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山古道

阴山古道-第一章　先秦时期

　　一、古道路线

　　原始社会时期，今乌兰察布市的阴山南北地区已有人类生活的遗迹。今四子王旗境内的供济堂和卓资县三道营、哈达图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今乌兰察布地区所辖的一区一市四旗五县境内都有人类活动，共发现新石器人类活动遗址近百处。证明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人类生活在今乌兰察布市的阴山南北地区。由于先民们的迁徙、生产、生活和交换，通过文物考古看，其时出现了草原自然路。这些草原自然路或在生产、生活中形成，或在邻近地区进行各种活动而形成。而道路的称谓，始于西周时期，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之说。而其时的今乌兰察布地区，因地处偏远，为游牧民族所据，仍以草原自然路为主。据《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和《史记》卷一百十《匈奴传》记载，战国时各诸侯国中，最早把行政区设置在今乌兰察布地区的是赵国的赵武灵王（前３２５—前２９９年）。《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传》记载：武灵王“二十年（前３０６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二十六年（前３００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今兴和、丰镇南部属之），西至云中（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古城村古城）、九原（今包头市麻池古城）”。赵惠文王三年（前２９６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今陕西省榆林东南）。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可见，在赵武灵王时，把赵国的国界向北和西北推进到代、雁门、云中和九原以后，开拓了北边的道路交通。先秦时期今乌兰察布地区的主要道路有：

　　商朝时期征伐鬼方的路线

　　从殷都经苏（今河北省邢台市附近）、有易（今河北省易县附近），北上燕亳（今北京市附近），折向西北，到鬼方（今乌兰察布市等地）。

　　周穆王的西巡路线

　　从镐京（今河南省洛阳市）经犬戎居住地区、出雁门关，入今乌兰察布地区，到燕然山，继而进入甘肃、青海、新疆，西到赤乌人居住地。

　　赵国李牧北击匈奴的军事行动路线

　　从代、雁门郡北（今乌兰察布市境内）北出，至阴山以北地区。

　　云中郡到代郡的道路

　　从云中经雁门（治今山西省右玉县南）到代郡（治今河北省蔚县南）。此路与雁门郡所辖武要县（今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境内）等和代郡所辖延陵县（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丰镇市南境）且如县（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东南境）相联接，形成通向边境各县的支路。

　　二、人口迁徙

　　距今约一万年左右，就有人类在今乌兰察布地区活动，他们已懂得开采制作经济生活所必须的工具—粗糙的打制石器。当时在这里生息、劳作、繁衍的人类，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原始生活。距今七、八千年，乌兰察布地区的原始居民已经开始发展畜牧业，并兼营渔猎经济。创造出了草原细石器文化，揭开了原始游牧文明的序幕。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整个今乌兰察布地区都有人类活动，相当于中原后冈一期文化、仰韶文化时代的原始文化，反映了这一地区与中原地区和燕山以北等地文化的密切关系。距今４５００年后的老虎山文化，有突出的标志是石城聚落群和三空袋足器的出现，因发现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镇北的老虎山遗址，面积最大，且具有代表性，因此被命名为老虎山文化。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高度评价说：“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半坡文化是土房矮屋，而凉城的老虎山、园子沟文化是高楼大厦，它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曙光。”这一时期的原始先民们，以农耕为主，兼营狩猎和畜牧业。

　　约前２１—前１６世纪的夏朝时期，夏朝前期乌兰察布地区由于气候变冷，原中原北上的农耕人群向南迁徙。此时，在今乌兰察布地区是游牧民族荤粥活动的地方。距今３８００年左右，即夏朝的后期，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又有农耕人群在此活动。但时间不长，因气候干冷，不适宜农耕，而很快被迫南下。

　　约前１６—前１１世纪的商朝时期，在今乌兰察布地区生活着獯育（荤粥、薰粥）、鬼方、■方等一些游牧部落。他们与商朝时战时和，促进了各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到商末周初时期，全国气候整体进入小冰期，气候变冷。在今乌兰察布地区由于商朝和西周之间的征伐，无力北顾，处于乌兰察布地区的人口为躲避恶劣的环境而南下，寻找适宜农牧业发展的有利环境。此间，无论农业文化，还是畜牧业文化的遗存都很少发现，出现了空白，说明人类绝大多数已迁出今乌兰察布地区。

　　约前１１世纪—前７７１年进入西周时期，在西周中期今乌兰察布地区活动的游牧民族主要有鬼方、猃狁、楼烦、戎等，而猃狁也就是原鬼方或其中的一部分，西周与鬼方、猃狁经常发生战争。公元前８世纪，由于战争，猃狁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西周也因四处出击，丧失严重，其统治也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

　　前７００—前４７６年春秋时期，对生活在北方的各游牧民被华夏族泛称为狄或北狄。北狄也就是夏商西周时期的荤粥、鬼方、猃狁等族融合而成，是以一个新的族名取代旧的族名而已。北狄生活在包括今乌兰察布地区在内的北方诸部落，曾对中原各诸侯国造成威胁。北狄曾于晋献公十五年（前６６２年）伐邢，十七年（前６６０年）伐卫，一度占据了太行山地区，势力达晋东、齐鲁。在秦穆公霸西戎时，北狄中的白狄和赤狄也被晋国降服，戎狄或降或灭，或杂居于春秋北方各国之内，或被北逐。

　　前４７５—前２２１年战国时期、林胡、楼烦、东胡逐渐成为北方几个主要游牧部族，并称“三胡”。其中有东胡生活在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商都、化德等部分地区，林胡、楼烦占据阴山以南今乌兰察布南部和呼和浩特及鄂尔多斯东北边沿一带。他们与秦、赵、燕频繁接触，互相交往，由于各自的利益，不时发生战争，在长期的活动中，或发展壮大，或融合在一起。又因气候整体向暖湿方向发展，今乌兰察布地区又有农耕民族再度北上，促进了农牧业的融合。到战国中晚期，一部分北方民族逐渐融合于农耕民族之中，为赵武灵王向西扩土开疆创造了条件。前３２５—前２９８年赵武灵王时期，赵国强大起来后，占据了今乌兰察布南部丘陵区和呼和浩特平原地区。开始向北攻击林胡、楼烦，使其归属赵国。而在阴山北麓与大漠之间的蒙古高原一带生活着匈奴人，他们以阴山为根据地，发展匈奴联盟，占据了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前３１０年，匈奴地域南境与燕、赵、秦相邻，使大部分林胡、楼烦归附了匈奴。赵武灵王十九年（前３０７年），赵武灵王在原阳（今呼和浩特市八拜古城）开始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处，实行“胡服骑射。”第二年，他率众兵打败林胡、楼烦，开始“自并代阴山下，至高阙为塞，”治阴山筑长城，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三郡，开始对北方实行政治统治。赵武灵王死后，国势日衰，控地缩小，赵国北边良将李牧率兵常驻雁门、代郡防备匈奴。秦始皇十八年（前２２９年），秦灭赵国。战国时期，今乌兰察布地区既有从内陆北上的华夏族，也有原来当地的北方民族，是华夏族与北方诸族杂居的地区。随着迁徙人口的增多，出现了一些城镇，这对于中原农耕文化向北扩散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流及发展，促进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交通工具

　　作为畜力交通工具的马，最初用于战争的坐骑或驮运。而车辆汉族的学者认为，是在夏后氏时由奚仲最先发明的。１９７８年前后，考古工作者在阴山发现青铜时期的阴山车辆岩画，这些岩画与亚洲各地区青铜时代的车辆岩画相似，也与陕西省宝鸡市如家庄出土的西周时单辕、双轮、方舆（厢）车相符。北方地区车辆的发展，晚于中原地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阴山的车辆岩画看，最早出现的车辆是非常简陋的。前面是骑者，后面一匹马，马尾上连着一椭圆形物体，栓在牧畜后面拉着走。而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察右中旗发现的阴山岩画中为马蹄印和鹿，与当时交通有关。从西周早期小盂鼎和中期的师同鼎铭文记载看，车辆的发展是从单辕到双辕演变，先秦时期，多使用单辕车，由辕、衡（缚轭驾马的横木）、轭（驾马的人字形叉木）、銮（装于轭首或轫上的铜制车饰物）、车厢（也称舆）、一轴二轮组成，说明北方草原各族在西周时已可造车，并用于狩猎和战争。

　　商周时期，金文的“车”字，也画出轮、轴、辕、衡、轭的形状。证实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车辆与中原地区车辆存在着渊源的关系。

　　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入铁器时代，车辆开始以铁键镶轴，植物油润滑。从出土遗存分析，已出现双辕，由双数马改为单数马挽拉，即由以前的两马、四马、六马、八马驾单辕车改为一马或三、五马驾双辕车。战国时期，赵国赵武灵王以原阳为骑邑，赵国骑势尤盛，列“七雄”之首。雁门、代郡、云中地区以马驾车较为普遍，戎车（战车）逐渐减少，牛车在民间普遍使用。

　　四、道路运输

　　人是一切运输工具的缔造和操纵者。原始社会时期，今乌兰察布地区的先民们的运输方式主要是以手提、头顶、背负，进而用绳拖曳，遇有大物则以橇载滑移的方式来运输。先民们将猎获的禽兽和种植的粮食，通过肩扛或背运的方式，从草原自然路上运输回家。

　　进入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战车和畜力驾车，开始投入道路运输，广泛使用于狩猎和战争。如活动于今乌兰察布地区的鬼方，经常与西周发生战争，小盂鼎铭文有周成王二十五年伐鬼方的记载。其时鬼方已经掌握了制造战车的技术，作战时多用车战。在周康王时一次与鬼方作战，曾俘车多至百辆。春秋时的北狄在与中原交往的过程中，将货物用车辆输入中原各地，而中原的物产亦引入今乌兰察布地区。战国时赵、燕两国在今乌兰察布地区修筑了长城，赵国长城入河北省进入代郡延陵县，即今兴和县大同窑村境内大青山麓，向西经察右前旗黄旗海北，集宁区土城子村北山坡，卓资县旗下营，过呼和浩特市陶卜旗山口，于包头市固阳县继续向西沿伸，经乌拉特前旗西白彦花，直抵古高阙塞，即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大坝沟口，该长城横贯今乌兰察布市中部。燕国长城北起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逶迤于张北与赤城之间，至河北怀来，东北到辽宁省辽阳市。在这两条长城的修筑过程中，或用人力、或用畜力运输长城的建筑材料。而长城沿线通过设置城、障、烽燧，逐步有人口迁徙而来，发展成居民点或贸易点。促进了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

　　五、驿传制度

　　先秦时期前的馆驿情况，可追溯到商周时期。但其时的今乌兰察布地区，为游牧民族占据之地，并无驿传制度的史籍记载。到战国赵武灵王时，在每隔十里、三十里和五十里的云中、代、雁门郡境内设有馆舍，普遍称为传舍。《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舍相如广成传舍”即可证明传舍的广泛设置。由于燕、赵两国向北发动战争，人们不得安居，道路运输较为繁忙，除军队作战外，有流民、商人、和北入林胡、匈奴的人群，也有林胡、匈奴南下的人群，不断奔波于道，这一切都促进传舍的增加和私人馆舍的出现。另外，在燕、赵长城的烽燧（台墩）上设有边关报警的遇有军情，点燃狼烟制度。即烽火报警，馆舍（驿馆）传递的制度。

　　六、沿途城镇

　　老虎山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镇北５公里的老虎山坡上处，是一处距今约４５００年左右父系氏族社会阶段的一座古城，古城内发现房址２２９座，最讲究的房址前有灶室，后有卧室。石砌的城墙保存较好。城址面积约为１３万平方米，北墙外挖有护城壕沟，防御体系设施较为完备，是环岱海地区草原自然路上的一座中心城址，是军事民主制时期的防御性城堡。说明当时掠夺财富战争的存在，反映了以城墙为界的地域关系还在冲击着以血缘为纽带的血亲关系，标志着适应阶级分化和集团之间抗争需要的社会变革。在古城中的山顶部平台上，有一边长约４０米的小方城，中心的最高处是石头铺地的大型建筑，就是由地位较高人群所居住。该古城的发现为城市的起源提供了实物资料。

　　延陵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张皋镇大同夭村南约２００米沙河沟地，该城是前４５３年赵国灭代国后所建。

　　且如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店子镇古城村，该城据史籍记载和文物部门推断该城建于前２５８年左右的战国中期。

　　武要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梨花镇三道营南约４公里的土城村北，古城地势较为平整，略呈西高东低，北面约１公里的大黑山南麓即为战国时期赵国的的北界长城。据考古判定为战国时期武要古城，为西汉时期所延用。就是西汉定襄郡的武要县故城。

　　战国时期所建古城的古城遗址还有：

　　土城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红砂坝镇南土城村北约５００米，平面呈长方形，东西１７３米，南北１５５米。城墙夯筑，基宽１３米，残高３米。南墙中偏西设门，宽２０米。根据暴露物判定为战国时期古城，西汉时期延用。

　　三角堡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浑源窑乡元山子村南约１公里，平面略呈等腰三角形，周长３６０米，城墙夯筑，基宽８米，残高２—４米。周围有护城壕，宽５米，深约２米。根据暴露物判定为战国时期古城，西汉时期延用。

　　双古城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镇双古城村东南约２公里处，平面呈方形，边长８０米。城墙夯筑，基宽６米，残高２—５米。南墙中部开门，宽５米。为战国晚期赵武灵王时修筑，李牧镇守之城堡。

　　不浪沟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碌碡坪的正排子村东北７．５公里处。古城北傍大黑河，东西为开阔地，分别向斗金山和平顶山延伸，东北与黑山相望，南为较宽的沟谷。根据暴露物判定为战国时期的城堡。

　　六苏木城卜子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六苏木城卜子村，在卓资山镇西约２．５公里处，古城地处环山盆地的西北方位，东南地势低洼，东临牛角川河，西视凉山，南望斧刃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根据古城遗迹及陶片判断该城始建于战国时期。

　　左卫窑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蛮汉镇左卫窑村东侧，根据出土文物和墙体推断该城为战国时期所建，为西汉、东汉时期所延用。

　　七、古道寻踪

　　周穆王西征

　　周穆王（前１００１—前９４７年），为西周第五代君王，他在文治武功上均有建树，曾命甫侯作《甫刑》，又发兵先攻打楚地，后联楚灭徐，并西征犬戎等族，“益国二十，”打开了通往大西北的草原之路。他的游踪旅迹记载于《穆天子传》中，这本书又名《周王游行记》或《穆王传》。是西晋太康二年（２８１年），西晋时期由盗墓人发现此书。出土于汲郡（今河南汲县），西晋王朝命中书监荀勖整理，《穆天子传》才得以问世。该书作者不详，大约是春秋战国时文人根据当时已流传的穆王西征犬戎的历史故事和西王母的传说以及当时人们已掌握的地理知识而编写成书的。书中详细记述了周穆王西巡途中所见所闻，及其他们长驱万里，北绝流沙，西达昆仑，历名山、游绝境，上瑶池与西王母瑶池宴饮，诗酒唱和，依依惜别的情景，它是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游记文学作品，也是第一部古代交通史。

　　周穆王的西巡率领有七萃之士（出巡随员），八骏马（交通工具）造父（驾驭手）、地理通伯夭（向导员）。他们从镐京（今河南洛阳）出发，进入河南漳水南岸，向北沿山西滹沱河之阳，首先到达犬戎居住地区。然后西行至崩国，崩人首领为他们提供了西行必需的皮货、马匹。接着他们溯黄河而上，出雁门关，又沿今京包铁路线进入今乌兰察布地区一线西行，至今内蒙古河套燕然山，继而至甘肃、青海而新疆，然后沿天山以南一线，最西到达赤乌人居住的地方（今巴基斯坦的瓦军）。西王母之乡，据《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在大地的“西极”崦嵫山（今甘肃省天水市以西），后不断西迁至葱岭西５００里，北临锡尔河。西王母是西方至高无上的女王，她热情地款待了周穆王一行。此后，周穆王还游览了与西王母相邻的许多地方，采集了当地许多珍奇、玉石、鸟兽。最后，闻徐偃王造反，才满载着中亚和西北地区的各种特产，沿原路东返镐京。

　　对于周穆王西巡的真实性史学界争议颇大，尤其对其所走的路线及其所到之处的确切地点，分歧较大，众说不一。但它确实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中原通往北方民族地区的交通意识和地理概念。这条路线是从今河南洛阳北上，经今乌兰察布地区，折西北到河套地区，再向西通往新疆、中亚的最早交通路线记载。

　　赵 武灵王拓土开疆

　　赵武灵王（？—前２９５年）战国时赵国君，名雍。前３２５—前２２９年在位。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前３０２年）进行军事改革，改穿胡服，学习骑射。陆续攻灭中山国，攻破林胡、楼烦，国势大盛。二十七年（前２９９年）传位给王子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后在内讧中被李兑围困于沙丘宫，饿死。

　　赵武灵王十九年（前３０７年），赵国决定开胡、翟之乡，向西、向北拓土开疆，推行“胡服骑射”。这一重大军事改革政策一颁布，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贵族官僚的激烈反对，但赵武灵王力排众议，坚决进行变革。使举国上下脱下祖传的宽袍大袖衣服，换上贴身精干的胡服，抛弃了笨重过时的驷马战车，组织起身佩强弓硬箭的骑兵。通过军事装备和作战方法的改革，赵国的国力日盛，军队战斗力得到加强。并在原阳（今呼和浩特市八拜古城）建骑邑，以备军作战。

　　赵武灵王二十年（前３０６年），赵国“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第二年，由“赵希并将胡、代。”二十六年（３００年），赵国出击林胡、楼烦，“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赵惠文王二年（前２９７年），作为主父的赵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赵惠文王三年（２９６年），“北地方从，代道大通。”“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后，打败北方的林胡、楼烦，扩大了北方边疆，从代地向阴山下延伸，直至高阙，修筑了长城，同时设置了云中郡、雁门郡、代郡。赵长城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是从兴和县大青山麓，向西到卓资县旗下营。此长城堵住了胡人进入山南平原的道路。赵武灵王向北拓土开疆的地区雁门、代郡，主要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其时所说的代道大通，只是军事意义上的道路，即赵武灵王进军的路线。除拓土开疆，解除北方威胁外，其长远战略目标是“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从背后袭击日益强大的秦国。而上述由民族矛盾引发的一些战争的主战场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在打败林胡、楼烦后，乌兰察布市南部成为赵国三郡的北边。所以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登大青山访赵长城遗址》一诗中咏道：“骑射胡服捍北疆，英雄不愧武灵王。”

　　李牧镇守雁门郡、代郡边地

　　李牧（？—前２２８年）赵国北边良将。他守北边时期正置赵国赵武灵王死后，又经赵孝成王六年（前２６０年）赵秦长平之战，赵国４０万士卒被秦国的白起坑杀，军力大减。据《史记》卷八十一《李牧传》记载，李牧率兵常驻雁门、代郡，防备匈奴。他采取“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的防守策略，不与匈奴正面交锋，以逸待劳。养兵十数年，备战车１０００余乘，精骑１．３万匹，破敌擒将之勇士５万人，善射者１０万人，大加操练。在今乌兰察布市的察右中旗、凉城县、卓资县留有李牧镇守时的边堡。李牧采取诱敌深入之计，使民众四出，牲畜遍野。匈奴小股骑兵入边，赵兵佯败，遗留数千人任凭匈奴杀略。匈奴单于闻知，放掉戒心，率大军进入赵国境内。李牧多设奇阵，左右夹击，大破匈奴，杀十余万骑，单于率众逃奔。此后十余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城。赵国又乘胜北灭襜褴，东破东胡，西降林胡，赵国北边的危急局势得到了控制。秦始皇十八年（前２２９年），秦将王翦率军攻赵，惧怕李牧善用兵，用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行反间计杀死李牧。第二年，秦灭赵国，版图并入于秦。

　　李牧镇守赵国雁门、代郡边地，为今乌兰察布市境内赵长城以南的地区，匈奴南下掠边路线和李牧北击匈奴的路线，皆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该地区是当时在阴山南北作战的军事通道。

阴山古道-第二章　秦西汉时期

　　一、古道路线

　　辽西经代郡、雁门郡至九原的驰道

　　从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北）西北行，经右北平郡（治无终，今河北省蓟县）、渔阳郡（治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上谷郡（治沮阳，今河北省怀来东南）、代郡（治代县，今河北省蔚县南）、雁门郡（治善无，今山西省右玉县南）北经沃阳县（雁门郡辖县，治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双古城古城）向西北经云中郡（治云中，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北古城村古城），至九原（今包头市麻池古城）。

　　这条道路与代郡的延陵、且如县，与雁门郡的强阴、武要等县相连接，可视为支路，而通过上述边境县可出边，通向阴山以北地区，进入匈奴。由九原起，南与秦直道相连接，直达云阳，云阳有驰道通向咸阳。此道在西汉时期继续沿用。

　　云中郡经雁门郡至河东郡的道路

　　从云中郡起，经雁门郡、太原郡至河东郡。秦朝驰道，西汉时期继续延用。

　　雁门郡至匈奴单于庭道

　　据《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元朔六年（前１２３年）春二月，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万余骑出定襄”大败匈奴，还“定襄、云中、雁门”。夏四月“卫青复将六将军绝幕（幕，沙漠，“绝幕”，北渡沙漠中），大克获”。卫青出军及还军路线，应从雁门郡北出，经沃阳县、定襄郡成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云中郡原阳（今呼和浩特市八拜古城）、北舆（今呼和浩特市郊塔布罗海古城），越阴山，至匈奴漠南单于庭（匈奴漠南单于庭其时当在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即灰腾梁一带）。

　　聂壹（《史记》为聂翁壹，《汉书》为聂壹）北上匈奴的路线

　　从马邑出发，经武州塞（今山西省大同市西），出雁门郡北（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卓资县一带），后又北到单于台（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一带）。

　　汉武帝北登单于台路线

　　从云阳出发，经上郡、西河、五原、向东北出长城，北登单于台（今乌兰察布市辉腾勒一带），后又至朔方，临北河。这条路线因是汉武帝耀塞之路，并非走直线到单于台，而是从西折向东北，后又返向西面的朔方郡。

　　王昭君出塞路线

　　据陈直先生考证为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出发，经太原，北上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镇）入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西南边后，进入今和林格尔县、托克托县、五原县、入光禄塞。

　　二、人口迁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２２１年），秦灭韩、魏、赵、燕、楚、齐六国，结束了战国七雄纷争的局面，秦王赢政称始皇帝，建立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朝。秦始皇三十二年（前２１５年），他派大将蒙恬率兵３０万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今鄂尔多斯市地区）后，匈奴头曼单于率众北徙阴山北，秦朝之疆域扩展到阴山南麓、黄河北岸一带。为了进一步完善春秋战国以来的郡县制度，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继续推行郡县制度。今乌兰察布市南部地区隶属雁门、代郡和云中郡。为加强对北部边疆的统治，实行徙民、徙谪政策。并接受匈奴、乌桓民族内迁。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前２１４年），“西北逐斥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初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徙谪，实之初县。”而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等秦长城以北地区隶属于匈奴单于国。形成了以长城为界，其南为中国古代农耕民族国家，其北为游牧民族国家。正如《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记载汉文帝致匈奴单于书所言：“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南，冠带之室，朕亦制之。”精辟地说明了长城南北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疆界事实。其时，今乌兰察布市南部地区居住着从中原迁徙来的华夏人，在秦朝的管辖下，从事农耕和畜牧业等生产活动。阴山北麓今乌兰察布北部地区，则生活着游牧的匈奴人。秦二世元年（前２０９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爆发第一次农民起义这一年，匈奴的冒顿当了单于，立即开始向邻部发动征服战争，使其疆域范围北抵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西达天山南北；东至辽东平原，南至山西、河北北部、陕北及河套地区，包括黄河以南及以东的地区。建立起空前强大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游牧民族政权—匈奴单于国。其时，今乌兰察布市所辖大部分地区均属匈奴单于国统辖。实行左、中、右三部区划制，今乌兰察布地区属于中部，也是匈奴最高首领单于的游牧地。

　　前２０６年，刘邦灭秦，被项羽封为汉王。他在前２０２年的楚汉战争中获胜，建立了汉朝，史称西汉。西汉高祖十年（前１９７年），西汉大将樊哙收复代郡、雁门郡、云中郡等大片地区，今乌兰察布市南部地区属之。到汉武帝时期，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北击匈奴，到西汉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出现了“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今整个乌兰察布地区皆隶属于西汉管辖，其后北方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其间，人口迁徙超过秦朝时期，主要采取三种方式进行移民屯垦。一是有计划地大规模移民，并鼓励、扶植内陆贫民自愿前往垦殖和屯田；二是发配罪犯及其家属屯边；如在西汉元狩五年（前１１８年），汉武帝“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三是推行军屯，汉武帝时开始“设屯戍以守之。”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年），骁骑将军李广屯云中，车骑将军程不识屯雁门长达半年。在设军屯增强边防的同时，也开发了北边（包括今乌兰察布地区）的农业，军屯日久，久居不返，逐步形成城镇、村庄和新兴的农业区，这是人口迁徙的结果。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９年）后，王莽为显示新莽政权的权威，对匈奴进行凌辱和欺压，激化了民族矛盾，造成匈奴南下扰边，掳掠人口，加速了王莽政权的灭亡。

　　三、交通工具

　　畜力

　　秦西汉时期的畜力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和牛。匈奴的畜力交通工具主要为马，作为战骑；此外还有橐驼、骡、驴、駃騠、騊駼、騱。

　　匈奴的车辆

　　车辆是匈奴日常交通工具和军事运输工具。《盐铁论·散不足》中有描绘匈奴人转牧场时的情景说：“胡车（匈奴车）相随而鸣。”《汉书》卷八十七《杨雄传》也说：“砰轒輼破穹庐”一语，“轒輼”就是匈奴车。描写的是卫青、霍去病出朔方、定襄北击匈奴，如疾风、雷霆，匈奴人速拆毡帐、驾车逃奔的情景。阴山曾是匈奴民族长期活动的地区，阴山山脉中的车辆岩画与匈奴的早期历史密切相关。从凿刻在阴山中的车辆岩画，说明早在战国之前就会造车。到了秦西汉时期，匈奴的造车技术已很发达。匈奴的造车业，对于北方草原及欧亚大陆以北的造车业有一定影响，特别是从阴山等地区岩画与欧亚大陆北部的岩画相近似中，反映了这些地区在古代文化上存在一定的关系。

　　中原传入的车辆

　　秦西汉时期，从中原进入大漠南北的中原车辆，在大漠南北均可见到，如有秦朝的驷马车，汉朝的小车、战车、大车、轺车等。

　　小车，也叫轻车或戎车。但与先秦时期相比较，多发展为双辕车，车的使用范围也有所扩大。有盖有帷，可以坐卧。

　　大车，即牛车，也叫方箱车。车体长，有的带棚盖，有的不带棚盖。这种牛拉大车，可用于载人，但主要用于运载货物。牛车双辕，均为直辕，与今之大车相似。车箱为方箱，故称方箱车。牛车主要用以运输货物，中原商贾使用最多。在西汉初官府已出现用牛来驾车，如《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自天子不能俱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至汉武帝时用牛驾车多了起来，《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载“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末，诸侯贫弱者至乘牛车。”可知牛车在官府服用应始于西汉初期。

　　战车，即用来作战的车辆。每辆战车为一“乘”，包括车上和徒步随车的士兵。武帝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卫青从定襄“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阵而待，于是令武刚车（即兵车的一种）自环为营”。裴骃集解引《孙吴兵法》曰：“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

　　轺车，即有伞盖，四面敞露的车，为一般官吏乘坐。此外，还有辎车，车箱象一间小屋子，一般为贵族妇女乘坐。輂车是车身与驾牛的大车基本一致，却用马来拉，则称之为輂车。西汉末年还出现了独轮车。

　　四、道路运输

　　辎重运输

　　在秦西汉时期，“士能弯弓，尽为甲骑”亦兵亦牧，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匈奴，在作战时辎重运输较为简便。因匈奴全为骑兵，而无车兵、步兵，所以匈奴骑兵远征，他们的后勤供应主要由随军的家属成员，即老者和妇女赶看牛、羊、马、骡驴随行，以水草为仓廪，提供肉食、干酪和乳浆，无需建立军粮仓库，或用畜力及车运粮。马匹是匈奴骑兵的坐骑，又是武器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因此，匈奴在战争中的辎重运输较汉军简便、轻快。

　　秦西汉在北攻匈奴时，运输辎重负担极重。据《汉书》卷六十四《严安传》载：“使蒙恬将兵以北攻疆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飞刍挽粟以随其后”，由役卒和刑徒从“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西汉时，军队出师有专人负责后勤转输。西汉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转者”，即“转运之士”，可见辎重运输队伍之庞大，其辎重车辆也不断增长。汉军转输一般都用大车，即牛车。王莽伐匈奴，严尤谏曰：“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日赍食，加二十斛，重矣。”用牛车运输，每车所载一般为二十五斛（一斛约合３０公斤）。

　　粮食运输

　　秦西汉时期，在与北方匈奴交战中，军需接济为一大难题。西汉为供应军粮之运输。由于耗费人力过多，以致“吏民并给转输，田事颇废，”后由官府出资雇用民间运力，其结果“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即运输费）。”汉武帝对匈奴河套之战后，占领了河套，先后动员了数十万贫民、戍卒、田卒开垦河套。这样才使北方驻防军队和移民的粮食可以就地供应。

　　修筑长城工程运输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防备匈奴南下，将战国时的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联接起来，“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号称“万里长城。”即利用地势，修缮、增补秦、赵、燕长城。在阴山北麓新筑秦长城。汉武帝北击匈奴后，扩建修缮长城，汉朝南长城大体呈东西走向，由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进入兴和县高庙子、大同窑、张皋镇二台村，至察右前旗巴音塔拉、平地泉镇、呼和乌素口子村，又向西进入丰镇市麻迷图乡四合义村北，再折向西进入卓资县麻地卜子乡，向西进入三道营和旗下营镇，入呼和浩特市。其中，呼和乌素口子村和麻地卜子乡段，夯土墙基为３．５—４米左右。）

　　在今乌兰察布境内长城修建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土、石。土、石的需要量很大，一般为就地取材，有石材的地方，采集石料砌筑。在丘陵、黄土地带则就地取土，或掺碎石夯筑。在修筑过程中，运输建筑材料有以下几种方式。以人背、肩扛、筐挑、拉抬等办法，把大量材料运集至修城处或用传递方法，排成长队，依次用筐传递上去；利用当时已有的手推车，在比较平缓的山坡路段搬运；同时，也利用畜力代替人力运输。

　　五、驿传制度

　　秦统一全国后，设“车府令”和邮传政，完成诏令以及奏章等事宜。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以后又增至四十四郡，郡下设县，县下有乡，乡下有亭、里。亭长、里长是最基层的官吏。按照秦朝法律，十里一乡，乡下设亭，主亭之吏称为亭长。亭长主要负责主管旅客住宿的亭，实际上是设在村镇中的馆舍。同时，亭长还要负责以亭为中心的当地居民的治安和争讼事宜。

　　西汉时期车马之政多承秦制，中央由太仆掌管。地方的车马之政由县令（尉、守）辖管。而亭长一职多由服过兵役的人担任，除了经理管辖亭，以供行人食宿外，还负责“禁捕盗贼”的治安保卫工作和治理争讼事宜。亭不仅是旅客食宿之地方，还起到基层权力机关的作用。关于亭的设置数量，“其民稠则不足十里便设，民稀则可逾十里而设。”西汉时期，全国共有近三万个亭，如匈奴军臣单于在快到马邑时攻下的亭即设有亭长。西汉时期对亭的保护和维修非常重视，规定凡是乡亭漏败、垣墙颓圮、治理不当者，亭长属不称职，先自劾责，然后免职。

　　西汉时期的邮，是传送文书的机关，只限于郡、县各级行政机构间普通文书传递，也包括向朝廷上封事或奏疏等，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因地临边境，传送书信的人是燧长或燧卒，和亭长的职能类似。邮舍可供人住宿，邮是五里一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在郡设督邮监督检查邮的工作。因督邮是有实权的官吏，需经常到辖区的邮巡行检查，所以借机向百姓敲诈勒索的事也屡见不鲜，以邮人对邮管理的好坏而定工作之成绩。驿也是一种传达消息的设施，主要为传递书信的人提供交通工具，传书人是发出书信的人派遣的专使，即驿使。驿站的马匹车辆专供驿使服务。但用车辆时很少，用马匹时较多。驿站的驿卒担任劳务和警戒，遇有驿使因病或其它原因不能继续前行时，驿卒有责任代驿使传递书信。驿站每三十里设一处，除公家设置驿站外，还有私人设置驿站的。如《汉书》卷九十《酷吏传》记载王舒下令“郡县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像这种私人驿站则是临时性的。而西汉时期的传，则专供车辆，有“驿供马，传供车”之说。传有四种，《汉书》卷一《高帝纪》注中说：“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乘传。根据西汉时期的法律，到传舍使用车辆的过往官员，必须持有木制的传信，经查验后才能供给车辆。这种木传信长一尺五寸，上面盖有御吏大夫印章的封记。在四种传中，用乘传者，木信上有三道封记；如果赶路的官员有约定时间期限的话，则有四道封记。传与驿同设一地，亦三十里一置。说明西汉时期的驿传制度是：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驿一传。

　　六、沿途城镇

　　根据考古证实，乌兰察布市境内有秦西汉时期古城１５座，汉边堡２座，其中确定其城名的有４座，这些城镇多数地处交通要道。重要的古城如下：

　　延陵县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城西南２０公里处的张皋镇大同窑村。战国时期修建，《史记》载“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其中就包括代郡之延陵城。秦汉时期该城仍隶属代郡。东汉末年,经卢芳之乱后“边县并废”，设置在北方边塞的郡县因战乱而荒废，延陵县城存在了５００年的历史。该城分大小两城，大城城墙周长约４０００米；小城南墙６５０米，残高约２米。大城被文物考古部门认定为延陵县城，出土文物亦多为秦、西汉时期的遗物。

　　且如县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东南部４０公里处的店子镇南湾村古城。经文物部门考查，城迹大部分毁废，部分城墙有历代修复的迹象，现遗存的西城门及城楼（俗称西楼阁），还有部分东城墙和南城墩（俗称大墩子），为秦汉时期所筑，西洋河从西向东沿北城墙流过，汇合于东洋河（今兴和县后河下游，汉朝称为于延水）。文物考古部门推断该城为战国中期所建，应是汉朝时期的且如县城。

　　沃阳县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双古城村东南约１公里处。整个城平面呈长方形，中有一墙，将城分为南北两城，所以俗称为双古城。该城城墙剩余部分残高１—６米，南城西墙长２５０米，北城西墙２４４米，东西宽为３２７米，古城总面积１６１４６８平方米。二城隔墙中间有门，城墙为土质夯筑，墙外６米处有城壕一条。与战国赵国时期双古城古城隔河相望。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卷三《河水》记载：“一水东北流，谓之沃水，又东经沃阳县故城南，北俗谓之可不埿城，王莽之敬阳也。”又云：“沃水又东北流，注盐池。《地理志》曰：盐泽在东北者也。今盐池西去沃阳故城六十五里，池水澄渟，渊而不流，东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较准确地记述了西汉时期沃阳县城的方位，沃水应为今凉城县境内的弓坝河，沃阳县故城应在弓坝河北岸，盐泽即今凉城县境内的岱海，距双古城遗址恰好６５里，考古界认定此城为西汉时期雁门郡的沃阳县城。

　　武要县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梨花镇三道营南约４公里的土城村北，古城分东西二城，其中西城东西４８０米，南北６９０米，城墙残高５—８米，宽８—１２米，均为土构筑，城北部保存有院落遗址和建筑基础多处，根据出土文物判定该城时间应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依据郦道元《水经注》和《魏书》记载，判定为西汉定襄郡之武要县城。

　　难以确定为秦西汉时期何古城的古城遗址有以下几座：

　　不浪沟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碌碡坪的正排子村东北７．５公里处。占地面积８万平方米，有残存城墙３４０米。城西北角有庙宇，城南有练兵场遗迹。现已全部成为耕地，并在一段城墙上开通水渠。在古城断崖处暴露有文化层痕迹，厚１．７米，土质坚硬，内含物有陶片、瓦片等，地表也有暴露遗物砖块、瓦片、陶片、瓷片等。根据暴露物判定为战国时期所建城堡，汉朝时期重新加固延用。

　　六苏木城卜子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六苏木城卜子村，在卓资山镇西约２．５公里处。古城面积为３万平方米，古城仅残存四面城墙。西墙长１６５米，北墙、南墙长１７０米，东墙长１７５米。城墙为夯土筑，城墙断面夯层十分明显。在城址地表及城墙周围有散抛的陶片。征集遗物有铜箭头１枚，呈三棱形，尖锐，工艺精细。根据古城遗迹及陶片判断，城卜子古城始建于战国，汉朝重新加固延用。

　　向阳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化德县长顺镇向阳村东，平面呈长方形，长２００米，宽１５０米。东南北城墙保存较好。出土有板瓦、瓦当及陶器残片。文物部门推断为汉朝古城建筑遗址。

　　口子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口子村，古城分内、外城，外城平面呈方形，边长２３０米；四角有方形角台址，边长约３０米。内城位于外城西北角，平面呈方形，边长约１００米；四角有方形角台址，边长１４—１８米，残高１．９—３．２米。城墙均为夯筑，基宽约１１米，残高２—３米，门址不清。

　　土城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红砂坝镇南土城村北约５００米，战国赵国古城，西汉延用。

　　三角堡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浑源窑乡元山子村南约１公里，战国赵国古城，西汉延用。

　　索岱沟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麦胡图镇索岱沟村西。古城呈长方形，东西３００米，南北６００米，城垣残高１—１．５米，土墙夯筑，夯层约０．１５米。采集有绳纹瓦当，绳纹罐，斜折沿陶盆。该古城破坏严重。据文物部门推断为汉朝古城遗址。

　　六苏木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政府所在地东约２５０米处。古城呈长方形，东西４５０米，南北３００米，文化层厚约２．９米。采集有敛口鼓腹罐，折沿鼓腹陶盆，绿釉瓷瓮、黄釉瓷罐等。该古城亦破坏严重，据文物部门推断为汉朝古城遗址。

　　左卫窑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蛮汉镇左卫窑村东侧。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５００米，东西３００米，东南西三面城墙基本完好。墙为土质夯筑，高３—５米。墙基宽都为１１．５米，城址四角有角楼突出城墙之外，楼基为正方形。边长１３米，墙残高７米。出土有砖瓦、陶器、铁器、有铁锸一件，均为汉朝遗物。根据推断该城上限不会超过战国秦朝，应为西汉至东汉时期古城。

　　天成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天成乡土城村西北。古城呈正方形，边长１５０米，土墙为夯筑，残高１—１．８米，约在方圆１公里的地面上常有古代文物发现，有筒瓦、夯锤、陶片等，曾发掘出陶瓮、陶片、瓷片、刀币、五铢、天禧通宝、政和通宝等古钱币，以及铁铤三棱铜镞、石磨盘、釉陶器等遗物。推测此座古城可能为汉朝雁门郡之属邑，到辽金时荒废。

　　板城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镇板城村东侧。古城残存东墙３６０米，北墙１５０米，残高０．４—０．９米。为黄土夯筑，夯层０．１—０．１５米。采集有长颈壶、折腹钵，绳纹鼓腹罐等。古城破坏严重，地上砖瓦陶片俯拾皆是。城址面积较大，有防御性土墙一道，长约２．５公里。推测板城古城遗址是汉朝时城址。

　　大阳卜子边堡遗址，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乌兰哈页苏木大阳卜子村东南２公里处。遗址外城墙长７５米，宽５５米，高５米；内城墙长５５米，宽５０米，高４米。经考证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边堡。

　　土城边堡遗址，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乌兰哈页苏木乡永生堂村南０．５公里处，经考证为西汉时期的边堡。

　　七、古道寻踪

　　马邑之谋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年），匈奴军臣单于派使者要求和亲。汉武帝刘彻其年二十二岁，开始亲临朝政。他拜田蚡为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为抵御匈奴，他派李广屯云中，程不识屯雁门，防守北方。此时单于要求和亲，汉武帝叫大臣们商议。将军王恢说：“过去朝廷同匈奴和亲，将公主嫁给单于，可匈奴不守盟约，侵犯边界，不如不许，兴兵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说：“千里而战，兵不获利，击之不便，不如和亲。”包括丞相田蚡在内的大臣多数赞同韩安国之议，于是汉武帝允许与匈奴和亲。

　　元光二年（前１３３年），雁门郡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商人聂壹（《史记》为聂翁壹）向王恢献计：“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王恢又把这个主意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同意了王恢反攻匈奴的主意。于是王恢暗中让聂壹到匈奴，对单于说：“我能斩马邑丞吏，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军臣单于听信了聂壹的话。先派几个心腹使者跟随聂壹到马邑去，单等聂壹杀了官员，就发兵进去。聂壹回到马邑后，杀了几个囚犯，把人头挂在城上，说是马邑长吏的脑袋，以示单于的使者。匈奴使者回到匈奴对单于说：“马邑长吏已死，可发兵来。”于是单于穿塞率兵十万余骑，入武州塞（今山西省大同市西至左云县一带）。当离马邑还有一百多里地，只见遍野牲口，不见一人。单于起了疑。攻下一个亭，捉住一个武州的尉史。尉史告诉单于说：“汉兵数十万伏马邑城下。”军臣单于一听，立即下令，全军撤退。

　　其时，西汉以韩安国、公孙贺为将一路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另一路由王恢、李息、李广带着两三万人马抄出代郡去断匈奴的归路，当听到匈奴军到了武州就退了回去。他们率军在没有见到匈奴就退回来。韩安国他们在马邑等了一些时候，一听到匈奴逃回，就改变计划，率大军追了上去，未追及仍还。王恢、韩安国、公孙贺、李息、李广率兵回长安后，汉武帝责备王恢放走了匈奴，未与匈奴出边作战，叫廷尉治他的罪，王恢在监狱里自杀身亡，而韩安国等都被免罪。就这是历史上的“马邑之谋”。马邑之谋虽未取得成功，但它揭开了西汉反击匈奴的序幕。

　　马邑之谋的整个活动主要不是在马邑进行的，而主要在武州塞外今乌兰察布地区进行的。聂壹两次从马邑出武州塞，到军臣单于庭，路经今乌兰察布市南部，而单于庭在今乌兰察布市北部辉腾锡勒一带。军臣单于率匈奴大军南下和北还亦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进行。王恢等军抄出代郡准备包抄匈奴军亦在今乌兰察布市地区北上。因此，在西汉时期，今乌兰察布地区既是匈奴的大本营，也是西汉的北疆防线，又是汉、匈奴双方民族碰撞和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

　　西汉北击匈奴

　　元光五年（前１３０年）春，汉发士卒万人治雁门道，整治雁门险阻之目的，是为日后向北出兵提供方便。其主要在今凉城县、卓资县及察右后旗境内的雁门郡北方，整修道路，打通阻险。次年春，匈奴攻入上谷，“杀略吏民”，汉遣卫青等四将军分道出云中、雁门（含今乌兰察布南部）、代（含今乌兰察布市东南部），上谷，合击匈奴。除卫青出上谷，兵至龙城，得首虏七百人而外，毫无战果。甚至出代一路汉军七千余人被匈奴击败。号称“飞将军”的李广在雁门被匈奴生俘。这一年的冬天，匈奴又几次攻入边关，而渔阳（今河北省密云县西北）地区尤为危急。元朔元年（前１２８年）秋，匈奴又发动了从雁门到辽西一线的全面战略性大进攻，他们一举突破长城关塞，分兵三路，同时出击。左路二万余骑至辽西，杀太守，略边人二千余人；中路入渔阳，击败太守军千余人，屯驻在那里的韩安国被伤，入边不敢复出；右路入雁门，杀略千余人，汉只使卫青、李息以数万兵力出雁门、代一线，进行反击，仅“得首虏数千人”，而渔阳、辽两侧不敢派出一兵予以救援。元朔二年（前１２７年），匈奴继续进兵渔阳、上谷，“杀略吏民千余人”，侵占了西汉上谷郡的斗辟县造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地区。而在西线匈奴却失利，西汉占取了河南地（今鄂尔多斯市地区、巴彦淖尔市和包头地区），西汉即在此设五原、朔方郡。元朔五年（前１２４年）春，西汉以卫青为大将军，统六将军，兵十万余，出朔方，击败匈奴右贤王军，俘稗小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对于这次战争的损失，匈奴人除了在这一年秋，进兵代郡，杀死都尉朱英，略千余人外，不敢发动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而西汉却在元朔六年（前１２３年）二月，以卫青为大将军的六军，在曾被拘留匈奴十余年的张骞作向导，统率十余万骑出定襄（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北击匈奴，斩匈奴三千余级，然后回师于云中、定襄、雁门，休息士马。四月，再出定襄百里以击匈奴。这次战争西汉与匈奴双方都负出残重的代价。元狩二年（前１２１年）三月，汉以骠骑将军霍去病统兵万余骑，从陇西出击匈奴，共计获首虏四万八千余级；而西汉付出的代价是“师大率减什三”，伤士不少。在东边西汉的代郡、雁门郡，都受到了匈奴攻掠。元狩三年（前１２０年）秋，匈奴入定襄、右北平，杀略千余人。第二年春，西汉即以十万骑兵两路出击。卫青统四路将兵五万骑出定襄；霍去病率五万骑兵出代郡。这次战斗中，汉军杀匈奴军八、九万，“而汉士物（亡）故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

　　在今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凉城县、卓资县等地，现存有汉朝的城堡遗址，是这一时期在雁门郡屯兵的实证，是西汉对匈奴作战的根据地。而西汉被称为雁门将军的李广，长期镇守于此，而位于阴山之北的今乌兰察布市北部地区则是匈奴的牧地，无论匈奴军南下，还是西汉军北上，今乌兰察布地区是双方之必经之路。经过上述大规模的战争，使双方精力耗尽，奠定了匈奴“藩汉于臣”的基础，使汉匈双方都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

　　阴山道上单于台

　　在匈奴和西汉之间或友好往来，或进行战争，西汉同匈奴中部单于庭发生的关系最为频繁。匈奴诸王凡重大行动都要请示单于后，方可实施，无论匈奴南下或西汉北上都要经过阴山道，即匈奴从单于台发布令命或直接出兵下南。或西汉顺阴山道北上，大都要路经今乌兰察布地区。西汉初期，发生的“白登之围”，“马邑之谋”“龙城之战”、“阴北之战”等重大历史事件，都与中部单于庭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匈奴国的政权中心和大单于的驻跸地是在单于台附近一带。单于台设于何处，我们从史籍记载可知在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一带（亦称灰腾梁或奎腾梁），系蒙古语，意为“寒冷的山梁”。即后来鲜卑人称之为九十九泉，辽契丹人称为百泉湖、百岭泉或九十九泉，金女真称为九十九泉或官山，也合称为官山九十九泉，蒙古汗国及元朝时称之为九十九个海子，清朝称之为伊伦伊孙泊或敖伦淖尔，译为汉语亦为九十九泉。

　　唐朝史学家杜佑的《通典》记载单于台在“云州云中县西北百余里。”唐朝宪宗时大臣李吉甫在其遗著《元和郡县图》卷十四《云州·云中县·单于台》中记为“单于台在县西北四十余里。汉武帝元封元年，勒兵十八万骑，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即此地。”而元朝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的注释和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都采用了杜佑观点，即在今山西省大同市西北百余里。北宋时地理学家乐史在地理书《太平寰宇记》中记述为单于台在河东道云州的云中县“西北四百二十里。”按今遗迹秦长城从今辉腾锡勒西南麓，折向东南，经卓资县南部山区、丰镇市北部、察右前旗南部、兴和县南部而进入河北省境内；而汉武帝修缮的汉南长城是从今呼和浩特市进入卓资县旗下营镇、经三道营乡、麻地卜乡，向东入丰镇麻迷图乡四合义村北而进入察右前旗呼和乌素口子村、平地泉、巴音塔拉，然后入兴和县张皋镇、大同窑、高庙子，然后延伸入河北张家口地区。汉朝的外长城不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从秦汉时的长城及其今乌兰察布南部属汉朝代郡、雁门郡北端，代郡、雁门郡、云中郡北方为匈奴直辖的地区，即《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所言“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来判定，《太平寰宇记》的定位基本符合单于台的位置。《归绥道志》卷十四《古迹》亦载，在“察哈尔界，俗称议事台。”

　　另据《隋书》卷八十四《北狄列传》隋炀帝大业三年（６０７年）北巡突厥启民可汗牙帐时。写下了“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的诗句，可知当时突厥启民可汗的牙帐设于西汉时单于台处。而启民可汗牙帐的位置据张文生、曹永年《隋炀帝启民可汗牙帐考》一文认定在灰腾梁（辉腾锡勒）地区。而《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记载“荒干水出塞外。”《水经注》卷三《河水》中记载：“又有芒干水出塞外，南经钟山，山即阴山。”荒干水即芒干水，为今大黑河，大黑河发源于辉腾锡勒地区，西汉时的单于台即设于今大黑河的发源地区。匈奴的冒顿、老上、军臣三代单于的单于庭一直设在单于台附近地区。时间为前２０９年到前１２６年。

　　西汉高祖九年（前２０１年），匈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驻守马邑的韩王信投降匈奴。冒顿单于立即在“草木茂盛，多禽兽”的“苑囿”之地，即九十九泉地区集结兵马后，沿阴山道南下，进入到桑干河流域的代谷地区，引兵攻占太原，至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古城营）。汉高祖十年（前２００年）冬，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抵御。冒顿单于率精兵４０万骑，围困刘邦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境内）七日。刘邦采用陈平之计，使人以财物买通单于阏氏，才得逃脱。“白登之围”的结果使汉匈转为和亲。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１３３年），汉武帝采纳王恢计，使聂壹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匈奴军臣单于。军臣单于将兵十万，入武州塞（今山西省大同市西至左云县一带），汉朝则伏兵三十余万于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附近山谷中，企图一举消灭匈奴主力。军臣单于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察觉汉有伏兵，乃攻亭，得雁门尉史，知汉谋，大惊，急令退兵。”“马邑之谋”这一事件使汉匈关系从和亲走向战争，揭开了西汉反击匈奴的序幕。无论是聂壹前去诱骗军臣单于的路线和匈奴南下的路线，都是沿着阴山道北上或南下，中经武州塞。因此，其时匈奴单于庭仍在代郡、雁门郡北的单于台一带。

　　汉武帝元光六年（前１２９年）春，匈奴攻入上谷杀略吏民。汉武帝遣四位将军各率万骑，分四路出击匈奴：卫青出上谷，公孙贺出云中，公孙敖出代郡，李广出雁门。此四路军只有卫青战至龙城，斩首虏七百，他人无功而还。此次“龙城之战”卫青从上谷包抄的主要范围亦在今辉腾锡勒地区。

　　汉武帝元朔六年（前１２３年）春，汉武帝又遣卫青率领公孙贺、侯敖、苏建、李广、赵信等大将军，将十万余骑出定襄，乘胜击匈奴，杀死匈奴一万九千余人。而汉亦损失较大，阵亡两位将军，死伤三千余骑。右将军苏建只身脱归，前将军赵信却叛降匈奴。此次“阴北之战”汉军从阴山东段，进攻大单于驻地，西汉军队直指今辉腾锡勒及其周边地区。通过此役，匈奴失去了河套及整个阴山地区，损失极大，“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位于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单于台见证了匈奴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

　　李广进军匈奴

　　李广（？—前１１９年）西汉名将。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北）人。善骑射，文帝时，参加反击匈奴贵族攻掠的战争，为郎、武骑常侍。景帝、武帝时，任雁门、代郡、云中等郡太守。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年）为卫尉，后任右北平太守，匈奴数年不敢攻扰，称之为“飞将军”。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随大将军卫青攻匈奴，以失道被责，自杀。

　　李广在元光二年（前１３３年）的西汉“马邑之谋”中，为骁骑将军，曾将兵从今乌兰察布地区出代郡击匈奴，无功而还。元光六年（１２９年），因匈奴屡次犯边，汉武帝派四个将军率四万兵马，分四路去对付匈奴。卫青从正面去救上谷，公孙敖从代郡出发，公孙贺从云中出发，李广从雁门出发。匈奴最怕李广，所以将李广这路军作为重点攻击的对象。李广因匈奴兵多被打败，李广本人也被匈奴生擒。李广在半路夺得胡儿马，射杀追骑而逃归。按律当斩，后赎为庶人。他在家闭居几年后，又被汉朝任用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听说李广居右北平郡，数年不敢入掠该地。

　　元朔六年（前１２３年），李广又随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卫青从定襄（治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境内）向北进兵，而派李广东绕今乌兰察布地区进兵，指定日期在漠北会齐。卫青北出后过了几天才找到匈奴大营，经激战，匈奴单于向西北方向逃去，匈奴兵四散逃跑。卫青军三天追了二百余里，没追上单于。一直打到了寘颜山的赵信城，获得匈奴的一些粮草后，返回漠南。卫青回到漠南，才遇上李广和赵食其的军队。大将军卫青责问他们误了期限，都该定罪，并派人审问李广他们行军误期的案子。李广于是对手下的将士们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然后就自杀了。士兵们一向敬爱李广，听到他死了，全都痛哭。百姓知道者，也皆为之垂涕。而右将军赵食其拿钱来赎罪，罚做平民。

　　上述李广军三次对匈奴的作战，都是从今乌兰察布地区北出的，而且李广曾作过这一带的太守，所以李广进军、还军路线，亦经今乌兰察布地区。李广素以关爱士兵、勇敢善战著称，但最终不仅未得到封候，还落了个自杀的下场。所以史学家司马迁用同情的口气道，李将军“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直到唐朝还有人为李广鸣不平道：“李广功高竟不侯。”

　　汉武帝北登单于台

　　汉武帝（前１５６—前８７年）即刘彻，西汉皇帝，汉景帝子。前１４０—前８７年在位。他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加强思想控制，削弱诸侯割据势力。设刺史加强控制地方，把盐铁、铸钱收归官营，由政府掌握运输、贸易，兴修水利，移民屯田，促进农业的发展。派张骞两次通西域，用卫青、霍去病为大将，北击匈奴，保障了内陆的生产和人民生活。他是西汉时武功最盛的皇帝，但由于挥霍无度，徭役繁重，农民破产流亡，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１１０年），出汉南长城，北上单于台的情况如下：

　　汉武帝在元封元年（前１１０年），为了威震匈奴，他出长城，北登单于台，时年４６岁，正当壮年之际，耀武于北方，其时，经过对匈奴的三次大规模的作战，已经为“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漠南）无王庭。”据《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元封元年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即漠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詟焉。”

　　他这次北登单于台，西汉王朝也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了，虽然匈奴称臣于汉，但也至使西汉王朝从此步入了下坡路。所以在隋朝时，隋炀帝来到今辉腾锡勒地区，在突厥启民可汗牙帐赋诗，带有嘲笑的口气说汉武帝“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王昭君出塞

　　王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省）人，名嫱，字昭君，晋避司马昭讳，改称为明妃或明君。西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前３３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求和亲，她自请嫁匈奴。入匈奴后，被呼韩邪单于封为宁胡阏氏。呼韩邪死后，其前阏氏子代立，西汉成帝命她从胡俗，复为后单于的阏氏。对西汉和匈奴的和好关系，曾起了一定的作用。据《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记载：王昭君出塞和亲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无）干戈之役。”

　　关于王昭君出塞的线路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在《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中只有呼韩邪单于朝汉的路线：“呼韩邪单于款五原，愿朝三年，正月，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单于就邸，留月余，遣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雉鹿塞。”从上文可知呼朝邪单于入朝归国路线是从甘泉宫出发，经高奴（今陕西省延安市西北），北地、上郡、西河，出雉鹿塞、保汉受降城，这条路线也许是王昭君出塞的路线。

　　但是据考证，王昭君出塞的路线应是，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出发，经今太原、杀虎口、凉城、和林格尔、九原（今包头地区）至汉受降城（西受降城）。据陈直先生《汉书新证》中记载：“归化、杀虎口出土单于和亲砖铭刻，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来央。”为西汉初之文物。近年来在呼和浩特地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包头市地区的古城或古墓葬中曾多次出土有关“单于和亲”、“单于天降”、“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铭文的瓦当，经考古学家断定，为西汉晚期的书体，与王昭君出塞时间相符。还在山西省杀虎口和凉城县交界处的佛爷栈发现有西汉时期的“往来咸宜”石刻，此地为秦朝驰道经过之处。又因王昭君出塞时辎重、扈从、兵马、车辆甚多，沿途迎送供应有极大的方便条件和保障。断定是从长安出发，经太原、杀虎口、凉城县、和林格尔县、托克托县、五原县入光禄塞的。也就是说王昭君出塞擦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西南双古城边界而过。