗海。

　　见于《魏书》中有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前来游览。据《魏书》卷五《高宗纪》载，和平三年（４６２年），北魏高宗文成帝拓跋濬在“二月癸酉，畋于崞山，遂观渔于旋鸿池”。据《魏书》卷七《高祖纪上》载，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在太和八年（４８４年）夏四月，“庚申，行幸旋鸿池，遂幸崞山，丁卯，还宫。”《高祖纪下》载，太和十八年（４９４年）八月，孝文帝又在“戊辰，车驾次旋鸿池。庚午谒永固陵。辛未，还平城宫。”文成帝与孝文帝三次游览旋鸿池，不光是观渔畋猎，游山玩水，而是三次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北巡，都与稳定政局，整治官吏有关。这三次北巡旋鸿池等地，各颁皇帝诏书一道。

　　文成帝在和平三年（４６２年）二月猎于崞山，观渔于旋鸿池，六月巡幸阴山，七月巡幸河西。十月下诏书说：“朕承洪绪，统御万国，垂拱南面，委政群司，欲缉熙治道，以致宁一。夫三代之隆，莫不崇尚年齿。今选举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处后，晚进居先，岂所谓彝伦攸叙者也！诸曹选补，宜各先尽劳旧才能。”

　　孝文帝在太和八年（４８４年）四月巡幸旋鸿池、崞山，历时八天。六月颁布诏书说：“置官班禄，行之尚矣。《周礼》有食禄之典，二汉著受俸之秩。逮于魏晋，莫不聿稽往宪，以经纶治道。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朕永鉴四方，求民之瘼，夙兴昧旦，至于尤勤。故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与之惟新。”

　　孝文帝在太和十八年（４９４年），首先于正月开始南巡，七月开始北巡。这次孝文帝的南北巡视，是为迁都洛阳，改革鲜卑旧制做准备而出巡的，以安定人心。北巡首先到金陵祭祖，然后巡幸朔州，八月巡幸北边六镇后，来到旋鸿池，历时三天后，谒永固陵，返回代都平城。九月下诏书说：“三载考绩，自古通经；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后黜陟，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是以朕今三载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才能不壅于下位。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六品以下，尚书重问；五品以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

　　以上三道诏书都是在北巡旋鸿池之后颁布的，说明当时的旋鸿池不仅是北魏皇帝游览观光的地方，而且也是酝酿决策国家大事的地方。旋鸿池虽今已湮没，但它在北魏历史上留下了浓重而辉煌的一笔。

　　郦道元考察阴山南北

　　郦道元（４６６或４７２—５２７年）字善长，范阳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人，他是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游记作家，同时又是北魏著名的旅行家。他自幼热爱山水，少年时随父亲旅居山东，游遍了淄水（今淄水）、巨洋水（今弥河）上下游及支流，目睹淄水上游支流石井水上瀑布飞流，巨洋水上游的熏冶泉及湖畔清流翠竹的自然美景，遂更加热爱大自然。入仕后，有机会随北魏孝文帝巡游各地。他们每次巡幸长达一年，时常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出发，来今乌兰察布地区巡幸。郦道元亲自沿古道考察了今乌兰察布境内的芒干水、参合陉、参合陂、长川、沃水、沃阳故城、都尉城、釜山、殷繁水、和兜山、六镇等，他的足迹遍及今乌兰察布阴山南北地区。北魏正光六年（５２３年）在六镇大起义即将爆发时，北魏肃宗元诩遣元孚劳抚柔玄、怀荒二镇间的同时，还派遣郦道元北上，与六镇将帅共议改六镇为州制的事宜。其间郦道元在神龟元年（５１８年），被罢官，在家闲居时，完成了一部地理学专著，即《水经注》，该书共４０卷３０多万字，详细叙述了１２５２条河流的源流、支流，以及河流沿岸的高山名城、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和神话传说。从而改变了我国古代地理书籍“简而不周”、“周而不备”的旧貌。它不但是一部地理著作，也是一篇篇文字洗炼优美，写景生动逼真、引人入胜的山水游记文，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地理巨著。

　　《水经注》卷三《河水》中对发源于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地区的大黑河上游记述如下：“又有芒干水出塞外，南经钟山，山即阴山。故郎中侯应言于汉帝曰：阴山千余里，单于之苑囿也。自孝武出师，攘之于漠北，匈奴失阴山，过之未尝不哭。谓此山也。其水西南经武皋县，王莽之永武也。”

　　《河水》中对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弓坝河、参合陉、岱海等记述如下：

　　“中陵水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谓之沃水。又东经沃阳县故城南，北俗谓之可不埿城，王莽之敬阳也。又东北经沃阳城东，又东合可不埿水，水出东南六十里山下，西北流注沃水。沃水又东，经参合县南。魏因参合陉以即名也。北俗谓之仓鹤陉。道出其中，亦谓之参合口。陉在县之西北，即《燕书》所谓太子宝自河西还师参合，三军奔溃，即是处也。魏立县以隶凉城郡，西去沃阳故城二十里。县北十里，有都尉城。《地理志》曰：沃阳县西部都尉治者也。北俗谓之阿养城。其水又东合一水，水出县东南六十里山下，北俗谓之灾豆浑水。西北流，注于沃水。沃水又东北流，注盐池。《地理志》曰：盐泽在东北者也。今盐池西南去沃阳县故城六十五里，池水澄渟，渊而不流，东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池北七里，即凉城郡治。池西有旧城，俗谓之凉城也，郡取名焉。《地理志》曰：泽有长丞，此城即长丞所治也。城西三里有小阜，阜下有泉，东南流注池，北俗谓之大谷北堆，水亦受目焉。”

　　从上面这两段记述可知：芒干水即今大黑河，阴山也称作钟山，武皋县城址是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塔布秃古城。中陵水即今浑河，沃水即今之弓坝河，沃阳县即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双古城古城遗址，参合陉即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镇西北之石匣沟，盐泽、盐池均指今之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境内之岱海。而仅用“池水澄渟，渊而不流”八个字概括了岱海的形态。可谓简洁明了，惜墨如金。

　　《水经注》卷十三《漯水》中对今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境内的旋鸿池及今丰镇市境内饮马河等记述如下：

　　如浑水“水出凉城旋鸿县西南五十余里，东流经故城南，北俗谓之独谷孤城，水亦即名焉。东合旋鸿池水，水出旋鸿县东山下，水积成池，北引鱼水，水出鱼溪，南流注池。池水吐纳川流，以成巨沼；东西二里，南北四里，北对凉川城之南池，池方五十里，俗名乞伏袁池。虽隔越山阜，鸟道不远，云霞之间常有。西南流经旋鸿县南，右合如浑水。是总二水之名矣。如浑水又东南流经永固县，县以太和中，因山堂之目以氏县也。”

　　《漯水》中对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境内的后河（于延水）、且如故城、延陵故城等记述如下：

　　“漯水又东，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玄镇西长川城南小山。《山海经》曰：梁渠之山，无草木，多金玉，修水出焉。东南流经且如故城南，应劭曰：当城西北四十里有且如城，故县也。代称不拘名号变改。校其城郭，相去远矣。《地理志》曰：中部都尉治。于延水出县北塞外，即修水也。修水又东南经马城县故城北，《地理志》曰：东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马城在高柳东二百四十里，俗谓是水为河头，河头出戎方，土俗变名耳。又东经零丁城南，右合延乡水，水出县西山，东经延陵县故城。《地理风俗记》曰：当城西北有延陵乡，故县也。俗指为琦城。”

　　郦道元经过七八年写成的这部《水经注》被后人称为“六朝异书”。在仕途上，他继承父亲的爵位从小官一直升到将军。《水经注》完成后，北魏朝廷再次任用郦道元为河南（今河南省洛阳市）尹，又以行台尚书的身份节度诸军，指挥北魏军队与南方的梁朝作战。在取得胜利后，他又被授予安南将军、御史中尉，督察朝廷百官。他居官执法严峻，不阿权贵。北魏孝昌三年（５２７年）他在雍州视察时，被雍州刺史萧宝夤杀害。郦道元的成功，是他寻迹古道，与山水做知己，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

　　六镇起义

　　５世纪末至６世纪初，柔然内乱频繁，又和高车（敕勒）战乱不断，力量大为消耗。柔然王子阿那瓌战败入北魏。北魏把阿那瓌安置于怀朔镇北的阴山北侧的艾不盖河一带，西起沃野镇以西，东到武川镇一线以北的草原地带。北魏正光四年、梁普通四年（５２３年），阿那瓌叛北魏逃往漠北，随后率柔然部众进攻柔玄、怀荒二镇之间，即今乌兰察布市境内。六镇空虚，士兵处于饥饿之中，见大敌入侵，怀荒镇兵民请求镇将打开公仓，发给粮食，以便抗敌。而镇将借口无中央指令，不敢擅自开仓，兵民愤怒，聚众攻杀镇将于景而起义。北魏正光五年、梁普通五年（５２４年）三月，在沃野镇爆发了镇人破六韩拔陵的起义，很快占领了沃野镇，并派部将卫可孤向东进军，攻打怀朔镇和武川镇。四月，高平镇酋长胡琛，自称高平王，起兵响应破六韩拔陵的义军。卫可孤率军很快攻占武川镇，又进攻怀朔镇。北魏派军队前来镇压。结果兵败于五原和白道（呼和浩特市区北蜈蚣坝）。义军随即攻下武川、怀朔诸镇。北魏派李崇为大都督，率领广阳王元渊、抚军将军崔暹再来镇压。结果再次失败，崔暹败于白道北，又迫使李崇与元渊退回平城，至此，六镇尽为义军所占领。其时，东西部敕勒族也加入起义集团，北魏政权束手无策，只好请柔然出兵帮助镇压六镇起义。柔然军队由武川镇向西攻占了沃野镇。破六韩拔陵战败后，南渡黄河，退入鄂尔多斯高原，其余众二十余万义军被北魏广阳王元渊所截获。起义失败后，破六韩拔陵被柔然人所杀。

　　六镇经过柔然的袭击，六镇道路阻断，产业被破坏无余， “六镇荡然，无复蕃捍。”对于投降的二十万六镇兵民，北魏广阳王元渊建议，在恒州以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赈赉，息其乱心。”目的在于集中降众于一处，便于控制、瓦解六镇降民。但北魏政权未敢采纳他的建议，而是将降众主要安置于今河北冀县、定县、河间县。还有一部分处于幽州和恒州（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丰镇市、察右前旗境内）。

　　六镇起义，首先是引发了北魏末年的人民大起义，直接导致了北魏的灭亡。继六镇起义后，陕西、河北、山东等地区相继爆发起义。其中，有柔玄镇（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境内）镇兵杜洛周在北魏正光六年、梁普通六年（５２５年）八月，领导上谷（今北京市延庆县地区）的起义，他建年号“真王”。起义得到河北各地人民的响应，甚至北魏的一些地方戍兵也响应杜络周。九月，北魏命幽州刺史常景和幽州都督元谭讨伐杜洛周。北魏孝昌二年（５２６年）十一月，杜洛周率义军攻陷范阳（今河北省涿县）。北魏孝昌四年（５２８年）正月，杜洛周又攻陷定州、瀛州。二月，葛荣兼并了杜洛周义军，并将杜洛周杀害。

　　在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六镇军人出身的高欢、宇文泰依靠手中所掌握的六镇军人的势力，夺取了北魏的政权，分别建立了北齐、北周。六镇起义又为六镇鲜卑的汉化开辟了道路，从民族融合上来讲，具有重大的意义。具体在今乌兰察布地区表现出胡汉杂糅的文化面貌，使汉人能听懂鲜卑语，同时各民族互相通婚。在西魏、东魏和北齐、北周时期，虽然反汉化潮流一度兴起，但最终到隋唐时期，使大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民族之中了。

阴山古道-第四章　隋唐时期

一、古道路线
隋朝与突厥在战争或交往中，隋朝北方边郡通往大漠南北地区的交通道路，是以北方各边郡及郡治所在地、军事重镇为枢纽。往来漠南东西、北上漠北，南下中原的主要交通路线有：
定襄郡大利城至营州的道路
从定襄郡大利城向东南，经马邑郡境（应走今山西省杀虎口、右玉、左云）至恒安镇（即北齐恒州，今山西省大同市），然后北上，经乙弗泊（北魏时称乞伏泊，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黄旗海），再转东南顺于延水（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后河）北（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和河北省张家口、宣化地区）到幽州（隋朝涿郡治，今北京市西南），再经右北平郡（治所卢龙，今河北省蓟县），出临榆关或卢龙塞（今河北省遵化县东北之长城喜峰口附近一带）至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
恒安南北的道路
从恒安直北（应是沿今大同市至集宁铁路附近地区），经乙弗泊西侧，北上意辛山，进入大漠，穿过大漠地区到独洛水（今蒙古国土拉河），顺河向西至頞根河（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突厥牙帐；往西南，经马邑郡中部地区（今山西省右玉县、左云县一带）至善阳（隋马邑郡治，今山西省朔州市）。
这条道路，是北魏通往漠北的故道。隋朝初，突厥几次从漠北南下，进犯隋边。隋朝在乙弗泊驻军防御。
隋炀帝御道
从榆林（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古城）起，历云中（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境内），溯金河（今大黑河）而上，至启民可汗牙帐（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地区），又向东到达蓟（即涿郡，今北京市）。这条御道长达三千里，宽为百步，是当时最长的御道。
云州至胜州的道路
从云州（大同军，今山西省大同市），经旋鸿池（今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巨宝庄境内）南，过参合陉（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镇多纳苏石匣子沟），到定襄故城（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经振武节度（即单于都护府）西南到榆林关（即东受降古城，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城小皇城古城），达胜州（榆林县，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古城）。
静边军至西京的道路
从静边军（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镇东南一带）南下，经朔州（治善阳，今山西省朔州市）、太原府（今山西省太原市），至西京（即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
静边军至鹈泉的道路
从静边军向西北经单于都护府，向西南至东受降城（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城小皇城古城），再向西北经中受降城（今包头市郊敖陶窑子古城）、天德军（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东南岸陈二壕古城）、西受降城（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库伦补隆古城），至鹈泉（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北部阿波尔海布拉克附近）。这条道路是唐朝阴山南麓东西横向的主要道路，该路又从鹈泉向北至回鹘牙帐（今蒙古国鄂尔浑河西岸哈拉和林古城）这段路史称参天可汗道。
此外，北魏时期连接六镇的道路，在隋唐时期继续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的道路，只是作为一条普通的道路。

二、人口迁徙
５世纪中期突厥进入今乌兰察布地区。突厥是铁勒族的一支，起源于准噶尔盆地以北，西魏废帝元年（５５２年）正月，突厥首领土门出兵攻击柔然，大破柔然于怀荒镇北，柔然可汗阿那瓌兵败自杀，导致柔然国家名存实亡。是年，突厥族建立突厥汗国，其疆域东至辽海，西至西海，南至阴山，北至北海。说明突厥已进入今乌兰察布地区北部。隋朝开皇三年（５８３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其中东突厥在开皇五年（５８５年）后，南度漠南，其统治中心南迁紫河镇（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境内）。至此阴山南北，明长城以北生活着突厥人，也就说明突厥人进入了今整个乌兰察布地区，与原有的已经汉化的鲜卑人和汉族等民族杂居。开皇十九年（５９９年），隋文帝册封东突厥染干（号称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使其变成隋朝直辖的一个自治政府。隋朝仁寿元年（６０１年），隋文帝与启民可汗展开北征，至使漠北九万突厥人南下降隋，都转归于启民可汗帐下。其时包括今乌兰察布地区在内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成了突厥和汉族人民并存、交往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大业五年（６０９年），东突厥启民可汗死后，其子咄吉成为可汗，即始毕可汗。他即位时突厥实力日盛。大业十一年（６１５年），隋炀帝率大军巡塞，被东突厥围困在雁门。这一时期隋朝人民为躲避战乱和赋役，大量汉族人民北上流亡突厥。
唐朝武德元年（６１８年），唐灭隋，唐朝建立之初，东突厥仍然控制着大漠南北，左右着中原政局。并有薛延陀（铁勒的一支）据阴山之北。贞观二年（６２８年），当东突厥汗国走向衰落时，今乌兰察布阴山以北归薛延陀国管辖。贞观四年（６３０年）后，经唐朝大举北伐，东突厥汗国灭亡，并将突厥地区分左右两部来管理。贞观二十年（６４６年），唐灭薛延陀国。永徽元年（６５０年），唐又灭漠北突厥车鼻政权后，使大漠南北全部并入唐朝的版图。永淳元年（６８２年），云中都督府突厥贵族阿史那骨咄纠众反唐，占据黑沙城（今呼和浩特市市区北），建立起后突厥汗国，自立为颉跌利施可汗，建立牙帐于乌德鞬山（即于都斤山，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并以黑沙城为南牙，派遣其弟突利设默啜驻守其地。使管辖今乌兰察布地区的唐朝单于大都护府基本上名存实亡。开元六年（７１８年）后，今乌兰察布南部又重新归属唐朝管辖。天宝四年（７４５年），后突厥汗国被回纥所灭，“其地尽入回纥。”会昌三年（８４３年），回纥的乌介可汗侵逼唐朝振武军（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西北），被唐朝打败，唐朝将其降附的二万余人皆分隶诸道。不久，乌介可汗被部下所杀，这支南迁的回纥人终于破散。
三、交通工具
突厥的畜力交通工具是以马代步，马是突厥人的生产、生活、特别是战争之必须的交通工具。所以史书上说“突厥兴亡，惟以羊马为准。”突厥人自幼学会驾驭马是人生的第一课。所以唐朝人讲“胡儿八岁能骑马。”车也是突厥人的重要交通工具，一般有牛车和马车。
回纥（回鹘）人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和骆驼，乘坐畜力拽拉的车辆也是回纥人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如有“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牛车。在唐穆宗长庆元年（８２１年），“回鹘七百六十人将驼、马及车，相次至黄栌泉迎候（太和）公主。”回纥人还把毡帐搭建在车上，《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毡车，以毡为车屋。”将毡帐建在车上，似乎是从回纥人开始的。毡车的特色是行住合一，十分便利。回纥汗国溃崩后，有很多回纥人乘这种毡车南下。再如唐武宗会昌元年（８４１年），自回鹘归唐的太和公主及其侍从所乘毡车就有数十乘，络绎于道的货运畜力及车辆也很多。唐武宗会昌三年（８４３年），回鹘乌介可汗率众侵逼振武军，麟州刺史石雄受命护振武，他到振武后“登城望回鹘之众寡，其毡车数十乘。”唐德宗建中元年（７８０年），自唐北归的九百回鹘人及九姓胡，就有骆驼、马数千，带缯锦十万匹。唐代宗大历八年（７７３年），回鹘辞归，载赐财物，共用车千余乘。
四、道路运输
回鹘与唐在商业交往中，以马绢贸易持续的时间最久，这在中原和北方民族交通运输史上是空前的。
唐在“安史之乱”以前，最盛时马匹还能自给，唐高宗麟德元年（６６４年）以后，马政渐衰，马匹就不足以完全自给。因此，向突厥、契丹、党项和回鹘等部族购买马匹。“安史之乱”之后，“国马尽没，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皆废。”至此，唐朝廷所需之马就大部分仰赖于北方各游牧部族。自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至回鹘西迁前的八十年间，按平均年购买一、二万匹计算，回鹘向唐朝共销售了上百万匹马。
唐朝时期，马绢比价从来都是根据双方的需要和政治关系而定。唐对回鹘的马绢贸易，唐为借助回鹘骑兵就须维护双方的关系，而回鹘往往也以此要挟。唐就得支付高于正常马价的几倍、几十倍的价格购买马匹，有时回鹘干脆单方面规定，价格最高时达到一马五十匹绢。回鹘从唐所得的丝绸除少数为贵族使用外，大部分被贩运到西方的大食、印度，最后有的又辗转运到了罗马等地。
五、驿传制度
在隋朝时期，每驿设驿长一人，驿夫一人或数十人。驿夫的多少由驿事的繁简而定。一县之驿由县令兼理；一州之驿由州府的兵曹掌管，一道一驿由节度使下设置馆驿巡官四人、判官一人来治理；全国之驿，属于兵部的驾部郎中员外郎主管。唐袭隋制，与隋朝相同。因官方设置驿站，目的为传递军事消息，所以在管理上隶属兵部。唐朝时期的驿，大体上也是三十里一处，兼具汉朝时期邮和驿两种性质，但驿更具有馆舍的性质，所以也通称馆驿。在驿站中停留住宿，根据官位的高低，待遇有所区别，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必须实行礼让。唐朝时全国共有陆路驿所（站）一千三百处。每驿有马八匹至七十五匹不等，每道的驿站又分为六等。还有传马，速度较驿马慢，还备有驿驴，供没有急务者骑乘。
唐朝的法律对驿使有严格的规定：
１、驿使发遣时，给予符券。在驿使执行任务的往返途中都要随身携带这种纸制符券，由中央各部门负责发授给本部派遣的使者。驿使在一定限期之内可乘用驿马。凡未有符券而乘用驿马者，处徒刑一年；耽误期限者，误一日杖八十，误二日加一等。如遇军情紧急而延误者，刑加三等，严重的可处绞罪。驿使不得无故让别人寄送书信，违者处徒刑一年。
２、驿使传递书信，没有按照书信上的地址和署名送到而误投他处者，按照被耽误的时间长短论罪；若属题署有误，处罚原文件题署者；驿使私自增加所乘马匹数量者，要给予处罚，只增加一匹者，处徒刑一年。另外每再增加一匹则加刑一等。
３、驿使乘驿马，必须按照一定的路线前进，有意绕路而走枉道者，枉者一里杖一百，三里加一等。超过了应达到的地点者罪加一等。经过驿站而不换马者，杖八十。乘驿马者只能携带自己的行李物品，行李指随身穿换的衣服和被褥，物品只限弓刀之类防身武器。除此外，超过规定的物品每超重一斤杖六十，十斤加一等；但这种处罚最重者不超过徒刑一年。
４、只有驿使才能在驿站内住宿，不是驿使者或不应进入驿馆而进入者一律笞四十。但凡是五品以上的职官和二品以上的散官，以及封爵在国公以上者，无论公事私事都可以在驿中住宿。地处偏僻而又无村官司投宿的驿，允许九品以上的职官，五品以上的散官及一切爵位者在驿中止宿，不过上述官员一律不给予驿中免费之待遇。如果依权势接受了供给，根据接受的多少给予杖一百的处罚，直至以盗论处。
从以上规定来看，唐朝的驿馆（站）完全具有行政和军事的性质，只是对达官贵族有便利旅行之作用，一般老百姓出行，则必须住宿在沿途的私人旅舍之中。因驿中马匹只免费传供驿使乘骑，也只对驿者免费食宿，其他一切住宿官员均需向驿馆交纳费用，所以交通要道上旅客较多的驿馆（站），是当地政府财政收入颇丰的机构，驿站中有专职人员记录收支帐目。
六、沿途城镇
因在隋唐时期，今乌兰察布地区为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占据，境内的城镇绝少，仅发现黑榆林古城和元山子古城。
黑榆林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店子镇境内，是唐朝于开元六年（７１８年）后设置的，为养马屯戍而建筑的一座古城，屯戍地在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店子镇白家营村境内。后被回纥所据。
元山子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大滩乡元山村西１公里，为北魏时期古城，隋唐时期延用。
七、古道寻踪
高熲激战阴山南北
高熲（？—６０７年），隋朝时渤海蓨（今河北省景县南）人，一名敏，字昭玄。北周末，受隋文帝杨坚罗致，为相府司录。隋建立后，任尚书左仆射，执掌朝政。他先后推荐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人为相。开皇五年（５８５年），请颁布输籍法。灭陈时，杨广（隋炀帝）为元帅，他任元帅长史，主持军事。隋炀帝即位后，他任太常卿。大业三年（６０７年），因议论朝政，被人告发而被杀。
开皇十九年（５９９年）年初，突厥内部因内讧造成突利可汗被迫归附隋朝的事件。突利可汗入朝后，隋文帝册立他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简称启民可汗。并在朔州筑大利城（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安置启民可汗及随他南迁的万余部众，并将宗女义城公主许配与他。由于突厥都蓝与达头可汗不断侵扰，隋文帝又将启民可汗及其部众迁至河南（今鄂尔多斯市境内）驻牧。并为他修筑了金河（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哈拉板申古城）、定襄（今山西省大同市南）二座城池，供其居住。启民可汗的政权是在隋朝扶持下建立起的一个政权。
同年四月，突厥的都蓝与达头可汗再次犯塞。隋文帝下诏，以尚书左仆射高熲出朔州道，右仆射杨素出灵州道，上柱国燕荣出幽州道三路北击突厥。其中中路军在高熲的率领下激战于今乌兰察布阴山南北地区。他率军出朔州道后，令部下上柱国赵仲卿率兵三千名为先锋至族蠡山（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双古城境内雷霹山），与突厥主力遭遇，结果交战七天，大破突厥军队；赵仲卿又率军返奔至乞伏泊（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黄旗海）一带，又一次击败突厥军队。突厥被激怒，突厥合兵而至，大举进攻。赵仲卿只好列成方阵，四面拒战，坚持大战五天。高熲率军亦至其地，双方展开激烈的战争，再次击败突厥的军队。高熲率部一直追击突厥部队至白道（今呼和浩特市区北），然后，这支军队又越过秦山（今大青山），北出今四子王旗北二百里而还。高熲率部在今乌兰察布地区阴山南北与突厥的作战，消灭了突厥的有生力量。其他两路亦取得胜利。这一战争有力地保护了南下的启民可汗的驻牧地，为隋朝对突厥的全力反击奠定了基础。在仁寿元年（６０１年），终于取得了北击突厥的胜利。并将启民可汗的牙帐安置于碛口（应在今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史称“自是突厥远遁，碛南无虏庭。”
大业三年（６０７年），启民可汗完全归附了隋朝，他的政权转变为隋朝中央政府的一个直辖的自治政府。使今乌兰察布地区等地的漠南成为启民可汗的驻牧区，又是隋朝的行政辖区。这一成果的取得，与高熲主持军事和激战阴山南北是分不开的。然而这位为稳定隋朝边疆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也就在这一年，因议论朝政而被杀害。据《隋书》卷四十一《高熲传》载：“及其被诛，天下莫不伤惜，至今称冤不已。”

隋炀帝的北巡
 隋炀帝（５６９—６１８年）即杨广，大业元年（６０５年）到大业十四年（６１８年）在位。他在位其间，兴修了大运河。大业三年（６０７年）和大业四年（６０８年）他两次派朱宽到流求（今台湾）。６０９（大业五年）隋朝打败吐谷浑，分其地为四郡。大业六年（６１０年）他派韦节、杜行满等人出使西域。同年隋设伊吾郡，后又设置西域校尉，代表中央政权行使管辖权。此外，他还营建东都洛阳，修长城，开辟驰道和御道。大业八—十年（６１２—６１４年）三次发动进攻高丽的战争，都遭失败。隋炀帝穷奢极欲，滥用民力，内则大兴土木，外则穷兵黩武，徭役兵役繁重，于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朝土崩瓦解。大业十四年（６１８年），他在江都（今扬州）被宇文化及等缢死。
 他在今乌兰察布境内主要活动有：大业三年（６０７年），杨广为巡游北方，修筑了从榆林（郡治在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古城）北境，至突厥启民可汗牙帐（在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地区），然后向东到达涿郡（今河北省涿州）的蓟县，开广百步，长三千里的御道。这一工程十分浩大，使突厥启民可汗率国人“举国就役而开御道。”开创了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整修道路的先河，以供杨广巡游。
 大业三年（６０７年）四月，杨广开始到北方边境连谷准备北巡，这次北巡，除了游玩之外，还有向边境耀兵的目的。因为当时突厥启民可汗势力强盛，引起了高熲、贺若弼、段文振等大臣的忧虑。隋炀帝为了探视虚实，便先派长孙晟至启民可汗牙帐。长孙晟发现“所部诸国，奚、霫、室韦等种落数十酋长，”都会于启民可汗牙帐，慕敬有加，这使隋朝朝廷的威仪似遭轻视，于是更坚定了隋炀帝出塞巡视的计划。
 隋炀帝出巡时带“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隋炀帝在榆林郡北方城楼，眺望渔民捕鱼景色，大宴文武百官，并与太府卿元寿，前来行宫朝见的定襄（治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辖今乌兰察布市西部地区）太守周法尚等，商讨皇帝巡游队伍前进的方式。元寿主张按汉武帝元封元年形式：“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锣鼓相闻，首尾相属，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追求巡游时盛大景观。周法尚认为不妥，主张“结为方阵，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属并在其内；若有变起，所当之面，即令抗拒，内引奇兵，出外奋击，车为壁垒，重设钩阵，此与据城，理亦何异！若战而捷，抽骑追奔，万一不捷，屯营自守，臣谓此万全之策也。”讲究巡游的安全。隋炀帝采纳了周法尚的意见，准备出塞巡游，事先派武卫将军长孙晟打前站作准备。塞外突厥国启民可汗只得亲自率各部首领，按长孙晟之令：“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自洒扫，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在榆林时，隋炀帝向突厥炫耀皇威，又出奇招，命宇文恺制造一顶可容纳数千人的巨大篷帐。七月七日在榆林城东张开。隋炀帝御驾亲临，仪仗豪华，警卫森严，宴请突厥启民可汗及其部众，表演各种歌舞及特技，宾客们大为惊骇欢乐，争着奉献牛、羊、马、骆驼等数千万头。
 八月六日，隋炀帝巡游队伍从榆林出发，经过云中（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逆金河（今大黑河）而上。据《资治通鉴》记载，这个庞大的巡游队伍，不仅有保护隋炀帝等安全的军队５０余万人，战马１０万匹，旌旗遍野，辎重千里不断，而且还带着宇文恺等制造的既可以观赏风景，又可以移动的“观风行殿”和“行城”。这种“观风行殿”既能拆开，又能组合。行殿上可容纳侍卫人员数百人；下边安装有轮轴，由人力推动，无论前进后退或改变方向，运转非常灵活方便。行城为可移动的城堡，周长二千步，用布包木板作城墙，上绘彩图，城楼和瞭望台一应俱全。浩浩荡荡地向启民可汗牙帐（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地区）行进。历经四天来到启民可汗的牙帐，隋炀帝高兴地接受了启民可汗及突厥大小贵族的献礼和参拜，在宴会上，隋炀帝即席赋诗一首：“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焉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韝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隋炀帝还赐与了启民可汗、贵族等礼物。皇后对嫁与启民可汗的义成公主进行了看望。返回路线是南下隋长城，“经定襄，入楼烦，次太原。”第二年大业四年（６０８年）三月，又出巡了五原郡（今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隋炀帝的出巡原本是享乐，出塞耀兵，威慑北藩，以安定边疆，从而集中兵力，出兵辽东。但客观上密切了包括今乌兰察布地区在内的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关系，推动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大业十一年（６１５年）八月，隋炀帝第三次北巡，行至雁门，被始毕可汗（启民可汗之子）大军包围近一个月才得以解围。此次雁门之围发生于夏秋之际，此时突厥的牙帐正在今辉腾锡勒。因此，始毕可汗的大规模用兵是在今辉腾锡勒集结后，顺阴山道南下直抵雁门的，证明了今辉腾锡勒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雁门之围”标志着隋朝的全面衰落，而突厥以内蒙古地区为根据地，开始涉足隋末北方政治的角逐，操纵中原的政局了。

马绢交易阴山道
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将安西、北庭、河西的精兵东调，于是，吐蕃乘机占据塔里木盆地和河西陇右地区，传统的丝绸之路阻断，导致商道北迁今乌兰察布、呼和浩特等内蒙古草原南部，即内蒙古地区通向中亚乃至欧洲地区，而这条道路为回纥汗国所控制，商业活动极为活跃。今乌兰察布地区也就成了东西方贸易的必经之路和商品的集散地区，回纥汗国也就成了东西方贸易的中介。回纥向唐朝输出马、牛、羊等畜牧产品为大宗，唐朝则向回纥输出绸绢、茶叶及金银器具等手工业品。因此历史上把唐朝与回纥的贸易称为马绢贸易或马茶贸易。这种贸易主要靠互市的形式进行，而且多为官方，辅之以民间。唐朝输入大量马匹是用于军需。因经安史之乱唐朝的马政事业受到极大的破坏，急需从回纥补充大量战马。也有用于生产的，但相对而言要少一些。回纥输入绢、茶与金银器具等，除自己消费外，大部分转手销售给周边民族，如契丹、室韦等地区，以及中西亚与欧洲地区。从中盈利，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贸易活动。唐朝与回纥的马绢贸易必经之路主要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特别是今辉腾锡勒地区是回纥的主要养马繁殖之地。而双方交易过程中，也必走今乌兰察布、呼和浩特等地区，即所谓的阴山道。这种马绢贸易最初大多是由回纥人委任来自中亚善于经商的九姓胡人来进行的，后来也有部分回纥人放弃游牧业，进行商业动。据史书记载回纥“岁送马十万匹”，“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而且时间持续了八十余年。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时间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后来，马绢贸易成为唐朝的一大负担。以至于双方都以次货、假货充数。正如当时大诗人白居易在《新乐府·阴山道》中描写的那样：
“阴山道，阴山道，纥逻敦肥水泉好。
每至戎人送马时，道旁千里无纤草。
草尽泉枯马病羸，飞龙但印骨与皮。
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
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
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
藕丝蛛网三丈余，回纥诉称无用处。……”
这是唐朝与回纥后期贸易中，相互欺骗的真实写照。
与白居易同一时期的唐朝大诗人元稹亦在其《新乐府·阴山道》中咏道：
“年年买马阴山道，马死阴山帛空耗。
元和天子念女工，内出金银代酬犒。
臣有一言昧死进，死生甘分答恩焘。
费财为马不独生，耗帛伤工有他盗。
臣闻平时七十万匹马，关中不省闻嘶噪。
四十八临选龙媒，时贡天庭付良造。
如今坰野十无一，尽在飞龙相践暴。
万束刍茭供旦暮，千钟菽粟长牵漕。
屯军郡国百余镇，缣缃岁奉春冬劳。……”
而元稹所描述的是在元和二年（８０７年），以金银酬回纥马价，元稹言其危害更胜于从前。

李克用杀段文楚等于斗鸡台
李克用（８５６—９０８年），唐朝沙陀部人，别号李鸦儿。一目失明，又号独眼龙。曾杀大同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后为唐军所败，与其父朱邪赤心逃入鞑靼。黄巢率农民起义军攻克长安后，代北的起义军派陈景思召他为代州刺史，率沙陀兵镇压黄巢的农民起义军。他攻破长安，被任为河东节度使。此后，割据跋扈，一度进犯京师，纵火大掠。后进封为晋王。长期与朱温交战。其子李存勗建立后唐，他被尊为太祖。
据《旧五代史》卷二十五《武皇纪上》记载：“乾符三年（８７６年），（唐朝）朝廷以段文楚为代北水陆发运、云州防御使。时岁荐饥，文楚稍削军食，诸军咸怨。武皇（李克用）为云中防边督将，部下争诉以军食不充，边校程怀素、王行审、盖寓、李存璋、薛铁山、康君立等，即拥武皇入云州，众且万人，营于斗鸡台，城中械文楚出，以应于外。诸将列状以闻，请授武皇旄钺，朝廷不允，征诸道兵以讨之。”而《旧唐书》卷十九《懿宗纪》则记为咸通十三年（８７２年）十二月，“李国昌小儿李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新唐书》卷九《僖宗纪》则记为乾符五年（８７８年）“二月癸酉，云中守捉使李克用杀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己卯，克用寇遮虏军。”
从上述史藉可见李克用在唐末任云中防边督将或防御留后，其后又为云中守捉。而云中（今大同市）守捉镇守的辖区北境，大致约今岱海以东以南的今丰镇、凉城地区。斗鸡台据《丰镇县志书》卷二记载在岐王山（今丰镇市四城洼望城坡下），距今山西省大同市２０公里。在斗鸡台兵变之中，李克用杀死唐朝大同防御使段文楚等５人于斗鸡台下。有些历史学者认为斗鸡台在今大同市东城外，但父老相传的斗鸡台遗迹在今丰镇市境内犹存。《丰镇市志》总纂王福堂先生实地考察该地，他认为李克用杀段文楚等人就发生在今丰镇市四城洼境内。在发生的时间上，三部史籍记叙不一致，笔者认为以《旧五代史》为是。因李克用万余兵众聚集，为防备段文楚发觉，所以笔者亦认为斗鸡台应在丰镇市四城洼望城坡下，而不可能在今大同市东城外。总之，唐末李克用起兵于今丰镇市境内是毫元疑问。通过斗鸡台兵变事件，提高了李克用在军中的威望，虽然失败后逃亡鞑靼，但当黄巢农民起义军攻克长安时，陈景思还是慕斗鸡台事件之名，而起用了他。这一事件为其子李存勗建立后唐奠定了基础。

包头境内的六条阴山古道

一、阴山古道很重要

阴山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河套-土默川平原与内蒙古草原之间，西起狼山，中段为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东段为大马群山等七座山，长达1200多公里。其山南高耸险峻，山北叠嶂舒缓，南北通行不易。天然形成的阴山峡谷成为过往阴山的重要通道。

自古以来，阴山即为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自然分界线。受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在阴山南北互争生存领域，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特别是秦汉以来，南北两种生产方式的所有者不断接触联系，这种联系既有战争方式，也有和平时期的贸易方式。阴山成为双方联系过程中必须跨越的一个地理标志。

因此，连接阴山南北的交通线路，在历史上具有重要作用。两千多年来，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以阴山山脉为锋线交会、碰撞、融合。两大文化板块的碰撞，为农耕文明输入了浩荡之气，为草原文明融入了灵秀之魂，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

二、历史上最重要三条阴山古道

历史上过往阴山主要有三条主要大通道，一是现在从呼和浩特市区通往武川县的蜈蚣坝，也称汪古坝，古称白道、单于道等；二是现在包头市区通往固阳县的昆都沟谷道，古称中道、稒阳道、呼延道等；三是为从狼山口、哈隆格乃山口通向漠北的西道，或称朔漠古道。

东道，亦称单于道。位于呼和浩特市北大青山。最早见于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芒干水又西南，迳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萦带长城，背山面泽，谓之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谓之白道岭。”北魏初年，由于白道位于盛乐、平城与蒙古高原之间，交通取其便捷，故尔逐渐兴盛。元代，阴山一带为汪古部驻地。后来的史籍中多称白道岭为翁滚坝或翁衮坝，口语相传，遂演绎成今天的蜈蚣坝。但此道需翻越阴山，山势高耸，山路陡险，雨季和冬季运输殊为不易。

中道，亦称稒阳道。即昆都仑沟谷古道，地处阴山中段，是阴山山脉两座重要山脉，乌拉山和大青山的界谷，地势较为平坦，便于车马通行，是穿越阴山的交通要道，在阴山古道中居于最为重要的位置。但这条古道也是原黄河北线故道，受季节性影响较大。

西道，亦称朔漠道。位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西北狼山西南段之哈隆格乃峡谷。山南峡口西侧有汉代鸡鹿塞。西汉时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朝拜汉天子，返回塞外时，走的就是这条古道。东汉永和元年（136年），车骑将军窦宪率兵出鸡鹿塞，与另两路大军会于涿邪山，在稽落山大败北匈奴。但西道位于黄河频繁改道区域，道路泥泞，加之阴山西段各谷狼山口、哈隆格乃山口狭窄，道路稳定性较差，大规模运输并不适宜。

三、包头境内的六条阴山古道

包头地区纵跨阴山中段南北，山南黄河东西过境，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农业开发较早；山北戈壁草原地貌，间有盆地湖泊，水草丰美，以牧业经济为主。由于所处地理位置极为敏感，包头地区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是两大文化板块争锋和融合最为激烈，最为繁忙的区域，也是两种文化交会的典型区域，在这一区域有六条历史古道横亘青山，贯通南北，有的乃兵家必涉之地，有的亦为通商之道，为历史的进程和文化的融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六条古道由东向西分别是：美岱沟古道、五当沟古道、色拉淖大坝、本坝沟古道、昆都仑沟古道、哈德门沟古道。

1、美岱沟古道。美岱沟源于沟口南座落着著名的明代历史古城美岱召而得名。上游称哈隆贵（一名黑隆贵）沟，中游称克力沟、大东沟。发源于固阳县银号镇长发城村西南山顶，主沟长 97.6 公里。该沟山高坡陡，山南沟口位于美岱召镇大脑包村北 1 公里处，入沟北行 15 公里，沟分三岔，一走向正北，一走向东北，一走向西北，皆可通往后山。东北向岔沟与西白石头沟相通，转道克力沟出口。

美岱沟，是一条溪流潺潺、峰回路转、景色壮美的沟谷，也是重要的历史古道之一。在沟谷有多处古代遗址，留下多处开凿道路的遗迹，从遗存陶片可以考证，古道开始于汉代、或者更早年间。

美岱沟是明清时期土默特部与山北草原联系的主要通道之一。沟谷有一处被村民称作“王墓”的古代墓葬群，工程较大。当地人对此处说法很多，有的说是“王墓”墓园，有的说是明代古城。从这条古道向北经德胜沟，过色儿腾山达怀朔古城，继续向北达奥伦苏木古城，并入其他草原大道。明代阿拉坦汗避暑草原敖伦苏木古城就是经此道北上的。

清代，于该沟口设有克勒沟卡伦。在其上游固阳县境内有村落名后脑包，据村中关帝庙碑文记载，该村建于嘉庆三年（1798年），道光二年（1822年）修庙时，捐款布施的商号就有一百多家，可知这条沟谷也是清代的主要商道。

（美岱沟古道）

2、五当沟古道。

五当沟沟谷南北穿越石拐区老城区。五当沟水北自明安川流入大青山，主要流经石拐区，南至东河区沙尔沁镇，全长近90公里，流域面积近1000平方公里。

五当沟古道是沟通阴山南北的重要通道，其地位堪与昆都仑沟谷古道相并论。考古专家在沟谷调查时，发现汉代烽燧6座、障城3座、当路塞墙体2段、遗址1处。沟南口有重要的汉五原郡军事机关东部都尉治稒阳县城，北口有两座障城及三岔口障城和下城湾障城。显然，这条沟谷在汉代是重要的军事要冲。

五当沟谷从发现的遗址和军防设施遗存分析，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汉代以及清代都是一条重要的沟谷。在这条古道上，新石器时期阿善遗址的先民由此进入固阳和达茂草原繁衍生息。战国和秦汉时期这条谷道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交融和纷争的重要渠道。到了清代，这里成为修建五当召运送物资的重要通道，同时由于五当召的建成和煤炭等矿产开发这条古道更加繁忙，直至现在依然是包头市链接南北的大通道。

3、色拉淖大坝。据口述资料推测，这条过阴山的通道大约修建于1900年前后。由于清道光年间修建的奔坝商道在光绪年间被山洪冲毁，于是，包头、固阳的商号集资修筑这条翻越什拉淖大坝的包固公路。它也是现在包固公路的前身。该道曾数次重修。1952年，将山南坡道改为盘山道，上世纪七十年代，铺设沥青路面，遂畅行无阻。

4、奔坝沟古道。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至二十六年（1846年）修建，全长60公里。清康乾时期，包头地区旅蒙商号盛行，将汉地粮食、杂货贩运至蒙古地区，换取当地皮毛、牲畜等，俗称蒙古行。到道光年间，包头地区商业愈加兴盛，商会前身“大行”应运而生。

（本坝沟修修道的石碑）

为使往返经商交通便利，由包头商人曹凤翔等倡议，包镇大行牵头，包头、固阳商号集资修建从包头东河区（包头镇）至固阳县商道。该道从今包头市青山区二相公窑子村顺沟北上，经奔坝沟、贵西沟，开辟南老爷庙岭，进入固阳县境，向北进入茂明安旗和达尔罕旗。

该道前后利用近六十年，方便阴山南北客商。什拉淖大坝包固公路通行后荒废。该道山顶曾建有一座关公小庙，竖两块记述有关修路事情的石碑，小庙墙体尚存，石碑完好。

（本坝沟古道石板上车痕迹）

5、哈德门沟古道。哈德门沟又称哈达玛尔沟，发源于乌拉山的大桦背，主沟长约15.6公里。其南口位于包头市西侧，北口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境内。乌拉特三公旗于顺治五年（1648年）被清政府安置于阴山西段，三旗札萨克同驻铁柱谷，蒙名哈达玛尔，即哈德门。

清康熙年间，将蒙古地区到京城的五条贡道改为驿站，其中，杀虎口驿路经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乌拉特三公旗。哈德门沟古道成为从归化城到乌拉特三公旗驻地的必经之路，这也是横穿包头地区的主要道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杀虎口驿路向北延伸，与阿尔泰军台道联接，更显哈德门沟古道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

（哈德门古道南口古城）

清光绪年间，包头地区驼运商路繁华，其北路通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德门沟乃必经之路；西路至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主要有三条干线，中间一条通道即穿哈德门沟，经大佘太，过西山嘴，汇于五原大车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修建哈石公路，即从110国道向北进入哈德门沟，终点至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石哈河镇。

6 昆都仑沟谷古道

昆都仑沟谷古道，位于昆都仑区西北。由于地处阴山中段，历史上亦称“中道”。昆都仑沟谷是阴山山脉两座重要山脉乌拉山和大青山的界谷，地势较为平坦，便于车马通行，是穿横穿阴山最理想的交通坦途，在阴山古道中居于最为重要的位置，远在先秦时已经开辟和形成谷道。各历史时期史书均有对此道的记载，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作用不同，古道名称也有不同。

（古道障城内汉代云纹瓦当）

昆都仑沟谷古道的历史遗存：

昆都仑河谷古代也称石门水。穿行石门河谷，必经石门和石门障，古代石门处于昆都仑河谷要道的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石门障是古代把守石门古道的关隘。因此，战国以来在昆都仑古道修建了众多的军事设施。南口有障城2座，中段有障城1座、北口有障城一座，还有沿沟谷数座烽燧、当路塞一段。

昆都仑沟谷的5座汉代障城，由南向北依次是：

昆都仑召障城。位于昆都仑沟口西岸高地上，包白铁路自东通过，南距昆都仑召约一公里，东隔昆都仑沟与边墙壕障城相望，二城相距0.5 公里，障城北墙长 82 米，北墙即赵长城，南墙及东西墙南端被毁，东墙残长 40 米。城内文化层厚约 0.5 米，城内遗物较少，有绳纹板瓦，简瓦，陶片等。这段文字是2000年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境内的战国秦汉长城与古城》的记载，现在这座古城已被一个汽车驾校占据，古城已不复存在。

（昆都仑沟口西侧赵长城）

边墙壕障城。在110国道去往固阳的路口处，昆河大桥自城西南通过。城址北墙依赵北长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70米，南北长150米，土墙夯筑，基宽8米，顶宽3米，残高3.5米。城内文化层厚约2米，地表散布建筑砖瓦和生活用陶制器皿残片。为战国时所建，汉代、北魏沿用。

石门障障城。昆都仑河谷古代也称石门水。穿行石门河谷，必经石门和石门障，古代石门处于昆都仑河谷要道的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石门障是古代把守石门古道的关隘。位于昆都仑沟南口2.5公里处河谷中间的一座小山上。登上山顶四望，南坡舒缓，北坡陡峭垂直，西边包白铁路和石门景区公路穿行而过，东侧河谷平坦，河水流淌。南北遥望昆都仑河谷尽收眼底。障城修筑在这座山的南坡上，城墙周长约300多米，土夯城墙和烽火台依稀犹在，细心还可捡拾到古代箭矢，城内残存大量大型动物骨和灰烬。足以说明古代这里人员往来之频繁和密集。古城北侧为石门水库修建坝体处，两山对峙间，数十米高气势宏伟的水库大坝横跨两山之间。

（五当沟古道九龙崖壁）

沙坡子古城。位于沟谷中段沙坡子村北山坡上，地势险要，昆都仑河谷从左侧蜿蜒而过。本是一块固沙林地，但被新旧坟地分割占据。坡上砖瓦残片等文化遗存密集，城墙断断续续，不太明晰。这里属于昆都仑水库湖面的上游，四面环山，树荫浓密，溪流潺潺，芦苇茂盛簇拥，百鸟啾啾，吸引着众多垂钓者。这里也是包头市民这几年新发现的一个休闲好去处，进入夏季游人熙攘不绝。

缸房梁古城。在昆都仑河谷最北端。位于昆都仑沟北口西侧明安镇南2公里处缸房梁村，现在该村已废弃只剩了断壁残垣。古城地处三岔路口，西北是昆都仑河谷古道的一部分，本地人俗称套路壕，昆都仑河从城东侧由北向南穿行而过。古城把守着昆都仑古道的北入口，扼制了从西和北南下的通道，是守卫古道的最佳位置。城墙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300米。古城遗址散落着各种砖瓦残片和实用陶器的碎片，还有直径18厘米的大型云纹瓦当，也有少量辽金元和民国的瓷片。从这些地表的遗存可以看出，这座古城，曾经有过大型建筑，而且居住人口较多，有多个朝代在这里建镇。

唐代当路塞。位于包固公路昆都仑沟一号隧道顶部山坡上，呈西南东北走向，为石块垒砌，长约1公里，残高约1米，宽约3米。对于这段古代建筑，由于缺乏考古证据，有多种观点，有认为是一段战国赵北长城，有认为是汉代“当路塞”，我分析应为一段唐代“当路塞”。

“当路塞”是指修建于山谷中的用于阻断敌人进攻的短墙或城障等军事设施，司马迁称之为“当路塞”。《汉书·匈奴列传》:“自是之后， 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於边，不可胜数。” 颜师古注:“塞之当行道处者。”《索隐》引苏林语，称“当路塞”是“直当道之塞”，即直接遮挡道路的城塞。包头市境内已发现有三段“当路塞”，一是固阳县明灯山上，二是在昆都仑沟口山梁上，三是在石拐区五当沟东侧山梁上。从这三段“当路塞”位置来看都是修建在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上。明灯山“当路塞”阻挡武川至固阳古道东西通行；五当沟东侧山梁“当路塞”守护五当沟古道南北通行。

昆都仑沟“当路塞”阻挡过阴山南北通行。唐景龙二年（708年），朔方总管张仁愿在黄河北岸筑三座受降城，以御侵扰，中受降城即建于包头市境内。“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新唐书·志第三三下》）。唐代昆都仑沟谷称呼延谷，沟南口的这段石砌墙体应为史书记载的“呼延栅”。至于北口的“归唐栅”在何处，更为复杂，需要专门文章论述。

昆都仑沟谷古道在不同历史期的名称及其作用

秦直道之最北段。对于秦直道《史记》有2处记载，一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二是《史记.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九原，为秦九原郡，治今包头市麻池古城。现在学者普遍认为，“道九原”或“自九原”修直道，即从麻池古城起始抵西安咸阳。但这里的“道”应解释为“经过”，理解为经过九原；既是自从九原，也应该从九原郡的某个端点开始。那么。秦直道起始点应该在哪里呢？必须与秦长城相关联，长城可阻匈奴长趋南下，直道则助秦兵直抵阴山，长城与直道成为秦防守匈奴南下的坚弓与长箭，才能使直道真正发挥“运兵高速公路”的作用。因此，秦直道的起始端点应该在固阳秦长城的某一处，由此，秦直道必须经过昆都仑沟谷，成为秦直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匈奴与秦攻守的必争之地。

稒阳道。昆都仑沟古道在汉至北魏时期称为稒阳道，又称中道。稒阳道因西汉在五原郡置稒阳县而得名。汉武帝时，汉朝在阴山河套一带设郡置县，建亭列障，形成坚固的阴山防线。元朔二年（前127年），西汉在今包头地区置五原郡，领县十六，设东部都尉、中部都尉、西部都尉。其中，稒阳县为中部都尉治所。《汉书》载：“稒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石门障位于今昆都仑沟谷。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亲巡北边，“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汉书·帝纪第六》）西汉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武帝“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汉书·帝纪第六》），晋灼注曰：“《地理志》从五原棝阳县北出石门鄣即得所筑城。”西汉时期对昆都仑沟谷沿途的一系列军事部署，充分说明这条古道在当时的军事价值。

东汉甘露二年（前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请朝汉天子，宣帝允之。甘露三年（前51年），单于自请留居漠南光禄塞下，遇有紧急，可协助汉朝。此后，他又两次朝见汉天子。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朝见汉天子时自请为婿，汉元帝将宫女王昭君嫁于他。单于高兴之余，上书表示愿意永保塞上边境。此后几十年，阴山南北无战事，稒阳道成为汉匈和平相处的见证。

北魏时期，史书多将“稒阳”记为“棝阳”。北魏登国六年（391年），道武帝拓跋珪袭五原，打败铁弗匈奴刘卫辰之子直力鞮，在棝阳塞北树碑记功。登国九年（394年），道武帝拓跋珪派东平公拓跋仪“督屯田于河北，自五原至棝阳塞外，分农稼，大得人心”。（《魏书·列传第三》）这是北魏在河套地区屯田的重要记录，为后来六镇建立和运转奠定了坚实的后勤保障。为防范柔然、安置敕勒等降部，北魏在阴山一线设立军镇，并辅以长城防线。包头市固阳县境内的城圐圙古城遗址为北魏六镇之首怀朔镇旧址。六镇初设，怀朔镇将多为北魏皇族子弟，北魏皇帝也多次亲巡六镇。怀朔镇位于阴山支脉色尔腾山北边，地处漠南交通要冲，愈加突显稒阳道之重要。此后，稒阳道又成为北魏多次发兵征讨柔然的往来之途。

昭君出塞之道。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朝见汉天子时自请为婿，汉元帝将宫女王昭君嫁于他。单于高兴之余，上书表示愿意永保塞上边境。此后几十年，阴山南北无战事，稒阳道成为汉匈和平相处的见证。研究认为，昭君出塞所经的路线是：从长安走秦直道、从现达拉特旗昭君古渡渡过黄河、从昆都仑古道穿越阴山、穿过色腾山、走前旗小佘太镇、继续西北行，过鸡鹿塞北上到达漠南匈奴王庭。

（留有众多动物骨的石门障城）

参天可汗道。漠北诸部首领自称为“可汗”，尊李世民为天下“可汗”。参天可汗道为众部参拜唐朝皇帝即“天可汗”所修之道。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大将李靖在阴山大破突厥，“西北君长请上号为天‘可汗’”。（《新唐书·本纪第二》）贞观二十年（646年），大将李世勣大败薛延陀，漠北铁勒诸部降服。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以铁勒回纥等十三部内附，置六都督府、七州……於是回纥等请於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后来，唐朝在漠南设置了单于大都护府，在漠北设置了安北大都护府。参天可汗道经昆都仑沟穿越阴山，也是长安与漠南、漠北的重要通道。

回鹘道（呼延道）。唐景龙二年（708年），朔方总管张仁愿在黄河北岸筑三座受降城，以御侵扰，中受降城即建于包头市境内。其时，唐王朝又建立了七个边境贸易口岸，开展边境贸易“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新唐书》卷四三下）。“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新唐书·志第三三下》）。呼延谷，即昆都仑河谷；车道，即可通行车马的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是大道。

（沙坡子古城遗址）

回鹘原是穿皮毛、食牛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所以与唐王朝以马易绢。回鹘道与古代的草原丝路方位大致相似。回鹘人利用这一良机，把自己占据的地方变成了一个“自由贸易港”。把从唐王朝得到的大量丝绸通过西方商人运往欧洲，又把他们带来的货物发往中原。史学家们计算，回鹘控制草原丝路达80年之久，向唐王朝倾销了三百万匹马，换回了两千万匹丝绸，不仅刺激了养马业的快速增长，也促使回鹘从游牧业向定居经商方面发展。

旅蒙商道。清初，包头境内阴山以北为土默特、茂明安、达尔罕、乌拉特三公旗等蒙古部落驻牧地。清朝为加强对蒙古各部统治，将阴山北麓草场逐步放垦，实行“旗厅共存，蒙汉分治”政策。随着旅蒙商业的兴盛，昆都仑沟成为山北蒙旗与山南联系的主要通道之一。此时，古道沿途已经有汉人聚居村落。特别是一些大的旅蒙商号在山北地区通过与蒙旗王公贵族协商，以私垦形式占有大量土地，留下很多以商号命名的村落，如同兴公、广义魁、公胜西、永和公等。清光绪年间，绥远将军贻谷在阴山一带放垦，加快了山北地区农业化进程，也加强了与山南的联系。进入民国以后，汽车开始出现，昆都仑沟以东的各条沟谷和山坝均难以通行，这条古道成为包头通往山北的汽车大道。1928年，中瑞联合科学考察团到内蒙古进行学术考察，。科考团由此道进入固阳、茂明安旗，先后发现了敖伦苏木古城、城圐圙古城、秦汉长城和白云鄂博铁矿。

作者简介： 方金良 长期专注于阴山以及包头地方历史文化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究，利用工作之余，遍访包头以及周边的自然景观和长城、古城和古道，编辑创作出版了《导游包头》《旅游包头》《解说包头》《老方带你游包头》、《古墙、古城、古道》、《惶恐与感悟》、《九峰山》《阴山寻踪——包头历史的辉煌》等多部著作，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充分了解包头历史地域文化的窗口。

阴山古道（经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道路）

一、古道线路

蒙古汗国时期经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道路

三河源头经天山至中都的道路 从三河源头向西南，经汪吉河流域（今蒙古国翁金河流域）平川之地，进入沙漠 （应是今大青山以北沙漠地区）入金朝境内汪古部地区，在天山（金净州天山县，今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吉生太镇城卜子村）向东南过大水泺（今乌兰察布市商都县或兴 和县大盐泺），经丰利、乌沙堡（今河北省张北县西北）、乌月营（今乌兰察布市兴 和县附近）、宣平之会河川、德兴府（今河北省涿鹿县），入居庸关至金中都（今北 京市）。 这条道路是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征金朝的道路，这条道路因是军事作战之路， 分支路有几条，本书只对路经今乌兰察布市境内之路作了记述。此道起点三河源头是 指怯绿涟河（又名龙驹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斡难河（今蒙古国鄂嫩河）、土兀 河（今蒙古国土拉河）。

木怜站道 从哈剌和林至图苏湖城，过汪金河（今翁金河上游，蒙古汗国时的冬营地）东南 下，有阿察大都至宽迭怜不剌等五站，又经川中察罕憨赤海十七站，木怜阿失不剌察 罕等、忽鲁浑察罕、憨赤海三站后，到孔古仓、沙兰秃站、赉该驿，到达中书省净州 路的砂井枢纽站（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拉莫林庙村西南大庙古城），然 后南下经兴和路到大都（今北京市）。

木怜站道，蒙古语称马道。这条木怜站道是蒙古汗国时期，元太宗窝阔台汗于元 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正式建设的，其具体路线和站赤有一些已不可考。其中砂井 站是大枢纽驿站，设置过粮食军储所和“榷场仓官”。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 宋朝彭大雅奉命出使蒙古汗国时即路过砂井，并撰写《黑鞑事略》介绍蒙古汗国。元 太宗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汗北征阿里不哥到达哈剌和林，驻冬汪吉河（汪金 河），战争结束后，沿这条木怜道班师。

元朝时期经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道路

大都至上都的西路 从大都（今北京市）经居庸关、榆林站、雷家站、宣德府（今河北省宣化市）、 野狐岭（今河北省万全县膳房堡北）、抚州（兴和路，治今河北省张北县）、宝昌州、

盖里泊（今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南巴彦查干诺尔）、察罕脑儿行宫至桓州、东北行至 滦河上游到上都。全长1095里。

该路又称孛老站道。蒙古汗国时，这条道路为驿路“正站”，凡使臣、官员乘驿 均取此道。丘处机、张德辉等人奉召北去汗廷都走这条路。张德辉《西行记》记载： “出扼胡岭，下有驿曰孛落，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之名 名之。”元中统二年（1261年），改以望云道为驿路正站之后，孛老站道变成“专一 搬运段（缎）匹、杂造、皮货等物”的运输道路。

元朝皇帝每年巡幸上都，大多“东出西归。”所以，此路又称纳钵西路。“西路 全长1095里，设有25处纳钵”。其中有“南坡店、六十里店、双庙儿、泥河儿、郑 谷店、盖里泊、遮里哈剌、苦水河儿、回回柴（蒙古语名为忽鲁秃，意为有水泊，在 宝昌州辖境内）、忽察秃（意为有山羊处，在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西20里处）、兴和 路（即原抚州，治今河北省张北县，中统三年升为隆兴府，后改为路。皇庆元年，隆 兴路改为兴和路）、野孤岭、得胜口、沙岭、宣德府、鸡鸣山、丰乐、阻车、统万店、 怀来县、娲头、龙虎台、皂角、黄顺店、大口。”

上都经净州路到哈剌和林的木怜道 这条路的大致路线是：从上都起，经李陵台驿西行到察罕诺尔行宫、过兴和路宝 昌州（其西境是威宁县，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境内），为木怜站道的第一段。第二段 分东西两路：东路经苦盐泊驿（今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境内，另说在兴和县境内）、答 哈站、九十九泉（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西十余里）、燕只哥赤斤站（约在今乌兰察 布市卓资县辉腾锡勒西南）、天山（今大青山）、净州路、砂井枢纽站后，入哈剌和 林的木怜站道。西路过兴和路，经大同路（治今山西省大同市）、丰州（今呼和浩特 市东部白塔），自甸城谷出天山并入东路到哈剌和林。

该路早在蒙古汗国时就已形成，上都建成后，改为驿路，在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 京称大都后，这条路向南延伸到大都，为大都经集宁路、净州路到哈剌和林。这条路 是元朝时期的南北交通大干线，据元朝元祐七年（1320年）《平治甸城山谷道路碑》 载：元朝政府通过此路“供需漠北”，是“给驿之路”，“军旅粮储”全靠此路供应 运输。这条路经沙井后，过川中，接岭北驿站，西北至汪吉河上游，折北行达哈剌和 林为木怜道的第三段，哈剌和林南驿路为第四段。

大同路至丰州的纳怜道

纳怜道是专备军情急务而设置的驿道。大同路至丰州这条路据《经世大典·站赤》 大同条下所载其路上的站名有：徒道子站、窟埚村站、吴鸾村站、上泉站、广武站、 安艮子站、西安庄站、六十户村站、净州七里村站、邓革站、马四寒站、永定寨站、 榆树村站、常乐站、相公寨站、八撒站、永兴站、永宁站、剌真站。其中大部分驿站 的位置已难于考究了，这条道路到丰州后再往西北与木怜道相接，通往哈剌和林。据 《元史》卷五《文宗纪》载，至顺三年（1332年）五月壬申“赈木怜七里等二十三驿 人米二石。”说明净州七里村站即木怜道七里驿，方位在大青山后木怜驿道上（今乌 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内）。1953年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三义泉乡（今属丰镇市）的北 三泉村发现元朝常乐站的站印，此印为方形，长宽各5.6厘米，印之篆书为“长乐蘸 印”四字，背面右方为“常乐站印”，左方为“中书礼部造，至元五年十月日”两行 十二字。确定此二站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

丰州至大都的驿道 从丰州经下水（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杨河 （御河）、白登（山西省阳高县）、天成（山西省天镇县）、怀安（河北省怀安县南 怀安城）、浑河（洋河），宣德到大都。

明太祖时期在阴山地区的进军路线 一条是从北平出经万全，过野狐岭，至兴和，西过武州（今山西省五寨县）、朔 州（今山西省朔州市）、东胜州（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大皇城）、越过丰州、净州 路、沙井、金朝界壕，兵次三不剌川（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东北部）。明朝军队在 洪武三年（1370年）、洪武七年（1374年）、洪武八年（1375年），三次进军三不 剌川，即沿此道北出。

另一条是出雁门关、经大同、东胜州、云内州、丰州、净州路、沙井，直趋大漠、 土剌河。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徐达率领的中路军即走此路，在土剌河（蒙古国境 内）与扩廓帖木儿、贺宋哲所率部队遭遇，明军惨败。

瓦剌时期阴山地区的道路

15世纪40—50年代，瓦剌的势力范围，西起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上游）， 北连安格拉河、谦河（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东至胪朐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 下游及阔滦海子。主力在扎布罕河（今蒙古国扎布汗河）、杭爱山和阿鲁浑河（今鄂 尔浑河）流域，并逐渐南进。也先即位后，“其大本营已移到推塔出晃忽儿槐之地 （今蒙古国杭爱山东南推河和塔楚河之间的洼地一带）。”而后也先的势力深入漠南， “占据了西越阴山（今大青山），东起阳和（今山西省阳高县）、宣府（今河北省宣 化市）边外地区。其驻营于八宝山（元丰州，今呼和浩特白塔附近）、失八儿秃（今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南部）”和下水海子（即奄遏下水海，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 阿剌知院驻营在其东边（今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一带）、脱脱不花 驻营阔滦海子一带（在今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到呼伦贝尔地区）。其中，丰州、下 水海子、即（集）宁海子（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黄旗海）和阔涟海子，是沟通南北 地区的交通要冲。经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道路主要有4条。

下水海子至牛头山的道路 下水海子西北出，经丰州到东胜州，逆黄河顺昆都伦沟口北上，至牛头山（今包 头市境内）。 即（集）宁海子至牛头山的道路 即（集）宁海子东岸西北行，经达子营（即失八儿秃）到小黄河（今乌兰察布市 四子王旗境内塔布河），再向西偏南行至牛头山。 下水海子经大同至京师的道路 从下水海子东南出，经大同分道：一路经阳和卫（今山西省阳高县）、宣府镇、 怀来卫至京师；一路经浑源州（今山西省浑源县）、灵丘（今山西省灵丘县）、蔚州 （今河北省蔚县），过紫荆关（今河北省易县紫荆岭）、易州、良乡至京都。 即（集）宁海子经阳和卫至大同和京师的道路 从即（集）宁海子往南，经猫儿庄（今丰镇市隆盛庄镇东南大庄科北），进阳和 口，到阳和卫分道：一路向西南至大同；一路向东南，经顺圣州、蔚州（今河北省蔚 县），过紫荆关（今河北省易县紫荆岭）、易州、良乡至京师；一路向东北，经宣府、 土木堡至京师。

鞑靼复炽时期阴山地区的道路

以察哈尔万户驻牧地为中心的东西道路 自喀尔喀万户驻牧地的喀尔喀河流域（今呼伦贝尔市哈拉哈河两岸地区）西南方 向，中经察哈尔万户答剌海子（元应昌，明清平镇，今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来诺尔）、 永谢布万户昂裈闹儿（今河北省张北县北安固里淖）、土默特万户即（集）宁海子 （又名威宁海子，今乌兰察布市察右翼前旗黄旗海）、丰州（今呼和浩特市白塔）、 东胜卫（元胜州，明改卫，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至鄂尔多斯万户驻牧地神水滩 （元察罕脑儿城东北，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南，陕西省榆林正北）。 威宁海子至老哈母林的道路 从威宁海子(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黄旗海)东北出，经滦河（又名商都河）上游 源头、答剌海子，到潢水上游北岸，沿河进入兀良哈三卫以西地区（今赤峰市巴林左 旗附近）。然后，沿旧日驿道（即辽上京至中京）至老哈母林（即土河，今赤峰市老 哈河），直达大凌河上游。 威宁海子经龙门所至答剌海子的道路

从威宁海子东行，经龙门所（今河北省赤城县附近）边外、满套儿（今独石口边 外一百余里，即兀爱营，辛爱黄台吉妻子驻牧地），至察哈尔万户游牧地答剌海子。 另外，从即（集）宁海子(威宁海子)至牛头山的道路线路与瓦剌时期相同。 阴山南北的商路 一条商路是从归化城出，在丰州分道：一路经奄遏下水海（即下水海、今乌兰察 布市凉城县岱海）附近，经常乐站，进入大同；一路沿元丰州至上都驿路至独石口、 蓟镇边外一带。 另一条商路是从归化城向北出，经丰州甸城山谷道到大青山后（今乌兰察布市四 子王旗境内）至漠北哈喇和林、胪朐河。

二、人口迁徒

      12世纪到13世纪初，中国北方兴起强大的蒙古族，蒙古族即蒙古高原东部土著

东胡人的后裔。其时，所有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共同被称作蒙古。元太祖六年、 金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兵分三路大举伐金，以汪古部首领阿剌 兀思剔吉忽里为向导，顺利越过阴山，哲别率先锋军破抚州以北边堡，夺取昌州、桓 州、抚州（辖今乌兰察布市南部地区）；成吉思汗儿子术赤等率军攻占净州、丰州、 云内州、东胜州、武州、朔州等地。接着，在元太祖七年（1212年），成吉思汗继续 攻取山后诸州县，威宁县千户刘柏林投降。1215年蒙古军攻占金国的中京和北京， 1227年灭西夏。到成吉思汗病故时，今乌兰察布地区隶属蒙古汗国管辖。其时以归附 地区的人留守其地，而蒙古只在军事要地派驻军队。元太宗二年（1230年），窝阔台 大举伐金后，今乌兰察布地区隶属西京道，由蒙古朝廷派达鲁花赤(官名,为地方最高长 官)监治。1251年，蒙哥汗派其弟忽必烈总理漠南汉地军国重事，蒙哥出征宋朝时死 亡。忽必烈消除内乱，于1260年称汗，史称世祖；1264年改年号为至元。1271年忽 必烈正式改国号为大元，于中统初年，正式对包括今乌兰察布市在内的内蒙古设置行 政机构。其时生活在该地区的主要有汉人、汪古人、蒙古人和阿剌浑人。砂井、集宁、 净州、按打堡子等地为汪古部的封地，其首领居于金界壕线上的按打堡子，忽必烈又 为其筑新城于黑水岸，称黑水新城，曾命名为静安路，后改名德宁路，两城址在今包 头市达茂旗境内，其余三路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汉人主要生活在隆兴府（后改为兴 和路）的威宁县（治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台基庙古城），大同路的平地县（治今乌兰 察布市察右前旗苏集南）、宣宁县（治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淤泥滩古城）；在宣宁县 下水镇还有蒙古西征时掳掠来的阿剌浑人生活于该镇。上述三县元朝都设达鲁花赤来 管理三县县境内的行政事务。 元朝至正八年、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攻克元大都，更名为北平。 元惠宗妥欢帖木儿偕皇室北奔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其时，今乌兰察布大部

分地区仍属汪古部领地，同年废净州路。北迁后的蒙古，历史上称其为北元。明朝军 队在攻克大都后，继续攻城略地。明朝洪武七年、北元宣光四年（1373年），决定将 丰州、东胜州、云内州等州县人民“徙民于中立府”，明朝的防线也由大青山南麓移 至东胜卫城和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蛮汉山一线。其后明朝废除了元朝以来的州治，设 立了一系列军事行政建置机构卫所。管辖今乌兰察布地区的卫所有：察罕脑儿卫、宣 德卫、兴和守御千户所、官山等处军民千户所（1375年升为官山卫）等。在设卫所其 间，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和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曾从山西省移民于今 乌兰察布市南部地区，但到明成祖永乐年间，随着防线收缩于明长城一线，这批北上 的汉民和原有的汉民又被内迁。经过洪武、永乐年间对北元的打击，使蒙古陷入空前 混乱的状态。经过长期混战，形成鞑靼、兀良哈三卫、瓦剌三大政治实体。其中瓦剌 集团在明正统四年（1439年）也先继位时，今乌兰察布市南部地区为瓦剌也先所控制， 并成为其牧地。瓦剌人马屯聚于哈剌莽来等处，并在砂井、净州牧猎。明正统十四年 （1449年）七月，通过“土木之变”后，瓦剌的势力进一步扩大。明朝景泰四年 （1453年），也先自立为汗，称大元田盛大可汗，年号天元。次年也先被部下所杀， 瓦剌势力衰退，撤出漠南。 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达延汗开始长期驻牧于乌兰察布市和锡林郭勒盟等地 的内蒙古中南部。成化十六年（1480年），发生了明将王越袭击威宁海子（今乌兰察 布市察右前旗黄旗海）事件。其后达延汗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五月，驻牧于大同 近边（今丰镇市南境），连营三十里，遣人“奉番书求贡”。明朝只好允许其求贡的 请求。到16世纪初，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并进行了分封，对蒙古诸部实行“画地而 牧”。今乌兰察布地区的察哈尔万户为大汗直属牧地。达延汗之后，继之崛起的是达 延汗之孙阿拉坦汗（即俺答汗），他以丰州为根据地，成立霸业。他于明隆庆五年 （1571年），与明朝进行了隆庆和议，明朝封为顺义王。使明蒙之间战争暂告结束， 而代之以封贡互市形式下的友好往来，边境出现了安定的局面。明朝万历三十一年 （1603年），由林丹汗继承蒙古汗位后，力图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帝国，他曾三次攻 入明朝。但这时蒙古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内部诸部离心；在外部，1616年努尔哈赤 统一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政权，对蒙古构成威胁，使林丹汗走上了抗击后金的道路。 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年）夏秋间，他病逝于甘肃大草滩（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 治县境内），年仅43岁，抗金终归失败。第二年，后金皇太极之弟多尔衮率大军征服 察哈尔部众。皇太极封林丹汗儿子额哲为亲王，地位高于内蒙古其他49旗之上，安置 于义州（今辽宁省义县）边外驻牧，察哈尔部的消失标志着北元历史的结束。

三、交通工具

驮运畜力

畜养马群是蒙古人游牧经济的主要支柱。马同其它牲畜相比，具有腿快、力强、 驯服的特点。马是蒙古人游牧、狩猎和作战必备的乘骑。蒙古人出征，一人要备马三 至五六匹不等，以备替换。站赤使用作驿马，或用以驾车。 骆驼在汪古部生活的地区是为普遍的运输工具。将骆驼作为交通运输工具使用， 因“塞北无江河舟楫，天生驮驼，能负重致远，知泉脉、耐渴饥，军中贾人名之曰旱 船。”在特殊条件下尚可在“骆驼上刺血吃”以解干渴，骆驼可吃沙漠中生长的植物， 在无水时，喂其盐可度大漠。 在北元时期，由于明朝与北元的战争破坏，驿站消失，驿站管理制度瓦解，原有 的大车运输相继消失。北元的运输主要靠马匹驮运，也有用驴运输的，或者以民夫来 搬运。 车辆 牛用来驾车，在成吉思汗青年时代“他们也用牛作为交通工具，把牡牛和牝牛套 在幌车上。”说明蒙古人在成吉思汗时期才开始使用牛挽车。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战争中，为了迅速便利，节约劳力，将马匹驾挽的车辆， 运用于战争之中。到了13世纪，由于远征和大规模移牧，车辆作为交通工具，已经使 用相当普遍。具有数量多、制造技术较精、使用广泛的特点。 丘处机曾目睹“车帐千百”、“皂车毡帐、成列数千”的实况。而且“黑车白帐” 均同时并提。说明当时蒙古牧民已经开始大量使用车辆。据彭大雅的《黑鞑事略》记 载，每当牧民移牧时，“车，派而五之，如蚁阵，萦纡延袤十五里，左右横距，及其 直之半。”造车技术较高，开始制造“铁车”和大型车辆。据《元朝秘史》中记载， 蒙古人有两种车辆，用于搬运各种什物。一种大车称为合剌兀台·帖兀坚（或合剌兀 图·帖儿坚），另一种称为合撒黑·帖儿坚。后一名称直至今日仍保存于蒙古语中，目前 这些词均被理解为大型的货车。兀勒只格歹·帖儿坚，即“有前座的车子。”除此之外， 还有运载大帐幕的大型车辆，整个帐幕“不可卷舒，车上载行，”“车上室，可坐可 卧。”蒙古汗国时期的旅行家曾目睹用20头牛挽车的大帐幕车辆，直径近30尺。车 辆“是当时蒙古人生活最寻常的现象，”《元朝秘史》很多章节提到车辆的使用。不 仅富有者占有车辆，就是贫困者也拥有至少一辆车。 元朝末年骆驼用于挽驾已很普遍。其时迺贤的《塞上五曲》言：“杂沓毡车百辆 多，五更冲雪渡滦河，当辕老妪行程惯，倚岸敲冰饮橐驼。”这是在与今乌兰察布地 区临近的滦河（今闪电河）所见到的情景，说明驼车之多，运输繁忙。

四、道路运输

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战争中，由于远征，将大量的车辆用于军事 辎重的运输。而牧民的大规模移牧，也皆以黑车白帐为家。随着造车技术的进步，出 现了铁车和“车上室，可坐可卧”的大型帐幕车辆，投入道路运输。窝阔台汗时期， 由于驿站制度的完善，通过驿道来运输中原的粮食、酒及其他物资（指各地的岁赋）， 据〔波斯〕拉施特主编的《史集》载：“每天必须有五百辆车装载食品和饮料从各地 运到和林，储于各仓库，以便随时取用。”道路运输之繁忙，可见一斑。 在忽必烈建立元朝的过程，于蒙古中统元年、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元月， 忽必烈曾诏令燕京、西京（元改为大同路）、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分别至开平及 抚州、砂井、净州、鱼儿泊，并诏令十路宣抚司造战袄、裘、帽，各以万计，运往开 平，以备战事之需。同年七月，又诏令燕京、西京等路宣抚司，造羊裘、皮帽、鞋裤， 皆以万计，运至开平。特别是从西京运送之货物到开平，或到砂井、净州，今乌兰察 布市境内是必经之路，集宁为交通道路上的一个大站。元朝建立之后，如在至元二十 五年（1288年）四月，“二十六日平章阿鲁浑撒里等奏准事理。龙兴行省起运米粮缣 帛衣甲以及军情驰驿者多，增给铺马圣旨五道，起马五匹；太原府宣慰司及储峙提举 司所供新城、静（净）州及砂井军粮公事，给驿实繁，拟给铺马圣旨二道，起马二 匹。”从上述记载看，新城即黑水新城（即德宁路故城）和净州、砂井这三个汪古部 主要城市，当时粮食不足，需从太原等地通过木怜道运输粮食，予以供给。在元朝时 的汪古部还有很多驿道畅通。如在《永乐大典》中载有“爱不花所治州城，设立二十 三站，合用牛三百只，车二百辆，牛价就彼支钞，仅令西京准备车辆，奉圣旨准。” 当时许多站户，投充为爱不花的投下户。“总帅所辖城邑，有站户三百四十户，今皆 投充诸王只必铁木儿，驸马爱不花投下户，臣等仅依先例，当回站役。”说明当时今 乌兰察布地区还有许多道路与木怜道相连接。阴山南北的商业贸易，不仅是在前代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以元朝大统一局面下东西交通畅通无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在集宁等地聚集着大批商贾，除粮食外，来自中原各州县运输大量百物商货进行贸易， 同时就地贩运牲畜、皮革、毛裘等而返。而且道路上的运输车辆众多，如在集宁路古 城发掘中，发现有车辖及车輨，车輨竟多达二十余个。在四子王旗王墓梁汪古部王公 贵族的墓葬中，几乎每座墓葬都出土有车輨，而且有的墓葬中，竟然有好几个，可见 当年乌兰察布地区车辆之多和运输之繁忙。

明朝时期，为了防备蒙古的南下，自辽东到嘉峪关，因山就险，修筑长城，其工 程运输，主要是通过人工、畜驮和车辆运输。在今乌兰察布市南部的长城主要是土方 运输。到明朝中期以后，虽倾全国的人力、物力修补长城，加强防守，但始终未消除 蒙古对其的袭扰。

北元时期，今乌兰察布地区的交通运输与元朝时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 的驿道成为明蒙双方激烈争夺的军事目标，双方围绕交通驿路展开争夺战，因缺乏完 整系统的记载，关于道路运输只能从对蒙政策、军事作战等方面，勾勒出一些情况。

如明朝在今乌兰察布地区所设的官山卫（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地区）。察罕脑儿卫 （今乌兰察布市商县境内）等，都在交通驿路上，以卫所连接驿道，方便了军需的运 输。在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允许开设大同马市，加强了明蒙之间的经济联系， 贸易之货物必经今乌兰察布地区的道路进行运输。在也先任北元太师后他和岱总汗配 合，保持了北元初期与明朝的“贡市”、“马市”等经济贸易关系，据史籍载，使团 商队“络绎于道，驼马迭贡于廷，”“金帛器服络绎载道。”说明当时道路运输之兴 盛。同时在大同等地出现了民间私市，进行贸易往来。在也先汗时期，前往大同马市 贸易的商队多达三千人，到明朝京师“朝贡”互市，除军器外，明朝听任其沿途与汉 人交易。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达延汗即位后，明朝对于蒙古互市贸易采取了封锁 政策，动辄以关闭马市相要挟，因贡市问题，蒙古骑兵曾多次长驱直入，横扫边关。 最终导致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直入明朝京师安定门北的“庚戌之战”。 第二年明朝只好正式在大同、宣府开市。但这次互市贸易为时很短。在明朝隆庆五年 （1571年），才正式达成和平开市协议，明蒙双方和平互市贸易，互通有无，史称 “俺答封贡”。通过今乌兰察布地区的道路入大同贸易有得胜堡、新平堡、宋口堡、 水泉营四处场所。在互市中，蒙古以马匹牛羊换取大量的布匹、绸缎、粮食、食盐及 日常生活用品。而明朝则解决了军队用马和耕畜。从此形成了蒙古右翼诸部与明朝之 间六十多年的和平安定局面。明蒙双方贸易运输道路主要是元朝时的大同至丰州旧有 的驿路和木怜道。设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常乐站、下水站、净州站、砂井站等在道 路运输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五、驿传制度

成吉思汗时期的驿传制度

成吉思汗时期（1206—1228年），随着统一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对外联系日益 频繁。在他南进、西征过程之中，作为传递军情和运送军需物资的驿传组织已具雏形。 其时的驿站之名称为站赤。他建立了一套站赤制度，促进了各地交通的发展。据《多 桑蒙古史》载：“成吉思汗仿中国制度，于大道上设置驿站，以供官吏、使臣旅行之 需，由居民供给驿马、驿递夫之食粮，以及运输贡物之车辆，亦由居民供应之。定有 一种规章，使用驿马者应遵守之。先是经行鞑靼地域之外国人，常受其地多数独立部 落之劫掠。自是以后，有一种严重之警巡，道路遂安。”元太祖成吉思汗十六年 （1221年），南宋赵珙访问蒙古汗国时，在他著的《蒙鞑备录》中载：“奉使曰宣 差……凡见马则换马，并一行人众，悉可换马，谓之乘马，亦有乘传之意。”成吉思汗 十八年（1223年），丘处机从西域会见成吉思汗归国途中写下了赞扬站赤的诗句： “驿马程程送，云山处处罗。”耶律楚材则在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的《丁亥 过沙井和移剌子春韵》一诗的自注中说：“昨至沙（砂）井，乘牛车过前路，跨驼方 达行在。偶得隔句一联云：牛车驰传，颇异相如驷马车；驼背咏诗，不似竹林七仙画 成”。上述三人走的即是成吉思汗早期的驿道，记述的是早期的驿站制度。当时驿站 管理制度尚不完善，驿站无固地点，无专职服务的驿站人员，而是由每两个万户供应 一所驿站。

窝阔台时期的驿传制度

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战争中，由于远征，将大量的车辆用于军事 辎重的运输。而牧民的大规模移牧，也皆以黑车白帐为家。随着造车技术的进步，出 现了铁车和“车上室，可坐可卧”的大型帐幕车辆，投入道路运输。窝阔台汗时期， 由于驿站制度的完善，通过驿道来运输中原的粮食、酒及其他物资（指各地的岁赋）， 据〔波斯〕拉施特主编的《史集》载：“每天必须有五百辆车装载食品和饮料从各地 运到和林，储于各仓库，以便随时取用。”道路运输之繁忙，可见一斑。

在忽必烈建立元朝的过程，于蒙古中统元年、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元月， 忽必烈曾诏令燕京、西京（元改为大同路）、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分别至开平及 抚州、砂井、净州、鱼儿泊，并诏令十路宣抚司造战袄、裘、帽，各以万计，运往开 平，以备战事之需。同年七月，又诏令燕京、西京等路宣抚司，造羊裘、皮帽、鞋裤， 皆以万计，运至开平。特别是从西京运送之货物到开平，或到砂井、净州，今乌兰察 布市境内是必经之路，集宁为交通道路上的一个大站。元朝建立之后，如在至元二十 五年（1288年）四月，“二十六日平章阿鲁浑撒里等奏准事理。龙兴行省起运米粮缣 帛衣甲以及军情驰驿者多，增给铺马圣旨五道，起马五匹；太原府宣慰司及储峙提举 司所供新城、静（净）州及砂井军粮公事，给驿实繁，拟给铺马圣旨二道，起马二 匹。”从上述记载看，新城即黑水新城（即德宁路故城）和净州、砂井这三个汪古部 主要城市，当时粮食不足，需从太原等地通过木怜道运输粮食，予以供给。在元朝时 的汪古部还有很多驿道畅通。如在《永乐大典》中载有“爱不花所治州城，设立二十 三站，合用牛三百只，车二百辆，牛价就彼支钞，仅令西京准备车辆，奉圣旨准。” 当时许多站户，投充为爱不花的投下户。“总帅所辖城邑，有站户三百四十户，今皆 投充诸王只必铁木儿，驸马爱不花投下户，臣等仅依先例，当回站役。”说明当时今 乌兰察布地区还有许多道路与木怜道相连接。阴山南北的商业贸易，不仅是在前代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以元朝大统一局面下东西交通畅通无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在集宁等地聚集着大批商贾，除粮食外，来自中原各州县运输大量百物商货进行贸易， 同时就地贩运牲畜、皮革、毛裘等而返。而且道路上的运输车辆众多，如在集宁路古 城发掘中，发现有车辖及车輨，车輨竟多达二十余个。在四子王旗王墓梁汪古部王公 贵族的墓葬中，几乎每座墓葬都出土有车輨，而且有的墓葬中，竟然有好几个，可见 当年乌兰察布地区车辆之多和运输之繁忙。

明朝时期，为了防备蒙古的南下，自辽东到嘉峪关，因山就险，修筑长城，其工 程运输，主要是通过人工、畜驮和车辆运输。在今乌兰察布市南部的长城主要是土方 运输。到明朝中期以后，虽倾全国的人力、物力修补长城，加强防守，但始终未消除 蒙古对其的袭扰。

北元时期，今乌兰察布地区的交通运输与元朝时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 的驿道成为明蒙双方激烈争夺的军事目标，双方围绕交通驿路展开争夺战，因缺乏完 整系统的记载，关于道路运输只能从对蒙政策、军事作战等方面，勾勒出一些情况。 管理制度尚不完善，驿站无固地点，无专职服务的驿站人员，而是由每两个万户供应 一所驿站。

===== 窝阔台时期的驿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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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站赤进行整顿 窝阔台在1229年继汗位后，总结成吉思汗时期驿站经验和教训，扩大驿站的规 模，整顿了驿站制度。整顿的具体措施：一是表现在军事方面，凡是军情急务，驿站 决不能耽误；二是表现在蒙古统治者聚敛财富方面，凡是进呈御用的物资都要受到优 先的待遇，驿站必须保证驿马和饮食的供应。此外，官府征收赋税，诸王、公主、驸 马催粮和收交五户丝等也都通过驿站。因此，窝阔台时期，施行立定站赤，固定站户 及实行驿站新政的措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同时，窝阔台 又以哈剌和林为中心，在成吉思汗时期驿道基础上，又设置了哈剌和林到中原地区的 驿道。“每七十里左右一站，由一个千户负担站役，共设三十七站。”进一步建立和 健全了驿站管理制度。当时，从哈剌和林至中原驿路，除使臣往来外，主要用于运输 中原的粮食、酒及其它物资（指中原各地的岁赋）。 对其以前驿站提出：“如今可教各千户每（们）出人马，立定站赤”；乘驿“不 是紧急事务，不许沿百姓处经过。”“所摆站赤，命阿剌浅脱、忽察儿两个整台。” 改变了成吉思汗时期驿站无固定地点，主要交给“土绵（万户）”承担站务的局面。 窝阔台汗在成吉思汗时期驿站的基础上，正式建立驿站制度，即立定站赤，固定 站户、推行驿站新政。受到广大群臣百姓的称赞。察合台派使者对窝阔台汗说：在所 有这些措施中，驿站这件事是最值得称道的。窝阔台也把固定站赤等措施作为自己一 生中做的四件大事之一。 建立驿传管理体制 据《内蒙古古代道路交通史》记述，在窝阔台时期，蒙古汗国所辖地区主要包括 大漠南北及今河北、山西、山东北部地区。其驿站也较成吉思汗时期的规模有所扩大， 并初步制定了有关站赤的管理制度，其中最重要一项，是在登记户籍的基础上，大批 签发百姓当站户承当站役。在漠北、漠南设有蒙古站赤（又称达达站），蒙古站赤是 由千户负责，站户和驿马从各千户中抽调，每一站设置驿马20匹，马夫20人。在中 原等地区的驿站，又称汉站。驿站中站户是从民户中签发，按十进位编制，十户为一 甲，十甲设一百户。“诸牛铺马站，每一百户，置汉车一十具，各站具米仓，站户每 年一牌（十户）内纳米一石，专令百户一人掌之。”百户是站赤官吏。无论蒙古站和 汉站，其驿站所需，如车辆、马匹、粮食都由站户负担。但汉地常常科敛站户以外的 民户，“至若汉地差发，每户每丁以银折丝绵之外，每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 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敛民户。”特别是城市居民，还要出 一定的钱，作为“驿站上的饮食之用。”汉民除工匠外，还以男女“岁课城市丁丝二 十五两，牛羊丝五十两，谓借过回回银，买给往来使臣食过之数。”城市里的商人铺 店—所谓“开铺营运之家”必须协济驿站上的饮食供应。驿站上马匹的来源，也常常 是和买（实际上是用低价收购）民间马匹补充。 除上述不同规定外，还规定有以下相同的各条，如乘驿、使用驿马、供应饮食， 以及对违反规定的惩罚办法等。 （1）乘驿的规定乘驿必须持有牌符，称“牌面文字”或“牌子”。使臣等所经 之地不许骚扰百姓，须按指定路线行经驿站，才能领取驿马和饮食。元太宗元年 （1229年）十一月十五日圣旨：“若有起驿马者验之，如无牌面文字，其始初给马之 驿官，徒二年，杖七十，元差官按答奚罪。有文字牌面，而不给驿马者，驿官亦坐 罪。”上述规定，都是针对驿官的，让他们必须严格检查来往使臣的“牌面文字”， 否则，轻者罚以徒、杖，重者判按答奚罪，即将家财没官。 对乘驿的来往使臣，元太宗元年（1229年）规定：“使臣不经铺路往来者，断按 答奚罪戾。无牌子，有文字往来者，亦断按答奚罪。”同时，还特别强调，仅仅持有 诸王封地的“牌面文字”也是不合法的。 对军情急务，进呈御用物资虽无牌符也必须给驿马。元太宗四年（1232年）壬辰， 五月二十五日圣旨：“军情急速事件，及进纳颜色丝线酒食米粟段（缎）匹鹰隼，但 系御用诸物，虽无牌面文字，亦仰验数应付铺马牛车。如不应付，亦依上断罪。”太 宗七年（1235年），由于有些地方驿站不执行上述命令，因而又发诏令强调，凡属进 呈御用物资，必须给驿马。 （2）使用驿马规定使用驿马的制度是很严格的，驿马的行程都有一定的里数， “日行不过三站”，如超越行程累死驿马者，“每三次罚马一匹”。驿马不能用怀驹 的母马，乘驿“如违，给者，递者各杖五十，使臣若无急事，令乘牛车。”对于军用 的驿马，专门“用火印烙记”，不准挪作别用，否则，也断按答奚罪。 （3）对往来使臣的饮食供应标准元差官或使臣等每人每天供应肉一斤、面一斤、 米一升、酒一瓶。对其随行人员和诸王到封地出差催粮、催交丝线的官员，每天只支 米一升，不供应酒肉。 （4）对驿马饲料的供应办法和标准元太宗十二年（1239年）规定，自草枯时 十月起到第二年春天的四月止，开始放支饲料，每马一匹，支料三升，草一秤。 除上述规定外，元朝对驿站供应往来使臣所需的粮食，不准从国家税石、科差内 开支，而是来自广大的站户和民户。元太宗元年（1229年）规定，每一牌（十户）每 年出米一石交给驿站，驿站设有专门的米食仓，贮存这些粮食。

===== 元朝时期的驿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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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传制度的完善 中央和地方管站机构的变化蒙古汗国时委任专门官吏掌管驿站。元朝建立后， 正式设置管理驿站的中央机构：“世祖初年为中书省右三部，至元七年（1270年）， 设立诸站都统领使司，后改名通政院。至大四年（1311年），以汉地驿站事属兵部管 理。后又重立通政院只管蒙古驿站。”延祐七年（1320年），仍命通政院统一掌管全 国驿站。地方管站机构也有几次变化。初，蒙古地区的驿站，由千户或万户负责。汉 地驿站由路、府、州、县兼管。“至元元年（1264年），命路达鲁花赤总管亲自提调 站赤。至元十一年（1275年）定制，各站皆直隶于路，革去州、县一级的管理……。 至大元年（1308年），离路城远的驿站复命当地州、县长官就近提调。延祐七年 （1320年），又改由各路直辖管理，州、县官不得干预。” 驿站人员的组成由于驿站站务繁简不一，站官所设员额品级不等，大站设有 “驿令、提领。”站户“按十进位编制，十户为一甲，有牌头，十甲设一百户。”有 些重要驿站设有“脱脱禾孙”，即检查官，专门检查过往人员、物品递送等，是否违 反制度。 站户站户制度始于蒙古汗国。元朝建立后，为通达边情，布宣政令，在北方地 区建立较周密的驿站系统，站户制度得以确立和巩固。元朝在户籍的编制中就签发部 分站户，而且选拔有一定资产的人户充当。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规定：“选堪中、 上户应当。”所谓中、上户，据《永乐大典·站赤》记载，蒙古地区的蒙古人“有马、 驼及二十，羊及五十者，是为有力。”站户承担的站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陆站站户出马牛等，水站站户出船只。初立站时，蒙古地区站户的马匹（或 铺马），由百户、千户内征发，或站户自备。至元元年（1264年），元朝廷规定： “马站户二户半养正马一匹，贴马（备用马匹）一匹。”至元十九年（1282年），通 政院改为“三五户当正马一匹。”不言而喻，同时还养贴马一匹。这个规定不论汉站、 达达站都是如此，是比较固定的制度。 二是站户出丁口供役于驿站。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规定：“于各户下选择堪 以当站的人，不问亲躯每户只取二丁。”这里的“亲”，就是亲口，是指站户的亲属 成员，“躯”是躯口，指每户的奴隶。站户的站役，马站出马夫，又称兀剌赤（乌拉 乞）。 三是站户向过往官员等人供应饮食。元太宗六年（1229年）规定：“北使臣每日 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中统四年（1263年），元朝廷在上述规定的 基础上，分别乘驿使臣换马、宿顿不同情况规定：如若换马，“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 从人支粥，宿顿处，正使臣供给白米一升、面一斤、酒一瓶、油盐杂支十一文，冬月 一行日支炭五斤。”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朝廷比照过去规定，又增加“羊肉 一斤、柴一束、油盐杂支钞三分。” 四是乘驿规定。从成吉思汗、窝阔台到忽必烈，普立驿站是为军政事务才许乘驿， 而且必须持有圆牌和铺马圣旨。“圆牌专为递送军情急事之用。一般使臣则给以标明 乘马数目的圣旨，即铺马圣旨。持有圆牌和铺马圣旨的使臣还要有差札（即有关部门 开的文书），上面写明差遣事由、正使和随从人数、起马数等。每到一站，站官检查 圆牌、铺马圣旨和差札，按规定提供交通工具和饮食住宿。持圆牌者在乘驿方面享有 优先的权利，使臣必须按指定的站道行走，不能任意改变路线。公事一完，就要将所 领的圆牌、圣旨、差札交回有关部门。” 另外，乘驿使用驿马有严格规定：如系“军情急务，即仰如数应付良马，毋得停 滞。”如系例行公事，则按常规每员铺马不过三匹。对乘马行程规定，“除军情急务 外，日不过三驿。” 急递铺又称急脚递或通远铺，元朝传送公文的邮驿。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开始 设立，各铺之间距离不尽相同，大约最近者15里，最远者有25里。据《永乐大典》 载：“每十五里为一邮亭，每六十里为一候馆。上有通政以挈其纲，下有郡县以赞其 力。”最初只在大都至上都开平府设置。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诏令随处官司 设急递铺，才开始广泛推行。每铺设兵丁5人，这些铺丁都是善于行走者，他们腰系 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带文书，昼夜兼行。遇到铺丁，人们都得为之让路。到达 下一铺时，有该铺铺丁立刻辗传下去，不得有误。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 在大都（今北京市）设总急递铺，由三员提领负责。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各处 急递铺每十铺设一邮长，急递铺的组织更加严密。

站赤及驿传制度的衰落 蒙古地区驿站，原是最完善最便利的交通运输体系，凡元朝廷“给驿”者，便可 以免费使用站马（牛）和相应的交通工具，并享受食宿供应等。因此，蒙古王公贵族、 官僚、上层僧侣等千方百计觅取这种特权，“以各种名目起乘驿马”，甚至“搬取家 属、迁葬取妻、送灵嫁女都利用驿马。”当时把这种现象叫做“给驿泛滥”。 “给驿泛滥”的后果，使给驿次数增多，站马（牛）疲于供役，往往倒毙，车具 等也多损坏，更加重站户负担，又因过往人员增多，食宿支出必然增加，自备食宿的 站户支出加大自不待言，就是由官府供应的食宿也因有定额限制，超出定额部份，定 然落到站户头上。因此，“给驿泛滥”，必然引起站户日益贫困和逃亡。驿站站户破 产流亡和交通工具的破坏，严重影响驿站作为保持驿传的功能。元朝针对包括蒙古地 区在内的这些现象曾采取过种种措施，其中主要有：改变“给驿”的办法，将批准权 集中于通政院，以此来减少给驿的数量；对贫困的站户加以救济；核实清查站户，凡 富户逃役者勒令应役，同时又从民户中再签发新站户来补充；颁布命令，禁止来往使 臣等任意拷打站户。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收到多少实效，主要是各级官僚、王公贵 族不予执行，还乘机营私舞弊，大量擅招民户及流亡站户进入其领地作投入户。14世 纪中叶，依然是“给驿泛滥”，以致站户苦不堪言的状况不能改善，而新站户也屡签 屡亡。驿站的废驰，实际上正是元朝整个封建国家机器腐朽的表现。 元末，元朝军队相继被农民起义军打垮、消灭。特别是至正十九年（1359年）， 红巾军从西到东，陷上都，克辽阳，消灭了大批元官兵，元朝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 不久，元顺帝退出大都，回到大漠南北地区。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以后，北方 与中原间正常经济往来受到阻隔。广大草原的农牧业、手工业城镇及居民点被战争摧 毁，蒙古地区社会经济陷入了困境。蒙古不少地区道路交通荒废，驿站消亡，大车也 不再使用了，一切装载的物品，往往只以驮子搬运。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各部的生活 困难，从而加剧畜牧业的破产和倒退。

===== 明朝时期道路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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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蒙古地区的道路交通未能继元朝之后持续发展起来，却发生如下的一 些变化。 一是明朝建立后，由于明朝与北元残余势力以及蒙古各部之间的长期战争，使蒙 古地区的社会经济严重衰败，驿道被阻断，站赤遭破坏。蒙古地区通往中原的道路不 通，贸易停滞，而北徙的蒙古贵族因不断的战争消耗，又加重蒙古地区农牧民的经济 负担，以致生产下降，导致道路交通的衰落。 二是从明太祖北上灭元到成祖进军漠北，以及蒙古封建主内部的争斗，明朝与蒙 古诸部仍在大漠南北进行战争，明朝虽然未能达到统一北部边疆的目的，但因反复用 兵而形成不少军事要道。 三是明永乐（1403—1424年）年间，明朝与兀良哈在辽东已有互市关系，正统 （1436—1449年）年间又在大同开展互市贸易，但因战争影响，时断时续。明朝中叶 以后，明与漠南蒙古又恢复建立互市贸易，这时漠南地区贸易极盛，货物流通的增长， 成为蒙古地区道路交通恢复和发展的促进因素。 因此，蒙古地区道路交通，由于蒙古诸部与明朝政治上分裂割据，内外战争不断； 经济上经营畜牧，单一狭小；蒙古与明朝贸易不畅等因素，造成蒙古地区道路交通不 畅或破坏。明朝中期以后，俺答汗统一蒙古诸部，并和明朝开展互市贸易，使漠南的 道路交通有所恢复和发展，但与元朝相比，是一个下降多变时期。

==== 六、沿途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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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时期的驿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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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传制度的完善 中央和地方管站机构的变化蒙古汗国时委任专门官吏掌管驿站。元朝建立后， 正式设置管理驿站的中央机构：“世祖初年为中书省右三部，至元七年（1270年）， 设立诸站都统领使司，后改名通政院。至大四年（1311年），以汉地驿站事属兵部管 理。后又重立通政院只管蒙古驿站。”延祐七年（1320年），仍命通政院统一掌管全 国驿站。地方管站机构也有几次变化。初，蒙古地区的驿站，由千户或万户负责。汉 地驿站由路、府、州、县兼管。“至元元年（1264年），命路达鲁花赤总管亲自提调 站赤。至元十一年（1275年）定制，各站皆直隶于路，革去州、县一级的管理……。 至大元年（1308年），离路城远的驿站复命当地州、县长官就近提调。延祐七年 （1320年），又改由各路直辖管理，州、县官不得干预。” 驿站人员的组成由于驿站站务繁简不一，站官所设员额品级不等，大站设有 “驿令、提领。”站户“按十进位编制，十户为一甲，有牌头，十甲设一百户。”有 些重要驿站设有“脱脱禾孙”，即检查官，专门检查过往人员、物品递送等，是否违 反制度。 站户站户制度始于蒙古汗国。元朝建立后，为通达边情，布宣政令，在北方地 区建立较周密的驿站系统，站户制度得以确立和巩固。元朝在户籍的编制中就签发部 分站户，而且选拔有一定资产的人户充当。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规定：“选堪中、 上户应当。”所谓中、上户，据《永乐大典·站赤》记载，蒙古地区的蒙古人“有马、 驼及二十，羊及五十者，是为有力。”站户承担的站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陆站站户出马牛等，水站站户出船只。初立站时，蒙古地区站户的马匹（或 铺马），由百户、千户内征发，或站户自备。至元元年（1264年），元朝廷规定： “马站户二户半养正马一匹，贴马（备用马匹）一匹。”至元十九年（1282年），通 政院改为“三五户当正马一匹。”不言而喻，同时还养贴马一匹。这个规定不论汉站、 达达站都是如此，是比较固定的制度。 二是站户出丁口供役于驿站。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规定：“于各户下选择堪 以当站的人，不问亲躯每户只取二丁。”这里的“亲”，就是亲口，是指站户的亲属 成员，“躯”是躯口，指每户的奴隶。站户的站役，马站出马夫，又称兀剌赤（乌拉 乞）。 三是站户向过往官员等人供应饮食。元太宗六年（1229年）规定：“北使臣每日 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中统四年（1263年），元朝廷在上述规定的 基础上，分别乘驿使臣换马、宿顿不同情况规定：如若换马，“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 从人支粥，宿顿处，正使臣供给白米一升、面一斤、酒一瓶、油盐杂支十一文，冬月 一行日支炭五斤。”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朝廷比照过去规定，又增加“羊肉 一斤、柴一束、油盐杂支钞三分。” 四是乘驿规定。从成吉思汗、窝阔台到忽必烈，普立驿站是为军政事务才许乘驿， 而且必须持有圆牌和铺马圣旨。“圆牌专为递送军情急事之用。一般使臣则给以标明 乘马数目的圣旨，即铺马圣旨。持有圆牌和铺马圣旨的使臣还要有差札（即有关部门 开的文书），上面写明差遣事由、正使和随从人数、起马数等。每到一站，站官检查 圆牌、铺马圣旨和差札，按规定提供交通工具和饮食住宿。持圆牌者在乘驿方面享有 优先的权利，使臣必须按指定的站道行走，不能任意改变路线。公事一完，就要将所 领的圆牌、圣旨、差札交回有关部门。” 另外，乘驿使用驿马有严格规定：如系“军情急务，即仰如数应付良马，毋得停 滞。”如系例行公事，则按常规每员铺马不过三匹。对乘马行程规定，“除军情急务 外，日不过三驿。” 急递铺又称急脚递或通远铺，元朝传送公文的邮驿。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开始 设立，各铺之间距离不尽相同，大约最近者15里，最远者有25里。据《永乐大典》 载：“每十五里为一邮亭，每六十里为一候馆。上有通政以挈其纲，下有郡县以赞其 力。”最初只在大都至上都开平府设置。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诏令随处官司 设急递铺，才开始广泛推行。每铺设兵丁5人，这些铺丁都是善于行走者，他们腰系 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带文书，昼夜兼行。遇到铺丁，人们都得为之让路。到达 下一铺时，有该铺铺丁立刻辗传下去，不得有误。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 在大都（今北京市）设总急递铺，由三员提领负责。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各处 急递铺每十铺设一邮长，急递铺的组织更加严密。

站赤及驿传制度的衰落 蒙古地区驿站，原是最完善最便利的交通运输体系，凡元朝廷“给驿”者，便可 以免费使用站马（牛）和相应的交通工具，并享受食宿供应等。因此，蒙古王公贵族、 官僚、上层僧侣等千方百计觅取这种特权，“以各种名目起乘驿马”，甚至“搬取家 属、迁葬取妻、送灵嫁女都利用驿马。”当时把这种现象叫做“给驿泛滥”。 “给驿泛滥”的后果，使给驿次数增多，站马（牛）疲于供役，往往倒毙，车具 等也多损坏，更加重站户负担，又因过往人员增多，食宿支出必然增加，自备食宿的 站户支出加大自不待言，就是由官府供应的食宿也因有定额限制，超出定额部份，定 然落到站户头上。因此，“给驿泛滥”，必然引起站户日益贫困和逃亡。驿站站户破 产流亡和交通工具的破坏，严重影响驿站作为保持驿传的功能。元朝针对包括蒙古地 区在内的这些现象曾采取过种种措施，其中主要有：改变“给驿”的办法，将批准权 集中于通政院，以此来减少给驿的数量；对贫困的站户加以救济；核实清查站户，凡 富户逃役者勒令应役，同时又从民户中再签发新站户来补充；颁布命令，禁止来往使 臣等任意拷打站户。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收到多少实效，主要是各级官僚、王公贵 族不予执行，还乘机营私舞弊，大量擅招民户及流亡站户进入其领地作投入户。14世 纪中叶，依然是“给驿泛滥”，以致站户苦不堪言的状况不能改善，而新站户也屡签 屡亡。驿站的废驰，实际上正是元朝整个封建国家机器腐朽的表现。 元末，元朝军队相继被农民起义军打垮、消灭。特别是至正十九年（1359年）， 红巾军从西到东，陷上都，克辽阳，消灭了大批元官兵，元朝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 不久，元顺帝退出大都，回到大漠南北地区。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以后，北方 与中原间正常经济往来受到阻隔。广大草原的农牧业、手工业城镇及居民点被战争摧 毁，蒙古地区社会经济陷入了困境。蒙古不少地区道路交通荒废，驿站消亡，大车也 不再使用了，一切装载的物品，往往只以驮子搬运。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各部的生活 困难，从而加剧畜牧业的破产和倒退。

===== 明朝时期道路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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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蒙古地区的道路交通未能继元朝之后持续发展起来，却发生如下的一 些变化。 一是明朝建立后，由于明朝与北元残余势力以及蒙古各部之间的长期战争，使蒙 古地区的社会经济严重衰败，驿道被阻断，站赤遭破坏。蒙古地区通往中原的道路不 通，贸易停滞，而北徙的蒙古贵族因不断的战争消耗，又加重蒙古地区农牧民的经济 负担，以致生产下降，导致道路交通的衰落。 二是从明太祖北上灭元到成祖进军漠北，以及蒙古封建主内部的争斗，明朝与蒙 古诸部仍在大漠南北进行战争，明朝虽然未能达到统一北部边疆的目的，但因反复用 兵而形成不少军事要道。 三是明永乐（1403—1424年）年间，明朝与兀良哈在辽东已有互市关系，正统 （1436—1449年）年间又在大同开展互市贸易，但因战争影响，时断时续。明朝中叶 以后，明与漠南蒙古又恢复建立互市贸易，这时漠南地区贸易极盛，货物流通的增长， 成为蒙古地区道路交通恢复和发展的促进因素。 因此，蒙古地区道路交通，由于蒙古诸部与明朝政治上分裂割据，内外战争不断； 经济上经营畜牧，单一狭小；蒙古与明朝贸易不畅等因素，造成蒙古地区道路交通不 畅或破坏。明朝中期以后，俺答汗统一蒙古诸部，并和明朝开展互市贸易，使漠南的 道路交通有所恢复和发展，但与元朝相比，是一个下降多变时期。

==== 六、沿途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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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宁路古城，集宁路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为金朝集宁县，西京路大 同抚州属邑，是当时重要的商贸交易榷场。元初升为集宁路，隶中书省，属于腹里辖 区，是汪古部领地内设的路。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土城子村。北依环 山，南临黄旗海，当时为漠南草原与中原汉地结合地带，处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 碰撞、结合、交融的重要地理位置。该遗址从1958年开始调查发掘，后又进行过小面 积的发掘。2002年5月，在110国道建设过程中，由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乌兰 察布市博物馆、察右前旗文物管理所组成集宁路考古工作队，进驻现场进行考古发掘， 现已完成考古发掘面积2204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瓷器、陶器、铜器、铁器和铜钱 等。发现了房址、道路、灰坑、十字街道等重要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大量的 金、元时期种类繁多的陶瓷、瓷器，现在可以确定的有景德镇、钧窑、定窑、磁州窑、 耀州窑、龙泉窑、建窑等七大窑系。集宁路的商贸繁荣景象可见一斑。 集宁路古城遗址现存东、北城墙，残高2—3米，宽5—6米。古城东西宽640米， 南北长970米。东西墙各设一城门。东门位于东城墙北段，外置方形瓮城；西门位于 西城墙中段，外置马蹄形瓮城，城内道路六纵七横，将城分割为31个单元。城内北部 正中有大型建筑台基，其南部为市肆遗址。城外西侧有一条南北向的道路与西门瓮城 内相连。该古城在元末红巾军大起义中，被由大同路北上的义军攻打过。又于明朝洪 武元年（1368年），明朝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军北上攻克大都，继而又攻克集宁路， 集宁路古城毁于战火之中。该古城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净州路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兰花镇西北25公里城卜子村，四面环山， 塔布河由南山流入。古城大致为正方形，每边长约800米，另在西南接出南北约100 米，东西宽50米一块，地势交高，现破坏较为严重。其东、北两墙长800米，西墙 900米，南墙曲折长度900米，墙残高约6米。城内有二处建筑遗址，南北长约各30 米，东西宽各15米，遗址上散布有很多琉璃瓦和长条砖，遗物有大小铜权各1件，铜 印1件，铜瓶1对，铜炉1个，但很少见陶瓷片。古城南北和东西大街，建筑台基有 10余处，并堆有大量的砖和瓷片。出土有钱币，当地居民捐赠文物中，有带“净州” 字样的石刻，有“南京皇甫”铸款的铜权，有“至元九年留守司发”铸款的小铜权、 铜瓶和铜炉。根据出土遗物和史书记载分析，古城被认定为金朝天山县、元朝净州路 城址。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砂井总管府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北约70公里的红格尔苏木西南约1公 里的锡拉木伦河南岸。古城呈正方形，轮廊清晰可见，南北590米，东西600米，城 墙为土筑，宽15米，高1—3米，夯层厚为5—10厘米，城墙四角都建有角楼，角楼 高3米，宽7米，长12米，夯筑。在四墙中部均建有城门，城门为翁城建筑，呈正方 形，边长20米，高1米，除南门和西门不太清楚外，其余2门清楚可见，城门宽17 米。在东边的城墙上有马面5个，各马面之间距离为60—80米，马面宽11米，长7 米，为夯土筑，夯层为5—10厘米。南城墙上有4个马面，每个马面距离为80米， 西墙、北墙的马面破坏严重而看不清楚。城内建有“十”字形的街道，把整个城区分 为相等的四部分，南北大道宽约70米，东西大道宽约80米，大道两侧均有土墙与城 区相隔，在东西大道的西部中央距西城门约100米处有一圆形的建筑台基，周长50米， 高1米。东北角有一建筑台基，可能是当时的居住遗址。古城内遗物较少，只有少量 的陶器和瓷器，为金元时期常见遗物，这座城址显然是边防重镇，其北15公里处又有 金界壕。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掘，此城被认定为元朝砂井总管府所在地。 广益隆古城，位于大青山后大黑河发源地带，西南距净州路遗址50多公里，在乌 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广益隆镇政府所在地东北段约4公里，土城村西0.5公里处。城址 平面呈长方形，城内分东西两城，中间隔一公用墙。古城东、南、西三面城墙保存较 好，东城北墙有部分残存的。古城四角残存有角楼，突出城墙之外。古城内出土有陶 盆、罐，瓷器，有敞口碗、花口碗、高足杯、盏，铜器有香炉、带饰、铜权，建筑材 料有长方形砖、板瓦、筒瓦等。古钱币有宋元通宝、太平通宝等，有元朝的至大通宝， 至正通宝等。从出土遗物看，很多遗物都有火烧或烟熏的痕迹，可推测该城在元末明 初毁于战火。据《元典章》载：“砂井、集宁、净州、按打堡子四处，壬子年元籍爱 不花驸马位下人户，揭照元籍相同，依旧开除。”爱不花为汪古部部长，娶元世祖忽 必烈的女儿同烈公主，谥封高唐武襄王。其统领下的四处城堡，现已确定了集宁、砂 井和净州三城的位置，因此这座位于三处城址之间的广益隆古城，应属于汪古部的领 地范围，这座古城的规模，与集宁路城址相当，而又大于砂井古城，因此它可能属于 路一级政权所在地。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思腊哈达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大庙遗址及砂井总管府古城西南约20公 里，这座古城规模较大，城为方形，南北长约750米，东西宽约740米。古城东南角 已被河水冲毁，其余地方保存基本完整。东西两墙中段各开一门，门外筑有瓮城，瓮 城长宽各约50米，瓮城门口朝南，门道宽25米，城墙外侧有护城壕，四角有角台址、 四墙共有马面27个。马面间的距离60—80米不等。城墙系夯筑而成，现高2米左右， 宽14米。有略高于地面的土丘，应是建筑遗址，遗物以各种瓷片为主，推断该城原来 居民较多。 波罗板升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东八号乡古城村北500米处，古城座北 朝南，分为内、外两城。外城平面南北750米，东西600米；城墙高约3米左右，基 宽10米。系用夯土筑成，夯层厚10—17厘米，城四周外侧各有一圆形土垒，应为角 楼废墟；东、西两面各有8个马面；南、北各有7个马面。东、西墙中段各设一门， 门外有瓮城，以增强城的防御力量，城南似有门，已毁坏不清楚。内城偏居于城内东 北，座北朝南；城东西260米，东、西、南、北各设一门，城中部有一高大的建筑物 废墟，南北长约50米，东西宽约30米，高1—2米，应为一大的建筑物废墟，建筑 于高大的夯土台之上，是全城最高大的建筑物，大概为官署或寺庙遗址。城内遗物有： 兽面瓦当、琉璃滴水、板瓦头和建筑物饰件等；出土有铜牛、钧窑瓷碗、三系白釉瓷

壶、压胜钱、黑色陶壶（“长安脾地寄寄老人”壶）；而白釉瓷片、磁州窑系的黑花 白釉瓷片、黑釉瓷片、仿钧窑瓷片、琉璃瓦片以及兽骨等随处可见。这一古城为元朝 时期古城，但为何古城，现已不清楚。但从城的规模看，应是一座重要的元朝古城。 因该古城与王墓梁耶律氏景教陵园只一河之隔，考古界推断很可能是耶律家族的世居 之地和该家族首领的景教中心。 据考古情况看兴和路下辖古城有： 威宁县古城，位于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民族团结乡台基庙村南1公里，城址东西 2000米，南北1000米。为威宁县治所。大圪达古城，在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赛乌素 镇大圪达村西北0.5公里；李志营古城，在今乌兰察布市化德县七号镇李志营子村西 北约500米；大恒城古城，在今乌兰察布市化德县朝阳镇大恒城村北50米；土城子古 城，在今乌兰察布市化德县朝阳镇土城子村；大湾古城，在今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大湾 村北500米；大文古城，在今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大库伦乡大文村东北500米。这些古 城址多为长方形，偶为正方形，边长都在150—500米之间。公主城古城，在今乌兰 察布市商都县大黑沙土镇公主城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680米、东西500米。泉子 沟古城，在今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卯都乡泉子沟村东，平面呈正方形，边长550米。西 井子古城，在商都县西井子村东南10公里，平面呈长方形，东西700米，南北450 米。大拉子古城，在今乌兰察布市商都县西井子镇土城子村，平面呈长方形，东西 700米，南北400米。商都县的这四个古城遗址面积较大。 据考古情况看大同路下辖古城有： 宣宁县古城，即原辽金时期宣德、宣宁县县治。在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麦胡图镇 淤泥滩村内，亦为元朝的宣宁县县治。小围子古城，在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小围子村 西约150米，可能是金元时期的下水镇遗址。干草胡洞古城，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天 成乡干草胡洞村东北约1000米，平面显正方形，边长900米。六苏木古城，在乌兰 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驻地东约250米。平地县古城，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三岔口 乡大土城村，城址南北841米，东西720米，是平地县县治。城卜子古城，在乌兰察 布市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土城子村西北约400米处，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70 米，东西宽160米。墙体为夯筑土墙，残高0.5—1米，夯层厚约15厘米，四角有角 台址。地表暴露有槽碾（长75厘米，直径40厘米）、石臼、石桩等。从遗址中采集 有灰陶盆、直口白瓷罐残片及小铁刀。为一处元朝时期的古城遗址。 治今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的汪古部投下城有： 除广益隆古城外，还有土城子古城，在今察右中旗大土城子村东1公里。平面呈 长方形，东西448米，南北377米。城墙夯筑，基宽17米，残高5米。南墙正中设 门，宽30米。克力孟古城，在察右中旗库联苏木克力孟村。平面呈长方形，东西117 米，南北168米。城墙夯筑，基宽6米，残高0.3—0.6米。东墙中部设门，宽15米。 治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的汪古部投下城还有： 东麻黄洼古城，在今四子王旗乌兰花镇东麻黄洼村北500米。乌兰牧场古城，在今四 子王旗乌兰牧场东南1公里。罗坝古城，在供济堂镇庙底村东500米。三间茅庵古城， 在四子王旗供济堂镇三间茅庵村北1公里。 治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的汪古部投下城有： 察汉不浪古城，在察右后旗当郎忽洞苏木察汉不浪嘎查西南1公里，平面东西 636米，南北666米，占地面积42.46万平方米。古城墙高约3米，四角均有角楼。 城门设在南城墙正中，东城墙有部分残破，北城墙有缺口，南城墙、西城墙保存比较 完整，城内有明显建筑遗址21处。有石狮子1对，散布有砖瓦和少量琉璃件等，暴露 有较多的灰坑，出土有大量生活器皿残片。古城北部应为官府所在地，中部偏南地区 应为普通居民区。城南紧贴城门处，为城内防御设施，出土遗物极少。1988年文物普 查时，又在古城内发现有大量陶瓷器皿。瓷器分别产自官窑、章窑、汝窑、钧窑、定 窑、磁州窑等窑系。推断该遗址为元朝时期古城，或为县一级城址。该古城在其鼎盛 期应为该地区的军事、文化、经济中心。韩元店古城，在察右后旗红格尔图镇韩元店 村东。古城呈长方形，座北朝南，除东墙遭破坏只有部分残存外，西、南、北三面的 城墙保存完整，墙基宽约2米，高度在1.5米以上。古城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 300米，东西墙正中各有1门。2000年6月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勘探发掘，遗址 总面积1.5万平方米，发掘近600平方米，发现圆形灰坑23个，其用途推测应为当时 储备粮的窖穴，废弃后成为倒垃圾的灰坑。灰坑内出土文物有陶器、瓷器、骨器、钱 币和动物骨骼等，数量较少。推测为一处元朝的兵营驻地。曹不罕古城，在察右后旗 贲红镇曹不罕村。平面呈正方形，南北435米，东西400米。夯筑城墙，基宽8—10 米。下色拉营古城，位于察右后旗当郎忽洞下色拉营村北200米，平面呈长方形，东 西190米，南北170米，城墙夯筑，基宽12米，残高0.3—0.6米。东墙为双重，间 距28米，南墙中段设1门，宽20米，城中部偏西有长方形建筑基址3处。大南沟古 城，位于察右后旗哈彦忽洞苏木大南沟村约500米，平面呈长方形，南北约900米， 东西约600米。城墙夯筑，基宽10米，残高0.8米。南墙中部设1门，城中部有圆形 建筑基址。 分布于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元朝草原城镇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城镇大都集中在 上都至大都之间的交通线上，例如兴和的城镇多集中在上都至大都的驿站必经地。今 商都和化德两县的古城，也具有鲜明的地理特征。而不作为路、府、州、县治的投下 城则是有城无市，只是一种城堡建筑，城中基本无居民区和商业区，城镇的规模较小。 它的存在不能代表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这些中小型城址，只是当时的驿站或军屯的驻 地，带有军事性的性质，作为路、州治所的城镇既是一方的政治中心，又是经济文化 中心，所以城中有官署、庙学、寺院、作坊、店铺、居民区。这些城镇呈现出多元文 化的特点，是融合了各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其时，集宁城、砂井、天山城（净州路 治所）、宣宁县城、威宁县城、平地县城是较重要城市。

七、古道寻踪

丘处机下水之行

丘处机（1148-1227年）亦作邱处机，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字通密，号长春 子，元登州栖霞（今属山东）人，十九岁时，在宁海拜王重阳为师而出家为全真。王 重阳死后，他潜修于龙门山，形成龙门派。成吉思汗召见于雪山，尊为神仙。丘处机 弟子李志常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对此记载甚详。他死后，元世祖忽必烈褒赠 “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封号，世号长春真人。北京白云观有其遗骨埋葬处。著有《摄 生消息论》、《大丹真指》、《潘溪集》等。

金宣宗完颜珣兴定三年（1219年），七十二岁的丘处机应远在西域的成吉思汗相 邀，费时三年，赶赴西域，不顾“行宫渐西，春秋已高，倦冒风沙”，毅然西游域外， 他率领门下十八弟子李志常、赵道坚等，不远万里同游西域。他们由山东莱州出发， 北上燕京（今北京），过居庸关，经保安州（今河北省涿鹿县），宣德府（今河北省 宣化市），越翠屏山（今河北省万全县境内），野狐岭（今河北省万全县膳房堡北）， 至陆局河（今克鲁伦河）。再折向西进入今蒙古国、新疆，内邪米思干（撒马尔干） 到大雪山，即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成吉思汗十八年（1223年），丘处机请准东归。 他们一行沿参天可汗道、纳怜道、经亦集乃（今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黑城，即古居延 海古城）、东胜、天德（即丰州，今呼和浩特市）、大同路、宣德府、居庸关到大都。 在来到大同府宣宁县（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境内）在下水镇停留了几日，传播道教并 观赏了奄遏下水（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的碧湖波澜，然后南下，经大同返回中 原。他的草原之行，由其门人李志常记述于《长春真人西游记》之中。到今乌兰察布 市凉城地区描述如下：“七月朔，复起，三日至下水，元帅夹谷公出郭来迎。馆于所 居，来瞻礼者无虑千人。元帅日益敬，有鸡雁三七。夕日，师游郭外，放之海子中。 少焉翔戏于风涛之间，容与自得。师赋诗曰：养尔存心欲荐庖，逢吾善念不为肴。偏 舟送在鲸波里，会待三秋长六梢。又云：两两三三好弟兄，秋来羽翼未能成。方归碧 海深沉处，浩荡波澜快野情。翌日乃行，是月九日至云中。”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始有 道教活动的记载。

耶律楚材天山南北之行

耶律楚材（1190—1244年），蒙古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大臣。字晋卿，号湛 然居士，契丹族人，为辽皇族子孙。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被成吉思汗诏用，很 受信任。窝阔台（太宗）即位后，定策立仪制，劝亲王察合台（太宗兄）行君臣礼， 以尊君权。次年建设军民分治，州郡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反对以汉地为牧 场之说，建立赋税制度。立十路征收课税使，专掌钱谷。破金汴京时，废屠城旧制， 奏封孔子后裔袭爵衍圣公，设立经籍所、编修所、渐兴文教。窝阔台汗九年（1237 年），以守成必用文臣为由，开科取士，释放被俘为奴的汉族儒人。他在蒙古成吉思 汗、窝阔台两个大汗时期任事近30年，官至中书令，元朝立国规模多由其奠定。有 《湛然居士集》行世。 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耶律楚材奉命从中都去蒙古国成吉思汗行宫时，沿木 怜道（征金进军西路）到金净州天山县沙（砂）井、大水泺（今乌兰察布市商都县或 兴和县大盐泺）、威宁县等地。天山即今大青山。为今乌兰察布地区咏诗11首。 过天德用迁上人韵 行尽中原二百州，黄能往往不吞钩。 而今再出天山道，收拾纶竿北海游。 丁亥过沙井和移剌子春韵（二首） 科登甲乙战文围，吾子才名予独知。 巢许身心君易乐，萧曹勋业我难为。 有恒得见真无憾，知己相逢未忍离。 携手河梁重话旧，胡然羞和子卿诗。 行藏俯仰且随时，緼袍怀珠人未知。 燕雀既群难立志，凤凰不至拟胡为。 可嗟世态频更变，何奈人生多别离。 莫忘天山风雪里，湛然驼背和君诗。 （附言）予昨至沙井，乘牛车过前路，跨驼方达行在，偶得隔句一联云：牛车驰 传，颇异相如驷马车；驼背吟诗，不似竹林七贤画成。有是句。 连国华饯予出天山因用韵 十年不得舞衣斑，一忆江南胆欲寒。 黄犬候来秋自老，白云望断信何难。 军中得句常横槊，客里伤心每据鞍。 游子未归情几许，天山风雪正漫漫。 周敬之修夫子庙 天皇有意用吾儒，四海钦风尽读书。 可爱风流贤太守，天山创起仲尼居。 过天山周敬之席上和人韵（二首） 沦落天涯数十秋，区区班笔早年投。 采薇山下慵拈草，洗耳溪边懒饮牛。 振武扬威难射虎，忘机绝虑不惊鸥。 当年射策承明殿，未必轻轻输吕筹。 憩马居延酒半醺，寂寥寒馆变春温。 未能鹏翼腾溟海，不得鸿音过雁门。 千里云烟青冢暗，一天风雪黑山昏。 天涯幸遇知音士，子细论文共一樽。 过天山和上人韵（二绝） 从征万里走风沙，南北东西总是家。 落得胸中空索索，凝然心是白莲花。

一入空门我畅哉，浮云名利已忘怀。 无心对镜谁能识，优钵罗花火里开。 寄移剌子春 说与沙城刘子春，湛然垂老酷思君。 同游青冢秋将尽，共饮天山酒半醺。 茧纸题诗熟练字，毡庐谈道细论文。 五年回首真如梦，衰草寒烟正断魂。 和威宁珍上人韵 十载西游志已灰，南征又自大梁回。 扶持佛日惭无力，翊赞皇风愧不才。 旧约未能林下去，新诗常寄日边来。 何时杖履烟霞里，一笑伸眉得共陪。 其中，《丁亥过沙井和移剌子春韵》（二首），是他在成吉思汗去世后，以“奉 诏搜索经籍，驱传来京（指燕京），”这次行程是从哈剌和林出发，穿越阴山到燕京 （今北京市）。他骑驼冒风雪翻天山（大青山），过沙井，其时他38岁。其中有3首 诗中提及的周敬之，即天山县的太守，写这三首诗时，他43岁。从这11首诗中，从 侧面可见当年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和兴和县的一些情况。

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攻金

成吉思汗（1162—1227年）即元太祖，名铁木真，蒙古族首领，军事家和政治 家。出生于蒙古部孛儿只斤氏族，12世纪末13世纪初他统一蒙古诸部，1206年被推 举为大汗，称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制定军事、政治、法律等制度，开始使用 文字，结束了诸部之间长期混战的局面，加强了经济联系，对蒙古社会的发展起了进 步作用，即位后，于1211—1215年大举攻金，直到黄河北岸，占领中都（今北京）。 后将版图扩展到中亚和南俄，并将这些地区分封给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 台。1226年，率军南下攻西夏，次年在西夏病死，元朝建立后，被追尊为元太祖。

关于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攻金情况如下： 成吉思汗在1198年亲自到金朝纳贡，金章宗耶律璟害怕出事，未允许成吉思汗 到中都纳贡，而是只派卫王允济指定在净州（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城卜子古城）接 受贡物，成吉思汗鉴于金朝的无礼举动，及其允济的庸俗懦弱，使成吉思汗心存鄙视。 在允济从净州走后，欲发兵攻金。这次与允济的谋面，使成吉思汗看破了金朝国力的 衰微，为其后的攻金战争埋下了伏笔。1208年，当成吉思汗得知金章宗死，卫王允济 即位的消息，更加轻视金朝。据史书记载成吉思汗问金使“新君为谁？”金使回答 “卫王也。”成吉思汗于是向南面唾曰：“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 之耶，何以拜为！”成吉思汗“即乘马北去，金使还言，允济益怒，欲候帝再入贡， 就进伤害之，帝（指成吉思汗）知之，遂与金绝，益严兵为备。”并下决心攻金。

1211年秋，成吉思汗以报父祖世仇为名，发动了第一次攻金战争，蒙古分兵两 路攻金。成吉思汗亲统东路，攻克抚州、昌州（今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西南九连城）、 桓州（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四郎城）。其后成吉思汗大破驻守野狐岭的30余万金军， 此路军的先锋哲别率军入居庸关，进逼金中都（今北京），不克而还。而另一路西路 军，由成吉思汗诸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从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卫境嘎查 南下，由汪古部驻守的金界壕入境，并以献关投降的汪古部贵族为向导沿木怜道南下， 袭取净州、砂井，沿白道破丰州（治今呼和浩特市白塔村）、云内州（治今呼和浩特 市土默特左旗境内）、东胜州（今呼和浩特市托克县城境内大皇城）、武州（今山西 省五寨县北）、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等阴山南城池、重镇，饱掠而去。1212年， 蒙古军攻陷宣德州（今河北省宣化市）、德兴府（今河北省涿鹿县），逼西京（今山 西省大同市）。在1213年的一年间，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又横扫黄河以北，太行山东西。 1214年三月，金卫绍王求和，蒙古军退出居庸关。五月，蒙古军再度围攻中都，于 1215攻占中都。从1211-1215年，成吉思汗的第一次攻金战争，以抄掠为要旨，不思 留守，因此，许多占领区在蒙古军撤退后重新又归属金朝。正是因为第一次攻金战争 前后，成吉思汗在净州纳贡与金朝允济会晤和成吉思汗西路军以汪古部为向导首先袭 取净州，而使位于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内的净州名系史册。

攻金战争中窝阔台三次亲临九十九泉

窝阔台（1136—1241年），即元太宗，蒙古大汗，又称合罕皇帝。成吉思汗第 三子。1229—1241年在大汗位，成吉思汗二十年（1225年）封于也儿的石河（今额 尔齐斯河）上游和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1229年被推为大汗，次年即向金进攻，三 年内陆续占领陕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淮西一带。继又联合南宋攻金，于1234年灭金。 1236年命拔都西征，深入欧洲中部。在位期间，任用耶律楚材，采用“汉法”，制定 赋税制度。又遍设驿站，加强本土与诸汗国间的联系。

窝阔台在1230年秋天至1232年九月，两年间三次亲临九十九泉，他在这里指挥 攻金战争，处理国政大事，屯兵养病，并消夏避暑，成为蒙古汗国的重要根据地。

1230年秋七月，窝阔台亲率皇弟拖雷、皇侄蒙哥等，准备发动攻金战争，所率各 部兵马渡漠而南第一次来到九十九泉。兴建了“官山窝阔台营”，在今乌兰察布市辉 腾锡勒地区修整练兵达一个月之久。到八月窝阔台大军离开官山窝阔台营与其弟拖雷 众兵攻入山西，取大同东北十八程之天成等堡，又渡河进入陕西南部，破诸山寨栅60 余所，接着围攻凤翔，冬十一月攻潼关，无功而返。直到第二年二月，窝阔台的军队 才攻破凤翔、洛阳、河中诸城。金朝放弃京兆，迁民于河南，至此潼关以西地区为窝 阔台蒙古大军占据。

1231年五月，窝阔台第二次来到九十九泉。据《元史》卷二《太宗纪》载：窝阔 台在“夏五月，避暑于九十九泉。命拖雷出师宝鸡，遣搠不罕使宋假道，宋杀之。复 遣李国昌使宋需粮。秋八月，幸云中。”从此记载可看出窝阔台这次来九十九泉避暑 长达三个月。期间，他大会诸王、将领，商议攻金之策。据《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睿宗列传》载：“太宗还官山，大会诸侯王，谓曰：‘人言耗国家者，实由寇敌。 今金未殄，实我敌也。诸君宁无计乎？’拖雷进曰：‘臣有愚计，非众可闻。’太宗 屏左右，亟临问之，其言秘，人莫知也。凤翔既下，有降人李昌国者，言：‘金主迁 汴，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尔。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金人闻之， 宁不谓我师从天而下乎？’拖雷然之，言于太宗。太宗大喜，语诸王大臣曰：‘昔太 祖尝有志此举，今拖雷能言之，真赛因也。’赛因，犹华言大好云。遂大发兵”。拖 雷在官山献计并由大会决定分兵三路出征金国。由窝阔台亲自统帅中路军，渡黄河从 洛阳进发；斡赤斤率左路军由济南进发；拖雷率右路军由宝鸡南下，经过宋朝边境， 沿汉水到达唐、邓，形成包抄之势，预期目的是于第二年正月，三军会师在汴京（今 河南省开封市）。窝阔台首先令拖雷先取宝鸡，遣使南宋请假道。窝阔台的中路军在 1231年冬十月至十二月，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攻下了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西）。1232 年正月由白坡渡黄河，拖雷渡汉江，遣使来报，窝阔台遣嗣国王塔思与诸王阿勒赤歹、 口温不花先行渡过黄河至三峰山。窝阔台与拖雷军会师三峰山，并擒获金将移剌蒲阿， 使金朝的精锐兵力丧失几尽，金朝的潼关守将也献关降蒙古。这年夏天，三支军队会 师于汴京。窝阔台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速不台，由他统一指挥蒙古各路军，窝阔台北 还。

1232年，窝阔台北还途中，再次来到九十九泉。据《元史》卷二《太宗纪》载： 窝阔台在“夏四月，出居庸，避暑官山。高丽叛，杀置官吏，徙居江华岛。秋七月， 遣唐庆使金谕降，金杀之。八月，撒礼塔复征高丽，中矢卒。金参政完颜思烈、恒山 公武仙救南京，诸军与战，败之。九月，拖雷薨，帝还龙庭。”窝阔台这次来九十九 泉避暑养病，处理政务，督战攻金军务，从这年的四月至九月，长达五个月之久，一 直住在九十九泉。而拖雷也在同年四月来到九十九泉。据《元史》卷二《太宗纪》载： “拖雷在四月，由半渡入镇定，过中都，出北口，住夏于官山。”到五月窝阔台生病， 六月病情加重。拖雷为窝阔台祈祷天地。七月将虏获的金将移剌蒲阿也“械之官山， 召问降否，往复数百言。”又据《史集》中记载，1232年窝阔台过夏的地方在“阿勒 坛”，阿勒坛系蒙古语“金”的意思，可能与该地区开采黄金矿有关，其地南北皆有 黄金矿。或许与该地区每逢夏天，原野上盛开金黄色的鲜花有关，今天辉腾锡勒的一 段仍名为黄花沟。可见其时的九十九泉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和交通道上的要冲。

彭大雅蒙古之行

彭大雅，字子文，北宋时期鄱阳人，嘉定年间进士，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 蒙古遣使到宋朝议夹攻金朝之事，南宋遣使节报谢，彭大雅为书状官随行出使蒙古。 他著述的《黑鞑事略》，叙述了蒙古立国、地理、物产、语言、风俗、赋敛、贾贩、 官制、法令、骑射等事，内容详备简要。是研究蒙古开创历史的珍贵资料。 彭大雅出使蒙古是从宋朝出居庸关，沿着木怜道北上的，经兴和路，然后到砂井 （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吉生太古城）这一枢纽站，越金界壕而进入蒙古汗国。据其 所著《黑鞑事略》记载：“其地出居庸（燕之西北百余里），则渐高渐阔，出沙（砂） 井天山县（北）八十里，则四望平旷，荒芜际天，间有远山，初若崇峻，近前则坡阜 而已，大率皆沙石。”这是他路经今四子王旗南部（当时归属金朝），向北出金界壕 进入蒙古汗国时所见的地理环境。（即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金界壕以北地区）。该 文还记载该地区：“其产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草之外咸无焉。 其畜牛马、犬、羊、橐驼，胡羊则毛氄而扇尾，汉羊则曰骨律，橐驼有双峰者，有单 峰者，有无峰者。”记述了该地区气候寒凉，“无四时八节，四月八月常雪”的特点。 他又谈到居庸关北的官山（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地区）、金莲川（今锡林郭勒盟滦 河上游闪电河流域之河川地），其时官山隶属金朝宣宁县（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淤泥 滩古城），该地气候是“虽六月亦雪。”

马可·波罗丰州之东行

马可·波罗（1254—1324年）意大利旅行家。生于威尼斯富商之家。1271年十一 月，随同父亲、叔叔从地中海东岸出发来中国，穿过叙利亚和两河流域，横越伊朗全 境，北上到阿姆河上游，经中亚沙漠地带，翻过帕米尔，再迤东行，经新疆、甘肃、 宁夏进入今内蒙古地区。1275年五月到达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闪电河北岸）。 得到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器重和信任，先后仕元十七年。1295年返回祖国，抵威尼斯。 1298年，在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中被俘。在狱中口述东方见闻，由同狱者鲁思梯谦笔 录成书，即《马可·波罗行记》。但据意大利《每日邮报》在2011年8月10日报道， 意大利那不勒斯太子教授丹尼尔·佩特里拉先生认为马可·波罗最远只去过黑海，根本未 来过中国，而探险事迹是他从那些熟知中国、日本和蒙古国事迹的生意伙伴口中听到 的。然而讲给鲁思梯谦而成书的。 在《马可·波罗行记》第七十三章《天德州及长老约翰之后裔》作了如下记述： “天德（Tenduc）是向东之一州，境内有环以墙垣之城村不少，主要之城名曰天 德。隶属大汗，与长老约翰之一切后裔隶属大汗者同。此州国王出于长老约翰之血统， 名称阔里吉思（George）受地于大汗，然所受者非长老约翰旧据之全土，仅其一部分 而已。然我应为君等言者，此长老约翰族之国王皆尚公主，或娶大汗之女，或娶皇族 公主为妻。” “此州有石可制琉璃（axur），其质极细，所产不少。州人并用驼毛制毡甚多， 各色皆有。并恃畜牧务农为生，亦微作工商。治此州者是基督教徒，然亦有偶像教徒 及回教徒不少。此种持有治权之基督教徒，构成一种阶级，名曰阿儿（尔）浑 （Argon），犹言伽思木勒（Casmoul）也。其人较之其他异教之人形貌为美，知识为 优，因是有权，而善为商贾。” “君等应知昔日长老约翰统治鞑靼时，即定都于此天德城中。今其后裔尚居于是， 盖前此已言此阔里吉思国王出其血统，其实为长老约翰以后之第六君主也。” “由此州东向骑行七日，则抵契丹（cathay）之地。此七日中，见有城堡不少， 居民崇拜摩诃末，然亦有偶像教徒及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以商工为业，制造金锦， 其名曰纳石失（nasich）、毛里新（molisins）、纳克（naques）。并织其他种种绸绢， 盖如我国之有种种丝织毛织等物，此辈亦有金锦同种种丝绢也。” “其人皆属大汗，其地有一城，名曰申达州（Snydatuy、Syndatny）。居民多以 制造君主臣下之武装为业。此州有一山，中有银矿甚佳，采量不少，其名曰伊的非儿 （y d i f i r）。居民多游猎养鸟。”

从这几段记载中，不仅知道当时天德州即丰州（治今呼和浩特市白塔古城），军 名为天德军，军额为天德军节度使，属汪古部管辖，而且一度是元朝汪古部的首府， 马可·波罗途经此城时，所记天德州，可知元初仍用旧称。当时丰州出产琉璃，有阿尔 浑人生活在此州，长老约翰是汪古部的首领，其时为阔里吉思。马可·波罗在出丰州城 东行七日记载的情况，都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其时城镇较多，信教人较多。这些信 教的教徒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生产纳石失锦（丝绢）等丝织品和毛织品，销往外地。 所记的申达州为冯承钧的《马可·波罗行记》译本所译，而在梁生智的《马可·波罗 行记》译本中则译为新第州。笔者认为是威宁县，城址在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西北20 公里的台基庙古城。因原为抚州新城镇，马可·波罗所言为旧名即新城镇，梁译本较为 接近事实。新城镇当时以制造武器和军队所需的各种物品著名，有一山名为伊的非儿 （梁译本作伊定府）有银矿，采量较多，而居民过着游猎生活。 从《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述的情况来看，当时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卓资县、察右 前旗、兴和县等地区手工业、商业较为兴盛。特别是今兴和县境内还有生产军用武器 的手工制造业，该地区居民过着游牧生活，这些都是草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守护驿路的蒙古敖包

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兰花镇西北40公里的红格尔苏木达忽拉嘎查东南约5 公里处，有一座名为汗乌拉的黑色高山，“汗乌拉”系蒙古语，意为最高的山。在山 顶上屹立着一座高约10米的巨大的敖包，大敖包东北还陪衬着108座小敖包，为元朝 时期所建，敖包群在原有敖包圆坛的基础上，堆积石头为台，台基上面又分成大、中、 小三层，重叠作圆锥体，高约一米，形似烽火台，遥望如尖塔。敖包底部周长87米， 高7米；中层周长23.5米，高1.2米；上层周长10米，上层加上圆锥体的高度为2 米。锥体顶部插有一个火焰形铁质器械。敖包底部有一开口向东北，宽为70厘米的巷 道，从巷道登第二层后，绕半圈有一白色砂石岩凿制而成的水池，也就是祭祖先和神 灵的香坛，香坛下摆着写有经文的旗子。敖包四周散布着铁箭头，甲片和瓷碗、瓷罐 的残片。 这一处敖包群位于元朝大都（今北京）到岭北哈剌和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西岸 哈剌和林古城）的驿路之侧，距木怜驿道砂井枢纽站很近，南面即为净州路站所在地。 砂井是木怜道上的一个大枢纽站，在1259年7月，蒙哥汗病死在四川合川前线后，于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位，任蒙古汗国第五任大汗，此时忽必烈的幼弟 阿不哥也在哈剌和林自立。兄弟二人展开了争夺汗位之战，忽必烈调兵遣将，沿帖里 干站道和木怜道东西两路北伐。命令各地筹集粮饷，西路集中于砂井和净州，战争结 束后，忽必烈沿木怜道班师。净州在金朝时期，该地接近边堡，设有互市，为一交通 要镇。元太祖五年（1210年）成吉思汗曾与金朝的允济（即卫王）在净州会面，第二 年他派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西路征金军沿木怜道南下，经砂井、净州沿白道 破云内州、东胜州等州，袭击西京，金军败逃。到了元朝时期，位于这条驿道上的砂 井、净州，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这一敖包群。地处砂井和净州之间，具备了多重功能，它既是祭祀 “长生天”之场所，也是凝聚蒙古军队向心力，鼓舞士气的政治中心，而且又是战争 防御，掌握敌情，监控驿路、谋略战术的军事指挥部。在主体大敖包外围设置的排列 无序、规则不一的108座小敖包群是为了掩护大敖包，使之更加隐蔽，也体现了萨满 教、佛教崇尚吉祥数字的理念。由于这一敖包群居高临下，俯视木怜道，还驻有守护

驿路的将士，因此它对保护驿路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直到解放前，四子王旗对这一 敖包群的祭祀仪式格外隆重。而今这一历史悠久，保存较完整、规模最大的敖包群， 也是一处极具旅游参观价值的景点。

明军三进三不剌川

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军队出大都（北京），一直向北攻打，一举攻陷元上 都（开平），元顺帝北走应昌（今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次年，元顺帝病死于应 昌，由其子爱猷识理达即位，年号宣光。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东路军“出居庸， 入沙漠，以追元主”。曾三次进军三不剌川，因为位于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东北的 三不剌川是漠北通向漠南的桥头堡，这里水草丰美，便于养兵。三不剌川南即为阴山 山脉，特别是大青山，官山等段，为蒙古族的驻牧地和战要地，这一带又是良好的牧 场，两山是天然屏障。所以明军攻打三不剌川之目的是不让其占居阴山地区，使蒙古 退居漠北。

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明朝军队首次攻入三不剌川，据《明太祖实录》载 “都督孙兴祖及燕山右卫指挥平定、大兴左卫指挥庞禋等兵次三不剌川，遇胡兵力战， 皆殁于五郎口。”明朝这次攻打三不剌川以失败而告终。

洪武五年、宣光二年（1372年）明朝三路大军共50万，分道并进，出征漠北， 欲一举消灭哈剌和林的北元政权，结果明军溃师而还。其后，阴山以南的丰州、云内 州、东胜州等地屡遭北元军队的袭扰。明朝只好在洪武六年、宣光三年（1373年）将 三州之地人民迁入内地。为了稳定漠南的局势，明朝于洪武七年、宣光四年（1374年） 派曹国公李文忠四路出兵北进，其中两路打到三不剌川，并俘获北元的平章陈安礼等 人。其后，明军在丰州、云内州开始追击蒙古军，搜捕蒙古人户。

洪武八年、宣光五年（1375年），明朝再次派宋国公冯胜第三次攻入三不剌川。 这次进攻三不剌川亦未将北元军队逐出此地。同年，明朝置官山卫，任北元投降的首 领乃儿不花为指挥同知，隶大同都卫，以资防守。其后，因明朝进军三不剌川的失败， 特别是北击漠北的失败，致使明朝的官山卫消失。明朝防线由大青山南移至东胜卫城 和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境内蛮汉山一线，其北面为北元占据。到明成祖永乐年间，整 个丰州川成为政治真空地带，明朝和北元都不曾实施有效的统治。是因为北元仍将三 不剌川作为进攻明朝的桥头堡，丰州川随时可能会成为激战的战场。说明位于今乌兰 察布市四子王旗东北三不剌川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得到该地区明朝军队可随时攻入 漠北，失去该地区整个漠南地区亦难防守。

金幼孜随明成祖北征

金幼孜（1368—1431年），江西新淦（今江西省新干）人。明朝建文二年 （1400年）进士，历任内阁学士、大学士，官至礼部尚书，死后谥文靖。他于永乐八 年（1410年），跟随明成祖朱棣北征蒙古雅失理汗，其事记录于他著的《北征录》之 中；永乐十二年（1414年），他再次跟随明成祖朱棣北征蒙古瓦剌马哈木，直至忽兰 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一带），其事记录于他著的《后北征录》之中。在这两次 北征蒙古中，曾路经今兴和县、化德县境内。 他在《北征录》中记述在永乐六年（1410年）二月二十六日进入兴和境内（治今 河北省张北县境内），到三月初七，这十一天中都在兴和境内行军，兴和辖今兴和县 地区。十一日后进入凌霄峰在（今张北县东北），然后进入今化德县境内。他在《北 征录》中大致记述如下： “十一日驻跸凌霄峰北……十六日五鼓，驾（指明成祖）发由东路，幼孜三人向 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随驾不及。幼孜与光大（人名），由哨马路迷。入橐驼山谷中， 山重叠，顶皆石。山下有泉水一沟，甚清，饮马其上。泉旁多丰草，闻无一人，但见 鹿蜕角满地，间见人家居址、坟茔，渐见有数卒驱驴过，问大营所在，皆不知。前行 数十里，山转深邃，登高冈望川之西北，萧条无人，始勒骑回至泉上。有数十骑驻泉 水北，问之皆不能知。遂下马略休息。忽有军帅过，见予三人，亦下马同坐草间。问 驻跸处，亦不知。乃取羊肉、腌鹅、肉、饼同食。军帅经东南山谷中寻大营，幼孜三 人由东北而往。车马来者渐多，皆寻不得，行十余里，遇去者渐回，乃由东北山峡中 行。峡之南。山皆土，而北山尽石壁，巉岩峭削，有小石戴大石，层叠高低，宛如人 所为者，自兴和至此地，无寸木，但荒草而已，惟石壁之畔，生柏树一株，甚青翠可 爱，如江南人家花圃所植者。幼孜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奇观。’峡中行十余里， 途穷复回，穿过数山……行十数里，遇深涧，马不可度，乃复回泉上，下马休息荒草 间。……十七日早，由山间望东南行，逾数十里，雪益大，隐隐闻铜角声隔山谷间，又 过一山，见队伍前进，即鞍马行五六里，往问之，曰‘左掖军马，言驾起，往前五十 里驻营。’遂同行，午至锦水碛，见上，上喜曰：‘汝等何来迟？’三人答以迷道， 上问迷道之故，遂备言之，上大笑曰：“尔等皆疲倦，且休息。”十八日驻跸锦水 碛……十九日早，发锦水碛，行十余里，道边有古城，上指示曰：‘此答鲁城也，朕尝 猎于此。’” 从上述记述看，金幼孜等三人出西路，应在今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境内。因兴和、 鸣銮戍、凌霄峰皆在今河北省张北县境内，而答鲁城在今锡林郭勒盟新宝力高苏木境 内。因此从今河北省张北县安固里淖东北10里，向西北行进，必在今乌兰察布市化德 县境内。而明成祖这次率50万大军亲征蒙古。由清远侯王友督中军，宁远侯向福督左 哨，武安侯郑亨督右哨，宁阳侯陈懋督左掖，广恩伯刘才督右掖，都督刘江等充游击 将军督前哨。据《明太宗实录》载：“时军阵东西绵亘数十里，师徙甚盛，戈甲旗旄， 辉耀蔽日，铁骑腾跃，钲鼓震，”大大震慑了瓦剌使臣，并导致了蒙古内部分裂，明 军大获全胜，于七月十七日从今乌兰浩特附近回师北京。关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 的北征蒙古，金幼孜的《后北征录》记述非常简略，应与1410年北征蒙古的路线大致 相同。在三月三十日进入兴和境内，四月初一至初五均在兴和境内行军。其后进入沙 城（即元中都，在今河北省张北县境内）十二日从凌霄峰出发，经今化德县境内，十 六日到达答虏城。在这两次北征中，明朝都取得了胜利。而今乌兰察布地区东南部， 其时已成为明蒙交战必经之地，是一派人烟稀少的边塞草原风光。

明英宗北狩地理

明英宗，即朱祁镇，正统元年至十四年（1436—1449年）和天顺元年至元顺八 年（1457—1464年）在皇帝位。 他在位期间，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由于瓦剌也先发动对明朝的战争， 分兵数路，从辽东、宣府、大同、甘州等地同时进攻明朝。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挟持 下，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连连失败，匆忙回师。八月十四日当明英宗大军撤至距怀 来仅20里的土木堡时，第二天就被瓦剌骑兵追及并包围了土木堡。也先主动遣使和谈 并伪装撤退。王振派二通事与北使赴瓦剌营和谈，然后急命部队开拔。明军形同逃遁， 阵脚大乱，也先乘乱进攻，明“六军大溃，死伤数十万”，王振及从臣数百人皆死， 马骡20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明英宗本人也被俘。这就是明史上的 “土木之变”。“土木之变”导致了也先挟持明英宗北狩地理。 关于“土木之变”后，明英宗被挟持北狩，根据《明英宗实录》和《北征事迹》 记述情况大体如下：八月十五日，明英宗于土木堡被俘，十七日被也先携至宣府，守 将坚守不准入，遂向西行，二十一日至大同，二十二日驻大同城西二十里处。二十三 日过猫儿庄出边，进入今乌兰察布境内，二十四日到了威宁海子（今乌兰察布市察右 前旗黄旗海），二十七日至官山九十九泉（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地区），二十九日 至大黑河一带，三十日到八宝山（今大青山一带）。在此随也先营驻牧至九月十六日， 十七日至断头山（今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境内桌子山），停止五天后，又向北行一日。 后又于九月二十八日，也先再次挟持明英宗南下，经今乌兰察布境内到达大同，十月 三日威胁阳和（今山西省阳高县）；九日破紫荆关，十日过易州，到良乡，十一日过 卢沟桥进逼北京。由于明朝军民的抵抗，也先率瓦剌军进攻北京失利，在包围北京四 天后，于十五日挟持明英宗折回良乡，第二天过易州，十七日过紫荆关，十九日过蔚 州，二十一日过顺圣州，二十三日复从阳和后口回到大同猫儿庄，于第二天出边进入 今乌兰察布市境内。 明英宗第二次出边是由猫儿庄过长城，第二天到达即宁海子，（即威宁海子）东 岸，又行两天后，到达今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境内被称为达子营的也先的一个营地。从

这里更往西北走，到达小黄河（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内锡拉木伦河）东的伯颜贴 木儿营内，后又西北行到牛头山（今包头市境内）、又行营于八宝山、大青山沈塔处 （今呼和浩特一带）驻牧了较长时间。景泰元年（1450年），明英宗于今卓资县境内 的断头山进行了正旦祭祀，二月明英宗在东胜州一带，四月在丰州一带，直到同年八 月返回明廷为止，明英宗始终随伯颜贴木儿营在今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 一带驻牧。其时，也先的大营也在这一带。同年明朝与蒙古瓦剌部议和，八月，也先 送明英宗还朝。

也先的大本营失八儿秃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时，瓦剌的首领也先太师控制了今乌兰察布地区。也 先的活动范围在西起丰州（今呼和浩特地区）东及阳和（今山西省阳高县）的大同边 外地区活动。而位于交通要冲的失八儿秃是其活动的大本营，失八儿秃在今乌兰察布 市商都县南部，失八儿秃蒙古语为泥淖之意。 据杨铭的《正统临戎录》载，正统十五年（1450年）“五月内，送铭伴送李成赉 敕到大同。铭复回随侍。在于金山，差铭又来大同讨信，回还复奏……六月内，也先哨 马于分岭墩捉获夜不收李贵，到于金山。也先处随差使臣送至御前……铭奏要差使臣往 北京去……当时就与伯颜贴木儿说前情，依从。行至关山东北，地名失把（八）儿秃。 次日早，同伯颜贴木儿到也先处。有也先太师在于地名九十九个海子放鹰。” 这里所说的金山与关山为同一座山，关山即官山（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灰腾 梁）可见失八儿秃是也先的驻帐之地。伯颜贴木儿为也先之心腹大臣，驻牧于今乌兰 察布市四子王旗锡拉木伦河以东地区。七月，明朝派往也先处的李实，写的《北征录》 亦载：“初九日，宿昂裈冈儿（今河北省张北县安固里淖），即海子。初十日，宿失 剌失簿秃，即也先边塞营中。送下程羊二只。十一日，至也先营中，地名失八儿秃。” 说明也先营仍在失八儿秃。七月二十九日明朝派杨善等使团为迎接被俘的明英宗，到 达也先大营失八儿秃。据刘定之《否泰录》载：“二十九日，（杨）善等至也先营。 也先方出猎。八月初二日回营，与（杨）善等相见。太上（指明英宗）遣袁斌来会…… 初三日，（杨）善等见太上于伯颜贴木儿营。初四日，也先请太上至其营饯行。也先 弹琵琶，其妻奉酒，……初八日，太上驾行，伯颜贴木儿护送。十一日驻跸野狐岭。伯 颜贴木儿等数拜骑，皆痛哭良久，既别去……十六日，自东安门入，上（指明代宗朱祁 钰）迎拜，太上（指明英宗朱祁镇）答拜。” 我们可看到这一时期也先的大本营一直设在失八儿秃，并成为其时政治中心。明 朝景泰二年（1451年）瓦剌也先太师攻脱脱不花汗，后脱脱不花汗为沙不丹杀死，也 先势力进入东蒙古地区。明朝景泰三年（1452年）冬，也先在哈剌莽来（今锡林郭勒 盟北部）等地过冬。明朝景泰四年（1453年），也先自立为汗，他是以非黄金家族子 孙的身份登上了蒙古大汗的宝座。称大元田盛大可汗，年号为天圣。次年，也先即死 于瓦剌内乱之中，蒙古再度陷入分裂。也先称汗的地点虽无明确记载，但从上述发生 的事件推断，应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而失八儿秃至也先死之前，一直为其时的大本 营。

王越袭击威宁海

王越（1423或1426—1498年），明朝河南濬县（今河南浚县）人，字世昌。明 景泰进士。历官御史、按察使。明天顺末任大同巡抚，朋成化初兼宣府巡抚，后总制 三边。收复河套失地身经十余战，出奇取胜。以军功晋威宁伯。明成化十九年（1483 年）汪直败，乃受累被黜。孝宗时复职。卒谥襄敏。著作有《王襄敏集》。 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北元的巴图蒙克（汉史中也称把秃猛可）被立为汗， 即达延汗，明朝称其为小王子，他是著名的中兴之主。他即位初，每年秋冬迁河套驻 牧，开春则渡河北上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境内）一带过夏，往来途中常驻牧于宣大边 外的威宁海（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黄旗海）。 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二月，达延汗长途迁移汗帐于威宁海子，遭到了明将王 越的袭击。王越是明朝成化、弘治年间的名将，他躁于功名，不顾全大局。是年他以 提督军务衔率两万人到榆林防御，途经大同时，闻达延汗驻帐于威宁海，即率军夜出 孤店，过猫儿庄直趋威宁海子。时值风雪大作，天地昏暗，王越纵兵掩杀，生擒蒙古 幼男妇女171人，斩437人，获马驼牛羊6000余头。达延汗在这次被袭中险些丧命。 明王朝“由是封（王）越威宁伯，世袭，岁禄千二百石。”以前一直是蒙古方面进入 明边掠夺，明朝忙于应付，别无良策。在这种形势下，王越的轻进邀功，给明朝带来 了很大的灾祸。第二年明朝得报：“虏酋亦思马因等窃议，与小王子连兵，欲寇大同 等边，”显然这是要报前一年二月威宁海之仇。也就在这一年，王越又出大同，“适 寇入掠，追击至黑石崖，擒斩百二十余人，获马七百匹。进太子太傅，增岁禄四百 石。”〔14〕但到了成化十九年（1483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亦思马因被达 延汗所败，西逃至甘肃以北亦集乃等处。 同年七至九月，达延汗在打败亦思马因之后，立即侵入明朝大同、宣府报复威宁 海被袭之仇。仅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达延汗三万余骑，连营五十余里，入大同连战 两天一夜，明方面虽然擒一人，斩17人，夺回牲畜16600头（只），但付出了阵亡 586人，伤1101人，死战马1070匹的惨重代价。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春，达延 汗以威宁海为根据地，再次入大同。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冬，入侵庄浪、镇番、 永昌等处。明弘治元年（1488年）五月，达延汗驻牧于大同近边（今乌兰察布市丰镇 市南境），连营三十里，遣人“奉番书求贡”。明朝只好允许其求贡的请求。其时达 延汗又在满都海彻辰夫人的辅佐下，又经数十年的东征西讨，打击瓦剌，消灭权臣，

于十六世纪初统一了蒙古本部（漠南北六万户地区），并进行了分封，对蒙古诸部实 行“画地而牧”。威宁海以北是大汗直属的察哈尔万户牧地，并以此为根据地接连不 断地袭击明边。明朝大将王越袭击威宁海的事件，导致了达延汗的侵犯明朝，以及结 束蒙古之间的动乱纷争的局面，揭开了蒙古历史新的一页。

军事要地野马川

在元朝、明朝时期，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双古城村东一带的地方，被 称为野马川。这里曾是元朝、北元的军事要地和驻牧之地。 据《元史》卷二《定宗纪》载，元定宗贵由元年（1246年），“冬，猎黄羊于野 马川。”《元史》卷一百二十五《铁哥传》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进 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以病足，听舆轿入殿门。帝尝忆北征事，不能悉记，铁哥 条举甚详，帝悦，以金束带赐之。初，诏遣宋新附民种蒲葡于野马川晃火儿不剌之地， 既献其实，铁哥以北方多寒，奏岁赐衣服，从之。”《元史》卷一百三十六《阿沙不 花传》载，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仁宗以太子监国，遣使北迎武宗，而武 宗迟回不进，遣使还报太后曰‘非阿沙不花往不可。’乃遣奉衣帽、尝醖以往，至野 马川，见武宗，备道两宫意，及陈安西王谋变始末，且言：‘太子监国所以备他变， 以待陛下，臣万死保其无他。’武宗大悦，解衣衣之，拜中书平章政事，军事大事并 听裁决，因奏平内难之有功者燕只哥以下十人为兵马指挥，为直省舍人。诏先奉蒲葡 酒及锦绮还报两宫。仁宗即日率臣出迎。”《元史》卷一百六十二《李庭传》载： “初，武宗出镇北边，庭请从行，成宗悯其老，不许，赐钞五万贯。依前荣禄大夫、 平章政事，商议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兼后卫亲军都指挥使，奉旨北征怀都，至 野马川而还。” 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五年（1372年）“丁末，大将军徐达师至山西境。遣 都督蓝玉先出雁门，于是（蓝）玉军进至野马川，遇胡寇追至乱山，寇反兵接战， （蓝玉）击败之。”在野马川击败北元游骑后，初战告捷，士气大振，20天后即挺进 漠北腹地土拉河畔。其后由于轻敌冒进，在岭北战役中明军一败涂地。据《明史》卷 一百五十四《李彬传》载，明成祖十年（1412年），“（李）彬与柳升严兵境上，而 令土官李英防野马川。”《明史》卷二百十一《马芳传》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马芳）复御之新平，寇营野马川方贺。”由上述记载可见野马川是其时的 战略要地。

梁震出塞之战

梁震，据《明史》卷二百十一记载为新野人，据王士琦《三云筹俎考》记载为陕 西人。他先后任明朝榆林卫指挥使、都指挥佥事、延安游击将军、延安副总兵等职。 嘉靖十四年（1535年）进升为都督同知，为陕西总兵官、右都督。嘉靖十五年（1536 年），移镇大同，任大同总兵官。当时大同经两次兵变事件，乱兵先后连杀大同巡抚 张文锦和总兵官李瑾。可以说梁震是受命于危难之中。 梁震很有作战经验，他在陕西任职时，曾收留从蒙古逃回的人口，养为家丁，有 300多人（《明史》中作500人），与之婚娶，授以鞍马器械，使他们出塞与蒙古人 同处，见蒙古人众少时，就杀死他们后而入塞内。使蒙古不敢近榆林卫边塞，使其慑 服。梁震任大同总兵官这一年，率领这些家丁同入大同，并出塞在牛心山（今丰镇市 红砂坝境内牛青山），杀死蒙古瓦剌军百余人。嘉靖十六年（1537年）二月，梁震再 次出塞，与蒙古军队战于废宣宁县（今凉城县淤泥滩古城），杀死蒙古军队140余人， 三月，第三次出塞，战于红崖儿（今丰镇市元山子朱儿崖），杀死蒙古军队180余人。 这三次出塞作战，使明蒙边境的战争危机稍有缓解，但根本上未根除战争的隐患。 而又都在当时明朝近边之地（今丰镇市、凉城县境内）展开的。但明朝的尚书郑晓还 是称赞梁震有古良将之风。

周尚文出击凉城

周尚文（1475—1549年），明朝时陕西西安后卫人，字彦章。多谋略，精骑射。 16岁袭指挥同知，出塞屡有战功，升任都指挥佥事充甘肃游击将军。明朝嘉靖年间， 累官至大同左都督，加太子太傅。以得将士死力，御俺答汗、吉囊（俺答汗弟，即布 拉台吉或称为?摇必力克墨尔根济农）有战功，威名颇盛。 他在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境内曾击败俺答、吉囊的蒙古骑兵。俺答汗即今人译为 阿勒坦汗，生于1508年，他与其大弟吉囊历经东征西讨，在明朝嘉靖中，终于迫使蒙 古宗主汗达赉逊汗由宣大边外东迁至辽河中下游一带。而俺答汗的居地据《万历武功 录》载：“自上谷（今河北省承德市东）抵甘凉（今甘肃省张掖、武威），穹庐万里， 东服土速（图们汗、内喀尔喀速巴亥），西奴吉、丙（衮必里克子诺延达喇济农、俺 答子丙兔）。”俺答汗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和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先后 派石天爵等人出使明朝，要求明朝开通商路进行互市贸易。明朝不但拒绝了蒙古的互 市要求，而且杀害了全部出使明朝的使臣，并以朝廷之名义重金悬赏，求俺答汗等人 的首极。随即俺答汗、吉囊率领蒙古骑兵南下大同。据《明史》卷二百十一《周尚文 传》载，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汗派“吉囊数万犯前卫。（周）尚文与战黑 山，杀其子满罕歹，追至凉城。斩获多，进右都督。已，寇由宣府逼畿甸，出大同塞 而北。尚文邀之，稍有俘获。后寇复大举，犯鹁鸽峪，将南下。尚文备阳和，遣骑四 出邀寇。寇遁，赐敕奖劳之。”《归绥道志》卷二十五《前代宦绩》则记载为，周尚 文于是年“秋又以总兵官镇大同，吉囊数万骑犯前卫，有黑山凉城之捷，进右都督。” “黑山归化厅，凉城宁远厅。” 从上述记载看，《明史》采用了鲜卑旧名凉城记述了周尚文出塞于今乌兰察布市 凉城县境内，击溃吉囊骑兵的史实。《归绥道志》所记证实凉城即清朝时的宁远厅， 今为凉城县和卓资县辖境；而对黑山则记为在归化厅，今呼和浩特市有误。黑山应为 今凉城县境内之蛮汉山。所以说周尚文的出塞攻击蒙古吉囊骑兵于今凉城县境内。 此后，周尚文又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八月，俺答伏兵五堡旁，诱（明朝） 指挥顾相等出，围之弥陀山（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与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交界处）。 （周）尚文急督副总兵林椿、参将吕勇、游击李梅及二子君佐、君仁出塞援，围始 解。”这次作战亦在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之南境。对当时明朝来说，周尚文在凉城境 内的这些作战，对抵御与威慑蒙古具有一定的作用。因此说：“诸将磊磊，独有出塞 之雄。”但仅凭在凉城的抵御蒙古胜利，未能阻绝俺答汗蒙古骑兵南下道路。随即， 俺答汗率领蒙古骑兵由大同南下，越雁门关直逼太原，攻破今山西省境内38个州县， 劫掠人畜、财物，历时月余。其后又经战争，直接导致了明朝同意开市，与蒙古贸易。 但周尚文在凉城抵御蒙古骑兵的南下事迹，在《明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咸宁侯仇鸾冒功出战

仇鸾（？—1552年），明朝陕西镇原（今属甘肃省）人。字伯翔，出身将门之家， 袭咸宁侯。曾总兵甘肃，因贪虐罪被革职。后勾结明朝大学士严嵩父子，乃得重用。 嘉靖二十九年（1500年），官至大将军，总兵大同。俺答汗率蒙古军队攻入内地，他 一战即溃，又讳败冒功。加官至太子太保，深受明世宗的宠信，后因明朝指挥同知并 掌管锦衣卫的陆炳等人的揭发，革职忧惧而死。 在嘉靖三十年（1551年）八月，大将军仇鸾总兵大同的第二年，俺答汗率军攻大 同，仇鸾遣其亲信时义以重贿结交俺答汗，让他不要打大同，应去打宣府和蓟州，与 俺答汗暗约使其不犯大同境，俺答汗率兵东去。自此一段时间大同未被攻掠，但到了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俺答汗违约并率兵经今乌兰察布南部，攻入大同塞。明朝 命仇鸾出兵作战，分布逐剿。他率各边兵6000千人和宣大戍卒11万人，逗留不战， 战则败绩。俺答汗军犯大同亦频繁，仇鸾感到不安，乃请出边正罪。但他其实并无讨 敌之意，只是吹嘘冒功。明世宗朱厚熜开始测觉到仇鸾的行为，始疑仇鸾不足恃。在 这种情况下，他只好硬着头皮与蒙军交战。他侦察到俺答汗军仅数千人住牧在威宁海 侧，仇鸾感到蒙古军少，想袭击立功。于是，他率戴伦等统兵万余，沿着大同通向威 宁海的道路，夜驰200里，临明前到达威宁海。蒙古军察觉后，全部突出。仇鸾等仓 皇撤退。就在撤退的过程中，被蒙古军队杀死126人，射死马百余匹。明军仅在奔还 途中，杀死蒙古零骑6人。这是明朝失败的一次袭击战。但仇鸾上疏言状，夸大了这 次出塞之战的作用。明朝兵部认为他的这次出塞之战，明军死伤多而暂获少，不可言 有功。而明世宗皇帝还袒护仇鸾说“斩获虽少，勤劳宜录。”亦赏赉有差。 同年六月，仇鸾病疽发背，八月被革职忧惧而死。他死后明朝以通虏纳贿罪，被 剖棺戮尸，枭其首，他的妻子及亲信时义、侯荣、姚江皆被杀死，籍其家，没赀入官。 这是一代奸臣应有的下场。

马芳出塞之战

马芳（1517—1581年）?摇明朝山西蔚州（今河北省蔚县）人，字德馨。幼被鞑 靼兵虏去为奴，后逃归明朝，投奔大同总兵周尚文部下，任队长，与鞑靼兵屡战有功。 累官至左都督。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升任蓟镇副总兵，分守建昌，又先后移镇宣 府、大同，任总兵。万历六年（1573年），因行贿事被罢官。为大帅十余年，身经大 小百十战，屡次击败俺答汗蒙古骑兵，善以少击众，称一时将帅之冠。 在明朝嘉靖年间，他曾两次出塞至今乌兰察布地区与俺答汗蒙古骑兵交战，且取 得胜利。据《明史》卷二百十一《马芳传》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马芳“复 御之新平。寇营野马川，剋日战，（马）芳度寇且遁，急乘之，斩级益多。众方贺， （马）芳遂策马曰‘贼至矣’。趣守险，而身断后。顷之，寇果麇至。（马）芳战益 力，寇乃去。亡何，战泥河，复大破之。” 又据《明史》同卷中载，嘉靖四十五（1566年），“时大同被寇，视宣府尤甚。 总督陈其学恐扰畿辅，令总兵官赵岢扼紫荆关。寇乃纵掠怀仁、山阴之间，（赵）岢 坐贬三秩，遂调（马）芳与易镇。俺答转犯威远几破，会（陈）其学率胡镇等救，而 （马）芳军亦至，相拒十余日，乃走。（马）芳谓诸将曰：‘大同非宣府比，与我间 一墙耳，寇不时至，非大创之不可。’乃将兵出右卫，战威宁海子，破之，其年，俺 答就抚，塞上遂无事。” 上述记载的第一场战争发在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镇双古城境内。在这场野马 川战斗中，充分体现了马芳料敌如神和身先士卒的作战精神。第二场战争发生在今乌 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黄旗海，其实这场威宁海子之战，应是一次袭击战，充分体现了马 芳善于以少击众之军事指挥才能。《明史》所言，对俺答汗的作战之战功只是自吹， 而“俺答就抚”实质是因为俺答汗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明朝向其进行贸易的。在明 朝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俺答汗率其部内附明朝，明穆宗正式下诏封俺答汗为顺 义王。马芳出塞之战胜利只是明蒙战场的一个局部，最终达到目的是俺答汗。他被封 为顺义王后，以封贡互市的形式取代了刀光剑影的战争风云。从此，在北京经威宁海， 到丰州滩这条道路上，明朝丝绸、茶叶等与蒙古马匹、牛羊贸易不绝于道。正如焦竑 在《通贡传》中所言，“诚所谓贸迁有无，胡越（实指明朝）一家。”

苏志皋亲历近塞地

苏志皋在嘉靖二十二至二十六年（1543—1547年）任明朝口北道右参议，他 “畅晓夷情，谙练戎务”，将所见所闻及文献记载汇编成《译语》一书，署名为岷峨 山人，为苏志皋之号称。《译语》对当时蒙古各部名称、首领、战术、习尚、手工业、 物产等情况记载详细，体现了他全面了解蒙古情况和对边将的选贤任能的核心思想。 是“经历其地而尝其事”，所以他在《译语》中对长城北侧地理环境的记载较为准确。 对宣府、大同边外近长城地区有如下记载：“惟近塞则多山川林木及荒城废寺，如沿 河十八村者，其丘墟尚历历可数，极北侧地平如掌，黄沙白草，弥望无垠，求一拳石、 勺水无有也。渴则掘井而饮，虏酋号小王子者，常居于此，名曰可可的里速，犹华言 大沙窊也。西南曰青山、曰照壁山、曰草垛山、曰桦皮岭、曰威宁海子、曰东西二海 子、曰野马川、曰羊圈堡、曰桦林沟、曰杏园、曰松林。虏常往来驻牧于此。一便水 草，一便蔽翳，一便窥伺也。……予嘉靖癸卯夏奉命分守口北道时，与元戎提兵出塞， 亲见园林之盛，蓊郁葱茜，柯叶交荫。”我们从这段记述可知是当时今乌兰察布市和 锡林郭勒盟的风光。其中威宁海子即今察右前旗黄旗海，东西二海子则指凉城境内的 岱海和霍金海（汗海），野马川指今凉城县双古城一带。可见明朝前期乌兰察布地区 自然风光之优美和环境之宜人。当时生活在这一带的蒙古族游牧部落非常重视对自然 环境的保护和利用。他的记述在其他书中得到印证。据《万历武功录》载：“亦克罕 者，虏言可汗也。亦克罕控弦之士七万，为营五，在偏头西北，威宁海、大沙窝、古 云中、五原郡地也。”从上述情况可知今乌兰察布地区是蒙古大汗达延汗后裔博迪汗 的宗本部察哈尔的牧地范围。《北虏始末志》中也记述这一带是：“介西北间，善水 草，其人甚富而饶，有牛皮帐九，蓄珍宝五百万。”萧大亨《北虏世系》中亦载有： “大同丰州滩顺义王部落，隆庆五年受封顺义王，万历九年卒。在大同边外大青山、 昭君墓、丰州滩住牧，西至河套，东至宣府洗马林一带，离边三百里。”这是反映了 嘉靖二十年（1541年）之后至万历初年的情况。《元史》中亦有“猎黄羊于野马川”， “初，诏遣宋新附民种蒲葡于野马川晃火儿不剌之地”等记载。《明史》卷二百十一 《马芳传》中亦有蒙古大营设在野马川的记载。 从苏志皋亲历近长城以北之地来看，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察右前旗黄旗海、凉城 县的岱海、凉城县双古城村一带等地，是北元驻牧的地方，常将营帐设在这里。明初， 整个乌兰察布地区南部是林木丛生，水草丰美的地方，因有威宁海、大小二海子，气 候较为湿润，山丘地带树木茂密，人马难行，为北元重要的牧区和驻军之地。因此苏 志皋出于对防止蒙古的南下扰边考虑，“叹曰：木之寿，以无樵采，岂必樗栎哉，中 多禽兽，每秋虏必来射猎至勤，侦逻烦士马，不如焚之可也。”其后，明朝开始大规 模的在近塞之地伐木烧荒，使近边诸地古木略尽，草遭焚烧。由于战争所致，据《明 神宗实录》载：“一免贼马驻牧，一便官军瞭?摇，”焚烧草木，并以烧过的地方“草 木多寡，遵例奏报，以凭稽考。”致使今乌兰察布市境内南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 较为严重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